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菲利克斯 7 卡斯滕·尼布尔的归来

1

在印度洋上，一年到头都是夏季。地处热带多雨气候区，在这懒洋洋的海面上，随时都会有暴雨猛然倾注，不由分说。让人觉得仿佛天上有什么雨神龙王，产生了这般疯狂的念头，要水洗印度洋似的。不过这样的雨水也就只是持续几个小时，一旦雨停，乌云随即四散而去，天空恢复成一尘不染的土耳其蓝。船身周围，一群飞鱼跃出海面，鱼身似鲱鱼般大小，耀着银光，闪现又回落，仿佛一把硬币撒入大海。这里昼夜平分，12个小时的日照紧随12个小时的黑夜，如此轮换更迭。傍晚来临之时，恰逢白昼死亡，似血祭一般，船尾后方的那片海洋红如血泊。这里没有黄昏薄暮，转瞬间就是漆黑一片。海面上没有月光洒落，一线光辉都没有，也永远都不会有。因为在这里，月球处于天顶位置。一个人必须完全仰起头来，才能看到那张醉醺醺的肿胀脸盘当空悬挂，一览无余，而天狼星和猎户座冰冷地围绕着它旋转，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端详着、打量着。等到第二天早晨一来，便又是一幅夏日景象了。舱面上，海员们打着赤脚，脚下这木质甲板被太阳烤得滚烫，接合处的树脂都流汗了。唯一能给眼前景象带来一丝缓解的，就是季风了，不过它的习惯也很单调乏味。一整半年是从西南方吹来，另一半年再从东北方吹。日复一日，这里的一切就像是凝固静止了，没见什么变化，只有季风独自在非洲和亚洲之间来回穿梭。尽管如此，尽管在印度洋上一年四季都是夏季，尽管季风吹过时也并没有对此留意，但不变的恰恰是一切在变，一直在动，在发展变化中，在溜走、在离开，就像幸福和快乐一样，出现、消失，都是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

1763年8月，约翰·马丁船长从穆哈拔锚起航，此时正是盛行西南季风的季节。若是微风轻轻推动船的正横后方，稳实可靠，他便能凭借此风向东驶往印度。可眼下这季风的力度却根本不足够，因为它的强劲势头都用来抵达亚洲了——由此便呈现出一副渴望回返之态。于是在这场远行中，约翰·马丁便有些许日子因无风而不能航行，但是三周以后，他带着25万达勒的钱款，12箱残余遗物，还有两位被死神尾随的乘客——卡斯滕·尼布尔和卡尔·克里斯蒂安·克拉默，抵达孟买。

和英国人一起来到孟买后，两位病人发现这个城市井然有序。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殖民战争，法国战败后，胜利者遂将他们生活中的肃穆静寂，连同威士忌一起，出口到这地球上最远的角落里来了。自从离开君士坦丁堡，这么久以来，尼布尔和克拉默从未穿戴过欧洲服饰，眼下他们俩终于换回来了。不仅如此，英国人还给他们提供了一处舒适的居所，又找来一位医术精湛的英国医生照顾他们。卡斯滕·尼布尔设法与加尔各答的一位丹麦商人取得了联系，把福斯科尔那些重要的大木箱子托付给他，请他带到德伦格巴尔去，如此一来，也算是把心头一桩重要的事办妥了。孟买的天气也不错，比起穆哈的湿热气候，这里则要清爽舒适得多。海港码头内，几艘大型轮船停泊等待，季风方向一变，即刻拔锚起航，载着他们前往伦敦。一切的一切，总算是让人感到未来可期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发展。帮助和照顾，到底是来得太迟了。就在1763年岁末，彼时季风还是吹向非洲大陆的，但克拉默却已是病入膏肓，只一息尚存，所以他们根本没有离开孟买的可能。后来新年刚过没多久，1764年2月10日，卡斯滕·尼布尔的最后一位同事，也撒手人寰了。我们无从知晓克拉默的死亡细节。尼布尔只是在他的日记里写到，这一天克拉默不得不“离开这凡尘世界了”，此一回他没有像之前那样，再为死者书写任何纪念缅怀之类的话。归根结底，不是他不情愿写。只是他的确无话可说。不过看这最后结局也能猜得一二，他俩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怎么和谐：尼布尔在写给冯·加勒的一封信中曾提乃，克拉默一直坚持让尼布尔称呼他为“博士先生”；还有一次，他们俩打算分道扬镳，各走各路，独自回丹麦去。话虽如此，说这些倒也无意于评判克拉默这个人，就算要评判，这两处细节也不足够说明，只不过从这两件小事中，可以窥见二人之间关系之紧张。当时驶往伦敦的轮船，一艘接一艘地出发了，他们俩却都没能够随船离开。二人的处境就不免令人焦虑不安，于是在这段日子里——一直到最后克拉默去世——就连尼布尔也是没好气的。这种没好气，在他写给冯·加勒的信中就有一处表露得很明显，话是这么说的：“不妨让博士先生把他的笔记交上来给您看看，想必他应该有什么重要的研究发现吧。”

看似无心之言，实则充满讥讽。尼布尔心知肚明，克拉默身后的确是一字未留。这个谜一般的人，从哥本哈根到孟买，历经这么久的时间，这么长的旅途，竟然没有写过一封信，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在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阿拉伯远征的那一大堆文件中，竟然找不到一个字是出自克拉默之手。要不是在一些由其他队员寄出的信里看到过他的签名——可以作为物证，我们不禁要怀疑了，这个人是否真的参加过这场远征。回顾他这一生，可曾有鼎盛时期，或者有什么代表作？还是有的，且只有一次。即对于如何正确护理金丝雀，他提出了一点建议。且不论这个事实对于克拉默的人生有什么突出的意义影响，就说一位博士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会护理金丝雀——哈，这个事实本身也够突出的了。世人若要问，这个沉默寡言的丹麦人，在他结束于孟买的那32年人生中，做过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是什么呢？那可真是，得好好想想了。哦对了，他算不算是一位绝世罕见的，生活的艺术大师？或者说，饭桶一个？

尼布尔的座驾和轿夫

自博朗芬离世之后，尼布尔就承担起了远征队的绘画工作。这幅图便是他画的印度轿夫和四人大轿——在孟买和苏拉特的游行队伍中极为常见。

四年前离开哥本哈根的那六个人，如今只有卡斯滕·尼布尔一人尚在人世。他在日记里写道：“从人数上说，我们这个强大的团体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我自己活了下来。一想到指定的回返路途是经由巴士拉穿越土耳其，我就觉得，自己接下来要面临的境遇，要克服的种种艰难险阻，绝不会亚于我们从埃及到孟买所遭受的。因此，我仅有的一个微小心愿，就是希望有生之年能再次看到欧洲。为了实现它，当务之急，是我得努力恢复健康，如若不然——到最后我也是一死，那，我所有的文件记录，所有的研究成果，也就跟着生死不明了，还谈什么回到欧洲？”当时尼布尔的想法便是，与其奋不顾身走那条危机四伏的陆路，他更愿意全力以赴，先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起来，等到差不多可以的时候，再实行先前的计划——随船去往伦敦。然而等到克拉默离世时，这个可能的打算也暂时成为不可能了：由于季风已经结束了它在非洲的旅程，彼时正吹往亚洲呢。也就是说，六个月之内，是不可能再有轮船发往伦敦了。尼布尔只得滞留在孟买。到三月，他感觉身体恢复得足够了，便决定踏上一趟向北的短途旅行，去考察最大的海港城市苏拉特，并做好行记。3月24日，刚好有一艘前往中国的英国轮船要去那里装运一批货物，他遂跟着去了。在苏拉特，尼布尔不仅对这座城市的贸易进行了一番研究，还见证并记述了当地盛大的节日欢庆，人们或骑在大象背上，或坐在四（六）抬大轿里，沿街道列队游行前进。两周之后，他便随同英国轮船返回孟买。他再一次变更了计划。他要去中国。他还给自己预定了一个舱位，等到几周之后轮船离开孟买驶往中国时，他就能继续跟着去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尼布尔万万没有料想到，疾病不仅没走远，再次反扑回来时却比先前更凶猛了。他其实不该这么早就投入工作的。眼下倒好，病情把他的所有计划都打乱了。其实当时他从苏拉特回来的途中就感到身体似乎是被“寒冷”再次“攫住”了。等他回到孟买时就已经发起热来，高烧持续不下，比他在也门最严重时还要糟糕。4月20日，英国轮船已然出发，前往中国去了，此时的尼布尔呢，却躺在床上瑟瑟发抖，无能为力。

这一回被袭虽很严重，他最终还是抵挡住了疾病的猛烈攻势。不过，这一挡倒是把他挡醒了，可以说是幡然醒悟：身体明明发出了警告，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无视下去了。所以等他再次恢复到正常状态时，他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不吃别的，就吃米饭、水和一些水果，努力养成严格的规律作息和生活习惯。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有所懈怠。在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为孟买的宏篇叙述打下了坚实基础。他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地理环境，它的历史和政府领导形式，它的气候和贸易，它的宗教和种姓等级制度体系。他研究了印度的语言和历法，去过两趟神象岛[36]做考察，对那儿的神庙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述——后来又用了八整页插图予以补充说明——由于博朗芬已经不在了，为了再现那些浮雕和圆雕，他只得自己拿起笔来尽力而为。在有关印度的方方面面中，尤其令他着迷的是印度人。他们对待食物和金钱的态度是勤俭的，为人又谦逊。这种生活方式及理念，与他个人的理想生活习惯非常接近。尤其是现在，他的病情迫使他不得不简化自己的饮食，他为此所恪守的原则，也与他们的近乎一致。于是，有关印度人的记述，他还在结尾处作了一番深思，读来不免有点异端的味道：“我们欧洲人倾向于把他们叫作野蛮人、异教徒，说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这些称呼无不透露着我们的观念，即自视甚高，好像他们是低劣于我们的种族。然而无论是谁，如果能有机会更好地了解过他们，便会发现——或许在所有那些总是试图相互伤害的民族中——这些人不仅温和、诚实，还很勤劳。”

在孟买，尼布尔先是结识了当地备受尊敬的帕西人[37]。帕西人其实就是波斯人的后裔，当时的波斯人没有屈服于伊斯兰教，仍是继续信奉拜火教[38]，遂于公元652年阿拉伯人推翻萨珊王朝[39]之时，被逐出波斯。尼布尔记述了他们特有的天葬礼俗：将死者的遗体奉于高高的塔楼之上，以待秃鹫掠食（即便在当今时代，一些偏远的波斯城镇仍旧保留着这种传统习俗）。距离孟买不远处就有这样一座塔楼，尼布尔想一探究竟，但是等他到了那里时，却发现塔楼不知何时被锁起来了。对此，他在日记中作了一番解释说明：“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儿突然去世，就被葬在这儿，但塔楼紧锁，据说是她的爱人又来这座公墓看望她了。”

就这样，尼布尔在孟买展开了非常繁杂的调查研究，他的记述工作一直持续到1764年秋天。彼时，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所好转了。除了日常的采集信息之外，他也会拿出精力和时间来自学英语。领导孟买政府的英国自由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就他个人而言，他觉得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多亏了他们的友好对待，热情与慷慨，而这一切，最终促使他成为一位温厚和善的英格兰迷，这种气质和品质由此而贯穿他的一生。随着身体的恢复，尼布尔想要外出旅行的念头也日益炽烈，到后来他便舍弃了先前经由伦敦而直接回国的计划。眼下英国商船又要准备从孟买出发了，尼布尔没有为自己预定舱位。他打算执行最初的计划，也就是包含在伯恩斯托夫下达的指示中的那个计划——走陆路回国。

临行前几周都忙于各种准备工作。首先是寄东西，尼布尔决定，冯·黑文和福斯科尔的手稿，连同博朗芬的画作，以及他自己的各种文件，这些统统随船运往伦敦，如此一来，用他的话说，“就算我在返回途中遭遇不测，无论抢劫或是命丧黄泉，此次远征的成果至少有所保留而不至于全部尽毁了”。接下来便是写信给冯·加勒，告诉他这个计划。如果最后尼布尔真如计划的那样，抵达巴士拉了，这位大使也好提前为他准备钱粮，佐以等候。

最后还有一事。虽与上面两件没什么关系，却也亟待解决。一来是要弥补贝里格伦的空缺，二来则是他病未痊愈，需要助手帮忙。之前，也是在孟买，尼布尔曾花钱买了一个16岁的黑奴：“那个男孩是一对非洲夫妇所生，这对夫妇是后来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的，所以我允许他从一位天主教神父那里学习基督教文化。我之所以这么做，最初是打算带他一起去中国，再随我返回丹麦。但没料到，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途经巴士拉的这条陆上路线。既然如此，与其担忧到时候会有穆斯林把他从我身边抢走，不如在孟买就归还他自由。因为在土耳其的欧洲人，基本都不会给自己配备奴隶；另外，也免了到时候有人会说，我带着一个双亲是天主教徒的男孩到欧洲，就是为了把他变成一个基督徒。”遣走这个年轻黑奴之后，尼布尔给自己配了一个丹麦侍从。此人姓甚名谁倒是没有提及，只知道他来自德伦格巴尔。于是他们主仆二人便一起上路了。此次出发和之前一样，仍是随英国轮船前往，只不过这次是东印度公司的小型战船——向西驶往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马斯喀特港口。

起程那天是1764年12月8日。卡斯滕·尼布尔由此踏上了漫漫归途，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趟旅途的终点，便是哥本哈根了。

2

回想当初，丹麦远征尚且处于甄选成员、组织队伍的阶段，格丁根的米凯利斯教授就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认为应当整理好一系列学术疑难，让这些成员带着问题出发，从而在远征过程中努力寻求解答。精明强干的教授也是说做就做，立即着手操办此事，可谁曾想，真正去做时，工作量就铺天盖地地猛增起来，以至于远征队都从丹麦出发了，这汇总工作距离收尾还远着呢。后来他设法把一些零碎的古怪问题通过信件寄给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但是那份完整的问题清单却一直没有寄过来。等到最后米凯利斯竣工之时——从目前仍旧收藏于国家档案馆的相关样本来看——那份终于整理好了的清单，总共汇集了100个问题，加起来得有600多页，通篇都是用漂亮的字体手写而成。于是，这份繁重的疑难作品清单，在完成后就寄给了远征队，只不过，它最后抵达时是在孟买，收件人也就只剩卡斯滕·尼布尔了。

发来的这100个问题，真是只有他想不到，没有教授问不到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甚至还问及“老鼠”一词在阿拉伯语词汇中对应的所有不同叫法。尼布尔还留意到，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要求远征队调查星体的发光程度，即相比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在东方国度，哪些星星的发光程度要弱。为此，他打算就在孟买到马斯喀特的途中展开研究。只要逢上风平浪静，他便在甲板上支起星盘，观察地平线上方出现的众多星辰，测量它们的地平纬度。经过一系列观测，他断定这些星星看起来并不比家乡那边暗。不仅不暗，实际情况反倒是要亮得多。至于行船的白天时间里，尼布尔则坐在前甲板的遮阳篷下安心休养，听着轮船前进过程中水浪被船艏冲劈开来的刷刷声，看着鼠海豚[40]“大军”在前方跃水腾空的会操表演，好不自在。

