哥白尼式的革命 逻辑理论研究（节选）

1.思想与题材的关系 [1] [2]

没有人会怀疑，思想，至少反省性的（区别于有时所谓的构建性的）思想，是派生性的、第二位的。它出现在某种东西之后并源于某种东西，而且是为着某种东西。没有人会怀疑，每日实践生活以及科学中的思想是属于这种反省类型的。我们反复思考，我们彻底反省。如果我们问对于思想什么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如果我们问思想介入是为了什么最终目标，如果我们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思想理解为一种衍生程序，我们就进入了逻辑问题的正中心：思想与其经验前情以及由之得出的真理的关系，真理与实在的关系。

然而，从朴素的观点看，这些问题不带有任何困难。思想的前情是我们生活和爱的领域，是我们评价和斗争的领域。我们对任何东西，对于一切事物进行思考：地上的雪，楼下传来的乒乒乓乓声，门罗学说与委内瑞拉内乱的关系，艺术与工业的关系，波提切利绘画的诗性，马拉松之战，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对于原因的真正定义，削减成本的最优方法，是否以及何时修复破裂的友谊关系，对流体力学方程的解释，等等。

经过如此疯狂的混杂引用，很大程度上也就出现了相应方法：任何东西——事件、行为、价值、理想、人或地点——都可以成为思想对象。反省一样可以针对物理性质、有关社会成就的记载，以及对于社会愿景的努力。对于这样一些 事务，思想是衍生性的；对于它们，思想是介入性或媒介性的。通过把行动、感情或社会结构领域的某一部分作专门处理，并充分专注于此，以期解决所提出的特别困难，思想便发表论题，进而进入更为直接的经验。

在短暂坚持这样一种朴素立场时，我们认识到，在直接实践与衍生理论、基层构造与次生批评、生动评价与抽象描述、积极尝试与苍白反省之间有某种节律。我们发现，每每有直接的初始态度在必要时变成接下来审慎的、推论的态度。我们发现，后者在完成其任务后，又消失而让位于下一个。从朴素立场来看，这样的节律被认为是当然不过的。并不企图规定那种要求有思考态度的时机的本性或规划一种用以判断其成功的标准的理论。至于思想与其前身、后继的关系，也不提出什么一般理论。我们很少问经验环境何以产生思想合理性，也很少问反省何以可能具有决定真理并由此构建未来实在的能力。

如果我们要求对朴素生活的思考能够以最小的理论刻画提出有关其自身实践的观念，就得到了不可能不类似的一种回答：思想是一种在特定需要下实施的活动，正如我们在有别的需要时从事其他类的活动一样，比如与朋友谈话、为房子设计图案、散步、吃饭、买一套衣服，等等。一般而言，其素材是在广阔天地里看起来与此种需要有关的任何东西——可用作界定困难或提出有效处理方法的任何资源。对于其成功与否的检测，其有效性的标准，正是指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处置了困难，并允许我们掌握能立刻具有更为确定和深刻价值的更直接经验的方式。

如果我们询问，这种朴素态度为何不继续把有关其自身实践的这些含义制作成系统的理论，从其自身来看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思想的产生，是对其自身时机的回应。这种时机非常严格，因此所需要的时间只够进行在该时机下所需要的那种思考——不够对思想本身作出反省。反省紧随其适当的暗示之后，其重点很明显、很具实践性，整个关系也很有机，因此一旦承认思想产生于对特定需求的反应这一立场，就不会有所谓逻辑理论这一特殊类型的思想，因为对此类反省并不存在实践上的要求。我们的注意力带着特殊的问题和特定的答案。我们所必须认真对付的，不是“我如何才能普遍地思考”这样的问题，而是“我就在此时此刻 该如何思考”；不是“什么是一般思想的检验”，而是“对于此种 思想什么可令其有效、加以证实”。

按照此种观点，就可以说，对我们思想行为的发生学说明——那种被称为逻辑理论的发生学说明，出现在其中情境已失去上述有机特征的历史时段。有关反省的一般理论与其具体运用相对立，它出现在反省时机过于不可抗拒和相互冲突而不能在思想上作出特定的充分反应之时。同时，它出现在实践事务过于多样化、复杂化和难以控制而不能成功地加以思考之时。

无论如何（坚持朴素的立场），有一点是真的，即对所谓逻辑理论那种特殊的反省性思想形式的刺激物出现时，当时场景要求有思考行动但又阻碍其清楚连贯的细致思考；或者当时它们引起思考然后又阻止思考结果对即时性生活关注带来直接影响。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得到如下这些疑问：合理思想与素朴的或未加反省的经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思想与实在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障碍物阻止理性完全进入真理世界？是什么使得我们时而生活在思想本身在其中找不到满足的具体经验世界，时而生活在充满有序思想但却只是抽象和理想的世界？

我这里并非想要采用所如此建议的历史探究路线。实际上，这一点不会被提及，如果它不能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逻辑问题的本质上。

正是在处理上述后一类问题时，逻辑理论带有一种转向，从而将其与实践思索和科学研究的理论涵义明显地区分开来。后两者不论在细节上如何彼此不同，但它们在一个根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每一反省性问题和操作都是针对某特定 情境而产生的，而且服务于依其自身时机而定的一个特定 意图。它们承认并遵守独特的限定——关于由哪里、到哪里的限定，有一种起源上的限定：需要有引起反省的那种特殊情境；有一种终点上的限定：要能成功地解决所提出的特殊问题——或在受到阻碍之后，转而接过某个其他问题。关于逻辑理论的本质，我们立即会面对一种疑惑：对于反省的反省是否将认识到这些限定，从而试图更为严格地阐明它们并更为充分地界定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它是否将抛弃限定，取消有关特定条件和特定思想目标的问题，从而普遍地讨论思想及其与经验前情和合理结论（真理）之间的关系？

初看起来，似乎逻辑理论作为反省过程的概括这一本质必然会无视特殊条件和特殊结果这一问题，将其视为不相关的。其隐涵之义是说，除了通过消除细节、将其视为不相关的，反省如何才能变成一般化的？这种观念在确定逻辑中心问题时，一劳永逸地确定了其未来的进程和内容。逻辑的关键事务因而是讨论思想本身与实在本身的关系。实际上，它可以包括许多心理学内容，尤其是在讨论思想之前、唤起思想的那一过程时。它可以包括许多对运用于各种不同科学中具体的调查和证实方法的讨论。它可以专注于区分各种思想类型和形式——不同的构想方式，各种判断形态，各种推断性推理（inferential reasoning）类型。但它自己对任何和所有这三个领域的关注，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或作为最终目的，而是隶属于一个主要问题：思想本身或普遍思想与实在本身或普遍实在之间的关系。所提到的那些详细考察，其中有的可帮助了解思想与实在发生关系的条件，例如，帮助了解它必须尽可能服从的某些特殊限制；有的可帮助了解思想在批评和理解实在时所采取的形式，但最终所有这些都是附带性的。最后只有一个问题成立：对于思想本身的规定如何可适用于实在本身？总之，逻辑被认为产生于一种认识论疑问，并指向对此种疑问的解决。

从这种观点看，逻辑理论的各个方面在一位著作者那里得到了极好的表述。对于他，我们将稍微详细地加以考察。洛采提到 [3] ，“普遍的思想形式和原则在判定实在和评估可能性时处处适用，不论其对象有任何差异 ”。这界定了纯 逻辑的任务。这显然是思想本身的问题——就普遍思想或一般思想而言。于是，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最完整的思想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可认为是对我们似乎被迫设定为我们观念对象和机缘的那种东西的充分说明。”这显然是一个关于普遍思想与普遍实在之关系的问题。它是认识论。之后出现的是“应用逻辑”：它关涉具体的思想形式在研究特定论题和题目方面的实际应用。这种“应用”逻辑，如果采用实践思索和科学研究的立场的话，就是唯一真正的逻辑。但是，由于对思想本身 的存在已达成共识，我们在这种“应用”逻辑中所得到的，仅仅是对如何尽可能削弱“纯粹”思想在特殊问题上所遇到的特殊阻力和反对的一种次要探究。它所涉及的是预防普遍思想与普遍实在关系上过失的诸调研（in-vestigation）方法，因为这些都出现在人类经验的限制之下。它所专门处理的是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措施，它受制于功用性考虑。当我们仔细想到这一领域包括了实践思索和具体科学研究的整个程序时，便开始意识到具有某种重大意义的如此一种逻辑理论：它把特定源起和特定结果的限制视为无关要义的，它所采取的一种思想活动是“纯粹的”或“本身上的”，即“不论其对象有任何差异”。

通过对比，这让我们想起了一种相反的对于逻辑理论问题的规定方式。对于反省过程本质的概括，当然包括把日常生活和批判科学的思想情境中许多特定材料和内容清除掉。然而，与此极其相容的一个想法是：它抓住某些 特定条件和因素，旨在把它们引向清晰意识——而不是废弃它们。在消除特殊实践和科学活动中的特殊素材时：（1）可以抓住各种在思想之前或之初并唤起思想的不同情境中的共同点，（2）可以试着表明特定思想前情中的典型特征何以引出了多样化的典型思想反应方式，（3）可以试着指出思想在完成进程时特定结论的本性。

（1）它不取消对激发思想的特定机缘的依赖，而是试图界定：是什么 使得各种机缘激发了思想。这种特定机缘没有被消除，而得以坚持并凸显出来。由之，经验考虑不再是次要的附属物，而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使得我们能够探寻思想情境的发生。（2）根据这种观点，各种不同的构想、判断和推理类型及方式不是被看作有关思想本身或普遍思想的限制条件，而是有关包含在对特殊机缘最为经济有效的特定回应中的反省的限制条件；它们是为控制刺激而作的适应。聚集在“形式”逻辑上的那些区分和划分是相关材料，但它们需要从用作对物质前情和刺激的调整器官的观点加以解释。（3）最后，思想有效性或最终目标的问题是相关的；但其相关性在于：它是有关思想机能特定进程中特定结果的一个问题。各种科学中所有典型的调查或证实程序，都是指思想实际上以什么方式成功地完成对各种类型问题的解决。

认识论类型上的逻辑，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使得工具类型的逻辑只占有从属地位（在应用逻辑的名下），而工具类型的逻辑把思想作为相对于特定前期机缘和随后特定完成情况的一种特定程序，它也没办法得到青睐。根据它的观点，试图讨论思想的前情、材料、形式和目标而不涉及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以及在经验成长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这样所得到的结果，与其说是或真或假的，不如说是根本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是脱开限定而看的。其结果不仅是抽象（因为所有理论工作都以抽象而告终），而且这些抽象不可能具有指涉或意义。从这种观点看，脱开历史或发展情境的限定而看待某物（无论这种东西是思想活动还是其经验刺激或客观目标），这正是形而上学 程序——在与科学之间具有鸿沟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

读者无疑已经提前知道，本章的目标是要从朴素经验（我所用的该词之意义要远比实践程序和具体科学研究广泛）的立场上提出反省性思想的问题和专题研究。我继续要说的是：这种观点不承认在非反省生活的经验事物和价值与最为抽象的合理思想过程之间有任何固定区分。它不承认在大力发挥理论与控制实践构造和行为细节之间有任何固定的鸿沟。它按照当时的场合和机会，从爱、斗争和做事的态度过渡到思想态度，并从思想的态度过渡到爱、斗争和做事的态度。它的内容或素材来回变换价值，从技术的或功利的，到美学的、伦理的或感情上的。他根据需要利用对意义或推断构思的知觉材料，正如发明家根据由他目标所设定的需要，时而利用热，时而利用机械力，时而利用电。来自过去经验中的任何东西，都可被用作规定或解决目前问题的一种因素。因而我们可以理解不确定可能域与限定的现实域之间的无矛盾共存。未加界定范围的可能素材根据一种目的而成为特定性的。

对于所有这些，科学方法和那些普通人的方法并无种类上的差别。其差异在于，科学对规定问题，对选择和运用相关的感觉和概念素材，具有更大的可控性。两者彼此相关，正如未开化人无计划、反复试错的发明对于现代发明家为生产能完成全套工作的某一复杂装置所进行的深思熟虑、连续不断的努力一样。普通人和科学探究者在从事反省性活动时，都没有意识到从一种存在领域向另一种领域的过渡。他们不认为有两个固定的世界——一方面是实在，另一方面是纯粹的主观观念；他们意识不到有任何需要跨越的鸿沟。他们认为，在从日常经验到抽象思想、由思想到事实、由事物到理论之间以及反过来时，具有无间断的、自由流畅的过渡。观察进入到对假说的形成，演绎方法进入到对特殊事物的描述运用，推理进入到行动，这一切都不会感到困难，除非是在所涉及的特殊任务那里。一个根本性的假说是连续性 。

这并不是说事实与观念混淆，或观察材料与自主假说混淆，理论与做事混淆，正如旅行家从陆地进入水体时不会把两者混淆一样。它只是意味着，对每一方的定位和运用都要根据它对表现另一方的作用，并且根据另一方的未来用途。

只有对传统争议的认识论审视，才意识到这样一种事实：普通人和科学人在这种自由而轻松的交往中，轻率地设定了穿越实在结构本身之裂隙的权利。这个事实对于认识论者提出了一种令人不快的疑问。科学人不断地从事事实与观念、理论与法则、真实事物与假说之间的冒险交易，为何却如此完全未意识到他所从事工作上一个根本而一般（以区别于特定的）的困难呢？我们因而又一次要探询：认识论逻辑学家难道不是在把科学人总是面对的一个特定困难——这个具体困难，关系到把这样 一组事实与这样 一组反省考虑来回转换的正确性和可靠性——无意间转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普遍思想与一般思想的总体关系的问题吗？如果这样属实的话，很显然，正是认识论类型的逻辑对于既关系到经验前情又关系到客观真理的那种思想问题的规定方式，使得该问题难以解决。有用的条件项，作为弹性而历史学的、相对而方法论上的所用条件项，被转变为绝对、固定而先定的存有属性。

当我们意识到每一科学探究在历史上都至少经历四个阶段时，可以进一步接近问题。（a）这些阶段中第一个——如果我可以胡扯——是科学探究根本未出现的阶段，因为在经验的性质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或困难以激发反省。我们只得把目光从任何科学的现存状态往回推，或从科学中任何一特殊论题的状态往回推，以发现一个对事情不具有反省性或批判性思考的时期——那时，事实和关系被视为当然并因而消失且吸纳在由经验所自然产生的纯粹意义中。（b）在该问题诞生之后，出现了一个时期，专注相对天然而未加组织的事实——搜寻、安置和收集原材料。这是经验的阶段；对此，现有科学不论如何夸耀所达到的理性，都不能否认其始祖地位。（c）接着又有了思辨阶段：一个猜测、作假说、制订后来被称为纯粹观念而已的观念的时期。这是一个作区别、作划分而后来却被视为仅仅具有心智训练特征的时期。然而，科学不论如何夸耀其现在在经验保证上的安全可靠，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学术源头。（d）最后出现的是纯观念与纯事实富有成果的互动时期：在这个时期，观察决定于依赖着某些指导性观念用法的实验条件；反省处处受到实验数据用法的指引和检验，而且这种指引和检验来自一种必然性，即要为自己寻找如此一种形式，使得它能用于演绎而推出新意义的进化，并最终导向能阐明新事实的实验探究。在一种更为有序而重大的事实领域以及一种更为连续而自明的意义体系兴起之时，我们对给定科学的逻辑达到了一种自然的进化极限。

