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 十七

“我正在打扫院子，突然这个日本人进来了。”比比说，“我把头发剪短了，像男孩子，还借了男生的衬衫袴子穿。这个日本人钉着我看，朝我过来了。我吓得把扫帚一丢，转身就往楼上跑，他也跟了上来。”

她说话的嗓子很小，单薄悲哀，又像是大考那天早上与同班生一问一答，互相口试，回答问题。琵琶觉得惨不忍闻。

“我跑上了顶楼，有扇窗开着，我站到窗台上，朝他喊：再过来我就跳了。他站了一会，就下楼走了。”

“你说的什么话？”琵琶问道，“他懂吗？”

“英语吧，也可能是广东话，我忘了，反正无所谓。他看见我半个身子都挂在窗子外了。”

“你真的会跳？”琵琶骇然嗫嚅道。

“不知道。”单薄悲哀的嗓子答道。又像阿拉伯人挑高一道眉，老狐狸的样子。“横竖他信了。”

“太刺激了，倒像《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的蕊贝卡。”琵琶惴惴然道。第一次碰上，就这么浪漫地看待日本兵，似乎不应该。

“一会就过去了。”

“他长得什么样？多大年纪？”

“不知道。年纪不大。日本人都像一个模子打出来的。”

单薄衰弱的嗓子又像是回到了窗边那时。琵琶可以问个没完没了，这可是件大事，但她却打住了。说个不停只会降低这事的感觉，剥除戏剧及奇妙的元素—现代战争中多数的士兵都不曾同敌人面对面，遑论还要在意志之战中击退他。

这时日本兵已经进占了，女孩子走路都提心吊胆，眼观鼻鼻观心，生恐刺激了他们。他们倒也不看女孩子。总是三三两两巡逻，宿舍大礼堂上有架钢琴，他们会轮流用一根指头弹奏。样子就像矮胖红润的学童。

“他们奉命要注意军纪。”有个女孩子说。

另一个说：“他们开进城中的时候军纪已经好了。”

军纪好坏还分区，琵琶倒觉得好笑。她没问比比看见不看见那个追她上楼的日本兵，反正他们长得都一样。

“银行开了。”比比说，“要不要提钱？我要下山去。”

两人徒步下山。上次一伙人浩浩荡荡开到民防总部之后，这还是琵琶第一次到城里。圣马太学校矗立在眼前，物是人非的沧桑之感不禁油然而生。学校正面是混凝土的小希腊神庙，一直是地标，公共汽车到大学前的最后一站。

“看！”她惊呼道。

往廊柱的白净石阶上有一堆一堆的屎。

“看见了。”比比微侧过头去。

“日本兵拉的？”

“大概吧。现在到处都一样。”

比比太英国式了，笑不出来。琵琶却噗嗤一声笑了。中国古老的笑话有一半都脱不了排泄物。她不得不笑，虽然黄褐色的小丘在石阶上那么触目，似乎是最后的凄凉，文明的结束。廊柱阴影中铺石的地面也散落着稻草屑。还有马粪，倒是公众场合常见的。

“像是在这里养马。现在打仗原来还用马。”

“有几匹，不多。”比比说。

下山的路半途上有铁丝网路障，还有两个哨兵。

“我们得鞠躬吗？”琵琶低声道。

“就跟在上海的外白渡桥一样。”

“我没走过外白渡桥。”

“那你是走运。”

她们走向路障。琵琶小心不去看鞠躬的比比，自己也行了个中国人的礼，不过是点个头。日本兵石头一样回瞪她们。女人向男人行礼却被视为无物，整个是奇耻大辱，可是比比西化得更澈底，若不是和比比一起，她的感觉不会这么强烈。

她们通过了，有个日本兵却含糊地吼了一声，像是刻意加重的一声“哼”。她们停下脚步，回头望。他大吼大叫着问话。可能是问她们是谁。比比精明，迟疑不答，琵琶用英语回话，听见说日本人在学校里都学英文。

“我们是大学生。”

使用前征服者的语言会不会触怒他？

“哼？”非常响亮，而且含有疑意。

改用国语还是广东话？想起来了，日本人也是写汉字的。她做了个写字的手势。他将铅笔与便条纸给她。她写了大学生三个字。日本兵点点头，放她们过去了。日本皇军是热爱文化的。

