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中国的国民情感 [1] [2]

一个西方人有可能理解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学吗？没有关于中国历史形成的习俗制度的先验知识，那肯定是不会理解的，因为制度塑造心灵的习惯，而不是心灵塑造社会的习惯。西方人依据民族国家模式构成的观念，依据其主权以及明确地履行着特殊功能的政治、司法、行政和管理等机构去看待所有的政治问题。我们甚至要改造历史，以适应这一模式。我们已把欧洲的发展视为正常的政治进化的一种必备标准。我们相信，从野蛮到文明的整个发展必须遵循此类过程，经历相似的阶段。当我们发现有些社会与这一标准不合，便满不在乎地把它们当作反常社会、落后状态的遗留物或者缺乏政治能力的表现而打发走了。用这种预设的概念去理解中国的制度和观念，它便经常被作为拙劣的活计、作为抑制发展的个例而被抛弃。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它们标志着在一个特殊方向上的超常发展，只是由于我们对这类东西极不熟悉而把它们看作是令人绝望的政治上的一片混乱和整体堕落，或者看作是惹人注目的发现物，而它碰巧竟是一套并非在神启中被赐予的高级的伦理规范。

试图按西方的观念解读中国人的制度，早在我们刚开始接触时便导致了理解和行动上的失败。举一个例子，在早期交往中，那些在朝鲜沿海地区遭遇海难的西方水手对他们的待遇有理由提出抗议。外交部门知道朝鲜和中国之间存在着某种朝贡关系，如同霍尔寇伯（Holcombe）已指出的，他们把这种关系解释为依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关系是封建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存在的关系，于是要求中国采取相应的行动。当中国否认其权限，他们便认为，这要么等于宣布中止所有的关系，要么是采用独特手法存心玩弄的一招骗术，为的是逃避应有的责任。他们没有可资说明这种关系的先例，在这种关系中，一方是真正的附庸，它却可以保持教化的劝导的性质。西方国家与北京朝廷打交道的整个早期历史，充满着类似的误解。这里存在着一位毋庸置疑的君主。这种君主制甚至是专制型的，不存在西方人心目中熟知的那种有关宪政和代议机构的任何核查标准。所以，一切内外政治主权的特性统由朝廷来说明。可是，这里构想出的再次是一种无先例可循的王朝统治，它把原始的对于进贡—征调的绝对控制和某种道德主义、教化、劝勉性质的权威捏合在一起。当我们从这类外观出发，深入到它们的形成条件，我们发现，只有按那种在其历史进化中发挥着作用的制度和观念，才能对中国有所了解。

中国历史形成的政治心理学的中心要素，就是其对于我们与国家、与政府相联系的所有一切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的冷漠之感。人们有时不免会疑惑，为什么那种持和平主义的逍遥自得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抓住中国来作为验证他们理论效用的范例。其中的理由或许在于，要是为积极地废除政府的问题操心，他们就不可能揣想出一种只应对政府抱以极度冷感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他们同样被民众那种混同于极端的自由自在和变幻不定的无政府主义给误导了，而不会想到这种无政府主义与造成中国停滞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根据文献记载，下述诗句出自语言文字诞生以来最古老的一首诗——一首从农夫口中吟出的诗：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如同过去多少个世纪一样，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里的农夫，为了他们自己的耕作、温饱、婚丧嫁娶而忙活。就像过去一样，他们自己料理自己的事，皇帝或总统的权力扩及不到他们那里。地方大员们来了又去，为了他们追名逐利的琐碎的谋划而奔忙。他们管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夫，后者唯一能够知道的统治形式就是自然，就是自古已有的四季变化的法则，就是生与死、播种和收获、水患和疫病的性命攸关的规律。他们最常引用的箴言是这样一句话：“天高皇帝远。”言下之意，土地才可以相亲相依，家庭和村庄才是贴近人的。

