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十二

琵琶醒来，天色仍是暗的。松涛一停，香港山上就有种异样的寂寥。古人爱用松涛来形容风过松林，听在琵琶耳里却像哭声。伏枕听来总让她想起是异乡中的异客。上海的树没这里多。这里的松树每逢冬天就整夜地呼啸，听着颇似冰冷的岛屿被狂风巨浪包围住。可是黎明一近，风声止歇，汽车也不再环绕山路上山，会有一阵万籁俱寂，在圈养于这片海拔下的公鸡报晓声也侵扰不了。奢侈的死寂低低的细细的，像是在屋里。

满山的石屋建筑，每栋屋子都卓然自立，远眺大海。底盘过大的地基是为了抵挡湿气。花园都辟在顶端，像亚述古庙塔。刚这么想，她立刻昂起头，甩掉这个讨厌的字眼。她爱古代史，也爱去年上的中古史。布雷斯代先生也是，从他念旃陀罗笈多①的声口就听得出来，每个音都从舌尖上弹跳而出，有韵律有滋味。今年他同样把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名字念得有滋有味，“家康”的日本发音与中国苦力负重时的吆喝“嗳耶呀苏”差不多。可是近代史多彩多姿的片段并不多，只有日本和西方的第一次接触。他若有所思地谈到了马卡托尼爵士出使清廷以及第一批西方商人在中国经商的艰难，只能由十八个洋行代理，通商口岸又限制在广东外海的某个小岛，不允许外国人一窥马可波罗笔下的传奇帝国。

“真可惜没有时间可以深入。”他那时说，嘴上吊着一支香烟，跷跷板似的一上一下。

没时间。历史科再两个钟头就考试了。昨晚翻阅了寥寥无几的笔记，贫乏得可怜，她早知道了，也是让她延挨着不读的一个原因。午夜左右她就放弃了，存着一种豁出去的想法：至少睡饱了，明天才有清醒的头脑。她的头塞得胀胀的。她就着桌上的台灯穿衣裳。

“琵—琶—！”比比从对过的房间喊道。

“我起来了。你起来了没有？”

悄然无声。比比每天早上认真地喊她，自己的眼睛都还没睁开，经常喊完了倒头又睡。琵琶过去一看，她的头掩在睡袋里。比比的母亲知道亚热带用不着睡袋，但还是由上海寄来了，因为她母亲怕她睡梦中把被窝掀掉了，受凉。

“你还不起来？”琵琶推了她一把。

从睡袋里探出来的褐色娃娃脸满是愕然。比比的家乡在印度与缅甸接壤附近。“什么时候了？”

“六点半了。”

“我好累。”

她翻个身，反手捶着下背。她的曲线太深陡，仰睡腰就悬空，就犯腰疼。

“你几点钟睡的？”她问道。

“不到一点。”

“这么早？看你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

“我是担心。”

“今天考哪一科？”

“历史。”

她从睡袋里取出一盏灯来，还亮着的。

“咦，你在被窝里看书？”

“不是，我拿它当热水瓶。”她心虚地笑，“昨天晚上冷。”她把灯放回到床柱上，在灯下看着琵琶，“你是真的担心么？”

“是啊，我差不多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真话还是不过这么说？”

“喔，及格大概总及格。”她赶紧说。

比比知道她不是及格不及格的事。她知道布雷斯代先生送她八百块奖学金。

“都怪我，我不应该拖着你往外跑，可是我觉得对你有好处。”

“跟你不相干。”琵琶微笑道。

比比还是良心不安，“我老是跟别人讲你的功课好不是死读书的原故。我讨厌人家叫你书呆子。”她在上海念过英国学校，用功的书呆子是很受憎厌的。

“我说了跟你不相干。我只是不想念。”

“是啊，你很少念书。”比比半低喃着，露出惊怕的微笑。

“我不喜欢近代史，跟报纸一样沉闷。”

时代越近，场景越宽越混乱，故事性少了，迷人的细节也少了。史学家笔下的大人物似乎仍是活生生的，唯恐诽谤诉讼上身。当然这只是部份原因。还有就是她上历史课变得很紧张。比比怎么也不会懂，只会想她是爱上了布雷斯代先生。说不定是有那么一点。每次看见他骑自行车上学，红通通的脸，颈上围着条旧的蓝色中国丝巾，她心里就一震。对她的微笑与点头，他总是匆匆一挥手，在显得过小的自行车上小心保持平衡。他有汽车，茹西说过，不过只给厨子开去市场买菜。他有栋美丽的白屋子，在距大学几里外的荒郊，屋里头尽是中国古董。他和周教授去过一次广东，参观过一座著名的尼姑庵，庵里的女尼其实也是高级妓女。茹西说是周教授在闲聊中告诉班上的男学生的。话直往琵琶的耳朵里钻，可是她不想往下听。要紧的是他的八百块以及附上的那封信，给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尊。第二年她果然如他预言的，拿到了奖学金。她在人类里找着了定位，心中的绝望和缓了下来，她还做了别的事，写小说，抓到什么读什么。可是布雷斯代先生会怎么想，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功就把她惯坏了。

比比伸手去取枕头边的生物课本，琵琶去盥洗。走道两边的寝室里都还没有动静。宝拉房里的灯亮着，她读了一整晚。隔间的半截门扣在墙上，看得见宝拉·胡坐在床上，披着大红棉袄，俯身念着膝上一本大书，左手托着一个骷髅头，仿佛足球员漫不经心地托着足球。绿罩台灯照得她凹陷的脸颊与吊梢眼格外分明。她的房间里有一整副骷髅，这里一只大腿骨，那里一只前臂骨。福尔马林的味道使她总是开着房门。

