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 逻辑理论的当代定位 [1] [2]

当今知识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其所深陷的矛盾。一方面，我们有着科学的迅猛发展，既有专业化的方法，又有物质的积累，它们已经延伸并普遍应用于人类经验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运动中，我们应该期望的是对知识自身的信赖，相应地将知识系统化，并引导和改善自身的生活。令人惊奇的是，非但如此，较之于知识问题，我们显然经历着世所未见的权威无序状态；而科学家们普遍的态度与信条是哲学不可知论，或在涉及基础问题时不相信自己的方法。近代科学的这种典型代表之一赫胥黎（Huxley）先生，耻笑与蔑视弗里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先生关于科学应该并且能够接受系统化、有序化的改造以改善人类生活的建议。

现在，我不打算讨论这个明显的矛盾。对我而言，再明显不过的是，这一矛盾应该归咎于如下事实：科学的发展已深入到足以使其对以往生活准则的负面态度彰显，而它自己重建的正面原则却未彰显。在未向各位读者强调这一观点之前，我希望提一个问题：作为知识的典型形式与所有方法之纲要，逻辑理论在一片混乱之中如何立足，在哪里立足？在任何时期，现存知识问题的状况总是迅速得到逻辑理论的反映与变革。它反映着这些，因为逻辑理论是唯一的表达，是理解其自身态度与普遍精神的公开意识。它变革着现状，因为这种明确的意识，使得理智明白自身的位置，使它知道自身的力量与弱点；并通过把它限定于自身力量中，使其处于一个新的、更合适的定位。

那么，当今知识界具有普遍影响的东西显然是科学。因此，对逻辑理论最普遍的影响是：对于这种科学精神，它必须努力解释，为之辩护，或至少进行反思。然而，如果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种混乱存在，则在有关科学本质与方法的逻辑理论中也有某种无序状态。如若不然，当前逻辑理论对于科学具体而详尽的实践结果是充分的，则科学与科学家将能自我理解，也自信于其工作与态度。

作为科学方法的理论，逻辑的特别问题是如何处理事实与思想之间、实在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该问题不同于知识的形而上学理论。逻辑既不研究事实与思想的终极意义 [3] ，也不探究两者间的终极 关系。对于它们，它（逻辑）仅仅从科学自身的态度出发；它所关心的，不是对这种科学态度的辩护与反驳，而是为它建立明确的规则。事实对逻辑的意义不会多于、当然也不少于它对于具体科学的意义：它是被调查、被思考的主题；它是我们力图弄清楚的东西。思想对于逻辑的意义正是它对科学的意义：方法。它是理智考察事实所采取的态度与形式——针对其主题，无论是探究、实验、演算还是陈述。

那么，为努力检验、掌握并汇报事实，思想假定了各种典型方法与指导原则，对它们的考察成为逻辑的基本问题。在事实与思想之间，我们这里预设有某种丰富而内在的关系；简言之，思想只不过是从原初印象到显明意义转译过程中的事实。

而一旦我们提出这样的预设，99%的人会认为，我们已从科学的确定性突然陷入形而上学的谜团中。而在每一个科学考察与结论中，对于思想（方法）与事实（主题）间的关系，大家都接受了这种想法。这里，我们从中纲要性地了解逻辑在当前的地位。未经有意识地反思，科学在实践中不断地应用了一项原则：事实与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而丰富的关系，任何对于该原则的一般陈述或详尽研究都似乎是“形而上学的”，甚或是荒谬的。为何如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充实刚才提到的那个纲要。

最主要的原因是依然深深蛊惑着近代思想的那个迷信——我的意思是形式逻辑。如若这似乎像是把一个恶名应用于仅仅是某种无论好坏的智力体操，那我只能说，对我而言，形式逻辑目前就是哲学中“痛苦的根源 ”（fons et origo malorum） 。如今没有人会严肃地对待形式逻辑的技术主题——除了各地一些思想过时的“教授”，这太真实不过了。确实，其地位已经普遍降格到一个科目。在年轻人的教育中，由于某些不明确的原因，它被视为“训练课程”——正如某些其他分支在年轻女子精修学校中被视为优雅才艺课。然而，作为一种学说或科学，尽管该科目几乎不能排位非常高，处于形式逻辑底部的思想观念依然主导着时代精神（Zeitgeist），并规范着所有那些从时代精神中获取其灵感者的理论与方法。每一部形式逻辑书都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思想观念：思想是心灵的一种职能，或是存在其中的某种实体不同于事实，拥有其自身的固定形式。该形式与事实毫无关联——除了受到其束缚。杰文斯这样认为：“正如我们对于通常的有形事物能熟悉地认识其形式与质料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在逻辑中发现，论证的形式是一回事，这完全不同于在那个形式中可能被处理的各种主题或内容。” [4]

