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 形而上学探究的主题 [1] [2]

有一些生物学家坚持生物学中的机械论思想并在最近发表了其观点，这些观点与下面这段引文所明确陈述的观点如出一辙：

如果我们把有机体简单地视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外部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便不能证明有机体的一些特征，也无法用物理-化学科学的方法来对它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但我们也承认，在进化过程中导致自然界生物出现的终极构成的那些特性（peculiarities）确实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把一种生机论的思想或者生物中心论的思想应用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发展过程是可能的，或者甚至是合法的。 [3]

在上述引文的语境中，与有机体是外部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的相关问题被当作了科学的问题；而有关终极构成的特性问题，则被当作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上述语境还表明，终极构成是从时间的意义上去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被说成与“终极起源”有关。这些问题完全超出了科学方法适用的范围。“[大自然]为什么展现了某些明显的天生潜能和行为模式，而这些天生潜能和行为模式又使大自然按照某种方式去演化？这个问题实际上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这些促使大自然总体上朝着生物方向进化的“某些明显的天生潜能和行为模式”被看作是一些“终极特质”；只有参照这些终极特质，生物中心论的思想才有合法的用武之地。该论证的含义是：在我们坚持认为物理-化学的方法适宜用来解释有机体时，鉴于有机体从无生命的东西进化而来，而进化又具有不间断性，我们因此承认孕育生命的世界“本身潜藏或者蕴涵了生命的可能性”。这种潜能使得大自然演化出诸多生物。不过，在思考这样一个世界和大自然的时候，我们被迫越过了科学探究的界限。我们越过了科学探究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线。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形而上学探究的性质的问题。我希望提出这样的建议：虽然人们可以接受“终极特质”，把它当作初步区分形而上学与科学的标志，因为形而上学探讨的正是终极特质，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些终极特质与时间上的最初特质等同起来。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也可以借助科学探究中发现的某些不可简约的特质，来划分形而上学的主题范围。就生物进化的主题而言，形而上学反思的明显特质，并不是为了企图去发现一些可以引起演化的、时间上的初始特征，而是为了努力去发现一个世界之不可简约的特质，因为这个世界至少有一些变化是以进化的形式出现的。一个世界，如果其中的一些变化逐步导致了生物的出现，导致了会思想的人出现，那么，这一定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世界。科学会去详细考察这些东西出现的条件，把种类繁多的生物与其前身联系起来；形而上学则会提出一个具有 这种进化的世界的问题，而不是引起这种进化的世界的问题。形而上学的问题要么把我们领到死胡同 ，要么把问题分解为构成科学探究的种种问题。

任何关于事物起因的可理解的问题，似乎都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从任何既定的存在出发，大者如太阳系，小者如温度升高，我们都可以问一问它们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把研究的事物与其他以确定方式发挥作用的具体存在联系起来，才能解释变化，这样确定的方式统称为物理-化学的方式。我们用现有存在去追溯与之相关的过去存在，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对过去事物发生的变化提出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比过去事物更早的事物所发生的变化来看待过去事物。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乃至无穷。不过，在超越某一未确定点时，我们当然会面临自身能力的实际局限。于是，可以说，终极起源或者终极起因的问题，要么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要么是一些在相对意义上使用的词语，用这些词语来把过去的某一点指定为一种特定探究终止之处。我们可以用研究法语的“终极”起源为例。我们会追溯某些确定的先前的存在，譬如那些说拉丁语的人，其他一些说野蛮语言的人，他们在战争、商贸、政治管理、教育等方面都有接触。但是，“终极”这个字眼的意思仅与所讨论的特定存在——法语——发生关联。我们陷入另一组历史存在之中，而这些存在又有其自身的特殊先例。如果我们笼统地追溯人类语言的终极起源，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种研究会把我们带回到动物的叫喊、手势等，以及相互交流的某些条件等。问题在于，一组特定的存在是如何逐渐转化为另一组存在的？没有人会把拉丁语的潜在特质当作是法语演化的原因；人们试图发现一些真实而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其他同样特定的存在相互作用 ，导致了这种特定的变化。假如相对人类的一般语言，我们可能会采用一种不同的言语模式，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发生这种转变的具体环境，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动物的叫喊才会转变为包含某种意义的清晰言语。只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人们之所以讨论一些曾导致演化产生的内在规律或者内在原因，不过是为了随意掩盖他们对于一些特定事实的无知。但是，如果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这些事实。