他们在平安夜这天驶近马斯喀特的海岸线。但是由于海面寂寂无风，轮船无法继续前行，只得停顿。然而此处海水又太深，以至于无法下锚，突然一阵强劲海流袭来，将船推出45英里远，直逼危险的岩礁海岸。第二天呢，刮的又是向岸风，很是猛烈，为阻止轮船撞向礁岩，全体海员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工作。这样恶劣的处境一直持续了一周时间才得以缓解，终于在1765年1月3日，他们进入了马斯喀特港口。入港之后，轮船便在靠近护栏的位置下锚了，旁边停泊着的，是一些满载椰枣的阿拉伯三角帆船，船上配置的船员中有一部分都是原来的法国雇佣兵：自从在殖民地战败以后，军队里的这些残兵败卒如林子里的惊弓之鸟，四散而去，命运不免悲苦，走投无路之际，也只得为穆斯林卖命了。

从马斯喀特再次出发的话，这艘英国战船将会继续向北航行，进入波斯湾[41]。但是，尼布尔听闻随后不久还会有下一班从孟买出发的英国轮船前来此地——并且也是会经由马斯喀特继续往北行进，他便当机立断，在此处下船了。下一艘船是在两周之后抵达的，中间这段间隔的时间里，他刚好为自己的行纪和地图采集完各种需要的信息。不过他感觉自己的身子还是恢复得不够硬实，因而不敢深入内陆进行长途考察，加之眼前这一阵子也等不到别的北行进入波斯湾的轮船过站，于是他就在1月18日随同新抵达的那班轮船离开马斯喀特了。下一站，将直奔波斯的布什尔[42]。

经历过印度洋上温和平静的夏日时光后，眼下尼布尔感受到的波斯湾的天气，可真是变幻莫测了。“我从未见过什么地方的风，像这段旅途中的那般瞬息万变。这一分钟还平静柔缓着呢，紧接着下一分钟就成了狂风呼啸，而风向之间的切换也是令人猝不及防，其迅疾，往往是从一个方向直接变为反方向。尽管如此，我并不想对这些危险展开絮絮不休的谈论；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有的安稳，我该感到知足才对。因为海员们才是始终置身于险境之中的人儿，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乘客，则不过是偶尔踏上如此远行，却总喜欢把航海中的危险和不便挂在嘴边，连连哀叹。不管怎么说，于情于理，都不应当如此。”正是尼布尔这一趟横穿波斯湾的旅途，促使丹麦后来再次派遣远征队前来考察。尼布尔接下来在日记中的这段记述——巴林群岛[43]和法拉卡群岛[44]——便是后来的丹麦远征队的目的地了：

据说，古时的巴林群岛人烟浩穰，岛上共能找到365座城市和乡村遗址。然而，现如今这座岛上只有一个城市和几处城防要塞；村庄的话，加到一起总共还不超过50个，且都非常破败萧瑟。至于剩下的那些遗址，想必是许久以来，外国人为了征服这片土地，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而人们不堪战乱，民不聊生，那么多的城市和村庄就这样渐渐荒弃下来了。不过，这里的采珠业保留了下来，仍旧名闻遐迩。巴林的当地居民都是什叶派[45]穆斯林，说阿拉伯语。此外，还有许多人跟我讲起，在距离岸边有段水程的海床那儿——海水大概有两英寻那么深的地方，能找到一处清甜甘醇的泉水，渔人们若要采集饮用水，常常直接潜入海底，把山羊皮囊袋灌满就成了。再往北的更远方，是许许多多无人居住的小岛。另外，在距离科威克城不远处，还有一座荒无人烟的岛屿，名叫“弗吕舍”，即法拉卡，也归阿拉伯人管辖。从安维尔[46]绘制的地图来看，那里应该就是“珀吕什”了。当地绝大部分居民都来自巴林，所以他们绝大部分也都是靠采珠业为生。

在日记里，尼布尔很遗憾地写道，由于他的身体不够康健而未能前往一探究竟，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渴望“这一切可以留给后来居上的接班人”。后来，果然有人替他做到了。

关于群岛的记述就是以上这些，进入波斯湾的远行于是也完成了第一阶段。1765年2月4日傍晚时分，尼布尔抵达布什尔。布什尔是设拉子[47]的港口。在这里，他了解到，他们打算把货物交给一支骡子运输队，这支商队将会穿过那些石灰岩群山，蜿蜒而上，直抵设拉子。而设拉子距离著名的波斯波利斯[48]遗址只有两天路程，尼布尔决定借助这个机会随同这支队伍前往。不过在出发之前，他先把那个丹麦仆人解雇了，因为面对这样艰巨的工作，那仆人表现得不情不愿，任务还没开始呢，他就打退堂鼓了。紧接着，尼布尔便从布什尔另雇了一个穆斯林来顶替他的位置。

于是，这个未免略显寒酸的二人小团体，就随同商队离开港口，向着内陆进发去了。综观整支运输队伍的人员组成，基本上除了小商人，就是亚美尼亚人[49]——都是正为躲避内战而寻找容身之地的难民。再看这支商队的运输，只有一匹骆驼——剩下的都是驴子和骡子，而尼布尔的坐骑则是队伍里仅有的一匹马。为方便行事，他把自己打扮成英国人。自从到孟买开始，一直以来他都是欧洲着装，但是眼下他却很后悔这么穿，因为修身的裤子紧紧贴在腿上，骑马非常不方便，不仅如此，这身奇装异服也引来了其他旅客的注意。不管他做什么，一言一行都会成为人们长时间讨论的话题。有一天傍晚，他们到了一个村子里，尼布尔就派他的侍从去弄些喂马的谷草来，与此同时，他则着手准备自己的晚餐：“我杀了一只鸡——然而纯属偶然——在整个屠宰过程中我都是面向西方进行的。但是当即就有一个亚美尼亚人特地过来提醒我道，一个基督徒在宰鸡的时候，始终应当面向东方，就像做祷告的时候一样。但也有人相信我之所以面西，实则是在面向麦加，相信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穆斯林仆人，因为他也会和我一起吃这只鸡。由此我便意识到，不过是剁个鸡头而已，面向何方都成了问题，我的宗教信仰都要为此而受到众人的评判和质疑，所以我决定，除非以后我是想给自己找麻烦，否则我再也不会亲自动手剁鸡头了。”

就这样行进了两天之后，这支杂七杂八的商队抵达群山脚下。自此，道路变得十分崎岖艰险，比尼布尔之前在也门跋涉过的那些道路还要难走得多。于是，尽管吃了很多臭骂，挨了不少鞭子，这些驴子的步子也还是挪得非常缓慢。甚至到了有些地方，山岩之间的小道如此狭窄，以至于这些动物身上驮着货物根本过不去，只得先卸下来。所以，他们也常常会在行进过程中看到驴子的骸骨——都是不堪忍受负重与折磨而猝死途中。他们的队伍里就有一头驴子是这样倒地而亡的。尼布尔写到，动物尸骨未寒，而主人则是当即就把它的皮给剥了——直接卖给商队里做鞋的伙计，那伙计便把这皮子裁剪成几块，边缘锥上小孔，拿线穿好收起。就这样，才走了不过几里路，皮子就被物尽其用了，这可怜的牲口——被榨得一干二净——真是死得其所。

自从进入山里，天气就变冷了许多，眼下他们每天都会逢上下雨。不幸的是，尼布尔把帐篷留在了布什尔，此行并没有带：“我知道绝大多数旅客都很穷，所以我不想独树一帜，显得自己像个有钱人。”不仅如此，他当时以为的是，旅途中他们可以在咖啡小茅舍里歇脚留宿，就像之前在也门那样。但是山中人烟稀少，根本不见屋舍，夜复一夜，他们只能露天而眠。尽管在白天的行进过程中，他们已经被雨水淋得湿透，然而到了夜里，还是会有更多的雨水不期而至。

八天之后的那个傍晚，他终于顺利找到了一座屋舍，遂即租了下来，希望能在最后弥补自己一个干燥而安宁的夜晚。然而这回下榻未能遂愿。对于这个夜晚的释怀，尼布尔可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的幽默感来拯救自己：“罗姆琼村坐落于高山之巅，距离商队的目的地不远。为了打发今天剩下的时间，也为了躲避晚上的鬼天气，我就在这个村子里租了间房。此外，我还拾了些许柴木，邀请了几个亚美尼亚人来与我一同分享这份舒适。没过多久，就有一大群妇女领着孩子投奔我来了。起初他们非常满足，因为我非但没有将其拒之门外，反而是让她们自己在房子里选个地方安顿下来。但是后来我一踏出这间房子，那些女人便和男人换了位置，等我再回来时，就发现火堆周围坐了一圈女子——有一种妻妾成群的感觉。从布什尔起程以来，这些女子一直都小心仔细地包着头巾，面庞从不示人，与所有陌生人也保持着距离。因此，要是我此刻就这样唐突地坐在她们中间，那实在是太不礼貌了；但如果我把她们从火堆旁赶走，却也一样尴尬至极。所以，我只能在这座房子里另找了一个角落，努力地为自己再生一把火，然而浓烟直起，把我熏得够呛，简直招架不住，只得作罢。于是我便想着，为自己另寻一处居所吧？——却又根本不可能。结果呢，我只好眼巴巴地在外围等着，等着我的女驴友们，在我的火堆前把她们的衣服烘干了再说。然而事实上整个夜晚，这整个屋子都被这些女子和孩子们霸占了，索性随他们占吧——不然我还能咋办。而外面呢，外面狂风大作，冰雹雨雪夹杂其中。这座房子啊，没有窗子也就罢了，屋顶还漏雨，稀稀落落的，滴渗得哪哪儿都是水。换句话说，整个晚上我都不得不抱着我的铺盖卷儿来回挪腾，从一席之地到另一席之地，却到底都没有找到一处干干的地方可供我躺，或者哪怕只是躺下后不被打湿。这还不算，半夜里，我猛然听到‘咔嚓’一声，声音随即被窗外的风暴淹没。这座房子原来是建在一座陡峭的斜坡上面，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所在的房间其实相当于二楼的位置。在这间房外还有个棚子，我把我的马就拴在那儿了。这下好了，咔嚓一声，马棚一塌，我的马径直穿过木板做了个自由落体运动，落在了楼下卧室里四仰八叉酣眠正香的房主人身旁。”

这过去八天里的行军速度，坦白讲，比当初远征队穿过也门时还慢，慢了起码有3倍。所以，等到眼前的这支商队最终抵达久负盛名的设拉子城时，都已经到3月4日了。

在设拉子。尼布尔一切顺遂。他和城中唯一一名欧洲人住在一起，此人是一位博古通今的英国商人。当地政府长官对尼布尔非常友好，照顾得十分周到，甚至还向他担保说，要是有人胆敢冒犯骚扰他的话，无论是谁，一律处斩。尼布尔对此话深信不疑。因为就在这天，长官接见他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抓到了一个卖腐肉的屠户。接下来，便上演了一出“严惩不贷”：这个可怜的家伙耳朵被钉在木桩上，如此被罚着在市场上站了整整一天。

遥想当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之后，一把大火就烧了波斯波利斯。尼布尔并不是欧洲第一个前来考察这座皇城遗址的人。像德国医师恩格尔贝特·肯普弗[50]、意大利探险家彼得罗·德拉瓦莱[51]、法国历史学家让·夏尔丹[52]，都曾在他之前到过这里。但若拿以上诸位的考察成果与尼布尔的研究发现相比，则是九牛一毛，顶多算是旅行随笔吧。他们是通过别的途径抵达这处遗址的，但其调查发现，对后来人的探索考察而言，其实并没产生多少影响，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座古城，不仅是打开波斯历史大门的关键入口，事实上也是当代整个亚述学[53]领域的宝藏所在。这至为重要的发掘使命，眼下便落在了尼布尔肩上。自从亚历山大试图毁灭它的辉煌以来，尼布尔则是穷尽想象与推理，试图重现它原貌的第一人。

既然如此重要，对于尼布尔来说当然也不例外，此行是他在整趟考察中收获最为丰厚的。相形之下，就连埃及的金字塔也逊色了许多。根据他儿子的记述，这些收获被认为是尼布尔“旅行中的瑰宝”。他颇为吃力地阅读前辈们留下来的文字记述，一点一点艰难地钻研，可谓是苦心孤诣，穷千里目而更上层楼。就在考察之旅即将结束时，临行前第二天晚上他一夜没有合眼，次日天还未大亮，他就跨上驴鞍，径直奔赴几公里之外的波斯波利斯了。那天是1765年3月13日，也就是他离开设拉子的前一天。他独自前往，身边只有一位侍从陪同，另有一向导在前面带路，领他们穿越这荒无人烟的大山：“那道路绝大多数时候都极难行走，陡峭而崎岖，怪石嶙峋。从前的沃野肥田，眼下却是一片荒芜，早就没了农桑痕迹。沿途的树叶子簌簌作响，仿佛是在哀怨悲诉，忆往昔部落之间征战不休，此地遂屡屡遭其蹂躏摧残。就连曾经造福这片土地的灌溉系统，如今也已全然荒废了。”

骑行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偏离了通往伊斯法罕[54]的主干道，继续向东行进，打算直抵皇宫遗址。向导抗议，他们当务之急是先把晚上的歇脚处找好，但尼布尔却坚持说他一刻都不想耽搁：“即使我心中非常明白，皇宫遗址的周围是废墟一片，根本没有可供我落宿的村子，然而，与波斯波利斯遗址有关的那些听闻和阅读，早已在我脑海中幻化出一幅幅景象，令我对此心旌摇荡，朝思暮想地渴望亲眼见到，那我又怎么能够克制住自己迫不及待的热切心情，把即将得见真面目的时间浪费在找住宿这件小事情上？”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到了。波斯波利斯此刻就在脚下，尼布尔勒住坐骑，俯而视之：眼下，仿佛是群山摊开掌心，托起了这座遗址，如此捧到自己面前。昔日的薛西斯和大流士的宫殿，如今已是阒无一人，只有太阳的光辉从西边照射过来，洒落在那些数不清的细长圆柱上，映出一片玫瑰色的流影。看上去就像是亚历山大纵的那场大火未烬，而它们仍旧立于其中。随着傍晚的来临，尼布尔也将要完成他在遗址考察的首次探寻：高涨的热情令他不知疲倦，圆柱、柱头、底座、墙壁、浮雕，他在其间缓慢挪移着身子，认真查看，细细打量，一处都不落下。那些浮雕工艺几乎是完好未损，布满符号的墙壁，像极了一片片鹬鸟栖息的沙滩。所有这些存在加到一起，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不大好说，但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这里的考察工作需要耗时数周。因此，一直待到天已经黑得什么都看不清了的时候，尼布尔才从其中抽出身来，向着一扇——专供波斯国王进出的——壮阔大门走去，解开他拴在一旁的驴子，晃醒他的侍从和向导。三人遂即上驴，往遗址南边骑了有一个小时的路程，抵达一个名叫“迈尔达斯特”的村子。尽管天色已晚，最终他还是找到了十分友好的村民，愿意提供一个小房间让他落脚。房间较简陋，由于常供过路旅客借宿，床上也没铺床单，不过没关系，这天晚上尼布尔睡得像小猪一样酣甜。

