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边城 重访边城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并不感到诧异。

“你是李察·尼克逊太太？”他用英语说。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逊太太许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逊太太瘦，而我无疑地是瘦。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对不起，”我说。

他略一颔首，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他也许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油腻，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

我觉得有点奇怪，尼克逊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而且一个人来。前副总统尼克逊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此后你们没有尼克逊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

“你们可晓得尼克逊太太要来？”我问麦氏夫妇。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哦？不晓得。没听见说。”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麦先生没有笑。

“唔。”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麦先生正在问我“回来觉得怎么样？”我惊异地微笑，说：“怎么都还在这儿？当是都没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当时没想到，送行怕飞机失事，要烧香求菩萨保佑，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

轮船开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是否有好半天，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我因为实在贪看，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竟完全没数，只觉得在注视，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仿佛一饮而尽，而居然还在喝，还在喝，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也不记得了，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这些年后到台湾来，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还是这样好。

“台北不美，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麦先生在车上说。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亚热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萎琐，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最好是独行，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麦太太是美国人，活泼泼地把头一摔，有点赌气地说：“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楼上虽然闷热，布置得简单雅洁，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挂画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画廊。我瞻仰了一会，太热，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是难求的清福。他默无一语，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凉，没有水滴在头上。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好像还嫌不够近，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也许因为房屋轻巧新建，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仿佛也同样是暂时的。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有两棵大树。

“这里有说书的。时候还没到，”他说。

想必是露天书场，藤椅还没搬出来。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茶总有得喝？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灯光下，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一路挂到后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为了时髦妓女和姨太太们来捧场，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全场瞩目，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

经过一座庙，进去随喜。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装着日光灯，挂着日历。香案上供着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没有蒲团。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细看，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农，半裸，深棕色皮肤，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东南亚人的远祖。神农尝百草，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北边有许多都没有。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是否就是“南药王”？——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惧。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胶线组成的镂空花朵。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色调微妙，先就与众不同。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大头，面目狰狞，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武生的戏装；身材极矮，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同是双手搁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躯干拉长了，长眉直垂到腮颊上。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如汉字就有一大部份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1]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上颏奇长，长得像食蚁兽，如果有下颏，就是鳄鱼了，但是缺下颏，就光吐出个舌头。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脚蛇。创造怪兽，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

这么许多疑问，现成有行家在侧，怎么不请教一声？仿佛有人说过，发问也要学问。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哪问得出什么。连庙名没看清楚，也都没问是什么庙。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不然我也走不动。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号称“将军套房”，将军上山来常住的。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与荷池，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泊泊溅在地上。房间里塌塌米上摆着藤家具。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显然将军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我告诉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是有臭虫。半夜里还是得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挂最好的画，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务生进来铺床，找不到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戴着灰白色的玉镯——台玉？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

替我作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急促地低声说：“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连。

“山地山地！”

吉卜西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T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们都上城来了，”他说。

“哦？他们懂日文？”

“说得非常好。”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车掌也跟着下去了。忽然打起架来，两人在地下翻滚。蓝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的有二尺高。

“契咖茹哟！契咖茹哟！（搞错了哟！）”那青年在叫喊。

司机也下去了，帮着打他。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一样是中国人，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代替从前的辫子，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不是真动武。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有个公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提醒大家买票。——那也还不是对打。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陆。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车上来。

“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总是在这儿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公车开走了，开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它立正敬礼。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年纪不够大，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在中国就是庙了。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衬着芭蕉，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链，蒸馒头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笼里怎么用，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像一副猪腰子。浴室的白磁砖墙。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横挡在神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

此地的庙跟台北一样，供香客插烛的高脚蜡台上都没装铁签——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湾还是古风，山字架的下截补换了新木，更显出上半的黯黑旧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庙就在木架上架只小藤箩，想必箩中可以站满蜡烛——一只都没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与高矮，不会不是烛台。因陋就简，还是当初移民的刻苦的遗风。

