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为自由 爱默生——民主的哲学家 [1] [2]

有人说爱默生不是一个哲学家。我觉得，这种否认的错误或正确依赖于是以贬低还是赞扬的口吻来说的——依赖于所提供的理由。批评家认为爱默生缺乏方法，缺乏连续性和内在的逻辑，只有像松散串起来的珍珠一样的古老故事，故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写作格言和谚语、记录闪光的洞见和支离破碎的名言警句的作家。然而，对我来说，这些批评家只是表明了他们不能理解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逻辑。“我们希望在任何人中都有一个长久的逻辑；我们不能宽容它的不存在，但是它不能被说出。逻辑是直觉的发展过程和适度的展开；但是它的优点是缄默的方法；一旦它作为命题而出现，并且具有单独的价值，那么它就变得毫无价值。”爱默生实现了他自己的要求。批评者需要单独提出的方法，但是并没有发现他的习惯性的引导线索已经丢失了。爱默生又说，“这里不存在什么赞美之辞，去认为人类的思想超出了特定的高度，并且假定他的智慧”——这个赞美之辞是爱默生的批评者所竭力避开的。但是，简要地说，我看不到任何一位作者的思想发展能够更加紧密和统一，也看不到有谁能够把理智工作更恰当的多样性同形式与作用之集中性相统一，不管我多么确信他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地位。我最近阅读了一封来自一位先生的信，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在信中，他评论说，哲学家是一类愚蠢的人，因为他们希望每个原因都被仔细地指出并被标注，而不能把任何事物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学上，爱默生由于被批评为缺乏内在统一性而遭到贬低，这也许提醒我们：并不只是哲学家才拥有这种愚蠢。

但是，也许那些人才是更正确的，他们否认爱默生是个哲学家，因为他不只是一个哲学家。爱默生说，他可以通过艺术而不是形而上学来工作，“在十四行诗和戏剧中”找到真理。“我”，再一次引用他的话，“在我的所有理论中，伦理学和政治学，我都是一个诗人”。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地把他的话理解为他想成为一个创造者而不是反思者。他本人更愿意成为人类的预言家而不是推理家，因为他说：“我认为哲学仍然是原始的和初步的，它有一天将会被诗人来讲授。诗人处于自然态度之中，他相信，哲学家在经过努力之后只拥有相信的理由。”我并不认为以下另外一个言论是与上述言论不相关的，即他说：“我们必须知道，在话语中被表述的事物并不能因此被证实。它必须证实自身，或者说没有什么语法形式和表面的合理性能够证明它，也没有什么论证排列能够做到这点。”对于爱默生来说，直觉比推理更加有效；交流的解放比对论述的束缚更被我们所期望；接受的惊奇比意图性的证据之结论更加有说服力。正如他所说，“交谈亦好，沉默更佳，并且使之相形见绌。交谈的长度暗示了说者和听者之间思想的距离”，以及“如果我说话，我进行规定或者限定，我变差了”，“沉默是一种溶剂，破坏了个体性而让我们可以成为伟大的和普遍的”。

我不会在哲学和诗之间进行严格而彻底的区分，但在思想的重点和语言的韵律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清晰表达的逻辑而非沉默的逻辑是哲学的内在要求。观点的展开必定被陈述出来，而不能仅仅被遵守和理解。有人也许会说，这种有意识的方法是抽象的思想者最终关注的唯一东西。不是思想，而是理性化的思想；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方式；甚至不是真理，而是寻求真理的道路吸引了他。他精心地构建了思想的符号。他投身于建造和锐化精神的武器。产物、解释、成功是无所谓的。否则，它就是和艺术一样。正如爱默生所说，那是“创造者到达他的成果的途径”，并且“通过爱细节之美的眼睛来习惯性地关注整体”。情感朝向符号的意义，而不是朝向它的构造。只有当他运用它们时，艺术家才打造精神的剑和盾。他要做的是发现而不是分析，是识别而不是分类。他阅读而不写作。

