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美国在岔路口 [1] [2]

Ⅰ.

美国在中国以及对中国政策的实际情况，在以后会比过去任何时候受到更严格的检验。日本报纸充斥着对太平洋会议上任何质询日本意图的抗议。假如美国报纸满是这样的警告就好了：就其友好的表示背后的诚意和明智的善意来说，美国 正在 这次会议上受到考验。世界不会止于“太平洋会议”。无论这次会议怎么重要，都无法阻止未来的发展；而美国将继续经受考验，直到它通过其行为确立一个持久而明确的态度为止。这是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上，列强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联合来支持中国对自由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正当愿望，从而挫败悲观主义者的担忧，实际情况也无法用哪个公式或哪一套外交协定来囊括。

但是，这个会议是更为广泛的局面的一个象征；而它作没作出决议，以及作出什么样的决议，会成为后续事件的决定中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有时候，人们不得不再次使用一种陈旧的论调，我们确实是处在一个岔路口；即使我们想要走老路，也还是会有一个岔路口，因为比起过去指引我们行为的那些目标和知识来，除非我们受到一个明确得多的目标和对事态一种更加广泛和明智的认知的指引，否则，我们就无法一直在这条老路上走下去。

某个英国通讯员关于美国将很快成为远东地区一个活跃的危险来源的担忧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想法，并不仅限于外国人所有；在美国舆论的一些圈子里，也盛行着被希本校长称为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的那种态度。所有公然自称激进人士的人和许多自由派人士相信，如果以前的情况比较好，那是因为地理位置不重要这个偶然事件，以及我们还不发达的经济状况相结合的缘故。因此，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如今已经成为一个所谓的世界强国和输出资本而非输入资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情况很快就会变得与任何其他这样的国家一样糟。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见解显然是凡尔赛会议带来的那种幻灭感在感情上的一个反应。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它起于对一个公式的依赖：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而美国是一个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感觉正确与否，没法讨论；无论是一种感情还是一个绝对的公式，都无法适用于分析。

但是，目前的状况中有某些特定的要素为我们把握未来提供了根据。对这些特定的要素可以进行测定和分析。对它们本质的充分认识，会成为防止犬儒式的理解变成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作一个预备性质的列举，当然，这种列举就像一切预备性质的观察一样，肯定是不充分的。虽然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定如何行事这样的宿命论公式之上的先天论证对我并没有吸引力，但那个公式还是道出了一些具体事实。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情况比较好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并不曾像一般外国列强那样，在国务院与大银行团之间拥有持续而紧密的联合。没有哪部翔实的中国发展史可以不把俄罗斯亚洲银行（Russian Asiatic Bank）、比利时外国银行（Foreign Bank of Belgium）、法属印度支那银行（French Indo-China Bank）和工业银行（Banque Industrielle）、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香港-上海银行（Hongkong-Shanghai Bank）等等放在显著位置来撰写。这些银行不仅与本国的铁路和建筑辛迪加以及制造业中的大集团，而且与他们各自在外国的办事机构相处得极其融洽。说大使馆和银行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像同一个身体上的左右手一样，这几乎一点也不过分。美国商业集团过去一直抱怨，政府没有给予美国的海外贸易商以其他国家的国民以同等的支持。过去，这些怨言主要集中在美国在外国进行的商业活动实际遭遇到的或自认为遭遇到的不公平对待。随着目前的资本和商贸增长，同样一些怨言和要求将不再与遭受到的损失有关，而是与促进、推进和大银行集团相联系的美国商业利益有关。只有头脑发热的人，才会否认大商人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既然我们对商贸和银行企业具有越来越大的兴趣，那么有什么能保证这种联合不会转移到国际政治上去呢？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由外国列强确认——并且经常由它们违反——的“门户开放”政策从今以后得到忠实的遵循，也无法充分确保我们远离这种危险。“门户开放”政策首先不是关于中国本身的单项政策，而是各个外国列强相互之间与中国有关的诸多政策。它要求不同的国家有均等的经济机会。如果它得到巩固，就会防止把垄断权给予任何一个国家：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列强对中国的共同掠夺成为不可能，这指的是一种组织起来的垄断；在其中，每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都有各自分得的份额。这样一种组织形式想必可以减少列强之间的摩擦，并因而减少未来的战争威胁——只要中国本身无力发动战争。想来，这种约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对中国本身有好处。但是显然，如果美国要成为任何一个这种约定的参与者，那么就会牵涉到对我们历史上在远东的政策的一个逆转。它在技术上或许与“门户开放”政策相一致，但它会侵犯到这种更加广泛的意义，美国民众一直以来都是在这种意义上对“门户开放”的理想进行理解和赞扬的。存在一些导致这种逆转的力量，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是瞎子。而既然我们或多或少有些盲目，那么睁大眼睛正视危险，就是不让它成为现实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中一种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是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而得到暗示的，即一个建立在经济和财政基础上的国际协定，或许对中国本身来说是有价值的。仅仅肯定这件事是可能的提法，受到许多人，尤其是激进人士的厌恶。看上去其中似乎有某种邪恶的东西。因此，值得解释一下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可能如此。首先，它显然会终结对“租借”区域的特殊占据、各种特权，以及已经损害中国如此之甚的势力范围。眼下，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它暗中指向日本，就像曾经一度适用于指俄国一样。对日本在中国各种企图的畏惧，不仅限于中国；它流布甚广。因此，可以合情合理地把一种国家间的经济安排说成是减轻日本对中国威胁的最直接便利的方法。对日本来说，如果置身事外，这会意味着自己放弃了；如果参与进来，就会使自己的各种活动经常受到检查和控制。毫无疑问，日本关于太平洋会议的担忧，部分地源于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这样一种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吸引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是真正友好的，而且没有一丁点儿对它进行经济掠夺的兴趣。

