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为自由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挑战 [1] [2]

要知道活生生的而非古董的哲学是关于什么的，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问我们自己，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目标和理想来调控我们的教育政策和教育事业。如果把这一问题系统地展开，将使在道德上和理智上指导人类事务的基本原则明确起来。它将揭示目前社会中的基本分歧和冲突。它将赋予与人类需要和人类斗争相脱离的哲学体系所提出的晦涩抽象的问题和原理以具体明确的意义。因此，对教育中属于现代的新事物的攻击，恰好受到那些相信现代教育的趋势完全是反动的人的欢迎。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攻击，直面这种攻击将使长期以来处于黑暗中的信念明确起来。因为的确，在教育和其他方面，最糟糕的是将相反和对立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厘清目前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澄清我们教育中的混乱，而且能够为僵化的哲学注入生命力。

我们被告知，科学学科一直在蚕食文学学科，而后者才是真正人文主义的。我们被告知，对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热情导致了自由的通识教育为单纯的职业教育所取代，这种教育限制了完整的人的发展，使其生存仅仅与谋生相关。我们被告知，整个发展趋势偏离了人道主义而趋于唯物主义，偏离了永恒的理性而趋于权宜之计，等等。现在最奇怪的，恰恰是我们中的一些从根本上不同意对我们现在的制度进行批判，同样也从根本上不同意对现在的制度进行修正的人，也认为现在的制度（如果可以称作制度）缺乏目标、材料和方法的统一，仅仅是一种拼凑起来的东西。我们同意，超负荷的课程需要精简。我们承认，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在朝哪里走、我们想要走到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对教育现状的批评在很多细节上并非完全不同于这样的批评家，但他们的基本前提和目标与我们是尖锐对立的。无论如何，进行批评的立场和推进改革的导向全然不同。问题正在逐渐明确。我们承认缺乏统一性。我们完全不同意下述信念，即我们制度中的错误与缺点源于过度关注在人类文明中属于现代的东西，即科学、技术和当代社会问题。而我们自己对现代教育状况的批评是由下述信念支持的，即活跃于当今社会的因素，正在构成着当代文明；它们或者由于对过去的过度关注而在混乱中遭到扼杀，或者由于这些因素没有被赋予中心地位，故而成了技术性的、相对不自由的因素。

因而我从这一事实入手：我们正在被告知，真正自由的教育需要回归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希腊人设计的模式和标准，需要恢复和实践六七个世纪以前封建中世纪的模式和标准。的确，将使用“自由”一词的教育理论应用于与“实用”无关的教育，这一理论是在希腊系统地形成的。我们从希腊继承了这一传统，即将“自由的”教育与“机械的”教育完全对立起来；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传统把与工业和实用的商品、服务相关的一切都看作是机械的。

这种哲学是忠实于产生它的社会生活的。它把雅典生活中繁荣和发展起来的制度、习俗和道德态度转化为理智的术语。自由的教育在雅典共同体是对自由人的教育，这在当时是适当的。但与之紧密相关的一个事实从现代民主共同体的立场看是完全不恰当的，即自由公民在希腊只是少数，他们的自由以一个庞大的奴隶阶级为基础。享有自由和自由教育的特权阶级正是基于那样的观念，而现代自由则一直致力于消除这观念。由出身、性别和经济条件决定人的身份，在民主社会被看作是反自由的 。在希腊哲学家看来，这些区别是必然的，它们是由“天性”决定的。这种区别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即便在当时最贤明的人看来，其他观点也是毫无道理的。

这一事实或许使我们怀疑现在的 、根据真正自由的对立面来定义自由教育的教育哲学。职业的实用教育在古希腊是非自由的，因为它是对于奴隶阶级的培训。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之所以自由，是因为它是一小部分人享受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可以自由地投身于更高层次的事情。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这些事，是因为他们依赖于奴隶阶级的劳动成果。而手工业是靠双亲传授给孩子的学徒方式得以延续的。

