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导论 第十七讲 （1958年7月22日）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我已经开始告诉诸位一些关于辩证法对待体系的态度。由此我把适用于一般辩证方法真正核心的问题保留在最后几讲，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们放弃了体系的概念，他们还能否坚持一般辩证法的理念。这个问题异常严肃和困难，没有人会将这个问题看成是预先决定的；我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但首先，我更愿意根据哲学体系中出现的问题，继续和诸位一起探讨辩证法对体系概念的态度。我想提请诸位注意，在上一讲中我就曾提请诸位注意过，自笛卡尔以来，体系的概念真正说来一直是西方哲学理性主义诸哲学流派的标志，在康德试图从一个统一性的点上发展出最低限度的绝对有效和必然的见解时，它第一次隆重登场；因为在康德那里，统一性的概念和体系的概念恰恰是等值的，也就是说，体系学（Systematik）在康德那里真正说来无非就是证明意识统一性，以及意识的被给予性（或者意识的事实）与这样一种统一性的关系。随后，后—康德的唯心主义试图超越康德，以某种更严格的方式，即通过对这种自足体系学的概念与从外部来到我们面前的有限的、偶然的杂多性的表象之间的不可和解性的洞见，将体系的概念提升为总体性，也就是说，以完全内在的方式，或者没有断裂的方式从思想中发展出整个现实性，一切都概莫能外。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天才的尝试，即不仅试图从意识中推导出不属于意识的东西，即偶然的和有限的东西，甚至还试图将偶然性的形式本身规定为必然性的一个环节。

这个体系的概念在19世纪从两个方面陷入声名狼藉的境地，即一方面来自实证的自然科学，它首先摆脱了黑格尔和谢林自然哲学的先天建构，而这种发展最终也将那最低限度的先天性拖进批判的漩涡，而这种最低限度的先天性仍然被保存在康德的范畴表或者原理体系当中。另一方面，体系概念已经被取向于历史和生命范畴的哲学弄得声名狼藉，后者强调体系的逻辑结构和所谓非理性的事实（即本身不能被强调为可被还原为意识的事实）不相容性——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发展从叔本华就已经开始了，但他对体系概念的态度却一直是模糊的。 [1] 后来，这种批判在尼采关于构造体系是不诚实的行为这个颇具影响力的箴言中达到顶峰。 [2] 随后，官方的学院哲学发现自己在体系概念上处于某种尴尬和棘手的境地，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们不想放弃哲学是科学的女王这个想法，不想牺牲成功地将一切知识、一切科学都结合在一个统一的观点之下，或者有可能将之建构出来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它们当然也无法抵御从这两极出发对体系概念所进行的集中的批判，这就产生了诸如狄尔泰哲学这样非常综合而复杂的折中方案，狄尔泰哲学可以被描述为扣除体系概念后对黑格尔的一种实证主义的世俗化。其他人则试图重新将体系概念缩减到它在康德那里的适度范围，并在这个过程中去琢磨它，使之也能够将现代自然科学纳入自身之中。这是马堡学派，是海尔曼·柯亨和保罗·纳托普 [3] 竭力寻求的解决方案；而其他新康德主义流派 [4] ，如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西南学派，最终试图淡化体系概念，把它置于最普遍的原则之下，使之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外壳。

真正说来，人们可以从一般体系概念的历史中看出现代形而上学的衰落，或者可以更好地说，看出现代形而上学的崛起和随后的衰落。这种思维迂回上升到黑格尔的高度，最终重新回落到折中主义或者适度的建构。在这方面，李凯尔特的学说别具特色，他和生命哲学进行了论战，并为其献上一部批判性的著作 [5] ，然而却被非理性主义吓坏了，他宣称，一个体系必须像一所房子，一个完全活生生的人（在此他提到歌德的名字）可以住在里面 [6] ——至少已经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表述，因为在这个表述中体系宣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它所容纳的内容的外壳，因此已经放弃了真正把整体把握为一个整体的要求，并实际上满足于单纯的秩序思维。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体系概念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埋葬了，人们已经将体系缩减到了那完全形式的领域，即纯粹逻辑学领域，在那里它可以没有矛盾地进行下去。正如事实上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对绝对严格、简明的逻辑体系（即真正意义上的演绎体系）的要求，以一种截然无关的方式与经验主义相对立，后者以一种更加激进和现代化的形式恰恰同样被推向其极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这段特别的历史，体系的概念显然没有丧失它的吸引力，并且尽管今天去着手创作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沦为笑柄——因为人们会认为，只有不了解世界的人，才会产生能在这样一个捕蝶网中捕获整个世界的观念——尽管如此，体系的概念某种意义上依然存在。