于是在接下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房间就成了尼布尔每天晚上留宿的地方。他会在每天日出时分起床，给驴上鞍，骑到遗址那里，从早8点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5点，天色开始变暗时才停下：他测绘出皇宫遗址的底层平面图，临摹浮雕，抄录碑文，对诸多细节展开研究。此地地势颇高，是典型的高山高原气候，时常寒气袭人。西边的山巅之上仍有积雪覆盖，在深邃苍穹的映衬下，闪耀着皑皑银光。每天早上他抵达这里时，宫殿大理石地面上那些坑坑洼洼里的水都还是上了冻的，而后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缓缓爬升，也就慢慢都消融掉了。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是独自一人在那儿。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会有一些游牧的库尔德人[55]为了寻找草场，带着家眷，赶着羊群，经过此地。当他们远远看到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身穿欧洲服饰，在一片废墟里苦思冥想时，他们总会走到这人跟前，一看究竟。尽管四下里只有他自己一人，但他却从未因此而受到什么威胁，就连一句不友好的话都没有。那些库尔德人会借着机会与他闲聊一阵，礼貌地瞥一眼他的画作，想着，这个人的内心是感到多么好奇呢，才会不惜穿越世界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后就只是坐着，画啊，写啊。他着实令他们感到惊奇，也大为赞叹。最后离开前，他们会卖给他一点牛奶和一些山羊奶酪。到此为止，闲聊便结束了，牧民们则徒步回到他们的羊群中间，尼布尔则继续弯下腰来，面对薛西斯留下的碑文。

波斯波利斯遗址

尼布尔画的波斯波利斯遗址。

等他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情形也是大同小异。他住的“公寓”没有其他旅客留宿，房里鲜少响起陌生人的叩门声，若有，通常也是一些“贫穷的干杂活的人，带着他们的原始工具，走村串户地找活儿干”。等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住处后，尼布尔会去购买菜蔬、稻米、黄油，再来上一只鸡，备齐食材后便自己动手，制作“烩肉饭”。没过多久，村子里的农民都和这位独处的欧洲人混熟络了，这不，复活节期间，他坐在房间里忙于最后的画稿，来自迈尔达斯特以及附近村子里的村民们都来拜望他。他就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村民们说起要庆祝复活节的事，他便告诉他们具体哪一天是春分。显然他所推算的日期比传统的庆祝时间提前了两天，但是村民们深信不疑，都按照这个陌生人的消息把日期纠正了过来，就在他说的那天开启节日欢庆。他们当然也向他发出了邀请，而他，自然也欣然接受了。

3

在波斯波利斯，卡斯滕·尼布尔再一次遇见了年轻女子。在他漫长的远征旅途中，年轻女子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就好像是有隐身术一样，陪着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只在偶然情况下让他知道她们的存在。这一次是一群年轻的农家女孩，她们都来自迈尔达斯特及其附近地区。新月再次升起，莱麦丹[56]刚刚结束，拜兰节[57]的欢庆即将到来。节日期间尼布尔仍旧是在遗址那里忙于工作，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有天下午，他看到一群少女少妇，竟结伴向他走来：“她们都是附近村子里的，有一些骑驴而来，还有一些是步行。只有极个别用头巾围着脸。或许她们只是想来看看那座遗址究竟有些什么，又或许，她们是想看看，到底那个来到本地的奇怪外国人长什么样子。”

很快事情就不言自明了。原来这些女子听人说起这个欧洲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抄写员，所以特地前来寻他，而现在，她们已经亲眼见到在他周围的大理石地板上散铺着的各式抄画纸张，便相信事实的确如传闻那样。这些骑驴的步行的女子哟，大老远从周边村子里赶来，其实就是为了向他讨一张“护身符”：她们想让尼布尔在小小块的纸上写一些话，好佩戴在身上以防病祛邪，保佑自己能够生儿育女。尼布尔呢，自然很高兴能为她们献上一份绵薄之力。他把手头上抄写碑文的工作放到一边，拿起他的鹅翎笔，坐下来，正儿八经地用阿拉伯语给诸位女香客写起了符箓。当时的画面可想而知，尼布尔弯腰弓背地坐在那里，一丝不苟，任笔走龙蛇，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女子们围在他身旁，目光紧紧锁住鹅翎笔，屏气凝神，随他一起潜心贯注。

“生活在这些谦逊朴素的人当中，就和生活在欧洲的任何一处村子里一样”，尼布尔在日记中坦露心声。良好的生活环境，加上在遗址中收获的丰富工作成果，使得尼布尔的旅途重新焕发出活力与生机。1765年3月27日，他坐在迈尔达斯特村的小房间里，给君士坦丁堡的冯·加勒写了一封信，将经由设拉子那边寄出。这封信现在仍旧收藏在丹麦国家档案馆中，通篇都是用法语写成——真是惊叹，他的法语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呢。信中就自己漫长的返乡之旅，说明了相关情况，也就是目前旅途暂时中断，他要在波斯波利斯待上一阵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得给他寄钱来，因为他现在已经没钱了，而作为回报，他以向丹麦国王陛下承诺的名义保证道，自己所需的这笔开支必定换回丰硕的考察成果。他给冯·加勒写道：

这段旅途的收获之多，将会远超以往，包括自地中海以来一直到孟买这么长的时间里取得的所有考察成果的价值。但由于前面各种“必要”支出的耗费，到目前为止，我已一贫如洗，迫切需要您的财力支持。尽管远征这一路漫长而艰辛，我仍旧满怀希望地恳请您，和伯恩斯托夫男爵大人，相信我。即便远征队遭受了如此重创，我也必不辱使命，我相信您不会弃我于不顾。此外，还有一事，不知我们伟大的国王陛下可否考虑准许我前往达莫[58]、巴勒贝克[59]，以及其他所有圣地，包括已经去过的上埃及境内的“摩卡提卜山”——毕竟之前的考察成果不尽如人意。无论如何，我都时刻准备着，全凭国王陛下的调遣。

在孟买的最后那段时间里，尼布尔收到了伯恩斯托夫很久之前写的那封信——信中痛斥冯·黑文在西奈半岛的一事无成。而现在他又主动请命，要再次踏上这样充满艰险的征途。并且在必要时，他甚至还得去巴勒斯坦，乃至去探索考察尼罗河上游。经历了四年多“漫长而艰辛”的远行考察之后，他对冒险非但没有厌倦，反倒一如从前般强烈渴望。然而这一回，就像他在孟买时一样——虽说原本计划好了要漂洋过海去中国的——没有料想到的一点是他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别忘了，他逗留在迈尔达斯特村的那段日子，是为了考察波斯波利斯。既是风吹日晒的考察生活，又哪能只有田园牧歌般的闲适呢。就说他在遗址中所临摹的那些碑文吧，有许多楔形文字都刻在墙壁的高处，只有当太阳斜照到上面时，他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在1765年，还没有发明类似于太阳镜这样可以保护眼睛的用具。此外，大理石地面上也有铭刻，但是它的表面太过光滑了，太阳光线一经反射便十分明亮晃眼。如此一来，两下里都对他的双目造成了损伤。于是，尼布尔就这样一边忍受着疼痛，一边继续坚持工作了一阵子后，便遇上了大麻烦。有一天早晨他在房间里醒来，发现自己看不见了。不用说出门考察了，那一整天剩下的时间里，他都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雪盲”状态而躺在床上休养眼睛。后来到了第二天早晨，视力刚一恢复，他便又重返波斯波利斯了。阳光火烧似地照射在墙壁上，也照射在雪白的纸张上。尼布尔照旧坐了下来，继续他前天中断的工作。

随后便是第二次警报的拉响。他的仆人，自从患病以来也有段时日了，面对这严酷的高山高原气候，如今再也扛不住了。就在4月初的一天傍晚，这个仆人病逝于迈尔达斯特。由于尼布尔已经渐渐习惯了死神在自己周围搞突袭，所以日记里他也没有对这起死亡事件展开详细讲述。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仆人的死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要是我的仆人一直保持着健康良好的身体状态，那我真的很乐意在那片废墟中再待上一阵子。但是我的眼睛已经受到严重损伤，加之身体也始终处于一种虚弱状态，所以眼下实在是没有我继续冒险行事的余地了。仆人的离开，权当是他留给我的一个警示吧。既然此地不宜久留，我便尽早起程了。4月7日，我回到了设拉子。”

尼布尔再现的楔形文字字母表

尼布尔为再现楔形文字字母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尽管返回时间比计划的提前了，但事实上，尼布尔在波斯波利斯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却并没有多少了。历时24天的皇宫遗址考察，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呈现在了他的日记本中。尼布尔编写的这份全面而翔实的记述，总共43页：对整座建筑的地理位置作了详尽阐释；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不同建筑物的不同用途；对铸像和浮雕进行了细致描绘，并试着解释它们的象征意义。在记述的基础上，还有补充说明的插图，起码有39张：有平面图、远景图，有浮雕和铸像的绘画，有包括底座和柱头在内的纪念柱的侧面像，最后还有一系列非常详细的铭文临本。

作为笔者本人，我写此书的意图并非学术性的历史记述，因此，对于尼布尔在波斯波利斯所取得的成就，在这里也就不展开全面详细的评述了。不过有一方面涉及的详情，不得不细细说来，那就是尼布尔关于楔形文字的铭文临本。在漫长的远征途中，他勉力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却没有哪一项工作消耗的心血能抵得上那一张张铭文——上面的符号成百上千，神秘莫测，全是他认认真真临摹下来的。尽管付出的代价巨大，但都是值得的。正是由于这些临本的存在，丹麦第一次远征所留下的影响才会如此深远，才得以延续至今。

无论是肯普弗、夏尔丹，还是彼得罗·德拉瓦莱，他们从波斯波利斯带回的楔形文字的铭文拓本，都不能为当代语言学家的破译解读工作提供准确而有用的帮助。尼布尔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各个楔形文字区分开来的人，他甚至建立起一套由42个不同文字组成的楔形文字表。最终他注意到，在废墟中，几乎所有的楔形笔迹，都可以分成三组写法，相比第一组，另两组总会包含更多其他的符号。他把观察到的这些特征，认真收集、临摹在他的图版上，但在那时，包括他在内，没有人能解读它们。

后来，丹麦主教明特[60]继续研究。这位杰出卓越、孜孜不倦的教会历史学家，就出生于丹麦远征队离开哥本哈根的这一年，他是尼布尔的忠实追随者。在尼布尔研究的基础上，关于那些特征他说明了以下两点：首先，三组写法的后两组，肯定和第一组有相同的文本，且第一组的记号要远远少于其他两组，这很可能是由于它是用古波斯文写成的。其次，他发现了一种特定的楔形字符的表示，并将其与三组中所有的楔形笔迹区分开来，他认为这种特殊标示，十之八九是“国王”的意思。

这是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已经可以在文本中清楚地找出有关“国王”名字的记载，而正是由于其中一些国王名字在这之前已经被知悉，这就使曼特的继承者——来自德国的语言学家兼东方学专家——格罗特芬德[61]的工作容易了许多。不久，他就坚信，尼布尔的铭文拓本一定起源于两个国王，且这两位国王是子继父位。通过追踪和纠错，他发现，如果假设那块纪念碑是献给大流士一世[62]和薛西斯一世[63]的，那么在这两个名字中用到的记号就完全一致了。于是在1802年，他解读出这两个名字中的符号含义。

这又将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然而不久，脚踩“七里格快靴”[64]的男人便后来居上了——拉斯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65]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他认同尼布尔的基础研究，但他的研究运用的是自己的天纵才华。他曾去过东方，在波斯帝国和其他地方亲眼见过楔形文字的笔迹。他对“国王的名字”之类的猜测性工作不感兴趣，因为他是一个语法专家。1826年，他发表了一篇用丹麦语写就的专题论文，题为“关于《赞德-阿维斯塔》[66]及其古波斯语译解中的时间和真实性研究”。他在其中指出，尼布尔收集的所有古波斯语的楔形笔迹中，都涉及一个所有格复数的问题。他解释了这些字符会以“-anam”结尾的必然性。基于此，拉斯克仍是继续钻研“m”和“n”这两个重要字母的含义，尽管其他学者在这方面努力进行了许多尝试之后，都无功而返。这个“所有格复数”的发现的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后继有人，楔形文字笔迹的神秘面纱最终被揭开——两个同样来自小国家的学者，还原了人类的这种最古老的语言。

波斯波利斯的铭文

尼布尔从波斯波利斯带回的铭文临本。拉斯穆斯·拉斯克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对楔形文字字母表的解译。

当然，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卡斯滕·尼布尔一直是沉寂的。因为这些发现绝大部分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现。回到1765年4月7日这一天，他离开了迈尔达斯特村，用他受损而刺痛的双眼，最后一次看向沐浴在日光之下的波斯波利斯。那一刻的尼布尔几乎不敢去想，有朝一日自己还能带着楔文临本回到哥本哈根。

4

在设拉子。他的身体从巨大的损耗中恢复了过来。由于国家动乱，去布什尔的商队很少，因此尼布尔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恢复休整。而他在波斯波利斯工作时受到损伤的眼睛，也在这段日子里得到充分休养，炎症慢慢消退。三周之后，他勉强能到户外活动了，与此同时，他也不忘行纪的撰写。无论是设拉子满山的葡萄树，芬芳扑鼻的玫瑰香水，还是荫凉的花园，他都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由于眼睛的缘故，他得等到太阳落山后才能到房间外面去。风拂过梧桐树，发出沙沙声，一阵小雨落下来。春天又到了。遥顾往昔，也是在这样的春天里，有一个既是天文学家也是数学家的男子，写下了一首关于酒与黑夜的小诗：

呐，奈何春天与玫瑰一起消逝；

芳华的青春篇章将要掩闭；

夜莺在枝头婉转啁啾；

谁知它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但是尼布尔对诗歌不感兴趣，“莪默·伽亚谟”[67]这个名字他连提都没提。因为他有其他事情要忙。到5月14日时，设拉子已经聚集起足够多的旅客，他们组成了一支前往布什尔的商队。这支队伍向东出发，再一次穿过群山。等他们行进至沿海的平原地带时，气温变得极高，白天根本无法赶路，所以就像在也门时那样——他们只能夜里行军。考虑到眼睛，尼布尔对此倒是欣然接受。太阳西沉，黄昏刚刚结束，他跨上坐骑，再一次出发了。傍晚暮色里，星斗光荧荧，许多昆虫隐隐发光，身后的西部天空那一片黄道光也微弱地在照着亮。这些光源都不会伤害到他的眼睛，他在日记写道：“我于5月28日抵达布什尔，尽管身体虚弱，又疲惫，但却深感幸福。”

低地的高温气候大大削弱了尼布尔的体力。于是这一趟旅程下来，他的眼疾又犯了。目前他正为如何离开布什尔而焦急万分。因为就在他抵达的这天，他听说有一艘驶往巴士拉的英国轮船，此时就泊在海港内，即将出发。但不幸的是，他的行李和文件还在后面，得第二天才能抵达设拉子，到那时英国轮船早就出发了。所幸还有一艘开往哈尔克岛[68]的小型荷兰舰，尼布尔遂给自己买了一个舱位，希望能凭借此舰追上那艘英国轮船。5月31日，舰艇抵达哈尔克岛。然而，海关工作人员却耸了耸肩。那艘英国轮船刚好在一个小时前离开了。