即便手工业者遵循的模式获得了高度的审美发展，我们也不能忽略上述事实。因为它与现代工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作方法的发展是不断运用科学的结果。发明本身是运用科学的结果，发明使先前常规的生产方式不断得到改变。古希腊人区别了表现为理性认识或科学的活动与表现为无理性的、按惯例行事的活动，在当时的条件下，有理由为古希腊人辩护。但现代没有理由为这样一个观点辩护。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堪称科学的因素相比，目前我们的工业行为中包含更多的科学性。

以前进取代后退，由此成为令我们的技术和职业教育获得解放的问题。普通工人很少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工作中的科学程序。他所做的对他来说通常是常规的机械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们对于当今职业教育的诊断在很多地方是正确的。但他们反动的矫正措施意味着只是将当今制度中不好的方面固定下来。他们不是寻求找到一种教育方式，使得所有上学的人都能认识到工业流程中的科学基础，而是试图更明确地在那些接受不自由的职业培训的人与少数享受自由教育——它模仿的是古希腊文学模式——的人之间划出界限。真正自由的、解放的教育，在今天应该拒绝把各种水平的职业培训与在社会、道德和科学等方面的继续教育分割开来——只有在后者构成的环境中，职业培训才能得到良好的管理和运作。

不把从事这一任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放在当代不断成熟、日益重要的理智选择和安排的基础上，有意忽略服务于这个时代的种种要素，必将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处于长久的混乱和冲突中。运用理智的勇气使得教育改观，将会带来信心和印证这一信心的智慧。

在我们转向古希腊自由教育理论在中世纪的翻版时，情况几乎一样。农奴和领主之间的划分在中世纪社会是非常确定的，当时就连最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都未曾注意。它被当作一个当然的事实，或者被当作“自然的”。此外，中世纪社会没有公民 （civic ）意义上的政治公民身份，也没有共同体生活，而这在雅典城邦是至高无上的。虽然从古希腊哲学中借用的自由技艺与自由教育者两个词广泛使用，但它们的意义与雅典人生活中完全不一样。最重要的机构是教会，而不是城邦。因此，在中世纪思想中，僧侣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取代了古希腊哲学著作中自由人和工匠之间的区别。正如公民 一词是雅典人生活的中心内容一样，僧侣 一词是中世纪文化的中心内容。

只要关注一下教育哲学，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当代反动运动最接近于中世纪模式而不是古希腊模式。自由的雅典公民的行为直接与城邦共同体的事务和问题有关，在城邦共同体中，神权政治的影响和宗教习俗是世俗共同体生活的常规而次要的部分。此外，亚里士多德教导说，甚至自由的政治生活也不能完全摆脱实践的侵染。唯一完全自由的生活是致力于探索科学与哲学的生活。自然而非超自然是古希腊哲学的中心。

在古希腊科学哲学家看来，不是通过感官就是通过“心灵”对自然的直接感知，是真理的来源。过去遗留下来的著述通常暗示着，它们给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提供了材料。它们从来没有被当作最终的权威。唯一被禁止的，是在视觉影像和自然事实之间加入其他意见。但在由语言工具一代代口述、书写和传播的中世纪文化中，它们成为了最终 的权威。引证众所周知的《圣经》的作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并不是说，中世纪没有展示出敏锐的理智与智慧。但它被引向从字面意义上对先前的知识进行研究、阐释、改写和组织。对这些著述的研究基本上取代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对自然本身的研究。它们 构成了被研究的世界。

然而在那时欧洲的条件下，把文字作为与过去的知识进行交流的媒介是必须的。自由是所有人都得到解放，实现人类能力的解放。不能领会这一解放是我们的新经院哲学家的错误之源，他们认为，自由教育的主题固结于其自身。过去的语言艺术和书面材料在中世纪起到的解放作用是其他事物不能起到的。因为整个北欧只是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历史地说，除了去亲近若干世纪以前在地中海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文明产物外，实际上没法看到这一解放运动还能有什么样的有效指导。语言文字是与那些文明产物相联系的唯一媒介。僧侣是掌握语言工具并具有道德权威的唯一的阶级，于是他们成为教育的中心。