不过，让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历史记载上发生了什么。未加分析的经验分裂为有关事实和观念的区分；其事实方面是由不确定的、几乎各色杂乱的描述以及累积性列表所形成的；其观念一面是由未受抑制思辨性详述而出的定义、划分等所形成的。于是，得到认可的意义被赶到纯粹的观念地域；一些得到认可的事实进入纯粹假说和意见的区域；反过来，不断有从假说和理论区域产生的观念进入事实区域，进入得以认可的客观而有意义的对象区域。从只是表面的 事实和仅仅可疑的 观念的世界，出现了一个在确定性、有序性和显明性上不断增长的世界。

这种进步在每一份科学报告中都得到了证实，但它在一方面设定一般思想、另一方面设定一般实在的认识论观点下，绝对是一种畸形。之所以它对实际接触到这种进步的那些人没有被作为这样一种怪物和奇迹出现，那是因为，指称和使用上的连续性 控制了所指定存在方式和所分配意义类型上的多样性。意义和事实的区分在科学或任何特殊科学问题的成长中被看作是一种诱导性 的和意向性 的实践分工，被看作是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所指定的相对位置，被看作是为作更经济使用而对所掌握力量的故意分配。把光秃秃的事实和假言观念加以吸纳，用于形成一个科学把握和理解的世界，这不过是对所提到的那些区分由之得以构成的一种目标的成功实现。

这样，我们便回到了逻辑理论问题。把思想和事实等的区分作为本体论上的，作为内在固有于存有结构的构成上的，这使得把科学探究和科学控制的现有技术仅仅作为一种辅助论题——最终仅仅具有功用价值。它同时规定了一些条件，据此思想与存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具体经验的方式交易，结果创造了只能根据其自身（而非根据生活操行）才能讨论的问题。与此相对立，将自身与反省性思想在日常生活和批判科学中的起源和使用结合在一起的那种逻辑所遵循的，是作为生命过程从而具有自己的发生前情和刺激、自己状态和前景，以及自己特定目标或限定的思想的自然史。

这种观点使得逻辑理论有可能对心理学作出让步。当逻辑学被认为所涉及的是关于思想本身的整体活动时，有关某一个特殊思想由之发生的历史过程，以及其对象何以碰巧显示为感觉、知觉或概念的问题，就是完全不相关的。这些东西不过是时间上的偶然。心理学家（不将注意力从可变领域转移开）可以在它们中找到有兴趣的内容。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围绕着自然史——探寻事件之间彼此的相互激发和抑制。但我们知道，逻辑学家具有一种更深刻的问题和一种更为不受限制的视域。他所处理的问题，是思想的永恒本性以及其对于永恒实在的永恒有效性。他关注的不是发生而是价值，不是历史周期而是绝对的实体和关系。

仍然有一种疑问纠缠着我们：实际上果真如此吗？或者，是某一类型的逻辑学家通过让他的术语无关乎它们在其中得以产生的特定时机以及它们在其中发挥机能的情境，随意弄成这样？如果是后者，于是，对历史关系的否定，对历史方法重要性的否定，正表明他自身抽象的非真实特征。这实际上是说，所考虑的那些事务已经从它们唯有在其中才具有确定意义和指定品格的条件中被孤立出来。令人惊奇的是：面对进化论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所取得的进展，任何逻辑学家都坚持断定起源问题与本性问题、发生与分析、历史与有效性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分。这种断言不过最终重申了形成于前进化论科学并在其中具有意义的一种区分。不顾科学方法至今所取得的最为显著进展，它断定仍遗留一种素朴时期的逻辑科学程序。我们别无选择，除非要么把思想视为对特定刺激物的一种回应，要么把思想视为“自足”的某种东西：它仅仅在自身而且对于自身才具有某些特点、元素和法则。如果我们放弃后一观点，就必须接受前者观点。在此情形下，它将仍旧拥有独有特性，但那将是关于对特定刺激作出特定反应的特性。

进化论方法在生物学和社会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每一独特器官、结构或形态，每一种对细胞或元素的分组，都被视为对特殊周围情境的一种调整或适应工具。它们的意义、特征、作用力，在而且只有在其被视为为满足包括在某特定情境之中的条件而作的安排时才可知道。这种分析的进行，是通过追寻发展的连续阶段——通过试图找到每一结构所源于其中的特殊情境，通过追寻在它们适应变动介质而达到现有形态所历经的连续改动。 [4] 坚持从自然史等同于进化过程之前所指的那种自然史立场来指责自然史，这不只是把自然史立场从哲学考虑中排除出去，而更多是产生了对其真正意谓的忽视。

作为对经验活动所历经的各种态度和结构的一种自然史，作为对某一态度出现于其中的条件以及此态度通过激发或抑制而影响其他状态或反省形态之产生的方式的一种解说，心理学对逻辑评估是不可或缺的，一旦我们把逻辑理论看作为有关对其自身产生条件的反应的思想的一种解说，并因而通过其在解决问题上的效率来判断其有效性。历史学观点描述的是序列，规范方法推出历史的结论，然后反过来通过将其对照自身结果来判断每一历史步骤。

在改变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平稳地从情感性的情境转到实践性、评价性或反省性的情境，因为我们一直铭记着任一特殊区分所出现的语境。当我们把经验的每一典型机能和情境拿来细看时，发现它们都有一种两面性。只要有斗争的地方，就有阻碍；只要有情感的地方，就有爱的人；只要有做事的地方，就有成绩；只要有评价的地方，就有价值；只要有思想的地方，就有所论内容（material-in-question）。当从一个态度转到另一个态度，从一种特征性转到另一种特征性时，我们的立足点不变。因为在整个变动中，这个位置都被我们所参与其中的特殊机能占据着。

每一态度、机能与其前身、后继之间的 区分是序列上的、动态性的、操作上的。任一给定操作或机能内部的 区分是结构上的、同时性的、周延性的。我们说，思想紧随斗争，而做事紧随思想。履行其自身机能时的每一步，必然唤起其后继。但共在、同时和对应，在做事过程中 是做事者和所做之事的特点；在思想机能内部 ，是思想与所思内容的特点；在斗争机能内部，是障碍与目标、手段与目的的特点。我们这样做是很直接的，因为我们未把序列和机能关系的经验类型与既定机能内部具有同时性和结构特征的元素混淆起来。在看似迷宫一样的无穷混乱和无限变换中，我们借助发生于我们所实际参与的一过程之中的刺激和抑制，找到了我们的路。在经验情境内部操作时，我们不把作为某一操作构成元素的条件与作为另一机能周延项之一的状态对立或混淆起来。当我们忽略这些特定的经验线索和限制时，我们的手上立刻有了一种因为无意义而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在，认识论逻辑学家故意避开普通人所本能依赖、科学人有意寻求并用以构成他的技术的那些暗示和标准。因此，他可能把一种仅仅在系列机能性经验情境之一中才具有地位和意义的态度，与那种刻画另一情境部分结构构造的积极态度对立起来；或者，同样不加辩护地把不同阶段所特有的材料相互吸纳。他把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爱意或评价活动的行动体，与在反省过程内部所界定的事实的外部性对立起来。他把思想选择作为问题材料的素材，与由成功探究活动所导致的那种重大内容等同起来；而这反过来，又被他视为思想开始之前所提出的、其特性乃作为唤起思想之手段的那种素材。他把思想机能的最终存量等同于其自己的发生前情，然后又通过某种形而上学考虑而清除掉在逻辑探究和（由他所解释的）科学完成任务后继续保留的作为结果的余数。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喜欢混乱甚于秩序或喜欢错误甚于真理，而只是因为在历史序列的链条被切断后，思想容器漂浮在海面上转动，探不到水深，又没有停泊处。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存在一种心灵“本身”的对象“本身”，或者存在一系列的情境，其中的元素随着它们所属的机能变化而变化。如果是后者，唯一可界定情境特征条件的方式就是通过把它们所属于的机能加以区分。而认识论逻辑学家在选择把他的问题作为仅仅具有“思想”形式的思想问题而不带有它所要做的特殊工作的限定时，已经让自己脱离了这些支持和依靠。

逻辑学问题具有一种比较一般的方面和一种比较具体的方面。它以一般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问题：经验中一个类型的机能性情境和态度如何从另一个中产生又变成另一个？例如，技术上的或功利上的转变为美学上的，美学上的转变为宗教上的，宗教上的转变为科学上的，而这个又变成社会伦理上的，如此等等。较为具体的问题是：被称为反省性情境的那种特殊的机能情境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该如何刻画它？其多样化的同时性区分或分工，其相应的状态 ，具体都有什么？这些又以什么具体方式相互作用以导致由事务需要所提出的特定目标？

在本章结尾时，我们可以提到经验逻辑更为根本的价值。这种逻辑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看待的，即作为对彼此具有决定关系的各种典型经验机能或情境的序列所作的一种解说。被界定为如此一种逻辑的哲学，并不打算成为对封闭和终结的宇宙的一种解说。其所关乎的不是获取或保证某一特殊实在或价值。相反地，它获得的是一种方法的重要性。各种典型的经验状态彼此之间的正确关系和调适，是一个在每一生活领域都感受到的问题。从理智上对这些调适进行改正和控制，不可能不反映在实践方面愈加的清晰和安全。或许，一般逻辑不可能成为科学、艺术或实业活动的直接指引工具；但它对于批判和组织直接研究之工具具有价值。它还对评估特殊领域内所获致的结果的社会或生活意图具有直接的重要性。许多直接的生活事务做得不好，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所从事工作的发生和结果。我们对在各种不同社会利益领域和行业所获致工具的利用方法及程度是片面而不完善的，因为我们不清楚一种经验机能对于其他经验机能所应有的权利和责任。

研究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心理学对教育程序的意义、美术与工艺的相互关系、科学专业化程度和性质与应用科学的要求相比较的问题、宗教愿景向科学命题的调整、当大众经济能力不足时为少数人精英文化的辩护、组织化与个体性的关系——这些只是许多社会问题中的个别几个，对它们的回答，要求掌握和运用一种作为探究和解释方法的一般的经验逻辑。我不是说，离开所指出的经验逻辑这种方法就不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除非我们对已有态度或兴趣产生于其中和相对于其而产生的那种接点（the juncture）具有一种批判而确定的观点，除非我们知道它由此被要求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充分发挥该作用所借助的机关和方法，我们的进步就是受阻的和不稳定的。我们拿部分是为了整体，拿手段是为了目的；或者，我们从整体上抨击某个兴趣，是因为它妨碍了我们选作的那种最终兴趣产生理想化的影响。一种对社会信念清晰而全面的共识，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中而省力的努力方向，只有在存在某种方式可为每一种典型兴趣和事业找到定位和角色时，才可得以保证。意见的领域是冲突之域，其法则是随意的、高代价的。唯有理智方法，才提供了意见的替代品。单凭一般的经验逻辑，就可为社会性质和目标作出自然科学经过几个世纪奋斗后正为物理领域的活动所做的那些。

这并不是说，哲学体系试图离开经验运动特殊情境的限定而规定一般思想和一般实在的本性，就是无价值的——虽然那的确意味着它们的工作在某个方面被误用了。形而上学理论的展开为积极评价典型的经验情境和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便其内心的意向是完全两样的。每一哲学体系本身都是一种反省样式；因此（如果我们的主论点是对的话），它也是由特定的社会前情唤起的，而且已经用于对它们作出回应。它对修改它所源于其中的那种情境产生了某种效果。它可能尚未解决它有意提出的那种问题；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直率地承认所提出的那种问题后来被发现提错了因而不可能解决。然而，在全然相同的意义上，完全一样的事情也出现在科学史上。正因为这个，如果不为别的话，科学人不可能首先抨击哲学家。

任一部门的科学进步都不断意识到，它们先前陈述形式上的问题是不可解的，因为那是根据非真实条件而提出的，因为真实条件已经与心灵造物或错误结构混合在一起。每一种科学都不断懂得，其所认为的解决方案不过是表面上的；因为该“方案”解决的不是现实问题，而是人为造出来的问题。但是，这样提出问题，这样给出错误答案，引起了对现有理智习惯、立场和目标的改动。通过在问题上付出努力，我们演化出了控制探究的新技术，寻找到了新事实，建立了新的实验类型，获得了对经验的有条理的控制。而所有这些，都是进步。唯有陈腐的犬儒主义者、失去活力的感官主义者和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才认为科学的这种连续变化所表明的是：既然接连每一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整个记载就都是过失和蠢行；现在的真理，不过是尚未探明的错误。如此描绘的正是这样一种训言：绝不要去关心所有那些东西，或企求某种外部权威一劳永逸地提供固定不变的真理。但是，历史上的哲学即便在其不正常形式下，也已证明是经验评估中的一种因素；它揭示了问题，它唤起了无之则价值将只是名义的理智冲突；甚至通过其所可能呈现的绝对主义孤立状态，已经对共同依赖和相互强化获得了认同。然而，如果它把自己的工作界定得更为清晰，就能集中力量解决它自己的特有问题：各种典型兴趣和事业的相互参照所具有的经验起源和经验机能。

2.思想的前情和刺激 [5] [6]

我们已经区分开关注于经验中一系列特有功能和态度的广义逻辑学与关注于反省性思想之功能的狭义逻辑学。我们必须抵挡住一种诱惑，即把逻辑学等同于两者中的一个而排斥另一个，或者认为可以把一个与另一个最终隔离开来。一种对反省器官和方法更为细致的处理不可能得以可靠执行，除非我们对反省在典型经验功能之中的地位具有正确观念。然而，我们不可能确定此种宏大定位，除非对我们对反省的意谓——其现实构造如何——具有一种明确而分析（区别于纯粹含糊而粗糙的）的观点。有必要在这种广义和狭义之间来回转换，把其中一方的各种增益都变成另一方的工作方法，并由此对其进行检验。现有逻辑理论存在明显的混用，它对自身范围和界限不能确定，往往在判断意义和推理有效性这些重大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细节之间摇摆，并把形式逻辑的区分转化成调查或证实过程中的行为，这些都表示需要有如此一种双向运动。