这回不走运，导致尼布尔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迫滞留在正值盛夏暑热的哈尔克岛。由于波斯人和一个阿拉伯部族海战的缘故，附近的海域也跟着动荡不安，如此一来，那些前往巴士拉的轮船都不得不另辟航线。7月初上，一艘印度轮船入港了，船长刚好顺路要到巴士拉去，遂提出要免费载尼布尔一程。但是船长来去匆匆，打算在半小时后就拔锚起航；尼布尔其实更倾向于乘坐一艘小型舰艇，沿着幼发拉底河向上航行，以便对沿途河岸上的那些村庄进行标记。所以最终尼布尔还是谢绝了印度船长的好意。谁知三天以后他便听说，那艘轮船刚刚驶离哈尔克没多久，就被波斯的暴君谢赫苏莱曼给俘获了。

可以说尼布尔再次与一场横祸擦肩而过，但就目前而言，其处境仍不安全——波斯湾的气候着实堪忧：眼下南风开始盛行，闷热与潮湿重逢，令尼布尔难以抵挡其势头，即便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屋顶露台，每天早上醒来后依然会发现床单是湿答答的，以至于晾晒前他都不得不用手使劲拧干。时间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尼布尔眺望着地平线，眼看着波斯人与阿拉伯部族之间的争斗都已经平息了，却还不见有船只来。到最后，在7月的最后一天，他总算能搭上一艘小船前往巴士拉了。海风依然从南方吹来，所以只用了两天时间他就抵达幼发拉底河的河口处了。接下来，尼布尔便迎来了清新纯净、闲适惬意的沿河之旅。这条大河，两岸筑有高高的堤坝，足以抵挡河流泛洪；再往上，则是大片的枣椰种植园，一望无际。就像在埃及时一样，这趟旅途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的名字，尼布尔都要弄个清楚明白。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仅仅在尼布尔绘制的——从波斯湾延伸至巴士拉——这一部分地图中，他所标注的村庄就不少于92座，每一处地名都是双语对照，既有西语也有阿拉伯语。

随后，尼布尔就来到了湿热的人间地狱——巴士拉，这是他在东方见到的最肮脏的城市。他写到，在这座城市里，下水道中的污水都是直接排到街上的。人和骆驼会忽然晕倒，死于中暑，而他们死后的尸体都没有人管，就那样弃之不顾，直至臭气熏天；因此就招来了数不清的苍蝇，围着尸体嗡嗡直转，随后就在他们的眼睛和嘴唇上安家落户。虽说这些都不尽如人意，但尼布尔毕竟不是来旅游观光的，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对这座城市的近现代历史进行了一番收集整理；绘制了详细的城市街道地图，地图上所划分的不同地区名称，总共算起来至少有73处，每一处地名也都是双语对照，既有西语也有阿拉伯语。随后他又转向了城市贸易，就幼发拉底河的船舶运输展开调查，详细记录了25种不同的椰枣及其名称。最后，他还考察了这座城市的堡垒要塞。这些工作说起来简单，却不是两三天的旅游观光就能完成的：以上所有，是尼布尔在这座不堪的城市，花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换来的劳动成果。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尼布尔这个人在做什么。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8月初，他抵达的消息在巴士拉已是众所周知，他也从荷兰领事馆那里取到了冯·加勒从君士坦丁堡寄来的钱款。在这之后他便突然消失了，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等到四个月后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个男人都不叫卡斯滕·尼布尔了。

我们知道，自从丹麦远征队从哥本哈根起程以来，欧洲各国的首都城市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进展动态。在祖国丹麦那边，伯恩斯托夫时不时地收到远征队的汇报成果，并且会在第一时间发给米凯利斯，而米凯利斯则负责就此与当时学术界最顶尖最出色的学者建立联系。即便那些汇报的成果通常都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但他们与远征队之间的这份联系却从未断过。事实上，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都清楚远征队经历了什么。也门的死亡悲剧不仅传遍了欧洲的高等学府圈——在眼下正讲到的1765年的盛夏时节里——整个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在追踪报道卡斯滕·尼布尔的漫漫返乡记。于是便有了《乌得勒支公报》于同年6月3日刊登的那则通告，有关尼布尔在布什尔的抵达报道里有如下说辞：“一位丹麦学者来到这里，计划由此前往巴格达，迪亚巴克尔，阿勒颇等地旅行考察。而这位学者，便是四年前丹麦国王陛下派遣前往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半岛考察的五人远征队中唯一生还者。”

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消息非常灵通，对于远征队的经历以及尼布尔的行踪，他们也都是了若指掌。只要是当时的社会交流媒介能够触及的地方，便都对此一清二楚。就此而言，真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盯着他。

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尼布尔从众人视线里突然消失了。从1765年11月底他从巴士拉起程，到1766年6月6日，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自始至终他连一个欧洲人都没见过。在巴士拉，他脱去了那身欧洲装束，尽管从到孟买以来他一直这么穿，但那副打扮时常令他抱怨种种不便，因此他又再次换回了阿拉伯着装。但光是换了衣服，到底还不够。这一回他要更彻底一些，他要努力像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那样，衣食起居，生活从内到外，方方面面他都要落实。无疑他早就想这么做了，这回之所以能落到实处，也是由于眼下远征队只剩他一人了。他给自己另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卜杜拉”，意为“神的仆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能用。这次转变的确彻头彻尾，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是卡斯滕·尼布尔，就连他的仆人也不知情。

这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生活在阿拉伯百姓之中，日常起居、饮食、言行举止，无一不像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看他早年在沼泽湿地的成长经历就能知道，其实他更喜欢这样一种秘密而保有隐私的生活。在设拉子，当他对自己的欧洲装束不胜其烦时，他写到，只要能顺利地把研究做完，就算是让他换上寒酸破旧的东方着装，他也甘愿。要知道，在他身处的那个时代里，欧洲人可觉得自己是优人一等的，觉得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说他也甘愿，和我们当今时代的随口说说不一样，他说这种话无异于会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耻辱。对于尼布尔来说，他的这段日子就像是T.E.劳伦斯[69]晚年的隐居生活：阿拉伯人穿的斗篷披在他们俩身上，仿佛有了童话寓言里的斗篷神力，可以让他们隐身而对外不可见。在这东方国度里，无论尼布尔还是T.E.劳伦斯，都被隐姓埋名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而无法自拔，用一句东方谚语来说，他们都是敢于放下身份的人。一个名字而已，不过是障眼法，真正的旁观者始终没有变过，就是这个放下身份的人。

从现在开始，尼布尔小心行事，让自己的存在躲避一切可能会吸引旁人注意的事物。甚至包括他在这段时间内发给冯·加勒的汇报，为了避嫌也都是内容简短，且数量极少。加之这为数不多的汇报信中，有一些都遗失在寄运途中了，剩下的就算送到，也都是来年的事了。于是君士坦丁堡和哥本哈根那边的人们就开始为他担忧了。那一连数月里，伯恩斯托夫认定，尼布尔在旅行途中也遭遇了和他同伴一样的命运。至于冯·加勒，则是凭着丹麦那边对他的倚重，大肆强调福斯科尔、博朗芬、克拉默的死亡悲剧，在他们对尼布尔的消极揣测中加薪助燃，因此，莫说是劝慰宽心，他不加重他们的疑虑也就好了。如此一来，丹麦远征就这样不可思议地沉入了诡秘之中，尼布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幸好他的日记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从中追踪他这日复一日的秘密旅程。

从巴士拉继续前行的话，尼布尔打算去叙利亚的阿勒颇考察。最短的路线就是直穿沙漠。但是，由于那些地区盗贼蜂起，活动频繁，单枪匹马着实危险，要想深入其中，必须得跟随武装精良的大型商队，然而内战的缘故，巴士拉的贸易已严重受创，根本无力组织装配这样一支商队。所以这趟旅途别无选择，尼布尔只能取道巴格达。于是在11月28日，他登上一艘河船出发了。这回他预订的舱房有些狭小，同住的还有一位病怏怏的土耳其人，此人着实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不过另一方面，他与其他乘客的关系却是十分喜人的。当这个奇怪的阿卜杜拉支起奇怪的星盘时，他们就会在他的四周围成一个圆圈，如此倒是甚好，他们的长衣服恰恰为他阻挡了北风和尘土。由于幼发拉底河的流向并非正南正北，尼布尔在绘制地图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其实就是测定他所走过的里程。另外，这一趟旅程正是逆流而上，且因退潮和顶头风，行船时常会遭遇阻滞迁延。绝大多数时间里，这船要沿河岸上行，全靠有人从岸上牵拉；再者，船时不时地还会搁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水手们就只得脱下衣服，跋涉到河中，把船从淤泥里弄出来。然而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搁浅因由是农民为了灌溉农田而在河上筑坝拦水。如此一来，水手们就得挖开一条足够宽的通道，才能让河船过得去，可这一挖就得耗上数日时间。夜里他们把船泊在河岸边上，引来盗贼频频光顾，有天晚上小偷都溜进尼布尔的舱房里了，为了吓跑那贼，他不得不打了一枪。后来到了拖船的时候，他们自然又再次沦为热情的沙漠部落的掠夺对象。船长便让尼布尔站在前甲板上持枪把守。尼布尔照做了，他还得到了船长的许可——非常和蔼地给这些强盗们分发椰枣。这下轮到罪人们惊呆了，船长告诉他们，这个来自巴格达的阿卜杜拉，是一位修养极高的正人君子。

离开巴士拉后，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眼下他们终于抵达一座大城镇——利姆卢姆。此时尼布尔已经受够了土耳其病人的呻吟声，也受够了行船时不时的耽搁停顿，因此，他决定离船上岸，接下来就和一个贫穷的阿訇一起，从这儿走陆路去巴格达。为此，尼布尔从教长那儿雇了一匹马，教长则趁火打劫，狠狠敲了一笔竹杠。随后，他们便向北出发，骑至马什哈德阿里[70]，从那儿换成骑驴，向希拉[71]进发。抵达希拉之后绕道而行，去往卡尔巴拉[72]，在那里加入一支两百来人的朝圣队伍，再次返回希拉。

一日傍晚时分，他们行至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平原地带，尼布尔在一些土堆旁勒住了驴子。当下暮色笼罩，一派安宁，河水静静流淌，仿若平原上的一段金属条块，看不出它是熔了，还是凝了。夜幕渐渐低垂，深邃苍穹下，西边那一道浅浅的山脊仍旧清晰可见。尼布尔从驴子上下来，驻足而观，久久不曾离开，或许他是在脑海里还原这座大城曾经的模样：占地面积有三十英里，门道那儿设有大型市场、商店、办事处；河岸这边有他们已经发展成熟的信贷体系——随时为金融战争待命，还有船舶运输业、矿业、灌溉系统；那边是图书馆——上面是瞭望台，内院还有清澈的水塘，红土砖砌的游廊蜿蜒回转，好不凉爽；再往远处看，码头上繁忙喧嚷，你来我往，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货物，各种各样，五彩纷呈，贩卖什么的都有，石榴、椰枣糖浆、米酒、芝麻酒，熙熙攘攘，穷人、富人、牧师、妓女，从印度到地中海的沙漠一路跋涉而来的士兵，知悉天体运行轨迹的天文学家，还有能够轻而易举绘出几何结构平面图的工程师，对此地面积及其体积作出必要估算可谓举手之劳。这究竟是哪里？忽然间一只猫头鹰呜呜叫着，飞过河边湿地，声音突兀，听来阴森凄厉，尼布尔担心前面那两英尺深的草丛中会藏有蛇，所以此刻他不敢深入土堆一探究竟。他依然伫足原地，于良久凝望之中，天马行空的神思终于奔驰了回来。是了，这是古巴比伦。

马什哈德阿里

尼布尔绘制的马什哈德阿里地图和圆顶清真寺，寺内保存着第四代哈里发阿里的陵墓，该城由此而被称为“圣城”。

5

在1765年的圣诞节前夕，尼布尔作为最早的一批欧洲人，骑进了马什哈德阿里这座圣城。傍暮余晖中，哈里发陵墓之上的金色圆顶在他眼中闪耀光芒。在这之后，他又穿过了埃尔比勒——古城阿尔贝拉，当时亚历山大曾征战于此，波斯国王负隅顽抗，此处见证了他征服波斯的巅峰之战。1766年伊始，尼布尔只身一人，与一驴夫骑行在前往巴格达的路上。

从他的日记中，能够看出这趟旅途还是挺逗人发笑的：“我的驴夫是个妙语连珠大师，一讲起淫荡的施虐，就有说不完的粗野下流话，整个远征过程中我还真是从没听过这样讲话的。一路上他也的确是过足了嘴瘾。不像我见过的那些阿拉伯人——从不谈论自己的妻子女儿，这个男人一点都不避讳，大侃特侃，他觉得无论是自己的女人，还是他的母亲、祖母、太祖母……上至五辈六辈的女性，分分秒秒都该被施以最极致的虐待。”这样的语言消遣大概持续了一周左右。而后在1766年1月9日，这一天的傍晚时分，尼布尔来到了巴格达。他写到，这里的房子都没有窗户，局促狭小的空间里闷热无比，就像太阳照射下的烤炉；凉爽的空气只有通过捕风塔 [73]传送至那些昏暗的房间。紧随其后的便是那些日常工作了：考察记述这座城市的近代历史情况，包括迄今为止的48位帕夏及其在位时间；测量这座城市的街道及城防，绘制地图。

如此按部就班地工作了一个月后，他再一次感觉到了死神的影子。在巴格达也是一样，他没能找到一支要去阿勒颇的商队——不过倒是有一支大型商旅将要前往大马士革。多日里他一直思忖着要不要随同后者出发，但到最后时刻他还是决定不去了，此后没过多久，他便在旅行日志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确实是选择留在了巴格达，且应该为此深感庆幸，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就在那支商旅即将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他们遭遇了突袭，整支队伍被一洗而空，货物全失——包括我随之寄出的一箱文件。”

于是尼布尔观时待变，遂有了下一步策略。没去成大马士革也没关系，他决定继续沿底格里斯河[74]北上。不管怎么说，这条路线总归要安全一些。毕竟巴格达与大马士革之间是沙漠地带，村庄零星稀少，相比之下，他相信会有大量城镇分布于大河流域，可供他考察记录，无论如何都是更好的选择。这一回，尼布尔是和30个犹太人一起，这些人绝大多数一贫如洗，衣着破烂，并且全部都是“赤手空拳”——什么武器装备都没有。他们一律骑驴而往，只有尼布尔自己雇了一匹马，此外他还有两头骡子，一头是他仆人的坐骑，另一头驮运行李。