比如说，这种安排会自动取消《兰辛-石井协定》，以及它对日本在中国的 特殊 利益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模糊承认。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的。中国的混乱和内战是老生常谈了，军事总督和将军们实施的权力也是如此。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就越能发现前一种罪恶是多么紧密地依赖后一种。中国政府的财政困境，为其带来破产威胁的接连不断的外国借款，是由于军阀的统治和用于非生产性目的的无度花销以及压榨。去掉这笔支出，中国要维持预算平衡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困难。中国最大的当务之急，即普及教育推行——尤其是在初等学校——滞后是由于同一个缘故。迅速蔓延到商业及私人生活领域的官员腐败的增长，也是如此。

事实上，中国进步的每一个障碍都与军事派系的统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取得完全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争斗联系在一起。强国之间可以制订一个国际经济协定，这个协定一定能减少那些“军国主义”最大的罪恶，或许还能消除它们。许多自由派的中国人私下里表示，他们愿意政府的财政有一个暂时的国际托管，只要能向他们确保它的性质以及确切的终止日期和条件——一个他们敏感到足以发现将会极难达到的附带条件。他们觉得，由美国领头来制订和执行任何这类方案，可以最好地确保它的性质和各项条款。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美国人对中国的传统友谊为幌子，各种可能在实际上使我们的历史政策发生逆转的提议可以合乎情理地出现。

国内外都有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我们加入一个银行团的本身就已经证明走了回头路；而且，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太平洋会议看成是逻辑上的下一个步骤。我先前已经说明了我本人的信念，即我们的国务院提议设立一个银行团，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把它作为一个手段来牵制日本所奉行的政策。日本发放非生产性的贷款给中国，作为回报，它正在对中国的各种自然资源进行直接掌握，并准备在结算和取消抵押品赎取权的那一天最终到来时，进行直接的行政和财政控制。我也说过，银行团是处在两头的中间，一头是金融的，一头是政治的；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其主要价值一直是否定性的和预防性的，而日本和英国对银行团方面的任何建设性政策的猜疑或缺乏兴趣很有可能继续下去。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在这一点上改变想法，在与进一步的信念有关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相信，中国的各种利益也许最终会通过这种防止功能的延续而得到最好的照顾。但是，问题必定要产生：如果银行团没有做任何事情，为何要让它继续存在呢？对掠夺中国感兴趣的列强的压力和急躁的美国经济财团的压力合在一起，可以使银行团目前这种相当不必要的存在告终。令美国政府过去采取的行动在其间摇摆不定，从而使银行团左右摇晃的这两头，可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牢固的东西。

