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中国的军国主义 [1] [2]

“和平会议上协约国作出的保证日本权利的决定，其结果是增强了军国主义政党对中国政府的控制，也使这个黩武主义的邻国加强了对中国决策权的控制。”我们可以在中国各种自由派报纸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这类用词上稍显变化的字句。一个美国人对此会感到震惊，他已知晓中国与和平主义根深蒂固的关联；并且，他在罗斯福先生的影响下，相信中国化即等于因循苟安的和平主义。中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吗？这不可能！

在此可引用一些统计资料。据最低估算，目前中国政府维持着一支130万人的军队。中国并不实行征兵制，这是一支被雇用的、常备的职业化军队。中国没有派兵去欧洲，也没有训练一支部队准备派去那里。最让人能够闻到战场硝烟味的，是俄国溃败后鼓吹对西伯利亚进行干涉的宣传。如今，中国的内战也是有名无实，不管怎样，极大部分士兵从不会去打仗。于是，从它的常备军队的规模这一点上看，中国没有被“中国化”。

中国的预算同样告知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去年为常列军事项目开支了2.1亿元，为“特列”项目开支了3000多万元。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这一数字要占全年政府开支的50%。由于国家的总收入除贷款外，只有3.7亿元，这意味着国家总收入的65%花到了军队身上。还可用另一种方法来计算，扣掉这笔开支中为国家债务支付的利息，中国用于军事目的的花费差不多是所有其他目的花费总和的2倍，是中央政府用于学校教育方面支出的50倍，是中央政府和所有省份用于公共教育方面支出的6倍。另外，现今中国在民国八年这一年花在军队上的钱，是清王朝末年花费的2倍以上。这些事实并没有证明人们过分沉溺于和平主义。

然而，与证明巨大的军事开支一事相比，还要对所称的政府的军国主义性质作一证明，因为这一术语总体上含有使国民的政治事务服从军事控制的意思。这件事不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但甚至比本文开头所引句子中谈到的军队的规模和花费还重要。这种军国主义可溯自民国初期，特别是溯自袁世凯的野心。很难说这是一种巧合，即目前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正是那位企图把革命果实化为一个新帝制朝代的家族财产的“强人”的旧部和门生，但它的现有形式还得溯自两年前，特别是溯自中国向德国宣战的相关形势。可能还没有什么人写过这段插曲的完整过程。但当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甚至一个初涉中国历史的新手，譬如本文的作者也能对某些没被讲述的事实，或没对西方人讲述的事实——在远东也只能被悄悄讲述的事实——作一些报道。有关军国主义势力增长的显著事实是，它现在增大的调门要溯自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参战造成的局面。如果这一事实没被载入记叙近年来中国历史的书中，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那些作者如此热衷于协约国的正义事业，以至他们很难让自己去想象这样的事实；部分原因则由于当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如果作者们对有可能面临的助长德国人阴谋的指控不置一词，他们就会变成亲德分子。

人们大可不必为反对中国参与战争的那批人寻求解释。存在着各种造成美国一方拖延时间的理由——德国广大民众已显得一蹶不振这条理由还不算在内——加之，还存在着对德国得胜以及德国随后进行报复的真正担忧，有关这种报复的性质，中国已受到了足够的警告。并且，与任何其他国家的侨民相比，在中国的德国侨民总体上更受人欢迎，或许美国的侨民除外。无论德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有多么傲慢，就个别的德国人来看，他们都倾力追求事业的成功，显得谦逊、友好，并留意当地人的愿望和习俗。在反对不对德国人宣战的所有理由中，实际上，只有两条这样做的内在理由。有一部分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拥护共和思想的人士，他们在情感上确实相信：当美国参战以后，战争就变成了民主和专制之战，变成了能保障弱国权益的新的正义的国际秩序与旧的、贪婪的国家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于是，中国的历史所形成的人道主义理想便要求自由中国投入战争。这一方向指明了自我利益之所在，因为参与这场战争能使中国在和平委员会中获得代表权，使它得以提出归还山东的要求；并且从总体上看，能使它甚而开始成为对新的国际外交事务作出安排的伙伴，仅仅在两年前，除中国人之外尚有许多人热切信奉上述结果。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后，中国立即以内阁和国会协调一致的方式效法了美国的行动。这是对威尔逊总统的请求作出的直接回应，而且，中国是第一个作出这种值得赞许的反应的国家。

接着便有了8月14日中国最终向德国宣战前情节跌宕的那数个星期和数个月。这几个月中，首先发生的事件是2月初美国对断交行动的那种明显支持已被日本的支持取而代之；其次，总理段祺瑞和国会发生了冲突——一场最终通过武力解散国会而告结束的冲突，并且北南双方仍未愈合的争斗又爆发了。由日本造成的美国外交失败的程度可从这一事实看出，6月7日，美国向中国发出一项警告：与重建稳定和统一的中国相比，中国的参战是“次要的考虑之事”。在日本有关解散国会问题的法律顾问的授意下，6月12日，军阀领袖们发布了一项命令，其直接的结果是结束了清朝年幼皇帝十天的复辟闹剧。最终的结果则是驱走了黎总统，并通过强制解散国会使立宪政治归于失败，接着便开始了内战，它转而成了军阀派系操控的一场战争。

