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佛 附录二　《四十二章经》辨伪

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高僧传》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此语盖二千年来佛徒所公认。摩腾之姓，或作竺，或作摄，或作迦叶；此经或云摩腾译，或云法兰译，或云腾、兰同译；两人籍贯，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异说，未有从根本上致疑于其伪者。如吾前文所考证，汉明求法，既羌无故实，腾、兰二人，皆子虚乌有，则此经托命之点，已根本动摇。然则此经果何时代何人所作乎？此问题向佛典目录学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省称《长房录》）本经条下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嘹，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作家中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之《出三藏记集》（省称《祐录》）。《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即始于彼。原注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汉录》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僧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四部；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部、《别录》一部；有萧齐王宗《经录》一部。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祐录》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摩腾像

摩腾其名意译为大象，中天竺人。擅长礼仪，解大小乘经典，常以游化为己任。昔日有次前往天竺一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时，正值外国军队侵犯国境。摩腾说道：据经上讲，能说此经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将爆发战争，这不是以经法使人民获益的好机会吗？他因此发誓牺牲自己的利益，亲身前往边境劝和，结果使两个国家高兴地避免了战争，他自己也由此名声鹊起。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人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 2 。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 3 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世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刘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越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士，其是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 4 。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辗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5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北京戒台寺戒坛殿戒台

北京戒台寺位于京西门头沟区马鞍山麓，距京城35公里，全园占地面积4.4公顷，建筑面积8392平方米。戒台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之前，原名慧聚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戒台寺以戒坛、奇松和怪洞著称于世。戒台建于辽代咸雍五年（公元1605年），与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并称“全国三大戒坛”，而其规模又居之首，有“天下第一坛”之称。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所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藉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 6 。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以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为中国人祀佛之始，严佛调为中国人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者，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