接下来的三章打算从对位于逻辑理论广义和狭义观念边界上的某些考虑入手。我将讨论的是思想机能在经验中的处所 ，要求这种处所 能使我们刻画反省过程中某些最为根本的区分或分工。在接手思想题材这一问题时，我们将尽量澄清：根据经验控制所达到的重要阶段，它采取三种极其不同的形式。我将试着表明，我们由以考察题材的立场必须是：第一，唤起思想的那种前情 [7] 或条件；第二，呈现于思想的与料 或直接素材 ；第三，思想的专门目标 。在所分出的这三种之中，第一个，前情和刺激的那种，显然是指直接先于思想机能本身的那种情境。第二个，与料或直接所予材料的那种，指在思想过程内部所分出来的一种东西，其乃思想工作法的一部分，且是为了思想的工作法。它是思想方案的一种状态。第三个，内容或对象的那种，指在任一思想机能中所取得的进步，指在探究实现其意图的范围内通过探究而得以组织化的素材。本章将间接而非直接地涉及思想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途径是指出近代最为强劲而敏锐的一位逻辑学家洛采所被动陷入的一种矛盾境地：因为他没能根据对经验事物的适应和控制史来界定逻辑区分，并由此被迫把某些概念解释为绝对的而非历史上的或方法论上的。

然而，在直接开始对洛采的阐释和批评之前，以略微自由的方式来处理该问题将是合适的。我们不可能以完全直接而强硬的方式着手逻辑探究。我们必然要给予它某些区分——这些区分，部分是具体经验的结果，部分是由于逻辑理论已经体现在日常语言和当前理智习惯中，部分是源于谨慎的科学和哲学探究。这些或多或少现成的结果是资源，它们是我们用以处理新问题的唯一武器。然而，它们充满了未加考察的设定，它们把各类逻辑上有预设的结论提交给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新题材例如逻辑理论的研习，实际上不过是对研习时所带理智立场和方法进行的一种回顾、一种再检验和批判。

当今，每个人都天然对主观和客观、物理和心理、理智和事实之间具有某种现成区分。（1）我们已经学会把情绪不安、不确定的渴望视为专属于我们自身领域的；我们已经懂得把与之相对立的观察和有效思想的世界看作不受我们情绪、希望、畏惧和意见影响的东西。（2）我们也开始区分直接出现于经验中的东西与过去将来的东西；我们把记忆和期望的领域与感官知觉的领域对照起来，更为一般地，我们把所与同推断形成对照。（3）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所谓的现实事实区别于我们对该事实的心智态度——推测、惊奇或反省性调查的态度。逻辑理论的目标之一，正是要使我们批判地意识到这些各种不同区分的重要性和意义，将它们从现成设定转变成有控制的观念；但我们的心智习惯如此定型，使得它们往往在我们那里有各自的方式；在我们逻辑理论中隐藏着一些观念：它们形成之时，我们甚至还未想到那种最终以赋予所讨论词项专门意义为己任的逻辑工作。因此，我们的结论受制于需要批判和修正的那些概念。

我们发现，洛采异常清晰地罗列出各种预备区分，并对由将它们引入逻辑理论结构而产生的问题非常认真地尝试进行解决。（1）他明确把具有逻辑品格的问题与心理起源上的问题分开。由此，他对逻辑题材的抽象使其完全不同于历史处所（locus）和情境（situs）的问题。（2）他同意按常识一样认为逻辑思想是反省性的，因而预设了既有素材。他所关心的，是那些先决条件的本质。（3）他所要处理的问题，是一种素材在思想之前形成并无关乎思想却又能提供思想可应用于其上的东西。（4）他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由外部而独立地作用于外在物质的思想如何将这种物质塑造成有效的即客观的结果。

如果这样的讨论是可行的，如果洛采所提供的这种中介可跨越思想把逻辑机能作用于完全外在于思想的一种物质时所出现的鸿沟，如果他能表明思想题材的起源以及思想活动的问题对于其意义和效力的问题是不相关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已经采取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洛采的工作仅仅是详细描述了一个根本困难，时而这样呈现，时而那样呈现，但总是把问题弄得似乎它自己就具有答案，则我们的一个想法便得到证实，即需要从另一种观点来考察逻辑问题。如果我们发现，不论他形式上的做法如何，他总是事实上求助于某个有组织的情境或机能以同时作为探究素材和过程的源头，我们将在此程度上拥有对我们理论的一种阐明甚至确证。

我们一开始的问题是关于思想的物质前件——这些前件制约着反省，并通过给出暗示而唤起反省以作为反应或回应。洛采与许多同类逻辑学家的不同在于，他对这些前件提出了一种清楚明白的说明。

1.思想的最终物质前件出现在由于作为刺激的外部对象而引起的印象中。从它们自身来看，这些印象只是心理状态或事件。它们根据引起它们的那些对象是同时地或是接连地运作，并排或依次存在于我们之中。然而，这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的出现并非完全依赖于激发性事物的存在。某一状态一旦被激发后，它就有能力唤醒与之相伴或紧随其后的其他状态。有关觉醒（revival）的联想机制起着一种作用。如果我们完全了解刺激性对象及其效果，并知道此种联想机制的细节，应该能够根据既有与料，预见某一给定观念之列或观念之流的整个过程（因为同时或依次连接的印象变成了观念和一种观念之流）。

从其自身来看，感知或印象不过是“我们意识的状态，我们自身的一种情绪”。任何既定观念之流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序列（其必然性正如任何接连着的物质事件一样），它发生在某个特殊的感觉灵魂或有机物上。“正是因为每一种这样的观念系列在各自条件下都是通过同样的一种必然性和法则而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没有理由作出诸如真与非真一样的价值区分，从而把每一类都对立于所有其他类。” [8]

2.至此，上一段引文已经明确指出，不存在反省性思想的问题，因而也没有逻辑理论的问题。但进一步的考察显示了这些观念之流的特有属性。有些观念只是巧合的，而其他观念可称为连贯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同时性和接连性观念，它们的激发性原因是真的联在一起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则只是碰巧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联系。然而，连续性组合和纯巧合性组合两者都是通过联想机制而重现的。第一类型的那种重现为认识提供了正面素材，第二类给出的是出错场合。

3.确定反省性思想特有问题的，是巧合和连贯的一种特殊混合。思想之功用在于发现和确认一种连贯、一种真正的关联，恢复其所附有的一种对连贯性之真实基础的辩护性观念，与此同时它消除了巧合本身。纯粹的观念之流是正好发生于我们之中的某种东西，但通过规定关联之真正根据和基础所作的消除和确认过程，却是心灵本身所进行的一种活动。如此区分，便把作为活动的思想与任意心理事件、与作为纯意外之事的联想机制划分开来。一个所关注的是纯粹事实上 的共存和序列，另一个关注的则是这些组合的认识品格 。 [9]

考察思想在根据价值标准检查、分类和决定各种不同观念上的特别工作，将是我们在下一章所要做的。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洛采所描述的那种思想的物质前件。初看起来，他似乎提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理论。他避免了先验逻辑的过度，后者认为所有经验之事都是一开始就由理性思想决定的；而且他还避免了纯经验逻辑的陷阱，后者没有把纯粹观念的重现结合与如此所产生之各种连接的真实品格和效力区分开。他允许根据感知及其组合加以界定的非反省经验提供思想的物质条件，但他又为思想保留了一种自身独特的工作和地位。感觉经验提供了前情；思想不得不引入并发展系统的联系——合理性。

然而，对于洛采做法的深入分析，使我们相信，他的陈述布满了不一致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实际上，其任何一个部分要得到维持，只能否定其他某些内容。

1.印象是最为纯粹或最为天然形式（根据我们对于它的审视角度）上的最终前情。它是从未经受（不论好坏的）思想影响的东西。在结合到观念内后，这些印象激发或唤起了立刻指向它们的思想活动。作为它们所引起并施加于自身之上的那种活动的受体，它们还提供了思想的物质内容——其实际的填充物。洛采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本身已经存在于印象之间的那种关系，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它们时，正是仅仅作为某种反应的思想行动得以引起的地方；而这种行动仅仅在于把我们发现存在于我们被动印象之间的关系解释到印象问题的方方面面之中去。” [10] 再有：“在印象之事上找不到区分的地方，思想也不可能作出区分。” [11] 再有：“思想程序的可能性和成功取决于这种原初的对整个观念世界的构造和组织：这种构造虽然在思想中不必要，对于使得思想成为可能却尤为必要。” [12]

印象和观念因而扮演了一种多能角色；它们时而担当最终前情和激发性条件的角色，时而是天然素材的角色；而经过整理后，有时又以某种方式作为思想内容。正是这种多能性，引起了怀疑。

虽然印象只是主观的，而且是我们自身意识的一种空无状态；然而，不仅它的存在，而且它与其他类似存在的关系，都是由作为刺激（如果不是作为原因）的外部对象所决定的。它也同时决定于一种心理机制，后者具有完全客观或恒常的作用可赋予观念之流一种任何物理序列所同样拥有的必然特征。如此一来，那种“不过是我们意识一种状态”的东西，结果直接变成了事实体系中一个具有明确确定性的客观事实。

这种无条件的转变是一种矛盾，但更清楚的一点是：这样一种矛盾，是洛采所不可或缺的。如果印象不过是意识状态、我们自身的情绪、空无的心理存在，可以充分肯定的是：我们就从来不会知道它们是如此这般的，更不用说将它们用作思想的充分条件和素材了。唯有把它们看作实在世界中的真实事实，唯有通过某种确信而难以解释的方式把对那些造成它们的宇宙事实进行表现的能力给予它们，印象或观念才在某种意义上进入思想范围。但如若前情真的是客观环境中的印象（impressions-in-their-objective-setting），那么洛采区分思想品格与毫无客观意义的纯粹 存在或事件的整个方式就必须从根本上修改。

当我们提到洛采的理论即思想的直接前情是观念材料 时，有一种涵义就变得清楚了，即印象实际上具有它们自己的性质或意义。当思想被说成是“对思想自身活动不创造但它们已通过有关心理状态的无意识机制为思想做好准备的诸关系 进行识别” [13] 时，就明确地把客观内容、把指称和意义归赋予观念了。观念构成了洛采的一个最为便利的中间点。一方面，因为它绝对在思想之前，作为一种物质的先决条件，它纯粹是心理上的，是光秃秃的主观事件；另一方面，作为思想的题材，作为为思想工作提供素材的前件，它明显有资格作为内容。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印象不过是一种所接受到的刺激而不涉及心灵活动，但鉴于观念的这种能力，我们不出意料地得知：心灵不仅对于刺激的接受而且对于它们未来的联想组合，实际上具有一种决定性作用。主体总是涉足心智对象的呈现，甚至是感觉，更不用说知觉和想象了。要能够对既定事物状态有所知觉，只有根据一种假设，即“知觉主体由自身本性既能够又被迫把由对象所获得的刺激变成这样一些形式：它们是主体在对象中所要感知到的，而且主体认为自己不过是要从对象中接收 它们”。 [14]

正是通过不断地由作为心灵状态和事件的印象与观念转变为作为逻辑对象或内容 的观念，洛采跨越了由仅仅是刺激性的前件到思想的具体物质条件之间的鸿沟。再说一次，此种矛盾对于洛采的立场是必要的。为了一开始就直接有作为前件的对象，要求对认为逻辑与其前情之间差别乃有关品格 与仅仅存在 或发生 之别的问题这整个观点进行重新考虑。它将表明，由于意义或价值已经出现在那里，思想的任务必定是通过一种间接过程所进行的变形或意义重构 。另一方面，如果坚持认为观念只是单纯的 存在，将不会得到任何即便可称为思想前情的东西。

2.为何会有一种变形任务？对素材唤起思想、给出暗示这一功能的考虑，将有助于补充有关矛盾以及真实事实的这幅图景。纯巧合观念与连贯观念之间的冲突形成了一种以激发思想作出反应的需要。这里，洛采左右摇摆，时而（a）把巧合和连贯同时视为心理事件；时而（b）把巧合视为纯粹心理上的而把连贯视为至少是准逻辑上的；时而（c）使得两者都成为反省性思想范围内部的定势（determinations）。严格按照他自己的前提，巧合和连贯应该都仅仅是作为我们自身内部事件的观念之流的特性。但这样来看，那种区分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事件不粘连，至多是某些事件集比起其他事件集多少更经常地发生，唯一可以理解的差别是巧合频率上的差异。但即便这样，也给予事件一种消失后又重现的超自然特性。甚至要界定巧合，也得根据与被认为激起同时发生的心理事件的那些对象 的关系。

新近的心理学讨论已经充分表明，相联结的是观念的材料、意义或内容，而非作为状态或存在的观念。以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一观念为例，我们可以说 它意味着各种不同感觉印象的连接，但我们内心所断定的却是属性 的关联或互涉。确定无疑的是，我们对太阳的心理图像并非在心理上围绕我们的地球心理图像进行转动。如果这样属实的话，那将是可笑的；戏剧以及所有剧种表现将会不受重视。但实际上，太阳围绕地球转是一种单独意义或理智对象；它是一个统一题材，其内部出现有某些指称上的区分。它所关注的是：当我们在思考地球和太阳以及它们彼此关系时，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它是关于当我们有机会思考某一题材时该如何思想的一种法则、规定或指引。把这种互涉看作似乎它不过是由心理物理上的刺激和联结所产生的一种心灵事件相结合的情形，此乃心理学谬误的一种深刻形式。实际上，我们可能对有关相信某一类对象的一种经验进行分析，发现它源自感觉机体的某些状态，源自感知和联想的某些特性，因而作出结论说其中所包括的信念没有从事实本身得到证实。但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这一信念在其持有者那里的意义正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并非被看作仅仅是感觉的联结，而是作为客观经验整体结构的一个特定部分；它受到该构造中其他部分的保证，并对它们给予支持和定调。对他们来说，它是所经验到的事物框架——真实世界——的一部分。

换言之，如果这样的例子所指的不过是心理状态的结合，那么其中就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思想。洛采本人指出（Logic ，I，2），每一个作为事件的观念都可看作是充分而必要地限定于它所占据的某一位置上的。在事件方面，绝对没有所谓纯粹巧合对弈 （versus ）真正关联这样的问题。作为事件，它在那里，并属于那里。我们不可能把某物同时作为单纯的存在事实和逻辑探究的问题题材。采用反省的观点，将从全新的方向上看待问题；如洛采所说，那就是提出对某一位置或关系的合法要求的问题。

