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华集 陆蠡的散文

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即使坐在显目的地方，陆蠡也不会怎么样引起旁人的注意，然而他永远不会自动地坐到一个众目睽睽的地方。他不大开口。如若开口，可能有一半字句在一种木讷的习惯之下失去了应有的尺寸。这对于陆蠡不是损失。我们日常说话，大都是寒暄应酬占去最多的时间，真正的核心在一百句里面也许只是一句，有时候也许只是一个字。陆蠡是一个城悫的人，他有一句便只说一句，此外就让情感静静地等待一个机会和你在默契之中交流。他拿真正的友谊给你，只要你有坦白的沉默还他，口齿不给情感方便，有时候情感便会爆炸，仿佛戏剧没有过程，一跳到了高峰，不假辞藻，跟着就是动作。他的率直能够给人不留余地 ① 。应当或者不应当，黑即黑，白即白，二者之间并无灰色存在。也就是这种向上的道德的人性，当我今天读着他的散文，虽说从前出世的时候没有引起应得的尊敬，提高它们的价值，同时也正由于里面的感情厚实，蕴藉有力，文字格外凝重不浮。

但是，初次和他相遇，你会把他当做一家商店伙计。他不仅貌不出众身材瘦小，而且右眼失明，虽说睁在那里，因为没有光，定定的，全部面容为之发暗，走了样，无形之中减低了普通社交场合仪表的感受。拙讷加上形貌的委琐，因而给人的印象，也就越发显得质木。仿佛记忆之中某些破烂的临街的门墙，假如我因此不屑于走进去瞻仰，我会错过里面的画栋雕梁，净几明窗，秀山清水。他嗜好文学，书橱乃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学的书籍；数理有根基，对于音乐也有偏爱，假如你幸运，可以听他入神地一个人在弹奏钢琴。但是他没有精神上优异因而工作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积习。文化生活社的负责人陆续在抗战期间去了内地，他挑起那想不到的责任的重担，拣书打包，校稿，以及任何跑腿的杂差。好几次他亲自在新年里面给我送版税来，说些抱歉的话，似乎感谢的不应是我而是他。

就是这样一个渺小的似乎没有响声的老实人，我喝了他的喜酒不到两个月，忽然朋友送信给我，文化生活社被抄，没收全部新旧《文学丛刊》，陆蠡在第二天亲自到巡捕房办交涉，大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四月十三日，从那天起他失踪了。多少人躲开，然而这个老实人由于责任观念，自投罗网。一个人平时没有一点点英雄的样子给人，然而危机来了，他却比什么人也勇敢，莎士比亚曾经说：

“因为勇敢要看机会。”

他必须为文化生活社争回那一卡车丛书，他去了，他遇到的是囚禁，刑罚和死亡。租界当局出卖了一个纯洁的灵魂，然而站在日敌前面，这个纯洁的灵魂在先象征一个良善的中国百姓，如今成为这老大民族的年轻的抗争的声音。传说日敌问他赞不赞成伪府，他回答不赞成。最后问他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看法，他仍是“一定失败”。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 ② 。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

“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活。”

那原因是太简单了：

“朋友们，困难不在躲避死，而在躲避不正直，因为那比死跑得还要快些。”

他活着的时候，寂寞，孤独，勤苦，没有什么人关切他的存在；死了，他永远被大家记住，因为他曾经和神圣的抗战连成一页。而且，更因为，虽然不幸短命，他给我们留下三本值得珍惜的散文，《海星》，《竹刀》和《囚绿记》，不厚，然而沉重，尤其是后两本，在现代中国散文里面，有些篇耐人一读再读。

什么是散文，鲁迅曾经指出：

“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

随便，因为变动的心情是体裁的依据；它的美丽就在它说明心情的变动，而破绽的来由正也密集在人性的隐线。司密斯（Alexander Smith）解说散文：

“作为一种文学形体，散文类似抒情诗，因为是由某种中心的心情范畴而成——幻想的，严肃的，或者讥讽的。有了心情，散文从第一句到末一句便围着它长，正如茧之于蚕。散文作家是一个注过册的荒唐鬼，自身即是法律。散文家开头所要的是，一副快耳快眼，一种由寻常事物鉴别无限的暗示的能力，一种孕育的思维的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他没有骄傲”。我们在没有骄傲的时候，首先写散文，用不着计划，用不着引申，用不着野心，一切含在本性，只要镜子澄明，尽管往里照去好了。世界最大的散文作家是蒙田（Montaigne），永远问着自己：“你知道什么？”他的渊博可以吓退百万大军，然而谦虚是他每战必胜的心理基础。

陆蠡正是这样一个“没有骄傲”的人，老实人，到了寂寞的时候，便从过去寻找温暖，或者深一层，如鲁迅所说，用他的文字描绘人生的“破绽”。他不像他的浙东前辈那样恢宏，把丰盈的生命赋与散文的体裁，和三十年的人事潮汐打成一片吼声。读鲁迅的散文，大部分是他所谓的杂文，我们恍如回到读但丁的《神曲》的经验，中世纪和十三世纪活在他的爱憎的热情。逃亡，疲倦，战斗，永远战斗。但丁用诗做战斗的工具，属于中世纪；鲁迅用散文做工具，属于现代：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