对于那些老生常谈，斯托克（Stock）教授作了如下改变：“在思想的每次活动中，我们可以区分两个东西——（1）思想关乎的对象，（2）心灵用以思考它的方法。第一个被称为质料 [5] （Matter）；第二个是思想形式 （Form of Thought）。现在形式……逻辑只关注心灵用以思考的方式，与思想关乎的对象毫无关联。” [6]

人们精巧地假定，思想自身有某种独立于事实或主题的本质，这种思想本身（per se）拥有某些形式；且这些形式不是事实自身所采取的形式，而是某些严格的框架，随着不同的事实设定在事实之中。

那么，这一概念的一切观念——心灵拥有独立于事物的一项思维机能，这项机能通过自身在其中构建一个固定的框架，思考就是把这一固定框架强加到某些被称为特殊对象或事实的顽固内容之上——对我来说，这一概念的一切显得高度的经院哲学式：确实是中世纪哲学使思想屈从于权威的最后挣扎。没有什么比之更令人惊奇的是：带着极度的蔑视，否定经院哲学的所有结果与特殊方法已成时尚，而其基石依然被接纳为近代教义大厦的角石。当我们反思那个基石仅仅与中世纪的上层建筑紧密联系，这还更让人感到惊奇。把思维方法视为一项机能，实施其自身不同于事物进程的方法，在这方面经院哲学至少是一致的。它们并不认为思想是自由的，理智拥有权利；也不认为科学有可能独立于权威所给定的数据。它们真正相信自己所声称的——思维是某种本质的 东西（something in se ）——它们认为，作为其补充，必须通过一堆固定的教义学事实，通过传统，通过神启——通过外在的权威。它们认为，思想在其工作中受到限制，即从已经包含在其中的教条性事实集中获取、重新编排其内容与涵义。考察其质料 ，检验其真值，假定理智能摆脱这种权威并直接面向自然、面向历史本身，找寻真理，构建一种自由而独立的科学——不连贯的经院哲学从未达到这一点。宣称思想自由、拒斥一切外在权威、思想有权利且有力量为自身达于真理，仍然继续把思想界定为不同于事实的职能，这些被近代启蒙所保留！若不是有些超出了我当前的主题范围，我愿意表明，近代文明怎样成为反动军队中娴熟的辩证家有预谋的受害者。如果近代的时代精神尚未陷落于外在权威军队的包围中，那不是因为它拥有任何公认的方法或公认的准则可用来为高举“自由精神的旗帜”而辩护，而只是因为有科学逐个建立起来的外在事实之坚固堡垒在保护着它。

有两股力量一直反对形式逻辑的形式化，一方面是“归纳”或经验逻辑，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先验”逻辑。在这两者中，对于三段论逻辑一直以来无可置疑的实用方式与普遍结论，归纳逻辑的破坏性影响要大得多。然而，我打算简要地给出某些理由，用以支持归纳逻辑并未为我们装备关于思想与事实关系所需要的理论。为充分表明这一点，将要求在其方法细节上对归纳逻辑展开批判，以便得出其孱弱之处。由于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将使自己限于某些一般的考察。