城中的商业区似乎没有改变，就是车辆都不见了。许多人行色匆匆，倒像是天气太冷，必须快步走取暖。她忘了香港没有那么冷。有个人穿着棉呢唐衫长袴，伸长手脚躺在人行道上，循规守法的神气，仿佛在这里午睡名正言顺。

“别看。”比比说。

“死了吗？”琵琶愕然道。

“嗳。”

她没看。只留意到齐整的黑布鞋白袜子并拢朝天。不到两步之外，有个人伛偻着在小风炉上炸小黄饼，是种糯米面团，硬得像石头，不是平常店家贩卖的吃食。蹲坐在炉前的人全神贯注，看样子战前也许是银号里的职员，刻印章的师傅还是卖鞋的伙计。谁会买这种不消化的油炸饼？可是仗打了十八天，大家似乎连饭都忘了怎么吃了。就连琵琶都馋涎欲滴，虽然她知道不是好东西，可是黑黑的油锅里那黄澄澄、热嘶嘶的饼看着却又新鲜又刺激，又那么紧邻着死亡，像晚餐的最后一次召请。

人行道上有更多身体阻路，总是衣着朴素，仰天躺着，手脚并拢。匆忙经过的人群利落地闪过，正眼也不看一眼。她忽然有个稀奇古怪的想法，杠房来收过尸，却没把尸体运走。

汇丰银行是新建的大厦，琵琶见过它起造的鹰架，可是头一次听说还是在艾伦比先生的英文课上。他是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到远东来实习。头发稍长，掳在耳后，把莎士比亚读得像老派的演员，孔雀展屏似的走着，一会又弯腰低头，对着前排的漂亮女生喃喃念着台词，念着念着又拔高了嗓子，喊了起来，一拳猛然砸在她课桌上。班上学生都吃吃窃笑。

“啊，金钱的神庙！”有次他激动地说，眼睛瞪得老大，轻声说，“你们没看见吗？新的汇丰银行？”

银行的外观琵琶倒觉得还好，像根长长的白管子。一对中国石狮仿佛放大了的北京狗。进到里面就不一样了，比她去过的地方都干净优雅，清一色的大理石，灯光像蒸馏出来的，人人都压低声音。可是今天一进门她却震了震。空气太难闻，几百人在这里睡过觉，而且关着门堵着窗。大理石地板污秽潮湿，也是一堆一堆的屎。两人顺着行员的牢笼移动，终于找到一个栅栏后有人的。满脸疲惫的混血行员挥手要她们到隔壁窗口排队。

比比只能提领部份的存款，琵琶把十一块一毛九全提了出来。

“留一块，不然你存摺没有了。”比比道。

琵琶但觉好笑，已经都世界末日了。

“不要紧，”她说，“我反正要回上海了。”

“怎么走？船都中断了。”

“占领区的人不是照样来来去去？”

“反正走不了。”

“你不是也想走？”

“我是想走，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走得成。”

“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

“我借给你。”

“我也在想还是得问你借。”

出了银行，琵琶道：“去看看张先生他们，我想问问他们上海的情况。”

“喔，你的亲戚啊。你不说他们在浅水湾？”

“可能回来了。”

“那就走吧，累不累？”

“不累，你呢？”

“我也不累。”

“我还不想回去。”

“是城里的关系。”比比说，“还是老样子，是不是？”

“是啊。我可以走一天。”

“我们两个是疯子。”

两人信步走到海边。有辆红色黄包车出来做生意，绿色的帆布顶收了起来。一个农夫正过马路，扁担挑着两篓子蔬菜。在天星码头站岗的日本兵上前去盘查，一言不发就扇了老农夫好几个嘴巴子。农夫也不吭声，说了反正也不懂，只是陪着笑脸。针织帽，蓝棉袄，腰上系着绳子，袖子又窄又长。古式的衣服与卑下的态度使他显老，其实他到底多大年纪看不出来。冷风呼呼地吹，阳光照耀着海面，堤岸照得花白，一刹那间所有东西都明晰可见，矮胖的年青日本兵的胳膊机械式动作，另一只手抓着支在地上的来福枪，农夫陪着笑脸，苹果样的腮颊两边一样红，眼神水一样，和和气气的，笑容也一样地温和。