但是，有人一旦作了这样的划分，立即感到羞耻并且撤销他的划分。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但丁和布鲁诺、培根和弥尔顿、斯宾诺莎和歌德也都会提出反对。爱默生的精神，反对有人通过把他放到一个比哲学平台更高的艺术层面来夸大他的价值。文学批评家承认他的哲学，却反对他的文学。如果哲学家赞美他那敏锐而沉默的艺术，并且谈论他的形而上学的一些贬值，这也许是因为爱默生知道某些比我们对形而上学的传统定义更深刻的东西。反思的思想家把到达真理的方法作为他们的真理，这的确是真实的；生活的方法作为生活的行为——总之，已经把手段作为目标。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它们的完全投入之中，它们补偿了它们的越界；手段变得和目标相同，思想朝向生活，智慧不是证明自身而是证明她的儿女。语言公正地保留了哲学家和智者之间的区别。不太可能从思想家的定义中消除爱和产生，就像不可能从艺术家的概念中消除思想和限制一样。是兴趣、关注、爱心造就了一方，而另外一方也是同样造就的。在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古老争论被这样一个人赢得胜利，他在自身之内而不是在其他个人那里统一了艺术家和形而上学家的特性，这具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实际上，这个争论不是关于目标或者方法的，而是关于情感的。爱可以分门别类，有爱心之人的统一性却是始终存在的。因为柏拉图是如此的伟大，在他的情感中，他被分离了。一个不那么伟大的人，也许不能容忍这种分裂的爱，因为这种分裂的爱而使他把诗人和哲学家看作是彼此对立的。放眼看看，我们在文学和形而上学之间设置的围墙显得很恰当——标志着人们努力把属性的合法性和公式附加给精神性事物。如果曾经存在过一位不但是形而上学家而且是形而上学教授的人，那么他就是康德。但是，他宣称，如果他不相信他在他的理论学科和专业分类中也是为人类获得自由（为了启迪人类）而进行奋斗，那么他将会把自己看作不如田野里的劳作者那么有价值。

对于爱默生来说，他首先对一种片面性和夸张性进行了嘲笑，并且过分地提升了他的创造性而牺牲了他的反思方法。实际上，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个体的人只是进行安排的一个方法或计划。这个说法是对爱默生的充分描述。他的唯心主义是对思想者之思想被极大 提升能力的信仰。“历史，”他说，“和世界的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是直接依靠在人类心灵中的理智分类。”并且，“当伟大的上帝对这个星球上的思想者放任自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提防。那个时候，所有事物都处于危险之中。人的希望、他的心灵之思想、国家的宗教、人类的风俗和道德都受到新的普遍化的支配。”以及，“任何事物看起来都是持久的，除非它的秘密被认识。自然看起来是让人恼怒的稳定和长久，但是它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都拥有一个原因；并且当我理解了这一点，那么这些领域是否就会延伸得如此不可改变的宽广？这些树叶是否会如此独特而多样地悬挂？”最后，“在历史中，一个观念总是像月亮一样高高悬挂，并且控制着在一代人所有的心灵中同时产生的潮汐”。实际上，很多次，人们都倾向于把爱默生的整个工作看作是对理智的赞美，对思想的创造万有和扰乱万有的能力之赞美。

因此，为了补偿爱默生的灵魂，有人会描绘他的思想、他的方法，甚至他的体系。这一点可以在以下事实中发现，即他采用区分和分类，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这些区分和分类在他们的体系中是真实的；并且使它们适用于生活，适用于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唯心主义中有很多等级，我们首先学会从学理上来使用它，就像磁铁曾经是一个玩具。接着，我们在青年和诗歌的繁荣时期看到它也许是实在的，它也许在部分上是有些实在的。于是，对它的支持变得坚定而重要，接着我们看到它必定是实在的。它现在表明自身是伦理的和实践的”。唯心主义本来对教授来说是学术理智的事情，对于高尚的青年来说是一种希望；而对于爱默生来说，是对在所有人生活最实在的世界中的事实所进行的精确描述。