首先，经验逻辑实质上延续着思想在本质上是空洞的、形式的之概念，这是经院逻辑的特色。这样，就思想本身而言，实在没有什么理论把它与形式逻辑区分开来。例如，我不能理解形式逻辑最为迫切的支持者会与密尔（Mill）就后者的三段论理论展开争论。密尔的理论实质上仅仅涉及大前提的形成——涉及我们构成所有S是P 这一陈述的过程。如今，一旦我们接受三段论的立场，这一过程则存在于形式逻辑的问题与范围之外。这根本不是杰文斯所谓论证形式的事，而仅仅是内容，是充实该论证的特殊事实。我认为，形式逻辑没有任何义务去讲述大前提来自何方、如何得到。而且，另一方面，当面临对前提所包含数据进行操作时，密尔必须求助于三段论逻辑的支持。就思想-要素而言，密尔的理论预设了三段论理论。若从侧面来说，这一理论没有预设某种类似于密尔归纳理论的东西，仅仅是因为逻辑学家，作为哲学家 ，可能认为“直觉主义”优于“经验主义”。也就是说，他可能认为，某些大前提的内容由直接的“直觉”给定，而不是从经验中收集。但无论哪种情况，对于前提内容之来源的考察都不属于形式逻辑，而是属于知识论。

那么，如果三段论理论中关于事实与思想的关系之假设是错误的，归纳逻辑必定有类似的错误。相对于旧有的经院逻辑，其巨大的优势并不在于其逻辑本身，而在于逻辑背后的某种东西——在于其对判断内容衍生物的解释。洛克或密尔对经验的解释不论有什么缺点，任何某种意义上预设了心灵与事实直接接触（尽管它只是孤立的、原子的感觉）的理论，当然要优于依赖传统的理论，优于陈述教条的理论，那些教条对任何理智批判都不负责任。然而，对于判断内容衍生物的解释，归纳逻辑依然受制于经院哲学的思想概念。一旦从其操作的质料中获得了严格的框架，思想就受到它的限制，从而被排除在收集质料的一切进程之外。结果就是：这些并无内在思想方面的质料，萎缩成或多或少的偶然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或多或少的变化且短暂的精神状态之间。

在此基础上，我将继续论证“归纳的”逻辑使科学丧失了其最独特的特征——其真理的永久性与客观性。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在具体科学的实际结论与经过归纳逻辑处理而得到的这些结论之间，至少有一个明显的 鸿沟——科学的必要性与一般性似乎并未得到解释，而是被搪塞了。我想，绝大多数归纳逻辑学家（在努力解释这一通过联想产生的表面必然性时）自己会承认，看起来 至少科学丧失了某些东西，而容忍这一损失的一大理由是：对于独断的直觉主义以及随意地抽取先天概念，归纳逻辑是唯一的替代。

当然，只要思想按照三段论逻辑的模式构成，这一框架的形成与在自身中的固定均脱离实在，只要科学家必须反对在科学程序中允许任何点点滴滴的思想，只要必须求助于密尔所给定的某些操作方法（modus operandi），以便解释科学方法与结论。但在另一方面，经院哲学的观念中，思想在特征上具有某种不同于事实的东西。一旦抛弃这一点，防止科学逻辑变为感觉主义与经验主义逻辑的力量也会被抛弃。

这导致总体上与归纳或经验逻辑相关的另一个观点。严格说来，它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形而上学。其出发点，根本不是理智对事实丰富的探究而得到的科学数据。它并不以这数据为开始，去分析各种方法与思想呈现自身的类型以维持这种丰富的探究。相反，它是从感觉出发，努力通过基于感觉主义的知识论构建日常的、科学的认知结构。这里，我并不关心感觉主义作为一种知识的形而上学理论的真理性，也不关心密尔所提倡的感觉观念的充分性。足以从逻辑的观点指出，这样的理论不是逻辑，逻辑并不处理科学事实背后 的某种东西，而是对科学方法本身的分析。这是否在强迫暗示，这种从逻辑到形而上学的退却也是思想的三段论观念所导致？形式思想，其形式仅仅是为了解释某个给定物质，在科学中没有作用。因此，需要有某些其他的机制以取代思想。而这在感觉与“经验”中被发现，该经验依据归纳逻辑盛行的有关经验的特殊观念。

简言之，（我并未试图通过引证其对于具体观点的处理来表明归纳逻辑作为科学理论尚不充分）归纳逻辑并未满足我们的需求；因为对于科学的特殊形式与方法，它并不是一种自由、无偏见的探究，它从实际科学自身出发。其发现与构建不断地引用经院哲学对于思想的观念。在没有受到其正面影响之处，它仍然受到其反作用的影响。思考作为一种特殊、独立过程的观念，继而从一种自由、无阻碍的考察出发，单一地观照科学本身的事实。对于这些有效性或甚至是感觉，它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否认，而是保留了思想在某些领域中有效的概念，继而开始在另一些领域中找到某种东西以弥补那个鸿沟。从而我们有通常的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的区分，归纳的被解释为经验的与特殊的，演绎的则是三段论的和形式的。它们是相互竞争又相互关联的理论，是事实与思想相互分离之观念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立破。