假如进一步概括上述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追问全部事物现状的终极起源。从整体上 （en masse ）看，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从细节上看，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把同样的程序广泛地应用于目前存在的每一个事物之上。面对每一种情形，我们可能要把事物的历史追溯到一个更早的状态。但在每一种情形中，我们追溯的都是它的历史；这个历史总是把我们带回到过去的事态，对于这个过去的事态，我们又可能提出同样的问题。诚然，众所周知，科学探究本身并不涉及任何终极起源的问题，除非是在纯粹相对的意义上已有论述。但是，似乎也可以就此认为，科学探究并不为其他一些类似形而上学的学科提出或者留下这种问题。至于针对进化理论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可以这样来解释：神学过去所持的是上帝创造万物的终极起源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论取代了上帝创造万物的神学思想，或者成了后者的敌人。

如果所有关于起因或起源的问题都是具体的科学问题，那么还需要形而上学探究吗？如果形而上学的论题不是终极起源和终极起因，那么形而上学就只能是一门伪科学，只不过我们现在才认识到它那令人迷惑的本质，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科学思考所关心的各种存在是否具有终极性的特质——也就是不可简约的特质？在所有上述调查之中，我们至少发现了下面一些特质：形形色色的具体存在、相互作用、变化。自然科学探究的主题是物质，我们在任何物质里都可以发现这些特质。而且，不论研究的内容涉及1915年还是公元前一千万年，我们同样都可以发现这些特质，且无一例外。因此，这些特质似乎是名副其实的终极特质，或者叫不可简约的特质。于是，这些特质可能成为一种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可以冠以形而上学的称号 [4] ，但它又不同于探究某一组特定存在起源的那种研究。

科学的主题永远是形形色色的存在，这些存在相互联系，又充满变化。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又平平常常的事实，不需要也不值得去研究。对此，我不想赘言。结合这里讨论的主题，我只想指出，一旦只图省力，至少这种研究的缺点就会越来越多。只要承认上述事实，人们就不会徒劳无功地关注“宇宙”所谓一开始就具有的终极起源和因果律。这里将揭示，无论弄明白这个主题的时间是在哪个年代，我们面对的情形并没有改变：这就是多样性、特殊性和变化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抓住这些特质。如果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事实，就不会无休止地企图把异质变为同质，把多样性变为同一性，把质变为量，等等。要对特定的事件进行成功的研究，就必须考虑数量与数学的法则，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成功的研究可以展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可简约的特质中的 某些不可简约的特质，但不能代替这些特质。一旦我们企图用成功的研究来代替这些特质，这种研究便失去了基础。

为了强调这一点，容我对另一段引文作出评论。

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基本的自然过程都具有恒定性，而且这些过程之间的联系模式也具有恒定性——恰如准确的观察迫使我们如此假设，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定宇宙诞生之初并不存在差异，只可能存在一种进化历程。拉普拉斯 [5] 早就发现了机械论自然观的这个结果，但对于他这个结论的必然性，科学家们却从未展开过严肃的争论。不过，这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而且在很多人看来，它似乎是对应用于整个自然界的科学观的一种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 ）。

请注意，进化遵循预定轨迹这个必然的结论似乎很有道理；但又显然让人无法相信，因为其前提是“假定宇宙诞生之初并不存在差异”。然而，科学观恰恰不能接受这个前提，因为科学只有把任何特定的存在与先前的众多事物联系起来，才能对这个特定的存在展开研究，而这些事物不断变化，又相互作用。在任何情况下，拉普拉斯式的任何公式都只适用于世界上某些 存在的结构，但却不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由于科学的原因，目前我们不可能从整体上 去把握世界，不可能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公式去概括整体世界。如果可能的话，这些科学的原因更加适用于某些更早的事态。这是因为，只有通过把特定的现存现象追溯到它的特定前身（antecedents），才能得到这样的公式。

