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为自由 自由主义的意义 [1] [2]

英语词汇史上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自由”这个词居然先用于教育，后来才用来表示慷慨大度。自由教育就是自由人的教育。自由学科是适合自由人钻研的学科，相对照的是用于训练工匠的学科。这意味着，实际上，文科（liberal arts）和自由教育限于那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它们属于那些区别于“下层社会”的绅士们。追溯这些观念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些观念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学校教育。在这个国家，那些因为完全自由而骄傲的人自然接管了他们的主要学科，尤其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而旧大陆认为，这些学科就是为绅士过上等人的生活做准备的。

然而，我现在的论点与此无关。在我们这里，自由 [3] 与公立 学校的观念赖以形成的基础是：男女都真正自由的国家要求学校对一切人开放，并因而用公共税收支持学校。总体上说，国家在每个人都能接受学校教育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不过，上述理论上提供的机会由于经济状况不佳而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我这里所关注的是自由主义的意义本身。

自从一百多年前“自由主义”这个词流行起来，它的意义经历了很多变化。这个词后来用于表示一种随着民主的兴起而生长和传播的新精神。它蕴涵着对普通人（the common man）的新关注和一种新的意识：普通人，人类广大群众的代表，具有一些潜能，由于体制和政治条件的原因，这些潜能被压制，不允许发展。在这个词的两种含义上，这种新精神都是自由的。它标志着一种宽宏的态度，对劣势的一方、对那些没有得到机会的人的同情。它是广泛兴起的人道主义博爱的一部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自由的，即它的目标是扩大一些人的自由行动的范围，这些人长久以来不能参与公共事务，也没有机会因参与公共事务而获得好处。

然而，18世纪晚期和整个19世纪存在的条件，致使自由主义不久就有了一种有限制的、专门性质的意义。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人构成的阶级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受到的限制，最积极地致力于消除限制和最有序地组织起来去进行反对限制的战斗。一方面，蒸汽在生产上的应用带来了商品生产和分配的革命，为人类的能量和抱负开辟了新的途径，它能比任何手工生产都更有效率地供应商品。另一方面，存在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封建时代的大量的规章和习俗，它们妨碍和阻止了这些新能量的表达。而且，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们代表着旧式农业社会的思想和行动习惯。

于是，工业阶级的自由主义采取政治和法律斗争的形式，以消除新经济活动的自由表现所受到的限制。那些限制和压迫力量体现在制度上，而制度不难与政府和国家等同起来。所以，有组织的自由主义的口号是：“请政府不要插手工业和商业。在这些领域，政府行动阻碍着具有最大社会价值的活动的发展。这些新工业活动以更低的价格、更大的数量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产品，这是旧体系不曾做到，也不能做到的。这些新工业活动鼓励发明、激发进步。它们为一切创造、工艺和劳动提供报偿，从而提高活力和积极性。自由的商品交换将人民、国家以共同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全人类充满和谐与和平的时代即将到来。”这就是他们的宣言。

由于这些断言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作出的，所以它们有自己的理由。能量的大爆发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工业生产以外的许多创新行动也是如此。但是，随着这个新社会群体赢得权力，他们的学说僵化成一个教条：工业经营者有不受任何有组织的社会控制的自由。因为法律和政府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曾经是人类能量解放的敌人，于是就宣告它们是人类自由的永远的敌人。放手不管的观念在特定情况下有着实践上的便利，却僵化为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教条。这个新经济利益群体比以往的农业阶级更好地组织起来，极为有力地控制了社会力量。

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的利益具有一些反社会的后果，于是，经济与政治的完全分离（无政府的工商业）、孤立的个人主义、有组织社会导向的否定，便以永恒的真理面目出现了。同时，慷慨的同情精神这个早期自由主义的标志分裂了，它仅限于慈善活动；当它影响到立法和行政的时候，仅限于针对明显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补救性措施，丝毫没有触及产生这种症状的体制。在这个国家，甚至这些补救性措施也受到统治阶级的强烈反对。然而，弱势阶级其实是统治阶级最后的剩余财产，因为这些措施将使民众能够长久地忍受这个沿袭下来的体制。

一开始，运动的方向是人类能量表达的更大自由，提出自由主义是要给予每个人新的机会和权力，结果却变成了对大多数个人的社会压制。人们几乎是将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等同于取得经济成功的能力——简单地说，等同于赚钱的能力。它没有成为加强和谐与人民相互依存的手段，它产生的结果证明它反而造成分裂：帝国主义和战争就是证据。

更多地给个人自由、释放个人潜能的观念和理想是自由精神的永久核心，它像以往一样合理。但是，工商业上升到统治地位，便在事实上给予少数人反社会的自由；把直率的个人主义等同于不受控制的商业活动，僵化了大众的思想和行动。同时，生产和分配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有可能进行大规模工厂生产和通过交通设施进行大规模分配，而这些事情的原因却被少数人牢牢地抓在手里用以谋取自己的利益。生产力释放的原因，是实验科学的兴起及其技术应用。机器制造和专业技术能力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人物质富足和物质保障的时代可能来临，这为人类文化之花盛开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些人掌握着由社会创造的权力，却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因此，只有把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控制权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自由主义一直宣称的目标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仍然是有效的，但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要求彻底改造经济制度，以及依赖于那些经济制度的政治安排。由社会创造的力量和机构必须由社会来控制，从而增进一切个人的自由，联合起来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即建立能够表达和促进自由的生活。为此，这些变革是必要的。

（李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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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85—287页。

[2] 首次发表于《社会前沿》，第2卷（1935年12月），第74—75页，“约翰·杜威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