这种与直接生活的相关性，是他用来试验任何哲学家的主题。“我们接近的每个新的心灵似乎都需要，”他说，“放弃我们所有的过去和现在的拥有。一个新的学说，一开始看起来是对我们所有的意见、趣味和生活方式的颠覆。”但是，当有人“毫无保留地屈从于牵引他的那个东西，因为它是他自己的；他将要拒绝那个不会对他进行引导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他自己的。我会为我的理智完整性而牺牲1000个埃斯库罗斯，否则，我就是愚蠢的。特别是对于抽象真理即心灵的科学，要坚持同一个立场。培根、斯宾诺莎、休谟、谢林、康德只是多少有些拙劣地翻译你意识中的某些东西。因此，不要胆小地钻研他的模糊意识，这是因为他不能成功地把你的意识重新呈现给你。总之，当最后它被完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著述者所传递给你的东西并不是深奥的，而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的状态”。采用另外一个说法：“亚里士多德、培根或康德提出了一些作为以后哲学发展之基调的格言，但我更有兴趣的是认识到：当他们最后抛出他们的重要话语时，这些话语只不过是一些大街上的每个人都熟悉的经验。”我认为有人错误地理解了爱默生所谓的折衷主义，因为他并没有看到这是把所有种类的哲学家、甚至是那些爱默生认为最可敬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普罗克洛，都要在现在的和直接的经验所提供的帮助下接受检验。至于那些因为爱默生习惯于在我们眼前像展示发光的珠粒一样罗列一连串的名字而谴责爱默生是肤浅地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只是显示了自己的迂腐，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有这些没有经过修饰的东西都是爱默生向普通心灵展示不同用途的符号。

爱默生像对待哲学家一样来对待他们的学说。柏拉图主义者宣称，绝对观念内在于世界和人类之中，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分有绝对意义；这种绝对意义个体化于个体之中，且个人借此来与其他人交流。但是，当这种宇宙的真理变得适合于宣讲时，它以某种方式变成一种哲学的真理、个人阐释的真理。它由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所获得，因此对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来说是实在的，也不是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完全实在的。但是，对于爱默生来说，所有的“真理存于大道（highway）”。爱默生说：“我们处于巨大理智的范围中，它使我们成为它的活动器官和它的真理的接受者。”这个观点不再是学术的，也不是诗歌，而是对当前经验的平实纪录，就像那些通过历史的传说、科学的工具、交谈的传播、商业的交换而丰富和增强了个体的东西。任何个体都是人类之长久而广阔的事业的焦点和路径，所有的自然都是为了人类灵魂的教育而存在——正如我们理解爱默生一样，这些事物不再是对分散的哲学的论述，而是成为事件的过程和人类权利的自然纪录。

爱默生的哲学与超验论者们的哲学有共同之处，他倾向于从他们那里而不是从其他人那里借用某些材料和描绘。但是，他是在大道上、在未被宣扬的努力中、在意外的观念中发现真理，这使他脱离了超验论者的冷僻性。他的观念不是固定于任何超越的、基础的或分离的实在之上，因此它们不必受到任何强迫。它们是此时此地的不同样式，并且自由地流动。爱默生担心精神的民主，他发现过分超越的和分离的所谓的超验价值拥有不可置疑的当前性 。当爱默生谈论历史的年代时，认为在那里 和在那时 是“粗野、原始和荒谬的”。他还划出了把他与超验论相区分开的界限——超验论是等级 （class ）的唯心主义。令人遗憾的是，唯心主义者经常与感觉论者联合在一起，剥夺了急切而短暂的现在 的精神性价值。通过这种有害的共谋的联合作用，普通人不能或者至少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爱默生所召唤它们自身的是如此被剥夺的一个世界。“如果人病了、无能了，是卑鄙的或者令人讨厌的，那是因为他的本性中有很多东西被不正当地抑制了。”