“走吧。”比比说。

琵琶这才发觉自己愣磕磕地站着。耳光像是掴在她脸上，冬天的寒气里疼得更厉害。两人朝前走。她很气愤，却无话可说。她们朝德辅道走，从那儿顺着电车道到铜锣湾的张家。

“开着。”比比看见经过的一家百货公司开着，很是惊讶。“进去吧？”

“嗳。”

入口竖立了一块看板，贴了相片，还有手写的日文广告。琵琶看懂汉字的头条。

“说的是星加坡。”

“星加坡怎么样了？”

“也沦陷了。”

“我也听说了。”

看也不看一眼相片就走过去了。消息并不意外，只是麻木。难怪星加坡没有援军过来，香港会兵败如山倒。

百货公司是奉命营业的，维持一个正常的假象。幽暗的柜台半空着。店员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潜伏在暗处，没有一个是女孩子。顾客只有琵琶与比比。两人绕了一圈，脚步声哒哒响。另一头有艺术展，倒是新鲜。百货公司从来没有画展，这次展的是日本的古印刷。琵琶没见过，立时就被那种残酷的美吸引住，同毕尔斯莱的插画很像。她倒像是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古老东方，在近处看，每个细节都描画得一往情深，毫不避忌。一个女人搔头，两个女人撑开蚊帐，驼背的工人伛偻在鹰架上，眼里几乎闪动着贪婪的光芒，想把一桩困难的工作做得妥当。夸张的风格出于爱与时间，线条膨胀自它自身的重量。同那种有天赋的孩子玩钟，把零件拆解开，再组合起来的扭曲画风两样。

“了不起。”

“是啊，真漂亮。”

两人不得不压低声音，店里死一样地静，也死一样地冷。一两个男人穿着黑大衣拖着脚走过一排排的图片，愁容满面，距离很远。准是日本人。中国人不会想看日本的绘画。这几个日本人也是展出人，而不是观众。

到了街上之后，琵琶才冲口说：“我真喜欢。比中国画美多了。”

“中国画更美，变化更多。”比比说。

“嗳，我知道日本画是跟我们学的，可是我们没有像这样的画。”

“他们的比较局限。”

“我们有意境，可是他们发展得更好。”

“有许多方面中国的艺术更精湛。”

“人物上可不行。我们受不了人，除非是点景人物。”

“你只是不爱大自然。”

“我知道这么喜欢他们的东西很坏。”她不需说出刚才受辱的老农夫来。

“喜欢他们的艺术并没有错，我只是觉得中国艺术更博大精深。”

琵琶回顾那些临摹再临摹的文人山水画。

“你从哪里看出的优点？介绍中国艺术的外国书吗？”

“不是，我亲眼看过。”比比随意地做了个手势，“你们家里没有吗？”

“我什么也没看过。”

张氏夫妇回公寓了。是一栋老楼房，分层出租。张氏夫妇只用二手家具装潢，不想久留的意思。

“我们还正纳罕你怎么样了呢。”张夫人道。

“我打了电话，你们在浅水湾。”

“嗳呀，别提了。”她一只手摆了摆，反感似的，“还说有外国人在那儿，安全得多—”

“中立国的公民。”张先生打岔道。

“我们想日本人来了也得要顾个面子。结果呢？英国兵就在敞厅里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日本人也架起了大炮往里打。那时候想回家来也来不及了，马路都封锁了。大家都到楼下来，守在食堂里，还算是最安全的地方。炮子儿朝这边射来，我们就逃到那边墙根，朝那边射来，就逃到这边。人人都贴着墙根站，像等着枪毙，我只不敢挑明了说。嗳呀。”她笑着叹气。

他们的广东老妈子送上茶来，长辫子拖在臀上。张先生问起大学堂的情况。

“嗳，你朋友会说中国话啊，”张夫人鸽子一样咕咕道，弯腰同琵琶咬耳朵，“好可爱的人。”

“我们两个都想回上海去。现在有船吗？”

“没有，我们也想回去。”

“等有船了还要麻烦告诉我们一声。”

“放心好了，现在也只有等了。你没事吧？有大学堂照应吧？”

“上海有没有信来？”张先生问道。

“没有，邮件还通吗？”琵琶道。

“沦陷区还是可以同重庆、上海这些地方通信。”张夫人道。

“欧战也同这里一样吗？”

