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对决 [1] [2]

每个人都知道，早在战前，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就构成了五大列强争斗的背景。经由这场战争，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俄国和德国已不再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大不列颠和法国在一场生死搏斗中，把它们的精力、注意力和资本全都抵押了进去。这让日本成了战场上的霸主。按照已确立的国际外交规则，它充分把握了这一有利时机，用以改善它的国家地位。很难说其他那些参与这场比赛的国家的公平竞赛风格会使它们对日本的成功满腹抱怨，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日本的同谋。日本和俄罗斯之间某种类似攻守同盟的东西已臻完成，但后者看来似乎仍是个强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则与日本达成了秘密协议。在所有这些场合，日本的盘算是要中国为之付出代价的。直至有关太田在斯德哥尔摩活动的详尽报道得到证实或被否认，作为第五位参赛者的德国人是否还未与日本进行谈判仍是个问题，中国仍要付出代价，但这回俄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可能的牺牲品呢？

日本显然造成了对它有利的战场态势。然而，近两年来，一场对决正在升级，这场对决涉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它的国际关系。这是一场与操控着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观念和理想相关的对决。它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抑或它还是继续沿袭专制政权的传统——是否考虑以共和国或帝国的名义则还在其次。就国际方面而言，问题在于能否通过某种临时性的国际监督，使中国的完整得到恢复和保持；或者中国是否要走日本的老路，这条路使日本成为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欧洲侵犯并确保西方国家尊重的唯一的亚洲国家。可是，这种观念和理想上的对决需要具体化。美国和日本就是两个使这种理想之争得以展开的载体。驾驭形势的力量，而非有意识的选择，决定着这场对决的形貌。

详言之，就西方列强玩弄的这套秘密外交的手段来说，日本也许正是一个独具慧眼的学生，但它有权声称，它从来没有隐瞒制约着每一特殊步骤的最终目的。它所宣扬的目的，就是把亚洲至少是东亚，从外国也就是欧洲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亚洲的门罗主义、亚洲人的亚洲，是一个人人皆知以至势不可挡的信条。每个日本人都有资格声称，如果外国人把日本对中国领土完整所作的保证竟然不是从 反对 欧洲侵略者这层意思上来理解，那么受到责备的，只是外国人自己的愚不可及。日本还认为，它信守对朝鲜领土完整作出的保证——用一种在当前条件下唯一有效的方式，信守着这种保证。换言之，对于让中国把中国振兴起来这一结论而言，长久不变的小前提就是由组织化、军事化了的日本对软弱、无序、停滞的中国行使保护国的权力——日本已采纳西方的科学、工业、教育和军事的方法以便转而用它们来反对西方，使东方、亚洲的文化和领土保持完好无损。在“二十一条”要求以及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其他谈判的每一段言词背后，都潜伏着这类疾言厉色、明白无误而又未说出口的话：你要依靠日本的绝对保护，这样才能保证你得到与日本享有的同样的国际威望，以及和日本一样免遭瓜分计划、租借地、势力范围和经济奴役。舍此，你没有其他途径用以确保你的完整、自由和尊严。

当然，日本无意中积累了物质和产业上的巨大优势，更不用说那种对不可胜数的人力发号施令的军事优势了。但只有极端民族主义偏见的盲目性，才会使人看不到宏伟计划含有许多想象性的东西，就像曾经把任何西方列强实现其民族命运和使命的计划包装起来的那些东西一样。夹在日本人和欧洲人争夺对亚洲的控制权中间的，是把最终的威胁挡在自己国门外的冷漠挖苦的美国人，他也许易于保持一个中立观察者的地位。正如现在看到的，日本已赢得了官僚政府统治的中国——至少是赢得了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这并不意味着那样的基本想法已获赞同，或者如今在玩弄中国这出游戏的那些官员们不再盼望着，总有一天会发生使日本放松对中国掌控的事情，但他们的确认可了让日本用以实现其目标的特别行动。如果行动变得过于强加于人，例如发生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那种情况，他们会提出强烈的抗议。爱国主义被抛在一边，他们本人的财产利益、地方势力和威望要求他们对日本人的得寸进尺进行阻挠和抵抗，直到日本准备支付索要的确切价钱为止。