还有一个特点是神像都坐在神龛外，绣幔前面。乍看有点看不惯，太没掩蔽，仿佛丧失了几分神秘庄严。想来是神像常出巡，抬出抬进，天气又热，挥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会污损丝绸帐幔。我看见过一张照片上，庙门外挤满了人，一个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着横抱着个长须神像，脸上的神情亲切，而仿佛不当桩事，并不肃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间，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乡离井，同荒械斗“出草”也都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间又还经过五十年异族的统治，只有宗教是还是许可的。这里的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边疆居民，所以有点西部片作风。我想起公共汽车旁的打斗。

花莲风化区的庙，荷叶边拜垫上镶着彩色补钉图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只破了的，垫在个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这里的缸大概是较日常的用途。缸上没有木盖，也许还是装自来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横幅浮雕板上嵌满碎珊瑚枝或是海滩石子作背景。日光灯的青光下，绣花神幔上包着的一层玻璃纸闪闪发光。想必因为天气潮湿，怕丝绸腐烂。

夜间没有香客，当然是她们正忙的时候。殿外大声播送爵士乐，更觉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庙祝高坐在一个小平台上，半躺在藤椅上翘着脚喝茶谈天。殿侧堆着锣鼓乐器，有一面大鼓上写着“特级”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简陋的三层楼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独门独户站在一小块空地上，门口挂着“甲种妓女户”门牌。窗内灯光雪亮，在放送摇滚乐。靠墙直挺挺两只木椅，此外一无所有。两个年青的女人穿着短旗袍，长头发披在背上，仿佛都是大眼睛高个子高胸脯，足有国际标准，与一个男子在跳摇滚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点猪相，拱着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着米色拉链夹克，随和地舒手舒脚，至多可以说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许是他们自己人闲着没事做广告。

二等妓院就没有这么纯洁了。公共食堂大观园附设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听说是二等妓院。楼下一排窗户里，有一张藤躺椅上铺着条毛巾被，通内室的门里有个大红织锦缎长旗袍的人影一闪。这样衣冠齐整怎么按摩？似乎与大城市的马杀鸡性质不同。

另一个窗户里有个男子裸体躺在藤椅上，只盖块大毛巾。又有个窗户里，一个人伛偻着在剪脚趾甲。显然不像大陆上澡堂子里有修脚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点钱在家里剪，而在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且忙着去剪脚趾甲。虽然刚洗过澡指甲软些容易剪，也是大杀风景的小小豪举。

这一排窗户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统间，下半截墙漆成暗绿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只老式挂钟。楼下大敞着门，门前停着许多单车，歪歪斜斜互相偎倚着叠放。大门内一列深棕色柜台，像旅馆或医院挂号处。墙壁也漆成同样的阴暗的绿色，英美人称作“医院绿”的。

大概因为气候炎热需要通风，仿佛没有窗帘这样东西，一律开放展览。小电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铁门，望进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银幕与两旁的淡绿色舞台幕。

风化区的照相馆门口高高下下挂满妓女的照片，有的学影星张仲文长发遮住半边脸，有的像刘琦，都穿着低领口夜礼服。又有同一人两张照片叠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对我图”。

夜游后，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个二层楼红砖屋，正楼有飞檐，山墙上镶着湖绿陶磁挖花壁饰，四周簇拥着淡蓝陶磁小云朵。两翼是平房。场院很大，矮竹篱也许是后添的。院门站得远远的，是个小牌楼，上有飞檐，下面一对红砖方柱。

台湾仿佛一直是红砖，大概因为当地的土质。大陆从前都是青砖，其实是深灰色，可能带青灰。因为中国人喜爱青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径称为青砖。红砖似是外来的，英国德国最普遍的，条顿民族建筑的特色。在台湾，红砖配上中国传统的飞檐与绿磁壁饰，于不调和中别有一种柔艳憨厚的韵味。

有个嘉庆年间的庙，最古的一翼封闭了，一扇门上挂着木牌，上写“办公处Office”。侧面墙上有个书卷形小窗，两翼各嵌一只湖绿陶磁挖花壁饰作窗棂，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换装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经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觉是原有的，整个的构图倒更朴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户也用这种八角形绿磁挖花壁饰作窗棂，六只叠成两行。后加同色木栅保护，褪色的淡蓝木栅也仍旧温厚可爱，没有不调和。

