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 15 布佛氏论证：20世纪思想之根基 （1941）

“Bulverism”:or, The Foundation of 20 th Century Thought

恰如爱默生在某个地方所说，“我们的存在”（that we exist）这一发现，是灾难性的。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去仅仅注意一朵玫瑰，反而被迫去想，我们正以某种心灵某种眼睛看着玫瑰，这才是灾难性的。之所以是灾难性的，是因为，要是你并不特别细心，玫瑰花色就被归结于我们的视神经，玫瑰花香则被归结于我们的鼻子，最终没了玫瑰花。职业哲学家为此“黑障”（universal black-out）烦恼了两百多年，只是这个世界不大听他们的。如今，同一灾难出现在我们都能理解的水平之上。

最近，我们在两种新的意义上“发现我们的存在”。弗洛伊德们发现，我们作为一束束情结而存在。马克思们发现，我们作为某经济阶层的成员而存在。古时候，人们假定，假如某事物对于一百个人来说明显为真，那么它有可能事实上就是真的。如今，弗洛伊德派要告诉你，找那一百个人并分析他们，你就发现，他们都认为伊丽莎白是个伟大女皇，因为他们都有恋母情结。从源头上，他们的思想就染了心理之色（psychologically tainted）。而马克思派则告诉你，找那一百个人并盘点他们的经济利益，你则发现，他们全都认为自由是件好事，是因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员，自由放任政策使得他们发家。从源头上，他们的思想就“染了意识形态之色”（ideologically tainted）。

如今看来，这明显是个莫大笑话。可是时常未被觉察的是，事情不可一笑了之。人们应当问那些这样说的人两个问题。其一是，是所有思想还是有些思想都这样从源头上被染呢？其二是，染色是否令被染之思想无效——也即令其不真？

要是他们说所有思想都这样被染，那么，我们当然必须提醒他们说，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和基督教神学或哲学唯心主义一样，是思想体系。弗洛伊德派和马克思派跟我们其他人在同一条船上，因而无法置身局外（from outside）批评我们。他们锯掉了他们坐于其上的树枝。另一方面，假如他们说染色并未使自己的思想无效，那么，也不必使我们的思想无效。这时，他们保住了自己的树枝，也就顺带保住了我们的树枝。

他们真正能走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去说，有些思想被染而别的没有——这样说的优势（要是弗洛伊德们或马克思们把这当作一种优势的话）就是，任何清醒的人（sane man）都一直这样相信。不过，要是果真如此，我们接下来就必须找出，哪个被染哪个未染。说那些跟思者的隐秘愿望相一致的就是被染的，根本无济于事。我情愿相信的事情之中，必定 有一些 ，事实上就是真的；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宇宙，在每一时刻每一方面都与每个人的愿望相龃龉。姑且假定，我经过盘点，认为自己在银行有一大笔余款。假定你想去查出，我的这一信念是否就是“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你通过盘查我的心理状况，得不出任何结论。你查出结果的唯一机会就是，坐下来，亲自走一遍账。当你核对过我的数据之后，这样，而且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我是否有那笔余款。要是你发现我算得没错，那么，不再空想我心理状况，就是不再浪费时间。要是你发现，我核算有误，这时，从心理上去解释我的算术怎么变得如此糟糕，才可能是相关的；隐秘愿望论（the doctrine of the concealed wish）才变得相关——但只有在你亲自算账并发现我犯了纯算术错误之后。一切思考及一切思想体系，也是如此。假如你企图藉着琢磨思者之愿望，查明哪一思想被染，那么你只是在愚弄自己。你必须首先根据纯粹逻辑去查明，哪一思想之论证事实上有漏洞。之后，要是你乐意，继续盘查并找到这一错讹的心理原因。

换言之，着手解释某人 为何 错了之前，你必须先说明某人错了。现代方法未经讨论就假定他错了，从此就不再注意这一问题（唯一的真正问题），转而忙活着去解释他何以变得如此愚拙。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因发现这一恶习如此常见，我不得不为它起个名字。我称其为布佛氏论证（Bulverism）。终有一日，我会为此论证的虚构的发明者以西结·布佛（Ezekiel Bulver）立传。他的命运在五岁之时就已确定。他父亲仍坚持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他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呵呵， 正因你是男人 你才这样说。”“就在那一刻”，布佛向我们保证，“有个伟大真理闪过我的开放心灵：反驳并非论证的必要组成部分。假定你的论敌是错的，接着解释他的错误，世界就在你脚下。试图证明他错了，或（等而下之）力图发现他是对是错，我们时代的民族活力（national dynamism）就会令你寸步难行。” 这样，布佛就成了20世纪的一个缔造者。