宿舍一隅有闹钟响了起来，扫兴的声响蜿蜒穿透了寂静。楼下修女沉重的鞋子走动了。有人锐声喊“瑟雷斯丁嬷嬷”，她是负责杂务的中国修女。

琵琶回到自己房间，一眼就看见窗台上的灯，奶油色的玻璃灯泡微弱地亮着，衬着后面一片暗蓝灰的大海。她缩了缩才上前去把灯熄了。灯是她母亲买的。现在要如何面对母亲？露和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一样没能进学堂，是个学校迷，把此地的章程研究了个透。听说每个学生都得自备台灯，她特为在上海买了一盏，宁可冒打碎的危险，装进琵琶的箱子里带了来。

“汇率是一比三，”那时她说，“在香港买东西都先乘上三，就知道没你以为的那么便宜。”

比比和对过的同学正你来我往，一问一答，喊出问题的嗓门衷气十足，一轮到回答就细微得比老鼠，琵琶受不了这种虚弱可怜的声音，像是哭哑了，又像是说多了敷衍的话，把嗓子说哑了，没有希望，也不期待仁慈。她打开自己的笔记。垂死挣扎的重唱压过了一切的声响，门扉吱嘎地摇，砰砰响，哗啦啦的冲水声；女孩子互相叫唤下楼吃饭。琵琶蓦地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饱餐战饭。”她也需要体力，才能像去年一样不停手地写上三个钟头。可是这次能写什么？

她收拾外衣、钢笔墨水瓶。布雷斯代先生由这儿也知道她是穷学生。跻身马来洋铁大王和橡胶大亨的继承人之中，唯独她没有自来水笔，上课得带着墨水瓶。

“你还没起来？”她站到比比门口。

“我马上就来。等我。”

“我还是先下去的好。”

“好吧。”比比说，受伤的神气，“玛格莉，快，再问我点什么。”

“何为心内膜，试描述之。”

虚弱可怜的声音又来了，“心内膜是种浆膜，位于心室，包住腱索……”

琵琶匆匆逃开。

修女们已在早晨弥撒。她下楼经过客室，客室敞着门，隔间后有修女的圣坛。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细声吟诵，今天却使她有些不舒服。诵经扩散的虚假的镇静平平地躺在她心底，像是心上那一小摊的酸水，随时预备往上冒。她快步经过了厨房，修女们的早餐在里头等候她们取用，散发出热可可的气味。拉丁吟诵追着她不放，像是在干净的医院病房念出的死前仪式，屈膝跪下的神甫的黑裙散在打蜡的地板上。

地下室食堂是车库改建的，红色地砖，方形大柱漆成乳黄色。今天食堂里的女孩子特别多，食堂也摆设得特别漂亮。因为通常回家的女孩子也都在，为了期中考的第一个早晨。她们都是最入时的，进口淡粉红薄呢长衫，上面印着降落伞、罂粟花、船锚的图案。

“死啰！死啰！”她们用广东话乱嚷，金纹塑料缎带绑着的长发往后甩。

我们有个把砍头弄成庙会的传统，琵琶心里想：犯人的头发拿浆糊糊住，塑成两个角，底上扎两朵纸花，一路大唱着上刑场，还讨好围观的人群。她坐下来吃最后的一餐。

四周的人叽叽喳喳说着广东话，她只听懂“死啰，死啰”。香港的女孩子同时兼具世故与守旧两种特质，因为她们来自墨守成规的家族，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已是凤毛麟角。大清例律在香港仍然通行，英国殖民政府并不干涉当地风俗。大清例律是可以承认妾的地位的。每个女孩子都有五六个母亲，一个专制的父亲，是头角峥嵘的生意人，也是大英帝国的崇高的骑士。送她们来住读是为免家中喧乱的生活搅扰了读书所需的宁静。她们个个活泼，深受家中三教九流的女人影响。调皮捣蛋，开口闭口都是男孩子，却不约会，仍挣不脱家中的羁束。“香港天气，香港女孩。”而香港的天气尤其难测。

她们隔着餐桌问答历史问题，身量小，嗓门奇大。布雷斯代先生说三个广东女孩子在一起就比一班的北方学生还吵。琵琶又缩了缩。她看见布雷斯代先生说话，娃娃似的蓝眼睛，红红的脸，嘴唇不分开的微笑，嘴巴向后缩，香烟上下抖动，中间有凹痕的下颏往上翘，接住烟灰。还有多久他就要改卷子，改到她的，在上面抖烟灰？她不让自己往下想。从经验知道最可怕的事情也是以最普通的姿态来临。其实没有什么难以想像的，她会考得很糟，布雷斯代先生会在班上冷嘲热讽，除非是太生气了，可是绝不会叫她去骂一顿。没有什么是难以想像的，整个是不堪想像。这一天终于来了，像座大山一样矗立在她面前。没有翻越的路，翻过去了也不见生命。

香港本地的女学生几乎都修艺术，觉得是最简单的功课，而马来亚的女学生都学医。不是为了当医生，不犯着千里迢迢跑这一趟。医科要念七年，即使满了七年，学位仍在未定之数。高年级生在其他女孩子眼中都是中年人，她们自己也早以医生自居，说话粗枝大叶的。平常日子餐桌上只听她们大谈大笑的，夹着很多术语，议论教授。

“Man，那个理查德·冯！知道他怎么吗？就为了气艾勒斯顿。”马来亚侨生把“Man”当口头禅，总是挂在嘴上。

“Man，艾勒斯顿最坏。莫名其妙就吼。”

“理查德·冯给臭骂了一顿，就为了迟到。你知道他怎么样？在大楼前丢了个penis。”

“花生？”

“No,man,penis.”