如此，一支手无寸铁的旅队于3月3日从巴格达出发了。时逢多雨季节，底格里斯河的支流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大部分桥道都被冲垮淹没，所以每一次的涉水渡河都成了燃眉之急。抵达阿勒通库普里镇时，尼布尔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处境：“最近一阵子，雨连日连夜地下个不停，我们已是浑身湿透，精疲力竭。但旅队依然决定径直穿过这座村镇，到小扎布河对岸的那片开阔田野间露营扎寨。他们所有人都建议我继续跟随旅队前行，因为他们非常肯定，这条河的水位在这天夜间会大幅上涨，水流也会变得汹涌湍急，若再等到次日早上过河，就太危险了，弄不好都会把命搭上。要按往常，每当我要为自己的旅途做规划安排时，我都会听从当地人的建议。但是，既然已经知道今晚会有大雨降临，那我当下的想法便是希望能在一间像样的舒适房间里度过这个夜晚，以避开这场大雨，也晾干我湿漉漉的衣服。此外别无他求。因此我就只是让驮行李的骡子跟着旅队去了河对岸，至于我嘛，则和仆人留了下来。”

那一天是1766年3月12日。自尼布尔在波斯波利斯考察以来，一年时光打马而过，倏忽间又一个莱麦丹结束了。傍晚时分，他便来到镇上四处闲逛，观看拜兰节的庆祝盛况：眼下镇上处处设有摊位，小吃、茶点、饮品，供应齐全；集市上人也很多，吞剑、耍蛇、击剑，各种民间表演艺术，无奇不有。如此喜庆欢腾的氛围，甚至促使尼布尔让自己享受了一回阿拉伯“马杀鸡”，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得到了按摩——其实是毫不留情的拳头捶打；一通按摩下来，尼布尔浑身气血畅通，原本长途跋涉了一天的鞍马劳顿之感消失了，真是舒服。等到了夜里，果然又开始下雨，不过尼布尔不怕，那时的他正躺在一个像样的房间里的像样的床上呢，可谓酣眠不觉，甚是香甜。直到次日出门一看，他方才惊醒过来——昨儿个驴友们的确不是开玩笑的：

“3月13日这天早上，我刚一出门就愣了，真没想到，昨晚仅一夜的时间水竟涨了那么多。眼下我要想过河，还真得豁出去了。我多么希望我能留下来。可是我的星盘，连同其他不太贵重的行李，都已随同旅队被驮到河对岸去了，所以此时此刻，我必须，只能，跟过去。而旅队人员早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出发了。没办法，我只得带上我的仆人和马夫——这俩都胆薄得很，冒险一搏，去追他们。后来我们好歹赶上旅队了，但这一天的骑行也实在是，有点太惊险了。我们在途中先后遇上了两个库尔德长官，他们当时冲着我们疾驰而来，看起来都像是要打劫我的样子。不过，由于他们的武器只有一根长矛，而我带着火枪，我便大着胆子向他们问路。幸好我没有露怯，他们也就没敢对我怎么样。”

3月15日，他们行至大扎布河岸上，不得不勒骑伫足，望河兴叹。眼下旅队又犯难了。河流湍急凶猛，几乎泛滥，骑行蹚水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此处又无船可乘，唯有一排破陋的“羊皮筏子”[75]停靠在岸边。撑筏的都是住在远岸村子里的雅兹迪族人[76]——也就是所谓的“拜魔鬼的人”。尼布尔表示，有生以来，他还真是从未见过如此简陋不堪的船舶。32个兽皮缝制的气囊紧紧扎在一起，再捆上一木排，就是整只船了。眼看着这些筏主——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他记得驴友们在前面的旅途中就一直在谈论，千万不能当着雅兹迪人的面说魔鬼的坏话，甚至连“撒旦”这个名字都不能提，惹恼了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人一旦火起来，二话不说就翻筏子的，多少人因为一时失言而命财两失啊。听着众人窃窃私语，激流哗哗拍岸，筏主们又何尝不清楚，眼前这些乘客其实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怀恨在心，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不过那又怎样呢。此处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撑筏子的人才是老大。此情此景，谁人过河不得仰仗他们。尼布尔也不例外。和身边的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也看明白了。事实的确如此，这会子他的心里也开始七上八下。明摆着的，可供渡河的筏子寥寥无几，要想让整支旅队都过到河对岸，必得来回摆渡上几次才成。所以每个人都想乘第一班——每个人都想早点到对岸——至少第一班的皮筏子让人心理上觉得是相对更保险的。但是，没有人愿意答应筏主的要价。双方一言不合，接着口角之争爆发，尼布尔如实说道，自巴格达以来的整个旅途中，从没见过他的驴友们如此激烈地骂架，凶狠极了，还不带“撒旦”这类的脏字儿。他自认为当下权宜之计，还是不要争吵为好，毕竟过河就指望这些人了，自己的小命儿还得托付给他们呢。于是尼布尔就按照船家的要求，如数把钱付了，另外又给了他一些小费，为的是找到一只尚且看得过去的皮筏子——起码所有的羊皮气囊得是鼓鼓的才行啊。

就这样，渡河之行开始了。队伍里所有驮畜的鞍子及行李全部卸下，一律“自由泳”过河。马和骡子自然都好说，每三到四匹为一组：有一个船夫把衣裳脱了，在自己胸前系了个羊皮气囊，负责在前头引领它们，游泳横渡过河。可是驴子的情况就比较棘手了：每头驴背上都必须捆绑一对羊皮气囊才成，然而一趟下来却最多只能引渡两头。彼时有一头驴子被大水冲走了，岸上的主人遂即冲着那负责人咒骂不绝，而后他回过身来，朝着自己剩下的驮畜走去，不料它们都仰躺在地，已经全部被割喉了。

与此同时，尼布尔的皮筏子也准备得差不多了。他的行李和鞍子都已在木排上装载完毕——尽管木排看上去很不牢靠，这时船家发令了，尼布尔得平躺到这些东西顶上。横竖都得照办，恭敬不如从命。随后，这个披散着长发的赤裸的魔鬼崇拜者，便将木排缓缓推离了河岸——出发了。剩下这一程，可真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尼布尔倒是一如既往，每当可能陷入危险处境的时候，他总是会用自己别具一格的幽默感苦中作乐：“听着身下的河水哗哗冲过，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和我的魔鬼崇拜者一起被卷入其中。然而没想到的是，上帝竟然出手相助，让我们渡到了对岸。”

经由这样的摆渡方式，这支大型旅队可算是全部过了扎布河，毫发无伤。随后这一行人马便继续踏上通往摩苏尔的旅途，没再遇上什么大问题。眼下，他们正行进在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间，有越来越多的村落出现在视野中——虽然看起来仍是破败荒旧。为了弄个清楚明白，尼布尔挑了其中最破旧的一座村庄，画了一张略图，而后就标注在他所绘制的地图中。这个地方便是尼尼微[77]遗址。

1766年3月18日，旅队抵达摩苏尔。这是自从离开巴士拉以来，尼布尔第一回登门拜会欧洲人。但结果却是十分不尽如人意，所以他不打算再去委求他们了。他找到了一些传教士，希望他们能帮忙找一处房子。他告诉他们，自己是来自丹麦的新教教徒，可对方发现他其实是和一支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旅队一同跋山涉水而来，由此便断定他是个傲慢无礼之徒——也必然是异教徒。结果呢，他们遂在他面前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如此碰了一鼻子灰，也没弄到个像样的房子落宿。不过好在底格里斯河畔还有一处阿拉伯人的公共旅舍，尼布尔幸得其中一间房。傍晚时分，他坐在河岸上看行船。这一带的船舶运输依旧是靠皮筏子，从摩苏尔顺此流而下，便可直抵巴格达。但是并没有船逆流而上从那边过来，同时发出的这些船也都是有去无回：到了巴格达后，他们会把那些充了气的羊皮囊子从木排上解下来，再用驴子把它们运回摩苏尔，至于剩下的船体，则当成旧木料给卖掉了。

在摩苏尔的工作前前后后大概只用了三周时间。没过多久，尼布尔听说有一支大型商队已经整装完毕，将经由马丁前往叙利亚的阿勒颇。这一趟旅途要穿越沙漠地带，且要在了无生机的山路上跋涉行进。尼布尔明白这其中艰险，但还是决定抓住时机跟随而往。就像过去在开罗随同那支浩荡的商队旅行考察一样，他还是为起程前的准备工作列了一张清单。虽说中间隔了四年时间，然而究其内容，并没有太多变化：皮包里还是要装上炊事用具、盘碟、喝水缸子——这些家伙什儿一律是镀锡铜的；皮面精装的木匣里装上调味的香料，行军野营用的提灯，一张既当桌椅又做床铺的牛皮。此外，他还得在山羊皮的酒囊袋里装上一点白兰地，每次喝的时候兑上两倍比例的饮用水。酒水这样一掺和之后，口感自然不怎么样，但他听说这样喝对身体有好处。再看他为旅程储备的物资，也和在埃及时差不离：仍旧是稻米、梅干、杏子、咖啡豆、晒干的肉，以及曾让冯·黑文深陷窘迫的液态黄油。他也给自己捎上了一小袋子面粉，这样一来，他就能常为自己烘焙新鲜面包了。另外，他在每次踏上远途旅程之前都会准备一些乳制品：把鲜牛奶装在皮袋里，翻搅、静置，待其发酵成凝乳后，装上满满一袋，而后每次去掉一点乳水，直到彻底除净，最终就会得到他所需要的乳酪：“口渴的时候弄一点出来，加水搅拌均匀，即可调配出一杯凉凉的饮料，如此喝下去真是美味舒爽；饿的时候则可以拿出来就着饼干当饭吃，也是极其扛饿管饱的。”

其余的行李装备也一样简单：他的波斯烟斗，挂在鞍子前面；帐篷，只作应急用，相当小巧——以免再招来那些好奇心旺盛的窥探者；床铺的话，有褥子一条，薄被单一张，枕头一个，他总是和阿拉伯人一样，和衣而眠，一件不脱。“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人就比欧洲人不爱干净，他们只是洗澡洗得更勤罢了”，他如是写道。尼布尔的衣服、书籍、文件，都让他放进了装草褥的袋子里，仪器设备则装在原有的盒子里，总之，所有行李加到一起，单独用一匹马来驮运，便稳稳妥妥地足够。

1766年4月11日，旅队在摩苏尔城外集结完毕。这支队伍是尼布尔自离开开罗以来，跟随的所有商旅队伍中最大的一支。总共不低于2000头驮畜：1300头骆驼专门驮运五倍子——产于库尔德斯坦——可作药材及墨水原料；120头骆驼驮运印度丝绸、波斯丝绸、巴格达产的亚麻，45头骆驼背上载满麻袋包，里面装的都是咖啡；剩下的500—600头驮畜是马、骡子、驴子。要是把那些负责照管骆驼和马匹的人也算在内的话，那么旅客的人数起码得有400人。除此之外，队伍里还有一支掩护队，由150名士兵组成，都是商人雇来的，用以壮大队伍，防御袭击，保卫旅队的安全。不过最后还会有数百人添进来，他们都是来自途中经过的各个城镇，口头上说着加入进来是为了增强这支队伍的防御力量，事实上是心里打着如意算盘，想趁机大捞一笔呢，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只要给钱什么都做，所以到后来，那些富商们腰包里的钱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就流转到他们手中了。

这支商旅由地位最高的商界人士统领，他们被称为“商队领袖”，会得意扬扬地骑行在队伍后方。没错，就是尘沙不绝的队伍后方，那里的麻烦如尘沙一般多，他们就负责解决各种纠纷，此外还负责支付（包括关税在内的）各种过路费用，承担给各地长官的送礼任务，安排旅客之间的各种均摊费用等。换句话说，他们这些仿佛有三头六臂的人——要维持商旅的方方面面有序进行——反倒得走在队伍后方；而骆驼则是最先被装货的，所以走在最前面。他们于破晓时分出发，骑行一整天，踏过辽阔而干旱的平原地带。阳光肆意照射，每个人的脖颈都感到火辣辣地灼烫，就连骆驼也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地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走，走，走，一直走到太阳归西才安营扎寨。而商旅过路的消息通常会不胫而走，沿途的小村小庄也就都提早得了信儿。所以每天傍晚都会有一大群库尔德人前来兜售他们的山羊奶酪和凝乳。幸运的话，他们偶尔也能买到一只鲜嫩多汁的小鸡，一般来说都是活的，健健康康十分肥美，他们会当即折断鸡翅，这样它就跑不了了。

时间一晃而过，从摩苏尔出发也有些时日了。一天傍晚，商旅突然陷入紧急状态，看样子很需要那150个士兵的掩护保卫。当时，他们刚把营帐搭好没多久，接着就看到远处辽阔的平原草地上空尘云大起。说时迟那时快，急报瞬间传遍了整片营帐：一大帮强盗正飞奔疾驰而来，他们要突袭我们啊！此消息一炸锅，可把那些驮兽的主子急煞了，他们的骆驼、马、骡子都还在外头吃青草呢，眼下他们是什么手头的事情都顾不得了，直奔草地而去，得火速把那些家伙牵回营帐。一时间众人骚动不安，乱作一团。然后就有一探报的哨骑飞奔回来，大声疾呼道，他目测营帐前方有2000名库尔德人。骚动与不安愈演愈烈。紧接着又有一个阿拉伯人跳下马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说，据他所见，不是2000名库尔德人，是4000……

尼布尔站在商旅的大营边缘，看着那团尘云逐渐逼近，直到他们大军压境。此刻，营帐间人慌马乱，失去组织的队伍，乱成了一锅粥，小团体内部也是人员离散，尼布尔处在这等瞩目的险要位置，便随同一些——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勉强组成的——小团体上前迎敌。他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反正眼下除了再一次接受“生死有命”外，什么都做不了。时至今日，他已经走过了两河流域，漫漫旅途中或是虚惊一场，或是有惊无险，或是化险为夷，总之能平平安安活到现在，已是超出了预期。虽然之前在波斯波利斯由于他疏忽大意而用眼过度，导致眼睛发炎肿痛，现在仍旧需要小心爱护，但尼布尔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日益增强，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自从离开巴士拉以来，他经过了无数个类似于海关这样的机构，基本上只要是成一定规模的村镇就都有安设，想当初他在也门时，曾为此吃过多少苦头，受过多少怨气，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损失了多少宝贵的精神财产，而自从到了两河流域，他便再也没为此困扰过。他独自旅行，最多只带一个仆人，也就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个衣着简朴的阿卜杜拉了。当人们看到他的行李中装着书籍这样并不常见的东西时，只断定他是一个清贫的德尔维希[78]——一没有钱二没带货——眼见着也没什么可为难的，便就放他通行了。不过前些天有一回确实起了纠纷。那是个很好争论的族长，还蛮不讲理，他扣下了尼布尔唯一的一张行军床。无奈之际，尼布尔把巴格达苏丹亲笔的推荐信呈给他看，但对方根本不把这放在眼里，只是把头一摇，脖子一梗：“在这儿的沙漠地盘上，我才是你的苏丹”，他撇撇嘴继续说道，“至于你的文书，对我不起任何作用”。尼布尔迫不得已，只好去拜访当地长官。长官倒是及时，连忙邀请尼布尔与另外16位客人一起共进晚餐，他还命人宰了一头骆驼，以示隆重与尊敬。除了骆驼肉外，等到所有客人都已入席，也就是席地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后，一座米饭堆成的小山就被运进房间里来了。彼时尼布尔留意到，在场所有人都是齐刷刷的一个动作：一看见这尊丰盛的食物，就忙不迭地挽袖子，每个人都把长袍子的宽大袖管撸到了肩膀头儿。随即上演的那一幕便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眼疾手快，米饭小山刚在泥地板上摆放妥当，十六只赤膊就齐刷刷地伸了过去。每个人都抓了满满一手，饭里融了的黄油，顺着手腕流到了胳膊上，他们就边吃边舔，无所顾忌，无比潇洒随意。还好对尼布尔来说，这顿宴席没白赴。等到骆驼肉吃完了，他也总算把行军床给要回来了。