陆蠡没有那么重的恨，他的世界不像鲁迅的世界那样大，然而当他以一个渺小的心灵去爱自己的幽暗的角落的时候，他的敦厚本身摄来一种光度，在文字娓娓叙谈之中，照亮了人性的深厚。这就是做一个小人物的好处，如若自身并不发光，由于谦虚和爱，正也可以“凡爱光者都将得光”。

正因口齿的钝拙，感情习于深敛，吐入文字，能够持久不凋，他不放纵他的感情；他蕴藉力量于匀静。丽尼的散文多是个人的哀怨，流畅，如十九世纪初叶，我不敢就说他可以征服我的顽强的心灵。那是一阵大风，我们则是贴地而生的野草。然而陆蠡，这就是谦虚的美德，和风习习，看不见飙急，吹苏了遍野的种籽。他可以离开自己，从大地隐微的生命提示一个崇高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带着温暖，很容易就落在我们的心头。他让我们想起渥兹渥斯（Wordsworth）那首有名的小诗：

“她住在人没有走过的路

靠近鸽子的泉水，

一个没有人夸的姑娘

也很少人来爱：

一棵一半看不见的紫罗兰，

生在长苔的石头旁边！”

《庙宿》里面说的是一位堂姊，“年纪仅三十左右，但望去好像四十的老人了”。小时候她抱着作者在野地玩耍，大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个人流落在山岭的破庙，“受她的丈夫的摈弃，受她自己的同胞的兄弟的摈弃”，而且也“受邻里叔伯的摈弃”，最后还要“失去她的爱儿”。这里是凄凉和孤苦，贫穷和忧患，然而发见作者在旅途之中生病，她立即点起灶火，煎了一剂草药给他喝，把她仅有的一包红糖冲进去，还直抱歉说：“糖太少，苦一点。”然后我们看到另一篇《嫁衣》，一个富农的少女，带了“一两百人抬的大小箱笼”嫁到陌生人家，里面全是母亲的心血，“母亲在她出嫁后不一年便病殁了。她原没有父亲。丈夫在婚后不久便出外一去不返”，自己不认识字，做了十年挨骂的贤慧媳妇，“她的青春在出嫁时便被褶入一对对的板箱，随着悠长的日子而霉烂了”。我们不妨再看一篇《私塾师》，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从前作者是他的学生，如今这位为衣食而苦苦挣扎的落伍的蒙师要向他说：“现在应该我向你请教了。”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咖啡”，更不认识那些生字如“氢”如“氧”，可怜还得在新式小学厮混。我们的作者，“平素是那么木讷”，忽然苦恼了：“他没有资格教孩子，但他有生存的权利。”

是的，微小的生命正如伟大的存在，一样应当有权利好好儿活着。我相信任何社会主义都从这里出发。有的看见新，奔了过去，有的厌恶旧，动手就拆。陆蠡的本质近于诗，但是他思维，他在新旧交替之际以他自然科学的爱好搜寻人性的繁复的隐秘。人家从大处着眼，他会和渥兹渥斯一样为了一朵小花流露感情：

“只要落日能够长久，

花葵将有它们的光荣；

只要紫罗兰能够长久，

在故事里面将有一个位置；

这里有一朵花将是我的，

那是小白屈菜。”

陆蠡的那朵小花是他的童年。他带我们去看祖父的白蚁，乡农的仇敌；他让我们去看他养驯了的白鹭，“以鹤的身份被豢养，以鹭的身份被驱逐”；他把母亲久藏的虎爪和虎牙摊给我们看。他指出“生的欢喜”如何需要自由和阳光，因为他曾经囚进一枝常春藤而几乎送了它的终。

唯其隐微，是以亲切。而且他知道寻找散文的效果，假如散文也有所谓效果的话。在《竹刀》里面，他形容山民说故事：

“山民的取喻每嫌不恰巧，故事中拉出枝枝节节来，有如一篇没有结构的文章。”

真实正好用来说明散文的面貌，和鲁迅的解释并不两样。真就没有结构吗？谁要真心相信这个话，信笔乱涂，谁就上了一个不小的当。《竹刀》本身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作者生在天台西乡，从小亲近的是“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都是他的青梅竹马，于是他在《竹刀》里面描绘故乡的“摩天的高岭终年住宿着白云，深谷中连飞鸟都会惊坠！那是因为在清潭里照见了它自己的影。嶙峋的怪石像巨灵起卧、野桃自生。不然则出山来的涧水何来这落英的一片？”不要以为这是正文；这只是背景，上面的人物慢慢就要出来。他们会到城市来的，但是我们宁可不要他们“出山”，因为一和城市接触，他们的心会受伤，会成为“落英的一片”，那就糟了。不过你放心，他们不会任水漂流，手里捏着一把竹刀，他们有蛮性吓退你的文明。这是强壮。土性在这里特别深厚。

