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为自由 《公众及其问题》1946年导言 [1] [2]

这本书是在20年前写的。我在那个时候提出了这个理念：干预性事件确立了对公众的态度，以及对公众和作为人类关系的政治性组织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最明显的原因，可以见诸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弱化我们称之为“孤立主义”情况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方面的作用已有足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国际联盟”。但是，美国拒绝加入。并且，尽管完全的国家主义是导致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首要因素，但一个强烈的信念也增强了它的拒绝。这个信念说到底，即国际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欧洲战胜国家的胜利果实。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个信念到底有多么正当，因为这不过是重复旧的争论而已。这个问题的重要事实是：正是这样的情况，导致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强烈的驱动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态度有所转变，并加入了联合国。

书中所采取的对于公众及其与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关系的立场，到底受这样的事实什么影响呢？具体说来如下：孤立主义的这种衰落（尽管可能不是未来很长时间的闭塞）就是证据，能够证明这样的感觉正在形成——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它构成一个公众群体，因此需要某种政治组织的措施。这个措施是什么，以及政治权威能延伸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争论的问题。有人一直会坚持这个问题，将其发挥到联合国在旧金山所采纳的规则上面，以制定在可能的范围内最严格的规则。也有另一些人，他们敦促改变这些规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一个有更广泛政治权威的国际联盟提供可能性。

讨论哪一方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是被考虑问题之外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两派，有积极的争论，因此能够证明：这个过去曾经宣称和践行单一主权的国家间关系的问题，现在绝对地进入了政治问题的领域。这本书指出，在国内事务中，公共的范围和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在哪里结束、私人领域在哪里开始，一直是关键的政治问题。最终，在国际单位之间的关系方面，同样的问题正在积极地提出；而在过去，这些国际单位没有哪一个会承认自己对其他国际单位的政策负有政治责任，只是有过对道德责任的承认。但是，同样的事情在私人的和非政治的关系上却是有效的；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道德责任更容易解脱。正是“主权”的学说，才是对政治责任一种完全的否定。

这个问题在政治讨论的范围中，也引申出文章中的另一个观点。问题的关键，绝对不在于是“社会的”还是“非社会”的、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毫无疑问，就某些人而言，认为关系到国家间关系的道德责任应该被更严肃地对待，这种感受有助于强调这些关系的后果要求某种政治组织这个事实。但是，只有那些极端的愤世嫉俗者，才会否认某些道德责任的存在。关于这一点，充足的证据可见诸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实际的战争中引起任何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公民的兴趣，完全有必要发起一个运动，以证明高级的道德要求可以为战争政策提供支持。态度的转变在根本上不是一个道德转变的问题，而是从顽固的无道义转变到对正义所要求的认知。这个结果来自对战争实际后果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反过来主要归功于以下事实，即现代战争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这种毁灭的地理范围比过去更加广泛。争论战争能否带来积极方面的好处，已经没有可能。最多可以说，战争是一种对道德上积极的恶的选择。

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现在已经进入政治性讨论的范围，这个事实确认了本书强调的另一个观点。私人考虑的事务和那些政治性裁决二者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形式上 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就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实际内容而言，它总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将事实的后果具体化，而绝非内在地自决，或者交由具体理论方面的决定来处理。就像服从观察和规范的所有事实一样，它们是有时空条件的，而不是永恒的。“国家”纯粹是一个神话。并且，就像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的概念是作为普遍的理想和标准，这个概念就在一个特定的空间-时间结合点当中，服务于非常具体的目标。

例如关于联邦的观点，距离孤立的帝国统治十分遥远。假设这个观点被接受为一个实际的原则，一些事情被解决了，但这样的问题还没被解决，比如哪些事务是在联邦政府的裁决范围以内的，哪些被排除在外、留待国际单位来决定等等等。什么应该包括、什么应该排除在联邦权威之外的一些问题，将会变得尖锐起来。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明智地作出决定，与在预见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程度是相似的，具体的结果很可能由于采取替代性的政策而产生。正如与国内政治事务中的情形一样，在不同单位的特殊利益的冲突之间，会发现新的共同利益。友谊并不是产生那些服务于不同单位普遍利益安排的原因，而是这些安排的结果。一般的理论也许确实有帮助；但是，只有当它被用作预测事实上的后果的辅助性工具的时候，才能服务于明智的决策，而不是本身 （per se ）就可以直接地作决定。