中世纪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经历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在精神方面，相对于中世纪文化，我们更接近于古代文化。在社会关系方面，从以奴役为基础到以自由为基础的变革是如此巨大，我们却可以相当准确地说，这一变革与雅典确立的原则 相一致。由于社会制度习惯的压力，这些原则的全部意义并没有被其制定者所察觉。对历史的无知是这样一些批评家的显著缺点，他们主张回归古希腊-中世纪的观念，仿佛这两个时代的观念是相同的，因为中世纪的哲学家使用了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言辞。

语言在教育方面仍然具有基本的重要性。交流是明确区分人与其他生灵的特征，是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但认为语言、文字的使用与学习，在当代条件下可以如同在古希腊、亚历山大时期或中世纪一样，为了相同的目的而使用相同的方法，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在实践中采取这种观念是有害的。试图重新将语言技能和语言材料作为教育的中心，并且披着“为自由而进行的教育”或“自由”教育的外衣这样做，是与民主国家所珍视的自由直接对立的。认为任何适当的教育都能依靠上百本各种各样的书来获得，这种想法从实际来看或多或少是可笑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在一生的空闲时间阅读、重读并消化一书架的书，是一件事。而用四年时间规定固定的量来阅读，是非常不同的另一件事。就其理论的和基本的目标而言，它并不可笑。因为它标志着违背了古希腊将知识看作智力训练产物的健全观念。它标志着恢复了中世纪学者的看法，即依靠他人已经发现的——或假设他人已经发现的——最终权威，可是使得中世纪学者的看法得以成立的历史条件已经变了。

反动的运动是危险的（或者倘若它获得重大进展会是危险的），因为它忽视并实际上否认了实验探索和直接观察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科学进步的活力源泉，这种进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与它比起来，以前数千年在知识方面取得的进步几乎为零。很自然，反动的经院教育的主要鼓吹者应该是缺乏科学教育的文人，或坚持推行为超自然力量所建立并指导的体制的教会神学家——他们的正式说法被确定为终极真理，恰恰因为这些说法超出了人类研究和批评的范围。

哈钦斯先生写道：

我们知道有着自然的道德律，我们能够理解它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具有一种天性，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天性。人的天性是相同的，是朦胧的，但不会为不同文化的不同习俗所湮没。人类天性的这一特点是……人是有理性和精神的存在…… [3]

由于这一固有的必然的本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所有文化中的人都是一样的。发生在人身上的一切，或者人是其中一部分的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人的天性。凌驾于人的行为及其道德信念之上的权威原则因此是永恒不变的。而且，这些原则为这样一种能力所感知，这种能力独立于并高于人类以实验观察为手段去发现自身、社会和物理世界的事实的方法。

这种观点并没有新奇之处。我们从儿童时期就熟悉这种观点。这是我们在家庭中或在星期日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中就培养起来的常规观念的一部分。然而，它是狭隘的习俗观点的表达，是一种前科学——就“科学”在当代的含义而言——文化的表达。起码与那些断言人性和道德绝对同一的人具备同等智力的人（如亚里士多德自己），关于自然物体也说过同样的话。天文学和生物学一度牢固地建立在永恒的统一性基础上，如同道德科学和哲学现在被断言的那样。在天文学中，一度认为更高的天空以及其中的万物都一直具有并将永远具有恒定的圆周运动。而现代天文学学说似乎倾向于宣布宇宙是无序的。在生物学中，植物和动物物种完全不变和始终同一的观念一度被视为一切科学认识的合理而必要的基础。

简言之，现在被如此自信地提出的有关道德的观点一度在自然科学中盛行。二者的基础是，统一性和不变性在其完美性和真理性方面天然地高于任何具有变化的东西。从社会角度看，很容易理解这一观点的出现。它适合于由习俗统治的社会，这种社会害怕变化，把变化看作不稳定和无秩序的根源。当观察由于缺乏工具而受到限制时，这种看法也是自然的。不使用望远镜，“恒星”位置的变化就无法被注意到。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变化只有当变异显现出来时才能观察得到。相信人类天性永恒不变的信念，是一度普遍认为的天体和生物永恒不变的信念的残余。科学方法和结论几乎影响不了主要受文学教育的人。否则，他们也不会在某个领域继续坚持科学已经抛弃的信念。