我发觉，他的这项发现随处开花结果。我看到，我的宗教信仰遭鄙弃，其根据是“生活舒适的神职人员，有充足理由向19世纪的工人保证，贫穷在彼岸世界将得报偿”。是啊，无疑他有。既然先假定基督信仰是个错误，那我一下子就能看出，一些人反复灌输基督信仰，总是别有用心。看到这一点如此轻易，以至于我当然还可以玩个相反的游戏，说：“现代人有充足理由努力说服自己，他弃若敝屣的道德规范的背后，并无永恒制裁（eternal sanctions）这回事。”因为布佛氏论证，是项民主的游戏，人人整天都能玩的游戏，它并不赋予那些从事推理的一小撮讨厌的少数人以特权。只不过，就决定基督信仰到底是真是假而论，布佛氏论证并没把我们向前推进一步。这问题，仍有待在迥然不同的基础上加以讨论——尚须哲学和历史论证。不管此事最终如何定夺，一些人的不良动机，无论是信者还是不信者，都还依然故我。

我看到，在每场政治辩论中，布佛氏论证都在发挥作用。资本主义者必定是坏经济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为何想要资本主义。同样，共产主义者必定是坏经济学家，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为何想要共产主义。这样，两边都是布佛氏论证。事实上，当然要么是资本主义学说错了，要么是共产主义学说错了，要么是二者都错了。但你只能藉助推理来发现孰对孰错，藉助对论敌心理横加指责，永远发现不了。

除非摧毁布佛氏论证，否则，在人类事务中，理性不可能扮演有效角色。每一方都早早就抓起它，作为武器对付对方；敌对双方，对理性本身都不予信任。为何不应对理性失去信任？答案很容易指向当前世界现状，但是，其真正答案甚至更为迫切。对理性不予信任的动力本身，依赖于推理。为了布佛化（Bulverize），你也必须推理。你在试图 证明 ，所有 证据 都无效。要是你失败了，你也就不过失败而已。可要是你成功了，你可能失败得更惨——因为那个证明所有证据都无效的证据本身，必定无效。

于是就留下两个选项：要么做一个思想矛盾的蠢货，要么顽固相信我们的推理能力（power of reasoning），公然对抗布佛氏针对或此或彼的人类理性（human reasoner）所能提出的全部“染色”证据。我全心承认，要是你乐意，这一顽固信念有些超验（transcendental）或神秘（mystical）。不过这又如何？难道你情愿做个疯子，而不愿做个神秘主义者？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坚信理性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不过，离开一神论（theism），可否做到这一点？“我知道”，是否牵涉到上帝之存在？我所知的每一件事，都是从感觉（sensation）而来的推论（当前这一刻除外）。我们关于宇宙万物的超出直接经验的知识，都是这些经验的推论（inferences）。假如我们的推论并未给我们关于实存（reality）的洞见，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会知道。要是一个理论并不容许我们的思维成为一种真正洞见，要是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有知识这一事实变得无法索解，那么，就不能接受此理论。

可是，我们的思想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被当作真正洞见而接受。所有信念都有其原因，但必须区分：（1）普通原因（ordinary causes）与（2）被称作“理由”（a reason）的原因。原因（causes）是无心之事（mindless events）。无心之事会导致其他结果，而不会产生信念。理由（reasons）来自公理及推论，只波及信念。 布佛氏论证企图表明，其他人有原因而无理由，我们则有理由而无原因。一个根据原因就能得到全部解释的信念，毫无价值。当我们思考那个是其他信念之基石的信念时，这一原则千万不能放弃。我们的知识依赖于我们对公理及推论之确定无疑。要是公理和推论也成了一些原因之结果，那么，知识就全无可能。要么我们一无所知，要么思想只有理由而无原因。