古伯察先生（E.R.Huc）说过一件事，那是发生在1851年的事，然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漫长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会发生。皇帝驾崩后不久，有一次，他与几位宾客在路边的一家茶馆喝茶。此时，他尽量想让大家一起来议论政治的前景和各种可能的情况，但枉费了心机。虽然他使出各种巧妙的手段，但总没有人响应。最后，有一位中国人答道：“听我说，朋友，为什么你要这么心焦神疲地对这些事儿妄加猜度呢？国家的事自有那班官员去打理，他们就是干那事儿的，让他们去挣他们的银子得了。我们要是用那些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来折腾自己，不就成了个傻子？想去鼓捣那没有结果的政治的买卖，那才是个大傻瓜蛋呢！”这则轶事往下又提到，“‘说得好极了’，他的其余同伴叫唤起来。随之，他们向我们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我们的茶快要凉了，我们的烟也快抽没了。”国家、政府涉及的是一桩特殊的买卖和交易，比起大多数人操持的日常事务，并不令人感兴趣，也并不重要。可是，对那些擅长此道的人来说，它倒也不失为一份能够生利的差事；让他们去挑起那副担子吧。与此同时，不光婚礼丧葬、春播秋收这些老百姓生活的固有之事，就是对一杯茶和一斗烟的社交性善意提醒，也比国家事务来得重要。

如果人们对政府的事漠不关心，那么，政府——用西方的术语，我们称之为国家，是会作出报答的。从理论上说，它成了天的代表，所以占有了地，也就是土地；并且成了土地丰产象征性的原因，它对国家的繁荣施加有益的父亲般的影响。事实上，就像天自身一样，政府高高在上。在较早的时期，天也许会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但在往后更长久的岁月里，它依然冷漠超然，满足于很久以前确立的那种关系，只是在发生巨大危机时才对人类事务进行干预。除了很好地体现在习俗中的几种目的以外，中央政府与老百姓的生活毫不相干。它是朝廷，它的威严、显贵、仪礼和消遣的形式不能不维持着。这种生活的物质一面，需要有物质和货币的供给。理想的生活，统治王朝的荣耀和至高无上，可以象征性、仪式性地得到满足，正如鬼神已学会满足于象征的货币、奴仆、牲畜和粮食。这时，政府的首要物质功能就成了受纳或以实物或以货币形式供奉的土地出产物。这种贡赋并不沉重，并且长久相沿的习俗把这种贡赋转化成了自然的正常秩序的一部分，虽然说像自然的收成和其他现象一样，它也会突如其来地变得起伏不定。道德和礼仪的统治通过朝廷的辅臣、地方大员、专使和其他各类官吏予以实施，他们代表朝廷，他们用极其文静的风格向老百姓传递各种训令和劝诫，以此显示出天的代表为了他们的道德品行一如既往的善意的挂念。这些道德品行反过来，成了国家繁荣和帝国稳定的源泉。这些官员花钱显摆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光宗耀祖的生活，但税赋被习俗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通例，它的负担并不很重。痛苦便尽可能地让有钱人来承受，以便达到既对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势力进行打压、又不至引起老百姓不满的双重目的。如果对古老中国的政治理论作一追究，有可能看到某种始源性神权统治的复活。但即便与欧洲自然神论最为盛行的年代相比，中国的上帝或者天显得更为疏远，它以一般的仁慈的照看为满足。它的地位带有缺席者的性质。代表天的朝廷也甘愿模仿“天”的那种对生活的琐碎事务不闻不问的性质。

结果从所有的实际目的来看，各个省份都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它们由大量叫做村庄的小共和国组成。1900年，一位英国作家依据长期居留获得的个人经验信笔写道：“中国的十八个省份，每一个本身就是个完整的国家。各个省有自己的陆军、海军、税制和它自己的社会惯例。只是在与盐的贸易和海军相关的问题上，某些拥有特许权的地区彼此间不得不听从帝国那么一丁点儿的调控。”这些独立的单位，在传统上称之为省。但正如引文中表明的，除了没有传承的国君世系外，它们可以被叫做公国。中国甚至不是一个邦联，从西方历史赋予下述词语的意思上看，它更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是一个帝国。

