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争 4 教条与宇宙 （1943）

Dogma and the Universe

对基督教的一个常见指责就是，其教条保持不变而人类知识则持续增进。因而，在不信者（unbelievers）看来，我们一直在做无用功，企图将新知识硬塞进那业已过时的旧模子里面。我想，比起某条教义与某科学理论之不一致来，这一感受更使得教外人士疏离基督教。虽然如我们所说，我们可以“克服”成打的孤立“困难”，但这难以改变他的感觉：这一努力作为整体，注定失败且适得其反；越是自出机杼，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他看来昭然若揭的是：要是祖先具有我们的宇宙知识，基督教根本就不会存在；而且，无论我们如何修修补补，任何思想体系只要自称万世不易，终究无法使自己适应知识之不断增长。

以上就是我打算尝试回应的一个立场。在直奔我所认为的根本回答（the foundamental answer）之前，我更愿意就基督教义与我们业已拥有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真实关系，澄清几点。其关系，与我们所想象的未来的知识持续增进是两码事，无论我们想错了还是想对了；更与某些人以为最终注定打败我们的知识持续增进，是两码事。

一方面，正如许多基督徒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当代科学近来已经与基督教义路线一致，而与古典形态的唯物论分道扬镳。假如说现代物理学有什么明显突变的话，那就是自然界并非亘古长存的理论。宇宙有始，也将有终。而过去伟大的唯物论体系都相信，物质不灭，并进而相信物质之自存（self-existence）。恰如魏泰克（Whittaker）教授在1942年的“里德尔讲堂” 中所说：“除非坚持认为，这个世界亘古以来或多或少以其当前状态存在，否则，永远不可能严肃地反对创世之教条。” 唯物论的这一根基现已撤除。虽然我们不应过于倚重它，因为科学理论会变。不过霎时间，取证的担子不再在我们肩上，而在那些否认自然有其自身之外原因的人肩上。

在流行思想中，宇宙起源所占分量（我想）小于其特征——宇宙无比巨大，它对人类生命即便不是充满敌意也显然是无动于衷。 这一点往往给人印象至深，因为它被认为是一项现代发现——是先祖未知之事的一个范例，要是他们知道这些事，就会防基督教于未然。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历史错误（historical falsehood）。托勒密像爱丁顿 一样知道，与整个太空相比，地球无比渺小。 这里没有所谓的知识增长以至于古老思想框架无法涵盖的问题。真正问题是，千百年来都知道地球乃渺沧海之一粟，为何在最近一个世纪，却突然成了对基督信仰的一个反驳。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何会发生此事，但我可以肯定，它并非标志着思想之愈加清晰。因为依我看，基于宇宙之大的论辩，很是脆弱。

当法医根据器官状况断定死者中毒身亡之时，他的论证是理性的（rational），因为他清楚知道，要是没中毒，这些器官会是什么状况。同理，假如我们藉空间之广漠与地球之渺小来驳斥上帝之存在，我们应当清楚知道，要是上帝确实存在，我们所料想的是何种宇宙。然而我们清楚么？无论空间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当然一些现代人认为它是有限的——我们肯定把它感知为三维的，对于三维空间我们想不到会有边界。由于我们的感知的形式（forms） ，我们必然感到，我们仿佛居住在无限空间中的某个地方。在此无限空间里，假如除了那些对人有用的客体（我们自己的太阳或月亮）之外，我们发现不了任何客体，那么，这一广漠虚空肯定就会被用作对上帝之存在的有力反驳。假如我们发现了其他天体，那么它们要么可以居住要么不可居住：奇怪的是，这两个假设都被用来拒斥基督信仰。假如宇宙里充满生命，那么就有人告诉我们，陷于荒谬的是基督教的这一主张——或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主张——即人独一无二，还有这一基督教义，即神降临地球，为了我们人类及我们之救赎，道成肉身。另一方面，假如地球的确独一无二，这就证明生命只是宇宙中偶然的副产品，因而再次驳斥了我们的宗教。我们真是难于取悦（hard to please）。我们对待上帝，就像警察对待被捕之人；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成了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并不认为，这归因于我们的邪恶（wicked ness）。我怀疑，就在我们的这一思维模式中有某种东西，使得我们常为真实存在（actual existence）所困扰，无论真实存在具有 何种 特征。或许，一种有限而又偶然的被造——这种被造本可不存在——会一直发觉，难以默认这一残酷事实，即它此时此刻附着于一个真实的万物秩序（an actual order of things）。