日本已经赢得了中国的官方统治派系，这一点可由围绕中国的和谈代表拒签和约的事态得到佐证。在政府对学生运动作出的让步中，政府作出了一个坚持把山东归还北京的半带约定性质的东西，却从来就没有同意代表们拒绝签字；而按照这种含糊约定发出的训示到达巴黎时，则是代表们拒绝签字以后了。这些代表们秉持自己的责任感，并在整个国家反对他们接受官方训示的道义支持下，没有签署和约。如今，政府尽可能对这件事加以掩饰，企图一方面取得民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安抚日本。它极有可能仍会要求巴黎的代表事后再签字。但军国主义的亲日集团由此会使它的道德权威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甚至可以设想，这时如若被迫签字就发出了一个民众革命的信号。

简言之，日本的宏大计划没有估计到这种形势中的最本质因素——中国民众。这种失败的程度可从这一事实推测出来，即在美国的日本宣传家们有时将他们在中国的使命与他们好心指出的美国在墨西哥的使命相提并论。中国以它的四万万民众以及作为日本文明的创始者，并不认为自己像墨西哥那样要等待日本的拯救。说是中国本身的骄傲、无知、民族自负、自尊或者对于相对的民族价值持有的真实意识都可以，如果你愿意，不妨可以这样说，但事实仍然在于日本误判了中国的心理。当它赢得那些官员的同时，却使自己成了民众的死敌。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以使中国投入日本的怀抱，即重新启动类似西方国家过去对中国示以尊重的外交。可以想象这帖药是苦口的，中国会把日本的统治看作两种恶行中较轻的那种，而西方国家光有良好的意愿也是不够的。它们甚至必须避开恶魔的外表，因为神乎其技的宣传总是随时准备告诉中国人——那些西方人如何想要来欺压他们。避开恶魔的外表甚至还不够，困难的任务莫过于找到并建立途径和手段，以提供给中国其所迫切需要的帮助，这必须从它外部给予，还不能引起它的民族嫉恨、怀疑、恐惧、对抗和对立。须知，这样一来，又要请日本帮忙来反对外国人了。

这就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了观念和道德势力对决中的另一个角色——美国的面前。当然，这基本上是情境的逻辑，尤其是情境的心理学，才把美国置于这一地位上，它实际上没做过什么事。如果美国的观念这时在赢得民众方面如同日本人强加给最有势力的官方集团那样有效，那么，这是由于引起反响的那种方式使然。当形成反差的情绪被深深地搅动起来后，观念化的作用就变得极为生动。对日本的恐惧，即孕育着对美国的信任。毫不奇怪，日本因其对于民族心理的蹩脚解读，已被眼下中国的亲美情绪的迸发搞糊涂了，它在其中看到的只能是那种搞阴谋以及花费无数金钱用于宣传的超人能力的证明。但事实上，形势比人强。中国在其绝望处境中创造了一个具备强烈民主意识、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的形象，后者尤其致力于为弱国确保国际的公理和正义。它仍然相信与美国一起去并肩作战的英雄传奇，同时会添加它自己的篇章。

对美国的信任是那么天真无邪，这一点可见于5月4日那天收集到的向美国代表们所致的各种祝辞。上海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真正的中心，下面是上海见到的一些演说辞的摘录：“如今你们伟大的国家正把正义和公理的原则引入遍及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之中。”这颇有点柏拉图哲学的味道，但往下几段话说到了具体的意义：“我们期望有一天，中国和美国能共同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正像你们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在维护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一样。”广州的同业公会对美国主导推进人权事业的国际会议表示祝贺，它毫不怀疑它对这种领导地位性质的理解，并说：“中国和美国必须持有共同的理想，中国和美国必须维持亚洲的和平。我们期待美国能对我们的正义之战提供帮助。”另一个演说（这回是妇人和女孩子们献上的）更是不同凡响，在谈到美国海军过去从未剥夺任何人的自由后，它接下去说：“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不得不从它的土地上把侵略者赶走，美国海军将发挥正义事业的影响力。”商业联合会用某种不同的声调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就是在这个独立日，我们吁请美国人来帮助我们获得独立，开发我们的铁路、水道，开发我们的资源，与中国合资以使我们从所遭受的商业奴役中解放出来。”