到目前为止，我都保持在本人认为是事实的领域内进行讨论，这些事实足够明显，以至于任何关注它们的人都可以注意到。现在我要开始说的观点，进入重要的、未被解决的假说领域。在文中的第二章中，提到“物质利益”的变化作为塑造具体条件的重要因素，这些条件决定了被归为“公共”种类的、导致某种政治干预的后果。如果现在还有任何对人类社会中重要的成果，对科技因素的意义有怀疑的话，那都已经过去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局限在国内事务中，尽管在这个领域中，它的确很重要。前面提到，大大提升的战争的毁灭性是现代科技发展直接的后果。而且作为战争直接起因的摩擦和冲突，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和错综复杂的民族之间的交往而产生的；这些接触点反过来，是科技进步的直接结果。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处于可观察的交往事实的界限之内，这些交往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方式，与它们发生在一个给定的国内单位的成员之间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未解决的问题作为未来不可抑制的冲突隐约可见，它从属于测量具体后果的经济因素的实际范围。如果查阅《经济力量和政治》的目录，可以看出，现代生活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受到了关注。但是关系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个问题就与一些具体的事情有关了，比如关税、最惠国待遇、报复等等。认为经济是影响政治组织整个范围的唯一条件，以及当前产业迫切需要某种单一类型的社会组织，这个观点由于马克思著作的影响而成了理论问题。尽管苏俄发生了革命，但并不是一个当下的国际政治的实践问题。现在，它正在明确地变成那样一个问题，并且有标志表明，它在支配未来国际政治关系上，是一个首要的问题。

认为经济是调节政治组织的唯一因素，认为社会生活的所有阶段和方面，包括科学、艺术、教育和所有公共交流的机构，都被流行的经济类型所决定，这些立场与“极权主义”的名称所能恰当地运用到其上的那种生活是一致的。考虑到只有一种形式的经济组织能够满足社会状况，地球上所有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那个状态的看法，因此存在一个使其他相形见绌的实践问题。

因为苏俄现在达到了一种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状况，所以它在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哲学从理论领域到了国家实践的政治关系领域。由于只伴随一个真理，它是确定的、绝对的，因此不容许质询和公共讨论。为了使自由探索和开放讨论受到相当大程度的信任，并成为和平协商社会冲突的一个基本方法，调节国家关系使其充分的民主化，成为现在的关键问题。尽管社会进步的界限在这两个立场之间应该划在哪里，我的看法与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看法相一致，我也不关心它的是非、真假问题，但我还是忍不住指出世界局势是如何证明这个假说的；假说的内容，即相互协调的人类交往的实际后果的范围、幅度及其严肃性，是影响那些带有十分明显、无法忽略的政治性质的社会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政治上发现和实施共同利益的问题是迫切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文章中很多地方指出：第一，对后果的解释，是除了后果发生本身之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这个解释（在任何事情上，都像是一个精确的范围）取决于这个时期知识的状态，尤其取决于被称作科学的那些方法被运用于社会事务的程度如何。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坚持这个观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认为，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恰恰和它与被认为是技术的这些事情的关系一样（就像在这种情况下的发明状态，比如工具的和机器的，或者艺术中所达到的进步）。我还认为，现代生活中相当数量可补救的恶是由于科学方法的不平衡状态所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其在物质事实上的运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其对特定的人类事实的运用。离开这些恶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是努力地发展就人类交往来说被称为科学方法的那种有效的智识。

我们关于这一点的理论阐述不可能有很多的成效。具有理论阐述性质的事件后果的相对重要性，公开地将其自身强加于人们注意力的那些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已经被很好地展示出来了。它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不仅有关于自然科学的大声叫嚷，声音高得接近通天塔；而且有为了社会福利而进行的科学控制的一些方面，如今已经进入政治的舞台——进入政府的讨论和行动。很明显，指出这些已经足够了，即当这些书页被写出来的时候，美国国会正在进行关于控制下的市民参与军事的辩论，以及国联正在进行关于需要控制的总体上最好方法的争论。

自然科学中的道德地位问题，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了。自然科学的后果尽管对工业来说，有着无法测量的重要性，并且工业对社会整体具有无法测量的重要性，但还是没有获得那种将科学状态带入具体政治领域的观察。为了提升战争的毁灭性而使用这些科学，这件事被带到一个耸人听闻的程度，以至于这个政治问题现在无论如何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有些人不仅坚持采取排他性的科学道德主义观点，而且坚持以一种极端片面的方法那么做。他们把对罪恶的责怪推到自然科学的身上，好像它是一个随意的实体本身，而不是一个占优势的人类机构向其强取的产品。然后，他们运用那些罪恶、那些明显使科学服从于他们所理解的道德理想和标准的罪恶，罔顾事实，抛开劝诫。除了设立某个具有绝对权威的机构之外，没有完成这种附属的方法——这是恢复那种冲突的可靠方法，这冲突曾经是教堂企图控制科学探究的标志。如果他们的立场被采纳的话，其结果将是不顾政治或公共利益，使科学从属于理想的道德目标，而是政治专制主义的产生，同时伴随所有参与那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道德罪恶。

科学作为人类的建设手段，就像任何其他的技术进步一样，服从于人类的使用。但不幸的是，在“使用”中，存在误用和滥用。保持科学为一种单独的实体，就像现在区分科学为“纯粹的”和“被使用的”的时候所做的一样。然而因为社会的罪恶而归咎于它，如同经济失调和战争毁坏所带来的社会罪恶一样，带着一种将科学从属于道德理想的观点，这是没有积极意义的。相反，这样只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从使用知识和在执行它们所能做的工作中最具竞争力的观察方法上分散注意力。这部作品是对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后果的有效预见。

（张奇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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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301—305页。

[2] 首次发表于《公众及其问题：关于政治探究的论文》（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 ），盖特威出版社，1946年，第iii—x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