“喔，man！”

“从酒精罐里拿了根性器官，丢在解剖院门口的沥青道上。”

“会退学的，man。”

“谁说不是。”

“艾勒斯顿知道了？”

“谁晓得，校役把它扫了。”

但今天早晨她们却默默吃饭，考场上的老兵了，知道战斗之前吃顿热食是顶要紧的事，而且脸上也现出老兵明白运气用完了的萧瑟之情。

两个马来亚的新生急得两手乱洒，像是要把手上的水甩干。

“嗳呀，我没经过这种阵仗。”安洁琳·吴说，“我们来这里之前连考试都没有。”

“对，不用考试。”维伦妮嘉·郭说。

“这次死定了。”

“你还好，有你哥哥教你。”

“他才没那个工夫呢，他自己也要期末考。他昨晚打电话来问我念书了没有。嗳哟，万一不及格怎么办？我哥哥为了让我上大学，差点就跟我爸闹翻了。”安洁琳笑道，但是一双杏眼转来转去，在苍白的圆脸上显得又小又凶。

“你担心什么。有高年级生帮你。”

“哪里！没这回事。”

“我是死定了。”

“你还比我强。”

这两个新生在吉隆坡就是竞争的对手，到了香港因为有点怕别的女孩，两人走得很近。维伦妮嘉又黑又瘦，父亲开了一家米行。她会到香港来学医主要是为了安洁琳要来。

“在吉隆坡我们会在戏院里遇到，”维伦妮嘉轻笑道，“安洁琳带着她的女朋友，我带着我的—我们不太在一起，是不是啊，安洁琳？”她问，真的觉得诧异，“我们遇见了就挥个手，喊两声，戏院很小，也只有这么一家。要是我刚好穿洋装，她就会跑回家换洋装。我要是看到别的女孩穿长衫，就会跑回家换长衫。有时候我们看一次电影要跑回家三四趟。”

“马来亚也穿长衫？”琵琶问道。

“不是天天穿。天天穿人家会以为你太隆重了，像要参加婚礼什么的。”

“我们也有旗袍和马来亚传统服装，”安洁琳说，“很好看，蕾丝边，透明上衣，刺绣，还有金钮子。”

“你们平常都穿什么？”

“在家里就穿中国式的袄袴。在这儿只有老妈子才穿。”维伦妮嘉喃喃说，最后一句话说得有点窘。

尽管服装上变化多端，她们还是发现与香港女孩子一比，她们还是有点不修边幅。两人一块上街，找裁缝做最流行的长衫。她们会讲广东话，彼此却讲福建话，她们的祖先是福建移民过去的。她们不时会抛出一句马来话，两人都大笑不止。维伦妮嘉甩着手绢，摇摇摆摆向前几步，又倒退几步，唱道：

“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啊是什么意思？”琵琶问道。

“讨厌耶！”安洁琳笑弯了腰，一手捂着嘴巴。

维伦妮嘉也笑着两手按住膝盖，“好讨厌耶，那些马来人。”

“什么意思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安洁琳说。

“他们都是这么跳舞的。”维伦妮嘉说。

“我爸跟一个马来女人住。”安洁琳说，“人家说她在他身上下了符咒。”

“马来人真的会下符咒？”琵琶急急问道。

“会，有些人会。说来也真怪，这个女人。人家说她一定是在我爸身上下了符咒，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个样子？他住在这个女人的家里，自己家倒不回去，每次一回去，才踏进门，就大发脾气。大家都说奇怪。”

琵琶倒能想出个原因，苦于不能告诉安洁琳。

“有次他回家，一看到我，就开始骂人—”

“骂什么？”

“嗳，他总能捏出错处来。一句话说错了，他就揪住我的头发，打我。”她说，似笑非笑的。听她的语气就知道那时她已经发育成熟了，她父亲必然是看出了她有多漂亮，她因而多吃苦头。“他打我，我妈抓起斧头跑过来，要他拿去，把我们都宰了。他没听见，就是打我，我妈就抓着斧头冲过去，他吓跑了。我妈追着他绕着屋子跑，嗳呀！”她说到末了一句轻轻呻吟了一声，倒在床上，仿佛是笑累了。

“后来怎么了？”琵琶问道。

“喔，我拿走了她手上的斧头。嗳呀，每次说记不记得你追着他绕着屋子跑？我们都笑死了。”

“他不是不跟那个女人住了。”维伦妮嘉道。

“他现在好了。有时候我们出去散步会看见那个女的，老是坐在门口嚼槟榔。马来亚的屋子都离地好几尺，有长长的桩子。我都教我弟弟妹妹别看她，也别吐她唾沫。”

“马来人最坏了。”维伦妮嘉说。

“还有印度人。记不记得那个男孩子？”安洁琳咯咯笑道，“好讨厌耶！”

“在修道院外面翻了推车的那个？”

“是啊，真是个呆子，巴望女孩子会看他。”

“大家都说他是为你来的。”

“胡说！是谁说的？”

“有人看见他跟着你的自行车。”

“没这回事。幸好这话没吹进嬷嬷耳朵里。”她掉转脸来跟琵琶说话，“我们学校的修女跟这里的两样，这里的嬷嬷对我们很客气。”

“我们现在是大学生了。”维伦妮嘉道。

“我们学校里连洗澡都有人钉着你。”

“还没有浴缸，就一个水泥池子，每个人都进去，穿件医院的袍子，绑在后面的，就穿着袍子洗澡。”安洁琳道，很难为情，漂亮的眼睛缩小，竟然泛出锈色。“有个嬷嬷站在池边全程监督，好讨厌耶。”她骂了声。

琵琶体会得到那种愤怒，偷偷摸摸打肥皂清洗腿间si处，而嬷嬷衣着整齐，高高在上，鞋尖突出在池缘上。

安洁琳的表情又跟餐桌上一样，凶凶地瞪着空处，抚摩胸口的金十字架。维伦妮嘉模仿香港女孩的呻吟：“死啰，死啰！”却少了那份活泼，音量也不够，不像她们那样喊出来仿佛不是真心的。

宝拉·胡在塔玛拉·洛宾诺维茨身旁坐了下来，两人就像一双秘书般齐整。塔玛拉一身法兰绒灰西装，宝拉穿件呢子长衫，外罩呢外套。塔玛拉是俄国人，哈尔滨来的，宝拉是上海人。她个子高，金色长发像匀称的小波浪。宝拉小尖脸，虽然一晚熬夜，却不见憔悴。她大腿上搁了本书，一面吃饭一面看书。

“都下来了吗？”她大剌剌地喊，“今天可不等人。”

“对，今天可不作兴迟到。”塔玛拉说，“八点二十分整开车。”

