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灵的转化 像中国人那样思考 [1] [2]

切斯特顿（Chesterton） [3] 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一个人的哲学是与这个人有关的最重要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例说，对一个女房东而言，了解一个自称要当房客的人的生活哲学比了解他的经济状况更加重要，后者也许决定了他的支付能力，但前者决定了他愿意说真话还是说谎，以及他是否愿意按契约办事。最近故去的摩根（Morgan）先生 [4] 曾在华盛顿说，他在经营银行业时，把更多的重要性放在申请人的为人信用而不是他们提供的物质保证上，他的话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切斯特顿和摩根的话证明，我们在战时开始习惯于称为不可称量之物——刚毅、持久、忠诚、信义——相对于如此实实在在以至于可以被计数和称量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

在这一方面，适用于个人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民族。各国带到正在进行的华盛顿谈判中来的精神，它们会继续执行会议的各项决议的那种精神，比决议的条文更加重要。那些不认真看待这次会议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关各个政府背后的良好信念。他们以为，谈判只不过是一系列为着特殊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策略手腕的一个虚伪的掩盖；而本着和平、公正与人道而作出的声明，只不过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而进行秘密欺诈的传统道具的一部分。简言之，他们不信任现有各国政府背后的哲学。

如果再深入一些，我们就会意识到许多冲突与摩擦的来源都植根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不同民族有着深深渗透于他们各种习惯之中的不同哲学。他们无法理解对方，他们相互误解。假定国家之间所有困难的原因都是经济性的，这种做法如今很时髦；把注意力放到这些经济原因上并且看看能做些什么来调整它，这是很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氛围条件，由经济竞争和冲突所引起的摩擦是不会碰撞出战争的火苗来的。使国际争端火药味十足的那种氛围，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的产物，这些误解的源头在不同的生活哲学之中。

如果我们想要采取措施来抑制这种氛围，来赋予它防止国际关系过于紧张的一些要素，那么，我们必须从努力真诚地了解对方的生活哲学开始。在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之间，存在的困难最大。欧洲各民族和美洲各民族之间在精神气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生活哲学不相像的程度，也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大得多。但是，所有这些差异跟西方文明和亚洲文明之间的差异，即这些文明孕育出的哲学的差异一比较，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确保相互理解与尊重有多难，相应地，对双方来说，制造怀疑与恐惧就有多容易。当时机成熟时，这些东西就会滑向仇恨。

目前人们共有的信念——太平洋将会变成世界下一个巨大灾难的舞台，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是注定的这种宿命论般的信念，是使相互理解变得不可能的那条深深的、潜藏着的裂缝的一个真实表现。但我们不是试图通过相互理解，努力去缩小这条裂缝，却反而谈论着超出人力控制范围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一种无法抑制的冲突，要不就是谈论为了控制中国的和热带地区的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竞争。我不会看轻这场竞争的危险，但认为它如此巨大以至于使太平洋地区成为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的舞台，这是可笑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真正理解了对方，那么，为着共同目标的某种方式的合作就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忽视那些根本的误解在创造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任何旨在减轻经济上摩擦的措施和结果，都可能被证明为如此肤浅，以至早晚要失败。

误解如此危险的原因之一，即像个人一样，各个民族也都倾向于从自己思考和感觉的习惯出发来评判对方。威尔斯先生最近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日本人出于驯服和顺从，倾向于高估英国政府控制英国民众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而英国人，出于相反的习惯，倾向于夸大日本民众的情绪对日本统治阶层所具有的支配力。他作出的实际应用是关于英日同盟一事的。这个同盟可能会迫于公众情绪的压力而瓦解，日本人趋向于忽视这一事实，这种情绪会在日本人与美国人有抵触的情况下，令政府无法将它付诸实施。另一方面，英国人则容易忽视这个同盟的危险，因为他们想象在危机的情况下，日本的统治阶层会听从一种警觉而明智的公众舆论。