自然，所有这些字句中流露出获得实际帮助的愿望，以反对民众认为是打着帮助中国的幌子而决意要统治中国的那个国家；但同时渴望物质帮助，渴望海军、陆军、外交、金融方面的帮助，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些演说背后展现的，不止是某种使国家得利的精神。对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还与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国的民族抱负密切相关——直至今日，这一抱负仍可悲地遭到挫败。日本在这样的形势下出演了一个掠夺者的角色，而美国则被指派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这一形势同样使日本成了中国本身的专制、军国主义政府的象征，而美国则成了事关中国进步与否的自由民主政治的象征。如果人们没有从中看到中国为自己投射的民主希望，那他们是不会理解目前中国对于美国的理想化的。我不再详尽引用这些演说了，但每一篇我曾提到的演说都相当感人地谈到这一事实：当这个庆祝了八年之久的国家仍在为共和政体而战，还没有赢得胜利的时候，美国的7月4日却标志着一个成功了的事实。日本被传统的统治派系的官员蒙在鼓里，至今还没有看到在它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和中国大众生活的民主模式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也许这就使人不用感到惊讶，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代表会对中国本质上的民主要素频频产生误会，并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把中国带向和平和秩序的美好境地。尽管相对而言，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明确有力地主张这种民主；然而这些少数人 懂得 ，沉默的大众也 觉得 ，唯有它才符合中国人的历史精神。美国从来没有使自己成为一张反映着日本官僚专制体制的民意的票据存根，而上述事实应对它有所提醒了。

这是一种让美国人更感到蒙羞而不是自豪的形势。我们的国家将度过一个艰难时刻，以担当起它已扮演的角色。困难不仅是理智和道德上的，而且涉及实际判断和机敏的行动方面。我们具备了所需的素质和活力吗？或者说，我们会再次徘徊于灵活的商业精神和无用的夸夸其谈的理想主义之间吗？总而言之，需要发挥理智的精力和耐力来构想出一种一以贯之并可以操作的计划，并予以坚守之。

谈到迄今为止的远东局势，美国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求得和平解决。美国的行动，也包括国联的行动，就是如何用它以其宣称的世界民主理想的代表身份去对它的行动自由和行动力量施加影响。至少对中国来说，它害怕一个缔造着可靠的民主世界的美国由于与那些仍不为处理国际事务中民主理想所打动的国家保持的密切关系而使自己受到连累。如果与协约国协力发挥作用的美国在巴黎被迫对它确信的山东问题作出妥协，中国宁愿去信任已免于这样承诺和纠缠的美国。总之，国际关系中的民主涉及的，不是代理机构的问题，而是目标和结果的问题。就远东来看，某种情形下，比之让美国待在一个联盟里，而联盟的其他成员又不相信美国的理想，一个单枪匹马的美国更能有效地充当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工具。但无论联盟存在与否，美国要考虑的远东问题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第一项必要条件是一种明确而公开的政策，一种先由国内讨论并使世界得以了解的政策。然后，我们即需准备以行动来作为它的后盾。不以理智的行动、坚毅有力的行动支撑的理想主义，将很快使我们在远东变得人微言轻——并把我们的命运拱手交与军国主义支配。考虑到国际性联合放款团的构成和功能，举个典型的事例来说吧，我们不能继续爽快地向法国贷款了，如果法国同时又在支持日本政策的话。这或许只是个假设的例子。但我们很需要这样来问一下，美国是否仍然意识到目前掌握在它手中的强大力量，一个访问远东的人得到的深刻印象应当能衡量出这种力量有多大——同时，我们又要问，是否人们已用愚蠢无知的理由把这样的一种力量多半浪费掉了。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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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61—166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10—112页。注明的文章发出地点和日期是北京，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