“是八点十五。”另一桌有人喊道，“我还得走到化学楼。”

“比比呢？”宝拉四下张望，“还没起床吗，琵琶？”

“她一会儿就下来。”琵琶说。

“还有谁？”宝拉说，“玉光呢？”

“比比又要迟了。”塔玛拉说。

瑟雷斯丁嬷嬷一阵风似的飘进来，黑色袍子杨柳一样，高擎着锅子。看上去在二十到四十岁之间，戴着黑色细框圆眼镜，大大的帽子像两只白色翅膀。

“什么东西啊，嬷嬷？”有人问道，见她郑重其事将锅子放在桌子中央。

“花王送的。”花王是广东人对园丁的叫法。

“里头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几个女孩拉高嗓门问，又锐声嚷了起来，“酸猪脚！”锅盖一掀，香味四溢。“花王的太太生了？什么时候？昨儿个晚上么？”

“生男的还是女的？”某个高年级生战战兢兢地问道。食堂里现放着这么多医生，唔，准医生，她并没有问是否叫了产婆。准是嬷嬷们怕吵了她们预备考试，不让人张扬。

“男的。”瑟雷斯丁嬷嬷宣布道。

“花王可乐死了。”孤女玛丽说，笑得咧着嘴。她在宿舍里打杂。

“嘿，阿玛丽，盘子呢？”瑟雷斯丁嬷嬷心情好就会在玛丽的名字前加个“阿”字，表示亲昵，其他时候只直喊玛丽。

玛丽跑出去端盘子。

“里头是什么？”塔玛拉站起来往锅子里看。

宝拉也好奇，“为什么做猪脚？”

“还有蛋。”塔玛拉报告说。

“是要给新妈妈补气。”有个香港女孩说。

“那我们吃干什么？”

一阵咭咭呱呱。

“这是广东风俗，要分送给亲朋好友。”

“喔，就跟分送雪茄一样。”

“我们只送红蛋。”宝拉向琵琶说，又掉过脸去对陈莲叶说话，她也是西北人。“是不是啊，莲叶？”亲密却谨慎的声气。宿舍的女孩子只有少数人是从广东以外的省份来的，广东人的排外性并没有让她们更团结。宝拉同莲叶与琵琶说话总是比同本地女孩说话要更小心，比比不算，她是印度人。

甜甜酸酸的气味熏染了食堂。瑟雷斯丁嬷嬷将浓稠的猪脚盛盘，有人抗议了，“我们就走了，嬷嬷。”

“尝尝嘛，别辜负了花王一片心。”瑟雷斯丁嬷嬷说。

“快点，玉光，要走了。”宝拉朝刚冲进食堂的女孩说，“喂，有没有看见比比？”

“没看见。”

“今天我们谁也不等。”

玉光迟疑了片刻，胖大的身形皇皇不安似的，但是半红似白的月亮脸上却没有什么动静，戴的无框眼镜像把她的脸压扁了。放眼望去只有一个空位，就在莲叶的斜对过，她走过去坐下，疾速盛了炒蛋吃起来。这两人从来不同桌吃饭。内地来的只有她们两个，一身蓝布旗袍，与众不同，国立学校的标帜，以严厉与爱国闻名。玉光的头发剪到耳朵中央，莲叶扎了两条辫子。两人都不化妆。莲叶唯一放纵的一次是去年春天买了件鲜蓝呢大衣，红白色条纹，天天都穿着上课，吃饭也不脱。

“穿着这件大衣就像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不穿这件大衣就不像维多利亚大学的学生。”她这么说，带着讽刺的微笑。

她的黄皮肤暗沉沉的，头发也是暗沉沉的，像是黏腻了黄河盆地的沙尘，五官虽然像雕像，却因而失色不少。她是山西来的交换学生。也和大多数的西北人一样，身上散发大蒜味，吃了两年嬷嬷的法国菜，那味道还是不散。嬷嬷的法国菜顾虑多数人的避忌，并不搁蒜。琵琶觉得那是怀乡的气味，使她想起了端午节，小孩子会分到窝在炉灰里烤的蒜瓣，又白又软，趁日正当中的时候吃，这年夏天就百毒不侵。莲叶的呼吸并没有蒜味，是沾粘在她的发上脸上房间里。新大衣没多久就受到了熏陶。也没人多说什么，她不太和别人来往。有次说到她在山西的家人，宝拉问道：

“你单身一个离家这么远，他们放心吗？”

“我爸爸倒是高兴我逃了出来。日本人占了山西。有学生逃到了重庆，可是连重庆都躲不过战祸，大学也一样。不像这里，我爸爸说在这里我可以定下心来好好念书。”

她订了份中国报纸，玉光也订了她自己的报纸。下了学两个人各自看着自己的报，在地下室等开饭，其他人宁可到客室等，靠近圣坛，轻声细语，还有老舍监爱格妮丝嬷嬷徘徊盘旋。晚上这两个关心政治的女孩子总会起争执。车库的门早关上了，瑟雷斯丁嬷嬷正在一隅熨衣服。莲叶看着看着，上半身往餐桌一倾，拍着桌子，扬声高呼：“打到湘潭了！”呵呵笑了两声。她总是留意战况，喊出地名，这时脸上的表情比平时都丰富。琵琶却没办法从她的表情分辨出国军是进攻了还是撤退了。

瑟雷斯丁嬷嬷一面烫衣服一面跟比比絮叨，时时像鸟一样点头躬身，一下压低了声音，一下空出手来掩在嘴边。琵琶听得懂的广东话只有“阿玛丽”和“黑心”。黑心的不可能是玛丽，因为瑟雷斯丁嬷嬷亲热地喊她“阿玛丽”。琵琶与比比等着洗澡，瑟雷斯丁嬷嬷得先跟多明尼克嬷嬷拿钥匙，开了锅炉的锁，用随手带的火柴点燃。多明尼克嬷嬷宁可要瑟雷斯丁一天跑上跑下二十趟，也不肯把钥匙交给女孩子，怕把房子给炸了。