关于自然界远古状态的描述，人们总是抱着一种奇特的幻觉。人们常常认为，这些描述不仅代表了某些绝对的原始事态（这些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代表了一个事件，后来的种种事件均按照一种数学上预定的方式从这个事件延展而来。我们似乎以一种一边倒的方式，从过去走到现在。可是，当我们对这个公式的来源提出疑问的时候，幻觉消失了。公式是如何得来的呢？显然，我们从某些现在的存在出发，去追溯其早期的历程，直到我们到达某个时间（与探究的对象有关），然后停下来，把这个历程的主要特征浓缩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表达了事物在我们停下来的那个时间的状态结构。我们并没有从一个原始的状态真正去演绎或者推衍后续事件的历程，而是根据对后续事件的认识，按照一个公式去把握套入公式的特质。假定现在的状态变成你所乐意看到的任何事物，尽管它可能与实际发现的事物不一样，那么，我们将仍然确信我们（在理论上）能够为其早期的状态构建一个无所不包的公式。简言之，实际上，一个拉普拉斯的公式只能在一些挑选出来的特征方面概括事件的实际历程，那又怎么能说它就能够描述自然界的原始状态呢？因为有了这个状态，这样、那样的事件就一定会发生吗？不能把世界就是如此这般这个命题，扭曲成世界如何及缘何必须是如此这般的命题。凡企图解释一个事物怎样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终究免不了开始是 如此这般，结果还是 如此这般。那么，按照某些预定的法则，怎么才能根据过去的历史得出这个事实呢？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这个历史就是它自身 的历史。 [6]

不过，这种讨论过度简化了诸多问题。我们是依赖现在所观察到的事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推论过去的事态，可是我们忽视了这种依赖的程度。这就好比我们想确定拉丁语的结构，可手中唯一的资料却是法语，我们肯定会遇到重重困难。事实上，在探究法语的演化这个问题时，我们还要依赖其他罗曼诸语言 [7] 。首要的一条即关于拉丁语的特征，我们要掌握独立的证据。如果不掌握，就只能依靠循环论证来进行推论。如果我们用假说来解释事物，而对于假说所言的事物是否存在甚至不能声称有把握，那么，科学理所当然要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这些事物如果的确存在过的话，假说也只能根据实际发现来作出可能的解释。所以，需要关于这个对象存在的独立证据。这种思考正适用于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清楚地凸显了一种看法的荒谬之处；这种看法认为，任何关于存在的某些早期状态的拉普拉斯式公式，无论其涵盖性如何，都足以涵盖那个早期的全部存在。

我们来假定这个公式描述了太阳系的原始状态。它不仅必须从当下 存在的事物入手，以此作为构建的基础；而且，如果要逃脱循环论证的推论方式，手头的资料必须大于当下的太阳系。建构这种宇宙论时，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依靠的是对太阳系之外所发生的一切的观察。如果缺少这些资料，研究就会陷入瘫痪，就会毫无希望。现在已有的星图（stellar field），可能展现了处于各个形成阶段的星系。我们是否有理由假设一个类似的事态并没有在过去的任何时间里出现过？因此，无论对于现在的太阳系之初始状态得出了什么样的公式，它都只能描述存在于一个更广袤的综合体之内的结构。这个公式对事物的一种状态进行了基本的、相容性的描述，但可以设想，在这种事物的状态之中，什么也不可能发生。要获得变化，我们必须采用与这个结构相互作用的其他结构，也就是采用这个公式无法涵盖的存在。