【原编者按】本文的剩余部分，是在发表于《苏格拉底文摘》（ Socratic Digest ）之前，读给苏格拉底学会的。沿用了学会秘书笔录形式。这就解释了，为何正文是第一人称，而这里则不是。

路易斯先生继续说道，有人可能会分辩说，理性（rea son）是自然选择发展出来的，事实证明只有这些思想方法有利于生存。但该理论依赖于一个推理：由用途推出真理（an inference from usefulness to truth）。关于此推理，不得不 假定 其有效性（validity）。任何想把思想看作自然事件（natural event）的企图，都会卷入这一谬误：排除了有此企图的人的思想。

必须承认，生理事件会影响心灵。无线电设备会受大气干扰，但是大气并不发送电波——要是电波乃大气发送，我们就不会在意干扰了。除非我们能够把自然事件追溯到时空连续（space-time continuum），否则我们不能把自然事件一一联系起来。但是，思想并无父亲，只有思想。它只会被限定（conditioned），而不会被导致（caused）。我有神经这一知识，是推理而得（inferential）。

同一论证也适用于价值。社会因素影响价值，但是，倘若价值是社会因素所导致，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它们是对的。一个人可以把道德作为幻象加以拒斥，但是他这样做，常常偷偷排除了他自己的伦理动机：比如把道德从迷信下面解放出来的义务以及普及启蒙的义务。

无论意志还是道德，都不是自然的产物。因而，要么我是自存的（self-existent）（无人能够接受的一个信念），要么我只是一些自存的思想和意志的一块殖民地。我们所能获得的这种理性及善，必定派生于我们自身而外的一种自存的理性和善，事实上即一种超自然。

路易斯先生接着说，人们常常这样反驳说，超自然之存在如此重要，只能藉助抽象论辩才能体察，因而也只有极少数闲人才能体察。不过，在其他时代，白丁由于接受了神秘主义者和哲学家的发现，而有了关于超自然之存在的初始信念（initial belief）。而今，普通人被迫自己肩负这一重担。于是，要么人类拒斥权威就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要么那主宰他命运的力量或一些力量在做一个胆大实验，所有人都会成为圣人。一个只包含白丁的社会，必定以灾难告终。要是我们想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要么信那些先知（seers），要么亲自去丈量天地。

因而很明显，自然之外有某种东西存在。人就处于自然与超自然的边界线上。物质事件（material events）无法产生属灵活动（spiritual activity），但是，我们对自然的许多作为，却与属灵活动脱不了干系。意志与理想除了依赖自身，不依赖任何东西。而自然则依赖意志与理性，或者换句话说，上帝创造自然。

自然与超自然的关系，不是时空之中的关系，故而，要是超自然制造自然，这一关系就变得明了。对此制造（making），我们甚至知道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想象的力量。尽管我们不能创造新事物，只能重新安排感官予料（sense data）所提供的物质材料。这样就不难想见，宇宙万物是由一种想象创造，这种想象足够强大，足以把现象加诸其他心灵之上。

路易斯先生总结道，有人曾提出，我们关于创造天地（making）或因果（causing）的观念，全部派生于我们的意志体验（experience of will）。经常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创造（making）或因果（causing），只有“投射”（projection）。 但是，“投射”本身是因果的一种形式，而且顺理成章地假定意志（Will）是我们所知的唯一原因，因而意志是自然之原因。

接下来是讨论，要点如下：

一切推理过程（reasoning）都假定，推理（inference）是有效的。正确的推理是自明的。

“相关”（re evidence）是一个 理性 术语（a rational term）。

宇宙并不自称为“真”（true）：它就 在此 （it's just there）。

启示的知识，更像是经验知识，而非理性知识。

问题：既然您区分原因与理由，那么真理标准是什么？

路易斯先生 ：一个多山国度，可能绘制许多地图。其中只有一幅为真，也即与其实际地形对应的地图。由理性绘制的那副地图，自称为真。除非我信任自己的理性，否则我无法理解（get at）宇宙。要是我们不信任推理，那么，关于我们自身的存在，我们将一无所知。物理实存就是从感觉而来的一个 推论 。

问题：一个公理，与基于证据的经验判断相比，又如何能更不证自明？

【原编者按】文章到此终篇，最后一个问题未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