“不一样，只有中国是这样。”张先生讥诮地笑道，“我们的邮局像是彼此心照不宣。”

“那我就写信给姑姑。”琵琶道。

“对了，说不定寄得到。”张夫人道，“上海一定担心死我们了。”

张夫人让两个女孩带了腐竹回去。

晚上宝拉·胡到她们的房间里来，一身的浅绿缎子开衩旗袍，搭了件玻璃纱披风。

“这样打扮行吗？”她问道，心里不踏实。

“很漂亮。”比比道。琵琶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单薄悲哀。“你就是这身衣服去参加康宁汉堂的舞会？”她弯下腰，看得更仔细。

“是啊。你看披风能不能当面纱？”

“试试看就知道了。”

“丝带不够。”

“宝拉要结婚了。”比比同琵琶说。

“真的？跟叶先生？”

“还会有谁！”

“恭喜恭喜！”

宝拉微笑，含羞不语的样子，搭拉着眼皮，腮颊微微泛红，却又用她那种一板一眼的声口嗫嚅道：“我们想索性就结婚了吧。”

“丝带太短，可以用发夹。”

“不戴面纱算了。”

“注册结婚吗？这样好么？”

“只有衣服说不定倒更好。”

“可是你总想样子特别点吧。”

“反正颜色也不对，应该是白色的。”

“在这种时候不犯着那么讲究。”

“我还是不要面纱了。”

“这样吧，只遮到眼上。”

“搭上中国式礼服不奇怪么？”

“我倒觉得很俏皮。”

宝拉走后，比比同琵琶说：“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偏在这时候结婚。”

“你也不会懂。注册处开了吗？”

“再过几天一定开。”

“他们要住在哪里？”

“宿舍会拨一间房给他们，她就搬进来，不开派对什么的。”

琵琶觉得他们也是四周的凄凉的一部份。

“她说以后可以再补行婚礼。可是那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父母不反对？”

“真不知道她爸爸会怎么说。去年夏天我见过她家里人。她爸爸是很厉害的律师，心机很重。所以宝拉也一样。”她厌恶地轻声道。

“他们知道叶先生么？”

“喔，他们倒是很高兴的。”

“是啊，海外华侨，又有钱。”

“可是他的橡胶园呢？星加坡陷落了，谁也不知道马来亚怎么了。”

“那她就是真的爱他。”

“她自己说没有爱情这东西。”

“她还是愿意嫁。”

“她是笨蛋。”比比不满地说。

“她可能觉得现在时局不平靖，单身的女孩子没有结了婚的安全。”

“最坏的时候都过了。她不是平平安安从伤兵站回来了嚜。”

“叶先生也同她在伤兵站？”

“是、是啊，怎么？”

“会不会是他们又不知道日本人来了会是什么情况，所以保险起见—”

“你是说她把自己给了他？”比比兴奋地道，“你真这么想？”

“她横竖是要嫁给他。”

比比瞪着她，噗嗤一声笑了起来，“难怪她这么急着结婚，省得他又改变主意。”

“你不说她是笨蛋。”

“还没那么笨。”

“至少她是聪明多了。”

“真聪明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了。”

宝拉结婚那天两个人值夜班。事前请比比帮他们打饭回来。要是新郎新娘排队等着打饭，免不了招惹一堆的玩笑胡闹。夫妻两个会在房间里进餐。他们在城里买了黄豆拌饭，可以在医院厨房加热。两人进来，比比与琵琶正忙着在护士的房间里卷绷带，做棉花球。

“你们的晚饭拿来了。快坐下吧。”比比道。

问过了去注册的事，她就无话可说了，只有傻笑。新婚夫妻坐下来，叶先生仍穿着大衣。两人的神情若有所待，垂眼看着地下，强抑着微笑，仿佛等待着判决，也不知是等律师宣读遗嘱前公布什么可喜的信息。宝拉换了一件灰呢旗袍、开襟羊毛衣。桌上台灯照着她的脸，剥了皮似的红润，哭了几个钟头的原故，哀愁与快乐由里向外，透了出来。