冒着被指责为轻信、容易上当或者某种更糟的东西的危险，我还要补充说，直到目前为止，银行团的美国方面始终未曾显示出那种迹象，即要使银行团成为一个由美国人掌控中国经济完整性和独立性的俱乐部。我相信美方代表反复强调的那些话，即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利益方乐意看到中国能证明其有能力不借助外国贷款来经营自己的公用事业。这种信念由于新任的美国中国事务部长的第一次公开讲话而得到了确认，他在提到银行团时强调了它的防止功能，以及它给予中国银行家经营公用事业的刺激。而说美方代表斯蒂文斯（Stevens）先生代表的是保守的投资银行家，而不是“振兴”的那类，并且迄今为止，他最关注的一直是保护买家拥有像银行给予最终投资者利益那样的保障问题——以至激起了急于想有快速行动的美国商业财团的批评，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但是，银行团存在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对这个方面，我认为可以给予一种合乎情理的理解。

假如说（只不过是作个假设），美国政府真的对中国感兴趣，并且有意使“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在领土和行政上的完整成为一个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再假设它有意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来做这件事，这种自身利益聪明到足以发现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通过一种与中国自由独立地发展自身的能力一致的政策，能得到最好的促进；那么，美国的明智举动应该会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这将意味着把我们现有的在欧洲的各种利益与问题（由战争引起的）和我们在远东的利益与问题看成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假如我们确实受到被假设性地归于我们政府的那种动机的驱使但是没能实现它，那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把欧洲问题和亚洲问题看成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因为我们从错误的那一端将它们等同起来。

我们目前在欧洲的金融利益是巨大的，它不仅包括外国政府贷款，而且包括大量的私人借贷和赞助。这些复杂的金融关系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工业和商贸，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它们涉及比我们在亚洲的关系直接得多的切身利益，涉及金额数以亿计，而后者涉及的金额则数以百万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亚洲利益为了欧洲利益而被牺牲的危险就不难想象了。

为了让这个抽象的论断变得具体，我以摩根公司（J.P.Morgan & Co.）这个银行集团为例，它是卷入欧洲对美国负债的程度最深的公司，也是在为中国而成立的银行团中领头的公司。与欧洲问题相比，亚洲问题看起来像是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这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我们自己的经济复苏如此紧密地与欧洲关系联系在一起，而远东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忽略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我们的大财团决定对中国进行自私的掠夺、明智的自利，以及我们在中国的主要优势是没有掠夺行径的传统这个事实，都要求与中国进行合作。危险在于，中国将由于欧洲的高额借款和政治事务而被从属化和牺牲掉，将在洗牌的过程中被丢弃。

问题的欧洲方面，可以通过特别提及英国来加以具体化。英国遭受着与日本结盟的窘境。它已经明确地表示，希望把美国拉入这个同盟，使它三元化，因为那是既与日本又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方便的途径。这样的步骤完全不可能完成。但是，英国人的外交是老练狡猾的，并且迫于情势，我们的高额借款已经与英国建立起某种经济上的同盟关系。我不想声称美国有不同寻常的美德，或者诉诸强烈的反英情绪，但是，英国外交部独立于主要驱动着其国内政治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存在和运作着。它显然站在大英帝国的 帝国 一边，无论国内事务由哪个党派执掌。在太平洋会议上，一切手段都会被使出来，用来寻求解决，即使它包含英国方面某种程度的妥协，也使美国的亚洲政策屈就于英国在远东的传统，而不是使英国与美国联合起来实现两国在名义上都声称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完整。说这次会议的直接议题依赖我们在欧洲的金融借款被处理的方式，或者使其成为我们向欧洲政策作出让步的原因，或者从另一方面让它作为确保欧洲各国支持美国传统政策的一个手段，这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极端的断言。

