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学潮的结局 [1] [2]

正如我所记录的，11月下旬在福州发生的中日冲突（几个中国学生在冲突中失去了生命，这是在其他国家的妥协退让下，日本海军在这个中国城市登陆的结果），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在去年5月也曾被激起过。学生们再次进行公开的示威游行，并与中国商会联合起来，要求民众停止一切与日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往来，直到后者改变他们的做法。行将结束的抵制日货行动又重新开始了。他们要求政府宣布不与日本进行经济往来的政策，并对涉日进出口货物实行禁运，直到日本从根本上改变其方针。其结局无法预料。悲观主义者宣称，日本正在利用地理位置将福建直接纳入其势力范围——这是在《二十一条》 [3] 里已经反映出来的企图，只是被暂时搁置了。

严格来说，中国没有乐观主义者，但稍微乐观一点的人断言，在目前的状况下，由于山东问题还悬而未决，联盟 [4] 与满洲的关系尚在讨论中，还有敏感的西伯利亚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日本政府不会再想招惹更多的麻烦了——特别是整个世界的目光都在盯着它，美国参议院尤其如此。悲观主义者反驳说，恰恰是美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和特权，迫使日本军国主义采取侵略手段进行扩张，让世界不得不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然后，日本将利用这种困境，要挟中国政府彻底制止抵制日货运动。日军一旦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就再也不会撤回，而现在的福建正在步满洲和山东之后尘。

也许最为险恶的是来自东京的半官方报道：骚乱是中国蓄意发动的，是为了迫使日本派兵占领，从而增加整个世界现已存在的对日本的偏见。美国领事馆的官方报道赞同中方的说法，即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遭到了全副武装的日本人和台湾人的攻击，这从表面看来至少是在日本地方当局的纵容下进行的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首要目的不会是立即将福建省纳入日本，而是通过注入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使对方“妥协”，从而加强日本在其他争端中的掌控。这就是东方人的外交手段。正如我所记载的，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以后，大约一万名北京学生的聚众游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盘点六个月的学生运动的成就。

作为一场历时短暂的政治运动，除了阻止中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外，它并没有什么成果。回想起来，政治上相对失败的原因并不难弄清，但在去年五六月间那种激动和愤怒的情况下则很难认识到。学生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对消除已经实施的措施的过分担心；在运动的发起地北京，担心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把运动看成是爱国的，反而把它视为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瘟疫般的骚乱）将会以游行为借口，取消作为自由思想中心的大学和高校；同商会继续保持有组织的合作的困难；危机过后，激情的自然消退；所有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失败。

但是，如果认为学生运动就这样消亡了，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积极的方面，从反对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破坏转到了别的方面。它卷入了许多方面，现在正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业界。在广州和福州，经济上抵制日货的运动仍然非常积极；在天津，政治运动还保留着其活力。除此以外，学生组织已经进入当前的教育、社会的慈善事业，并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讨论。中国人对政府的问题从来都是无动于衷的。学潮只在表面上标志着暂时的异常。令人绝望的政治混乱、官员腐败和各省军事首脑控制政局，足以让年轻人远离直接的政治。另外，一种共同的认知也在发挥着作用，即辛亥革命的相对不成功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政治变革超越了知识上和道德上的准备；这种政治革命是形式上的、外部的；在名义上的政府革命兑现之前，需要有理智的革命。中国人的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受外国的侵略。参加学潮的学生们认为，最好是通过中国的国内建设来捍卫国家的存在，包括普及民主的教育，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工业和消除贫困。

这场运动的外部表现，集中在创办那些学生支持并可以进行教学的新式学校，为儿童和成年人开办学校；大众演讲和进行直接的“社会服务”活动；与商店合作，提供技术咨询和专业援助，以改善旧的经营模式，引进新的技艺。这些活动使得知识分子的运动不再远离一切实际事务，远离政治，从而防止它成为文化和文学的附带品。

所谓的文学革命是在学潮爆发前进行的，其目的是对在书籍、杂志、报纸和公众讨论中使用的语言进行改革。外界的人会匆忙地断定，这意味着试图鼓励以表音的汉字替代表意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种运动是以音符补充形符来表达它的发音，其目的是使其发音非常规范，以便更容易读会它。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像文学革命那样引起如此大的兴趣和激情，后者试图使口语成为标准的出版印刷语言。用于写作的中文是远离乡土气息的，就像拉丁语之于英语，也许程度还要深一些。两千年前就是如此，现在不过是经过修饰并固定了而已。要学会它，就等于是学会另一种语言。驱使改革者们进行改革的原因，除了掌握表意文字的困难之外，小学生们还被迫学习一门外语来获得教育，这使得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普及教育。改革者们甚至更多是受这样一种信念驱动：除非口语，即群众语言被使用，否则不可能形成一种表现当今生活的文学。除了使用和丰富这种粗俗的语言，根本就不可能展开对当今的社会、道德和经济问题的普遍讨论。