或许我可以借此提请诸位注意，任何一种精神历史的表象（不仅是精神的历史表象，而且是实在的历史表象），如果认为历史上遭到谴责的形式也会随着这种谴责而消失，那就太过无害了。确切来说，在整体现有的非理性当中，这些就其自身的主张而言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的、事实上早已过时了的形式仍然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但——几乎可以说——现在以一种腐烂的方式继续存在，就像一种有毒的物质，萦绕在变化了的世界当中，并在那里造成一切可能的灾祸。为什么对体系概念非常严格的批判最终未能真正从世界上消解体系的概念，消解体系，特别是消解对体系的需求，针对这个问题，人们在历史辩证法中一般能给出非常好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非常坏的理由。因此，仍然存在某种类似于体系的东西，尽管它是以一种顺从的（resigniert）形态存在的，无论是作为一种顶层组织（Dachorganisation），现在最普遍的科学命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应该在其中被联合起来，还是相反，作为一种基础，其他一切东西现在都应该安全无虞地建立于其上。

我相信，我已经向诸位充分地解释了，整体或者总体性的概念，正如它在辩证法当中发挥的作用那样，根据其自身的意义和本质，与这个整体的表象是不相容的，不管后者被解释成最高的还是最低的普遍物。但是，在我看来，恰恰在当前的形势下，特定的体系构造仍然对倾向于严格科学的人产生出一种吸引力，因此我们应该不失良机地对新式的体系概念说点什么。恰恰是实证主义者呼吁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某种程度上允许他们安置一切，给一切东西以其位置，而不需要真正确定一个理论。但是人们几乎可以说，任何理论上的建构力量越是不能真正有效地决定个别环节——因而个别发现之间的精神纽带本身消失得越快——就越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抽象的安全感，所有东西都能以某种方式被接纳进这种安全感当中，而就此根本没有一种概念、把握（Begreifens）、理解和意义的真正的环节归于这种总体性和接纳；毋宁说，这些最新式的体系真正说来实际上无非是秩序图式，它通过下述情况理应是可能的这一点来得到衡量：用它们来捕捉所有东西，不得有任何遗漏，没有任何存在的东西不会在这些体系之中找到它的抽屉 。我相信，如今从这种体系性或者伪体系性的构造中产生的吸引力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今天的世界被人们在一个新的和——我想说——消极的意义上经验为一个封闭的世界有关。但这不是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哲学中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启的教条与最进步的意识状态被设定为一体），而毋宁说是如下意义上的封闭世界，真正说来在可能经验方面存在的一切，都是被人们事先经验过的或者被视为社会已经预先形成的东西，在一种严肃的或者沉重的意义上，新的经验其实被排除在外，从经济上讲，世界倾向于退回到简单的再生产，让扩大的再生产趋于萎缩——这种倾向至少作为一种倾向，事实上为当今众多经济学家所证实。 [7] 因此，真正说来——可以说——这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再有诸如边界之类的东西，不再有任何不可理解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都事先被人们知觉为已经预先规整的东西，而在这种新情况下产生的对体系学的需求，真正说来无非就是要找到与事先印刻在诸存在者身上的那种预先规整性（也就是通过“世界的官僚化” [8] 的现象，通过被管理的世界的现象印刻在诸存在者身上的那种规整性）相称的概念形式。这些最新式的体系的特点是，它们真正说来表现了某种强有力的程序秩序或者进程规划，在这些秩序或者规划当中，一切都像已经计划好了的行政进程一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在这些体系当中真正说来根本没有超越性的空间；而那些伟大的体系真正说来正是从中获得了它们的冲动，相对于个别东西和事实东西的意识的超越性、精神的超越性，以及神圣精神的世俗化，现在则转变成内在性，［因此它们］试图将甚至本身不是精神的东西仍然当作精神性的东西去加以把握，当作比它本身更多的东西去加以把握。旧体系的这种倾向，即通过将其纳入总体性而赋予单纯的存在者以某种意义的做法，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真正说来它只涉及某个庞大的官僚计划，然后将一切都囊括在这个计划之下，在那里决定性的标准真正说来是将其中发生的一切无缝衔接起来的想法。