由于把我们如果做了对方民族已经做出的行为而可能具有的动机和目标强加到对方民族头上，并因而产生误解，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日本人的外交是以东京为中心的，几乎是受东京支配着的。我们的外交相对来说，比较松散。相应地，如果在这个东方国家的一个美国领事做出任何行为，哪怕只是或多或少根据他本人的心意发表一次演说，日本人就会自然而然地推想，他是在隐晦地根据来自华盛顿的实行某项国家政策的命令而行事。另一方面，美国人则容易忽视日本外交的紧密和连续。或者，当意识到外交中的某些令人不快的结果时，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突然的背叛性的袭击，而不是一系列步骤的顶峰；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步骤已经得到了接受和认可，哪怕只是潜在地。然后又轮到日本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这样的小事和其他可以提一下的小事，如果逐个来看的话，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的总体效应，无论如何不是微不足道的细节。最终的结果是相互不信任，猜疑，畏惧。这样一类插曲表明了，每个国家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心理非常重要。国家之间通过贸易、信件、电报的物质交流手段，一直比心理和道德交流的机构超前得多。在长达数千年的孤立之后，东方和西方被抛入了紧密的政治和商业接触之中。在处于分离状态的那段时间里，地球的每一边都衍生出它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感觉方式。无怪乎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和西方的接触主要是物质方面的、经济上的。它是一种偶然，是由蒸汽和电力机械的发明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并且，像任何偶然那样，它最终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有许多实际的问题，除非把更大的背景纳入考虑范围，否则就无法得到理解或适当的对待。为什么中国人面临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有亡国之危的处境，却如此从容淡定？当他们的国家在内部四分五裂、在外部受到威胁时，他们怎么能保持如此的平静？他们的态度是一种麻木的无动于衷，还是一种愚蠢的熟视无睹呢？或者，它是对西方人急于得到结果时忽略了的那些深层现实的信念的一种标志？这只要与外交谈判，包括华盛顿会议上进行的那些谈判有关，中国的谨慎观望策略——从一种西方观点来看，他们的观望已经超过了警觉所需的程度——是否暗示着对他们命运的无动于衷，或者是使他们无力应对它的那种虚弱？或者，这是他们正在指望各种缓慢变化的力量的作用最终使事情如他们所愿的证据？这类问题的正确答案肯定，至少与会议的具体决议一样重要；从长远来看，它更加重要，因为它将支配这些决议执行的方式。

这里又碰到了中国对各种现代工业方法、机械、铁路和大规模生产的持久而顽强的抵抗，以及除非迫于某个外国势力的压力，否则就不愿开放它的国家的倾向这个问题。这种拒绝，和一些外国人对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在它数以百万计庞大的人口中找到市场的渴望联系起来看，是中国许多最棘手的困难的来源。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为什么中国不曾带头开发自己的资源呢？为什么它不曾像美国那样抢先借用外国资本，而把政治控制权和大部分经济控制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呢？它的情况是不是愚蠢的惰性，对旧事物一种乏味而顽固的持守，仅仅因为那是旧有的呢？或者，这是否显示出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一种明智的、即使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反感，反对承认那些对中国文明的整个精神有敌意的力量呢？

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会在许多具体的实际问题的处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同。如果事实是中国盲目而迟钝，那么，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某种经济-政治性质的银行团就大有可为，它将把现代工业体系强加于中国，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克服它的顽固，不允许感伤的考虑过多地挡道。但是，如果在中国文明中有某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如果工业主义像在西方那样，是对中国文明中最深刻和最好的东西的一个威胁，那么，实际答案就相当不一样了。也许有那么一天，历史学家会说，中国的情况为一种深刻的本能给出了证据。也许他们会说，中国拒绝西方的机器生产工业制度的引入，直到这个世界和其自身都能控制它的运作为止，这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目前暂时搅在其中的这一团乱麻，对最终结果的获得来说，将不会是一个太大的代价。只有那些完全满意于目前的资本体系运作的人，才能独断地否认这种可能性。

提出这些问题比回答它们容易得多。但是，对中国文明和其中表达的生活哲学的了解，起码可以使这些问题更加实际和恰当。在中国人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中，有两种主要的生活哲学紧密相联——老子的和孔子的，也许还应当加上第三种——佛陀的。但后者不是土生土长的，而前两者是。虽然没人可以否认，佛教从印度的传入给中国的艺术和思想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但最终它的影响似乎已经被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加以重塑了。

老子的训导并未以儒家学堂的方式成为经典的和官方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即从根本上来说，它对这个 民族 的影响超过了儒家学说的影响，因为人们接受儒家学说的方式带有它的意味。这里不是对老子的训导作系统阐述的地方，而且这对我们的目标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相对于人的优先地位的学说，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即无为的学说。因为积极的作为和努力奋斗很可能仅仅是对自然的一种干扰。无为的观念几乎无法加以阐明和解释；它只能被人感觉到。它不完全是没有行动；它是道德行为的一种规则，是关于积极的耐心、忍耐、坚持，让自然有时间去做它自己的事情的一种学说。通过退让来征服是它的座右铭。自然的作用会适时地使人为的忙乱和人类的经营归于虚无。让骄傲和雄心勃勃的人去忙吧，他们最终一定会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人为的一团乱麻给绊住。