什么是散文的结构？有时候我想，节奏两个字可以代替。节奏又从什么地方来？我想大概是从生命里来的罢。生命真纯，节奏美好。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注　释

① 　传说四位朋友在书店中打牌，他夜深归来，一言不发，就把牌桌推翻，扫了大家的雅兴。

② 　参看《文艺复兴》一卷六期怀玖先生的《忆陆蠡》一文与《大公报》《文艺》及《少年读物》的《陆蠡纪念特辑》。

跋

这里一共是八篇，写作年月最远的，要算朱大枬那篇，将近十六年了，朱大枬属于一种隐晦的才分，有才分而隐晦，不幸而又早夭，每次我在香山他的坟头凭吊，引起无限的感伤。他是四川人。差一年中学毕业，因为程度好，就考入北平的交通大学。我们在中学是同窗好友。那时候正当鲁迅以作家的热情露面，徐志摩才从剑桥回来。我们把他们先后请到中学讲演，自己学着也在写作。

《咀华集》出版之后，正如一切同类不成熟的东西，无声无嗅，霉成覆瓿的纸张。当时仅有欧阳文辅先生其人者，义愤填胸；疾声嘶喊，说印象主义的死鬼到了中国，危险孰甚，跳脚挥拳道：“印象主义是垂毙了的腐败的理论，刘西渭先生则是旧社会的支持者！是腐败理论的宣教师！”经过这次棒喝（实际是抬举），《咀华集》似乎为人注目，而刘西渭先生，默不则声，更成了索隐对象，为别人招惹了些不白之冤。

如若贬做印象主义的“宣教师”便不该夸他“在批评方法上能用‘比较’的说明，能用‘综合’的认识，对作品而不流于支离割裂的弊病，则是很可取法的”。行文措辞，前后必须相符，犹如为人，内外应理一致，否则随手放出，难免被人看做“印象”。所谓“比较”和“综合”，正是科学精神的表示，根据了这种观点，布雷地耶痛贬法朗士之群混淆价值与类别。以为一条印象主义的绳索可以缢死刘西渭先生，同时却又用“比较”而“综合”的剪子在前面把绳扣剪开，欧阳先生未免手下留情。

实际欧阳先生所更嫌弃的，倒是第二，《咀华集》缩小了批评的圈子：“共有十七篇文章，被批评的作者是十一二个，这些作家除巴金例外，其余都是不被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刘西渭先生很是赧然，原来他所褒贬的著作，“除巴金例外”，它们的作者全都无名。当然，刘西渭先生颂扬曹禺先生的时候，几乎没有多少人“注意”。然而如今欧阳先生早经入木，曹禺先生却已妇孺皆知，假如其他作者还不曾或者永将不享有曹禺的幸运，刘西渭先生并不因而有所惭愧。他仅仅应当向欧阳先生请教，把“社会文艺界的人们所注意的”作家一一开出，俾无遗漏，则批评者均将受益匪浅，不徒小子一人沾光而已。

但是，耻莫大焉。

一个批评者有他的自由。他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与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扭当前的现象。他的主子是一切，并非某党某派，并非若干抽象原则，然而一切影响他的批评。他接受一切，一切渗透心灵，然后扬簸糠粰，汲取精英，提供一己与人类两相参考。他的自由是以尊重人之自由为自由。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没有是非可以说服他，摧毁他，除非他承认人类的幸福有所赖于改进。

不幸是一个批评者又有他的限制。若干作家，由于伟大，由于隐晦，由于特殊生活，由于地方色彩，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心性不投，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以外，他虽欲执笔论列，每苦无以应命。尤其是同代作家，无名有名，日新月异，批评者生命无多，不是他的快马所能追及，我们还不谈那些左右爱恶的情感成分，时时出而破坏公平的考虑。钟嵘并不因为贬黜陶渊明而减色，他有他的限制：他是自己的限制。又如机缘凑巧，失之交臂，更是常有的事。

他有自由去选择，他有限制去选择。二者相克相长，形成一个批评者的存在。对象是文学作品，他以文学的尺度去衡量；这里的表现属于人生，他批评的根据也是人生。人生是浩瀚的，变化的，它的表现是无穷的；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经验中迷失，批评者同样容易在摸索中迷失。做人必须慎重，创造必须慎重，批评同样必须慎重。对象是作品，作品并非目的。一个作家为全人类服役，一个批评者亦然：他们全不巴结。

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唯恐他们遭受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真理如耶稣所云，在显地方也在隐地方存在。他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十九不灵验，但是，有一中焉，他就不算落空。他不计较别人的毁誉，他关切的是不言则已，言必有物。

《咀华二集》以上面的理由成书付印。他明白自己如何渺小，他也希望自己能有进步。正如民族在艰苦之中成长，他不以固步自封为荣。是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