当我们把巧合与关联对比时，问题可变得更加清晰。把巧合仅仅作为心理上的而把连贯作为至少是准逻辑上的，这把两者置于如此不同的基础之上，以至于不可能产生任何对它们进行比较的问题。在有效的或有根据的连贯之前的那种巧合（此种结合作为对象共存和行为序列是完全充分的），作为前情，它从来都不是与连贯相对立的那种巧合。我书架上书的并排性，从我窗户传来的连续声音，并不在逻辑上成为我的麻烦。它们不是错误，甚至不成为问题。一种共存完全与另一种共存一样好，直到有某种新的观念或新的目标出现。如果它是关于图书排放方便的问题，那么它们目前排列的价值就成了难题。然后，我把作为单纯结合的它们目前的状态与另一种连贯的方案进行对比。如果我把声音系列作为言语说话的一种情形，则它们的次序就变得重要了——那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难题。询问一种既定组合所呈现的是表面关联还是真实关联，这表明已经有一种反省性探究在进行。月亮的此种状态真的意味要下雨吗？或者只是碰巧在月亮达到这种状态时暴雨降临？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已令客观经验世界某一部分服从于为了确定性重述而进行的批判分析。把某种组合看作是纯粹巧合，这种倾向绝对是心灵寻求真实关联的运动的一个部分 。

如果共存本身被与连贯本身相对立，正如非逻辑对立于逻辑一样，那么，由于我们整个空间领域都是一种排列性领域，而且由于该领域中的思想最多只是以一种排列替代另一种排列，整个范围内的空间经验就被不加考虑地永远宣称为反理性。但实际上，与连贯相对的巧合，与关联相对的结合，不过是有怀疑的 连贯：它只是受到积极探究的攻击。这种区分仅仅产生于逻辑或反省机能的内部。

3.这使得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一种事实，即根据包含在某一组或一对观念自身之中的元素或意义，既没有巧合，也没有连贯。只有当它们在不只是包含“巧合”或“连贯”、不只是包含两者算术之和的某一情境或机能中作为共同因素时，思想活动才被唤起。洛采继续处于这样一种两难：思想要么制作自己的物质，要么只是接受物质。在第一种情形下（由于洛采不能摆脱一种预设即思想必须具有固定的现成前件），思想活动只能是改变原材料，从而使得心灵远离于实在。但如果思想只是接受其素材，思想何以会有任何独特的目标或活动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洛采试图通过一种假定来避开这种两难，即虽然思想接受其素材，但它加以检验，它把素材中的某些部分消除并对其他的加以重述，再加盖上具有自身效力的印章。

洛采极力反对康德的一种观念，即思想以某些现成的理解方式等候着题材。这种观念引发了一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思想如何设法把每一印象材料归于与其相适合的那种特殊形式下（Logic ，I，24）。但他并没有避开困难。思想如何知道哪些组合是纯粹巧合的而哪些又是纯粹连贯的？它如何知道哪些要作为无关的加以消除而哪些又作为有根据的加以确认？这种评估要么是它自己的一种强加，要么就得从题材获得暗示和线索。现在，如果巧合和偶然本身有能力给出这种指示，它们就已经归好类。思想接着要做的，就是一种额外工作。它最多不过是将那些已经存在的物质组合标记出来。这样的一种观点，显然使得思想工作成为一种不必要的形式、无用的力量。

但是，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除非认识到：实际激发思想的是整个的情境或环境，其中不仅存在后来发现为纯巧合的东西，而且有后来发现为真实关联的东西。唯有原先所认可的经验在整体上与另一种同样完整的经验对立出现，唯有某个更大经验出现：它要求每一个都作为其自身的一部分，但在它内部，这些所要求的因素又显示出相互的排斥，这时才会激起思想。激起思想并非纯粹的巧合或纯粹的关联或纯粹的两者相加。刺激物是一种有组织的或构成为整体的情境，然而它分裂为各个部分——在自身内部相冲突的一种情境——这又激起一种寻求以发现什么才真正是在一起的，并引发相应的努力以排除那些仅仅表面上在一起的东西。而真正的连贯，指的正是有能力存在于一个包容性整体内。认为初始情境中具有那些仅仅存在于（更不用说固定在）探究过程内部的纯粹素材结合与有效连贯之间的区分，这是一种谬误。

然而，在结束本阶段的讨论之前，我们要十分清楚：我们所反对的并非洛采有关反省性思想出自一种具有非反省特征之前件的立场，也不是他的这样一种想法，即此种前件具有它自身的某种结构和内容，可以规定思想的特有问题、给出特定活动的暗示、确定其对象。相反，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后面这一点，并由此（通过强调）指出：否定地说，这种观点与洛采有关心理印象和观念乃真正的思想前件的理论绝对不一致；肯定地说，引发和指引思想的是整体情境 而非其任何一个孤立部分或其内部的某个区分。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种谬误，即认为是先前情境中某一成分孤立或单独地导致了只能产生自整个躁动情境的那种反省。从否定的一面看，对印象和观念的刻画所产生的区分仅仅是在那种对作为真正思想前件的情境的反省内部。正面来看，产生思想情境的是整个的动态经验，它具有性质上普遍的连续性，其内部活跃不安，其元素彼此争执、彼此紧张，各个都要求有专门的定位和关系性。

从这样的观点看，发展到这一阶段，主观客观之分具有一种典型意义。再重复一次，前件是这样一种情境，其中各个因素彼此之间剧烈排斥；然而正是在这种斗争之中并通过这种斗争往往构成了一个整体，重新规定了各个部分。这种情境本身显然是“客观的”。它在那里，它作为整体在那里，各个部分都在那里，而且那里有它们彼此之间的剧烈排斥。在这个时候说某一特殊的情境部分是虚幻的、主观的或仅仅是现象，或者某一其他部分是真正实在的，等于什么道理也没讲出。所存在着的经验，都是其元素之间处于重大而剧烈的混乱和冲突的经验。此种冲突不仅在事实意义上是客观的（即实际存在），而且在逻辑意义上是客观的；正是此种冲突，导致了向思想情境的过渡——反过来，这只是不断走向确定均衡的运动。此种冲突具有客观品格，因为它是思想的先决条件和暗示。否定事物组织内部有相互竞争的排斥性倾向出现，思想就会变成纯粹“心灵上的”。

每一种反省性态度和机能，不论是朴素生活、深思熟虑的发明，还是有控制的科学研究，都是凭借某种如此总体性的客观情境而产生的。抽象逻辑学家可能告诉我们，感知或印象，或联想观念，或纯物理事物，或约定性符号，是先决条件。但这样的说法，在提到关于现实实践或现实科学研究单独的思想情形时并不能得到证实。当然，通过极端的干预，符号可以变成激发思想的条件。它们变成了积极经验中的对象。但只有在它们构成新整体的运作引起阻力因而出现相互紧张时，它们才成为思想的刺激。符号及其定义的发展，使得对于它们的处理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经验；正如对于商品的买卖或对于发明之部分的设计，是一种特定经验一样。

作为思想前情，总是有一种关于物理或社会世界或先前得以组织的理智世界中的题材的经验，其诸部分彼此处于剧烈的对抗——以至于它们预示着情境有破裂的危险，由此该情境为了自我维持需要对其紧张的部分进行谨慎的重新界定和重新建立关系。这种新界定和新关系是所谓思想的一种建构过程：这种重构情境，其诸部分处于紧张中并朝向彼此运动趋于成为对事物的一种统一安排，它就是思想情境。

这立即使人想到了主观阶段。这种情境，这种经验本身，是客观的。有一种关于混乱而冲突性的倾向的经验，但到底具体什么 是客观的，到底情境以什么 形式作为组织化的和谐整体，是不知道的，这正是难题所在。关于是什么 经验的不确定性与关于的确有 这样一种经验的确定性，两者合起来激发了思想机能。从这种不确定性观念来看，该情境整体是主观的。不可能立刻断言任何特殊的内容或所指。确定性断言被公开保留起来——那将成为现在所开始的反省性探究程序的结果。如此不对内容采取确定性断言的立场，如此将内容视为有待改善的对象，正是我们以主观来指自然史的该阶段所要表达之意。

我们已经跟着洛采穿过了他复杂的矛盾路线。或许，为免给人留下印象似乎这些都只是 辩证矛盾，最好冒险作些徒劳的重复。揭示矛盾是一件无价值的任务，除非我们认识到它们关系到滋生它们的一种根本设定。洛采决心把思想与其前情区分开来。然而，他在这样做时，想要借助一种把思想情境与其前身根本隔离开的成见，想要借助一种完全、固定而绝对的差异或普遍的差异。那是一种思想本身与他所要求的其他事物本身之间的总体差异，而不是过程中某一时间段、韵律中某一节的经验与其他阶段、其他节的差异。

洛采发现，这种完全而刚性的差异，就是作为单纯存在 或发生的经验与关于品格、真理、正确关系的经验之间的差异。而事物自身具有关联、组织、价值或作用力、实践上和美学上的意义。行为、感情等等也同样如此。唯有感觉状态、纯印象等等，似乎符合“作为存在而给定但毫无品格等等方面的限定”这一必备条件。于是，观念之流自身提供了一种现成的事件流、存在流，其特征是：完全没有反省性限定，并作为思想的自然前身。

但这种存在流刚刚被考虑到，就被发现完全不能充当为思想的物质条件和暗示。它对思想的相关性，差不多就像是月亮背面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因此，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已找到的整个一系列作用力和品格限定被引入到作为纯粹 存在之物的构造本身和内在结构之中 ，即：（1）纯印象在某种程度上代表 其时空关系的那些事物，（2）意义 ——重大的、具有性质而非作为单纯事件的一种观念，（3）存在流内部具有显著特点的巧合和连贯。我们已经看到，所有这些特征都被明确地断定；位于它们所有之下、贯穿于它们所有之中的，是对一种已被组织化为整体但现在内部构造上相互冲突的情境的最高价值的认可。

这些矛盾全都源自试图把思想工作在客观有效性方面与作为纯粹前在发生事件的经验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试图把思想视为某种独立的一般东西；但在我们的 经验中，它却依赖于所给予它的一种纯印象的原材料。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避免矛盾，唯一可获得的办法就是把思想看作所经验事物运动中的一个特定事件：它具有自己的特定机缘或要求，以及自己的特定位置。

有关思想机能前件所拥有的那种组织和作用力的本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不可能在此详细涉及。洛采本人提出了答案。他谈到观念之流犹如一股潮流，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用以调节日常生活 的根据充分的信息”（Logic ，I，4）。它产生了“有用的组合”、“正确的期待”、“及时的反应”（Logic ，I，7）。实际上，在他的谈论中，它似乎不过是日常的朴素经验世界、所谓的经验世界，以区别于在科学和哲学探究中经过批判性修正和理性化的世界。此种解释与那种作为纯粹的心理印象流的解释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显示了已讨论过的那种困难。但其措辞暗示出了真正的事物状态。未加反省的世界，是有关实践事物、有关目的手段及其有效适应、有关根据结果控制和调节操行的世界。未加批判的经验世界也是一个有关社会目标和手段的世界，它处处涉及爱慕和依恋、竞争和合作的工具和对象。它自身还包含了具有美学价值的诧异——对于光的突然喜悦，对于音调和形式所表现出的优雅的惊奇。

我并不是说，这总体适用于与批判性思想情境相对立的、未加反省的经验世界——这样一种对比所蕴含的那种对思想的整体而普遍的考虑，是我正努力加以避免的。无疑，许许多多的思想活动已参与导致了对我们最普通的实践-感情-审美环境的组织。我只是想指出，思想的确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 发生，而不是在纯存在的世界之后 ；而且，虽然我们对组织化科学所谓的那种更为系统的反省可在某一公正意义上被认为是后 出现的，但那出现在本已得到实现的情感、艺术、技术兴趣之后。

在如此多地涉及一种难以贯彻的建议之后，我胆敢再扯开一次。认为与纯粹存在性有别的价值或意义是思想或理性的产物，而洛采矛盾的根源正在于试图在思想之前或先于思想找到某种 情境，这是一种常见的观点——甚至有可能，我对于洛采的批评已经被某些读者在此意义上进行了解读。 [15] 这就是所谓的新黑格尔主义立场（虽然，我认为在精确性上可疑），它已被许多著作者在批判康德时加以发展。该立场与本章所采取的立场的确在某些方面大体一致。它们共同反对由先前的纯存在或纯事件发展出富有成效的反省的事实性和可能性。它们共同否认存在或可能有任何诸如单纯 存在——不在组织和作用力方面受到限制的现象，不论是心理现象或是宇宙现象——一样的东西。它们一致认为，反省性思想有机地形成于已经得以组织的经验，并且就在这样一种有机体内部发挥功能。但当“所有组织化意义都是思想的工作吗，并因此意味着反省性思想由以产生的那种组织是某一其他类型思想如纯思想、创造性或构造性思想、直观理性等等的工作吗”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被提出时，它们就分道扬镳了。我将简要地指出在此分化的理由。

为了把所有实践的、社会的、美学的对象都包括在内，“思想”一词必须加以延伸，以至于该情境也可以描述典型经验形式的其他名字称呼。更为具体些，当反省性探究由以出发的那种有组织、有安排的配置与反省性探究自身之间的差异减至最少（而且，对于坚持反省性思想的前件本身就是某种思想，不存在其他理由）时，与当把它们的区分夸大至纯存在与合理的连贯意义之间的区分时所显示完全一样的难题又出现了。

因为越是坚持前件情境由思想构成，就越是会感到诧异：为何还要有另一类思想，是什么样的需要激发了它，它如何可能改善先前构造性思想的工作？这种困难立即迫使唯心主义者由有关具体经历到的经验的逻辑转到一种关于纯假言性的经验的形而上学。构造性思想在我们 有意识的思想运作之前；因而，它必定是未被我们的反省所意识到的某一绝对普遍思想建造组织化世界的结果。但是，这种策略只会加深困境。这种绝对的构造性和直观性思想何以会做一件如此可怜和拙劣的工作：它竟然需要一种有限性的推断活动以拼凑出产物？这里又要求有更多的形而上学：绝对理性现在必须在有穷的、感觉和时间性有机体的限制条件下工作。因此，反省性思想的前件并非纯净无污的思想的决定产物，而是思想在屈尊戴上变易和感觉的束缚后所能做到的。对于如此狂想而未加以解决的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我放下不予理睬：一个完美、绝对、完整、完结的思想为何以及何以会发现有必要屈从于外在的、扰乱的、堕落的条件，以便最终能从反省性思想片面、零散、完全不适合的方式恢复到它一开始以更为满意的方式所拥有的东西？

