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 哲学的未来 [1] [2]

埃德曼（Edman）教授为我的演讲确定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比起任何我想到过的题目都要生动。他告诉我：五年前，他听过我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幸运的是，我已经忘了那时候我讲过什么。五年前，我比现在怀有更多的希望。在这过去的五年里，我的恐惧增加了；而关于我不得不说的东西，则更多的是我的恐惧而非希望。

我将简要地陈述我看哲学——哲学的事务、哲学所涉及的事情——的立场来作为开始。我想，从我的立场出发，最贫乏的关于哲学的观念就是：哲学是关于“存在”（being）的理论，就像希腊人所称呼的那样；或者，哲学是关于“现实”（reality）的理论，就像这么多现代哲学假设哲学之所是的那样。正如我后面会提到的，哲学在现在的后退，其偶然的、积极的好处之一是：哲学从未在处理“现实”方面获得过任何伟大的成功，这一点现在正变得清楚起来。而哲学有望从更人性的立场去处理问题。

我的观点是：哲学处理的是文化问题，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一点，人类学家已向我们显示得很清楚了——即处理人类关系的样式。它包括这样一些主题，如语言、宗教、工业、政治、好的艺术，其前提是有一个普遍的样式贯穿其中，而非彼此割裂和独立的东西。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混乱表象的下面，这种混乱在快速的时代变化中特别显著；到浮于表面现象的后面去；到那土壤中去，在其中，现有的文化有着它的根基。哲学的事情是人类与他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关系，就人类和这个世界都受到文化的影响而言——这一点远超过人们通常所能想到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物质世界”或任何被叫作“物理学”的东西像现在这样被当作一个主题（subject matter）的。仅仅是当人类文化发展到一个特定层次的时候，物理学才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有很多东西——万物有灵论的东西——必须得褪去。以前，这个世界是通过人类的眼睛，依据人类的习俗、欲望和恐惧而被看待的。直到现代科学的开端（16世纪），一个特殊的物质世界才开始被认识和普遍认可。这仅仅是文化的转变力的一个例证，从原料（raw material）的这个宽泛意义上来讲。

因为哲学的事情与存在于人类和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关（因为两者都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哲学的问题随着人类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例子就是在我们这个机器、技术等等的时代中增长了的知识。哲学的问题于是必定要变化，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根本的结构保持不变。所以，哲学的历史还得继续书写。当然，这需要依据文化的鲜明特征来看待和记录它。对于这一事实，在当代历史中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认识——他们被分成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这样的截面。这些名称为那些材料充当了特定的标题。但是，他们在哲学体系的细节中并不被贯彻。

现在，我要开始讲我的希望和恐惧了。对哲学的希望是：那些专门从事哲学的人们将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时代的终点，以及另一个历史性时代的开端。老师和学生应该尝试着去辨识正在发生的是怎样一种变化。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对变化、时代、世界历史中的新纪元的识别，并不是我的发明。每一种历史都能从形式上辨认出各个时代的分隔。我们正在接近一种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作为一种变化，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中世纪失去它对人民的信仰和行为的控制的时候所发生的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个新纪元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伽利略和牛顿，以及始于大约16世纪的新自然科学的结果，因为那种科学的应用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革命。这一切创造了现代文化的特征及其基本问题。

破坏性的特征比建设性的方面更为显著。有一段时间，所呈现的对这个世界的研究没有不提及原子裂变的。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在科学中发生的变化的象征。

这已经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事实了：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人文主题方面的研究——经济学、政治学以及道德。这一单边的超重，为哲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寄望于什么提供了线索。16世纪和17世纪的哲学家们也许认为他们是在处理关于现实的理论，但实际上，他们推进了新的自然科学。他们从事科学批判，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后，它在中世纪就已经没落了。他们提出要有一种不同的宇宙论的必要性。18世纪，特别是在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以及一定程度上在英格兰，哲学家们试图在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做一些同样的事情，但是缺乏材料和工具。他们清除了很多东西，然而，他们的建设性的东西却从来没有这么了不起。我想，现在，我们潜在地拥有了智力上的资源，可以令哲学为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推进做一些同样的事了。老一些的自然科学，在摆脱了万物有灵论的残余之后，就与人的问题毫无关系了。这样的科学对付的是一小堆一小堆的物质：它们相互分离，存在于外在的空间与时间之中，而时空本身也是相互分离、割裂于任何所发生之事的。自然科学已经近乎推翻了上述论点。由此，通过在生理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的增长，自然世界的物质（material）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固定地被矗立在人的问题的对立面上。科学自己已经除去了那种老的意义上的物质（matter）。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物质已经成为一个与人的问题相关的背景；只要牛顿主义者的观念还在盛行，它就不可能发生。

要实现我所说的希望，有很多障碍。一个非常严峻的障碍就是这个世界目前的状况，它是如此可怕、如此惊人（毫不夸张地讲），以至于很难应付。有一种倾向是指望一些对其问题非真实的、本质上是反动的解决方案——回到希腊或中世纪时期的观点，或者在哲学上采用一种逃避的方法；因为我们看来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纪元开端的话——因为这些问题可能得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有效地解决。

哲学中最令人丧气的事就是新经院哲学的形式主义了，这在中世纪也发生过。在这么多的情况中，今天的形式以其自身为目的。它是一种形式的形式，而不是主题材料的形式。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中的主题如此混乱和无序，以至于难以处理。我就是如此来解释这一从对于人类生活的实际致力到纯形式议题的撤退——我很犹豫是否要叫它们议题，因为除了更多的形式外，什么都没有产生！它对任何人都无害，除了哲学家。这一撤退解释了在哲学问题中，对公众问题不断增长的漠不关心。

极权主义企图找到一套可以解决每个问题的完整蓝图，则是另一种反应的形式，也是一种危险得多的形式。这一点，我们在法西斯主义中，以及依我看来，在今天的布尔什维主义中，都已经看到了。

要了解当前的形势，需要很大的勇气。要识破它，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但是哲学的希望在于，它会参与引发那些将在人类行动中贯彻完成的运动。

第一步，要尽可能坦诚地看到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以及可能变成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它，并面对它；哪怕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双手和肌肉为它做得太多。但我们不应该做的是：编织起很多网，像屏幕那样令我们看不到真实的形势。如此看来，形式主义也许是一个有希望的象征。也许这是一个共识的开端，即哲学家并没有到达任何地方，无论是处理具体的事情，还是处理某些根本实体。这个反应可能是个开始，令我们更为严肃地尝试面对今天的文化问题。科学已经废除了过去几个世纪中这么多的二元论，像精神与物质、个体与社会，等等。这些二元论，仅仅是因为文化环境而曾一度有生命力的回声。我们正在脱胎于这些二元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可能会成为怎样一个有系统的东西。

哲学无法在解决这些议题上做得比17世纪的哲学在解决物理学问题上所做得更好，但是今天，哲学家可以分析问题和提出假设，这些假设可能获得足够的传播（currency）和影响力（influence）来为之服务。所以，它们可能被那最终唯一的一个检验方法——实践活动——所检验（鼓掌）。

另有一件事，那就是——你们这些学生，的确有着与任何专业的学生曾经在任何时候有过的同样大好的机遇；但是，这需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勇气，以及（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很大的胆量。

（徐志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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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7卷，第386页。

[2] 杜威于1947年11月13日给纽约州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毕业班所作的演讲。速记报告，收藏于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莫里斯图书馆，特别收藏，5号文件夹，第55盒，杜威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