此时此刻，他站在营帐外面，眼看大敌缓缓逼近。一场战役即将打响。半个小时过去后，只见尘云铺盖开来，遮天蔽日。尼布尔隐约看到前方有阿拉伯人小小的黑色廓影，是半小时前冲出去探寻敌情的哨骑，眼下他们看起来倒像是在往回奔返。没错，是在往回奔返。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他。那些探哨冲进大营，都顾不得下马，便声嘶力竭地汇报敌情，几乎喜极而泣。那铺天盖地的尘云中不是4000个库尔德人，而是一群牧羊人和4000只绵羊。

4月25日尼布尔抵达马丁。商旅队将由此继续前往阿勒颇，尼布尔则留了下来。他打算在这座高海拔城市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有干燥的高山气候，饮用水十分洁净；果园里物产丰盛，梨子、李子、苹果、榛子果、野樱桃，应有尽有；山谷间一片富饶，高山草甸茂密繁盛，刚好是放牧牛羊的天然牧场。两周时间过去之后，尼布尔随同一支小型旅队继续北上，抵达迪亚巴克尔，也又一次看到了底格里斯河。在这里，他和一些很有才干的东方人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天主教圣方济会的托钵僧。八天之后，也就是5月19日，他得以继续前行，随同另一支旅队前往阿勒颇。途中有一段，尼布尔把他的行李都托付给了仆人，让后者跟着旅队继续前进，而他自己——和一个库尔德向导一起——单独行动，绕路去山城乌尔法打探一番。这个有着12座宣礼塔的古城，经历过塞琉古帝国，帕提亚帝国，也曾是古希腊埃德塞省的一部分，后来又被称为“先知之城”[79]。然而此行仍是艰险，尼布尔在路上遇到了一伙强盗想趁机打劫，好在他带了枪，强盗被震慑住了，便没敢再进一步靠近，方才化险为夷。单枪匹马深入这样的荒山野岭着实危险，尼布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确定好埃德萨的具体位置，就立即动手绘制这座城市的地图，但仓促之间也只能是草草了事，而后便片刻不敢停搁，立即掉头，快马加鞭地向着旅队人马追去。

当时已是下午很晚了。太阳开始偏西，悬落在褐色群山之间，日光变得柔和而依旧温热；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生长着橄榄树和栓皮栎。就这样往前走，荒无人烟的乡野风光随之焕然一新。尼布尔写道：“在这片地区，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水井，水井旁有一些正在给牛饮水的姑娘。她们都是周边村子里的，不像城里的女子那样都围着头巾包遮脸庞。她们发育得很好，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看上去十分健美。我们遂下马与她们打招呼，她们则把瓦罐递上前来，让我们喝水，又给我们的马儿也饮了水。先前在别的地方，我也曾感受过如此良善友好的对待，但是这一回给我的触动尤为深刻，因为利百加[80]当时就生活在这片地区，对待那些疲倦的过路旅客，她也是这般乐善好施。说不定我此时喝下的水，就来自她当时取水的那口井呢。眼下，我们距离哈兰已经非常近了。不过，如今的哈兰，其实就是一座小村庄而已，从乌尔法出发先往南走，再往东南方向走，两天即可抵达。但被认为是‘拿鹤之城’的地方确实就在那里，据说很久之前，亚伯拉罕在此地应召出发，前往迦南地，但那时他的家族中有人留了下来，而后便一直在那里生活下去了。”

次日，也就是1766年6月6日，尼布尔于傍晚时分骑进阿勒颇城。这是自离开巴士拉以来，他第一回见到友好周到的欧洲人。于是从这一刻起，阿卜杜拉这个名字便在故事中消失了，与此同时，尼布尔六个月隐姓埋名的旅行生活宣布告终。这段仿佛隐形了的考察之旅，则随着它的终结而慢慢露出整体面貌，之前他走过的所有地方便如此浮现于世：各地人民、乡野风光、历史遗迹，以及数不清的各种收集，无论是过往的盛功辉煌，或是被埋藏的文化宝藏，所到之处，耳闻目睹，心中别有珍藏。以下就是他在日记中记述的一则传说：

一日下午，在马丁山区。一农民路经一山岩时发现了一个洞口，便走了进去。洞中有两人并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满了金银财宝翡翠珠玉，可谓价值连城，无以计数。这二人发现农民眼睛都直了，其中一人便拿起一些灯黑[81]递给他，说，把这黑色的物料涂抹到眼皮上。农民照做了。就从那一刻起，农民就瞎了，以后也没再好起来。

这则寓言故事不免让人联想到另一个乡村男孩，在某个下午，拯救了一些无人问津的楔形文字的铭文，让它们得以重见天日。接着第二天早上醒来，他自己却看不见了。尼布尔讲述这则寓言是有一语双关的含义吗。或者说，他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不得而知。他只是如此说道：“这个传说，让我忍不住想给读者们一讲为快。”

6

如今一切都变了：名字也公开了，孤立隔绝的年月也过去了。抵达阿勒颇后，尼布尔便去拜见了荷兰总领事，冯·梅西克先生。早前尼布尔还在巴士拉的时候，此人就曾寄信过去，邀请他来府上与之同住。对于他的到来，领事馆可是期盼已久了，此次自然向他敞开怀抱，热烈欢迎。毕竟他消失了这么长时间，这已经成为近东地区欧洲圈子里时常谈论的话题；因此6月6日傍晚他突然现身，便在当下引起了巨大轰动。城中欢迎仪式不断，所有的大型接待会上都会谈论远征队各成员的悲惨命运，和他从那时起就独自坚守的如此艰辛而长久的考察历程。从孟买到巴士拉，再到巴格达，他独自一人走了下来，现在漫漫旅途终于圆满结束。抵达阿勒颇24小时后，卡斯滕·尼布尔便成了当时的英雄人物。其他的人物们则都争先恐后地想要见他一面，为他效劳——从收到的如潮水般涌来的请帖中——荷兰总领事因而意识到自己的声望就这样在一夜之间骤增猛涨。不仅是他，就连圈子里最籍籍无名的荷兰人也都跟着沾足了光，那可真是顷刻间身价翻倍，堪比欧洲街区里的那些时髦女郎。

各种邀约盛情难却，令大名鼎鼎的尼布尔身心愉悦，宾至如归。他在日记里写道：“故乡一别经年久，到了阿勒颇，我才算遇见最友好的人。他们就像丹麦国王陛下的子民一样，无论是农民村夫，还是像出生于荷尔斯泰因的冯·梅西克先生这般尊贵的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友善亲和。我客居于此，无时不刻不受到主人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尽善尽美的照顾。他会把我引见给城中其他的欧洲人，所以每天我都有一大群朋友相伴左右，如此相见甚欢的氛围深具疗愈作用，我很快就把过去自己所遭受的那些磨难艰苦，坎坷不幸，通通抛诸脑后了。”

在阿勒颇，尼布尔还收到了伯恩斯托夫和冯·加勒的不少来信，信中二人的语气从关切到日渐焦急。他们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唯恐他在考察途中遭遇不测，因为他们也听说了，之前从巴格达出发的那支旅队在即将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惨遭劫掠。于是尼布尔赶忙给冯·加勒报平安，而冯·加勒接到信后便于1766年8月8日特此上书，禀告这个令人宽慰的消息——尼布尔在阿勒颇安然无恙。

除此之外，哥本哈根那边也回复了尼布尔先前在波斯波利斯的去信。来信中说，丹麦国王陛下决定，“摩卡提卜山”既然已经去过，便不必再去周折了；陛下也同样认为没必要再去巴勒斯坦和上埃及。相反，他迫切希望尼布尔在回返途中去一趟塞浦路斯：据说英国人波科克曾在那座岛上发现了古文字，并认为那是腓尼基人留下来的，因此，国王陛下希望尼布尔能够对那些铭文进行一番详细而深入的考察探究。

丹麦国王的要求，使尼布尔不得不再一次与时间展开赛跑，紧张而又疲劳。由于再过一段时间，安纳托利亚[82]就会迎来冬天，到那时就会面临严寒的高山高原气候，因此在这之前，就刚好有一支大型商旅即将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尼布尔则非常希望能够跟着他们一同离开阿勒颇，所以眼下时间分外紧迫，他必须立即动身去往塞浦路斯，在旅队出发前赶回来。1766年，塞岛内战不断，血流成河，但尼布尔却没有因此而取消他的行程：“那些国家毕竟距离遥远，有关他们战事的传闻难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我还是得赶紧出发，先去伊斯肯德伦[83]，再从那里乘坐专用船舶前往塞浦路斯的拉纳卡[84]。”

其实尼布尔抵达阿勒颇不过才两周时间。然而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收集到了有关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及其发展历史的非常全面而详尽的信息。而后他便随同一支旅队在6月24日这天再次出发了。此次行程将会取道安提俄克，直抵伊斯肯德伦，也就是亚历山大勒塔。大概在6月30日的正午时分，尼布尔抵达贝伦城[85]。这里山林蓊郁，层峦叠翠，远远望去绵延数里而不绝，直至地中海沿岸：自远征队离开亚历山大以来，尼布尔再也没有看到过地中海。五年时间已然过去。可是眼下他来得不巧，伊斯肯德伦没有船开往塞浦路斯，他也就无法即刻出发，只得在这里等上一等。时间一晃，数日就过去了，到后来，总算有一艘开往马赛的法国船舰可顺路载他一程。最后尼布尔终于在7月18日这天抵达拉纳卡。

紧接着第二天，他就去考察季蒂昂遗址[86]了，也就是波科克声称他发现腓尼基文字铭文的地方。尼布尔在那里边走边找，一整天都快结束了，却一无所获——连一个字母都没看到。后来在向晚时分，终于有一些石头引起了尼布尔的注意，这些石头由于建造教堂支柱而被投入使用，经凿砌过后虽未能保留原本完整的形状，但起码有一面是刻有文字的。如此振奋人心的发现，令尼布尔感到欢欣鼓舞，还等什么，当然是快快抄写下来。好巧不巧，就在这天傍晚，拉纳卡的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专家给他当头浇下一盆冷水：其实他发现的这些所谓铭文根本就不是腓尼基文字，而是亚美尼亚文字，所以年代相对而言也是要晚得多的。

一想到几番周折特此绕道而来，眼下却要无功而返，尼布尔实在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尽管他也可以借此机会记录一下当地民情，比如岛上的希腊居民和土耳其居民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但这一点成果对于尼布尔来说貌似远远不够。他希望不虚此行，想要更多的发现和收获。于是在尼布尔抵达塞岛八天之后，当他发现有一艘将要开往雅法的法国船舰时，就不禁想到，虽说皇室已经下达了命令不用我去巴勒斯坦，可眼下在塞岛的考察任务已然结束，莫不如就借助这个机会去那片大陆探上一探，早早随船出发，早去早回。另一方面，阿勒颇那边，在冬天来临前去往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支商旅将在八月末起行。所以他只剩一个月的时间了，并且十有八九可能会赶不回去，然而，这点顾虑全然不成问题，他决心已定，必须要去。对他而言，躺在身后的东方土地，就仿佛是一个曾经与他朝夕相处过数年的女子，在必会到来的永别之前，他渴望再见上一面，好好看看她。所以要么就不去，要去的话就不枉此生——耶路撒冷必须一见。他的星盘已经测量过开罗、孟买、巴格达。再过不久，它将会被支起在圣墓教堂[87]之上。

尼布尔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亡命经历。然而回想起来，上一次还是和博朗芬、克拉默、贝利格伦他们一起。当时这几人从萨那出发，星夜兼程地跋涉在艰险的山区路途中，马不停蹄地直奔穆哈，最后可以说是火速走完全程。但是自那以后，他便再没有过这般匆忙仓促的赶路状态。不料就在接下来几周里，他又生生地感受了一次。7月30日，法国轮船抵达雅法，而后两天之内尼布尔就骑进了耶路撒冷，和城中的方济各会修士住在一起。“我现在已经抵达耶路撒冷。对一名基督徒而言，就像犹太人一样，耶路撒冷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应修士们的邀请，尼布尔参加了天主教仪式，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我认为‘人们同样可以在罗马天主教堂内感谢上帝的恩典’，于是我就去做弥撒了。教堂设在城东的穆斯林区，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里不仅有如此绝妙的管风琴演奏，整个弥撒过程中的声乐及器乐的唱奏都是一流水准。管风琴家和歌唱家都是方济各会修士，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德国人。这一切多么动人心弦啊，太久了，我真的太久没有听到如此美妙的教堂乐曲了。”

其实尼布尔的赞美称颂并不夸张。想想看吧，在过去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都身处伊斯兰教的文化氛围中，周围来来回回都是穆斯林，而今周游至此，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沉浸在教堂音乐的洗礼中更让他动容？特别是对于一个曾经还梦想着成为管风琴家的人来说。

但不管怎么说，眼下的时间仍旧十分紧迫。就耶城而言，古往今来，它确实接纳了不计其数的访察旅客，这些人为之留下的行纪撰述多如牛毛，综合来看自然也是详尽无遗，极其全面的了。不过历史上却始终都没有一张同样翔实完备的耶路撒冷城市地图，而耶城准确的地理位置，也一样没有确定出来。因此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尼布尔就要完成这项查漏补缺的测绘工作。他先是到橄榄山[88]上画了一幅城市的全景图，其视角之广远，都已经延伸到伯利[89]了；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时间距离他初抵耶城已经差不多过去14天了——他便和6名方济各会修士一起骑回了雅法。恰好就在抵达的第二天，尼布尔找到了一艘沿海岸线航行的小船，船上还有空铺，即将开往阿卡——就在海法的北边。

然而尼布尔觉得光是走了这几个地方还不足够。现在他也很想去看看大马士革。于是他便四处找寻“车坊”租马——希望能从阿卡骑马前往叙利亚的首都。但是由于前不久麦加商队刚刚从城中经过，眼下这里已经连一匹马都找不到了。到了8月16日，尼布尔只好继续乘船前进，先沿海岸线航行至西顿[90]，而后在这里再一次尝试去往大马士革。这一回他在西顿的集市上找到一些农民，允许他跟随他们一同赶路，于是几天之后他便绘出了一张大马士革的地图，并且确定出城市的具体位置。到27日这天，他就回到了西顿，紧接着便找到了第三艘沿海岸线航行的小船，载着他向北驶去，经由的黎波里于29日日落时分抵达拉塔基亚，也就是老底嘉城。意外的是，在拉塔基亚，他竟遇到了冯·梅西克先生。这一相逢可倒好了，足足占去他六天时间，而后他们才登上回返的航船。因此，等尼布尔回到阿勒颇时——他刚一登陆便发现——自己的担忧到底还是应验了：去往君士坦丁堡的商队早在八天前就已经出发了。