我要把自己限于逻辑上的困难。从其与构造性思想的工作方式的对比和差异来看，片断性的感觉、印象、知觉将思想与构造性思想区分开来，而且它们根据思想产物对反省性思想给予暗示：思想如何将自己与这些感觉、印象和知觉建立起联系？这里，我们所具有的问题又正好是洛采所一直面临的 ，我们有了同样一种不可解决的问题：思想活动如何涉及一种完全不确定的非理性化的、独立的、前在的存在。在这一点上处理问题的绝对唯心主义者将发现，自己被迫进入那种与洛采所做一样的持续摇摆：同样一种时而粗暴抢夺、时而无偿馈赠的方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里正是 洛采所开始的地方；他曾看到原先的先验逻辑学家未触及我们 被认为有限、反省性的思想与其自身前件的关系这一具体问题，因而他着手弥补这一缺陷。如果反省性思想被需要是因为构造性思想工作于感觉的外部限制条件下，那么，我们便有某些元素最终不过是存在、事件等等。或者，如果这些元素是从思想之外的某一源头得到组织的，并且不是作为纯印象等等，而是通过它们在某一整体中的位置而激起反省性思想的，我们就已经承认有可能离开理性而实现经验的组织化，因而设定纯粹构造性思想的根据就被抛弃了。

当我们从思想活动及其特有形式的方面来看时，矛盾同样会出现。毕竟，我们对构造性思想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考察反省性思想的运作而获得的。这一完美的思想体系极其完美，它是一个明亮而和谐的整体，不带确切的部分或区分——或者，如果有这样的部分或区分的话，也只是反省才将它们揭示。因此，构造性思想的范畴和方法必须根据反省性思想的工作法来刻画。然而，后者的发生仅仅是因为有关它产生于其中的特有条件的一种特有问题。以通过康德而变得熟悉的术语来说，它的工作是渐进性的、改革性的、重构性的、综合性的。因此，我们不仅没有 理由把它的定势转移到“构造性”思想，而且被禁止做这样的转移尝试。把那些受制于对构造性思想的抵抗这一基本事实的逻辑过程、状态、技术、结果，等同于构造性思想的结构，我们发现，这完全是诉诸不同类属的一种谬误。起初，构造性和反省性思想根据它们的非相似性甚至对立性而得以界定；然后，直接又把对后者的描述形式全部转移到前者！

这并非仅仅是一种有争议的批评。它直接指向了本书各章节的一个根本论题：在思想内部所发现的有关与感知相对的概念、有关各种样式和形式的判断、有关丰富多样的推理运作的所有区分——所有这些都在思想情境内部，它们出自一种特有的、先前的、典型的经验构成；它们的目的是要解决关于思想机能由以产生或发展而来的一种特定问题：从它所陷入的内在冲突中恢复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加以整合的经验。

先验主义逻辑的失败，其根源与经验主义逻辑（不论是纯粹形式，还是洛采所提出的混合形式）的失败一样。它把具有历史性或时间性起源和意义的那些事物绝对而固定地区分为存在和意义，区分为一种意义与另一种意义。它认为，思想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表现或规定实在，而不是尽量根据它们更为有效和重要的使用而确定其某些阶段或内容——而不是重构性的。每一种这样的逻辑所撞上的礁石都是：要么存在已经具有思想正试图给予它的那种规定，要么不具有。在前一情形下，思想是无用的重复；在后一情形下，它是虚假的。

批评洛采的重要性在于：他以特有的方式努力将一种先验主义的思想观念（即思想具有自己的能动形式，其自身是纯粹的）与某些关于思想依赖于具体经验前件的显明事实结合起来，这揭示了同时为经验主义逻辑和先验主义逻辑所有的根本缺陷。我们在两者那里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不足：未能根据它们在重建经验上的必然功用而看待逻辑条件项和区分。

3.与料和意义 [16] [17]

我们已经在经验素材上到达了一个冲突点。正是在这种冲突之中 并因为这种冲突，素材或重要的可感特质（quales）作为 素材凸显出来。只要太阳围绕地球转不存在疑问，这种“内容”就丝毫未被抽象出来。它与作为素材的经验形式或样式的区别，是反省工作。同一种冲突，使得其他经验呈现为可分辨的对象化；这些经验也不再是生活方式，而变成独特的观察和考虑对象。行星、日食等等的运行乃是例证。 [18] 维持统一经验已经成为一种问题、一种目的，因为它不再安全可靠。但这涉及重新规定相冲突的元素，以使得它们能在新经验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得以处理，而且可以经过处理后最终正如它们被规定的那样。就是说，它们不能被简单地否定、排除或消灭，它们必须被包含在内。但这样引入，显然要求对它们作或多或少的修改或变形。思想情境是对经验中一种组织的刻意维持，它要批判地考虑各种相互冲突的内容对某一地位的权利，并最终赋予它们一种位置。

冲突情境必然走向极化或二分。在不相容者的竞争中，有些东西未被触动。有某种东西保持安然，不受质疑。另一方面，有些可疑而不稳定的成分。这样便给出了一种框架，把领域一般性地分为“事实”、所与、所现、与料，和观念、目的、构想、推断。

a）在思想过程任何一阶段上的任何问题情境中，都总是有某种东西不受质疑 [19] ，即便它仅仅是冲突或紧张这一事实。因为这从来不会只是 普遍紧张。它受到那些处于竞争中的特殊元素的彻底限定或特征描绘。因此，它是这样的 冲突，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它现在出现，正意味着它此前从未出现过；它现在接受检查并达到了某种确定性，意味着刚好这样的 冲突永远不会重现。总之，冲突直接就是这样的而非任何别的种类，而且这种直接给予的性质是一种不可还原的与料。它 是事实，即便所有其他的都是可疑的 。随着它接受检查，它失去了含糊性并呈现更为确定的形式。

然而，唯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形下，这种确定无疑的成分才最低降至我们这里所设想的条件项。某些事物作为事实凸显出来，而不论其他东西如何受到怀疑。太阳有某些明显的 日间变化和某种年度路线或轨迹，行星有某些夜间变化和某些季节规律性的路线，这些的意义可能受到质疑：它们到底意谓 真正的太阳变化还是地球变化？但变化是存在的，而且是具有某种特定性和数值确定特征的变化。显然，这些突出的事实（存在 [20] ）构成了思想机能中的与料、所与或所显。

b）显然，这仅仅是总体情境中的一个关联面（correspondent）或事态。随着意识到此 （this ）作为确定的、作为所予要加以对付的东西，开始意识到一种对于它作何所指 ——它何以被理解或解释，即它的指涉和关联——的不确定性。事实在作为 呈现或存在时，是确定的；作为 意义（在有待获得的经验中的位置和关系），它们是可疑的。然而，怀疑并不排除记忆或预期。实际上，怀疑只有通过它们才是可能的。对于过去经验的记忆，使得“太阳围绕地球转”成为专注的对象。对于某些其他经验的回忆，唤起了地球每天绕轴旋转和每年围绕太阳转动这一观念。这些内容随着对变化的观察而出现，但至于关联性，它们仅仅是可能。由此，它们被加以归类或处理：作为观念，作为意义，作为思想，作为构思、理解、解释事实的方式。

这里指涉上的相符，如存在上的相关一样，是明显的。在逻辑过程中，与料并非仅仅是外部存在，观念并非仅仅是心理存在，两者都是存在的样式——一个是给予的 存在，一个是可能的 、推断的存在。而如果后者从所指向的统一经验的观点被认为仅仅具有可能的 存在，与料也要被视为不完全的、不确定的。或者，如我们通常所言，观念是印象、建议、猜想、理论、评估等等，而事实是天然的、原始的、未加组织的、素朴的。它们缺乏关系性即确定的地位，缺少连续性。作为与料绝对不受质疑的，仅仅是太阳相对位置的变化，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或者是从所遗留下的有组织的经验的观点抽象，或者是从作为终点即目标的重组经验的观点抽象。它不可能作为持久对象。换言之，与料（datum）和观念（ideatum）是为了经济地处理有关经验整体性的维持问题所引入的劳动分工、合作手段。

再一次地，而且很快地，与料和观念会（而且肯定、实际会）各自分化为物理的和心灵的。只要“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信念得以发展，过去的事实就分化为一个新的宇宙存在和一个新的心理条件——即认识到一种过程：据此，小星体对于每个遥远的大星体的运动被颠倒过来加以解释。我们不是仅仅消除旧有内容中的错误源头。我们重新对其进行解释，使它在自己的位置上有效即作为知觉心理学的一个例子，虽然其作为宇宙结构的素材是无效的。直到我们查明错误源头本身是一种完全真实的存在，我们是不会在科学上感到满足的。如果我们判定这条蛇不过是幻觉，我们的反省在主旨上是不会完整的，直到我们找到某种所存在的事实就像是有蛇存在一样，以此来说明那种幻觉。除非临时地，我们从来不止步于提到某个心灵或认知者作为错误源头。我们寻求的是一种特定存在。换言之，随着对所与的确定不断精确，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而出现了感觉经验的性质 或材料及其形式 ——感觉认识（sense-perceiving），它本身是一种心理事实，具有自己的地位和法则或关系——之间的区分。此外，旧有的太阳转动那种经验继续存在，但它被认为是属于“我”的——属于这样的经验个体，而非属于宇宙界。

于是，在思想情境的成长之内部 并作为确定具体 条件下具体 真理的过程之一部分，我们在此首次获得了一种区分的线索：这种区分是现成的，位于所有思想之前的。它是洛采一开始所提出的，即印象质料区分于作为个人事件的印象。这种区分从普遍来看产生了一种难以解决的难题。它出现在特殊的反省性探究内部，是对存在图式的一种必然分化。

同样一类事情也发生在思想或意义方面。日益得到认可的、正发展成为与料意义（meaning-of-datum）的那种意义或观念，具有逻辑上的、理智上的或客观上的作用力；而那种正失去地位、不断受怀疑的，却只配作为一种想法、想象、偏见、误解——或最终不过是一种错误、一种心灵过失。

在从效力 上被认为是空想之后，它变成了纯粹想象的一种存在。 [21] 它没有被消除，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指称或意义，因而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区分并非意义本身和与料本身之间的区分。它作为一种规定性，相应地出现于与料和观念两者 之中。在形成认可意义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那种东西，仍旧被刻画为真实的；但其真实性现在仅仅是相对于某一经验方式——相对于有机体的某一特性。那种运动所朝向的东西，被认为在宇宙的或机体外的意义上是真实的。

1.思想的与料 。——当我们回到洛采时，我们发现，他把思想所呈现的材料即它的与料同与料由之得以组织或系统化的那些具有典型特征的思想方式清楚地区分开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他规定与料时所依据的条件，是不同于思想前情的那些界定条件的。从观念作用于其上的那种与料或材料的观点看，重要的不是同现、并置或连续，而是某一范围上的程度渐进；所要强调的不是时空排列下的事物，而是相互区分却又相似和同类的性质。每一印象都应彼此绝对不同，正如甜与暖之别一样，对于这一想法并无内在的不可设想性。但在值得注意的场合下，那样就不属实了。我们具有系列以及系列之网。我们具有同一类下的多样性——多样的色彩、声音、气味、味道等等。换言之，与料对于思想幸好是先定安排好的感觉特性，它们是具有同一性的各种色差、程度、变异、性质下的某种东西。 [22]

所有这一切，都是给予、呈现给我们的观念活动的。甚至共相，遍及蓝、绿、白等各种性质的那一共同色彩，也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是思想发现已存在着的某种东西。它制约着比较和相互区分。特殊地看，所有数学定值，不论是计算（数目）、程度（多少）还是数量（大小），全都具有与料的这种特性。这里，洛采以相当大的篇幅详述了一个事实，即思想之所以成功以及具有可能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普遍化或初步排序（prima facie ordering）：以此，质料被给予思想。彼此毫无关系的两个事物的这种先定适合，当然造成了很大诧异并很值得庆幸。

不难明白洛采在描述思想质料时为何运用与描述思想先决条件时所用不同的范畴，即使根据他所说两者是绝对相同的。 [23] 他在心中所想的是不同的功能 。一种情形是，质料必定被刻画为唤起性的、动机性的、刺激性的——从这种观点看，时空安排与连贯或关联相比而言的独有特征就得到了强调。但在另一情形下，质料必定被刻画为提供填充物、实际内容的。与料不仅是对于 思想所给予的东西，而且也是属于 思想的事物、原材料。一方面，它们必须被描述为完全在思想之外的，如此使得它们显然属于感性知觉领域。它们是既有感知 的材料，不带有任何推断、判断、关联的影响。感知正是不 出现在记忆或预期设计中的东西——它是直接的、不可还原的。另一方面，感觉材料 是性质上的，可感特质是在一个共同基础上构成的。它们是共同性质上的不同程度或级别。因而它们具有了有关相互区分和指涉的某种现成的安置，那几乎（可能不是十分）已经算是作为思想明确特点的比较及关联效应的那种作用。

根据我们所说到的，很容易对这种神恩式的奇迹加以解释。与料实际上正是作为 当下的、直接性的、所加以选取和留下的那种东西。因而，它们是给予未来 思想的。但选择是根据思想需要而进行的；它不加变动、不经讨论地列举出思想可在此种特殊问题上依赖的那种资源。因此，不用奇怪，它对适用于思想的未来工作具有一种特有的合用性。在恰好抱着那种目的进行选择后，如果没有如此相合，倒是会感到奇怪。一个人可以制造假钱用在他人的身上，但几乎不会有意将其流通到自己的手上。

我们在这里的困境是：心灵从对感觉与料的逻辑解释突然转到由抽象心理探究而来的对感觉与料的现成观念。孤立的感觉特质以某种方式强加于我们而且强加于我们所有人，因而完全是从外部制约思想，而非作为由被经验事物中所选取（出于决定思想这一目的）的工具或元素而决定思想：这种信念太过于固定了。感觉特性的确是 强加于我们的，但不是 普遍的。经验的感觉与料总是出现在语境之中 ，它们总是呈现为连续性的变异。甚至打扰我的雷声（举一个明显具有非连续性和无关性的极端例子）之所以影响到我，也是因为它被视为雷声：作为与我的妻子、房间和屋子同在的空间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它之所以被看作是打断和扰乱的一种影响，那是因为 它是共同的因果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连续性的解决方案本身是实践的或目的论的，因而预设和影响着生命过程中意图、工作和手段的连续性。它不是形而上学。它作为生物学，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实际的感觉不仅作为事件世界中一个事件是确定的， [24] 而且是发生在控制和运用刺激的某一时期中的一种发生之事。 [25]