“嬷嬷，快点嚜！”比比对瑟雷斯丁嬷嬷说话有一种腻声抱怨的话音，如泣如诉，“洗澡水呀，嬷嬷！”

“先让我烫完这一件，阿比比，就快好了。”

比比拿茶壶套子戴在头上，像哥萨克骑兵帽，椅子一歪倚着柱子，一根手指指着瑟雷斯丁嬷嬷，唱道：

“大胆的小贱人，且慢妄想联姻。”

她在学校演出过吉尔柏作词，瑟利文作曲的歌剧。

“瑟雷斯丁嬷嬷！”爱格妮丝嬷嬷在楼上喊。

“嗳！”瑟雷斯丁嬷嬷应了声。房里要是还有别人，她会用法语嘟囔“是，嬷嬷”，可是不会用法语高声喊。

“我就说快点嚜，嬷嬷，这下又要叫你到厨房了。”

“瑟雷斯丁嬷嬷！”

“嗳，嗳！来啦来啦！”她用广东话叫喊着答道。

“先烧洗澡水啊，嬷嬷。”比比跟在后头喊。

“好，好。”

“她说玛丽什么？”琵琶问道。

“说她夫家待她有多坏。玛丽刚结婚的时候，过得多快乐。她公婆第一次来看玛丽，还带着儿子，瑟雷斯丁嬷嬷好兴奋。那么好的人，婆婆好喜欢玛丽，送她金镯子金戒指，他们儿子好文静，已经有份很好的差事了。可是嫁过去之后就打她，收回了她的金镯子金戒指，住在小舢舨上，连饭都不让她吃饱。”

“她打算离婚么？”

“穷苦人家哪会离婚。她现在回来这里，不回去了。”

“她夫家就算了？”

“他们怕修道院。”

“玛丽像只有十二岁，应该不止吧。”

“她倒是漂亮，就是像山芋。孤儿院的女孩子都像那样，都是山芋吃太多了。”

比比下楼了。宝拉进来，坐下来读信。本地女孩茹西进来找洋装，看见还没烫好，就咳声叹气的，自己动手烫了起来。琵琶跟莲叶坐在同一桌，事情来得太快，一时反应不及。莲叶看完了报，把报纸摺好，顺手抓了另一张报纸，漫瞧一眼，忽然抓着就撕，喃喃道：

“汉奸报。这是汉奸报。”

玉光站了起来，隔着桌子把手伸过来，蓝布褂虽然宽大沉重，看得出胸部鼓蓬蓬的。

“是我的报，你敢撕！还给我。”

莲叶头也不抬，将报纸撕成了四半，对摺，使劲再撕。愤怒使她风沙扑面似的黄皮肤变暗，两道眉毛往上一挑，竖成两条直线。

“汉奸报。怎么会有人看这种劳什子。怎么会有人写这种胡说八道，一点心肝也没有。”

“不准诬蔑和平运动。”玉光大喝了一声，出奇地隆隆响，一下子变成专横的声气，很像国语，“人人都有权有自己的看法。你这么爱重庆，干吗不过去？干吗躲在英国人脚底下？”

“什么和平运动？都是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你懂什么，不准你胡说八道。”

她杀气腾腾地伸过手来，也不知是要抓回她的报纸，还是想打人，幸而这时宝拉和茹西劝住了她。

“算了，玉光，算了。好了，莲叶，嬷嬷会听见的。”

玉光带着剩下的报纸悻悻然出去了。《南华日报》琵琶之前注意过，却不知道是汪伪政府的报纸。

“是怎么回事？”茹西怯怯地说，并不真想知道，唯恐又引发争执。

莲叶不作声。高贵的陶偶母牛眼睛似乎比平时都像长在脸的两侧，像是朝别人望过去，而不是直视。她不想向这些英国殖民地的人宣扬爱国精神。上海来的也没什么两样。她曾想分报纸给琵琶看，琵琶却夸口似的笑道：

“我不看报，看报只看电影广告。”

莲叶当时也是笑笑就算了。

争吵过后不久就有传言说玉光是汪精卫的侄女。没有人知道汪精卫是何许人物，也就没挑起什么轩然大波。反倒还得解释他是亲日派的大人物，目前是南京政府的头脑。宿舍的女孩子不觉得什么，香港某爵士的侄子才更重要。

有天晚上茹西在宝拉房里，比比和琵琶正巧也过去。琵琶没见过四散着骨骼标本的房间，宝拉坐在床上，两脚藏在红袄里，膝上搁本书，枕头边有个头骨，蓝缎棉被上摆着一根大腿骨。

“是她亲戚。”茹西悄悄说着，“她是汪精卫的侄女。”

“嗯。”宝拉哼了声，表示听见了，笑容依旧，脸上却出现谨慎的平静。她父亲是上海的律师，上海孤岛被日军包围了，她总小心翼翼不牵扯上政治。

“你们也在吧？”茹西别过脸来问比比和琵琶。

“在哪？”比比问。

“那天啊。玉光同莲叶吵架，从那天起就不说话了。”茹西道。

“原来瑟雷斯丁嬷嬷说的是这回事。我压根就不知道。”比比傲慢地说，笑了两声，撇下不提了。

“谁也不知道。就连亲眼看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茹西道。

“嗯，嗯。”宝拉仍旧是微笑，由鼻子里出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再一想，”茹西说，“玉光真像男孩子，可是很多事都不说。她就没说过家里人是不是在香港。”

“她在这里只有亲戚，她说的。”宝拉低声道。

“那她家里人呢？”

“不知道。”

沉默了片刻，茹西拿比比的男朋友P.T.开玩笑，潘和宝拉跟着起哄。

“玉光的事不是很奇怪吗？”事后琵琶向比比说。她知道的不比香港女孩多，只隐隐绰绰觉得汪精卫是大人物，投靠到日本人那边了。

“我对这些事没兴趣。”比比说，神情莫测。上海的印度人也都晓得明哲保身，不涉政治。

时间一久，琵琶把玉光和莲叶的事都忘了。尤其是今天，腾不出工夫来留意两个死敌同桌的暗潮汹涌。她从花王的卤锅里拿了个蛋。死囚绑赴刑场之前总是放怀大吃，就像这样吧？麦片，炒蛋，吐司，咖啡，囫囵吞进胃里那异样地空洞。现在又加上酸甜的蛋。横竖也没两样。

