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中国与西方 [1] [2]

——评《中国问题》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22年

在访问中国前，罗素先生曾经在俄国待过。当他在伏尔加河乘船旅行时，他意识到了“我们西方人心理上的疾病是多么严重”——那时，布尔什维克甚至正在努力把这种心理强加在本质上属于亚洲人的人身上。这一疾病源于过剩的精力及其合理化。“我们的工业主义，我们的军事主义，我们对进步的热爱，我们对传教的热情，我们的帝国主义，我们对控制和组织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活动的欲望的过剩。”伏尔加河游船上的同伴“喧嚣，争吵，满是各种各样肤浅的理论”，对一切随意加以解释。然而，其中一个同伴危在旦夕，而且“我们的一切都死一般沉寂，像天空一样深不可测”。看起来似乎无人有闲暇来倾听这样的沉寂，然而，他的召唤对我来说是如此坚定，以至于使我对宣传家的高谈阔论和信息灵通之士提供的信息变得充耳不闻了。

一天晚上，毫无意义的口头争论仍在继续。船只停了下来，罗素先生上了岸，在沉寂中，他发现：

有一群陌生人在沙滩上……闪烁的火光点亮了野蛮人粗糙的带有胡须的脸颊，强壮的、富有耐心的原始人妇女，以及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动作缓慢和安静的孩子们……对于我来说，他们似乎代表了典型的俄国人的精神，不善言辞，出于绝望而变得迟钝，没有被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人所注意到，这些人组成了进步派别和反动派别……我被他们富有耐心的沉寂所感染，在整个惬意和熟悉的理智交谈过程中，我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些孤独的和无法言喻的东西。最后，我开始感受到，所有的政治都是由一些狰狞的邪恶所激发的，出于口袋中的金钱或权力或理论，教育那些精力充沛、足智多谋的人去折磨那些顺从的人们……我不时听到悲伤的歌曲，或者巴拉莱卡琴时隐时现的音乐声；但是，音乐声与俄罗斯大草原上惊人的沉寂交织在一起，使我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心生狐疑的悲痛。在这种悲痛中，西方精神的无望逐渐变成了悲凉。正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我出发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

这一段不仅仅给出了罗素在中国经历的背景，本书正是这一经历的成果；也象征了中国的问题，在罗素看来，这些问题变成了我们西方文明的问题。那些喧嚣的、教条主义的、独断的、自鸣得意的和富有煽动力的游客，是径直走向毁灭的西方精神。中国是本性上徘徊不去的沉寂、宁静——或许是懒散的，但灵魂也是平静的——富有包容心，拥有未被破坏的直觉上的与自然的共鸣，有能力从简单的事情中获得安慰和幸福。对生活和死亡都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西方自我本位的腐蚀。

当然，本书不仅仅是对这一哲学论题的一种解释，是对导致远东当前局势的历史力量和历史因素相当清晰和精练的解释，并且伴有对当前情况的分析。这个报告补充了他的个人经历，其中包括对第二手资料审慎而加以鉴别的运用。于是，在我看来，本书是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从信息和评论的角度看）。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是如此杰出，以至于事实上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认识到已经克服的诸多困难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杰出。

但是，那些从本书中获取信息的人，如果没有在几乎每一页上发现上面引用的段落中回响的音符时隐时现的重叠，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工业化以及我们中大部分人所经受的高压”下，我们已经丢失了中国人依然保有的“本能的幸福和生活的愉悦”。“我们的繁荣只能通过对较弱的各国的压迫和剥削才能实现，而他们仅仅通过自己的美德和努力来获得他们所享有的任何东西……通过珍视进步和效率，我们已经获得了权力和财富；通过忽略他们，中国人，直到我们给他们带来烦恼，整体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存在，以及一种充满愉悦的生活……中国人已经发现并且在许多世纪践行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这种生活方式能被全世界人民所采纳，它将给世界人民带来幸福。而我们欧洲人没有。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斗争、剥削、永不停息的改变，以及不满和破坏。”应该补充一点，美国是欧洲最坏时的情况，因为它就是在使用能量和效率方面，以及因改宗而变得极不宽容方面处于巅峰状态的欧洲。还有一种自鸣得意和令人费解的自以为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正开始崩塌。美国表现出了机械论视角的极致，“某种同样在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思想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中存在的东西……美国也表现出将人视作原材料的习惯，需要经由我们科学的操作而变成符合我们幻想的东西……以牺牲知觉为代价来发展意志”。相信控制，相信违反自然的生活，相信与自己的视角和信条对话的有利条件，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幸免的事情。

敏锐的中国人也许首先会承认罗素先生将他们的文明理想化了，忽视了其缺点而夸大了它的长处。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然而，我并不把这个事实看作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因为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使我相信罗素先生只是指出了中国存在长处的方面，尽管他在灵魂深处是反对西方的愚蠢的，他对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言过其实了。关于西方需要停下脚步向东方学习的紧迫性，我发现自己和罗素先生的见解并不冲突。我认为，需要指出的问题在其他地方。罗素先生所采用的方法，允许他对中国的外部问题，或者说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简明扼要的阐释。这种在一个晦暗不明的世界中出现的简明性必定总是接近于反讽，正如它对于罗素先生那样。当然，正是西方掠夺性的能量本身以及对日本的影响，制造了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和工业问题。罗素先生以其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他惯常的选择和删除的艺术，将这种状况向每个拭目以待的人描述出来了。

然而，中国内部的问题，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转变，看来罗素先生几乎没有触及。事实上，他提到了中国家庭体系的最坏结果、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以及他们的冷酷无情。然而，罗素先生似乎满足于对它们置之不理。对此，他评论道，它们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还没有像西方人的心智缺陷给西方带来的后果那么悲惨。这点或许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只对西方感兴趣的人来说，这点已经足够了。然而，我没有看到，这对中国人来说的确存在的中国问题有什么帮助。对中国最深层问题的感受，正如这些问题在那些思想深邃的中国人的意识中存在着的那样，人们在罗素先生的文字中是看不到的。作为一名称职的欧洲人，或许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欧洲的文化，以及欧洲不得不从亚洲那里学习到的东西；相反，令人吃惊和震撼的是，对世界上最古老、最浓厚和最广泛的文明的内部重构并没有吸引他的注意力。

因为罗素先生没有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与他争吵是冒昧的。但是，世界需要一幅最精彩的戏剧的图景，这一出戏剧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上演；有时候，我认为最精彩的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戏剧，导向对人类历史既已见证的任何事情作出结论，尽管除了中国，可能没有人能给予世界这一图景。与西方的接触，在中国引起了一种再度觉醒的躁动、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中国人，他带着对从事掠夺和侵略的西方强加给他们的不正义和野蛮的问题的感受，带着他对西方物质主义、民族主义和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的感受，没有满嘴感激的心情承认因西方的影响所产生的觉醒——这种觉醒对于阻止古老文化中好的东西进一步堕落似乎是必要的，对于一种新的更丰富的生活也是必要的。在我看来，终极的“中国问题”关涉在当前的激变中什么将会胜出：西方严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还是由与西方的交往所激发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内部重塑？

（王巧贞 译 汪堂家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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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5卷，第179—182页。

[2] 首次发表于《日晷》（Dial ），第74期（1923年），第193—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