小巷里，摇茶叶的妇人背着孩子在门前平台上席地围坐，大家合捧着个大扁篾篮，不住地晃动着。篮子里黑色的茶叶想必是乌龙，茶香十步外特别浓。另一家平台上堆满了旧车胎。印度也常有这种大门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带我来到一处池塘，一个小棕榈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两丛长草倒影。是农场还是渔塭？似乎我的导游永远都是沉默寡言，我不知道怎么也从来不问。

有个长发女郎站在亮蓝的水里俯身操作，一件橙黄桔绿的连衫裙卷到大腿上；面貌身材与那两个甲种妓女同一类型，不过纤巧清扬。除了电影里，哪有这等人物这身打扮作体力劳动的？如果我是贵宾来参观，就会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凯萨琳二世的宠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游幸途中遍植精雅的农舍，只有前面一堵假墙，又征集村姑穿着当地传统服装载歌载舞，一片升平气象。

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惯了，毫不理会我们眈眈遥视，过了一会，径自趟水进棚去了。我这才微弱地嗳呀了一声，带笑惊叹。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来早期移民本来是南国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莲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还要漂亮。

我们沿着池边走到一个棕榈凉亭歇息，吃柚子。从来没吃过这样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许因为产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干了。我望着地下栏杆的阴影里一道道横条阳光。刚才那彩色阔银幕的一场戏犹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里真实得使人有点诧异。

同是边城，香港不像台湾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乡探亲扫墓的来来去去络绎不绝，对大陆自然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分租的公寓有个大屋顶洋台，晚上空旷无人，闷来就上去走走，那么大的地方竟走得团团转。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

二房东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分租：“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

他们每月寄给她婆家娘家面条炒米咸肉，肉干笋干，砂糖酱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种英国制即融方块鸡汤，她婆婆狂喜地来信说它“解决了我们一天两顿饭的一切问题”。砂糖他们用热水冲了吃作为补品。她弟弟在劳改营，为了窝藏一个国特嫌犯；写信来要药片治他的腰子病与腿肿。她妹妹是个医生，派到乡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诊，乡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这样。”她抱歉的声口就像是说她的两个女儿占用浴室时间太长，“女孩子不就是这样。”

我正赶上看见他们一次大打包。房东太太有个亲戚要回去，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可以替他们带东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绳套住重物，挣扎得在地板上满地滚。房东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炖了一锅红烧肉。

“锅他们也用得着，”她说。

“一锅红烧肉怎么带到上海？”我说。

“冻结实了呀。火车像冰箱一样。”

她天亮就起来送行，也要帮着拎行李通过罗湖边境的检查。第二天她一看见我就叫喊起来：“哈呀！张小姐，差点回不来喽！”

“嗳呀，怎么了？”

“嚇咦呀！先不先，东西也是太多，”她声音一低，用串通同谋的口气。“也是这位老太，她自己的东西实在多不过。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头，压成板的咸鱼装箱，衣裳被窝毯子，锅呀水壶，样样都有，够陪嫁摆满一幢房子的。关卡上的人不耐烦起来了。后来查到她皮夹子里有点零钱，人民票，还是她上趟回来带回来的，忘了人民票不许带出来的。夥咦！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哪来的？哈？’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么人？啊？你跟她是什么关系，哈？你在这干什么，啊？’”房东太太虎起一张孩儿面，竖起一双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嗳呀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来送行的——心里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皱着眉啧的一声，又把声音一低，窃窃私语道：“这位老太有好几打尼龙袜子缝在她棉袍里。”

“带去卖？”

“不是，去送礼。女人穿在长袴里。”

“——看都看不见！”

“不是长统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划了一下。“送给干部太太。她总喜欢谁都送到。好能干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电影进口。给高干看的。要这么些钱干什么？哈？七十岁了，又没儿女，哈？”她笑了。

这时候正是大跃进后大饥荒大逃亡，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都是邻近地带的乡民。向来是农民最苦，也还是农民最苦。十年前我从罗湖出境的时候，看见乡下人挑着担子卖菜的可以自由出入，还羡慕他们。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这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在大陆来的土包子眼中看来奇大的墨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倨傲，背着手踱来踱去。中共站冈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自从港战后回上海，废学十年，那年再回去，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点“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咝咝哗哗地上升，在那一刹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缩小了而清晰异常，倒看的望远镜中人，远远的站在地下。没等这画面成形，我早已转身走开了。