耶路撒冷

尼布尔画的耶路撒冷素描，取景于橄榄山。

尼布尔再一次面临艰难的抉择。他要么加入冬天的商旅队伍，要么保险一些，乘坐邮车。相对来说后者要更舒适，不过同时也意味着过程封闭，没办法进行地理方面的勘查观测。因此，纵使要在最恶劣的冬天里穿行于安纳托利亚山区，他也还是更愿意随商旅一路跋涉而去。既然如此，尼布尔就得在和善友爱的阿勒颇等上一阵子了，不过他也没闲着，在这段日子里，他完成了大量的地图图稿的誊绘工作，把之前落下的日记也都补了起来。时间转眼到了11月，商旅终于准备完毕，即将动身离开：这支队伍主要是由希腊商人组成，他们来阿勒颇囤上一大批货物，而后再在商旅队伍途经的那些城镇市场上，把它们卖掉。其中，被推选为“商队领袖”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阿拉伯商人。现在，起程的日子到了，1766年11月20日，这支队伍从阿勒颇出发了。他们将穿越小亚细亚前往君士坦丁堡。

如此，尼布尔便也再一次开启了大型商旅的跋涉生活模式：于队伍停驻时购买储备食物；拂晓时分静悄悄上路；两两结伴前行，闲谈以消永昼。那些咖啡销售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如果道路安全无患，他们便会抢先骑到前头去，挑一个适宜休息的地儿，冲好热腾腾的咖啡，坐等后面商队的到来。但与此同时，隆冬将至，天气也越来越让人耐受不住了。严寒威逼中，他们常常不得不露天而眠。没过多久，大队人马终于进入村落地，却只见白雪皑皑，四下里寂静无声。行军开始变得艰难，骆驼和骡子在两英尺厚的雪地上迈不动步子，因此时不时地就会有商人折损驮畜，都是精疲力尽倒地而亡。等他们再跋涉到更高海拔的山区地带时，暴风雪便来了。“这会子的冬天狂风暴雪，如同丹麦的故乡一般苦寒难耐”，尼布尔在日记里写道。数年来，面庞早就被晒黑的他已经习惯了沙漠里的阳光，所以眼下他只能使劲低垂着脑袋，硬着头皮在冰天雪地里艰难骑行。尼布尔身穿厚羊皮大衣，外面罩着一件威尼斯帆布的白色连帽斗篷，他把兜帽拉起，蒙住自己的头颈，那双手已经冻得青紫，僵冷麻木地瑟缩在长长的袖管里。这两件衣服都是他在阿勒颇时买的，此外他还给自己准备了贴身的羊毛保暖内衣，和一些长条布带。长条布带都是裹腿用的，扎好裹腿后再穿靴子就保暖得多，到了晚上再解下来，放在火堆前烤一烤，很快就烘干了。最后，他还把自己用来装水的皮囊换掉了，改用带柄的陶罐，毕竟天寒地冻，水也结冰，在这种情况下，陶罐相对来说要更坚实、更耐热，也更方便：想喝水的时候把罐子放在火前，慢慢地等里面融化就可以了。

商旅举步维艰，行进十分缓慢。到12月11日抵达科尼亚[91]这天，他们才走了不过总路程的一半，距离君士坦丁堡还远着呢。彼时旅队人马疲敝，已经没有气力继续往前，遂不得不在城中停驻下来，休养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直到1766年的平安夜这天，才重返旅途。山路冰冻，暴风雪呼啸其间，骆驼走不了几步就打滑落摔。队伍虽说在科尼亚休息了好些日子，但上路以后，步伐仍旧沉重迟缓——甚至更慢了。尼布尔随军记录的距离一览表便能解释他们的行进过程是怎样变化的：旅途最初阶段，日行9小时，30英里；相应地到了最后一阶段，则成了日行6小时，20英里。并且时而气温略有回升，便带来些许落雨，虽落雨却又飘雪，反而使道路更难走了。旅途之初的道路，起码还有个道路的样子，可到了后面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眼下融雪成烂泥，道路泞滑难行，骆驼马匹，皆是蹄腿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待到行者们抵达破落败陋的村子时，无不全身湿透。问宿却也难，大家只能是勉强住下，根本没有个敞亮地儿可供他们烘干衣服。不过好在整个旅途已经要接近尾声了，1767年1月13日，他们穿过一大片板栗林后，终于逼近布尔萨[92]了。这里距离君士坦丁堡就只剩下几天路程了。但是尼布尔已经没有力气继续往前冲了，即便他清楚自己可以在土耳其的首都找到冯·加勒，可以就此舒舒服服地住下来，可以彻底从鞍马劳顿中解放出来。但他真的太累了，他决定在布尔萨缓一缓，便找到一家小旅馆先住下来。旅馆确实小，能有烤炉就很不错了，对他而言已足够温暖舒适。尼布尔决定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上一阵子，把前面的文字记录补上，再把一些画稿完成。谁料想越是到了最后，他的旅途反而越像奥德赛从特洛伊离开后的归乡之旅。他刚刚在布尔萨安顿下来，紧接着这座城市就出其不意地地震了！旅馆在猛烈的摇晃下开始松动，尼布尔连忙夺命往外奔，情形之危急真是惊险连连——整个屋顶瞬间就塌了下来。最后他是四肢着地，手脚并用，总算匍匐而出。

转眼就是1767年年初了。时间过得真快，尼布尔在波斯波利斯抄录楔形文字铭文也已然是两年前的事情了。眼下又迎来了新一年的莱麦丹。在险些成为瓦砾场的布尔萨城中，居民们和其他穆斯林一样，只在夜间进食。到了白天，街道则空寂无人，只有尼布尔自己走来走去——他刚好可以借着没人搅扰的时刻完成那些测量工作。就这样，尼布尔在这里足足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方才觉得自己的身体恢复到能够骑行的状态了，于是他便出发去了穆达尼亚港口。在那里，他坐上一艘小型希腊轮船，并于2月16日傍晚时分抵达君士坦丁堡。

然而，丹麦国王陛下驻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却已经不在这里了。6年前，我们的老朋友冯·加勒曾接待远道而来的远征队，让他们住在自己府上，供他们吃穿用度；而今远征队最后一位幸存者终于得返土耳其首都，却已无人迎候。可叹今非昔比，尼布尔在阿勒颇时备受欢迎与瞩目的无限风光时刻已是过往不再。彼时的公使馆里，只有一位名叫霍恩的秘书，而后就在1761年福斯科尔和冯·黑文拥抱彼此并握手言和的那个房间里，他接待了风尘仆仆的尼布尔。回望那时，由于感染痢疾，尼布尔的身子虚弱不堪，一直处于休养之中，自然是所有工作免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与这座城市互相之间都是陌生的。他的测量也好，文字记述也好，都是一片空白，如今刚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考察一番。尼布尔在这里一待就是四个多月，在如此充足的时间里，他把过去的留白都给补上了。尽管土耳其的国力日渐式微，但说到底，它仍旧是一个国土边疆绵延至欧洲地界的大国：它的惯例制度、政府机构、军事系统、贸易等方面——尼布尔都给出了极为全面的讲述——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这些记述放在当今时代自然已经过时，但在那时却是不同凡响的，能把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向世人打开，简直堪称实时报道了——何况那还是一个对欧洲其他地区持续构成威胁的国家。

等到初夏来临，这项工作总算圆满结束了，尼布尔终于也可以正儿八经地考虑回家的事了。眼下有四种方案供他选择：坐船前往马赛或者热那亚[93]；取道威尼斯，或经由贝尔格莱德[94]和维也纳——骑行回家；取道布加勒斯特[95]和华沙骑行回家。第一种方案实行起来会进展极慢，同样，取道威尼斯或维也纳的方案也会耗时很久，因为所有从东方进入基督教国家领土的旅客，都必须经历40天的隔离检疫期。由于道路险阻，最后一种方案里的路线则是最不保险的，但同时也是最快的，波兰那边对于隔离检疫这一项并没有硬性要求。此外，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很多地区，基本上都不为世人所知。相较之下，取道马赛、威尼斯、维也纳的三种路线即便舒适又安全，于尼布尔而言，却都不及未知更有吸引力——所以最后他的返乡路线就这么敲定了——他要骑行穿过东欧而回。

万里征途，他终于能够踏上最后一段了。1767年6月8日，尼布尔随同一支商旅骑行出了土耳其首都，直奔阿德里安堡——位于现在的保加利亚境内。当他从城门那里走过的时候，他看到大门两边分别有一人被钉死在木桩上，这是对劫匪的惩罚。不过就当前来看，道上还是比较安全的。他们骑行一路，两侧都是肥田沃野，农民正安然地犁牛耕地。仅仅用了四天时间，他们就抵达了阿德里安堡。然而从这里开始，便没有什么商旅队伍继续北上了。显然，尼布尔不可能就这样单枪匹马地继续前进。欧洲的土匪可不像沙漠地区的土匪那么单纯。那些人不仅仅会抢劫你，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会直接在你身后来上一枪。因此，等尼布尔从阿德里安堡再次出发时，他是在一名土耳其长官的陪伴下上路的。此人刚好也要北上，他这一趟带上了1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一周之后他们过了多瑙河，而后又走过了丰饶的瓦拉几亚平原，向着摩尔达维亚继续前进。路上逢雨至，为河洪所迫，他们常常得绕道远行，于是，直到6月28日，这一行人才抵达布加勒斯特。

布加勒斯特是尼布尔在返乡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城市。如同在管风琴的烘托下，耶路撒冷令他感受到的圣洁光辉一般，此刻他在布加勒斯特，同样为这座城市的似曾相识而感怀不已：对于这样一个经久未归乡的游子，一个从东方远道而返的游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熟悉的感觉更能打动他的心呢？日落暮色中，教堂的钟声缓缓响起，街上的女子不怕见生人，也都不围头巾，四轮马车来来往往，如此真实——这难道不是欧洲吗？这是欧洲，但这一次，尼布尔的旅途仍旧像奥德赛的返乡之旅一样危机四伏：在布加勒斯特，他不仅听到了教堂的钟声，看到了马车和漂亮的女子，他还撞上了瘟疫。走在街上，随处都能看到有人突然倒毙而亡，也随处都能看到大批装运死尸的车夫，他们嘴里骂骂咧咧的，厉声警告着生者。眼下尼布尔找不到可以同行相伴的人了，除了一名来自阿勒颇的仆人和一名来自阿德里安堡的向导之外，就剩他自个儿了。但不管怎样，尼布尔都决定继续前行。幸运的是，他还没走多远就碰上了行商，后者愿与他同行同往，于是这支单薄的队伍便也组了一支四人的小型商旅。到了傍晚，他们就去村子里的农户家前叩门问宿。有一回尼布尔竟然荣幸地睡在农民自己的房间里，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夜里农民把蜡烛一吹，四个人就都钻进各自的被窝里了，瞧这两性之间如此率真的关系态度吧——这难道不是欧洲吗？

两天之后，他们在路上又遇到了一个民间流浪乐手，这个乐手以演奏风笛为生，彼时刚从集市上卖艺回来。尼布尔和同伴听闻后赶忙从马上跳下来，请他为大家演奏一曲。此情此景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多年没有听到如此像样的音乐了吗，还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在行？总之就是，当我看着他站在这乡村大道上演奏自己手中的风笛时，我就仿若置身于歌剧院最美妙的咏叹调中一般，享受而又惬意。他带给我这般意想不到的愉悦，作为回报，我给了他一枚硬币。但这还没结束。随即他又演奏起来，商人们便跟着手舞足蹈，而我，自然也迅速加入其中了。大家都在这条乡村大道上跳起了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的民间舞蹈，就这样跳啊舞啊，忘我于其中，直到后来向导提醒我们是时候继续赶路了。

他们便如此日复一日地持续北上。7月5日，尼布尔穿过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边界线，进入福克沙尼[96]地界。这里的海关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布加勒斯特发生了瘟疫，他必须得接受七天的隔离检疫期；不过商人们可以通行，因为他们没有到过瘟疫横行的城市。对此决定，尼布尔自然是极力反对，他实在是不希望这一年的冬天还要冒险在路上度过了，他也丝毫不希望把时间耽搁在福克沙尼。但海关工作人员坚持他们自己的规矩，而尼布尔也同样态度坚决，于是双方就开始了冗长的协商，最后经过一番颇为费力的讨还之后，对方终于同意把尼布尔的隔离检疫期缩短至三天。到7月8日，尼布尔便能继续向北进发了。就在这天傍晚时分，他在一家小旅馆里，意外“追”上了那三位商人，也就是当初和他一起在通往福克沙尼的大道上跳民间舞的那三个同伴。这下可让他对造物主的安排感激不尽了。他幸亏耽误了几天，幸亏没能直接上路。整件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匪夷所思，也足够发人深省。几天前都还活蹦乱跳着呢，三个人说没就没了，大路上尸首留下的血迹才刚刚被冲刷掉。劫匪果然是有的。

眼下身边只剩一个仆人了，尼布尔又一次孑然一身，踽踽独行。再次上路后他们走得更慢了。尼布尔又一次遭到了“寒冷”的侵袭，很快便发起烧来，途中不得不常常停下休息，每次下马都会呕吐。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就盼着能快点踏上一片基督教的领土。我并无怨言，这点轻微的不适真的不算什么。感谢主啊，不仅让我走过了这么多的国家，还保佑我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逢凶化吉，于病灾艰险中平安无事。对我来说，波兰边境就如同丹麦边境一样亲切，所以我片刻不想耽搁，只愿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奔赴那里。”

不过他当前仍旧是在土耳其境内。直到7月18日，等他渡过德涅斯特河，向着科丁——位于现在的苏联[97]——迈进时，他才算再一次踏上了基督教的领土。在而今名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的这座城市里，他告别了仆人和向导，打算稍作休整。待到十天之后危机已经渡过，尼布尔便独自一人骑往伦贝格[98]，也就是现在的利沃夫，并于8月1日抵达那里。眼下道路畅通无阻，所经之处，都是耕地良田和整齐干净的村庄。8月8日他骑过了卢布林，十天后便抵达华沙。在这里他受到了波兰国王斯坦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接见。国王不仅是大文豪，也是科学界的领袖，他曾通过一系列的交流途径收集远征队的消息，现在终于得见远征真人，欢如平生，此后多年，他与尼布尔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不过眼下除了真正必要的停留之外，尼布尔并不打算在华沙久待。到了9月6日，他便又一次在路上了。十天之后他穿过了德国边境，进入布雷斯劳。

他写道：“至于布雷斯劳和哥本哈根之间，现有的这一地区的地图已经足够全面，也足够翔实，所以我也就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写下这几句客观公正的话后，尼布尔的日记本也画上了句号。这本承载了尼布尔近七年考察历程的伟大行纪，见证了他是如何对一寸寸土地勘测记绘，那铺满1500多页的一字一句，全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当下无须多言。此外，还有尼布尔的星盘，彼时也应该被他打包在行李中了。