在这个观点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独有的。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如此浸透着它的各种结果。它存在于他们的放任自流、满足、宽容、和平、幽默和乐天的生活态度的根源处；也存在于他们的宿命论的根源处。老子的训导一直很有影响力，因为它们表达了与中国人的脾性和生活习惯相一致的某种东西。中国是农耕的、农业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点，却忘了他们的农业有多么长久和多么稳定。当我们思考这一点时，一个美国农学家写的一本书——《四十个世纪的农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显得非常有意义。其他民族也曾经一度是农民，但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使地力枯竭并走向衰落，或者他们转而从事其他行当，这些行当在重要性方面代替了农作。但是，中国人一直继续耕地、耕地、耕地，即便是像在中国北方那样，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而他们的土地仍旧是多产的，也许就像它一直以来那样多产。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类成就。它有助于解释中国人的保守，他们对自然放任无为的尊重和对人类挖空心思制造出来的那些匆忙的人工制品的蔑视。他们的头脑充满着与自然过程的联系，其程度就像他们的身体适于农作的程度一样深。他们是保守的，因为几千年以来，他们一直在保存着自然的各种资源，耐心而顽强地呵护着、维持着。在西方人动手开发且最后荒废了土地的同时，他们一直在保存着它。这些结果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上都刻下了印迹。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等待缓慢自然的过程得来的结果。他们无法使劲硬干，因为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不能加以强迫。在匆忙仅仅意味着对你自己的烦扰，并且到头来要么从自然中一无所获，要么干扰了它的过程并因此阻碍了自然的收获的情形下，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呢？

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态度中除了好东西别无其他。优点与缺陷，长处与弱点，是互相伴随的。西方人的宿命论采取的形式是相信，既然将要发生的事一定会发生，那么我们现在最好走我们自己的路。它好像是战壕里的士兵的宿命论。东方人的宿命论更多地指向现在而不是未来。为什么要做任何事，为什么要尝试，为什么要花费精力去改变状况呢？无为很容易变成消极的顺从，保守很容易变成对如此一成不变以至于成为“自然的”那些定规的顽固依赖，变成对变化的畏惧和厌恶。

但是，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包含着对人类文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而且是匆匆忙忙的、急不可耐的、过于忙碌和焦虑的西方非常需要的一种贡献。这也意味着——而这会显得是更加“实际”的一点——这种生活哲学在中国人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除非我们把它纳入考虑范围，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处理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方式。而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就将既无法在政治中也无法在商业中，明智而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为了取得成功，为了在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观点来认识时间的重要。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然后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在给他们时间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利用好时间。

老子的训导是从中国人生活的深处生发出来的，而反过来又影响着那种生活。实际效果中的很大一部分，当被个体的农民领会时，与普遍理论是没有关联的。对于一种处于抽象状态的哲学，农民是不会认识或懂得的。它是通过许多迷信活动和泥土占卜实践与他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甚至迷信活动也与对自然的一种普遍态度联系在一起。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习俗是所谓的 风水 ，可以从字面上翻译成“wind-water”。对风水的相信，是对与土地有关的某些神秘影响的一种信念。死者，祖宗的精神，以及活着的家族的兴旺，都依靠这些力量的有利运作。这些力量很容易受到搅扰，这样，它们的平衡和顺利运行就受到了干扰。早些时候，这种信念是引入铁路的障碍；而如今，它仍旧是开新矿方面和一般而言引入新的工业力量的强大障碍。

把这整个信念作为一种粗糙的迷信，这种迷信既在思想上低级，又对进步不利，这样来把它打发掉是很容易的。但是，使这种学说显得合理也是很容易的。这样，人们就能在其中看到一种信念，相信土地和它的力量属于整个世代相传的人类，过去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目前的一代是这个家族和种族、祖宗和后代的承托者。因此，对土地的开发必须为了整个世代相传的利益而受到规约。这种合理化在这个方向上彻底的程度，与在另一个方向上把中国人的泥土占卜体系看成是低级迷信的这种观点旗鼓相当。但是，风水学说至少是那种对自然的虔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展示，而且既是保守的力量又是保存的力量。

儒家学说的总体观点与道家学说正好相反。它强调艺术、文化、人性、学习和道德努力的重要。因此，自然地，这种学说影响着学者和上层阶层，就像道家学说在老百姓中传播的程度那样。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儒家学说的实际效果和道家学说是相似的。通过反复劝导，把先人的经典文学作为智慧的源泉来尊重，为保守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理由。通过把道德的和思想的力量看作优先于生理的力量而加以颂扬，它教人耐心地漠视最后一定会被理性挫败的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展示。