2.思想与料的形式 。——由于感觉与料是思想工作的质料集，思想由以开展的观念形式因此完全符合材料的需要。有关连贯之根据的那种“附属性” [26] 概念，结果实际上并非对与料的一种形式的或外在的补充，而是对它们的重新限定。思想的附属性是指它起到一种共同作用，而非指它仅具有补遗作用。“思想”是要把纯粹的巧合消除掉而断定有根据的连贯。洛采澄清说，他最终不是把“思想”看作一种“自身”施加连贯形式的活动；而“思想”的组织工作只是渐进地实现所经验质料中的一种内在统一性或系统。思想借以施加其“附属”力量的特定模式——名称、概念、判断和推理——是对最早作为与料呈现于我们的材料进行充分组织的连续阶段；它们是努力克服与料原始缺陷的连续阶段。概念开始于有关感觉的共相（共同成分）。然而（而且这是重要的一点），它并不简单地抽取出这样的共同成分，而是有意识地不顾自身差异性便将其加以一般化。这样一种“共相”不是 连贯，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包括 和支配时间性和局部性的异质性。真正的 概念（参见Logic ，I，38）是一种属性体系，它们基于某个基础或决定性、支配性原则而聚集在一起——这种基础能控制它自己的所有例示，以使得它们成为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而且，它能指定自己的界限以排除所有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把颜色抽象为各种色彩的某一共同元素，结果就不是一个科学观念或概念。为了给出它的概念，要发现一种光波过程，其各种不同的频率构成了光谱中的各个色彩。而当我们得到这样一种概念时，先前那种仅仅具有时间突兀性的色彩经验就让位于色彩体系中的有条理部分。这种逻辑产物——换言之，此种概念——并非一种形式上的标志或印记，它彻彻底底是处于动态连续性存在之中的与料关联。

把与料和观念相互之间的连续性转变表示出来的那种思想形式或样式是判断。判断揭示了对决定某个整体内部关联的一种原则的设定。它明确地把红色规定为色彩法则或过程这样的 情形或例子，从而进一步克服了仍旧被概念所遗留下的题材 或与料缺陷。 [27] 现在，判断在逻辑上以析取形式终结。它给出了一种共相，可以决定大量可选择的特定殊相中的任何一个，但至于选择什么样 的一个却是随意的。系统性推理 阐明了法则或支配性共相据此应用于这个而非那个可选殊相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完成了对于题材的理想组织。如果这一活动是完好的，我们将最终拥有一个整体；据此，我们将知道那些决定性和有效性或权威性的成分，以及依此其他东西由它们而得出的那种发展次序或依赖层级。 [28]

根据洛采对思想形式的运作的这种解说，我们面前显然出现了一幅图景：一方面是对与料的连续而相关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对观念或意义的决定，直至经验重新得以整合，与料完全得以界定和关联，观念成为题材的相关意义。无疑，我们这里大致描述的是实际所发生的。但同样很少有疑问的是：这种描述可能与洛采的那些假定完全不一致，即思想的质料或与料完全与思想前情一样；或者，观念、概念是某种纯粹心灵的东西，它们作为思想唯有的本质特征由外部施加于现成备好的质料。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具有冲突性内容的经验要想维持统一性和整体性，只能借助于把得以精确描述和正确关联的事实与得以充分分析和适当指涉的意义作严格对应的区分。与料是思想情境之中 所给予的，而且是为了 进而限定思想或意义。但即便在这一点上，也出现了难题。探明什么是 所与，这种探究把反省推向极致。科学方法上每一重要的进步都意味着更好的凭借、更巧妙的技术，不过是为了把完全在那里 的或所给予的加以分离和描述。有能力探明在某一特殊探究中什么可以可靠地作为在那里的、作为所给予的，因而可作为一种质料而得以进行有条理和可证实的推理、富有成果的猜测及持有解释性和说明性的观念，此乃系统的科学探究的一个努力阶段。它表示的是归纳阶段。把在更为复杂的情境 中发现是可靠证据的东西，当作似乎是绝对或孤立所给予的或不涉及某一特殊的历史位置和语境，这是作为逻辑理论的经验主义的谬误之所在。把概念、判断、推理等思想形式看作是对“纯粹而不带有任何对象差异的思想”的限定，而不是作为质料（或对象）得以渐进组织中所出现的连续倾向，这是理性主义的谬误。像康德一样，洛采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由此认为它们可以相互修正。

洛采认识到，如果感觉与料是最终与料，如果唯独它们才是真实的、真正存在的、独立的和有效的，思想就是无用的。他看到，如果经验主义关于所给予与料的真正品格的设定是正确的话，思想就会是荒谬的妄求者，要么吃力而可怜地重复做那些不需要做的事情，要么固执地偏离真理。他意识到，思想是因为有需要才被激起的，并且思想要做的工作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导致对经验题材的修改。由此，他设定了一种思自体（thought-in-itself）：带有它自身的某些行动形式和样式，带有一个拥有自身指导和规范品格的意义领域——理性主义的谬误之根。他试图在两者之间所做的折衷，结果是基于对两者不合理观念的一种设定——一方面是所给予思想的独立质料的观念，另一方面是思想形式的独立品格或作用力的观念。

如此指出矛盾会显得陈腐无用，除非我们将它们重新联系到其根源——把作为发生学和历史学上的、作为可行性或工具性分工的区分变成僵硬、现成的实在结构上的差异。洛采清楚地认识到，思想的本性是依赖于其目标的，而其目标依赖于它的难题，这种难题又依赖于它在其中找到动机和借口的那种情境。它的工作是为其裁减出来的。它所做的不是它将会做的，而是它必须做的。如洛采所言，“逻辑学与思想有关，但那不是假言条件下的思想样子，而是实际上所是的那种思想”（Logic ，I，33），这种说法显然是与大意为思想质料特性制约思想活动的那些说法结合起来的。同样地，在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一个段落中，他说：“思想产出的可能性和成功度，一般取决于对观念世界整体的一种原初构造和组织；这种构造虽然在思想中不必要，对于使得思想成为可能却尤为必要。” [29]

我们已经看到，概念、判断、推理的本质特性取决于所提供质料的特性，而它们作为形式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开始于其中的那一组织阶段。

由此，只有一种结论是可能的。如果思想本性取决于其现实条件和环境，首要的逻辑问题就是研究处于制约之中的思想（thought-in-its-conditioning），那就是找到思想与其题材相互区分、相互参照出现于其中的那种危机。但洛采如此彻底地束缚于某种现成前情，以至于这种发生学考虑对他毫无价值。历史学方法仅仅是心理学之事，它毫无逻辑品格（Logic ，I，2）。我们必须预设一种心理机制和心理质料，但逻辑学无关于起源或历史，而有关于权威、品格、价值（Logic ，I，10）。再有：“逻辑学不关注思想所利用的那些元素得以存在的方式，而是关注它们在以某种方式存在之后 对开展理智运作的价值。”（Logic ，I，34）最后：“我在全部工作中都坚持，逻辑学不可能从对思想作为心理过程所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条件 的讨论中获得任何重要的好处。逻辑形式的重要性……在于有关思想的表达中，在于它所强加于思想活动之后或期间的那些法则，而不在于位于某种产生思想之物背后的那些条件。” [30]

实际上，洛采代表了逻辑理论进化中的一个踌躇阶段。他走得太远而不能满足于重复纯粹形式的思想本身那些纯粹形式的区分。他认识到，形式思想是某种质料的形式，其作用仅仅是把那种质料加以组织以符合理性的理想要求；而且，“理性”实际上只是对质料或内容的一种充分系统化。由此，他开始承认提供此种质料的“心理过程”。在把质料放进来之后，他必定在面对质料由以前行的那些过程时，又关闭大门——把它们作为不相干的入侵者而加以排除。如果思想是以如此秘密的方式获得与料的，就再也不会奇怪有关思想关涉质料的合法性问题仍旧是悬而未决的。逻辑理论，就像哲学科学的每一分支一样，有赖于放弃这样一种顽固信念，即虽然思想的工作和目标受到提供给它的那种质料的制约，但对于它绩效品格 的判断要完全脱离开起源和发展条件。

4.思想的对象 [31] [32]

在前面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前一章中，我们不断被引向一种认识，即思想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对象。有时候洛采倾向于让步，把思想全然根据它对完全外在的质料所进行的活动样式和形式来界定。但是，有两种动机一直把他往另一方向上推。（1）思想所要做的是一种独特工作，其中包括对所呈现质料的（至少是）关系性 进行性质转变；它只要一完成这种工作，题材就以某种方式变成了思想之题材。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与料逐步得以组织，以符合思想的整个完整理想，其内部成分按照某一决定性原则而相互关联。这种渐进性组织对与料与思想形式彼此之间起初完全不相关这一设定造成了怀疑。（2）一个类似的动机是从题材方面引发的。作为纯粹相异和外部的东西，它过于异质化而不能接受思想的作用和影响。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观念作为一种便利工具，使得洛采由此从纯粹异质化的、完全无关于思想意图和工作方式的心理印象或事件过渡到可对思想作出回报的一种事态。观念作为意义，构成了由具有素朴事实性的心理印象过渡到具有连贯价值的思想自身内容的一道桥梁。

我们在本章要从两个观点来考察有关观念或思想内容的问题：第一，这样一种内容的可能性 ——它与洛采的根本前提的矛盾；第二，它的客观 特征——它的效力和验证。

Ⅰ.有关特定思想内容的可能性问题，是一个有关观念之作为意义的本性的问题。意义 是思想的典型对象。我们至今没有质疑洛采一直所设定的作为某种思想单元、作为思想结构基石的意义。在洛采对意义的论述中，他关于思想前件、与料和内容的自相矛盾导致了最充分结果。他明确地使意义成为思想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成为思想运作由以产生的未经反省的质料。

这种矛盾已经被琼斯教授精确而完整地呈现出来。 [33] 他将其总结如下（pp.98—99）：“他（洛采）没有其他办法，除非这样：首先把一切都赋予感觉，然后把一切都赋予思想，而最后之所以把某种东西赋予思想只是因为它已经在其质料中。这种摇摆性 对于他的理论是绝对必要的；根据他对它们的描述，知识成分只有通过彼此交替抢夺才能存在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洛采极力坚持一种事实，即所给予的思想题材完全被视为一种物理机制的作用结果，“不涉及任何思想行动”。 [34] 但洛采同时指出，如果心理机制的产物“容许以特定的思想 形式进行组合，它们每个都需要先有某种改造，以使得它们作为逻辑基石并把它们由印象 转变为观念 。没有什么东西真正会比这种初步的思想运作更为我们所熟悉了；我们通常忽视它，其唯一理由就是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中，它已经得以贯彻，因此它似乎属于思想的自明预设，而不属于它自己的特定工作 ”。 [35] 再有（Logic ，I，23），判断“仅仅在于不再作为纯印象的观念之间的组合：每一种这样的观念必定至少经历过上文所提到的那种简单构成”。洛采进而主张，这样的观念已经是初步的概念——也就是说，逻辑决定性。

把在其他地方明确赋予任何思想活动之前心理机制的那些事务条件赋予一种预备性的特定思想工作，这其中的逻辑矛盾是显然的，但它不应妨碍我们认识其重要性和相对必要性。还记得，印象不过是我们自身意识的一种状态——我们自身的一种情绪。如此说来，它仅仅具有一个事件与其他相似事件之间的事实关系。但反省性思想所关注的，是一种内容或材料与其他内容之间的关系。因此，印象必须在能到达思想作用范围之前具有一种材料。它该如何确保这一点呢？呃，通过一种预备性的思想活动，把印象加以对象化。蓝色作为纯粹的感官刺激或知觉，被给予一种性质：“蓝色”这一意义——蓝（blueness）；感觉印象得到了对象化；它所呈现的“不再是我们所经历的一种条件，而是本身具有存在和意义，而且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其都继续作为它之所是、意谓它所意谓的某种东西。很容易看到这里必然要有我们上面应用于思想本身的那种活动 ：它尚未能够把共存转变为连贯。首先它必须完成前面的一种任务：赋予每一单个印象一种独立效力，没有这一步，后面把真正的连贯与纯粹的共存对立起来，就失去了任何可理解的意义” [36] 。

这种对象化把一种感觉状态转变为感觉状态所指的一种可感材料，它同时给予这种材料一种“位置”即某种典型特征。它不是以纯粹的一般方式加以对象化的，而是给予一种特定种类的客观性。在这些类别的客观性中，有三种要提起：实质内容的；附着依赖型内容的；把各种内容彼此关联起来的一种能动关系性的。简言之，我们有以名词形式、形容词形式、动词形式体现在语言中的那些意义类型。通过思想的这种预备性构成活动，反省性或逻辑的 思想呈现了一种意义世界：诸种意义以相对独立和依赖的次序加以排列，而且被安排成为其各个构成部分相互影响彼此意义的一种意义复合体中的成分。 [37]

如通常一样，洛采把由 思想所构造的质料和仅仅呈现给 思想的同样质料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他借助于一种更进一步的设定物：它与每一方都完全不同，但在交替与各方建立联系之后，它似乎弥合了那一鸿沟。在如上描述了思想的先前性构造工作之后，他接着讨论了介于这个与第三个思想阶段即真正反省性思想之间的第二个 思想阶段。这第二种活动是把所经验到的可感特质分系列、分组加以安排，从而给予各种不同的情形某种共相或共同的某物。一方面，明确规定这第二个思想活动阶段实际上与第一个阶段一样 。这是由于所有客观化都包括定位，定位涉及把一种材料与其他材料区分开来，而这又涉及将它置于一个系列或分组中：以此，每一种在其差异程度和本性上都足以与所有其他划分开。我们被告知，我们仅仅是从两个不同侧面来考察思想的“一种真正密不可分的运作”的：第一，关于发挥对象化作用的思想对于与知觉主体 相对立的那种材料的效果；第二，这种对象化对于与其他材料 有关的那种材料的效果。 [38] 然而，后来这两种运作被宣称是在类型和本性上根本不同的。第一个是决定性的和构成性的；它给予观念“一种塑造，无之，逻辑精神将不可能接受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它发布“自己的法则，给予它的题材”。 [39] 第二种思想活动却是被动的和接受性的。它只认识到那里所有的东西。“在找不到已在印象问题中的东西的地方，思想是不做什么区别的。” [40] “我们看到，最初的共相只能在直接感知中才能经验到。它并非思想的产物，而是思想所发现已经存在着的某种东西。” [41]

与这种进一步矛盾的显然性相伴的，还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思想是不确定的，它在对意义的处理上随意而狂放，除非它从现实经验中获得起步和暗示。因此，有必要坚持把思想活动作为仅仅是认可所已经给予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在思想工作之前，对于洛采来说没有任何内容或意义。需要有思想工作把某种东西从感觉刺激之流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它思想自身的一种意义。任何著作者只要不愿意从它们在经验运动中发生条件的观点来把思想活动和思想内容的本性看作是关联性的，这种两难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从这样的一种观点看，解决原则是很显然的。我们已经看到，经验的内部分歧导致原先整合在具体经验中的某些因素分离出来，成为具有自身特性色彩的诸面向；而且，它们暂时（把整体暂时打破，以变成作为未来一种重构经验的直接性质）归入到一种纯粹意义的世界、一种到处都是理想的领域。接着，这些意义变成思想工具以解释与料，正如对所呈现情境加以界定的感觉特性作为思想的直接材料一样。两者相互指涉时 就是内容。就是说，与料和意义彼此相互限定，构成了思想的目标（objective）。