“嗳，琵琶，”茹西活泼地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一样。”

“啊，你是不用担心的。”

“不，真的，我连笔记都不全。”

“你根本用不着笔记。”

说是这么说，茹西还是上上下下看了她一眼，显然半信半疑，也为了她的沦落觉得窘。琵琶忽然后悔这么说，用不着那么引人注目。

“死啰！死啰！”茹西掉过脸又同另一个在座位上跳脚的女孩说话，“讲点一八四八给我听，我什么也不知道。”

食堂面对大海，车库门敞开着。十二月的天气凉爽。外头的沥青小道路边一溜铁阑干。坡斜的花园看不见，跟着山脚下的城市一同掉出了视线之外。琵琶坐的地方只看见海与天，鸭蛋壳一样的暗淡的蓝绿色。九龙圈着地平线，像在云里雾里。左边一串驼峰样的岛屿漂浮在海面上，仿佛空濛中一行乌龟。别的岛屿使别的地平线更往外退。天上飞机排成V字形，飞得低低的，扁扁的，太黑太重，清一色的蛋壳似的天空有点托不住。嗡嗡声从海湾传来，相当明晰。有些女孩饭吃了一半抬起头来。

“怎么回事？”茹西问道。刚才重重的砰了一声，又一声，不很响亮，可是每次都让心脏跟着一跳，像电梯猛然顿住。

“是演习。”有个高年级生说。又听见几声砰砰响，她问道：“报上说要演习吗？”

塔玛拉吃吃笑道：“大考来了，谁有工夫看报。除非是莲叶跟玉光她们两个。”

莲叶和玉光都没言语，都不愿两人的名字并列。

比比跑了进来，运动上衣甩在肩上，没空坐下，就弄起了三明治。

“看看你，比比，老是最慢的一个。”塔玛拉道。

“我们马上就走了，比比。今天绝不能迟到。”宝拉道。

“好，好，有没有干净杯子？”

起初没有人注意到多明尼克嬷嬷进来了。她就站在门口，两手交叠，搁在胃上，等食堂里的谈话声变小。她是宿舍真正的负责人，可她是葡萄牙人，又是澳门来的，所以只坐第三把交椅，上头还有法国的爱格妮丝嬷嬷与英国的克莱拉嬷嬷。浆过的白帽大大的帽翅往后卷，翻着一双大黑眼睛，仿佛老荷兰清洁妇。一张大脸与往常一样严厉中带着嘲弄，抵紧了白领口，挤出双下巴来。

“大学堂打电话来。”她说。虽然很有威仪，说话的声音却低，像是怕太粗俗。她的英语并不很流利，却只带一点点口音。“香港被攻击了。”她低着头，平静地往下说，“今天不考试了。”

末后一句话说得尤其低，大家愣了一下子。

“攻击？被谁攻击？”几个女孩子喊了出来，顿时七嘴八舌，群情哗然。“我们也开战了吗？嬷嬷！打仗了？嬷嬷，他们还说了什么？那些是日本飞机吗？”

“零星的战斗开始了。”多明尼克嬷嬷冷冷地随便地说，眼睛在浓眉下往上看。她背后又有一顶荷兰帽，瑟雷斯丁嬷嬷瞪大了戴着眼镜的眼睛，就像玻璃盘上剩了一颗腌大豆。

琵琶是最慢一个了解状况的。女孩子叫嚷的声浪刷洗过她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像海浪拍打岩石。难道她获救了？方才飞机隆隆飞过，听见訇訇的声音，她心里突然闪过了一丝错乱的希望。但是即便是疯狂中她并不想到炸弹或战争。只希望是某处汽车油箱爆炸，某种的意外，可是她不希望布雷斯代先生受伤，横竖考卷早已印好了。即便是在做白日梦的电光石火的那一秒，仍旧以为是痴人说梦。可是竟成真了，致命的一天正稳稳当当、兴高采烈推着她往毁灭送，突然给挡下了。当然是打仗才办得到。她经历过两次沪战，不要到户外去也就是了。

本地的女孩子都跑上楼去打电话回家。

“打不通的，全香港的人都在打电话。”多明尼克嬷嬷说。谁也不听见。

“嬷嬷，打到哪里了？炸弹炸了哪里？”其他女孩吵吵闹闹地问，“九龙没事吧？新界呢？嬷嬷，嬷嬷！”

“不晓得，大学堂就只这么说。爱格妮丝嬷嬷在想办法打电话到修道院去。”

“嗳呀，刚才那是日本飞机了？”安洁琳大哭了起来。

“什么飞机？你见着飞机了？”比比问道，拿着三明治跑出去看。

“回来。”多明尼克嬷嬷说，“谁都不许出去，比比。”她从门口喊。

“好。”莲叶半是自言自语，挂着异样的微笑，“打到香港来了。英国人怕死了把他们跟日本人的关系弄拧了，这下子也吃到苦头了。”

琵琶一声不吭，恰才转身听多明尼克嬷嬷说话，还是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侧身粘着椅背，生怕动一下就会泄露了心底的狂喜。

茹西又下楼来了。

“打通了么？”一个高年级生问道。

“我打了好几次都占线。”

“别急，现在人人都在打电话。”

“你住在九龙？”

另一个替她回答：“他们家在新界有避暑小屋。茹西，你家里不是还在那里过周末吗？”

茹西哭了起来。其他人也惊惧地沉默了下来。新界是在九龙半岛与大陆接壤的地方。

“放心好了，说不定他们也正忙着打电话给你呢。全香港的人都在打电话，man。”

“玉光已经在收拾行李了。”茹西说，“有车要来接她。”