它创造出了对孔夫子（the teacher）的特别尊重，相信他对生活的持久影响力就像学生学到的东西一样。这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有助于说明中国人更倾向于依靠和平的理性而不是喧嚷的武力来平息事端。有哪一个别的民族如此持久地相信，孔夫子的影响最终是一切社会力量中最有力的吗？有哪些其他国家的英雄们是道德教师，而不是超自然事物的揭示者、僧侣、将军、政治家？

虽然儒家学说在上等人和官吏阶层中特别有作用，但是其最终效果已经与老子的影响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对政治明确的蔑视和对西方意义上所理解的统治的反感。对道家学说的信奉者来说，统治是非自然的，是人对自然的常规运作的干扰。皇帝们，即使是鞑靼人和满人这些异族，都不得不屈服于这种确信。他们通过接受民众的信念，通过给予皇帝一种神秘的意义来说服民众。皇帝是老百姓尊崇的天的一个代理人。

皇帝并不统治。他通过 不 统治，通过不干扰真正的统治体系——民众的习俗来治理；这些习俗如此久远，在农业中与自然的运作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其本身也好像自然的运作一样。进献给皇帝的贡品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征税，不如说是对他所具有的自然和道德力量的忠诚的表达。如果自然运行不灵了，如果饥荒和洪水一再发生，如果他的要求成了横征暴敛，官吏们不再像民众的父母一样，那么，这些就是他不再代表天的标志。而民众在公正与仁慈的秩序恢复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成了天的代表。据孟子（他强调儒家学说比较具有民主色彩的一面）说，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去推翻统治者。

对于大多用西方术语写下的关于中国人的哲学的这些特点，人们会痛苦地意识到它们的不准确。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在这些事件的结果面前保持着如此的自信，尽管有那么多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中国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时期而幸存下来。只要经过一小段时间，国民的力量，就是说，道德的和思想的力量，就会重新确立起来，民众稳固的勤奋就会再一次成为主导。即使现在处在一种会把任何西方国家抛入混乱的处境中，人口的数量还是在稳步地增长。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无疑面临着一种新的境况。我们不能有把握地认为，因为它以前总是能征服它的征服者们，所以这一次它一定也能这样。从前的征服者们是除了在军力和战术方面，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劣于它的一些人。如今与之打交道的，是在自然科学及其在工业和商业应用方面优于它的一些民族。通过经济渗透来征服中国，这是与直接的军事征服非常不同的一回事，这会把它的国民降格成为有着优越的军事资源撑腰的外国资本家们工作的无产者。尽管如此，中国古老的自信的理由还没有被完全动摇。

人们常说，中国是以使野蛮人相互嘲弄来把他们玩得团团转这条古老的准则来处理其国际关系的。这个事实有时激发一种狂热的愿望，使所有国家想联手把自己共同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为某一个外国服务的宣传家们经常提醒美国人，要注意中国对美国的态度的表达。他们说，这些只不过是基于那条古老准则的策略的又一个例子；并且，如果它成功了，那么，中国会带着一个平静超脱的微笑再次回到它的常态中去，并且忘掉它对美国的好感。这种观点，从最坏的角度来看，暗示着列强之间想要基于物质利益形成一个稳固的联合体的方式存在的困难。它意味着列强之间关于中国所结成的唯一一种长久的联合，只能基于道德基础。为反对中国而形成的一个凶恶的联合，不久就会带来结盟国家之间互相针对对方的凶恶政策。如果这种政策被推行，而且，作为国家之间争夺的一个结果，中国自己恢复过来了，那么，它将有权为道德力量对物质力量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了证明而露出微笑。

最后，对于中国人的生活哲学的理解，不仅对明智地处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有巨大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都处在变换与动荡之中。心理学家们谈到“投射”，自己被激怒的人总是去惹别人。这条原则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各个国家如今正在把他们自己的种种麻烦和不安“投射”到中国身上，结果很容易导致鲁莽和有欠考虑的行为。采纳中国人的平静与耐心，愿意仅仅采取像裁军和废除特权这样非常有必要的措施，然后静待时间来调整目前令人头疼的局面，这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疗效。因为说中国的那些困难突然变成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威胁，这并不是事实。说西方国家处于把自己的麻烦聚集起来向中国倾泻的危险之中，这才是事实。东方的哲学从来不曾像在目前的危机中那样，为西方所急需。

（赵协真 译 莫伟民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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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90—198页。

[2] 首次发表于《亚洲》，第22卷（1922年），第7—10、78—79页；重刊于《人物与事件》，第1卷，第199—210页，以“中国人的生活哲学”（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为标题。

[3] 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及神学家。——译者

[4] 摩根（J.P.Morgan，1837—1913），美国著名银行家、金融巨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