我们再次碰上了没有先例可供对这样的境况加以诠释和理解的情形。我们了解到的是这样一个帝国：它们听任地方上的习俗自主其事，并以征税、进贡和索取战利品而自得。但它们是一种军事力量，并总是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中。它们从不曾与地方上的习俗交融成一体，使之成为已确立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能够对军事力量进行调配。然而，中国制订出一种出色的保持静态平衡的谋略——一种历史上已知的最为稳定的谋略。中国的政治生活基本上一直没有受到干扰，虽然说一些王朝被民众的造反推翻；这类造反正像间或有的水患和疫病一样，本身就是天或者自然的确定秩序的一部分。这类危机无论多么令人不安或者带有毁灭性，都有其自然的原因，所以是适宜的、正常的。生活的条理不会发生变化，它持续地展示出同一种样态。平衡出自人类，出自内部，出自道德，不是靠外界的压力和武力维持的东西。中国的执政机关是一个被精确计算过的个人和集体的压力系统，是一个将各种主张和产出效果、各种实验以彼此间取得极佳平衡的方式加以吸收、敲打和“挤压”的系统；当某个要求显得过分以至召来同等的反作用力，这个系统就能看到该要求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是有产出效果的。早在伊萨克·牛顿爵士（Isaac Newton）的时代以前，中国就在政治、法律的领域给出了证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而方向则相反。它举例说明了人类交往各个方面的运行原理。这样的社会系统示意着一种高度的文明状态，它几乎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了温文尔雅的人物，因为礼貌的本质，或者说文明的本质，就是那种有意识地与他人相处的本领；就是对他人的期待、要求和权利的觉知；就是觉知到他人能对某个人施压，而同时意识到那个人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人相应地还以颜色。正是在没被他人打扰的那段时间里，中国人以无与伦比的精确性思索出了社会方程式中所有的复杂因素。他们的社会演算法、社会微积分学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现存的相关学问。这个事实，也唯有这个事实，导致了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几乎延续四千年之久的那种忍耐力。

接着，外部种种带有全新性质的新生势力崛起了。它们前所未闻，对此没有社会演算法的规则可援。严格来说，它们是非人化的，是那种怪异的无法预料的物质势力——战舰、大炮、铁路、陌生的机器和化学品。中国起先仍不屑一顾，它想起了过去年代里试图冲破它的体制的无数次劫难和侵略，并想到它们如何通过吸收同化而被慑服，它们如何逐渐汇入那种使中国得以形成起来的调适、请求、让步、妥协和交流的模式。但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老的公式不敷运用，这股彻底的新生势力被引了进来；并且愈加明显的是，这股新的势不可挡的动原和力量，本身就是用以构成很不寻常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和设计。中国文明碰上了一种组织得与中国不一样的文明，中国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有关这种接触的后果，在占据着今日中国的每一个内外问题中都被人们所提及。

有一则传闻是这么说的：一名中国的士大夫要求一位外国人向他解释日本向中国提出赔偿要求的性质和意义，这项要求源于日本因朝鲜问题发动的一场成功的战争。听完解释后，他略为思酌了一下，便以一种满意的口吻评论说：“不错，这是满人的事，此事与我们无关。让他们而不是我们来赔付这笔钱。”这段评论表明的，显然不仅仅是前面已谈到的那种对于政治异乎寻常的冷漠，而且显露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愚念。然而，只有依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才会把它看作是植入心灵的愚念；从中国人的习俗观点来看，这个评论明智通达，因为与外国的关系属于帝国朝廷处理的事。这类关系造成的费用，当然要由朝廷掏钱来支付。在已确立的征税和岁入制度中，通过对外国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累积的资金统归帝国国库。朝廷如何花这笔钱，不干任何人的事。逻辑的结论是：任何借贷项目同样也是统治王朝专管的事。这个逻辑当然不错，但它以过去为凭，以不再有效的前提为凭。继日本人提出赔偿后，又发生了义和团酿成的赔款。收入制度的整体平衡被打乱了。帝国长期维持的收支的平衡被摧毁了。然而，要使已确立的税收制度发生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迫于形势的需要，以任何直接或唐突的方式对其作出改变完全没有可能，这种改变会使整个社会制度陷入无序的状态。

