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理想主义的不可信 [1] [2]

人们会记得，凡尔赛和会就日本对中国所提要求作出的决定是在四月底宣布的。当我在中国一个教育中心进行演讲时，请老师和学生把他们所提的问题记下来交给我。提问题的人相当多，其中用不同方式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有关问题大致如下：“战争期间，有人要我们相信，德国人被打败后，将会确立一种以对所有人的公正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此后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也许不用诉诸权利；弱国会和强国得到同等的对待——确实，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确立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无论它们的面积和军事力量有多大。由于和会的决定显示出国家间仍会诉诸权利，强国会用它自己的方式来对付弱国，中国难道没必要采取措施去发展武力，为了这个目标，难道军事训练不应成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正常部分吗？”此后的每一次讲学聚会，这个问题都是最突出的一个话题。

我们暂且不去联系中国来讨论这里涉及的问题。中国只有通过工业和经济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强国。任何与这种发展无关的军力扩充，只能延长目前的混乱局面，并且至多也就是制造出一种有关国家实力的幻觉。然而，我国每一个支持美国参与战争的人，是以理想主义的理由来领会这个问题的含义的。对那些总体上强烈反对战争的人来说，这使他们获得了与和平主义人士决裂的特殊力量，因为他们通过这场战争看到了实现和平理想的途径——切合实际的军备削减、废除秘密的少数人的外交、废除特殊的结盟关系、用质询和讨论代替密谋和恫吓、摧毁凌驾一切的专制政体以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运作的国际政府，由此走向消除战争的时代。一旦采取这种立场，人们就可以变得理直气壮。如威尔逊总统正在朝着“取得最好的”现实成果的方向迈进，所有基于理想主义的理由支持美国战争的人也都情不自禁地想要得到战争的最好结果。但是，“得到战争的最好结果”，意味着使不合心意的特质变得模糊，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结果，那些转而支持战争的反战人士就有责任联系他们以前的专业和信念，对实际结果作一番不寻常的探究工作。那些认为企图通过战争来推进永恒和平理想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们的说法是否言之成理呢？有人会想到，这是人们在推销理想主义的行话，使他们轻易地接受这类包裹着一层糖衣却充塞着暴力和贪婪的苦涩内容的行话吗？是否只有极端的和平主义者、绝对主张和平的人，才能提出一种没有污点的理想主义的有效主张呢？人性和自决的（self-determination）理想，以及对于弱者的公正，是否借助这类要人们铭记的行话，已无望成为让人相信的东西了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想主义的目标已遭致巨大的失败。那些一贯坚持反战立场的人要用他自己的正当理由站出来说话，他有资格来夸耀个人的胜利。表面上看，他的对手——我是指同样为自己寻找理想主义理由的那些人——已没有很多要说的东西，除非是讲讲那些诚属可信却相当贫乏的理由，诸如要是没有美国参战，德国人胜利了，事情就要糟糕得多等等。可是，失败总要归于没有以理智和力量作为支撑——或进而言之，没有以理智地运用力量来作为支撑点的理想主义的失败。看来好像还是要让反战人士来作一番小小的尝试说明一下，目前美国战争目标的破灭要归于这一事实：美国运用了“极度的武力，不加限制的武力”，却仍被自负且情绪化了的和平主义搞得昏昏然。或许可以公允地说，失败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充分使用了武力，却没有理智地使用武力。美国的理想已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中破灭了，因为带入战争的有我们的感伤情绪、我们视为灵丹妙药的那种道德感的附属物、我们对于“正义”必定胜利的虔诚的乐观主义、我们那种可以用体力来做而只有靠理智才能做成事情的儿戏般的信仰、我们那种以为道德和“理想”具有自我驱动和自我践行能力的新教徒式的虚矫态度。

如果代表理想正在起着作用的是有限力量的原则，那么，我们很早就应当获得尚未实施的秘密协议的完整信息，因为战争行动有赖于首先除掉各种障碍。并且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盟友的不信任以及那种苛求，即到他们有紧迫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帮上忙？这正说明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感情主义，我们不愿意随时准备用力量来捍卫我们的理想。我们和我们的盟友要么是在为同样的目的而战，要么不是在为同样的目的而战。我们不需要表现出道德上的慷慨大方，让他们能够声称为了民主的目的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事实上，他们却用它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我们这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在感觉良好的阶段哪怕对于在恰当时刻运用理智抱有十分之一的信念，那么，我们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就会把许多障碍物清除掉了。这些障碍物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确保有一个与我们的理想主义相符合的和平结果。把那些应被指责为因我们缺乏常识而造成的结果视之为理想主义的失败，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了。

过去的历史应该表明了，被有关当前形势的任何知识证实的是何种东西——人们通过战争获得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它所断定的东西并非是获得和平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知识。紧迫的战争将这样的人推到前面，这种人能够面对环境的直接压力迅速作出决定。这样的政治家必定是好斗的、近乎玩弄游戏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们最多也就是战争政治的代表，他们并没有对和平状态下的长期利益和结果进行探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安吉尔先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告诫人们，要制定出民众代表参与和平会议的责无旁贷的必要条文。每个听他讲过这番话的人，都对这种合理的提议印象深刻。但是，最后什么事也没干成。难道这就是我们在理智地运用力量吗？