然而上述这一集团不会反对教授科学。非但不会，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学科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它属于其价值体现在技术、功利和实践方面的学科。因此，他们认可并倾向于确认可靠的认识工具与具有道德、理想和“精神”的重要性的事物之间的分离。

很难明白有思想的人怎么能轻视这一分离。古希腊和中世纪“科学”中没有这种分离。在他们的科学中，所有关于自然界和自然对象的真理，像在道德目标和原则中一样，与永恒不变的事物有关。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这位中世纪自然和世俗事务方面的权威，清楚地指出天文学和生物学具有更高的地位，是由于它们与永恒相关联，而不是和道德方面的知识相关联。因为他观察到一个确定的事实，即道德实践和目标是依据时间和地点变化的。

实际上，现在诉诸古希腊哲学的人和诉诸中世纪哲学的人的联盟更多地是战术的而不是根本的。他们结盟是因为有同样的厌恶，同样居住在亚杜兰（Adullam）洞穴中。他们有同样的厌恶而没有同样的忠诚和目标。古希腊科学的确从现代自然科学来看是以超自然的特点为标志的。但无论如何，根据古希腊科学，科学的主题是与自然有关的，具有内在合理性。而根据中世纪神学哲学，所有终极道德原则的基础都是超自然的；不仅高于自然和理性，而且远远超出了自然和理性的范围，因此必定是超自然地显现并保持不变的。

哈钦斯先生的一些神学同路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因为他们特别明确地区分了政治的、公民的及社会的道德与个人的道德。前者是“自然的 ”，其美德直接导向“文明的善”。后者必须考虑人的“超世俗的 命运”。只有关于“自然的道德”的说教会受“所谓 政治生活和社会文明的美德”的影响。它倾向于忽视或贬损个人的道德，后者“是所有 道德之根”，而人们如果记得的话，这样一种道德在起源和目的方面都是超自然的。

这一学派的自由主义作者发现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这进退两难可以用下述事实说明，即他们为“完整的人道主义”、为避免分裂制造了一种托辞。他们先是为他们自己设立了一系列完全的分裂：人与超自然的神之间的分裂，世俗之物与永恒之物之间的分裂，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分裂，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分裂，最后是公民和社会（或人世间事物）与所谓的超世俗的命运之间的分裂。于是当然需要一个特殊的超自然的一贯正确的教会去沟通。

从一种观点看，这些作者只是阐明了现代文明的分裂和冲突的特征。但他们却把系统地坚持这种分裂拿来医治分裂带来的不幸。从两派共同具有的观点看，由神学哲学家表述的观点似乎优越于世俗的合作者提出的观点。因为他们声称他们代表庄严地建立起来的教会，它是永远受上天的指导的。因此，当会犯错误的人类理性的意见变化时，当不同民族的公民道德相互冲突时，它能够权威地指明那个 真理。

因此，教育哲学中出现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哲学每一个阶段和方面表现出的分裂。它表达了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同：一种观点向过去寻求指导；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哲学想要有助于当前的状况，就必须高度关注现代的运动、需求、问题和资源。这后一种观点经常被反对者漫画化。据说它无理性地偏好新奇和变化，致力于现代性只是因为现代性在时间顺序中出现得较晚。而实际状况是，在当代生活中确实有一些要素在起作用，这些要素即便尚未表现出成功，也表现出极高的价值。这些要素是认识领域的实验科学和实验方法。这一领域包含确定的道德与伦理，正如它包含确定的关于人与世界的结论一样。现代性的第二个要素是人类关系中的民主精神。第三个要素是技术为了人类的目标而控制自然。这三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革命是发明工具和方法之母，这些发明为现代工业技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事实非常明显，是无法否认的，尽管有一些人肤浅地不把工业中的伟大进步归因于现代科学方法与结论，而归因于对金钱的追求。或许不太明显的是，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纯粹理智的“精神性的”、“更高级”的事物与“实用的”、“物质的”、“较低级”的东西之间的围墙已经倒塌，正因为这个自然科学才发生了惊人的进步。