因此这些体系与自费希特以来就规定着哲学的辩证法草案完全相反；它们追求的乃是纯粹的无矛盾性，而只要这种无矛盾性不是由经验内容保障的，它就会被转移到单纯的方法论当中，也就是转移到单纯的程序当中。也就是说，范畴应该这样被选择出来：在使用这些范畴的不同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无缝的连续性。尽管如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体系，即社会的结构—功能理论 [9] ，该理论目前不仅作为事实研究的顶层组织在美国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它在欧洲也逐渐开始产生影响。在这里，关键的方法论观念是拟定一个范畴体系，人们通过这个体系可以真正理解所谓人类科学领域的一切个别科学，也可以通过同一个范畴体系或多或少地理解广义的社会科学。他明确地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提出这样的要求，不难证明社会学和经济学也被提出了某种类似的要求，例如社会学的功能标准和非功能标准真正说来本质上取自凯恩斯的经济学。 [10] 与此相对，批判性地说——我认为在这里批判性地提请诸位注意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相信对当下的意识来说没有什么要比虚假的安全感更危险，我相信如今的诱惑与其说是冒险不如说是安全——因此我认为，就此可以对诸位说出以下的话 [11] ：这种帕森斯学说的一个论点恰恰是，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范畴，现代心理学（也被看成是分析的深蕴心理学）和社会学借助于这些范畴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带入同一个公式当中。虽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对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不容易存在连续性的事实作了说明——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已经遭到过这种反对，尽管韦伯反复声称他的社会学不是心理学 [12] ，但却从未能够以一种真正有约束力的方式将他的理解概念与心理上的移情概念区分开来——，但我相信，在一个对抗性的社会当中，说社会所依据的法则和个体所依据的法则有很大的分歧，这要激进得多。这就意味着，从内容上说，正如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认的那样，社会法则是在交换过程当中形成的目的合理性，而现在我们在本真意义上描述为心理学领域的东西，处理的恰恰是人类活动范围内不能进入这种合理性当中的那些东西。如果不避讳陈词滥调，人们可以毫不矫枉过正地说，那么简言之心理学总是与不合理的现象有关，因此换句话说：心理学跟出现在个人逃避整个社会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毕竟不是一种完整的和令人满意的合理性）要求的地方的所有现象有关，并在自身中发展出意义与此相反的征候关联和情结。换句话说：出于社会发展本身的理由，也就是基于如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社会建立在不断地把牺牲和拒绝强加于个人这个基础之上，而真正说来却不对人们的这些牺牲和拒绝（社会承诺会对这些牺牲和拒绝进行真正合理的补偿）进行实际的补偿——从社会本身中的这种充满矛盾的结构可以得出，个别个体的性质和个别个体在其下把握到的法则，与在其下社会的总体性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法则——几乎可以说——是相反的。如果人们不去解决和具体地规定心理学和社会学法则的对立性，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抽象它们，即最终保留一个更高的、第三方的普遍者，它对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都具有约束力，那么就会得出某种完全被冲淡和抽象的东西，它既不会公正对待社会学具体的需求，也不会公正对待心理学的需求。因此，在这种类型的秩序体系当中，对概念形成连续性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诸环节内容性结构的对立面，或者它从根本上必须处理的内容的结构的对立面。