莲叶冷笑，“嬷嬷还没说完，我就看见她站起来上楼去了。就这么急！人家早知道了。蛇钻的窟窿蛇知道。什么和平运动！就是这么回事。”

满屋子都没注意到玉光上楼去了，只有莲叶，方才吃饭始终连正眼都不看她一眼。这时她一提，琵琶才想起看见玉光站了起来，月亮脸上一脸机警，仿佛有人提着她的名字叫她。

“有什么用？还不是困在这里，跟大家一样。”莲叶说，“炸弹可不长眼，照样掉在汉奸头上。”

粉红色大理石面的长条餐桌从头至尾都没有人作声。半晌，这一幕像极了最后的晚餐，荷兰宗教画，库房似的食堂里明亮温馨，红地砖明亮洁净。远处是一抹海与天，一丝不苟地熬炼了出来，烘托着港里动也不动的船只。

多明尼克嬷嬷正在喊那些跑出去看的女孩子。比比伏在铁阑干上，还吃着急就章的三明治，低着头，再倒仰起脸来，咬掉下面露出来的炒蛋。维伦妮嘉指指点点，告诉她刚才错过的轰炸。花王站在一段距离外，两只手肘都支着阑干。

多明尼克嬷嬷见没人搭理，喝断一声：“维伦妮嘉！”她对安洁琳与维伦妮嘉比谁都凶，知道她们两个在家乡念的也是修道院办的学校，见了修女就像老鼠见了猫。“维伦妮嘉，马上进来。”又放低声音，微一侧头，“来这儿。”像是留了块糖单给她一个人。

维伦妮嘉怯怯地过去，乳褐色脸上小嘴微张，似笑非笑。

“比比。塔玛拉。”多明尼克嬷嬷拍巴掌。

谁也不搭理。

“花王。”她朝瘦削结实的矮小男人喊，“把门都关上。每个人都进来！”她又拍了一次手掌，背转身去。

花王把车库门都关闭，上了闩。女孩子们慢吞吞穿过花王的房子，回到屋里。

“全都待在食堂里，这里就像防空洞，全屋子最安全的地方。家在香港这边的，可以回家。像这种时候总是跟自己的家人亲戚在一块的好。听明白了，不是要赶你们，可是我们得先照顾好在这里住读的学生。”

比比一面进来一面抱怨：“嬷嬷，轰炸已经完了。”

“还在炸。等到空袭警报解除了才准出去。”

“空袭警报没放，怎么解除？反倒把人都弄糊涂了。”

“是啊，怎么没听见空袭警报？除非是炸坏了。”塔玛拉道，“笑话了，一天到晚的演习，真的轰炸来了，连响也不响一声。”

“多明尼克嬷嬷！”爱格妮丝嬷嬷锐声喊道。

多明尼克嬷嬷急匆匆出去。楼梯上有用法语商谈的声音。多明尼克嬷嬷一出去，瑟雷斯丁嬷嬷就撞了进来，黑裙窸窸窣窣，念珠叮叮响。

“阿比比，阿比比，她说什么？真的打仗了？日本在打香港？”

一个高年级生说：“死啰，死啰，嬷嬷，日本人来了。”

“别吓她。”另一个说。

“嬷嬷，咖啡没有了！”比比腻声抱怨着，“嬷嬷，你给拿一壶来。”

“谁叫你起得那么晚了？那，这张桌子还有一点。”

“冰冷的，嬷嬷！”

“嗳呀，好，好，我去拿。花王说看到一个弹炸落下来。”她俯身就比比，一手罩着嘴，话声还是那么响。她很崇拜花王。“他在外面修剪灌木枝，看见炸弹掉下来，轰的一声，还在猜是哪儿。他说可能是石塘咀。我就说死啰，玛丽的婆家不就住在那儿吗？那些黑心的人，不会这么快就有报应了吧？”

她听见多明尼克嬷嬷进来，赶紧噤声，装着在清理桌面。

“嘿，我还没吃完呢。”比比把一盘冷燕麦往面前拖，又伸手去拿奶油罐。

“大学堂又打电话来了。”多明尼克嬷嬷说，“克里利教授要医科学生都预备好，三年级以上的，战时医院同急救站需要帮手。”

“可怜的医科学生。”高年级生怨天怨地地，“总是比别人累。”

抱怨归抱怨，立刻就又拿起了架子，又是一副医生的模样。多明尼克修女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海峡殖民地的口音每句的尾音都往上扬，听起来就很有侵略性。本地的女孩都走了。

“打不了多久的。日本鬼子这次可要吃苦头了。Man，英国人都在这里，还有那么多战舰。”

“还有加拿大人，苏格兰高地人。”

“星加坡也就在附近。喝，星加坡！有那么多战舰，东方的堡垒。”

“我们是有准备的，没想到日本人真敢来。我们不怕他们。志愿兵天天操练，教授们也都受军训去了，难道是闹着玩的？”

“不用几天就打完了。英国人得速战速决，战事拖下去粮食就会出问题。那可就糟了。香港是海岛，粮食都是从大陆来的。万一给封锁了，这么些人吃什么？”

“嗳，香港的存粮没问题的，政府仓库里全是罐头牛肉跟炼乳呢。”

她们说的也不无道理，琵琶想，战争几天内就会结束，大学会复课，继续考试。不是吗？她也说不准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刚刚都发生了。她的质疑的力量用罄了。她沉溺在至福狂喜中，也不介意众口同声臆测这样的快乐转瞬即逝。给喜悦加上额外的条款，限定住它，都只让它更真实。车库的门都关闭着，地下室只靠门上的毛玻璃透进来的光照明。声浪嗡嗡地鸣着，舒适惬意，像是下雨天无处可去，闲讲打发时间。她可以听上一整天。她挪到比比旁边的位子，安坐下来倾听。

“要是在上海，起码我还同一家人在一起。”宝拉咬着牙道，“上海是孤岛，随时都会沉没，香港感觉上好安全。”