无论会是何种情况，确定的是，大小之辩基于这一预设，即大小之别对应于价值之别。因为除非二者相对应，否则，就不会有理由认为：小小地球及地球上面更微乎其微的人类被造，在包括众多漩涡星云的宇宙中，不应成为最重要的事物。现在问题是，这一预设是理性的（rational），还是情感的（emotional）？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推想在上帝眼里，相对于原子一样的人类，银河系不大重要，这荒诞绝伦。但我注意到，推想一个五尺高的人可以比另一位五尺三寸半高的人更重要，就不那么荒谬了。更不用说，推想一个人可以比一棵树更重要，大脑比腿更重要。换言之，只有当大小之别非常巨大之时，才会产生这种荒谬感。然而，由理性所领会的关系，应当是普遍适用的。假如大小与价值确有联系，大小方面的小差别也应伴随着价值方面的小差别，恰如大小方面的大差别伴随着价值方面的大差别。可是，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如此推想。我并不认为，高个比矮个 略 有价值。我容不下树比人约略占优，并进而忽视人，因为人小得无足为虑。在处理大小方面的小差别时，我领会到，大小之别与无论何种价值之别都没联系。我因而得出结论，给大小方面的巨大差别所附加的重要性，并非关乎理性，而是关乎情感——只有当绝对大小到达某一点时，大小方面的优势才会产生的那种特殊情感。

我们是积习难改的诗人（inveterate poets）。当量很大之时，我们就不再认为它只是量。 我们的想象力苏醒了。不只是量，我们现在有了一种质——崇高（sublime）。 除非如此，否则，银河系算术意义上的巨大（arithmetical greatness）就不比电话号码本上的数字，更令人印象深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宇宙从我们自身汲取令我们敬畏的力量。对一颗并无我等之情感亦缺乏我等之想象力的心灵来说，大小之辩毫无意义。人带着敬意仰望星空：猴子则否。空间之永恒沉默令帕斯卡尔恐惧， 然而正是帕斯卡尔之伟大，使得空间如此。当你我震撼于宇宙之浩渺，你我（严格说来几乎）是被自己的影子所震撼：光年及千万世纪只有算术意义，除非人的影子（shadow of man），也即诗人或神话作者的影子落在它上面。我并不是说，人因其影子而战栗就是错误；那可是上帝的形像的影子啊。 即便物质之广袤有盖过我们的灵的威胁，我们必须谨记，只有灵化了的物质（matter spiritualized）才能如此。仙女座的大星云某种意义上配得上伟大，归功于有个谦卑的人。

这又驱使我再次说，我们真是难于取悦（we are hard to please）。要是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的世界不够广漠不够陌然，不能给我们帕斯卡尔式的恐惧，我们将会是何等可怜的造物啊！我们这等造物，是有义且有生的两栖动物， 从感官世界（world of sense）出发，经由神话（myth）和隐喻（metaphor），到达属灵境界（world of spirit）。我实在看不出，若无宇宙之大所提供的暗示，我们如何能够知道上帝之伟大。 再者，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宇宙？要是它小得温馨，就不会大得崇高。要是它大得足以让我们伸展属灵手脚，它就必定大得让我等迷惑。感到局促还是感到恐惧，在任何可以想见的世界中，我们必居其一。我倾向于感到恐惧。在一个可以看到尽头的宇宙之中，我会感到窒息。在林中漫步之时，难道你不曾刻意转身，生怕很快走到林子那头，使得它在你日后的想象中沦为可怜兮兮的几绺树？

我期望你并不认为我在提出，上帝造漩涡星云只是为了或主要为了给我这种敬畏或迷惑体验。关于祂为何造它们，我茫然无绪；总而言之，要是我有点头绪，那才是咄咄怪事。据我所知，基督信仰总体上并不固执于一种人类中心的宇宙观。《创世记》第一章，无疑以民间传说（folk-tale）的形式讲述创世故事，这是早在圣耶柔米 时代就体认的一个事实。要是你断章取义只看这章，你可能会得到人类中心的印象。但是，圣经总体上并不支持这一印象。很少有文学像《约伯记》那样严厉警告我们，不要把人当作万物之尺度：“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作奴仆吗？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 在圣保罗那里，空中掌权者似乎通常与人为敌。 当然，基督信仰之要旨在于，上帝爱人，正是为了人，祂才降世为人并为人而死。但这并不证明，人是自然的唯一目的。在比喻中，正是那头迷失的羊才是牧人四出寻找的： 它不是羊群里唯一的羊，我们也没有听说它就是最宝贵的——除非说，那最为穷乏者，只要依旧穷乏，在爱的眼里，就具有一种特别价值。只有当我们也知道，在此浩瀚宇宙中，还有其他理性物种（rational species），他们也像我们这样，堕落，也需要同样的救赎，却并未得到垂怜——只有这时，道成肉身的教义，才与我们所知的宇宙之浩瀚相冲突。可是，我们对此等事一无所知。宇宙中或许到处都是不需拯救的生灵。或许到处都是生灵之外的事物，它们令神的智慧（the Divine Wisdom）满意的方式，我们无法想见。我们并无名分，勾画上帝的心灵地图，或给祂的兴致设限。甚至对一个我们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人，我们也无此名分。神就是爱（God is love） 以及祂喜悦人（He delights in man）的教义，乃肯定性教义（positive doctrines），而非限定性教义（limiting doctrines）。祂不是比这教义更少。至于祂超出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祂必然超出我们所能想见的。可以预料，祂的创造对于我们，大体上应是难以索解。