达到这种统一，是思想的目标或目的。反省性探究的每一连续断面都代表着某种理所当然视为先前思想的结果，并作为未来反省性程序之决定因素的东西。它们被用以界定思想机能所达到的程度，并充当未来思想中的构成单元，因此是内容或逻辑对象。洛采把所给予思想的质料和作为思想自身“基石”的内容彼此等同并对立起来，这是他可靠的直觉。他的矛盾只是源于一种事实，即他的绝对的、非历史的方法使得他不可能在一种可用因而相对的意义上解释这种既等同又区分的情况。

Ⅱ.有关意义或思想内容的存在何以被理解的问题，不知不觉融为一个有关此种内容真正客观性或有效性的问题。洛采所考虑的困境是现在常见的一种：只要他的逻辑学迫使他认为这些意义是思想的拥有和产品（由于思想是一种独立活动），观念就仅仅是观念；除了对它们自身相互一致性的一种非常不当的形式检验之外，不存在任何客观性检验。出于对此的反应，洛采重新回到一种想法，即这些内容是在印象自身内所给予的原有材料。这里似乎有一种客观的或外部的检验。借此，思想运作的实在性可得到试验；一种既定观念得到证实或表明为错，根据对它与经验材料本身的符合性所作的测度。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好起来。印象与思想原有的独立性和异质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将后者的结果与前者相比。我们不可能把品格区分与纯粹的事实存在差异进行比较或对比（Logic ，I，2）。客观性的标准或测试是彻彻底底外部的，根据原有定义，它完全处于思想领域之外。思想如何把意义与存在进行比较呢？

再或者，经验中不带有思想的所予质料，恰恰是相对混乱和无组织的；它甚至降为一种心理事件序列。要我们把科学探究的最高结果与我们自身感觉状态的单纯序列比较，甚或与正是因为其片段性和不确定特征才着手科学探究的那些原初与料进行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前者如何能在某种意义上对后者的价值进行检查或测验呢？这明明是通过与所构建意义系统由以产生的那种有缺陷的东西进行比较，对一种意义体系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我们随后的探究只是要找出那种典型由一端走向另一端的跷跷板游戏的某些状态。那是现在所熟悉的一种两难：要么思想分离于经验材料；要么思想的客观结果已经在前件质料中，因而思想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无法对其自身绩效进行验证。

1.我们已经看到，洛采对于每一种由自身独立而看的意义或限定内容，设定了某种独立效力。“蓝色”由自身独立具有某种意义；它是意识本身的一个对象 ，而非仅仅是它的状态或情绪。在它由之得以间接产生的原有感觉刺激消失之后，它持续作为一种有效意义。此外，它也是他者的一种思想对象或内容。因而它具有双重的效力标记：在我们自身经验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比中，以及在我的整体经验与他人的比较中。这里，我们具有了根本不产生有关形而上 实在性的问题的某种有效性（Logic ，I，14，15）。洛采因此似乎避免了必然以思想自身领域之外某一实在用作观念有效性的检验或测试。诸如“联合”、“选举权”、“构造”、“代数零点”，等等，这些词声称拥有客观有效性。然而，这些词中无一承认指涉思想之外的一种实在性。对这种观点进行概括，意义的有效性或客观性仅仅意味着“对所有意识都同一的”那种东西（Logic ，I，3）；“思想世界的某些部分指示思想心灵之外具有独立实在性的某种东西，或是它所包含的一切都仅仅存在于进行思考的那些人思想中而且对于他们所有人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是完全无关的”（Logic ，I，16）。

至此，似乎畅通无阻。然而，我们一旦询问何谓“所有思想的自我同一内容”，困难就显现了。那得以静态方式还是以动态方式来理解？就是说，它所表达的事实是指既有内容或意义实际上呈现于所有类似的意识吗？这种同等出现能保证一种客观性吗？或者，赋予既有意义或内容的有效性是说，它指引和控制未来的思想行为并因而指引和控制着未来新 知识对象的形成？

唯有前一种解释符合洛采的想法，即独立观念本身被赋予某种有效性或客观性。唯有它符合他的主张，即概念在判断之前。也就是说，唯有它符合这样一种观念，即反省性思想在一开始就被给予一种观念或意义领域。但他是不可能接受那样一种说法的。根据洛采的说法，促使思想不断从观念或概念进入到判断和推理的刺激，实际上不过是缺乏有效性和客观性的、其原来独立的意义或内容。独立的意义恰恰就是不具有有效性的一种东西，它是一种纯粹的观念、一种“想法”、一种幻想，或最多是一种结果可证明有效的猜测（当然这表示可能有所指），一种由未来积极使用而决定其价值的观点。“蓝色”作为单纯的孤立漂浮着的意义，作为普遍的一种观念，它之所以获得有效性并不只是因为在某一既有意识中持续存有，或是因为在同一时刻成为所有人类意识所关注的持存对象。如果所需要的就是这一切，奇想、半人怪兽或任何其他主观臆造就很容易获得有效性。“基督教科学”正是把这样一种想法作为它哲学基础的。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阐释“蓝色”、“选举权”、“联合”这些词时，洛采所本能地考虑的情形并不是纯粹独立和分离的意义，而是包括了一种经验领域 ，一种相互决定性社会活动领域。认为指涉一种社会 活动并非意味着与在物理问题上所发现的那同样一种超越性的意义指涉，因而可以说，完全不带有对于意义外存在的那种指称问题，这是人类思想领域曾发现的最为奇怪的观念之一。物理指称和社会指称，或者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逻辑上的；如果都不是，那是因为意义在最初是运行于带有自身检验性的一种特定情境中的。洛采的构想要想成为可能，只有通过无意识地把作为活动安排中决定因素 的那种真正的对象定义替换为这样一种想法，即对象是一种为大量个人所有的思想内容（或者对于每一意识来说的某种事实东西）。后者符合洛采的思想观念，但至于有效性或意向却是完全不确定的。前者是在所有具体思想中所实验性地运用到的一种测验，但它意味着要对洛采的设定作根本的转变。关于联合、选举权或蓝色的某一给定观念是有效的，并非因为每一个人都碰巧持有它，而是因为它表达了既有经验运动中的控制或指引因素。对于观念有效性的检验 [42] ，是观念在促使相对冲突性经验转变为相对整合性经验方面的功能性或工具性运用。如果洛采的观点正确的话，“蓝色”一旦为有效将永远有效——即便实际上为满足特定条件所要求的是红色或绿色。这就是说，有效性实际上指在断定联系时有关施行上的正确性或适当性——而不是指作为独立沉思的一种意义。

如果我们再次提到一个事实，即真正的思想前情是结构元素处于无组织的一种情境，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某些内容何以会独立分开地视为 现实或可能的意义或所指。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分离内容何以会用于引起对整个经验的检验，并为维持行为整体性而进行的重构提供立场和方法。我们可以理解，对意义有效性的测度何以是根据并非纯粹意义的某种东西、根据超出其原样的某种东西——即，意义作为控制方法而进入其中的那种对于经验的重构。日常经验和科学探究把客观性同样地给予知觉材料和所构设关系——给予事实和法则——这种悖论并不构成特别的困难，因为对客观性的检验是处处一样的：任何东西都是根据它借助于冲突而控制经验运动达到重构性转变，才成为客观的。并不是首先有一种感官知觉或概念对象，后来它以某种方式施加这种控制性影响；而是说，作为客观性的乃能发挥控制功能的任意 存在。它可以仅仅控制探究活动，它可以仅仅着手怀疑，但这都是对后来经验的指引，而且在此程度上乃客观性的一种记号。它是必须认真对付的东西。

对于具有自身有效性的思想内容或意义，就说这些。它所具有的不是一种孤立或既定或静态的意义；它是在动态指称、在用于决定未来经验运动中具有意义的。换言之，为了完成统一经验进化中某一职责而选取和制作的那种“意义”，其检验方式只能是看它是否完成了它所想要完成和打算完成的事情。 [43]

2.洛采必须更进一步面对这种有效性问题：什么构成了作为总体态度、活动或机能的思想客观性？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意义或有效观念最终不过是逻辑思想的基石。有效性因而并非它们独立存在时的一种属性，而是它们彼此相互指称时的一种属性。思想作为一种过程，是要设立这些相关指涉并把各种散乱而分离的基石构造成为连贯的思想体系。在体现于各种类型的判断以及各种形式的推理中，各种思想的有效性是什么？直言判断、假言判断、析取判断；归纳推理、类比推理、数学方程推理；划分法，解释理论——所有这些都是反省过程：借此，有组织的整体关联被赋予思想一开始所具有的那些片断意义。对于这些过程的有效性，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洛采有一点是非常清晰的。这些各种不同的逻辑活动并非真的参与对有效世界的构造。逻辑形式本身只能 在思想过程中保持。有效真理的世界并不经历一系列扭曲和进化，就像是我们自身思想进程中所特有的那些接连进步又退步，接连尝试性的试验、撤消又重来。 [44]

洛采明确表示，唯有思想过程所导致的思想内容才具有客观有效性；思想行动“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心灵的一种内部运动，它由于对我们本性以及我们在世界上地位的构造而对我们成为必要的”（Logic ，Ⅱ，279）。

这里，有效性问题显示为一种有关思想行动与其自身产物之间关系的问题。洛采在他的解决方案中运用了两个隐喻：一个源于建筑工作，另一个源于旅行。建造一个建筑物必然需要某些工具以及外在的构架、工作台、脚手架，等等，它们对于实现最终构物是必要的，但并没有进入建筑物本身中。此种活动对于产品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但不是构造性的价值。类似地，为了从山顶获得景观——这种景观是客观的——旅行者不得不事先经历迂回道路前行。再一次地，这些都是前提条件，但并不构成所达到景观的一部分。

有关与思想内容相区分的思想活动的问题所铺开的一个难题实在太大，不可能在此得到完整考虑。然而，所幸前面的讨论使得我们能够限于这里所关注的议题。难题就是：是思想活动要被视为完全由外部附加在前件之上并从外部对与料加以指引的一种独立机能，还是它标志着经验进程（不论是实践的、艺术的、社会倾向的，等等）为了得到有意控制而经历的一种转变阶段？如果是后者，一种完全可理解的意义便可赋予这样一个命题，即思想活动是工具性的，其品格不在于它自身连续的状态本身，而在于它所带来的结果。而若思想作为一种独立活动，以某种方式发生在独立前件之后对独立题材发挥作用，并最终导致一个独立结果。这种想法，只会使我们面临更多的疑难。

我不是要质疑思想严格的工具性特征。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对工具本性的解释。洛采立场的困境是，它迫使我们接受一种有关手段和目的的设定：它们彼此之间只不过是外在关系，然而却必然相互依赖——这种立场无论何时出现，都是完全自相矛盾的。洛采摇摆不定，时而把思想视为外部意义上的工作，是在最终建筑物中毫无地位或分量的纯粹脚手架；时而把思想视为一种内在固有的工具，视为建筑工作本身组成部分的一种脚手架，它的设立是因为建筑活动只有借助和通过脚手架才能有效进行。唯有在前者意义上，脚手架才能看作是纯粹 的工具。在后者意义上，外部脚手架并非 器具；实际工具是有关设立建筑物的行动 ，而这一行动其中有脚手架作为其本身的一个构成部分。建筑工作并非与所完成的建筑物相对立，就像纯粹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一样；它正是 在过程中或从历史、纵向、时间上来看所采取的目的。此外，脚手架不是建造过程的外部手段，而是一个有机成分。“建筑”（building）具有双重意义，即同时意谓过程和所完成的产品，这并非纯粹的语言巧合。思想产出是开展至完成阶段的思想活动；另一方面，思想活动是 从尚未实现因而仍在继续的某一点所看到的思想产出。

唯一阻止我们轻松而直接地接受这一观点的一种考虑，是把思想作为某种纯粹形式东西的想法。奇怪的是：经验主义者没有看到，他坚持认为材料是偶然地给予思想的，这只会强化理性主义者那里所认为的思想作为独立活动、与经验事务实际构成相分离的观点。思想作为施加于某些感知或意象或对象之上一种纯粹形式的活动，这提出了一个绝对无意义的命题。心理学上把思想等同于联想过程，则更接近于真理。实际上，它是在通向真理的路上。要领会思想如何完全是一种对现实经验内容彼此关系的重构运动，我们只需要认识到，联想是关于材料或意义的，而非关于作为存在或事件的观念的；我们所谓思想的那一类联想与随意的空想和幻想的区别，在于它是根据一种目的而控制的。

不足为奇的一个事实是，工具和质料在获得有效结论的过程中相互适应。如果它们在源头上彼此外在并外在于结果，实际上，这整个事情就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其如此难以解决，以至于如果这是事态的真正条件，那么我们将甚至从来不知道存在着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质料和工具都是根据在引起所渴求目的——维持一种和谐的经验——方面的经济和效力而获取并确定下来的。建筑者发现他的建筑是指建筑工具，同时也指建筑质料。它们各个都是根据其在整个功能上的合用性而逐步进展而来；而且，这种进展都时时根据其自身的关联方得以检验。木匠并非普遍地对其建筑进行思考然后构建出全部工具，而是说他根据所进入其中的质料来思考他的建筑，并通过此种途径来考虑有益的工具。

这并非一个形式问题，而是有关实际进入经验之中的那些材料的地位和关系的问题。而且，它们反过来决定了正好采取那样的心理态度，正好运用那些心智运作，以最为有效地处理和组织质料。思想通过 对特殊客观内容的调整而适应于 一种目的。

思想者像木匠一样，他在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同时受到所面对的特殊情境的刺激和控制。一个人正处于期望新房子的阶段，那么，他的质料包括可获得的资源、劳动价格、建筑成本；他的家庭、职业等等的状况和需求；他的工具有纸、笔和圆规，或可能有作为信用器具（credit instrumentality）的银行，等等。接着，工作开始。基础打下了。这反过来又决定其自身特定的质料和工具。接下来，建筑物就差不多要开始入住了。具体过程是：移开脚手架，清理地面，布置和装饰房间，等等。这一特定运作又决定了其自身的一套装备或相关的质料和工具。它界定了开始和停止运用那些质料和工具的时间、形式和方法。逻辑理论将如认知实践一样进展顺利，只要它严格坚持和遵守经验循环进化中每一连续阶段上所固有的指引和检验。有关思想过程有效性的一般问题不同于某一过程的有效性，它只有在思想脱离其历史位置和物质语境时才会出现。

