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再访山东 [1] [2]

我们在中国的最近三周，是在山东省度过的。自从我们上次走访以来，已经过去一年半的时间了。那次是在寒冬腊月，这次则是在夏日炎炎之时，社会气氛的变化与气候的变化一样巨大。在先前那段时间里，济南正处于军事管制状态，而黩武之人确实正在用武力针对处于高潮的学生运动。其时，安福系人正在国家首都和省内掌有大权。甚至教育性质的讲座也受到了影响。地方官员通电北京当局阻止我们的到访，因为这肯定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这个消息并未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在得知这次走访有多么危险之前就已经身在济南了。到处洋溢着的兴奋，立刻揭示出发生了某些事情；正在对抗黩武而亲日的官员们的报业人士和议员，给了我们一个非比寻常的热烈欢迎——所以，那些官员也只好跟着那么做了。每隔20英尺一个士兵，沿街一字排开；省议院大厅的院子里布满了士兵，机关枪架设在屋宇之上——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害怕当时正在罢学抗议关闭他们总部的学生们会采取武力示威。警察头子在台上占据着通常由一个教育官员所占据的位子。

这一次，在建立一个师范学院的过程中，一切都像在美国一样平静。街上只有通常数量的武装警察；省议员仍在对抗这个省的都督，但这种抗争是和平的抗争，没有一个士兵踏入议院大厅。目前的抗争，指示着中国的政治状况。这个省的财政专员是一个山东人，因此他致力于通过把各项支出限制在合法用途上来保护本省的民众。省督的职位受到追捧，归功于它是通向亿万富翁最短最便捷之途，因而都督撤消了碍手碍脚的财产审计员一职，于是就与省议会之间产生了冲突。我说它对目前的状况有代表性，是因为虽然军阀黩武还很猖獗，但是中国人如今开始吸取那条古老的教训了，即政治上的控制与对国库的控制并行，以及中国的士兵既是省议会对公共资金缺乏控制的一个原因，又是其结果。吸取了这个教训，中国的政治发展就会开始朝向与西方世界争取代议制政府的抗争平行的方向。“共和主义”渐渐地从一种热望和一个幻想中的词汇变为一项实务了。

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国内形势在这一年半之间呈现出一种平静得多的面貌。直接的侵略行为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入侵”如今采取的是一种稳步的和平经济渗透的形式。偶然的挑衅事件仍有发生，比如说，日本人的地方当局要求都督下达禁止在5月7日——纪念签订《二十一条》国耻日——举行集会和游行的命令，目的是要引发学生作出公开的反日行为。但是，这个命令从都督手中传到教育专员手里，从专员那里传到各个校长那里，从校长那里传到学生那里——在那次纪念之后的某个时间。集会举行了，每一件事都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了。在国家植树节这个春季假日那天，日本驻扎在济南的士兵又似乎碰巧在学生们选来作为植树地点的山头上进行操练。但是，学生们组织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下，公牛被训练得无视那块红布，无论它怎么耀眼，先前企望已久的挑衅行为并未发生。但是，尽管这些偶然事件仍时有发生，像先前那样任意无度的拘捕和审讯已经停止了。总体上说，它们被一种安抚政策取代了，因此可以公平地推断这样的偶发事件是由于当地狂傲的日本人不喜欢这个对中国人策略的改变。这个改变也影响到了在这个省的外国人。过去，他们或多或少对在去青岛的时候被强加的那种通行规则的粗暴无礼有些怨言；如今，一个满口当地奉承话的和蔼官员会问你是否有一张通行证，然后会告诉你，既然你是个美国人，那么即使你没有也没多大关系。这个小插曲对于旅行者如今受到接待的方式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方式与人们在日本本土所能发现的殷勤好客非常相似，而不像是那种粗暴态度，那种态度直到不久以前还提醒着到访者：对占据这块陆地的日本人来说，他是个入侵者，那里只有日本人的难看脸色。

在青岛，在与工业区分开的居住区中，给人留下印象的与其说是日本，不如说是德国。而无论一个人对德国占领的由来和目的持什么样的观点，他都不得不承认它在占领状态下做得很不错。在远东，没有哪一个城市像这个城市建设得一样规整悦目。德国人在数年之间，把它从一个满是土坯小窝棚的肮脏小渔村，变成了中国最整洁的城市和一个具有巨大商贸潜力的港口。在这里，日本人的态度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所有事情的外在方面都着力减少军事占领的痕迹，而强调市政管理。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外国客人吸引到这个宜人的避暑胜地来，长期居住的外国居民则不再抱怨质询式的登门拜访和烦人的打搅，而只是抱怨要顺顺当当不吃亏地办任何正式的事情，比如签个租约或者交个税什么的，所需凭证的数量之惊人。不过，我们的布赖恩 [3] 时期的远东外交政策的色彩还很明显，原来就居住在那里的美国居民从来不曾因为日本士兵在占领时期进行的有组织的洗劫而得到任何赔偿，虽然英国公民们已经得到了赔偿。