有一名在中国的时事评论员，他来自英国并且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他在私下谈话中说，如果美国无法通过说服来确保英国对其亚洲政策的支持（他对与日本的结盟深感痛心），那么可以通过收买来做到这一点——通过取消它欠我们的国际债务。没有必要依靠这么糟糕的方法。但是，这种说法至少暗示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财政与政治中的复杂关联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之一来处理，得到两种结果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尽可能保守地提出了一些看来似乎可以合理地理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和以后情况的原因。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提出希望我们的道路不要偏离这个方向的一些理由，以及在我看来关系到我们审慎地采取一种较好行为的那个主要因素。

Ⅱ.

普遍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感觉不像对其他强国那样反感，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这种感觉曾经因为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人遭受的待遇——排华法令，因为我们把在北京-广州（或汉口）铁路筑造中的股份转让给一个欧洲集团，因为《兰辛-石井协定》，最后还因为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有关山东的决议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数度受到困扰。不过，那些困扰主要是使我们的技巧、精力和智慧而不是我们的善意变得成问题。美国人，无论个别地看，还是群体地看，比起中国人来——至少我的印象如此——是一群相当单纯的人，取“单纯”这个词带有批评意味的较好意义来看。观察中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种几乎是无限的希望与一种信心的缺乏结合在一起，既希望美国带头保护他们免于进一步的侵略并纠正各种现有的罪恶，又担心美国会被欺骗。

当然，这种友好的感觉主要建立在一个否定性的事实之上，这个事实即美国不曾“租借”领土、建立势力范围和设立国外邮政部（extra-national postoffices）。在积极方面，有美国人在教育上，尤其在医学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慈善救济作出的贡献。在政治上，有蒲安臣（Burlingame） [3] 早先的作用，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虽然在字面上对它签字保证的同时，在事实上没能维持它，这与中国人认为我们没有全身心投入有很大关系），以及美国在缓和义和团运动的解决条款方面扮演的角色，还有其他不少较小的帮助行为。中国也记得我们是唯一一个对包含《二十一条》的那些条约提出异议的国家。尽管我们的异议主要是基于这些条款或许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但是存在着一种情绪，认为这个抗议是在提出整个问题的时机适当之时帮助中国的一个保证。而且毫无疑问，我们的国务院在1915年5月16日作出的声明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是一张过硬的牌，如果国务院想要打这张牌的话。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门户开放”原则代表着美国外交确立起来的仅有的两条原则之一，另一条当然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联系围聚在其周围的情绪方面或观念方面的关联来看，它以某种含混不清的方式在中国和美国的公众舆论中把我们都塑造成了一种卫士的形象，或者至少是中国相关于外国列强的利益的代言人。虽然，正如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与“门户开放”政策直接有关更多的是其他国家的对华关系方面而不是中国本身，但是其他强国对这一政策的违反是如此频繁和如此不利于中国，以至于这一政策的巩固如今牵涉到美国人的兴趣、声望和道德情感，这种巩固会把中国的利益归还给中国。

其他国家的公民常常因为对这样一种中美关系的暗示而感到恼怒。它本身显得像是对一种不同寻常的国家美德的宣称，在其掩盖之下，美国的目的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在中国确立起它的影响。这种恼怒又因为一个事实而加强了，这个事实是：目前的情况本身无疑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份经济的和政治的资产。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承认：任何认为目前情况不是由于不同寻常的美德、而更多的是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诸多偶然的观点——在这个方面，它并非不像许多用美德来解释的有关个体的情况。这种主张之所以能毫无争议地被人接受，是因为它并未切中要害。问题与其说在于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得来的，还不如说在于目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如何对待它，以及从中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精打细算的自身利益一直与一个稳固、独立而进步的中国的利益相一致，这是事实。美国的传统和情绪已经围绕着这一考量聚集起来，以至于在美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确信，认为有道德义务去帮助和友好地保护中国，这也是事实。眼下，少了公平和善意的面目，就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实施。至少我们拥有如此多的保护措施来防止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危险。