幸运的是，这场新运动是“被其可爱的敌人所宣扬”的。古典文学家们看到了它对中国赖以建立的旧道德经典的致命打击。他们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其文学经典的历史，它的统一建立在对它们所体现的道德传统的接受上。忽视传统就是毁灭中国。新运动笼统地将保守派和自由派合二为一，即将旧传统的代表和西方观念与民主制度的代表合二为一。年轻的中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支持文学革命。然而，据说两年前还只有一两家杂志在尝试性地使用通俗语言，今天却已超过了300家。自去年5月以来，学生们已经创办了几十种刊物，都使用口语和普通人能看懂的文字讨论事情。在北京一家资格较老的中文日报专栏里，近来刊登了由一群义务通讯员写的、关于在口头演讲中自由使用单个小品词的讨论，这一讨论已达洋洋数万言。

那些知道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对于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欧洲的转换意味着什么的人，不会小瞧这个体现在语言符号上的社会变革。它比颁布新宪法还重要得多。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10月份举行的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从那以后的所有教科书都要用口语来编写。这种做法经过一代人的遵循之后，那些明智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把它看作是一次比满清王朝覆灭更加重要的事件。

根据出版了的摘要来说，那些新杂志上最重要的是一些社会问题。集中讨论经济和劳工问题有力地证明了新发现的世界的统一，这种现象在中国本土还没有以突出的形式存在。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比柏拉图的理论更切合中国当前的工业形势，但它还是被翻译过来并受到了广泛的讨论。所有的新“主义”都被论说到了。理想的无政府主义拥有众多的追随者，部分是因为中国人在历史上一向轻视政府，部分是受到在巴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留法归国学生的影响。一个大约对50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学生们的特点，首先是问题很多，其次是要求完全的言论自由，以便可以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在一个一贯相信权威式的教条并且自鸣得意的国度里，怀疑的流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西方人难以意识到，东方对西方的兴趣只在于欧洲和美国的物质进步，在于工业机器和战争武器的方面；而在其他方面，没有人认为西方更具有优势。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里，人们才普遍地认识到，西方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比西方的战舰和蒸汽机更加重要。这种信念集中体现在学生运动中的理智那一面，不过，它对西方观念并没有产生任何巨大的热情，而只是期望那样的知识将有助于讨论和批判典型的中国教条和制度。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就足以说明，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现实的指向。中国承袭了日本从德国借鉴来的集会法。一个论坛俱乐部向北京警察当局申请许可证，说它成立的目的是去思考当今世界新的思想潮流。然而，当局拒绝发放许可证，理由是较新的潮流必然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思考这些话题是危险的。

情况总是这样，官方的反对会激起思想的运动。内外夹击的恐怖专制氛围使人忍无可忍，燃起了人们对新思想的渴望。对西方国家自由思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如同东京和北京即将到手的权力似乎象征着一个对这个世界而言已经过时的理智信条一样。所谓的政治革命越是显得失败，对知识革命的要求就越积极，后者将使一些未来的政治革命成为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自发性。学生们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挫折，甚至留美归国学生中的老师和顾问也开始倾向于打消他们的热情。它的自发性证明了其真正不可避免的性质。当大多数政治都表现为公开表达的时候，它不属于一种政治运动，而是体现了一种新的意识、一种年轻人和年轻妇女们在文化上的觉醒，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学业被唤起了对一种新的信念秩序、新的思维方法的需要。无论该运动的外在形式怎么改变或趋于崩溃，其实际内容都是会继续下去的。

（马荣 郑国玉 译 马荣 校订 刘放桐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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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18—22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1期（1920年），第380—382页。

[3]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这些条款也称《中日二十一条》。——译者

[4] 联盟（Consortium），美国竭力维护门户开放政策，从而导致1901年国际银行联盟的形成，并为中国的所有铁路提供贷款。后来，美国在1913年以中国政府管制权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为由退出了联盟，它从而变成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各种资源进行操控的一个平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