“是啊，最坏的就在这儿了，一个人困在这里。”塔玛拉说。刚才一直很安静。哈尔滨的俄国人都学会了与日本人相安无事。

维伦妮嘉说：“我没经历过打仗。”

“谁又经历过？”一个高年级生道。

“比比，三七年你不是在上海吗？”宝拉说，“你不也是，琵琶？”

比比不作声，琵琶不得不说话，“我们住的地区没事。”

“我们那儿也是。”宝拉喃喃说，仿佛理所当然。闸北与虹口是上海比较贫苦的地区。

琵琶倒觉得比比有些异样，那么心不在焉，那么阴郁，几乎像是谁得罪了她，自管低头吃燕麦，像动物进食。

“好像只有莲叶见过最多的战争。”一个高年级生道。

片刻的寂静。大家都有点怕招出莲叶的话来，倒不是因为她平时话太多，大家听怕了。

莲叶只淡淡笑笑，“是啊，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谁叫我要逃走来着。”

“战争是什么样子？”那个高年级生聊天似的问道，心里还惴惴然，并不急于先睹为快。

“嗯，很苦，就是挨饿，老是在逃难。”

其他人不安地看着面包上剥下来的细长的皮，像膝关节，摺成九十度。每只面包盘边总有不止一条褐色的皮蜷着爬着。门上毛玻璃透进来的微弱光线一照，餐桌上一片狼藉。

“嗳，但愿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一个高年级生道。

“不会打太久的。”

她们又回头去分析时局了。

瑟雷斯丁嬷嬷端了壶热咖啡回来给比比，非常地生气。

“怪我没把白包头收进来，贴在板子上晾干的。她说又大又白的，飞机看得见。多明尼克嬷嬷扯着嗓门要大家待在屋里，我要怎么出去收？”

“谁怪你来？”比比说，一边倒咖啡。

“老的那个。真讨厌耶！嗳呀，怪我。”

瑟雷斯丁嬷嬷抱怨着，比比正眼都没瞧她一眼，说广东话的女孩子多了，嬷嬷偏偏来找她。

“那个玛丽也坏。懒死了。就不能叫她做点什么，一出错倒会怪我。什么都得我自己来。”

“嬷嬷，黄油没有了！”比比腻声埋怨着。

“玉光就这么走了。我一点也不知道，行李都收拾好走了。我给她又洗衣服又熨衣服的，就那么一声不吭走了。”

琵琶就靠懂得的一点广东话猜测嬷嬷的抱怨。从前她跟比比说帮她洗衣服，一件三分钱，想攒点钱买结婚礼物送玛丽。修女们是不准有私房钱的。而这一次是为了要送礼给花王的孩子。绝不能让多明尼克嬷嬷知道。她也要比比同宝拉、塔玛拉、玛格莉、茹西、玉光问一声，还特为交代不能声张。玉光走之前必定是忘了把账结清。

瑟雷斯丁嬷嬷又替比比拿了碟黄油来。

“我要上去睡觉了。”比比吃完了同琵琶说。

“不是要待在这里吗？”

“没有空袭了。你要待在这？我要上去了。”

“我跟你一道上去。”

琵琶在楼梯上问道：“你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比比诧异地说，“你呢？”

“我非常快乐，不考试了。”她又匆匆补上，“我知道很自私，可是还是忍不住。”

“对。那很坏。”

“我知道，可是我忍不住。”

“是啊，你就是那样子。”比比说，回避不看她。

楼上很安静。本地的女孩子大多回去了，有些还在楼下打电话。

“现在要做什么？我是要睡觉了。”

“别笑，可是我要念历史，怕过两天仗就打完了。”

比比哈哈笑，“你这人真是本性难移。到我房里来念。”

“好。”

“坐椅子，衣服丢到床上。”

比比脱下了洋装。胸罩与底袴像白漆抹在金褐色木头上。就这么钻进了没整理的被窝。

“我真该把书桌拾掇拾掇了。”她说，“空间够吗？”

“很够了。”

“我好累。吃中饭再叫我。”

“好。”

乳黄色的板壁占了隔出来的小房间两面，另两面是没有窗帘的窗子，一眼望去尽是高高的海面，像平平的青蓝镶板。床头上的钉子挂着一顶大斗笠，是比比和琵琶在九龙一个乡村集市上合买的，漆成亮粉红色和绿色。缝在斗笠上的一圈蓝棉纱也画了图案。琵琶让比比挂在她房间墙上。她自己的房间空洞洞的。比比还挑了粉红冠毛的芦苇，插在一隅的废纸篓里，旁边竖着她卷起来的祈祷毯。她的《古兰经》搁在窗台上，躺在床上触手可及。《古兰经》的蓝色天鹅绒面子蒙了一层灰，但比比有时确实会坐在床上读经，嘴里艰辛地念着阿拉伯文。

更多女孩上来了。维伦妮嘉与安洁琳在走道的衣柜收拾东西。维伦妮嘉懊恼地翻着一叠缎袍丝袍。

“这些都还没穿过呢。”让到一边给塔玛拉走，她问道：“塔玛拉，打仗的时候该穿什么？”

塔玛拉锐声大笑，“维伦妮嘉想知道打仗的时候穿什么。”

维伦妮嘉有点发怒，“人家不知道才问啊。我又没打过仗。”

笔记记得全的话，用功个一两天，琵琶想，还是赶得上。第二次机会再不能搞砸了。要是她预备得充分，战争绝对会持续下去，也用不着考试了。要确认某件事不会发生，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有以待之，如此一来命运总会摆你一道，让你白忙一场。她专心不了，得要大声念出来。她迫切地念念有词，像在念咒祈求战事拖下去。她复习过了国会改革，殖民扩张，总觉得难，就仿佛墨水已褪为黄色，意义深奥难明。不，笔记很清楚，只是她总有异样的感觉，似乎是隔着一层玻璃看保存在盒子里的文件，与其说眼睛吃力，不如说是不知哪里作痒。

下午三点整，放了解除空袭警报，无的放矢似的。

* * *

①古印度孔雀王朝君王，公元前三二一至公元前二八九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