甚至那种被迫引出的变化也导致人们对满清王朝大为不满，这使它被推翻了。不光在各个地方，人们能感受到对于明显增加的税收的对立态度；不光是说对习俗的干涉，这种习俗自远古时代以来便对强索和抵制的游戏划定了界线；征税牢不可破地关联着帝国朝廷与众不同的特权，这一点再怎么往乐观方面想，也不太受人喜爱。增加的税收与官僚阶级的“榨取”同样有着固定的联系，与腐败形影不离。确切说来，这种腐败如果保持在某个百分比的限度内，不算是腐败；但如果超出这个百分比，它就不可容忍了。这个足以应付所有内部不测事件的国内征税系统，在面对外部引发的危机时便不够灵活。人们不得不求助外国的贷款。补救加重了病情。它为来自外部越来越多的干涉提供了机会；它得到的恰好是那种对外国势力成倍增加的依赖性，这些国家是麻烦的始因。于是，与外国势力接触的结果，使整个国内的平衡逐渐被打破了。中国历史形成的政治体系若不经历一场彻底转化，是不可能恢复这种平衡的。它必须以某种样式使自身国家化，以便符合它与其他那些按国家形态组织起来的人们开展交往时诉诸的条件。税收和岁入事情上的真相，涉及的几乎就是中国人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真相，公共财政问题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

人们还就中国人是否具备对国家的忠诚、是否具有爱国主义作过讨论。在这方面，我们那些含有其惯常意义的语词同样误导了我们。观其字面意思，“国家”（nation）一词一开始就系于对这个字眼所作的推衍，因此它含有共同体的意思，中国人当然同属一个国家；但在其获得的历史含义上，国家意味着一群生活在一定政治组织中的人，这群人宣称或拥有对某一片土地某种集中形式的主权。这却是中国人不曾做过的事，而在面对外国的苛刻要求时又不能不学做此事。这件事与他们社会的惯性和动力不合，他们以迅捷而复杂的方式在数个世纪的调适中学做此事。爱国主义表示对国家的热爱。就眷恋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故土这层意思上看，中国人也许是所有已知民族中最爱国的人了。这种爱也许不如日本人那么急切，不如波兰人那么热烈，但它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环环相扣。它作为生活一种不易打破的习惯，并不怎么表现为是一种情感、一种意识的事实。对土地和出生地的眷恋与有效组织起来对国家效忠是十分不同的事情，后者不是从日常生活和交往习惯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政治现实，而是通过政治手段构成的政治现实。人们习惯于试图逃离这样的窘境，即这里存在着对国家自发的、遍布的无争议的爱，可在这样的爱中又看不到那种熟悉的公共精神和政治民族主义的显示。说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就像西方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表现出的那样，真正来看，情况很难说是这样。他们的旗帜可以作证，中国人视他们自己由五大民族而非单一民族组成。就某种真实的感觉而言，中国人对种族和种族差别深表冷淡，他们并不像欧洲人和日本人那样感染上人种学的病毒。满清王朝是异族的统治，这一事实促进了国民革命；然而，这一反对的理由在过去两百多年里未见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在与西方接触后唤起了民族主义的感情，它才成了有意义的东西。中国人富有的是生活的共同体，是一种文明统一体的感觉，是那种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着的习俗和理想的感觉。他们从未离弃用他们生存的全部材料织成的整幅图样。成为一个中国人，并不是成为某个种族之人，也不是对某个民族国家表示效忠，而是以某种方式与无数的他者分享感情和思想；基于长期建立起来的调适和交往模式，这类分享伴随着无尽的记忆和期望。

这种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程度上变成了忠诚和爱国主义，即它转换成了我们所能辨别的、依循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模式的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样的国家拥有陆军和海军，拥有按时征税和公共财政系统，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组织系统，拥有相对于中央权力的所有附属地方权力的设置，以及我们熟悉的所有其他体现主权的设置。由一种传统的感情转变成民族主义并非轻而易举，于是人们为它附加了一个对象；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的对象，是一个信仰的而非洞察到的对象。