说日本比较具有安抚性质的策略已经影响了中国人的感觉或见解，这是不确切的。原原本本地探究一下，为何恰恰对先前德国人的占领，人们感觉到的痛苦如此之少；而对如今日本人的统治，人们感觉到的痛苦则如此之多，这会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日本人把这种反差看成是中国民众拒绝承认他们的真正朋友的特别顽劣的性情所致。对一个彻底结束了的过去的理想化，与一个鲜明的现在相对照，或许与此有关；德国人在打交道时友好而老练的品性，肯定也与此相关。下面的事实也与此有关系，即德国商人主要限于对外贸易，日本定居者则参与所有种类的零售业；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正在占据土地。还有一个事实也能说明问题：山东的铁路在德国人统治时是一家私人企业，这家企业自由地雇用中国人来帮忙和当守卫；而现在它是一家日本政府所有的企业，除了用来当苦力之外，不雇用中国人。但我认为，把所有这些事实放在一起都抵不上另一个事实，即德国人的占领似乎只不过是一系列必须尽可能好好对待的外国侵略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日本人的统治则是一个笼罩着的巨大威胁，即他们随时可能完成吞并。由此，激发了深刻而强烈的感受。

与一年半以前相比，如今直接的抱怨集中在鸦片问题，以及向匪帮提供武器和以其他方式助长他们。在青岛设立了一种政府垄断的鸦片经营，这是一个得到官方承认的事实，不是一则谣言。官方的具体细节当然不容易获知。不过，据人所知，这种生意是由一个中国人来经营的，一个名叫刘则山（音译）的人；大约每年进口250万盎司，特许经营者每盎司付2美元给日本帝国管理部门，这样单鸦片和吗啡的贸易就要付给占领者每年500万美元。到此为止，还可以说日本只是步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南方的后尘而已，但是至少有着如下的不同：香港和印度支那确实在外国主权管辖之内，而中国的旗帜仍飘扬在青岛海关的上空，所有入境的货物都要付固定的关税。鸦片当然是禁运品，让它出现在进口货物之列是不行的，因此它贴着“军用储备”的标签装船载入，这样就逃过了检查。人们还普遍相信，除了把这些货品充作行李的一部分来携带的那些商人之外，军用铁路上的守卫也扮演着境内分装者的角色。

关于提供军火给匪帮的确切事实甚至更难获得，人们必须依靠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间都广为流传的那些相似的说法。客观事实是，日本人铁路上的守卫足以保护这一区域，而在德国人占领期间，即使用中国守卫，这个区域也完全太平无事。从那以后，这块地方就饱受骚扰，有时甚至到了被迫整村撤退的地步。这种事态没有日本当局的默许，当然是不可能的。混水摸鱼的策略在满洲已经有过大量好的——或坏的——先例了。小道消息说，日本士兵在晚上把自己的左轮手枪出借给匪徒，还直接出售枪支弹药——这些东西是处于日本官方的严格监管之下的。人们可以得出比较接近统计数据的事实是：仅仅一个月之中，在离青岛5英里远的区域里租给日本人的地盘上就发生了20起抢劫，而日本人从来都是毫发无伤。

日本政府已经向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Society）保证，会取消山东的鸦片垄断，而中国政府则承认已经有一些改善的迹象了。如果日本军队撤回，抢劫就会回到中国的一般平均水平上，虽然试图通过找麻烦来得到借口插手进来保护日本人利益的企图仍会保留下来。剩下的关键点是经济问题。聪明的山东人确信，日本如今很可能在最近的某个时间兑现其撤军承诺；但是，他们认为，这不会对局面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不同，因为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在经济上扼制着这个省份了。即使这种扼制确保有超出一般的经济效益，中国人也几乎不会比其他人，例如加利福尼亚人更欢迎它，尤其是当这还牵扯到土地所有权。在中国，土地本身集中了所有感情；而在西方国家，这些感情是分散在宗教的和爱国的旨趣之中的。但是据称，欺骗与武力一直是日本借以使其经济地位得以稳固的手段。对德国人在青岛的财产的所谓拍卖，就其对人与价格的偏袒来说，无疑是一桩丑闻。使农民们被迫与他们的土地相分离的那种手段，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谈到过了。此外，还据说，当争议涉及租约或其他经济利益时，向法院上诉是没有用的，因为日本的诉讼当事人永远是对的，这是一条准则。一些中日合资公司已经办起来了，据中国人的看法，其中大部分是在胁迫下创办的，而结果则是待遇不平等。但是，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不带偏见的证言。

