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 人的统一性 [1] [2]

对于人的统一性，即完整的自我（wholeness of the self）这一合理且可检验的观念，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用什么语词来表达或表示。如果我们问一个经济学家“什么是货币”，合适而正式的回答是：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这个回答不会妨碍交换过程，不会阻碍积累大量的货币。简单地说，语词只是思想交流的工具。但是对于某些主题（现在这个主题就属此类），我们所用的大部分语词就会妨碍 思想交流。那些语词负载了与遥远的过去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再是思想的工具，我们的思想倒成了它们俯首称臣的工具。

诸如灵魂、心灵、自我、统一性乃至身体这类语词的意义，只是人类解释自身经验长期努力的一个缩影。从类人猿阶段转变到人那个最初阶段起，人类就开始了这些努力。被包含在这些语词中的解释流传给我们，它们是欲求、希望、偶然环境、无知、巫师或牧师所有的权威、敏锐的观察、合理的判断等诸如此类东西的产物。

起初，物理学家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通过发明新的技术术语或技术语言来加以解决。在原则上，因为有专门的研究包含在其中，所以符号仅仅具有被附加其上的含义。对于人类来说，想要达成这类目标还任重道远。要想排除传统含义并且用经过检验的探究结果取而代之，这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毫无疑问，通过创造不包含人类过去经验痕迹的新语词，推进是可能的而且将会取得成功，但这一过程不会像物理学进展得那样顺利。就技术术语而言，人工构造也许轻而易举，但当涉及人，涉及张三、李四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擦肩而过的人时，人工构造就会失败。

因此，我尝试用来向你们传达我的想法的语词，至多只是激发个人观察和反思的手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人的统一性”。开始，“人的统一性”这个语词仅仅具有形成对比的含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总体观念的“人”，意在批判一种信念背景，这种信念把人主要看成是情感的起因和情感的力量；也针对一种表现在宗教、道德习俗和传统中的二元论信念。

相应地，“人的统一性”这一短语最初具有的含义是消极的。它表达的是一种不 谈灵魂和 身体、身体和 心灵的方式。“统一性”一词是对备受推崇的二元论的抗议；而二元论，正是通过“和 ”这个词所表现的。然而，“和 ”这个语词所表达的区分，在我们的情感和理智习惯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有意识地在一种形式中加以反对，而不久之后却又在另一种形式中重蹈覆辙。即便在那些已经舍弃早期二元论表现形式的人那里，现在依然可以找到二元论的迹象。它表现为结构与功能、大脑与身体其他部分、中枢神经系统与植物神经系统及五脏六腑的对立，以及最根本的有机体与环境的对立。在这些成对的术语的第一部分——结构、大脑、有机体中，都保留了某种隔绝，被认为具有独立的性质。它们过去被归属于“灵魂和心灵”，后来又被归属于“意识”。

虽然有必要进一步改善“人的统一性”语词的消极意义，但“统一性”的观念也有它的危险。因为数个世纪以来，“统一性”观念与哲学讨论的关联，使它成了一个危险的词。“统一性”几乎成为用抽象代替具体现象的入场券。我们能够轻易地想到精神病学的、治疗学的、哲学的和心理学的那些包罗万象的体系。这些体系一开始受到确定无疑的事实的启发，但建立这些体系却为的是强制这些事实，结果掩盖和歪曲了这些事实。目前，存在着一种对把人无限地分割成碎片的厌恶。这种厌恶与细胞、结构、有机体、感觉、观念和反应有关，也与原子和电子有关。“人的统一性”这一语词表达的是一种主张，这种主张反对将人分析成单独存在的（separate）的终极元素，也反对将人分裂成灵魂和肉体的传统。但是，含糊其辞地建立起一个“统一性”的观念，要比用确定的事实解释这一观念容易，而且容易得多。