鉴于此，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便带上了一种排外的色彩。尽管出现了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和其他暴力抗议，值得怀疑的是，这类举动是否表明存在着对外国人的强烈敌意。人们的揣测是，中国人毋宁说非常宽容。他们到处运用的是温和的你我两便的政策。他们的一贯态度是对外人不关心，而不是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但情况是，他们走的这条只有他们能够以此显示其献身于他们自己文明的道路是消极的。正是外人在干扰这个文明。中国人缺少用以抵抗外国侵犯、国家赖以生存的积极工具。于是，人们会说，他们对自己习俗的忠诚，势必采取袭击外国居民这样反常混乱的形式。有少数人认为，义和团的日子还会重现。中国人是聪明的，他们知道用这样的手段来保持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希望的。然而，这也是真的，即他们的民族感情会被唤起，并且更容易集中到抵制和反抗外国的目的，而不是用于建设性的目的。

在中国最近的国际关系中，可找到说明这一事实的很好的例子。很少有人怀疑，政府正式训示它出席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代表签署和约，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人拥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民族情感猛烈爆发了。如果日本准备把一股新的足以压倒老的地方分治主义的民族精神煽动起来，那它就不能继续以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其图谋了。民众使事态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他们向巴黎发电报、向北京通电、举行群众集会和公开辩论，最后学生进行了罢课，一些大城市的商会团体又进行了罢市。他们以此清楚地表明，国人的感情会将那些参与签约的人视为叛徒。这是有关中国的生存状态和民族感情之力的一次给人非凡印象的展示。说它给人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没有借助有组织的政府力量展开活动，并且确实对盘根错节的亲日本的官僚阶级进行了抵制。如果在什么地方还会有人怀疑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遍存在，那么，这一示威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使人信服的教训。但是，它造成外国人对这种感情进行恫吓的巨大危机。日本在最近两年对中国干的事，也许人们要花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才能办成。当阻止签订出卖中国权利的条约的直接任务得到落实后，人们的感情便减退了。也许它仍然同样的强烈，但失去了方向上的确定性。为建设性的国家政策作出实际决定所需要的外部手段与确立的思想习惯仍然是不完全的。

每个人都知道，外国侵犯中国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手段。俄国首先想到利用银行和铁路的征服政策，其他国家也掺和了进来。日本以它惯有的警觉态度，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并以惯有的精力按其觉知行事。资金问题在中国任何积极的国家政策中仍显得极为重要。尽管中国有资金来关顾它自身的发展，它的资金比它已使用的要多些，但喜好私营化的习俗使老百姓不愿向政府借这笔钱。对官员们的能力和诚实缺乏信任强化了另一种影响，该影响不利于扩展为了公共需要的国内信用。很清楚，国际银团向中国大量贷款，签订这种贷款协议不用向任何特定国家让渡特别关税优惠和势力范围作为回报，这是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但是，要使人们对这件事唤起任何广泛的兴趣却极其困难。反之，某些利益集团借此煽动对立却相对比较容易。它们只会不停地说，这是个有利于外国势力完全制服中国的举动，民族感情便沿着消极的方向被鼓动起来。一种替代方案即由列强分别贷款的方案，事实上就是日本声称的以获得特定权利和特权作为回报的方案，还未见有人提出，却变得更加明朗化了。民众相信以自由放任、听天由命的政策来应付银根紧缩，而不是举全国之力制定出某种全盘性的计划，后者由于关联到涉入其中的组织，会使外国影响的事实变得明显起来。由于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来对付障碍和危险，以绝妙的技巧在一种力量和另一种力量之间玩弄平衡，举国上下那种对未知的东西全然感到畏惧的情绪可以在人们针对大型组织的态度上觉察出来。而由于组织是属于外国国家主义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使之显得特别令人惧怕。谁能责备中国以其过去的经验对外国的影响抱有的这种看法呢？如今还有某个小宗派几乎是振振有词地在说，与其让青岛成为国际殖民地，还不如让日本占有它为好。