尽管中国人普遍认为日本的经济控制太牢固了，以至于随便什么东西，只要缺乏国际压力或者政治上的造反，就不可能动摇它，我却并不认为日本满意于这种工业与商贸状况，尤其是根据一开始就被激发起来的那些强烈的希望来看。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手头没有去年的数据；但是，1919年的海关统计显示出德国人占领的最后一年在贸易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增长，虽然日本人建起了大量的工厂。这也许可以归因于普遍的萧条，但是从1916年到1919年，大连这个日本在中国北方的港口的进口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而出口量则增加了一倍多。日本人在进占时的计划包括修建数条铁路，把内地和他们在济南的铁路连接起来。他们随意预言，青岛将成为取代天津并与上海相匹敌的整个中国中部的主要港口的那一天。不过，这些预言也不完全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正如以下这个事实所表明的，外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与日本人的占领之间的对立，完全建立在一种威胁的基础上；这种威胁，就是他们的占领意味着对外国人公司所在的那些港口贸易的一种扼杀。但在其间的这些年中，日本把它的资金用作非生产性的政治性贷款随意发放，这引起了民众的仇恨，而且使获得铁路特许权成为不可能。而如今，规划中的铁路归银行团管辖——用来补偿它对满洲的实际忽略的一个信用条款。预期与实现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至人们倾向于认为，日本愿意拿出其在山东的一些保留特权来换取中国人和国际上对它在满洲的“特殊地位”的确实承认。

这就把我们带到目前山东在外交上的地位这个问题上来了。就像日本的辩护者们强调的那样，日本已经三度敦促中国就“归还”山东问题进行公开的磋商，这种说法大致不差。这些辩护士们为了那些无视实际状况的人的利益说话或写作，说日本极其痛惜中国缺乏任何可进行充分稳定的商谈的政府，还说日本热切地盼望这样的一个政府出现。在他们比较坦率的时候，他们承认没有哪个中国政府敢于就这个问题与日本进行直接谈判，即使是处于极盛时期的安福系政府也不敢，因为他们深知，这将成为一场暴动和可能的革命的信号。这种不愿意的部分原因，在于深植于中国人心中的那种心理：“在拿不准的情况下，不要轻举妄动。”特指这件事而言，在对将要代表中国进行“磋商”的那些官员的才智、力量和品性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采取这种“无为”的策略。但是，这种拒绝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日本最初的谈判要求是这样的：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如果它接受谈判结果，那么就承认《凡尔赛条约》以及《二十一条》签订时订立的那些条约的有效性。后来的建议重复了最初的令人反感的理由。他们提到“正式同意”，这指的是“中国政府保证事先承认并同意移交”德国的权利给日本。当然，中国的整个问题在于它拒绝承认先前这些条约的有效性，拒绝的理由有三：首先，它们是在胁迫之下签订的；第二，德国的资格禁止转让给第三方；第三，当中国作为一个盟国参战时，它的地位就改变了。这最后一项理由在日本企图阻止中国参战，直到其与法国和英国签订了密约保证支持它夺取山东之后，得到了默认。那么，与大众的感觉相当不同的是：日本为中国政府参与谈判提供的仅有的基础就是使其最近的外交徒劳无效，以及放弃矫正由《二十一条》引发出来的这些状况的一切希望，而后者所包括的东西比山东问题多得多。比如，世界上的舆论似乎都还没有意识到，将旅顺港租给俄国的最初的那份租约于1924年到期，而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则依赖其中包含《二十一条》的那些条约的有效性。

毫不奇怪，中国的各种希望与恐惧如今集中于太平洋会议，而且是明智的山东人圈子里谈论的主要话题。它的关键在于包含《二十一条》的那些条约是不是既成事实，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如果这次会议确认了日本的地位，那么，中国命运中的一个章节也就结束了。如果它拒绝这么做，那么除非日本愿意做出比现在看来会做出的更多让步，否则，这次会议肯定会谈崩。很值得去尝试一下，但对它的结果的过度乐观是幼稚的。几乎不需要凡尔赛来提醒我们，一场和会也许会同一场战争一样危险。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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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21—126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8期（1921年），第123—126页。

[3] 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1913年至1915年间出任美国国务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