“人的统一性”最多只是表明了这一观点，除了作为观察和解释具体现象的有利立场之外，这个语词毫无意义。

我们常常听到如家庭的统一性、民族的统一性诸如此类的语词。这些语词代表了某种东西。但在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思考中，人们常常会将这些语词脱口而出，而从不探究它们所指称的事实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些“统一性”用法的例子，提供了一种如何妥善阐释统一性的建议。无论统一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它至少表达了一些不同的人或物朝着共同的目的而努力。这种共同协作 （working together ）表现在行动中、表现在合作中，而非表现在一个静止的物或物的集合中。对我而言，正是“表现在行动中”和“表现在合作中”这种类型的统一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的统一性。

通过划定边界的观察，当我们注意到特定的物体作为整体而运动时，我们能认识并且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单一（single）个体、一个数字单位。由上述方式，你们会把我当成站在你们面前、位于舞台上的一个单一个体。以同样的方法，我们认识到石头、树、房子之类的单一物体，作为一个单位和一个统一体。但是，岩石得以成为一个整体，在于它的分子、原子、电子群的相互作用；岩石的统一性是其各个元素共同协作的表现状态。通过这一边界，我们不再把人看成能量，或看成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人 的能量组织。我们能够在某个单一时刻观察到边界。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纵向地把握这个统一体，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在时间绵延中进行的某物；而在任何横向视角，都无法找到它的踪迹。

然而，如果我们窥视邻居的心，我们会在他们身上毫不奇怪地发现，一个人的存在是有边界的，而这一边界是可见的、切实的、可观察的。一句话，以皮肤为界，人的皮肤内的东西被视为与这个人是等同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个人的大脑中，以及他的诸如腺体、肌肉、心肺，等等，还有神经系统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对他有了全部的了解。

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强调相互作用，强调共同协作，以及所有这些由不同风格、特性或因素组成的过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正确的。我们对这些过程及其共同协作的方式了解得越多，对它们相互检查、激励并由此产生的平衡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理解人的统一性。但是，我希望可以澄清的是：上述内容是必要的，但却并不充分。如果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统一性概念，就必须观察和理解这些内在过程，并从它们与皮肤之外的、被称之为环境 的相互作用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

我们关于“人的统一性”这个论题的态度，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从专门的视角看，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所谓外在，包含环境和能量在内，它们是以皮肤 为界而划出的外界。人们一刻也不会认为，没有周围的空气，一个人可以呼吸；或者认为肺不过是与身体外部交互作用的器官。没有人会把消化过程与通过其他器官从外界获得的食物割裂开来。我们知道，眼睛、耳朵和手，骨骼肌系统与身体之外的物体和活动有关。这些事情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谈论它们似乎十分愚蠢。物理学家至少认识到，呼吸和消化同样包含了整个机体内的体液循环，尽管这些过程和周围环境的联系更加直接。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末梢神经系统那般直接。

不过，神经系统方面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权威人士近来却有这样的说法：“每种运动都是神经细胞的核心部分将信息传递给肌肉的结果，而输出的信息根据感觉器官提交的报告而变动。这些显示了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而神经系统必须制定出与事情发生的场合相称的行动计划。” [3]

很明显，由肌肉所影响的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与寻求、防卫以及占有外部世界能量的活动发生联系。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于制定计划和过程，这些过程在处理通过感觉器官所报告的外部情况方面发挥影响。我想，感觉器官的这些报告，依赖于先前有机体与外部条件所发生的联系。

换言之，对于任何一系列特殊的有机结构和过程，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身体外的事物与身体内的事物发生着相互作用，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后者。这说出了一个被如此广泛地认为老生常谈的事实。我所提到的混合状态的奇特性在于，我们认为所涉及的外部环境对于身体所有的有机过程来说，都是外在的；当它们被逐一考虑时，我们无法将这一观点视为一个综合原则，并按照这一观点行事，根据这一观点来理解人的统一性，理解因这种统一性的崩溃而导致的混乱。

比如说，整个哲学系统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它认为，思维、特别是所谓的抽象观念，与身体在所处环境中进行的活动，以及身体所表现的愉悦状态，毫无关联。如果对一个数学家说，他的构建与环境中进行的活动相关，对此感到惊讶的人绝不会是少数。然而，我们知道，在控制下发育生长的神经结构和过程以及对环境的使用，是所有思维的器官。即使那些对自己严格的科学态度引以为傲、自诩行为学家的人，当界定他们所谈论的神经系统的行为时，也是用神经系统来定义神经系统的。比如，他们用语言来定义思维——一定要说到它的位置——他们在声带中确定语言的位置，而忽略在由其他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交流过程中个体的反应。有时，当医生考虑疾病甚至心理失调时，完全把病症当作身体内部的活动，以至于他们最多把外界当成一个外在的原因，而非疾病的要素或相互作用的因素。