总理这时是军国主义分子、反宪政和反国会的派别首领，虽说他现在尚未执政。自由派分子的国会不管它有何不足，仍献身于共和制的立宪主义，它在与德国人作彻底决裂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不热情。要是美国以及民主的威望如日中天，它准备紧紧跟随美国。当外交的主导权转到了日本人手里，当它开始相信内阁无须煞费苦心地用打败德国人作为借口来扩充军队和军国体制以确保其权力延续下去时，它变得踌躇不决了。

一种颇具嘲讽意味的命运是：军国主义反民主的派别成了协约国的公开发言人，而倾向宪政主义的国会却坐在了亲德国的位置上。稗草和麦子如此混杂不分，以至厌倦了拖延不决和密谋策划的那些标榜自由思想的外国通讯社对段祺瑞解散国会的“有力”行动表示欢迎。这只是因为，该行动加快了中国正式站到协约国一方日子的到来，并给予德国在远东的商业利益以虽非致命却显沉重的一击。人们看到，外国人的自由情感有多么地不适当——也有几个显著的例外——从袁世凯冒险称帝一事中可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现在都在咒骂处于草创时期的议会制一事可再次看到这种不适当，尽管在这两件事情上，自由的本土中国思想都发出过警告。人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明显教训的，即要按照所设想的外国利益向世界解释中国的事件，却很少联系中国自身的命运和发展问题来考虑事件的现实后果。有时人们会感到疑惑，中国人仍然相信外国人在对其现代史的解释中表现出的那种政治智力。

目前，那个势力在1917年夏天发生的事件中再次得到证实的军阀派系仍控制着政府。毫无疑问，它的所有成员都很爱国，欢迎归还山东。但人性终究是人性，他们同样欢迎巴黎提供的在处理弱国问题时也许仍显得正确的那种证明。于是，尤其是日本，一般而言也是帝国主义，便用那种奇怪而又难以捉摸的方式取得的外交胜利，对它们自己的反民主的军国主义政策进行了辩护。如果战争中曾被慷慨陈词的人道化的国际主义和民主理想已在巴黎实现，那么，中国问题的观察家就不会怀疑本应发生的广泛的国内政治的重组了。对于和世界的民主政治连为一体的国家自我利益所作的证明，本应通过国内政策而见到某种不可抗拒的促人反省的效果。很少有人会怀疑，除了看到有待攫取的山东的具体的经济优势之外，对上述事实的认知也正是日本要在巴黎表现得那么急不可待的原因之一。当它的报纸夸大其辞地说确保它的外交胜利已关系到它的民族生存，这种夸张掩盖了这一事实，即它的外交失败，随同专制的德国人的垮台，会把远东的军国主义的声望葬送掉，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日本的外交政策。这种道德上的回响看来在巴黎完全被忽视了，很值得怀疑，华盛顿是否会给它应有的关注。

表明中国军阀统治制度延续性的特定标记有多种。在各个省份，“督军”，也就是军人统治者的权力，仍高于文职省长，并凌驾于国民的利益。他们不顾教育和改善交通的迫切需要，利用钱财和权势为人数众多的军队招兵买马。在一些边远省份，他们鼓励种植鸦片，这或是为了获得直接收益，或是为了征税，这种征税几乎就是不加掩饰的敲诈。他们阻止开发自然矿产资源和发展制造业，因为他们的随从会让他们获得强行索要从生意买卖中产生的大笔收益的那种有效权力。尽管北南双方存在着和解的普遍愿望，两地的军阀（认为他们只限于在北方活动，这是个极大的误解）却阻止达成所有最终的解决方案。近几个星期来已闻知开始了对蒙古的神秘冒险活动，以及一名督军企图获得对三个满洲省份实质上的独裁地位。但尤其要指出的是，正是军阀统治，使中国陷入了对外国人的阴谋和不期然的干涉加以诱引和奖励的状况之中。

虽说目前的状况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没有一个观察家认为它会长久延续下去。这种平衡状况太不确定。当变化来临时，没有一个敏感的人打算对它的性质作出预言。但读者如果回到本文开头给出的统计数字，他会注意到，现在中国一年的开支已超出其可支配的收入达一亿一千万元之巨。自然，这意味着要借钱——而当中国要借钱时，它是通过将某种限定的资产抵押出去，才从外国那里借到钱的。换句话说，把军队削减一半，中国就能做到收支账目的平衡。继续维持现在的军队规模，将此责任维系在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贷款上面，那么，它——或者它们——是很愿意组建一支在国外不会被看成或者将不被看成是中国力量之源，在国内会把整个中国吞吃掉的军队的。中国的军阀统治仍在延续，在这种情形下对历史所作的经济解释比惯常认为的要明显得多。这样看来，说中国下一步要发生的事将取决于财政上的考虑，或者说决定权掌握在有能力控制贷款的那些人手中，就很难说是一种预测。然而，要是某个国家以准予贷款来服务于它自身的利益，其他的那些国家也不能仅仅通过奉行婉拒贷款的自由放任政策来充分应对这种局面。这里需要采取某种积极的立场。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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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67—171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67—169页。文章注明的发出地点和日期是北京，7月28日。1919年10月14日出版的《北京的领导人》（Peking Leader ）一书亦收入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