爱默生反对宗教信条和体系、习俗和制度，他支持把某些被盗用的东西还给普通人，这些东西以宗教、哲学、艺术和道德的名义从日常生活中被窃取过来并且转移到宗教和阶级的用途之中。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高明的是：爱默生理解到并且宣称这种盗用如何使真理脱离它的简单性，变成偏袒的或者自我拥有的，变成神学家、形而上学家和文学家的迷惑或者诡计——一个强制法律的迷惑、一个不受欢迎或者被拒绝的善意的迷惑、一个只在遥远处闪光的浪漫的理念之迷惑，以及一个被操纵的技巧的诡计、专门化行为的诡计。

出于这些理由，将要来到的世纪也许会很好地揭示现在所显现的是什么，即爱默生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民主的哲学家。我认为，柏拉图的同代人也许会发现很难对柏拉图进行分类。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还是一个狡猾的辩证学家？他是一个政治改革者，还是一个新的文学类型的创立者？他是一个道德的倡导者，还是一个学院的教授者？他是一个教育理论者，还是一个认识方法的发明者？通过很多世纪的说明和解释再来看柏拉图，我们发现，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柏拉图看作一个哲学家，并且赋予他以一个思想体系。我们就这个体系的性质和内容进行争论，但并不怀疑它是存在的。正是其间的这些世纪赋予柏拉图以他的方法，并且把柏拉图发展和构想为一个体系。100年对于25年来说多不了多少，预测并不是可靠的。但是，至少认为爱默生作为新世界中一个可以和柏拉图相提并论的公民的人能够确定地相信：即使爱默生没有体系，他依然是某种体系的提倡者和传达者，这种体系可以建构并且维持民主。这些人还相信：当民主阐明自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民主已经被爱默生所提出了。直到今天，这还是正确的，即爱默生说：“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命题、新的教条和对世界的逻辑说明，而是观察并且珍惜理智和道德的敏感性，并且使它们和我们并存。当它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会错误地思考。”我们很容易说爱默生是第一个并且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个理性的基督教徒。从对我们的共同性质之本能和冲动的这种敬畏之中，适时地出现世界的命题、体系和逻辑展现。因此，我们将会拥有哲学，这种哲学不会受到宗教的指责，并且知道它与科学和艺术的联系。

爱默生讨论了特定类型的心灵：“这种平静的、有根据的、视野广阔的灵魂不是急速的骑手，不是律师，不是地方长官。它存在于世间，并且思考着世界。”这些话语描述的是爱默生的灵魂。但是，这不是个人的价值或私人的荣誉。对于地球上成千上万个孩子来说，爱默生搬走了遮蔽太阳的屏障，从而使来自上天的光可以伴随着丽日和风，自由而欢快地徜徉。那些急速的骑手之所以肯吃苦耐劳，而又不屑于勾心斗角，是因为他们最终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万物终将为之服务。他们不屑于为自己辩白，但最终审判日到来之时，所有的律师都将为他们进行辩护；因为尽管错误堆积如山，但真理是自然所能容忍的唯一存留物。对于那些拒绝被称作“主人、主人”的人，所有的地方执法官都将恭敬如命，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情系所有人的事业，所有控制欲、强权、最高权力都将被踩在脚下。在这样的成功面前，即使那些对今日所谓的成功顶礼膜拜的人，那些对大众和帝国主义俯首帖耳的人，也会稍稍有所放松，因而至少暂时会赞同爱默生哲学的结论，那便是完整的、永恒的存在 （being ）与品性 （character ）的同一性。

（徐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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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3卷，第138—144页。

[2] 在爱默生纪念大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1903年5月25日在芝加哥大学）。首次发表于《国际伦理学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第13卷（1903年），第405—413页；以“拉尔夫·沃尔登·爱默生”为题再次发表于《人物与事件》（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1卷，第6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