通常认为，“先验”（Transcendental）逻辑在精神与结论方面都与归纳逻辑完全对立；可是，在努力废止形式逻辑作为科学真理之充分方法与标准方面，它们是相同的。我这样说，尽管我非常明白归纳逻辑通常被认为是特别“科学的”，而先验运动被视为科学的特殊敌人——作为一种恢复先天的 （a priori ）经院哲学不合时宜的尝试，通过为从纯粹思想中进化出真理找到一种模式。这是因为，当“先验”学派谈到思想时，关于思想的综合的和客观的特征，关于思想的本体论价值，可以理解成：它意味着在旧的、经院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是不同于自身又在其中固定的过程，且真理的某种进化产生于其自身内在的存在，产生于其自身封闭的沉思。但恰恰相反，“先验论”的确切意义不仅仅是从经院哲学意义上的思想进化中，不可能获得有效的真理，而且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思想。理智过程使其本质固定于自身之中，不同于事实，并必须外在地应用于事实，这些对于该学派来说纯粹是神话。思想的类型仅仅是实在所逐步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伴随着对其意义的逐步掌握——那就是，理解。思维的方法仅仅是理性发现和掌握事实的各种积极态度。它们不是僵死的模子，而是灵活的适应。思维的方法之于事实，根本不是一副破手套之于手那样不相匹配，而是联系更为紧密与呼应。它们只是事实的观念进化，“观念”在此仅仅意味着事实进化到意义。

如果这是对于“先验”学派有关思想之意味的公正描述，则在“归纳”逻辑的精神与意图上，它显然是一名合作者。其唯一企图是获得并报告科学的预设与合理；其实践目标是揭露并展示科学方法，以便权威的唯一席位——也就是说，真理的权威与支持 ——得到永久彰显。它仅仅是比“归纳”逻辑多走了一步，并把经院哲学关于思想的观念彻底抛到了大海之中。这已经使它能够重新出发，形成它的思想理论。仅仅遵循那些实际过程的原则，人类由此在目前的历史中发现并掌握事实。

在这里，我不试图为“先验”逻辑作任何辩护；我甚至不试图表明我在上面所给出的对于它的解释是正确的。目前，这必须仅仅是我对此问题的个人理解。我希望，接受关于“先验”逻辑的这一观点，以便完善我们关于逻辑的当前地位之观念，以及考察那些目前还阻碍着，比如说，黑格尔的逻辑获得任何广泛的支持的原因——阻碍其得到科学家的承认，至少在原则上，作为他们自己的基本立场与方法的公正陈述。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是，对于“先验”运动的大众化理解在康德那里被扣留，从来没有被传给黑格尔。确实，黑格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遮蔽了康德。但黑格尔的体系有些部分过于华丽而不具科学特征；而其中带有科学的有些部分，却在激发各种具体的科学运动上使自己精疲力竭——就像在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等中的那样。在这些句子中，若我们甚至相信那些并不信赖黑格尔之方法或原则的人，该运动就为其存在找到了某些实际的借口。但实际的结果是——其状况是——目前，黑格尔的原则已经消失了。无论在辩证法激烈争论的演示中，还是在具体主题的应用中，该原则本身从来没有得到任何一般性的 探究。过去20年间，对康德作了大量的研究，在那些自称有教养的人群中，康德的方法与原则若不是可以接受，也已经非常熟悉。因此，就其结果而言，先验运动仍然止于康德。