这次别后不到十年，香港到处在拆建，邮筒半埋在土里也还照常收件。造出来都是白色大厦，与非洲中东海洋洲任何新兴都市没什么分别。偶有别出心裁的，抽屉式洋台淡橙色与米黄相间，用色胆怯得使人觉得建筑师与画家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族。

想必满山都是白色高楼，半山的杜鹃花早砍光了。我从来没问起。其实花丛中原有的二层楼姜黄老洋房，门前洋台上褪了漆的木柱栏杆，掩映在嫣红的花海中，惨戚得有点刺目，但是配着碧海蓝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种凄梗的韵味，免得太像俗艳的风景明信片。

这种老房子当然是要拆，这些年来源源不绝的难民快把这小岛挤坍了，怎么能不腾出地方来造房子给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过是因为太喜欢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国的一鳞半爪给保存了下来，唯其近，没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这次来我住在九龙，难得过海，怕看新的渡轮码头，从前光润的半旧枣红横条地板拆了，换了水泥地。本来一条长廊伸出海中，两旁隔老远才有一张玻璃盒装的广告画，冷冷清清介绍香烟或是将上映的影片。这么宝贵的广告空间，不予充份利用，大有谐星的throwing line的风度——越是妙语越是“白扔掉”，不经意地咕哝一声，几乎听不清楚。那一份闲逸我特别欣赏。

相形之下，新盖的较大的水泥建筑粗陋得惨不忍睹。我总是实在非过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铺，目不斜视。这样谋犹，自然见闻很少。

但是看来南下的外省人已经同化了。孩子们在学校里说广东话，在家里也不肯讲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与父母交谈，别处的十几岁的人也许会羡慕他们有这藉口。

耶诞节他们跟同学当面交换圣诞卡片。社会上不是教徒也都庆祝，送礼，大请客。

报上十三妹写的专栏有个读者来信说：“我今年十九岁。”一年前她父亲带她从华北逃出来，一路经过无数艰险，最后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门，中途被中共射击，父亲用身体遮着她，自己受了重伤，死在澳门的医院里。她到了香港，由父亲的一个朋友给找了个小事，每月约有一百元港币，只够租一个床位，勉强存活。“全香港只有我不过圣诞节，”她信上说。“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应当回大陆去。”

十三妹怎样回答的，不记得了，想必总是劝勉一番。我的反应是漫画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许多“！”与“#”，不管“#”在这里是代表什么。当然也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在封闭的社会里，年青人的无知，是外间不能想像的。连父母在家里有许多话也都不敢说，怕万一被子女检举。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岁的女孩正是爱美的年龄，想装饰自己的欲望该多强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真宁可回到“大家没得”的地方，少受点痛苦。不过一路出来，没有粮票路条，不靠亲友帮忙决走不了这么远。一回去追究起来，岂不害了这些恩人？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紧张，悲壮，对人性有讽刺性的结局。可惜我不会写。

临走我有个亲戚约了在香港饭店见一面，晚上七点半在大厅上泡壶红茶，叫了一盘小蛋糕。谈了一会，出来也才八点多。我得要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听说就在后面一条街上就有许多金铺，开到很晚，顺便去一趟。在饭店门口作别，不往天星码头走，需要解释。表姑父听我说还要去买东西，有点错愕，但是显然觉得我也算是个老香港了，不便说什么，略一点头呵腰，就在灯光黯淡的门廊里一转弯消失了身影。

我循着门廊兜过去，踏上坡斜的后街往上爬，更黑洞洞起来，一个人影子都不见。香港也像美国了，一到了晚上，营业区就成了死城，行人绝迹，只有汽车风驰电掣来往。这青石板山道斜度太陡，不通车，就一片死寂。