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威尔逊总统，他对证明这个规定是一个例外。由于我们的选举制和政党制度包含的不测因素，他在议会中是个未被战争的紧迫性赋予其地位和影响力的人。他代表的不只是一般代议制能够容纳的东西，而且是和平时期人民和政府的正常利益。然而，他实质上受到了某种念头的支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种想法以为，似乎通过某种魔法变出来的、没有发言权的大众能够通过他发出有效的声音。他似乎认为，与所有代议制政府积累的经验相反，他可以“代表”普通民众未被代表的利益，这些民众主要关心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很难想象，这类最大限度地动用力量的任何想法不会招致更大的嘲弄，即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诉诸外交官们对地球上散乱无序、无知无识的民众所做的即兴发挥，就能对一种正义的决定作出担保。当他倾向以这样的方式行动后，外交官们只得向他指出，他的行动会减少政府部门每况愈下的权力，增加民众的不安，并贸然使欧洲一下子陷入政治革命的漩涡。自那以后，他不再全然只顾谈论自己，更不说要“代表”地球上未被代表的民众了。确实，他为民众关心的阜姆 [3] 问题发出呼吁，但所造成的可感触到的主要效果正是加强了帝国主义日本对中国民众的侵害。

美国本可以运用另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力量来体现它的战争理想，它仍然能运用这种力量，虽说未必起到那么大的作用，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力量。最近几年，世界是否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是值得怀疑的。美国几乎“不加限制地”对欧洲的一些政府提供钱款和信贷，不管它们是否支持过美国已宣布的政策，不仅如此，提供的范围还扩及千方百计诋毁美国的那些政府。毫无疑问，普通的美国人对这一事实颇感自豪。我们如此慷慨，如此不计利害，并不讨价还价或强加条件。简言之，我们像小孩那样显得如此天真烂漫，对成熟的理想如此无动于衷，以至宁愿通过采取大贵人似的行动赢得的名声来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这使我们的感情主义达到了巅峰。要是欧洲的政客们用一种不折不扣的庸俗手段来与我们玩游戏，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肯定还会成倍地增加，它们表明，并非理想主义而是 我们的 理想主义，是不可信的。这是一种隐约包含着感情和良好意愿，不考虑对如何有效地使用手中的力量作出判断的理想主义。或许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威尔逊总统的错。某些人有权从这类诉求中获益，但也只是某些人而已。威尔逊总统是为了慰藉我们的虚荣心而找来的替罪羊。但是，他成功地将这种理想诉诸美国民众，引导他们走近这种理想。

如果他们——如果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他是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赢得效果的。历史也许会记下他那符合美国民众精神的理想主义的讲话；而对他的责备不是说他背叛了美国精神，而是说他过于尽职地将其弱点具体化了。举例来说，用力量来展示我们成熟的理想，肯定包括要给予所有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以思考、发言和写作的机会，这些人会对威尔逊总统明确指出的目的最终表示同情或理智上的支持。然而，我们采取了压制自由发言的政策、间谍活动的政策、对反动分子的暴力和放纵倾向起鼓励作用的政策。我们极易为此指责威尔逊总统的个人欲望，他要扮演阿特拉斯 [4] 那样的角色，独立地支撑起一片自由理想的天空，确切地说，他那自高自大的同伙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民众，他们的感情冲动、执著于为自由而献身是主要的原因。在国际事务上，由我们的孤立主义造成的不成熟和不老练或可使之情有可原，而如果我们并不怀有对那种脱离理智、脱离运作和操控能力的传统新教徒式的道德的信任，就不会采取如此这般的感情形式。我们的基督教已化为一种模糊的感情和乐观主义。我们认为，它们是对天启的一种虔诚信仰的标志；但从现实方面看，它们却成了无需借助对成功之本质作出任何理智上辨别的东西，相信运气，相信成功之感情的神圣性质。

也许要与理想主义和理想这类字眼作别，它们无望成为让人相信的东西。它们也许会成为浪漫主义、盲目的感伤主义、托付良心的同义词，或者会被视为把罪恶勾当掩蔽起来的文字装饰品。但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并非只是一套言辞。狭隘的部分的目的与充分的着眼于长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在某一时刻获得的短暂的成功，与在其过程中感受到的大量的幸福是不同的；把幸福看作是粗劣艰辛的生活要素，与把它看作是变动不居的生活要素是不同的。这里涉及的只是可以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加以说明的区分。当我们坚持从以下事实出发持续展开行动，认为这种区分有赖于对力量的使用，只能用理智来引导这种力量，那么，我们将继续待在这样的世界中。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将被认为只是事关意见、争执和个人趣味。使理想和力量互相对立起来，就是使这样的体系永恒化。问题不在于纵容理想而反对以现实的手段来使用力量。一旦造成了这种对立，我们就使我们的理想成了不起作用的东西，就会做出使那些将武力视为主要力量的人得利的事情。只有依靠组织化，坚定地利用现代生活的伟大力量——工业、商业、金融、科学的探究和讨论，以及人类交往关系的现实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才能成为合宜的东西。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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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51—155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285—287页；重印于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2 卷，第629—635页，题目是“力量和理想”。

[3] 阜姆，是前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里耶卡的旧称。——译者

[4] 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