对于所有不愿闭目塞听的人来说，显然下述情况是一个历史事实，即科学方面从相对贫乏和停滞向硕果累累并不断进步转变，始于探索者利用在社会上被轻视的工业手段和方法作为媒介以认识自然。日用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变化对于破除封建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便利的交流取代了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和阶级之间的隔离，这成为实现民主运动的动力。

我回到下述事实，即我们过着既相互融合又相互隔离的生活。我们被推向彼此对立的方向。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种现代哲学，这种现代哲学不是在时间顺序意义上说的。我们至今还没有这样一种教育机构或其他社会机构，它们不是对立的要素的混合物。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的分离及盛行于道德和宗教中的方法与结论的分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应看作严重的问题。它意味着一个社会在其最重要的方面是不统一的。

我不理解那些力主在道德和社会制度方面回到古代的人为什么希望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回到先前的状况；我也不主张废除作为科学实验的延伸成果的所有现代发明的使用。这一构架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只是固定这种分离，而这种分离对我们有害。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正盛行于“更高级的”领域，而科学和技术则被归入生活中天生较低的、与前者分离的领域。传道或外在制度习惯的权威，被用来维持后者的地位。

于是，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朝什么方向前进。我们是否不得不在自然科学中使用一种方法，而在道德问题上使用根本不同的另一种方法？科学方法现在找到了进入心理学领域的道路，并已经在人类学研究中被熟悉起来。当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找到了被普遍接受之路时，科学信念与道德信念之间的冲突是否会取代过去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更为中肯，因为宗教也反映了前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正如在教育领域表现出的一样，这一问题以生动鲜明的方式使方向问题成为哲学问题。我并不是说，哲学问题与我们在教育、工业和政治实践中的方向问题一样重要。但这两者密切相关。旧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哲学反映了它们 形成的社会环境。这些环境条件被转化为理性术语从而得到支持。传统哲学为社会运动的方向提供了指导。它们今天仍在发挥这些指导作用，然而是“带来混乱和冲突的作用”。

我希望我已经清楚地表明，我并不同情作为上述我所考察过的观点之基础的哲学。但哲学在当下的积极行动应该受到欢迎。哲学需要摆脱这样一些人的支配，他们把哲学等同于不产生结果的理智的训练，等同于纯粹的语词分析。或许使哲学回归到人，会剧烈地动摇目前朝向相反方向的运动。如果哲学在当代危机中想要有所表现的话，这里讨论的教育哲学唤起了所有现在需要关注的哲学问题。

变与不变的问题包括下述问题，即是否在一个领域创造了奇迹的研究和检验方法应该被用来拓展我们关于道德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在科学与道德之间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者，道德原则和道德方面的普遍真理是否与科学原则和科学方面的普遍真理相同——即这样的工作假定：一方面精炼以前的经验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指导进一步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将其结论反过来用于检验和发展这进一步的运用？假设从理论上说道德原则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假设这是 真的。是否有人以哪怕最粗略的方式说明过，这些道德原则是如何被运用的？实际上，问题在于是诉诸教条（这种教条非常严格，因此最终必须诉诸强力），还是诉诸我们所拥有的最高智慧指导下的理智观察，这是科学方法的核心。