到底是中环，怎么这么黑？我该不是第一次发现我有夜盲症，但还是不懂怎么没走过几家门面，顿时两眼漆黑。小时候天色黄昏还在看书，总听见女佣喊叫：“再看要鸡茅（盲？）子眼啦！”“开了灯不行吗？”“开了灯也是一样！”似乎是个禁忌的时辰。只知道狗的视力不佳，鸡是天一黑就看不见了？也许因此一到晚上“鸡栖于埘”，必须回到鸡窝去。照理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看书，只会近视。黄昏的时候看书就得夜盲症，那是个禁忌的时辰，仿佛全凭联想，不科学。但是事实是我傍晚下台阶就看不清楚梯级，戴着眼镜也没用。不过一向没注意，这下子好！——正赶着这时候壮着胆子不去想香港那些太多的路劫的故事，索性瞎了眼乱闯，给捅一刀也是自讨的。

都怪我不肯多跑一趟，怕过海，要两次并一次，这么晚才去买东西。谁叫你这样感伤起来，我对自己说。就有那么些感情上的奢侈！怕今昔之感，就不要怕匝颈路劫。活该！

道旁该都是些旧式小店，虽然我这次回来没来过。楼上不会不住人，怎么也没有半点灯光？也是我有点心慌意乱，只顾得脚下，以及背后与靠边的一面随时可能来的袭击，头上就不理会了，没去察看有没有楼窗漏出灯光，大概就有也稀少微弱，而且静悄悄的声息毫无。

要防街边更深的暗影中窜出人来，因此在街心只听见石板路的渐渐的脚步声。古老的街道没有骑楼，毕直，平均地往上斜，相当阔，但是在黑暗中可宽可窄，一个黑胡同。预期的一拳一脚，或是一撞，脑后一闷棍，都在蓄势跃跃欲试，似有若无，在黑暗中像风吹着柔软的汽球，时而贴上脸来，又偶一拂过头发，擦身而过，仅只前前后后虚晃一招。

这不是摆绸布摊的街吗？方向相同，斜度相同。如果是的，当然早已收了摊子，一点痕迹都不留。但是那样乡气的市集，现在的香港哪还会有？现在街上摆地摊的只有大陆带出来的字画，挂在墙上。事隔二十年，我又向来不认识路，忘了那条街是在娱乐戏院背后，与这条街平行。但是就在这疑似之间，已经往事如潮，四周成为喧闹的鬼市。摊子实在拥挤，都向上发展，小车柜上竖起高高的杆柱，挂满衣料，把沿街店面全都挡住了。

在人丛里挤着，目不暇给。但是我只看中了一种花布，有一种红封套的玫瑰红，鲜明得烈日一样使人一看就瞎了眼，上面有圆圆的单瓣浅粉色花朵，用较深的粉红密点代表阴影。花下两片并蒂的黄绿色小嫩叶子。同样花还有碧绿地子，同样的粉红花，黄绿叶子；深紫地子，粉红花，黄绿叶子。那种配色只有中国民间有。但是当然，非洲人穿的犷野原始图案的花布其实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厂——不过是针对老非洲市场，投其所好。英国人仿制的康熙青花磁几可乱真。但是花洋布不会掉色。与我同去的一个同学用食指蘸了唾沫试过了。是土布。我母亲曾经喜欢一种印白竹叶的青布，用来做旗袍，但是那白竹叶上腻着还没掉光的石膏，藏青地子沾着点汗气就掉色，皮肤上一块乌青像伤痕。就我所知，一九三〇年间就剩这一种印花土布了。香港这些土布打哪来的？如果只有广东有，想必总是广州或是附近城镇织造的。但是谁穿？香港山上砍柴的女人也跟一切广东妇女一样一身黑。中上等妇女穿唐装的，也是黑香云纱衫袴，或是用夏季洋服的浅色细碎小花布。校区与中环没有婴儿，所以一时想不到。买了三件同一个花样的——实在无法在那三个颜色里选择一种——此外也是在这摊子上，还买了个大红粉红二色方胜图案的白绒布，连我也看得出这是婴儿襁褓的料子。原来这些鲜艳的土布是专给乳婴做衣服的，稍大就穿童装了。