无论如何，在很多领域都有大量的描述和解释；在这些领域，结构和静态对行动和功能称王称霸。每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况时，都可以确定，对身体结构的描述和解释脱离了身体与活动的联系；在这一活动中，环境扮演了一个构成整体所必需的角色。

另一方面，当医生继续调整病人的饮食、睡眠、锻炼，当他们研究病人的习惯并就此向病人提出建议时，他们所涉及的是身体在与外部世界积极有益的联系中“运用自我”。那么，我现在强烈要求的是：系统、持续地将这里所包含的东西投射到我们对人的统一性和统一性瓦解的所有观察、判断和概括中去。因为它的含义是：毫无必要地撕裂人的统一性的所有的信念和实践，其最终根源在于完全割裂了身体内部发生的事情与身体外部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

只要不是泛泛地考虑环境，而是将环境视为人的环境，那么，这一抽象的原则就会成为一种具体的原则；精神病学家使我们对名为“脱离现实”的失调无比熟悉。他们在很多病理学例子中指出了这种脱离所产生的作用。那么，什么例证是这种脱离的例证，而不是“在一个人活动所处的环境中的能动而有效存在”的中断和停止的例证呢？当自我失去与自我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媒介的整合时，是什么导致了病理学现象，而非只是表明自我失去了自身的 完整性呢？

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这些温和的关于“脱离”的例证（从日常的白日梦到完全脱离现实的幻觉），就可以认识到所涉及的环境是人的环境、是社会环境这一点的重要性。当一个人不仅构建起关于财富的一系列妄想，而且处于占有了一大笔钱财的白日梦时，他想到的不是物理意义上的金钱，而是金钱赋予他高于其他人的声望和权力。如果一种幻想具有了习惯性和主导性，那么，它迟早会从物理环境中撤出。但是，这种与物理环境的脱离，源自与人类环境之关系的烦扰。他们再次堕入宠爱和溺爱，自我拒绝，无法获得认同和支持，对权威人士的恐惧，以及由于社会条件所导致的希望和欲求的挫败之中。

于是，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某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传统心理学都被认为是非常片面的，因为它们只关注行为和人对物理环境的反应，而忽视人与人的关系。固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名为“社会心理学”的章节和书籍。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看到，动物心理和人的心理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后者能够通过与其他人或其他团体的交流和联系而转化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除了像膝跳反应这样的无条件的本能反应之外，可以对不受社会及文化环境深远影响的个别人类行动或经验的存在表示质疑。如果没有社会的产物——语言，我们会有任何智力活动吗？至于我们的情感生活，请允许我引用一个物理学家的两段话：“人们之间的联系是引发情绪和内心反应的催化剂。它不是火车和汽车发出的喧嚣，不是人们常常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如说是因为纯粹人类关系中的骄傲、嫉妒、野心、愤怒、失望以及挫败感，激发了这些内容。”并且，“关于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引起的心理紧张，有太多的老生常谈，尽管电话、收音机、电冰箱是能够带来实质性改变的工具。事实上，情感生活并不以机器为转移，而是依赖对生活境遇的反应，而这一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联系所创造的”。 [4]

“通过人们之间的联系而产生的生活境遇”的作用，是唯一可理解我们能够将人类经验区分为高级的 和低级的 （一边是物理的，而另一边是心理的和“精神的”）的根据。我认为，我谈到这一点并没有超出上述段落的含义。比如说，一种感觉的产生，可能会被描述为某种中立的过程和某种感应。这里涉及的原则对于动物和人都适用。但是，“红色”这一性质所具有的意义 （significance ）却依赖它在某个成员所在社团的习惯用法，以及它在娱乐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公牛来说，红色的出现只意味着纯粹的生理刺激。但对于孩子来说，红色也许意味着在某些节日场合穿的衣服，或者是一种装饰的缎带。红色因他人的存在而具有了固定的意义。当我们在汽车上等待红灯变绿灯时，红色依然只是一种生理刺激。但是，它在调整个体间的相互行为方面却意义重大 。对一个爱国的美国公民来说，红白蓝三色国旗中的红色所具有的情感意义，当然并不植根于这个公民的生理结构中。

