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为自由 一个自由主义者谈自由主义 [1] [2]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进取的运动，兴起于英国。它是由两股潮流汇合而成的。其中一股潮流是人道主义和博爱之情，在18世纪晚期非常活跃。它有很多形式，现在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潮流。人道主义的表达是这样的：人是他的兄弟的守护者。世界之所以充满痛苦和邪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由于没有这种认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对广大儿童严酷和残忍的影响是令人发指的。

这种人道主义运动本身就表现为很多不同潮流的汇合。例如，其中有卢梭产生的巨大影响，卢梭是被遗忘的人和被遗忘的群众学说的真正作者。他对文学的影响，和他对政治的影响一样大。它促进了18世纪英国平民小说的产生，这种文学影响在19世纪狄更斯的小说中有生动的体现。

大多数18世纪的思想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反对理性重要性的观点独立于卢梭，却由于卢梭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即使没有论证也可以感觉到，理性专属于特选的少数人，群众则受感觉和本能的影响。世界的希望在于使同情本能自由地发挥，而不是逻辑和理性。

这种新态度表现为崇尚“多愁善感的人”，这曾经是某个时期英国思想的突出特征。同一态度的另一表现是对“高贵的野蛮人”的兴趣。人们以完全虚幻的方式设想这种人是独立的，摆脱了常规和习俗的羁绊；除此以外，他还被理想化为本能的、情感的生物。

最终加入进来形成人道主义思潮的另一个影响是宗教。在英国，激发这种思潮的是卫斯理公会派运动，这个教派特别关心“低等的”、被忽视的阶级。但是，它也影响了既定的教会。热情积极的传教士热衷于解救人们的灵魂，特别是那些低贱、贫穷的人们的灵魂。这种激情很快变成通过废除粗暴残忍的不平等来改善穷人处境的努力。

这场被宗教煽动起来的运动不断攻击奴隶制，攻击监狱虐待，攻击野蛮和机械地经营慈善事业的方法，并通过工厂法律攻击矿井和工厂中女工和童工的不人道处境。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新教福音派的激情是前进的动力。

加入自由主义形成的另一大思潮源于蒸汽在工业中的应用对制造业和贸易的刺激。这场运动的伟大精神领袖是亚当·斯密。他的理论在制造商和贸易商那里得到了加强，他们努力摆脱法律和习俗的束缚；那些法律和习俗限制了劳工的流动自由，使市场价格服从于法律规定的价格，妨碍了交换自由，特别是与外国市场交换的自由。

这一大堆的限制趋于把新工业扼杀在萌芽状态，它们沿袭农业封建制度并由于土地占有者的影响而保持着威力。由于束缚、压迫条件表现为法律，并由于法律是政府发出的控制人类行动的声音，于是政府被当作自由的大敌；人类工业服务于人类需要的满足，而对于人类工业的干预就成为主要的原因，这导致进步受到阻碍，利益和谐与和平不能成为主流。

有人主张，生产自由将成为激发人类进取最大的刺激，并自动地把人类能力引入这样的渠道；这些渠道由于给个人带来了最大的报酬，因而也对社会最为有利。交换自由将造成一种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自动造成利益的和谐。这个学说的否定方面是反对生产和交易中的政府行动，这个方面在自由放任原则中达到鼎盛：政府方面完全放手，生产者和交易者方面在增进自己的利益时有最大的活动自由。

这个历史概述不仅仅是历史。任何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理解，都不能缺少这样的历史概述。因为尽管两股潮流汇合了，但它们从未融合过。

尽管人道主义运动在个人自愿奋斗上最活跃地表现出来，但它决不反对利用政府机构来完成它的改革。事实上，多数改革没有政府的干涉就不能实现，如废除奴隶买卖、监狱改革、消除使用女工和童工的恶习。

喊着社会公正的口号、向着所谓社会立法前进的整个运动就是从这个源头发端的，并且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政府行动。因此，从一开始，自由主义就有一个内部的分裂。任何企图用两条源流之一来定义自由主义的做法，都受到另一源流支持者的坚决否定。

从历史上看，这种分裂在边沁那里有具体的体现，他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不论他知道与否，他的主导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自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运动。但是涉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站到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队伍里，尽管有一些例外，比如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

他坚决支持采取政治行动来革除司法程序、法律制定、法律制定者选用办法等方面存在的弊端，但他认为，有待改正的弊端正是由于政府过去未能把自己限制在恰当范围内才产生的。他相信，一旦消除了政府的出格行为，个人独创和奋斗精神的自由发挥将提供可靠的进步道路，并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已经指出，自由主义的内部裂口从未愈合过。在欧洲大陆，所谓的自由党几乎全是大工业、银行业和商业的政治代表。在英国，自由主义忠于传统精神并在英国事务上高度妥协，成了两种源流的混杂，一会儿朝这边倾斜，一会儿向那边倾斜。

在美国，人们把自由主义主要等同于这样的观念，即用政府机构去补救不幸的阶级所遭受的痛苦。在进步运动中，它是“向前看”；至少在名义上，它是公道政治（Square Deals）和新政背后的东西。它支持雇主责任法、规定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法律、反血汗工厂的立法、公共救济和公共工程对私人慈善的补充、公共学校的大量拨款、对高收入和遗产征收高额分级税。总之，只要劳工和雇主发生冲突，它总是站在劳工一边。