现在，即便似乎越发荒唐，我不得不说，比之于黑格尔，康德的原则更为“先验”。在该词的通常解释上——更为先天 ，更为既定以强调某些特殊思想-力量的某些特殊功能。通常的观点是：有可能在科学与康德之间找到某些妥协，而科学精神与黑格尔则处于两个极端。对此，我表示反对。在我看来，正是康德违背了科学，而黑格尔（我说的是他的本质方法而不是任何特殊结果）是科学精神的典型。就让我努力为此观点给出某些理由。康德从已被接受的经院哲学有关思想的概念出发。康德不曾有一丁点儿的梦想去质疑思想存在某种特殊职能，有其自身特殊而固定的形式。他一再述说，思想本质上的存在不同于事实，并全神贯注于从外部给予它的事实。确实，康德给经院哲学以致命一击，通过指出思想的这种职能是纯粹分析的——它仅仅表明所给定的质料，无论该质料是真的或是假的，不具有达到真理的方法，无法检验以确定真理。一旦这一事实得到明确承认，独断的理性主义，或从概念的“逻辑”分析中获得真理的企图被永远破坏。这为独立考察科学的实际方法打开了通道。

但是，尽管康德彻底揭示出：通过经院哲学的方法，不可能获得真理、把握实在，他仍然保留了经院哲学关于思想的概念。他否认的不是其存在，而是其与真理有关的价值。结局是什么呢？正是如此：当他面对自己的知识考察（批判）时，它马上就分成了两个单独的因素，先天 与后天 。因为如果康德发现形式思想不能给予知识，这与独断论的唯理论者对立；则他也会发现互不相关的感觉不能给予知识，这与怀疑论的经验论者对立。这里，他并未完全 否认互不相关的感觉之存在，而是承认自己否认其对于知识的功能性价值。互不相关的感觉与形式思想仅仅是互为补充的两半，承认其中一个，则另一个必然与其对应。

现在，康德必须把他两个单独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感觉，互不相关的各种感觉，在那里 ；思想，孤立的、分析的思想，在这里 。两者都不是知识本身。把它们放到一起，一方面认为知识是各自独立的质料、材料、感觉的联合；另一方面认为知识是自身空洞的形式、思想的规范原则的联合，这两者哪一个更为自然？我们有两个要素，两者独立存在，可对于知识的一切目的都毫无用处。把它们结合起来，转眼之间，科学产生了。

这样一种“先验论”很可能得到科学家群体的支持。试考虑其中所包含的：一方面是先天的 因素，另一方面是后天的 因素。从某种观点来看，康德似乎仅仅是结合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弱点。他仍然继续谈论经验本身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并否认它为任何普遍法则提供基础。与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克服其最初分裂的努力相背离，在他看来，特殊的科学规律或多或少只不过是广泛的“经验概括”——这对于他和洛克或密尔是一样的。科学家确实已经习惯于这种对他们自己方法与结论的贬低，作为“归纳的”逻辑学家，自由地自我沉溺于其中。但科学家不能摆脱某个先天的 要素，它由某个固定而独立的思想提供。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何会如此的任何理由。

在我看来，把科学视为对偶然个案的定量而可变的概括，这尚不足以达到科学的完全水平，但这至少留给科学某些自由而不受阻碍的东西。但是，从事实本身之外所提供的先天 要素，即，以某种方式从外部进入该事实并控制它的先天 要素——将放弃那种科学精神。因为如果科学意味着一切，正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判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并报告事实本身。一方面，科学意味着思想可以自由地处理并抓取其主题；而另一方面，在未受损害、没有发生偏离的理智之中，事实能自由地突破思想，自由地标记自身——或者进一步说表达自身。科学家试图避免心灵给予事实某种独特的先天 因素，这真正体现了科学精神的本质。这种先天主义肯定像是努力阻碍理智与事实这两者的自由，并使它们受到固定的外在形式的束缚。

现在，黑格尔没有的那种思想概念和先天 概念，在康德那里被发现。康德形成了客观的思想概念，但他对此的解释是：其意义在于，当对某个给定的多重感觉进行综合时，自身是主观的思想变成 客观的了。当黑格尔把思想称作客观的，他的意思是：思想并没有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职能，即属于一个独立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心灵，并受其操控。黑格尔用客观的思想意味着事实自身的意思与意义，他对思想方法的理解仅仅是事实的意义在其中进化的过程。