让我来举例说明科学思想如何运用于以前被认为绝对不可改变的事物。这个例子取自这样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相比，他在见解和观点方面都更足以被称为美国哲学之父，他就是查尔斯·皮尔士。这个例子具有至关重要的道德意义，它是真理的意义问题。传统的真理观把真理看作由我们所拥有的永恒不变的原则所构成的不变的体系，一切事物都应该服从于这个体系。与传统的真理观相反，皮尔士认为，真理“是抽象陈述与理想界限的一致，无止境的研究会趋于将科学信念引向这种一致”。假使承认这种一致有其“不准确性和片面性”——这样的“承认是真理的基本要素”——这种一致甚至在当下就能为科学信念所拥有。简言之，我们这里在相信不变还是相信变化这一关键问题上作出了区分性的陈述。变化与不变也有明确的含义，即变化意味着不断增长、发展、解放与合作，而不变意味着历史上总是表现为偏狭的、对不同意见者和探索者进行残酷迫害的教条主义。相信无止境的探索，相信对目前所拥有的东西的非教条的友好态度（这能刺激我们不断地努力），被那些没有接受科学精神教育的人等同于道德败坏、冷漠与不负责任。

政治民主的核心是以讨论和交流来解决社会纷争。这一方法初步接近于根据实验研究和检验而实现变革的方法，即科学方法。民主程序的基础依赖于社会变革的实验结果，这一实验是由在实践活动中检验并发展的工作原理指导的。然而，民主的运作为哲学的持久影响所损害——因为我们被怂恿去求助于那种哲学。

欧洲大陆现在是世界上被搅得最乱的地方，也是扰乱其他地方的根源；它恰好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一直最彻底地坚持我们现在被强烈要求回归的教育哲学——这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美国必须被看作要么是欧洲在文化上的分支，要么是非地理意义上的新大陆。持后一种观点既不是激进爱国的国家主义，也不是激进的孤立主义。它是对要做的事情的确认。欧洲至少在不久以前还在科学上引领世界，美国要在造型艺术和文学方面达到旧大陆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一直是建立在科学与道德严格分离这一基础上的实践和哲学的故乡，科学被看作技术的和永恒变化的，而道德则被看作是依据固定不变的原则的。把“新大陆”之名用于美国，是因为我们要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即把哲学和教育在过去分离的事物结合为一体；而我们现在被强烈要求回归的恰恰是这种哲学和教育。

简言之，延缓和阻止赋予民主运动以统一性和坚定性的自觉的，恰恰就是教条主义的僵化的哲学。因此，自称哲学家的人的主要机会和责任，应该是弄清民主与导致科学革命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血缘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标准、目标和方法上的二元论——即我们目前深受其害的绝对割裂。技术工业是科学的创造物，也是实际上决定社会环境的、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因素。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紧迫的问题是，将新技术赋予我们的无限资源转化为人类的积极的手段。反动哲学的贡献是，力主技术和科学在本质上具有低等的、非自由的性质！

当代社会哲学中存在的主要争论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抽象争论，但问题是具体的。这项或那项工厂或田间的操作如何能够对人的能力的释放和增长作出贡献？它们如何能够生产出大量便宜的物质产品？前面这个问题和后面的问题一样，都得靠不断运用实验观察和检验的科学方法才能解决。感到对科学和道德之间、“自然”事实和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需要加以说明的人，将从这里找到例证。

加深着“物质”与“精神”之间、永恒原则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之间的鸿沟的哲学，妨碍着这一重要问题的有效解决。问题的解决当然不会在哲学领域。但哲学的机遇在于帮助摆脱目前妨碍问题解决的理智习惯。

学校教育是必需的实用工具的一部分，而教育理论或教育哲学的任务和机会则在于帮助摧毁支持外部权威反对自由合作的哲学。必须对下述观念提出争辩，即道德是完全同科学与科学方法分离，并高于科学与科学方法的。它必须帮助消除下述观念，即人的日常工作与文学追求相比是可以忽略的，人类当下命运与某种超自然的命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为实现现代民主理想，不仅仅在技术上，而且在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完整地接受科学方法。

（余灵灵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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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5卷，第202—212页。

[2] 首次发表于《财富》，第30期（1944年8月），第155—157、180、182、184、186、188、190页。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的回应，杜威的反驳，及其他信件见《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5卷。

[3] 《财富》，194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