它的哲学很少是清晰的。但是，就算它有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即：政府应该经常进行干涉，以利于富人和穷人、特权过多与特权过少的人达到处境平等。由于这个原因，另一派或自由放任派的自由主义者们经常攻击它，说它是浅红色的社会主义，是伪装的激进主义；现在最受青睐的指责是，它受了莫斯科的蛊惑，影响到世界每一个地方。

事实上，直到现在，自由主义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试图改变经济制度的基本状况；或者说，除了改善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以外，它没有多做什么。由于这个原因，激进分子比保守分子更强烈地攻击自由主义。在激进分子的嘴里，自由主义是一个应该受到蔑视和指责的词语。

尽管存在这种极端的冲突，自由主义的两派都声称它们致力于同一个最终的理想和目标。这两派的口号都是最大可能的个人自由。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由和个性在哪些领域最为重要，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自由和个性。

只需读一读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的公开言论，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珍视的是经营商业的企业家的自由，并且他们几乎把这种自由当作所有自由的核心。

对于自由联盟的发言人，对于坚持直率的个人主义学说的前总统胡佛，任何干涉这种特殊自由的政府行动都是对自由本身的侵犯。他们重视的，主要是个人的强壮、独立、首创精神及活力；拥有这些品质的，是在现行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达到顶点的个人。这些人面临的指责是：他们把自由和直率的个人主义的意义等同于维护使他们兴旺发达的体制。

这一指责因下面的事实而更加有力：他们多半支持保护关税体制，而最初地道的自由放任自由主义者一些最强烈的攻击就是针对这种体制的。当工业处于困境时，“直率的个人主义”一词的作者利用政府通过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来援助工业，就我所知，反对政府干涉的人对这个臭名昭著的政府干涉私人企业自由经营的案例没有提出抗议。

最卖力地鼓吹这种特殊自由的发言人，从来不抨击土地垄断。如果他们对亨利·乔治有丝毫的想法，那就是把他看成一个最具颠覆性、最危险的激进分子。正是他们自己建立了如此集中的金融和工业体系，以至于达到半垄断或彻底垄断的境地。

另一派自由主义者的矛头直指刚才提到的那些事情，他们断言，不顾社会后果、追求私人利润的工业体系，事实上对民众个人的真正自由产生了最不利的影响。

关于我所说的自由和个性的范围，他们的理解与那些自称自由捍卫者的人相比，更为宽广，更为丰富。他们认为，自由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思想、表达、文化机会的自由。他们还认为，即使在经济领域，没有一定的保障就没有自由，而现行经济体制拒绝给予千千万万人这样的保障。

他们指出，工业、银行业、商业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纯属私人的创造和进取。因为私人企业活动的结果以如此深入和持久的方式影响了如此多的人，以至于整个工商业浸染着公众利益。由于工商业有社会后果，社会自身必须通过逐渐增强的有组织的控制来寻求产生这些结果的工业和金融方面的原因。

因而，我本人并不怀疑，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身政策的结果。任何不能为大众提供基本保障的体系，都没有资格宣称它是为了个人自由和发展而组织起来的。任何人和任何运动，只要真正有志于这些目的，而不是为追求私人利益和权力打幌子，就必定在思想和行动上把重点放在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上。

目前，这些手段便是努力加强社会控制的集体主义。人道的自由主义若想拯救自己，就不应仅仅对付表面的症状，如不平等和压迫现象等，而更应该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自由主义若要在当前条件下延续，就必须变得激进，这就是说，不是使用社会力量去减缓现行体制的罪恶后果，而是使用社会力量改变这个体制。

然而，在很多人，包括声称拥护激进主义的人和仇视它的敌人看来，激进主义等同于改变现行体制的一种特殊方法。在他们看来，它意味着用暴力手段来改变现行体制。这种激进主义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反对它。因为不论从历史上说，还是从本性上说，自由主义旨在用民主方法实现社会变革。

强迫人们自由的观念是一个老观念，但它在本质上与自由对立。自由不是从外面赠送的礼物，不管送礼者是老式的王朝仁政，还是新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主义独裁。个人只有投身于赢得自由的事业，才能够拥有自由。这个事实，而不是某种特殊的政治机制，才是民主自由主义的本质。

有人反对用民主的方法取得社会控制，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家完全没有耐心并渴望走捷径，殊不知，如果走捷径，其目标就会落空；还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俄国革命，他们完全忘记了一个事实：整个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民主传统，它的人民习惯于独裁统治，而独裁统治与西方国家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另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优势的经济权力，简称为富豪或“利益集团”，它们夺取了民主立法和行政的机器。

对在特殊利益集团剥削条件下的民主的实施表示不满，是有道理的。但是，认为救治的办法是暴力和阶级之间的内战，那是自暴自弃。

如果采用暴力和内战的办法，那么，结果要么是法西斯主义，公开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要么是相互斗争的两派同归于尽。民主的社会变革方法是缓慢的；不民主的东西冒充民主，给民主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疾患，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是艰难的。但是，民主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它相信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只有通过个人自愿的合作，个性的发展才是安稳和持久的。

（熊文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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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18—223页。

[2] 首次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zine ），1936年2月23日，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