他们起身要走，比比端来两只盖住的盘子。

“别忘了粮票。”她将长木条还给了他们。长木条没上油漆，打了号码，每个人都靠这个领饭食。

他们走后琵琶与比比都不言语。琵琶知道比比也同她一样，突然觉得孤独。方才那一丁点的温暖与喜悦让残破的仓库更寒冷更冷清。

“香港竟然有这么冷。”琵琶说。

“听说是一八六〇年之后最冷的一个冬天。”比比说。

“我的指头生了冻疮了。”

“真希望有杯热咖啡。”

“我去把牛奶热一热吧？”

“等他们都睡了再说。”

她不愿病人看见。病人也同护士一样，一天两顿黄豆拌饭。病人都是穷苦人，在战争中受了伤，在这里免费治疗。值夜班的护士才额外分配一份牛奶和两片面包，没有黄油。要到厨房去热牛奶得走过长长一排病床。两人都不愿做，总是琵琶自告奋勇，觉得自己的心肠比较硬。

她直等到午夜过后，病人多半还是醒着，要不一闻到饭菜香就立刻清醒。病房前一向是饭堂，行军床都抵着木柱，图腾似的，没有枕头，黑漆漆的眼睛个个瞪得老大。她厚着脸皮走在病床间的通道上，木筏一样的房间灯光昏然。牛奶瓶捧在怀里，一边一个，像光着两只大乳房，晃来晃去，猥亵淫荡。目光若是有毒，那么些眼睛钉着看，牛奶一定也中毒了。

避风港一样的厨房里有炉灶，竟然还有煤气。煤气免费，日日夜夜都开着，省火柴。可是她得先把便宜的黄铜锅刷洗一遍，说是锅其实更像长柄勺，锅缘还割手。水龙头流出的水冷冰冰的，很难把油腻刷掉，反而两手冻得像红萝卜。谁还这么勤快，做红烧肉来就黄豆拌饭吃？学生还是医院的杂工？明天要煮医疗器材又得把锅子刷洗一遍。

牛奶一冒泡，她就拿离了炉火，一手夹着两个空瓶，尽量不碰得叮叮响，擎着锅子走过一长排的病床。这一刻最窘，缺了锅盖，热牛奶的香气由黄铜锅里飘散出去，色香热，几种感官合力在冰冷滞窒的空气中耘出一条路。肮脏的军毯，没有床单的病床，每根柱子都有个头钉着看。

回到护理站她将牛奶倒进玻璃杯，搭着面包吃。病人似乎坐卧不宁。咳嗽的，呢喃的，床铺吱嘎响。尽管愤懑，没有一个喊护士。生蚀烂症的病人是最没有骨气的，过不了多久就哀声叫唤了起来：

“姑娘啊！姑娘啊！”

“我去。”琵琶道。

她走向那张气味最甜腻的病床。伤口生疽了。单薄的逗趣的脸在一蓬黑发下扭出一抹笑，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

“姑娘啊！姑娘啊！”他还在大声唱诵，悠长的，有腔有调，半闭着眼，任自己给搔痒。

她立在他床前，“要什么？”

他一会不言语，像是吓着了，仍闭着眼。还许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可是琵琶心里有愧，觉得他是吓着了，而她自己的声音草率残忍，在床房里回响。

“屎乒。”他道。

她走向门口，喊了声：“屎乒！”转身便走，医院杂工这才拿着龟裂的搪磁便盆进来。规矩是护士不做这些事。她们是女大学生，而这些是穷人。“谁知道，保不定谁是劫匪呢。”有个女孩子说过。香港的穷人尤其可怜，有句俗话说：“笑贫不笑娼。”

上海战地医院就不一样，女学生照料伤兵。琵琶也愿意香港有这样的精神，古道热肠的大波涛横扫过来，连她也卷进去，使她开开心心地端便盆清便盆。实在说她不知道该怎么举止。一定有办法能既亲切又高雅，同时观察社会阶层百态，可惜她做不到。

“他要什么？”比比问道。

“屎乒。”

“他不是真要，杂工在埋怨了。”比比道，“他痛。”

过不几分钟，他又唱了：

“姑娘啊！姑娘啊！”

轻声的，认命的，带着叹息，没有期望，只是用甜美的次中音不屈不挠地呼唤着一个女人。

两个女孩自管自坐着。末了比比立起身来，出去了。琵琶听见她问：“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