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 （prove ）之前所说的原则。但我确信，对此类例子的反思，将表明唯一可证实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能够把具有实践、情感和理性意义的经验，与那些不受文化和社会力量影响的内部生理过程区分开来。

我所说的，至少是对创造任何具有不能因此而得到说明的所谓理想的或“精神的”意义之例证的质疑。否则，我们必定诉诸灵魂和肉体的陈旧区分。例如，那些反对旧二元论的人，因为他们的反对意见而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必须全盘否定那些以高级的 智力和道德之名而存在的所有现象。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假设，除非把一切都还原为纯粹细胞的和生理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的。当对人类活动的观察、描述和解释都被限制在皮肤内所发生的一切，而排除人类活动与环境条件，特别是与由其他人所形成的环境条件的整体联系时，这种过程就是什么将会必然发生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严格意义上的细胞器官和过程对于科学地理解“高级的”现象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由此而忽略和排除其他因素的科学，不过是半途而废。

我们可以拒绝传统的二元论。根据我的信念，我们应该拒绝它。除非我们在所有的情感、理智和意志经验中探索生理的、物理的因素，否则就不可能是科学的。随着人们对生理的、物理的因素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所能掌握的知识资本和知识资源也将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物理学家的例子中，这是自明之理。一个物理学家拥有解剖学、化学、免疫学的知识越多，他对工作的准备就越充分。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与我们掌握的物理知识相比，我们关于社会关系的知识，以及关于社会关系对与生俱来的和原初的生理过程的影响的知识，就既缺乏又不系统。

但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一方面发展和维持着人类经验中的情感因素和智力因素，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对情感因素和智力因素的干扰，造成情感因素和智力因素的失调。这一事实要求在观察每一个人时，必须对那些相对未知的因素投入持续的关注。知识没有满足这种需要，即使当今已经存在的最前沿的科学心理学的知识，也没有满足这种需要。因为很不幸，这种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对问题的关注是单向度的：它未能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医生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建立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的知识。医生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和生活情境有着最直接、最亲密和持续性最强的联系，而各种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生活情境中尖锐地呈现着。随着神父和牧师影响力的减弱，没有其他专业人员能处在医生这一位置上为这类服务作出贡献；尽管应该承认，教师群体同样有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却没能发挥这种优势。我和其他人一样，自然地对这种常见的说法印象深刻，即至少有一半咨询医生患有严格意义上以神经性为基础并显示出精神病理学特征的疾病。的确，这一言论对我来说，似乎确实是对情况严重性的低估。

健康的概念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大多数人直到他们的疾病已经非常严重才去看医生。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有精神方面的烦恼而损害了能量、效率和幸福。合理地猜测一下，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组人包括每一个人。如果人际关系就像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的那样，是产生这些轻微的或严重的失调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医生建立具体知识的范围和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再次呼吁你们注意所谓的高级精神状态这一问题的可疑性和争议性，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灾难性后果。这么说的时候，我所指的并不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关于心身关系的争论——即冠以交感主义、平行论、唯物主义等名称的争论。我认为，这些争论并无实际的重要意义，它们只是反映了某种更为普遍的现实分歧。有些人深刻地认识到心对身的影响，并且利用那些有明显精神方面烦恼的人的机会，形成了各种特殊的宗教崇拜（cults）；同时，也有一些人对此作出了极端相反的回应。他们对那些不能通过某种明确的机能损伤或身体过程而确定或描述的东西漠不关心。两派各自的观点和实践为彼此提供了对方所需要的一切论据。因此确立了研究人的统一性的实践意义，而且证明了以下观点的正当性，即对人性的统一性及其瓦解的探究必须在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尤其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进行。