因此，诸位可以在这种批判当中再次发现我们辩证法的动机，我们已经通过这些考察对该动机有了一个总体的把握，即相对于单纯主观的理性、方法以及仅仅由主体强加的形式，我们必须使客观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环节而发挥作用，并且每种范畴的形式，现在如果不是在规整理性分类的或者其他逻辑需要上形成的，恰如其在诸对象的自在存在上形成的，那么真正说来就会由此而违背真理。这就是当今这些体系形成的特点——并且我想预测这些特点很快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出现，即被管理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越来越多地反映自身，也会反映在一种管理的逻辑或者管理的形而上学当中——这些构造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们宣称一种奇怪的中立性；这种中立性在帕森斯的体系中就表现为，某种社会结构唯一的标准，也就是社会结构真实性或者不真实性、合法性或者不合法性的唯一标准，真正说来就是“功能性”或者“功能性障碍”的概念；也就是说，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社会秩序是否运转正常，而运转正常与否的默认标准就是，这样的秩序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力，它保持存在，即使这件事的发生以最可怕的牺牲为代价，即使这样一个体系性的社会秩序的自身－维持（Sich-selbst-Erhalten）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某种程度上重要的只是同一性的逻辑形式，重要的只是这种类型的结构在它自己的概念中维系自身，并通过体系与自身的这种同一性（不考虑它真正说来跟什么有关，也就是说不考虑包括在里面的人），这里表面上保持的中立性就变成一种单纯的假象；也就是说，这种表面上仅仅是秩序思维的思维，变成了对每种现存秩序的辩护，而完全不关心这种秩序现在与人类的利益有什么关系。这种中立思维的和谐倾向，即通过其范畴形式使矛盾消失不见，从而就有利于对现存之物的辩护，也就是说，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被纳入这种思维当中，并且最重要的是将现存之物当作现存之物来加以辩护，充其量是就这样一个现存的东西如何继续维持正常运转给出建议，而没有看到恰恰是那些被范畴体系忽略的矛盾，现在被驱赶到体系之外并可能通往另外一种体系。我或许可以在此说明，一般来说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想相对于一种或多或少与任意的价值体系或者立场有关的思维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立思维，而通常来说，适用的规则是，恰恰是这种思维对其事物所谓的中立性，通过它单纯的形式，也就是通过统一的方法论的体系化的形式，导致了对现存事物的辩护，也就是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辩护的特征，一种——如果诸位愿意——真正说来是保守的特征。因此，我想说的是，要对思维绝对的中立性概念进行批判，正如反过来讲，也要对立场思维的概念进行批判，我们已经从黑格尔那里获悉了这些不太友好的意见。 [13]

就此而言，我想就体系概念的那种形态说几句，在西方先进的实证主义思维的形态当中，我们恰恰是在社会科学当中反复碰到这个概念形态，当人们考虑整体的建构而不仅仅是个别事实的确证时，也会被反复要求使用这个概念形态。这就是被美国人称为“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的著名概念，人们或许最容易用德语的“参考系”（Bezugssystems）或者“坐标系”（Koordinatensystems）概念来描述这个概念，个别事实必须与之相关。因此，正是在实证主义事实研究的范围内，我们反复碰到参照系的问题，并且人们反复被告诫必须有一个参照系，在多数情况下，这正是参照系呈现给实证主义的方式，似乎人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跟搜集和整理的事实相关的参照系，就意味着人们摆脱了单纯的材料堆积，摆脱了单纯的资料搜集，而且在这种归纳的过程中，在把整个事实编排进这个参照系的过程当中，就能真正发现精神的或者科学的功绩。我认为，这种观念是没有根据的。在我看来，仿佛通过参照系的思想，存在于事实和思想之间连续性，或者恰恰是它们之间的那种关联——我曾试图至少在辩证法范畴内向诸位作出一点澄清——真正说来被蒸发成了技术上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或者变成一种教条式的固定观点。非常独特的是，一般来说，当这样一个参照系被要求的时候，它真正说来根本不应该合法化自身，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它为自身辩护，无论这种辩护来自理论，还是来自它所涉及的质料，毋宁说，人们应该只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参照系，这样人们就可以以某种方式在这个参照系中接纳各自搜集的事实。因此，辩证法，即事实质料和所谓的参照系（概念）之间的联系真正说来被打断了，从而有利于一种单纯的向范畴之下的归属。就此而言，我认为这并不是最糟糕的，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参照系本身具有任意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人们仿佛被敦促去思考一些这种类型的秩序图式，尽可能多地适应其中并具有某种形式逻辑优雅的优势，但真正说来它本身并不是从一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对象的概念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人们根本上也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替换的。从字面意义上讲，它实际上正是一种理智上的行政行为，一种如同在官僚制中那样在精神的官僚制中被强加的程序图式，而真正说来并没有在事情本身中合法化自身。因此，通常来说，各种类型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Apparatschiks）、懂得如何申请基金的备忘录作者，以及那些尽可能机敏地提出他们所谓的理念以便获得金钱或者地位的人，通常都在这方面天赋异禀，即把跟他们有关的个别物安置这样的参照系当中，从而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这里被理解的就是整体，在这里所从事的就是整体，而真正说来它只不过跟一种陈述的图式，而非事物本身的图式有关。很明显，正因为它应该将一切安置在自身之内并在自身之下处理一切，这种类型的图式必然是僵化的和形式主义的。