对这些事情的此等误解，基督徒自身亦难辞其咎。他们有个坏习惯，谈起启示（revelation），仿佛启示之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求知欲，仿佛启示通过照亮全部造物，因而变得自明（self-explanatory），并回答了所有问题。可是在我眼中，启示只是关乎实践（practical），只针对堕落了的人（the Fallen Man）这一特殊动物，只为解其于倒悬——而不是针对人身上的探索精神，不是为了满足他的自由求知欲。 我们知道上帝曾探访并赎回祂的子民，这就告诉了我们，人类这一造物的一般品质（general character）；就好比给大农场里一只瘟鸡的一剂药，告诉了它英格兰养殖业的一般品质。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必须要走的通往生命之源的是哪条路。我们也知道，那些郑重其事遵此方向的人，没人抱怨自己上了当受了骗。至于是否还有我们这样的造物，他们得到何等对待？无生之物之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有生之物，还是另有理由？空间之广袤是某些目的之手段，是个幻象，抑或不过是一种无尽能量有用武之地的自然模式（natural mode）? ——凡斯种种，我想，我们只有揣想的份。

需要因浩渺宇宙担惊受怕的，并非基督教，而是把存在的全部意义（the whole meaning of existence），置于此星球上生物进化或社会进化之上的那些体系。 是创造进化论者、 柏格森主义者或萧伯纳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仰望星空时才应感到战栗。因为，他其实委身于一条要沉的船（a sinking ship）。 他其实试图无视事物明摆着的本性，仿佛藉全神贯注于单个星球上的可能的上升趋势，就可以让自己忘记整个宇宙中无可避免的下降趋势，温度渐低以及无可挽回的解体趋势。因为，熵（entropy） 才是真正的宇宙波，地球上的进化只是其中的瞬间涟漪。

基于此，我主张，我们基督徒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无须为已实际获得的知识而担惊受怕。然而，恰如我在一开始所说，这并非根本回答。科学理论反复无常，今天看起来比上个世纪友好很多，明日或许又转而反对我们。根本回答（basic answer）在别处。

请允许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它就是：如何能够在持续不断的知识增长中，维系一成不变之体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深知它如何能够。一位成熟学者，阅读柏拉图的某一伟大篇章，一眼就能看到形而上学、文学之美以及二者在欧洲史上的地位。他与正在学习希腊字母的学童，处于很不相同的位置。可是，藉助不变的字母表，这一阔大的精神和情感活动才得以展开。字母表并未被新知识打破。它并未过时。它要是改变，就会一团糟。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政治家，会考虑某一措施道德与否，考虑到它会如何影响千万人的生活，这一考虑牵涉到无比复杂的经济、地缘及政治考虑。他就与首次得知人不能欺骗或撒谎或不能伤害无辜者的某个孩子，处于不同位置。可是，这一政治家身上只有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儿时首次习得的伟大的道德共识，他的深思熟虑才会是道德的。丢了这一知识，就不会有进步，只有变化。因为，变化并非进步，除非其核心保持不变。小橡树长成大橡树：要是它成为一棵山毛榉，那就不是生长，而只是变化。再举一个例子，数苹果与得出现代物理学的一个数学公式，差别甚大。可是，二者都用乘法表，乘法表并未过时。

一言以蔽之，无论何处有真正的知识进步，总有一些知识并未作废。进步的可能性，恰好要求应有某些不变因素。 新瓶装新酒， 务必如此：可是并非新口腔、新喉咙以及新脾胃。否则，对于我们，它就不再是“酒”。我想，我们都应同意，在数学基本法则中，会找到此类不变因素。我会给这类不变因素，添上道德基本准则。我还会添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用专技语言来说，我断言，基督教所作的肯定性历史陈述（the positive historical statement），具备这样一种能力：知识愈长进，会使其意涵愈趋丰富复杂，不会使其发生内在变化。这种能力在别处，大抵在形式原理（formal principles）中才能找到。