在这种联系中，可能会引用到一些相当简单的例子来表明：当用已经确定的观点来解释时，在确认“高级”功能方面没有什么神秘的或形而上学的因素。在人员拥挤的地方，我们不小心踩了旁边人的脚，如果我们不道歉，那么对方就可能发脾气、恼怒或忿恨。这里发生的不过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物理事件，但即便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也并非全是物理事件。私人关系的在场，引入了一种限定因素。

试想一下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我的脚尖被大街上的一个东西刺疼了；另一种情况，我爬山时，我的脚尖被一棵树的树根刺疼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的反应肯定会截然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我觉得那个东西无关紧要；是某人不小心所致，应该采取措施避免再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私人因素缓解了其他方面纯粹的物理反应。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可能遭受同样的痛苦或者更大的痛苦，但假如痛苦是引起愤怒的一部分原因，那么，愤怒就会转向怪自己太笨。一个小孩因为疝气而承受的痛苦，和一个敏感的孩子因为受到某人——他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另番对待的人——不公平或刻薄的对待而遭受的痛苦，我无法想象，有人会将这两种痛苦看成是一样的。

多愁善感的人会将一个在活体解剖过程中的狗所遭受的痛苦，与丧失孩子的父母所承受的痛苦等量齐观。在其他人看来，这种等量齐观的态度似乎是对特殊的人类痛苦的极大漠视。人类的痛苦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痛苦，是因为人类有机体的痛苦过程，深深地受到与其他人关系的影响。

我想通过这些简单的例子表明：感觉和情绪之间差异的全部基础，是对他人回应的缺失或存在。人们对物理事物和物理景象的喜爱和厌恶，是习得的。但是，在严格的物理意义上，即在人与人的关系毫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厌恶只是一种纯粹的排斥，“一个人不喜欢橄榄油或者海狸油”，当这种排斥伴随着情感时，即便是门外汉，也会怀疑这种排斥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原因。当研究这类例子时，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被排斥的对象属于受到社会“条件制约的”（conditioned）那一类，就像“受条件制约的”这个词所表达的那样。当过了若干年重访童年旧地时，大多数人会产生强烈的情感。童年的场景不仅是他们早期活动的戏剧性舞台和道具，而且已经融入他们与父母、兄弟、玩伴之间亲密的私人关系之中，因而试图划分界限，指出这里 是物理的终点、那里 是社会的起点，是不可能的。

我猜测，假定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所有学生现在都想当然地认为，除了早期经验的结果所引起的神经系统的改变之外，回忆并不存在。那么，还会有人尝试从即便是最细致最全面的针对变化的神经细胞的结构和细胞中发生的化学过程的研究中，读到早期经验的本质是什么吗？我想象不出。我也想象不出，有人真的认为，当未来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能从神经细胞中读到早期经验的本质了，从而可能在观察有机体的基础上重组过去的经验了。过去的经验，依赖的是私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而信心，作为病人讲述过去故事的条件，是建立在比纯粹提问更深入的个人态度的基础上的。这里发生了有机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病人不可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物质的事实只有被带入人与人的私人关系的背景之中，才能成为一个逼真在场的事实。

智力活动能够显示出差别。当我们谈到实质问题时，它们会将事情聚焦，会切中要害。但当我们生气或者压抑时，会疯狂、愚蠢或者完全沉入忧愁悲伤之中。身体 的痛苦，可能或多或少有明显的准确的位置。但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当我们感到异常煎熬和压抑时，会有对所发生的事情总体性 的经验反应。这种反应是通过有机结构运作的，尤其是通过内脏运作的。但是，如果这种经验反应指的是专为有机结构所有而排除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它就不是悲伤。

我记得小时候在炎炎夏日试图复原冬天的经验，不仅仅在思维中回忆冬天的寒冷，而且是要重新获得冬天实际上的感觉。当然，我从未成功过，也没有意识到，即使成功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幻觉。然而，我所尝试的是，几乎与当我们经验一种强烈的情感时，要获得或者引入与其他心境相伴随的观念一样困难。得意洋洋和强烈的希望如此占据着我们的大脑，以至于只要上述情感持续存在，我们就不可能想到有失败的可能性。而一个极度抑郁的人，无法想到成功或者想到必不可少的希望。