广州在清初“十三行”时代——十三个洋行限设在一个小岛上，只准许广州商人到岛上交易——是唯一接近外国的都市，至今还有炸火腿三明治这一味粤菜为证。他们特有的这种土布，用密点绘花瓣上的阴影，是否受日本的影响？我只知道日本衣料设计惯用密圈，密点不确定。如果相同，也该是较早的时候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棉布向来比较经洗，不落色，中国学了绘图的技巧，不会不学到较进步的染料。

看来这种花布还是南宋迁入广东的难民带来的，细水长流，不绝如缕，而且限给乳婴穿。

我从前听我姑姑说：“天津乡下女人穿大红扎脚袴子，真恶心！”那风沙扑面的黄土平原上，天津近海，想必海风扫荡下更是荒瘠不毛之地。人对色彩的渴望，可想而知。但看传统建筑的朱栏，朱门，红楼，丹墀，大红漆柱子，显然中国人是爱红的民族。——虽说“大红大绿”，绿不过是陪衬，因为讲究对称。几乎从来没有单独大块的绿色的——但是因为衣服比房舍更接近个人，大红在新房新妇之外成了禁条。

当时亲戚家有个年纪大的女仆，在上海也仍旧穿北方的扎脚。“老李婆的扎脚袴尿臊臭，”我姑姑也听见过这笑话。老年人本来邋塌，帮佣生涯也一切马虎，扎脚袴又聚气。北边乡下缺水，天又冷，不大能洗澡。大红棉袴又容易脏，会有黑隐隐的垢腻痕。也许是尿臊臭的联想加上大红袴子的挑逗性，使我姑姑看了恶心。

唐宋的人物画上常有穿花衣服的，大都是简化的团花，可能并不忠实复制原来的图案。衣服几乎永远是淡赭色或是淡青，石青，石绿。出名的“青衣”“乌衣”从来没有。是否是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自我约束？

中国固有的丝绸棉布都褪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穿褪色的衣服，正如韩国的传统服装是白色，因为多山的半岛物产不丰，出不起染料钱。中国古画中人物限穿淡赭，石青，石绿，淡青，原来是写实的，不过是褪了色的大红大绿深青翠蓝。中国人最珍爱的颜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红男绿女”——并不是官员才穿大红袍的。后人作画墨守成规，于是画中人穿那寥寥几种轻淡的颜色。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冲淡的色调是不适合国画的风格。

明末清初冒辟疆在回忆录中写董小宛“衣退红衫”观潮，众人望之如凌波仙子。我一向以为“退红”是最淡的粉红，其实大概也就是淡赭色，不过身为名妓，她当然只穿新衣，是染就的淡赭红，穿着更亭亭入画。

倒不是绘画的影响，而是满清入关，满人不是爱红的民族，清宫的建筑与室内装修的色调都趋向苍淡，上行下效，一方面物极必反，汉人本来也已穿厌了“鲜衣”。有这句谚语：“若要俏，须带三分孝。”白娘娘如果不是新寡，也就不可能一身白；成了她的招牌。《海上花》里的妓女大都穿湖色，也有穿鱼肚白，“竹根青”（泛青的淡黄褐色）的；小家碧玉赵二宝与她哥哥都穿月白。书中丧礼布置用湖色月白。显然到了晚清，上海的妓院与附近一带的小户人家已经没这些忌讳了。

鲜艳的色彩只有保守性的乡农仍旧喜爱，沦为没有纪录的次文化。此外大红大绿只存在于婚礼中，而婚礼向来是古代习俗的废纸篓，“儿女〇〇〇”中安老爷的考据，也都是当时已经失传的仪节了。“洞房”这名词甚至于上溯到穴居时代，想必后来有了房屋，仍旧照上代的习惯送一对新人到山洞中过夜。洞房又称“青庐”，想必到了汉朝人烟稠密，安全清静的山洞太少，就在宅院中用青翠的树枝搭个小屋，仿效古人度夏或是行猎放牧的临时房舍。

从什么时候起，连农民也屏弃鲜艳的色彩，只给婴儿穿天津乡下女人的大红袴子，附近有一处妇女画春宫为副业——我虽只知道杨柳青的年画——都是积习相沿，同被视为陋俗。原因许是时装不可抗拒的力量，连在乡下，浓艳的彩色也终于过了时，嫌土头土脑了。但是在这之前，宋明理学也已经渗透到社会基层，女人需要处处防闲，不得不韬光养晦，珍爱的彩色只能留给小孩穿。而在一九四〇年的香港，连穷孩子也都穿西式童装了，穿传统花布的又更缩到吃奶的孩子。