最近有相当多关于知识中“关系”的地位与职能的讨论。至少在英国人的推测中，这种讨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扭转托马斯·希尔·格林对康德主义的重建。我认为，不幸的是，这种讨论的形式是在经验论与康德主义之间的争论。知识的问题从而成为：是否思想为感觉提供了某种关系，以便从自身混乱的感觉中产生一个有序的整体。现在，当黑格尔说到思想的关系（不是他大量使用的同一个术语）时，他意味着没有这种独立的形式。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关系是主题在得到理解的各种发展阶段中所采用的意义的典型形式。这就是黑格尔立场上先天的 意义。它不是知识中的 某些要素、思想对于经验的某些附加。它是在其骨架之中的经验本身，具有其框架的主要特征。

那么，黑格尔的“反驳”（refutations）试图表明，“思维”本身是空洞的，它有待于来自经验的内容；通过任何操作，它都不能从其自身中发展出真理。如果这被看作与黑格尔相关的话，它简直毫无意义。黑格尔从这些争论者停止的地方开始。他接受他们所能说的一切，进一步认为，在存在的任何地方都根本不会有任何这样的“思维”。思想关系或“思维范畴”的问题，正是外界与事实得到理解时该事实的主要方面的问题。

例如，为证明因果原则的先天 特征与有效性，康德将表明，科学没有它是不可能的，它有助于“产生经验”。现在，从用词上说，黑格尔对这种关系的辩护将是相同的；他也会表明，经验的结构蕴含并需要因果关系。但在康德那里，引用经验的可能性为因果原理辩护，意味着思想必须持续地把这一原则插入 经验，以免经验消失：必须不断地通过思想的综合行动拉紧并加强经验，否则它会坍塌。简而言之，经验对因果原则的需求，意味着它需要在其自身之外获得某种支持。但黑格尔对于因果原则有效性的证明仅仅是：指出整体支持部分，而部分有助于形成整体。那就是说，黑格尔的引证不是通过思想的某些外在行动来维持事实作为知识的对象，而是通过事实自身的整个结构。他的论点仅仅是：事实自身的结构、知识主题的结构是这样的，在其某一个侧面，它必然地表现出因果关系的方面。如果“必然地”一词让人犹疑，必须记住必然性的来源是什么。它并不 存在于因果原则自身之中 ，它存在于整个事实、整个知识主题之中。当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必须 有眼睛，这是相同种类的必然性；换言之，正是人类有机体的本性发展并维持着这个器官，而这个器官反过来又贡献于、从而有助于构成该有机体。

黑格尔的“反驳”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在于表明，形式的“思想”不能产生真理，除非通过与“经验”进行富有成果的接触。问题仅仅是：是否事实——知识的主题——正如黑格尔对它的描述那样。在一般性上，它是不是他所认为的相互联系的系统？若是一个系统，在特殊性上，它是否如黑格尔所表明和展示的那样的方面（那样的关系、范畴）？这些是纯粹而简单的客观问题。在类别上，该问题同一于如下问题，葡萄糖的成分是否就是某些化学家宣称已经发现的那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黑格尔——完全无关于任何具体结论的价值——代表着科学精神的典型。他不仅否认有可能从某种形式、独立的思想中获得真理，而且他还否认思想有不同于事实自身表达的任何职能。他的主张不是说，在经院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具有本体论的有效性；而是说，事实、实在是重要的。而且，即使已经表明，在他发现并构成实在重要性的具体意义上，黑格尔完全错误，其主要原则还是无可指摘的，除非有人表明，事实不具有一个系统化的或相互关联的意义，而是一个纯粹的大杂烩。至少可以质疑，科学精神是否会对这样的一个大杂烩有任何的兴趣。

对于为何尚未发现“先验”运动与科学运动有明显的结合，我已经花如此多的篇幅陈述其第一个原因，下面将简单地陈述其他的原因。 [7] 那么其次，在本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间，事实的合理性尚未得到充分、详尽的认识，“先验”运动的原则除了被误解之外尚得不到承认。那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更具体一些，即它对于世间特殊事实的应用相对来说是初步的。由于缺乏科学的发现与应用，世界自身向人类意识展示成一块白板，或者仅仅是作为意义的材料，而不是其自身意义。结局是，人们不得不主观地解释黑格尔。科学尚未对这个世界充分发挥其能量。要把世界设想成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与内容的有机体，其困难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黑格尔指出这些意义类型与功能内在于实在之中的尝试，不可避免地会被误解成如下一种尝试，即，黑格尔想证明，一个纯粹“主观”思想的系统，经过某种操作，能得出客观有效的结论。