现在，可以质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无论它多么理性和多么抽象，是未被整个有机体对周遭环境反应的情绪染色或者未带情绪气息的。因此，情绪对身体状态的影响，会导致在一些情况中引起神经衰弱，而在另一些情况中创造出令人吃惊的康复。这些情况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它们是其整体对所包含的部分有机过程的调节性力量的表现。

我已经列举的这些例子，本身都是寻常不过而非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例子所展示的原则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自我统一性的混乱不仅仅是医生和治疗机构那里的病例。在任何正常的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团体、阶层、民族关系的困扰中，都会伴随自我统一性的混乱。与理性反应、观念以及抽象概念的不完全性相比，情感反应更具有整体性，而且情感反应的结果也更深入和更持久。因此，我认为，正常的和非正常的人与人关系所具有的心理影响（也包括间接的身体的影响），应该成为持续研究的对象。

只有当对人与人彼此关系的研究，与过去对生理和解剖过程及结构的精确研究同样用心、坚持不懈和系统化时，我们才能理解产生人类统一性的各种条件，以及导致这种统一性崩溃的各种条件。这一要求并不是要弱化对生理和解剖过程及结构的研究。但是，我们需要扭转当前的一种普遍印象，即认为只要获得了足够的化学、免疫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基本问题就解决了。只有将这种知识完整地置于人类彼此广泛、频繁的联系和交往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和应用这些知识。必须以这样一种精神来从事研究，否则就会继续疏忽怠慢。那种认为精神过程完全是脱离身体和身体条件的信念也会持续增长；而这种信念带来的后果，并非只限于理论的错误。在那些迫切需要社会齐心协力的地方，这种信念所带来的实践结果就是行动的分裂与冲突。

老话说：“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大脑。”我可以把它重新表述为“有健全的人类环境，才有健全的人”，以此来表明我前面的观点。仅仅改变措辞是没有用的。目的和工作方法方向上的改变所具有的意义，将超出我们任何一个人的估计。在整个政治、经济、道德、教育事务中，实际上在任何行业中，具有什么才能有助于构建一个适宜的人类环境，通过这个环境的存在而有助于形成健全和完整的人，并通过健康而完整的人的形成，反过来维持一个健全和健康的人类环境呢？

这是一项人类共同的和包罗万象的任务。它的第一阶段不能只托付给政治家，而第二阶段也不能只托付给父母、牧师和教师。它不是某个特殊职业的专门事务。在帮助人们成为健全的个体方面，可能没有谁比医生更关注；也没有谁像医生一样，有这么多的机会去研究歪曲、分裂的人格，观察混乱失序的人类关系的影响。医生要面对的情况，不是实验室里人为制造的情况；它们也无法像实验室里的情况那样，能够广泛而多样地提供对条件的控制。

我不禁想到，预防性药物和公共健康政策的观念对上述要点是有意义和适用的。因为人的统一性，因为人的成长过程无法摆脱身体和精神的相互缠绕，因此仅提供环境卫生、纯净水、牛奶、污水处理和有益健康的家这些物理条件，并不能彻底地完成预防疾病和预防失调的工作。为了统一、有力、明智快乐的人，也要将社会条件纳入图景之中。我们可以在不触及社会和个体痛处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令人满意地解决二元论和一元论的问题；但是，社会和个体痛处才是二元论和一元论的问题必须被实际地解决的地方。

（刘冰 译）

* * *

[1] 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3卷，第274页。

[2] 首先发表于《现代世界智慧》，约瑟夫·拉特纳主编，纽约：现代文库，1939年，第817—835页。摘自杜威对美国物理学院的一篇演讲，圣路易斯，1937年4月21日。

[3] E·阿德里安（E.Adrian）：《哈佛大学三百年校庆期刊》（Harvard Tercentenary Publications ），第1卷，第4页。

[4] 休斯敦（Houston）：《治疗艺术》（The Art of Treatment ），第348—349、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