实际上，太阳系的观点似乎对牛顿的接班人产生了催眠一样的影响。把太阳、行星及其卫星等汇集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当作一个拥有自己历史的个体来看待，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成就，对人的想象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成了“宇宙”的一种象征。但是，如果把太阳系放到整个星图里去进行比较，太阳系只不过是一个“小不点儿似的小岛”。除非人们不顾其复杂的环境，否则，“一个没有差异的宇宙”的观点便不可能兴起；照这种观点，在某种潜在内力作用下，宇宙决定了古往今来所发生的一切。 [8] 我们发现，法语之所以从拉丁语演化而来，并不是因为拉丁语的某些内在原因。同样，说拉丁语的人与说野蛮语言的人相互接触、相互交往，但并不是因为大家都说拉丁语，而是因为其自变量。内部的多样性与外部的异质性是同等必要的。 [9]

我认为，这个思考揭示了这样一个意义，那就是事物的任何状态都具有变化万端的潜在性。除非是指出现 变化或者变化的过程，否则，我们决不使用“变化”这个词。但是，我们看到一种不幸的倾向，这种倾向试图设想事物有一种固定的状态，然后借助于隐藏的或者潜在的什么东西使其发生变化。可是，在现实中，这个词指的是变化的一种特征。可以说，任何变化着的事物都在两个方面体现了潜在性：第一，由于与周围新元素接触并发生相互作用，变化展现了过去没有显现的性质；第二，体现这些性质的变化，遵循某个轨迹。说苹果具有腐烂的潜在性，这并不意味着苹果内部隐藏或者隐含了一个因果原则，引起了苹果腐烂，所以总有一天一定会显现出来。不过，如果 变化一旦与某些目前并未发挥作用的条件接触，或者受到某些条件的支配，那么，现有的变化（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时）的形式就是腐烂。力量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相互作用，而由于这样的条件数量有限，加之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力量，因此，潜在性指的是现有力量的某种局限性。为了概括这个观点，我们不得不补充一个事实：正在发生的变化促使事物去接触这些不同的条件，而不同的条件又要求采用新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要求产生不同种类的新变化。因此，潜在性不仅包含了多样性，而且包含了特定方向中的特定事物不断丰富的多样性。所以，潜在性绝不是指一种内在于同质事物之中且促使同质事物发生变化的因果力量。

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地球的早期条件潜藏着生命和思想。但是，这就意味着它一直在按一定的方式并朝着一定的方向变化着。我们从该入手的地方——现在——入手，事实或者组织结构（organization）显示这个世界属于某一种类型。在某些方面，这个世界是有 组织结构的。组织结构从早期世界演化而来，但早期世界却找不到这种 组织结构。看一看这种演化，就可以对其早期的条件有所了解，这意味着演化具有按照某种方向发生变化的特点，也就是说，朝着形成有生命、有心智的组织结构的方向变化。我认为，这并不能证明这一结论，说早期世界原本就是生物中心论的，或者是生机论的，要不就是精神的。不过，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用而且希望用物理-化学的语言来陈述一个井然有序之存在的过程，但这并没有排除生物具有的任何特性，而是肯定生物理所应当具有其特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辩解具有生命和思维能力的存在物的显著特性时，可以把这些特性变成非生物的特性。物理-化学语言所陈述的，正是这些特性的发生 。我们已经看到，要对任何事件的发生作出解释，必然要先了解其真实的、不可简约的存在状况。要描述具有生命和思维能力的生物的机制，就直接描述生物 机制好了；要描述生物的产生的情况，就直接描述生物 情况好了。这种描述并不证明我们所说的这个存在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如果怀疑所研究的论题是否真的存在，这个描述便什么也无法证明。