形势已到了危急关头。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那种对外国组织抱有愈益迫近的恐惧足以在近期将统一全国铁路的计划挫败。最终，这个计划将意味着在中国单独的控制下形成大规模的国有体制。而在目前，它还容纳着某种程度的国际控制。外国对维持分割的范围感兴趣，这自然使它们彼此间产生敌意。它们最简便的活动方式不是造成公开的对立，而是通过国内代理人展开秘密活动，基于中国全民性的恐惧而从现存的事态中获益。这股势力已经在着手攻击计划中的国际性协议，并有可能使之破产。事实上，它们差不多肯定成功地使这项协议受到了耽搁，直到它成为一件可怕的必办之事。然而，这一点看来几乎是自明的：要是中国依赖外国的贷款，那么，与那些只能以专门的租借地和对战略要地的控制（这些要地的战略意义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体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作为回报才会放款的单个、分散的列强相比，它求助于已同意放弃各种特权的列强的联合贷款要好得多，后者会用它们的资金把整个中国建设起来。乍看起来，这一点似乎极不合理，即中国宁愿继续维持一种体制，或者缺少体制，这把它逼到了现在的关口，而这是极不合理的。但是，我们需要理解，中国现在达到了强烈的民族感情的沸点，并处在一个能够有把握像一个国家那样行事的地位。感情就是感情，人们能相对容易地唤起一种民族抱负或者全民性的恐惧。要使任何可操作的全面的或建设性的计划取得同意，并确信能取得整个国家的理解则不太容易。理由很明显，不存在什么国家机制、国家机关去提供理解的材料，并为那种持续的信念和信任提供基础。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却不存在或者缺乏国家的活动渠道和机关，这两种情形的结合正描绘出今日中国在国内外发现的它所面临的窘境。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应当以同情的态度来理解这一情况。目前，特别是在官场之外，正涌动着一股亲美的情感暖流。这中间好像涉入了日本人的诡计，这是真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流行的反日情绪的一种反弹。无论如何，它总是民族的感情，而不是一种民族的思想。它在将来仍会受到种种势力的支配，这些势力总会以有别于思想的方式操纵感情，把它造成一种波动起伏的事件。美国基于过去的历史和经济利益反对瓜分中国的政策，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采用对势力范围和特殊利益进行划分的手段。就中国对待我们的感情而言，这全然是有好处的。正如在铁路一体化和联合资金援助的事例中表明的，中国同样期待有组织的国际帮助。这类政策如果顾及惯常的体面和善意，它会使中国快速得到建设，并使它走向能够摆脱外国控制的目标。但出于刚才作过解释的理由，中国会表现出犹豫、反对和迟缓。可以想象到它会完全停止不前，宁可继续玩弄让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相争的策略而全然不顾这一事实，即在现时，这将意味着增强日本人的控制。至关重要的是：美国要理解这种态度的原因，并耐心、执著地推行其政策，而不是因“忘恩负义”而被情绪上的一阵强烈厌恶搞得摇摆不定。因为我们的主动示好和计划没有得到直接由衷的赞同，便收缩和撤销我方的积极利益，这只会让那些在中国谋取特权和私利的国家占到便宜；这些国家基于这样的诱因，并且由于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缺少信心，在它们的头脑中总是存有造成最后瓜分和征服的计划。我们需要认识到，正因为中国人具备极大的政治能力，国家的转向是一个艰巨而缓慢的问题。因为这种能力是沿着既定路径行进的能力，而这条路径与切合当前形势的路径方向是相反的。这将使人怀着理智上的同情记住这一点：中国还没有在现代政治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足够地向前推进。在这里，人们的民族情感真挚而强烈，但表达民族思想和行动的确定机制还处在初期的形成阶段。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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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80—190页。

[2] 首次发表于《亚洲》，第19期（1919年），第1237—1242页；重印于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222—236页，标题是“中国国民情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