然而在我看来，除此之外，参照系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方面。也就是说，正因为这样的参照系现在与抽象的、现成的、事实性的、与在其下被把握事实相比是有形的和可掌握的事物，所以它成为一种信条，而不管它是多么的空洞和虚无。如果有人在与社会学同事的讨论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的参照系是什么？”那么通常几乎可以肯定，它背后的意思是：“那么坦白说吧，你究竟有什么理论思想，并且作为你对社会看法的参考系，难道你真的不认为，也许有些思想作为你关于社会观点的参照系，并不符合这个社会本身的图式，反而有可能危害它？”社会的物化或者一般来说哲学理解的物化，是为参照系的概念所固有的，所以同时具有非常确切的社会功能。它有助于人们捕捉每种思维，将其固定在作为其基础的僵化的参照系当中，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被贴上当今拣选出来现有的世界观，或者，正如人们喜欢说的那样，意识形态的标签——而这似乎是它真正的危险所在。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里体系剩下来的唯一功能真正说来是形式上的安全性，因此这里的体系真正说来不应该再像唯心主义草案的时代那样，意味着思维在任何地方都是在家的，思维通过世界回到自身、回到精神的王国 [14] ，而是意味着它某种程度上能够躲进一个概念秩序当中得到庇护，只要它在此体系中足够机灵，能够决定合适的参照系，相对而言就会少生事端。而且我相信，如果当今糟糕的形而上学和糟糕的科学逻辑以一种近乎恶魔的方式契合在一起，那么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这里一样准确地看出这一点，也就是说，参照系可以说是新的庇护状态的科学形态，其价值也与此相当。

我相信，我已经就此向诸位展示了，在我看来辩证思维在当前形势下所面临的某种现时性（Aktualität）。诸位的确可以说，根据我在这一讲的开始向诸位勾勒的那种发展，辩证思维真正说来也已跌入谷底，它的思辨环节和所有落入批判的事物真正说来都会指向辩证法本身，我在这里也不想粉饰什么。在思维的“技术”发展的意义上，在思维的流水线的意义上，辩证法事实上是落后的，用类似于瓦莱里的话来说，与穿着白大褂摆弄着他闪闪发光的工具，而不弄脏双手的实验员相比，一个诗人的做法是落后的。 [15] 但我认为，辩证法恰恰在其时代错位的特点上，如果诸位愿意的话，在面对实在性压倒性的趋势下的无能为力中，才能指出同今天日渐盛行的连续的、流线型的、范畴的形式相比的那种非真理的环节，这种环节正是因为思维不再了解任何边界，某种程度上也不再存在任何外在于那致命的内在性的东西，才真正说来在现有的科学运作框架内也不再能得到认识。换句话说：在我看来，只有通过辩证思维来称呼被宰制的世界才是可能的，即使被宰制的世界极有可能吞并一切，并且在一段不可预知的时间中，我在这里试图给诸位的某些模式的思维也会在它的至上权力前面消遁。但是我相信，这也属于历史辩证法，在某种情况下恰恰是时代错位的东西，比起那些根据自己表面的东西，即在被给定的装置内运作的意义上，可能理当具有更大的现时性。

注释

* * *

[1] 在叔本华（1788—1860）的形而上学当中，世界和自我，正如它们在表象中被理智建构为因果联系的、在时空中个体化的现象那样，是基于一种不可分割的永恒意志。这个某种程度上占据了康德“自在之物”位置的意志是非理性的，并且它努力走向生命的客观性和事实性要先行于通过理智对世界的理性建构。

[2] “内在性关联作为绝对自足的、无所不包的关联，必然总是体系，无论它是否明确地从意识的统一性中演绎出来。因此本质上，尼采对‘第一哲学’的不信任也必然是针对建立体系者的：‘我对所有建立体系者充满疑虑，并且对他们退避三舍。建立体系的愿望不是正直的。’”（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 GS 5, S.35.中译参见阿多诺：《认识论元批判》，第23页。）尼采的这句话出自《偶像的黄昏》“格言与箭”第26节。（Vgl.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 hrsg. von Karl Schlechta, Bd. 3: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Götzendämmerung u. a., München 1969, S.392［II/946］）