另一个是肯定的。只要对世界不可简约的特质进行形而上学的探究，就必须承认，具有生命和思维能力的存在物从一种事物的状态进化而来，但原先在这个状态中是不可能发现生命和思维的，这是一个事实。这是因为，进化似乎只是这些不可简约的特质中的一个。换言之，在思考多样性、交互性和变化性的特质时，应该考虑这个事实。在一切科学论题所列举的全部特质之中，这三个特质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事物，生命和思维的进化就指出了物理-化学物质的变化性质，因而也指出了其变化的某些特征。进化表明，作为纯粹的物理存在，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仍然是有限的；随着相互作用增多，并变得日益复杂，它们展现出在纯机械世界并不存在的能力。因此，说由于存在生命的、心智的、社会的组织结构，便不可能存在纯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这等于说出应景之言，却没有说出“作为整体的”世界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有心智的这个意思。这种话与关于水或者铁的话，属于一个层面。有人说，除非了解水或者铁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的表现，否则，对水或者铁的了解便不够充分。因此，认为铁从根本上是坚硬的而水根本上是液体的，这样的科学原理是有欠缺的。如果没有进化论，我们可能会说，在某些非常复杂和强烈的相互作用的条件下，那个物质获得了生命；但是，不可能说那个物质导致了 生命。有了进化论，我们就可以在这句话之外补充说，物质的相互作用和变化本身引起了那种复杂的、强烈的相互作用，最终才有了生命。进化论意味着这一条适用于任何物质，且不论是什么时间的物质，因为具有生命的并不是1915年的物质，这个物质是现在已不存在的物质所产生的。一千万年前活跃的物质现在依然活着：这是一千万年前的物质的一个特征。

这里有些跑题了。我关心的不是去发展一种形而上学，而只想指出形而上学探究问题的途径是一条不同于专门科学的途径。它把世界更加终极的特质作为自己的论题，同时又把这些特质从终极起源和终极目的的混淆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从万物起源论和末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这种探究方面的主要意义似乎在于，它表明形而上学描述世界时并不涉及具体的时间，然而时间本身，或者特定方向中的真实变化本身，就是这个永恒世界的一个终极特质。

（何克勇 译 欧阳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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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8卷，第3页。

[2] 首次发表于《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第12卷（1915年），第337—345页。本文所回应的那篇文章，参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8卷，第449—459页。

[3] 拉尔夫·S·利利：《科学》（Science ），第40卷，第846页；并参见《生物学的哲学：生机论与机械论》（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Vatalism vs. Mechanism）一文所列参考书。

[4] 这个称号至少以一个历史称号为后盾，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思考存在之存在时所使用的那个历史称号。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能找到上面所拒绝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思想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在其哲学中茁壮成长，枝繁叶茂）。他显然把“神的”这个颂扬性称号送给了存在之更一般性的特质，把他的第一哲学等同于神学，从而使这类研究“高于”别的研究，理由是这类研究涉及“现存事物的最高等级”。尽管他本人并没有从时间上去寻找这个更高的或者至高无上的真，而是超越空间去确定其全部真的位置；但是，一旦神学仅仅专注于“上帝造物”，那么，把这种存在等同于神的做法便导致了这样一种认同。不过，除非人们用神学的种种预测去对科学探究问题最一般的特质展开研究，否则，当然没有理由把颂扬性的词语用在这些特质身上。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特质比其他特质更好或者更差、更高或者更低，也没有理由认为研究这些特质就沾上了特殊的尊贵。

[5]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天体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天体演化学的创立者之一、分析概率论的创始人、应用数学的先驱。他提出著名的拉普拉斯定理，著有《天体力学》、《宇宙体系论》、《概率分析理论》等。——译者

[6] 比较伍德布里奇，《进化》，《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 ），第21卷，第137页。

[7] 罗曼诸语言（Romance Languages），自拉丁语衍生，主要有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译者

[8] 看一看斯宾塞关于《同质的不稳定性》的章节就会发现，他说明这种同质实际上原本就是异质的，并以此来证明这种不稳定性。

[9] 当代有些形而上学理论企图从纯粹“简单的”实体入手，然后用变化来专门指称“复杂体”。这就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所谓简单的实体中不存在内部的多样性，复杂实体所展现的变化并不比简单实体的多。原子学说的历史来自直觉。这种形而上学与研究终极起源的形而上学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背离了心智探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