换言之，黑格尔有点预见到了科学运动的实际结果。不论事实将如何有意义；思想有某种独立职能是荒谬的，不论这将如何的真实；除了那些得到理解的对象-内容本身，不存在真实的思想类型与方法，不论这将如何的肯定。可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客观的意义不可能是真实的，除非他已经使它跳出 科学过程的细节，使 它进入应用科学，进入发明。因此，黑格尔的立场必定模糊不清。当事实的重要特征并未得到详尽说明，唯一可能的思想是对事实意义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操作的方法，没有机会得到公正的解释。这样一来（在很大程度上），当黑格尔说到客观思想与它们的关系时，他被理解成拥有关于思想的通常概念（也即把思想视为一种纯粹独立且主观的职能），却在努力证明这种独立职能拥有某种产生真理的神秘力量。

就逻辑的当代地位而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科学思想在事实世界中的应用是否已经足够深入，使得我们能够看似毫无紧张地说到事实的合理性？当我们说到合理性，说到事实的内在意义，这些术语能否在其直接而显然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任何冷僻的或纯粹 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在具体研究中，对于事实的理论考察、作为事实合理性表现的实际发明是否已经足够深入，使得这种意义已经变成或经过某些努力可以变成真实而客观的，如同关于分子与共振的物质研究一样？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处于这个阶段，或正接近它。然而，我未对此问题展开论证（实际上，其证明只能依靠对它的应用，只能靠行动 （ambulando ）。我宁愿指出，在理论界以及发明界，科学恒久而详尽的研究必须在人类意识中及时给予该世界某个显然的意义。阻碍科学家现在认识这一事实的，是他们仍然害怕某些“先验”的实体与力量，害怕若他们放松对形而上学的敌意，就会有人把经院哲学关于外在的、超自然的非现实 之旧图式反弹给他们。有些人不把那种主流不可知论当一回事，而仅当作一种征兆。对于他们而言，这种不可知论只是意味着：外在或非内在实体的整个集合如今正在消失，正被瓦解。目前我们已经普遍认为，它们是不可知的。换言之，它们已被挤压到极度的边缘。如果再推一把，它们就会消失。大众意识不仅认为它们是不可知的，而且是不存在的。

那会怎样？当科学从对某个外在的、教条式形而上学的恐惧中脱身，它就会抛弃对形而上学的恐惧。当它无可置疑且自由地拥有其自身的领域，即知识领域与事实领域，它也将自由地构建这一领域内在的形而上学。各种意义的结构构成了知识世界的骨架，人们可以自由地向它们提出疑问。一旦达到这一点，在康德的观念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辨批判逻辑，将与科学精神的积极而具体的工作合而为一。人们将会看到，逻辑不是对经院主义的复苏与重新扬帆，而是对经院主义的完全抛弃。它仅仅处理科学实在王国的内在解剖，不论其期待有多高，它仅仅是致力于细致而一般地分析并揭示主题的特征。各种实证科学对此一直是全力以赴，探幽入微。

我们几乎处于一个汇流点上。在该汇流点上，批判性逻辑普遍的、因而多少有些抽象的路线与具体的、因而多少有些孤立的实证科学的路线相互碰撞。在我看来，这正是逻辑理论在当代的定位。

（邵强进 王卓娅 译）

* * *

[1] 选自《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3卷，第104页。

[2] 首次发表于《一元论者》，第2卷（1891年10月），第1—17页，此前未曾重印。

[3] 杜威在原版书中用斜体表示强调，中文版改用楷体。——译者

[4] 杰文斯：《逻辑基本教程》（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第5页。

[5] 杜威经常大写那些他希望人们当作概念对待的词汇，如此使它们在意义上区分于相同词汇的非大写形式。在中文版中，大写的词汇被处理为宋体加重。——译者

[6] 斯托克：《演绎逻辑》（Deductive Logic） ，第3—4页。

[7] 需要理解的是，在前面与康德有关的讨论中，我采用了他最基本的术语——那些逻辑上自我一致的术语。康德尚未成功地使自己脱离其最初的立场——存在某种形式的、独立的思想职能——在他所理解的意义上，他对先天的强调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会否认，康德倾向 于，仅仅在作为事实自身相貌的意义上，使思想-关系成为先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