3.但洛采仍未解决有效性这一问题，即便从他自己的立场来看。他的立足点又发生了转变。它不再是有关思想被认为一开始所具有的那种观念或意义的有效性问题，它不再是有关根据其自身产出而进行的思想过程的有效性问题；它是有关产出有效性的问题。最终，倘若最后的意义或逻辑的观念是完全连贯和条理化的，倘若它是所有意识本身的一种对象，这又一次产生了一个问题：甚至最连贯和完整的观念，其有效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出现就不会消除。我们可把有关狮头怪物的想法加以重构，直到它不再是一种独立观念而成为希腊神话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当它不再作为独立神话而成为神话体系中一个成分时，它就获得了有效性吗？它过去是神话，就永远是神话。神话集不是通过增大而获得有效性的。我们如何知道对作为我们极其认真而广泛的科学探究产物的那些观念并非同样如此呢？再说一次，把内容视为所有意识的自我同一对象，毫无用处；幻觉的题材，不是按照其社会触染性而获得有效性的。

根据洛采的说法，最后的产出终究仍旧是思想。现在，洛采永远地束缚于一种想法，即任何形式的思想都受到外部实在的指引并指向一种外部实在。这种幽灵始终萦绕着他。毕竟，甚至理想中完美的有效思想，又该如何应用于或指涉实在呢？其真正的主体仍旧超出自身。最后，洛采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只能是把它看作一个形而上的而非逻辑的问题（Logic ，Ⅱ，281，282）。换言之，从逻辑上 说，我们最终正好站在我们一开始所曾在的地方——在观念领域内而且仅仅在观念领域内，另外意识到了有必要以这些观念指涉一种实在：它超出观念之外，完全不为它们所接近，它处在观念所能施加的任何影响之外，并超越与观念结果的任何可能比较。洛采说：“不愿意承认这里所包含的循环是没用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自身之内有关它的观念。”（Logic ，Ⅱ，185）“因此，是我们内部这种多变的观念世界构成了唯一直接呈现于我们的那种质料。”（Logic ，Ⅱ，186）正如它是唯一所给予我们的质料，它也是思想唯一所能最终得到的质料。说通过纯粹在我们之内的观念来知道外部世界，就是在说一种固有的自我矛盾。不存在外部世界与我们观念遭遇的任何共同地。换言之，最初把独立的思想质料与独立的思想机能和意图分开，这必然把我们带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另外相信有一种超然的未知实在：它虽然是不可知的，却被认为是有关我们观念价值的最终检验。最后，在经过所有策略之后，我们处在了我们所开始的地方——两个分离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意义却无存在，另一个是存在却无意义。

洛采矛盾的另一方面是明显的，它最终完成了一个圆圈。我们提到他原来的命题，可以记得：一开始，他被迫把印象、观念元素的起源和结合看作本身是由已经存在着的事物世界所作用的结果。他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思想世界，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它在源头和终结处都绝对必然地指向其自身之外的一个世界。正是由于他顽固地拒绝把如此在起点和终点上指涉自身之外的思想看作是具有历史 或时间意义、指示一种特殊发生地和一种特殊完成点的，洛采才迫使给予这样的客观指称一种先验转向。

当洛采进而说（Logic ，Ⅱ，191），对于经验特殊部分的真理测度在于问，当被思想进行判断时，它们是否与其他经验部分一致；当他进而说，试图把整个观念世界与作为非存在的一种实在（除非它本身会成为一种观念）比较是毫无意义时，他到达了他早该坦率地由以开始的地方。 [45] 他让自己免于陷入彻底怀疑论的办法，只是宣称怀疑主义的明确设定——需要使现成观念本身与外在现成质料本身符合——是无意义的。他正确地把思想工作界定为：在于把经验中各种不同的部分彼此协调。在此情形下，有关思想的检验就是实际所产生的经验协调或统一。对于思想有效性的检验是在思想之外，正如在另一端上，思想源于一种不依赖于思想的情境一样。如果在历史意义上将此向前、向外解释作为有关思想机能在经验与其他非理智的事物经验关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扮演角色的事情，思想的中间性和工具性特征、思想存在对于非反省性前件的依赖、思想最终检验对于后继经验的依赖性就成为重大而必要的了。而如果普遍来看却不考虑时间发展和控制，我们便被投入到一种复杂透顶、自我缠绕的形而上学的深渊之中。

（张留华 译）

* * *

[1] 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首次发表于1903年，为《逻辑理论研究》一书第1章。

[2] 首次以“思想及其题材：逻辑理论的一般问题”为题发表于《逻辑理论研究》（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 ），由杜威与其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同事合作完成，收录于《十年出版物合辑之系列二》，第1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3年）；修改后重印于《实验逻辑论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16年。

[3] Lotze，Logic （translation，Oxford，1888），I，10，11.

[4] 参见《哲学评论》，第11卷，第117—120页（《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第13—16页）。

[5] 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首次发表于1903年，为《逻辑理论研究》一书第2章。

[6] 最初以“思想及其题材：思想机能的先决条件及暗示”为题，发表在《逻辑理论研究》上；修订后重印于《实验逻辑论文集》。

[7] antecedent，在今天的形式逻辑课本中，通常译为“前件”；但考虑到杜威本人对于该词的使用往往并不限于单纯的形式逻辑范围，而同时延伸至一般的哲学讨论，所以我们有时也采用更具哲学味道的“前情”一词来作对译。——译者

[8] Lotze，Logic （translation，Oxford，1888），I，2.For the preceding exposition see I，1，2，13，14，37，38；also Mikrokosmus ，Bk.V，Ch.4.

[9] Lotze，Logic ，I，6，7.

[10] Lotze，Logic （translation，Oxford，1888），I，25.

[11] Lotze，Logic， I，36.

[12] Lotze，Logic， I，36.

[13] Lotze，Mikrokosmus ，Bk.V，Ch.4.

[14] Lotze，Logic ，Ⅱ，235；see the whole discussion，Secs.325-327.

[15] 我们在亨利·琼斯教授那里（Henry Jones，Philosophy of Lotze ，1895年），看到了一种由该观点出发对洛采所进行的最为尖锐和重要的批评。我的具体批评与他在主线上一致，我很乐意表示对他的谢意。但是，我不能认同一种信念，即思想之务在于限定实在本身；在我看来，思想所要做的是决定实在某一方面或部分的重构并步入实在自身的进程中，实际上，这是思想活动的典型形式。而且，我不能同意实在本身随着知识日益丰富而显示为一种思想体系；虽然刚刚已经指出，我不怀疑实践存在正如感情和美学等其他方面的存在一样，在时间进程中显示为思想限定（thought-specifications）。

[16] 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首次发表于1903年，为《逻辑理论研究》一书第3章。

[17] 最初以“思想及其题材：思想的与料”为题，发表于《逻辑理论研究》；修订后重印于《实验逻辑论文集》。

[18] 这仅仅是说，把对象呈现为具体不同的经验事物乃反省之事，把被经验 （experienced ）的某物区别于施经验 （experiencing ）的样式也是反省之事。当然，后一说法只是前一说法的一种特例；因为施经验之行为乃是许多可由原初经验中分辨出来的对象之一。在经过如此分辨后，它的存在地位完全等同于任何其他被区分出的对象；看（seeing）与所看之物处于同样的存在性层面上。但最初的经验是不带有对什么 被经验以及如何 施经验或施经验之样式的辨别的。我们在其中没有意识到看，也没有意识到作为 所看之物的对象。所有处于非反省阶段的经验都不带有主体和对象之区分。其内部既包括有经过反省性分辨后那些位于有机体外部的对象，又包括那些指涉有机体的对象（该注释为修订时增加）。

[19] 当然，这样一种成分可以是不稳定的、理想的，并有可能是对某一其他情境的幻想。但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突然的或如此等等，便把历史的变成了绝对的。这样所产生的是形而上学怀疑论，它不同于作为所有反省和科学探究固有因素的那种有效怀疑论。

[20] 原文为ex-istences，从词根上看，有“突出在外”（stand out）的字面之意。——译者

[21] 但这是反省内部的一种缓慢进程。柏拉图对使人们意识到这种一般区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似乎“意象”（image）本身是一种奇怪的客观存在；它只是逐步地才被处理为个人经验的一个状态。

[22] Lotze，Logic ，I，28-34.

[23] 需要明白一点：显然，洛采最终被迫区分了思想前情的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必要的以便有某种东西能唤起思想（一种缺乏或问题）；另一个是为了在思想被激发后能随手找到与料——即可用于接受和回应思想作用的质料。“杂多的观念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不仅在性质关系上具有系统秩序 ，而且富有各种局部性和时间性的组合 。……异质观念的组合 ……构成了难题 所在：据此，思想随后 将努力地把共存变成连贯。另一方面，同质或相似的观念引起对它们的重复加以区分、联结和计算”（Logic ，I，33，34；粗体为我所加）。没有局部性和时间性并置的异质多样性，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激发思想。没有对于性质的系统安排，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对付思想，对于思想努力作出回报。在思想之前的质料中 ，性质关系的同质性提供了工具或手段，从而使得思想能够成功地应对在同一质料中所发现的那种异质的并置和结合！可能会有人认为，在洛采达到这一点时，他或许已开始怀疑：在他出色地进行思想刺激、思想质料和思想工具的相互调整时，他最终所处理的必定不是思想机能之前的某种东西，而是思想情境的必要结构和工具。

[24] Supra ，pp.322-323.

[25] 关于感觉经验与冲突性或紧张性经验中最强张力点的同一性，参看《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本卷第15页。

[26] 有关思想的“附属性”特征，参看：Logic ，I，7，25-27，61 etc。

[27] 鲍桑奎（Bosanquet，Logic ，I，30-34）和琼斯（Jones，Philosophy of Lotze ，1895，Ch.4）注意到洛采对判断的处理中有一种有趣矛盾。一方面，他的说法如上文所给出的那样，判断产生自概念，它阐明了蕴含在概念中的共相对于其自身殊相的决定关系；但另一方面，判断根本不产生自概念，而产生自有关在变化中确定关联这一问题。洛采名义上为后一观点所提供的理由是：概念世界是纯粹静态的；由于现实世界是一种变化世界，我们需要鉴定出在变化中真正联系在一起的（因果性的）东西，以区别于诸如纯粹巧合性的那些东西。但是，琼斯清楚表明，它也与一种事实有关，即虽然洛采名义上断言判断产生自概念，但他把概念作为判断的结果。这是由于第一种观点使判断仅仅成为对观念内容的阐释，因而仅仅是阐释性的或分析性的（在康德意义上），因此要将之适用于实在的话是极其可疑的。这种事情太大而不能在此讨论，我将只是提到讨论过的（参看《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第261页注释）在冲突性内容之间的摇摆不定以及感觉特性的分级。由前者所产生出的是判断，因为判断是整个情境本身；概念可以指后者，因为它是 整体（对于与料可能意义的解决）之内的一种抽象，正如与料作为另一种抽象一样。实际上，由于感觉与料不是绝对的而出现在历史语境下，被认为构成与料的那些特性仅仅界定了冲突在整个情境中的处所。它们所修饰的是抵触性事物中的紧张内容，而非安稳平静的基本因素。在《逻辑学》第1卷第33页和34页上，洛采认识到（如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事实上，激起思想并为其提供材料的既是具有系统分级或数量定值的感觉特性（有关承认数量在真正概念中的必要地位，参看Logic ，I，34），又是 那种“丰富多样的局部性和时间性组合”。但是，通常他只是把这看作一种历史巧合，而并不认为提供了整个问题的唯一钥匙。总之，异质的并列和连续构成了激发思想的那种问题成分，而感觉特性的数量定值提供了思想借以解决问题的两个主要手段之一。它即是把原来的抵触性内容化归为一种形式：借此，经过重新整合的努力可达到最大效力。概念，作为理想意义，当然是另一种手段。它把各种可能的与料意义进行变形，使得它们有效用于分析与料。这对于判断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不可能在此讨论。

[28] 有关洛采对这些区分的处理，参见：Logic ，I，38，59，61，105，129，197。

[29] Logic ，I，36；see also Ⅱ，290，291.

[30] Logic ，Ⅱ，246；同样的内容重复在Ⅱ，250处，那里起源问题被作为逻辑学的一种腐化而提起。某些心理活动作为逻辑运作的“条件和机缘”是必要的，但“心理机制与思想之间的深刻鸿沟仍未填补”。

[31] 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首次发表于1903年，为《逻辑理论研究》一书第4章。

[32] 最初以“思想及其题材：思想的内容和对象”为题，发表于《逻辑理论研究》；修订后重印于《实验逻辑论文集》。

[33] Jones，Philosophy of Lotze ，Ch.3，“Thought and the Preliminary Process of Experience.”

[34] Logic ，I，38.

[35] Logic ，I，13.

[36] Logic ，I，14.

[37] 参见：Logic ，I，16-20。在第22页上，这种工作被宣称不仅是首位的，而且是所有思想运作中最不可或缺的。

[38] Logic ，I，26.

[39] Logic ，I，35.

[40] Logic ，I，36.参看已经引用过的那些强说法，《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第245—246页。如果这一标准应用于上文所提到的第一种思想活动：把纯粹状态转变为持久特性或意义的那种原初对象化，结果会如何呢？这就是说，倘若有人说第一种发挥对象化作用的活动不可能从纯粹的感觉状态得出实质性的（或附着的）可感特质，它就必须找到 那里所已经作出的一种区分！显然，我们将立刻得到一种无穷后退。我们在此发现洛采直接面对着这样一种根本的两难：思想要么随意强加自己的区分，要么只是重复已经存在于那里的东西——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用的。关于对印象的影响，我们已讨论过这同一种矛盾，参看《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2卷，第247页。

[41] Logic ，I，31.

[42] 我们已经看到，概念、意义本身总是反省情境中的一个因素或状态；它总是一个判断谓词，用于解释和发展逻辑主词或知觉与料。

[43] 罗伊斯在《世界与个体》第一卷第6和7章中批评了有效意义的这种观念，但其批评方式暗含着有效性和实在性之间存在差别，认为有效观念的意义或内容只有在直接感觉 中所经验到时才成为实在性的。当然，前述蕴含着有效性与实在性之间有差别，但认为有效性检验在于发挥观念所声称或主张的一种指引或控制功能。同样的一种观点，会对罗伊斯有关他所谓“内部”和“外部”意义的解释带来深刻的改动。参见：摩尔，论“存在、意义和实在”，《芝加哥大学十周年出版物》（University of Chicago Decennial Publications ），第3卷。

[44] Logic ，Ⅱ，257，265，and in general Bk.Ⅲ，Ch.4.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思想行动而与其自身内容相对的思想本身在此被当作心理上的而非逻辑上的。因而，我们在文中看到，这使得他又面对一个困难：一种根据职权来说纯粹心理和主观的过程如何能产生逻辑上（更不用说本体论意义上）有效的结论。

[45] 洛采在这一点上甚至说，我们观念与它们所指向的对象之间的对立本身是观念世界的一部分（Logic ，Ⅱ，192）。除“观念 世界”（与连续经验的世界相对立）这一用语外，他只需要由这一点出发就可直接得到结果。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在坚持这一观点的同时，又主张在思想中所予某物的最初独立存在以及思想活动、思想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独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