比如说，当尼西亚信经里说“祂从天而降”，其作者脑海中就是从天的位置到地表位置的一个位移——就像伞兵空降。这可能是实情（尽管我一时半会不会以为就是这样）。后来，其他人或许连空间之天（spatial heaven）也加以抛弃。可是这一转变，一点都没影响所断定之事的重要意义，也没影响其可信性。无论怎么看，这事是个神迹；无论怎么看，有助于形成信仰的那些心像（mental images）都并非关键所在。当一位中非归信者和哈莱街医学专家都断定基督死后复活时，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有着巨大不同。对于其中一位而言，已死之身站了起来这幅图像已经足够；而另一位或许会想到，一系列的生物化学进程以至物理进程，开始倒过来运行。医生知道，就他经验所及，这些进程从未倒过来运行；黑人则知道，死人不会站起来行走。他们都面对神迹，也都知道这是神迹。要是二人都认为神迹绝无可能（impossible），那么其唯一不同就在于，医生会详细阐明这一绝无可能，给死人不会走动这一简单陈述涂上浓墨重彩。要是二人都信神迹，医生会说的全部内容，就无过于分析并疏解“祂起身”（He rose）这些词了。当《创世记》的作者说，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心中的画面或许是，一个隐隐约约有形有体的上帝正在造人，就像一个小孩在用橡皮泥捏人。一个现代的基督教哲学家或许会想到这样一个进程：从物质之创造开始，一直延续到这一星球上出现一种有机体，适合领受属灵生命及生物生命的有机体。二人本质上都指的是同一件事。二人也共同否认同一件事——即灵性（spirituality）之产生靠的是物质之内的某种盲目力量这一学说。

这是否意味着，教育层次不同的基督徒，读着同样的文字，心中所怀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信念？当然不是了。其一致之处在于实质（substance），分歧之处在于皮相（shadow）。 一个人想象，地是平的，上帝则坐在高天之上。而另一个人则根据怀特海教授之哲学， 去看上帝和创世。二人之不同恰好无关痛痒。或许在你看来，这有些夸大其词。是吗？就物质实存（material reality）而言，我们而今终于被迫下结论说，除了其数学（its mathematics），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人最初用作算筹的沙滩上的石子、德谟克利特所想象的原子、平民百姓的空间图景，最终都是皮相（shadow）：知识之实质是数字（number），数字是心灵与事物之间的唯一联络者。自然本身是什么，我们捕捉不到；关于她，在天真之人看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最终却最为虚幻。我们关于属灵实存（spiritual reality）的知识，也是这样。上帝本身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哲学家应如何去想祂，一直逃离于我们的知识之外。伴随着宗教的精细的世界图景，曾经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到头来只是皮相（shadows）。长远看来，我们走向实存的唯一通道，就是宗教本身——祷告（prayer）、圣礼（sacrament）、悔改（repentance）及敬拜（adoration）。恰如数学，宗教之成长来自内部，其朽坏也来自内部。犹太人比异教徒知道得多，基督徒比犹太人知道得多，而现代的模棱两可的宗教人士（vaguely religious man）则比这三者任何一个知道得少。可是就像数学，它依然是它自己，依然能被应用于关于物质宇宙的任何新理论，不会被淘汰。

无论何人来到神面前，他都会发现，使得他不同于其他时代人甚至不同于昨日之我的那些东西，都会从他身上掉落。不管他是否有此心愿。他重归故里（where he always was），重归人人所居之地（where every man always is）。“新的游戏同老的游戏一样。” 切莫自欺。我们的宇宙图景变得再复杂，也不会阻止我们见到上帝：并无尸布、森林或灌木丛，厚得可以屏蔽上帝。我们在《启示录》里读到，祂坐在宝座上面，“从祂面前天地都逃避”。 任何时刻，对我们每个人，这或许都会发生。转眼之间，在小得无法度量的一段时间里，在任何地方，一切仿佛将我们与上帝分开的事物，都可能逃避，都可能消失，将我们赤裸在祂面前，仿佛我们就是世间第一个人，世间唯一的人，仿佛世间一无所有只有祂和我。 由于这一接触终究躲不过去，由于它既不意味着福音也不意味着恐怖，所以生命要务就是学着欢喜它。这是第一诫命，也是最大的诫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