身在中国的美国人中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我们将来应该采取比过去一贯所持更为强硬和积极的政策，想必在美国国内的美国人也这么觉得。这种感觉在我看来充满了危险，除非我们心中能够十分明确在哪些方面应该继续下去，并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来改进我们的传统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过去的政策是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这个方面的彻底变化在改变我们政策的其他基本方面，也许不仅止于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被指责为摇摆不定的这个特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被称赞为不干预的那同一个东西。一种在细节上明确的政策，无论显得多么有“建构性”，也很难帮助我们涉足中国的国内政治——派系之争，中国人比任何外国人更了解和玩得更出色的一个游戏。这样的涉足会立刻减少目前中国的一大优点，即对国内的阴谋和争端漠不关心。

在中国的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对银行团的具体抗议，在我看来，主要是基于误解。尽管如此，他们的 普遍 反对态度仍然传达着一个重要的教训。这种态度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认为银行团的作用将会在撼动中国的国内冲突中，给予北京政府一个事实上的有利地位，以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将标志着站在我们这一边所采取的一个立场。人们清楚地记得先前银行团的“善后”贷款——美国 不是 其中的一分子——是为了给袁世凯资助，使他以及他背后的军阀派系稳坐政府交椅。用比广州对北京更广泛的一种眼光来看，我听到的中国人针对银行团最根本的反对实际上如下所述：中国的共和革命仍有待完成；十年前的开端已经受到了抑制，现在要做的是努力去实现它。增加外国在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即使承认它在实业方面的效果对中国是有利的，也将意味着创造一种在政治上 巩固 中国的效果；这实际上会意味着承认现状，阻止一场革命的发展；然而，没有令人不快地影响到外国投资的内乱，这场革命就无法完成。我不是为了突出银行团而提到这些看法的，它们是被用来表明：过于积极和建构性地发挥我们对中国的善意传统，可能会使我们卷入对中国的福利有害的国内事务的干预，对我们声言致力的自由独立发展这些利益的干预。

但是，人们或许会问：如果不实行积极和详细得多的政策，我们如何来保护中国免于外国的掠夺，尤其是日本的掠夺？我们如何来把我们名义上的善意变成现实呢？如果目前存在一种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民众外交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意味着一种与它如今的所指相当不同的东西。就目前情况来看，民众好像相当不信任 政治家们 对中国的爱。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对日本的畏惧和刚开始出现的憎恨的另外一面，也许还染上一些反英的情绪。

不应当对目前的情况有所隐瞒。其他国家在中国的侵略行为，目前集中于日本但并不止于此的那些侵略行为，不仅是中国的烦恼之源，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国际关系中潜在的麻烦之根由。我们遵循传统，并依据目前状况的现实来尝试相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说某种对中国积极的东西。坚持我们的责任，是一件最困难和微妙的事。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卷入欧洲在中国的准帝国主义政策，无论是在利他主义的幌子之下，还是让我们处于一个使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行为实行一种更加有效的监控的地位，或者是通过经济扩张。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滑入那种或明或暗的与欧洲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对抗的境地，这只会增加摩擦，助长特别是英国和日本——或者法国和日本——针对我们的一个联合，并使战争明显迫近。

我们应当记住：中国不会从其本身之外获得拯救。即使通过一场成功的战争，我们能使中国免于日本的侵占，免于一切侵占，中国也未见得一定会更加接近它的合理目标，即一种有序而繁荣的内部发展。除了现在战争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任何根本问题而不使其他问题变得危险这个疑问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即在所有国家里，中国是通过武力，尤其是通过外部的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最不适宜和最有可能不起作用的地方。中国习惯于从容不迫地对待它的问题：它既不理解也无法从西方世界急不可耐的方法中获取任何好处，这种方法对它的智慧而言是非常陌生的。此外，这个文明有一块大陆这么大的规模，它是如此古老，以至于相比之下，我们其他文明都像是暴发户；这个文明是如此浑厚密实，它的匆忙发展是无法不伴随灾难的。来自内部的转变是唯一的可行之途，而通过确保它拥有为了实现这个转变所需的时间，我们能最好地帮助中国，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在任何特定时间里采用的特定形式。