[3] 马堡学派：由赫尔曼·柯亨（1842—1918）和保罗·纳托普（1854—1924）创立的新康德主义学派。

[4] 西南学派：由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创立，海因里希·李凯尔特（1863—1936）继续推动的新康德主义学派。

[5] Heinrich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r philosophischen Modeströmungen unserer Zeit , Tübingen 1920.

[6] 赫尔曼·格洛克纳为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遗著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或许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超越时空的意义正在于，他只允许体系的创立者（他当然也是体系的创立者）做必要的事情。他当然多次说过，他根本没法设想一个没有体系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他感觉自己跟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心灵一致。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想建造一所房子：耐用，但宜居，对以后增加的任何新课题保持开放。一所这样的房子，诸如歌德那样‘完整的’人在其中拥有足够的空间。他几乎不关心这样的房子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这样的问题。”（Heinrich Rickert, Unmittelbarkeit und Sinndeutung. Aufsätze zur Ausgestaltung des Systems der Philosophie , hrsg. von Hermann Glockner, Tübingen 1939, S. XII f.）海因里希·李凯尔特本人在《生命哲学》的一个地方解释了在什么意义上体系的思想可以在房子（区别于单纯的住房）的形象中得到体现。［Vgl. Rickert, Die Philosophie des Lebens , a. a.O.（s. Anm.262）, S. 153.］

[7] 在录音转抄中，这个地方注明“换磁带”。我们无法判断是否由此在文本上出现了缺失。

[8] 阿多诺在这里可能指的是布鲁诺·里齐的书：《苏联：集体官僚主义——世界的官僚化》，约瑟夫·绍德克曾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对这本自费出版的匿名著作作过评论。（Vgl.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1941, Vol. IX［1941］, No. 2, S.336—340, insbes. S. 338 f.）

[9] 将“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ety”修改为“Structure-Functional Theory of Society”。Vgl.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 Glencoe 1951。

[1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数学家。凯恩斯提出了宏观经济周期理论，并且针对新古典主义提出的均衡理论（Gleichgewichtstheorie），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周期的政策，以保障就业水平和经济发展。

[11] 录音转抄注明，阿多诺在这里提到了他早先的论文《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系》（Zum Verhä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这篇论文已于1955年发表在《法兰克福社会学辑刊》第一卷，阿多诺在那里对帕森斯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关于帕森斯，参见其文章：《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 Vol. XIX, 1950, No.3, S.371 ff.

[12] Vgl. Max Weber, Über einige Kategorien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1913）, Kapitel II: Verhältnis zur Psychologie; in: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 Tübingen 1922, S. 408—414.

[13] 见本书第96—97页和第203—204页。

[14] 关于“精神的王国”，见第十六讲注释（15）。

[15] 在《文学笔记》的《作为总督的艺术家》一文中，阿多诺详细地引用了瓦莱里那段话：“瓦莱里以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成分的苛刻（没有任何社会理论家能比他更无情），表达了这样的艺术作品与当今盛行的物质生产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就像一百多年前德国的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一样，他指责艺术本身的复古主义：‘有时我会想，艺术家的作品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艺术；艺术家本人是某种幸存下来的东西；他属于一个正处于消失中的劳动者或者工匠阶层，他使用高度个人化的方法和经验从事家庭手工劳动；他生活在其工具熟悉的混乱摆放中，对周围的环境视而不见，只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残破的锅碗瓢盆、家用的废铜烂铁和其他多余的针头线脑都能为其所用……这种状况会否改变？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在这个很大程度上还在跟依赖于偶然性的工具打交道的古怪的存在者的地方，看到严格穿着白大褂、戴着橡胶手套的一位先生，在他的绘画实验室里，遵守严格的时间表，使用严密的专业仪器和精选的工具：一切都照他的计划施行，一切都留待特定的用途。’”（GS 11, S.121 f.）引文来自：Paul Valéry, Tanz, Zeichnung und Degas , a. a.O.［s. Anm.239］, S. 33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