当时我没想到这么多，就只感到狂喜，第一次触摸到历史的质地——暖厚黏重，不像洋布爽脆——而又不像一件古董，微凉光滑的，无法在上面留下个人的痕迹；它自有它完整的恒古的存在，你没份，爱抚它的时候也已经被抛弃了。而我这是收藏家在古画上题字，只有更“后无来者”——衣料裁剪成衣服，就不能再属于别人了。我拿着对着镜子比来比去，像穿着一幅名画一样森森然，飘飘然。

是什么时候绝迹于中原与大江南北，已经不可考了。港战后被我带回上海，陆续做了衣服穿，一般人除了觉得怪，并不注意，只有偶而个把小贩看了似曾相识，凝视片刻，若有所悟，脸上浮出轻微的嘲笑。大概在乡下见过类似的破布条子。

共产党来了以后，我领到两块配给布。一件湖色的，粗硬厚重得像土布，我做了件唐装喇叭袖短衫，另一件做了条雪青洋纱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对从前的人牵衣不舍。当然没穿多久就黯败褪色了。像抓住了古人的衣角，只一会工夫，就又消失了。

排队登记户口。一个看似八路军的老干部在街口摆张小学校的黄漆书桌，轮到我上前，他一看是个老乡，略怔了怔，因似笑非笑问了声：“认识字吗？”

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显然不像个知识份子。

而现在，这些年后，忽然发现自己又在那条神奇的绸布摊的街上，不过在今日香港不会有那种乡下赶集式的摊贩了。这不正是我极力避免的，旧地重游的感慨？我不免觉得冤苦。可冒身体发肤的危险去躲它，倒偏偏狭路相逢，而且是在这黑暗死寂的空街上，等于一同封死在铁桶里，再钟爱的猫也会撕裂你的脸，抓瞎你的眼睛。幸而我为了提心吊胆随时准备着被抢劫，心不在焉，有点麻木。

而且正在开始疑心，会不会走错路了？通到夜市金铺的横街，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当然顺着上坡路比较吃力，摸黑走又更费劲，就像是走了这半天了。正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忽然一抬头看见一列日光光雪亮的平房高高在上，像个泥金画卷，不过是白金，孤悬在黑暗中。因为是开间很小的店面房子，不是楼房。对街又没有房舍，就像“清明上河图”，更有疑幻疑真的惊喜。

货买三家不吃亏，我这家走到那家，柜台后少年老成的青年店员穿着少见的长袍——不知道是否为了招徕游客——袖着手笑嘻嘻的，在他们这不设防城市里，好像还是北宋的太平盛世。除了玻璃柜里的金饰，一望而知不是古中国。货品家家都一样，也许是我的幻觉，连店员也都一模一样。

我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归途还是在黑暗中，不知道怎么仿佛安全了点。其实他们那不设防城市的默契——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延展到百步外。刚才来的时候没遇见，还是随时可以冒出个人影来。但是到底稍微放心了点，而且眼睛比较习惯了黑暗。这才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不过大敞着，只见两旁靠边丈来高的卅字架。大概门虽设而长开。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当然，也许是古制，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这新发现。

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呼呼的。那难道是店堂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是真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看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牵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我跟香港诀别了。

*据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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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还是古朴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有它一个守护神的彩色照片，凶恶的朱红脸，不屑地披着嘴，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同年十二月《时报周刊》二五一期有题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摄：两个抬出巡行的神将中途倚墙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颀长穿白袍的一个，长眉像刷子一样掩没了一对黑洞洞的骷髅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转了个弯，垂直披在面颊上，如同鬓发。矮黑的一个，脸黑得发亮，撇着嘴冷笑，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两片薄薄的红唇却在牙齿下面抿得紧紧的——颠倒移挪得不可思议。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闽南塑像独特的作风。地方性艺术的突出发展往往不为人注意，像近年来南管出国，获得法国音乐界的剧赏，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