一场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成功战争将不会触及它的教育、派系和地方势力，以及目前组织上的无能所显示出的政治上不成熟这些问题。这无疑会影响中国的工业发展，但所有可能性中最糟的一个，就是增加它开始一种工业化的可能；这种工业化会重复西方工业历程中最坏的那些罪恶，而缺乏西方已经探索出来的各种免疫、抵抗和补救措施。在中国从自身产生出应付西方工业体系将会释放的各种力量的手段之前就把它安到中国头上，无法想象比这更坏的一桩罪行了。这个危险本身就已经够大的了。西方列强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和西方的方法，会让这个危险变得实际上无法抵抗。除此之外，我们会在中国获得一种持久的利益，这很可能成为对我们来说是最危险的一点。如果人们没有因此而把我们看成未来的帝国主义，对我们来说就算是万幸了。这是针对一种拒绝（即使是暗地里）承认可能发生一场对日战争的心理而说的，但是似乎有必要说这些话。

这些论断对我们以后的行动是否定性的和模糊的，它们暗示着我承认缺乏能让自己提出积极明确建议的那种智慧。但是至少我有信心，只要美国和其他民族的人被动员起来，他们就有智慧和善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让智慧和善意产生实际作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认识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彻底避免试图通过急躁而草率的方法来强迫它得到解决。亲日的辩护之词是危险的，它掩盖了目前境况的种种现实。仅仅通过攻击日本来催促中国问题的解决，这样一种激进的反日态度，对发现和应用一种适当的方法来说，同样是致命的。

更具体也更宽泛地说，适当的宣传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就像国务卿休斯 [4] 先生暗示的那样，把太平洋问题的解决作为达成与削减和限制军备有关的协议的一项条件，那么还不如不召开这次会议呢。由于希望做些能达到一个最终解决的事情，中国的——以及西伯利亚的——利益将会在某个不公平的妥协中被牺牲掉，或者，愤怒和冲突将会增加——最终军备也会如此。从任何浅显的意义上来说，假设太平洋问题能在数周或者数月——或者数年的时间里得到解决，那是荒唐的。尽管如此，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独立于军备问题而进行，却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会增加公众知晓程度，这是任何真正的解决措施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涉及公开外交（public diplomacy），但也涉及一种更加广泛的宣传、一种能使这个世界了解亚洲的国内国际实际状况的宣传。

目前存在着的对外交部的怀疑是正当的，但是，对公众舆论——如果它能被唤醒和得到引导——重塑外交部政策能力的怀疑，意味着对世界的未来感到绝望。让人们尽可能做些事来裁减军备吧，哪怕是在三个海军强国方面确保一个海军假期也好，哪怕是为了减少赋税也好。让关于各种问题的会议致力于讨论并尽可能广泛地使这些问题的要素和视角为人所知吧，那时犬儒主义者的担心——或者人们应当称它们为希望？——就会受挫。在美国人认为是闲扯的问题（the Yap Question）上是否最终一劳永逸地达成一个决议，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是中国以及广泛而言的东方，对更加自由与充分地与世界上其他部分的沟通的需求得到显明——诸如此类，被提上和拉下议事日程。商业上的门户开放是有必要的，但这道门向文明、知识和理解敞开的需要更大。如果这些力量不会创造出适时确保其他问题一个持久和正当的解决的公众舆论，那么除了对文明的失望之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自由主义者们除了预言会议的失败并指责各种动机之外，可以做些更好的事情。他们可以为公开外交，为持续而明智的探询，为独立于宣传的讨论这道已经打开的大门而努力。用经济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的贪婪肯定会使会议以失败告终这个自称的理由来逃避这份责任，是懒惰和势利的。这或许算作可能会导致美国在岔路口走错路的因素之一。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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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38—149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283—286、315—317页；重刊于《中国、日本与美国》，第51—64页，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 ），1921年11月4日，以“中国与军备会议”为题。

[3]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历史上唯一一位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中国使节的美国人。——译者

[4] 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1862—1948），美国政治家，曾任纽约州州长，美国国务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