基本上是用不到了。不过从他记录的天文数据表上可以看出，到了后面他还又拿出来用过几次，所以我们依旧能够凭此追寻他归期最后的那段踪迹。出布雷斯劳后，他先后取道瓦尔道、德累斯顿、莱比锡，抵达汉诺威。想当初在这里，迈耶教授教他使用天文仪器，正是有了那段时间的学习，天文观测才成了他漫长征途中不可缺席的一部分。只是等他再次回到这里时，迈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过米凯利斯仍旧健在。他已经被封为爵士，眼下正当知天命的年纪。不用说，尼布尔在他这里一定受到了极为亲切友好的接待。虽如此，尼布尔在汉诺威也只是待了几天就走了。他仍旧继续北上。但不是去丹麦，而是绕了一小段路后，继续跋涉了一小段长途。原来尼布尔奔赴的是北弗里斯兰省的那片沼泽海岸呐。他回到了出生地，走亲访友，叙叙旧，拉拉家常。不过和前面一样，他没待多久就又出发了。顺着童年熟悉的湿地小路往前骑，一直骑到了海岸边上的阿尔滕布鲁赫村。

他在这里停下了。既是专程前来，必是有事要办。是的，阿尔滕布鲁赫，农场，叔叔。过去在这里，侄儿要念书时，叔叔极力反对，后来五年打马而过，少年的青春时光便都用在了农场的打理上。再后来，他去了汉诺威——恰恰是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里——他听说叔叔去世了。他是叔叔的唯一继承人，阿尔滕布鲁赫的农场便是遗赠。这里其实是他人生漫长征途的出发点。因此，在整场远行结束之际，他也理应不忘初心，回归此处，有始有终。

刚一抵达阿尔滕布鲁赫的农场，尼布尔便跳下马来。着即从行李中取出星盘，像以往一样安置妥当后，测量好这个地区的纬度，再从容不迫地将数据记录在表中。没错，就是阿尔滕布鲁赫——我们如今仍旧可以看到这些数据——这座城镇和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巴格达、孟买等，同列于一张表中。等到这份工作圆满完成后，尼布尔才继续后面的行程。

数据表中显示，尼布尔后来还用过一次星盘。日期：11月17日；地点：尼堡市。是一个晴朗的冬夜，在波罗的海的大贝尔特海峡旁边。尼布尔选取的是飞马座的α星和γ星[99]，他测出北极星的方位，计算角度，从而作出合理的修正。于是，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的丹麦远征的最后一项发现也被记录在案了。尼堡位于北纬55°19′26″。

3天以后，也就是1767年的11月20日傍晚时分，卡斯滕·尼布尔骑进哥本哈根。

7

旧事重提，似朝花夕拾，不无幻化，不无真切。绝大多数人的心中都会保留着自己童年时代的美好画面。随着时间流逝，童年中的许多记忆和印象都褪色了，但那种美好的感觉却会与日俱增，恰是因为回不去了，反倒会让我们深信过去的那些时光是最好的。披碱草在苦晒下纹丝不动，浪潮翻涌，向着沙白色的海滩上撞去，溅起朵朵浪花，在太阳的照耀下闪射白色光华。有些人为了寻找它，走啊，走啊，直到世界尽头——可是尽头又在哪里呢——哪一片海都不是。那些走到天涯海角的人，就在走到天涯海角时，想起他们遗失在来时路上的最真诚最热切的美好。于是他们便日日夜夜地怀念那些旧时光，渴望将余生结束在自己生长的那片园地间。任何人，在其垂暮之年，都会像幼童一样，嚷着要回家。

尼布尔的晚年故事也是如此。此次他回阿尔滕布鲁赫的考察，才只是一个开端而已，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勒马掉头奔向那片平坦的沼泽海岸。因为哥本哈根几乎没有他容身之处。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哥本哈根就像是他心中一处难以抵达的安全之地，而今他终于回归了，这回归却也成了失望之至，成了辛酸悲苦之至。如果尼布尔曾心怀期待，以为自己回到哥本哈根会像进入阿勒颇时那般备受欢迎的话，那这份期待必然会狠狠破碎。“作为唯一一本可以邮寄的期刊”，曾经为远征队大肆鼓噪声势的《哥本哈根丹麦邮寄新闻》，而今也就只是报道了尼布尔的抵达——在11月20日草草提了一笔——“18日这天，工兵上尉尼布尔从海外返回祖国”。海外？海外具体是哪里？不知道。三天之后又有一处报道，这下倒是没有含混不清的表述了，因为回归名单连“海外”二字都给一并省去了：“上校—克鲁斯—6月—尼瓦伊；上尉—尼布尔—阿尔托纳[100]。”

这样的报道，写不写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人在乎尼布尔是谁。城市里的兴致已经被其他事物取代了。无疑，尼布尔一定会受到伯恩斯托夫的热切欢迎，但也不过是起初有几分相见欢喜，那股兴头劲儿一过，部长阁下也就把注意力放到其他要事上了。时代变了。就在尼布尔身处异国他乡的那段漫长时间里，一切都变了。

1766年1月，尼布尔还在巴格达期间，国王弗里德里克崩殂，时年仅四十有三。此后，17岁的克里斯蒂安[101]子承父位。新王声色犬马，昼夜荒淫，时常携带情妇出入城中的妓院酒馆，流连忘返，乐此不疲。甚至于凌晨时分在宫殿外面，都能看到窗子里面洛可可风格的床幔簌簌摇晃，“Madame”取悦国王陛下的身影隐约可见，欢愉呻吟声不绝于耳。相比之下，先前的时代多好啊，即便“罪恶”，也未曾有过这等荒淫无道的事。

或许伯恩斯托夫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向殿下暗示过他的精神状态。但又能如何呢？而今这些高官们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国王时不时就会罢免一名政府要员来取悦自己——每次都会发出尖细刺耳的假笑声。就这样，莫尔特克也已经被“削减权势”了。从目前来看，伯恩斯托夫的处境算好的，还能继续留任，不过，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这漫长的一生走到现在，什么荒唐没看到过？一匹马儿伸直了腿，最精明的马夫还会悲痛呢。何况，是一个时代。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阿拉伯远征队如同一个长时间不用而被注销了的账号，已被全然遗忘。在先王弗里德里克的自然科学的报告大厅内，福斯科尔的收集仍旧躺在那些大木箱子里，长年累月地保持着一个姿势，腐烂着，无人问津。尼布尔独自一人从孟买出发，翻越千山万水，终于抵达这座城市时，却也是“发现无人等候”，无人关注，无人在意，除了名单上那一点确认——他是否从尼瓦伊骑回。这是种什么态度呢，仿佛丹麦人觉得，尼布尔是不合时宜的，他会带来棘手难办的问题，会让他们接应很多麻烦事。不错，有些事情自然是要秉公处理的。那些重要的负责官员都好像没睡醒似的，找出官职等级簿来，轻轻掸去上面的灰尘，慢悠悠地查，查到了尼布尔是工兵上尉。此时有人眼睛一亮，随即提主意道，何不将他晋升为工兵上校？这一回若再受封，尼布尔也算是当之无愧了。不过，按照规矩来，官衔每次只能提升一级——战功赫赫除外。

办完这些手续之后，他们还得把他带进宫廷。此一项的例行公事也是一样烦琐。其实尼布尔受到的接见也就那么回事，一天时间都在陪候。国王、克拉岑施泰因教授、伟大的诗人克洛卜施托克。会见之初，四下无话，一段适当的沉默之后，国王、克拉岑施泰因教授、伟大的诗人克洛卜施托克便评说起尼布尔的远征，大概就是旅途十分精彩有趣云云。而后，他们随意吃了点东西，接着这场会见就到此结束了。且看独一无二的《邮寄新闻》报道：“多年在外的阿拉伯远征结束以后，著名的工兵上尉尼布尔现已返回祖国，并于上个月30日受到国王陛下的接见。陛下对上尉亲善有加，关怀备至，对他的远征成果也是兴致颇浓。尼布尔先生遂十分荣幸地参加了皇室宴席。”

过场就过场吧——尼布尔也不甚在意——把这些都走完后，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其中摆在首位的，便是归来后要清算的远征账目报表：所有费用加计扣除之后，这场远征总共花去国库21000里格斯达勒，折算成现在的货币约合100万丹麦克朗，即5万英镑。看了这个数目，是不是觉得这场科学与文化的事业斥资巨大？是因为财务负责人尼布尔的奢侈、挥霍、铺张浪费？殊不知阿马林堡宫中，单单是萨利为弗里德里克五世雕刻的那尊骑马铜像，就动用了近乎6倍的财力。再看看这段时间里的宫廷开销吧——每年支出可达30倍有余。

这笔约21000里格斯达勒的总账中，还包含了政府拨放的一小笔津贴，是当时伯恩斯托夫为尼布尔争取到的，是以保证后者能够专注于撰写（并出版）他的阿拉伯行记。是啊，远征考察已然结束，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堆积如山，眼下尼布尔一头扎入其中，却有些茫然了。要把它们都整理清楚，真是难如登天，皓首都不一定能功成。迈耶教授已经不在人世，谁来检查他的天文测算结果？他把这些数据呈给了耶稣会士黑尔，此人也是一名天文学家，但他对于迈耶的研究体系并不熟悉，所以就斩钉截铁地驳回了这些文件，并称他们对这些数据毫无兴趣。尼布尔原本就缺乏自信，这下更感挫败了。如何是好？无奈之际他也打算放弃了。

此外还有一个阻碍，那就是他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来系统地阐述这些成果。他的母语是低地德语，在他仅有的几年求学生涯里，他从未学过如何书写标准的德语。反正别无选择，他决定就用纯粹的写实笔风来完成——通篇不含润饰矫作——直白、清冽、干脆。后来他的作品始终贯彻这一风格，从未变过。他并不追求文体的华丽，他平铺直叙、有条不紊，沉静泰然、清凉如水，不足之处则是语词有限，难免略显单调乏味。但他的作品整体读来仍旧是浑然有力，这种力量不是来自文学层面上的质量与美感，而是源自人类故事的真实——活着的存在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力量。

1772年，记录尼布尔考察成果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书名为《阿拉伯行记：个人见闻、观察与收集》——献给丹麦国王。这部四开本图书共计432页：开篇引言，是对米凯利斯教授问题的回答；而后便是正文，涉及国家的方方面面，真可谓无所不包：有对当地气候、宗教、民族特征、司法体系、两性关系的报道；也有详尽记述：接人待物、饮食习惯，居住设施、衣着服饰，一夫多妻制，语言字母、文学、历史年代学、天文学、医药科学；以及这个国家的植物群落、动物群落、农业生产；再往后的章节记载了许多地区，像也门、哈德拉毛、阿曼、波斯湾沿岸的酋长国、哈吉莱、内志、汉志、西奈沙漠。

几乎是对每一处地区，每一方面，尼布尔都有新发现要报道。然而万事开头难呐，尼布尔的作品也不例外。此书出版之后反响平平。它太专业化了，很难激发大众的阅读兴趣。当时激起的唯一一点浪花还是德国一学术期刊发表的书评，不过没有好话，只有一番毁谤与中伤。对此，尼布尔也都逐一驳论了，但他仍旧希望听到更多回音。他要唤起世人对此书的浓厚兴趣，他要想办法把它推广出去，于是他决定，自费将书译成法语版本。可惜，这个决策实在是不英明。他的法语知识太有限了，根本不足以鉴定译者的翻译水准。到头来可好，法译本相当拙劣，几乎是不堪卒读，出版之后没多久就停止发售了。尼布尔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付出的心血掏出的钱，都浪费了。

尼布尔第一本书的封面

然而在同样漠然的哥本哈根，事情还要糟糕得多——尼布尔失去了（唯一）认可自己的人。就在后来的几年间，朝政果如伯恩斯托夫预言的那样翻覆了。马儿不受车夫的管驾，脱缰而去，撒欢儿奔腾，几欲癫狂，不料伤了腰腹部肾脏。现在好了，马车被一待高操控在手，此人名叫约翰·弗雷德里克·施特林泽[102]，来自阿尔托纳，是个狂热分子。此人到来没多久，伯恩斯托夫就不得不“考虑另立门户”了。虽说是为丹麦鞠躬尽瘁20年，然而“三十年河东，一朝河西”，就在1770年9月15日，伯恩斯托夫被罢免，并被勒令离开丹麦。昔日的外交部部长在一小队人马的陪送下前往罗斯基勒[103]——尼布尔也在其中。伯恩斯托夫明白，王权旁落，朝廷岌岌可危，他洞若观火，却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既已如此，徒留于罗斯基勒何用？还是走吧。他最终去了汉堡，而后再也没离开过。1772年2月，伯恩斯托夫与世长辞，去时心中仍感失望、疲惫——当然，也未能看到尼布尔的书问世。不管怎么说，那本书代表着丹麦第一次前往阿拉伯的伟大远征，是由一切努力凝结而成，所以，若是没有他伯恩斯托夫的全力促成与配合，又何谈这场远征？

而今，哥本哈根密谋暗涌，危机四伏，尼布尔也开始考虑离开这里了。“对于那些曾在东方国度生活过的欧洲人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能够像东方人一样，过一种安宁祥和，而又不失尊严的生活。父亲也是如此。思而不得，令他深感痛苦与悲哀。”尼布尔的儿子在他的传记中如是写道。当时，尼布尔——可以说是丹麦唯一一位会讲阿拉伯语的人——适逢一名来自的黎波里的高官到哥本哈根访问，他与此人相谈甚久，聊到后面甚至都开始计划新一轮远征了。尼布尔很想前往黑色大陆——非洲。不过他的这个想法始终未能成行：其一，无疑是缺乏资金支持；其二，是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将阿拉伯远征收获的所有资料整理出来——以求不被时间与尘土湮没。所以尼布尔哪里都没去，相反，他要把过去这场远行的日记撰写出来。除此之外，当下还有要事等他完成，那纯属意料之外，却足够让他暂缓任何进一步远行的计划。

我们知道，在他身处东方的那几年里，尼布尔的身边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群女子环绕其左右。她们的美好尼布尔都看在眼里，也都记在心里，每当傍晚时分面对自己的日记本时他便会坦言相告。而如今又有女神出现在他面前。不过，这次只有一位，这次也是最后一次。她就是克里斯蒂亚娜·索菲·布鲁门贝格女士，来自哥本哈根，时年31岁。她的父亲是皇家御医，也是国王的常任医师，按理说，家境如此优越的女子定能有不错的婚配。然而，她与尼布尔早年命运极为相似，年纪很小时双亲就去世了。成长的艰辛自不必说，性情也是敏感内向——“如娇花照水”“似弱柳扶风”——惹人怜惜。1773年，尼布尔与她结为连理。次年，他的远征日记第一卷发表于世。这部作品总共500多页，以1761年他登上“格陵兰号”的那一刻为开始，一直到1763年福斯科尔和冯·黑文死后，他从穆哈再次起程时结束。

但是这些文字记述仍旧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尼布尔于是决定，把自己的资料暂时先放在一边，转而处理彼得·福斯科尔留下的——那些尚处于尘封状态的——手稿文件。可是问题又来了，到时候怎么出版呢。且不说别的，就看尼布尔自己那两本书吧，出版前受到的待遇是漠不关心，出版后得到的反响是不感兴趣。什么阿拉伯远征，国家现在，连一分钱，都不会资助给他。要出版福斯科尔的作品，尼布尔别无选择，只能自掏腰包。然而这一回，他还是吃了语言文字的亏。没办法，他是真的缺少文学出版的相关经验：由于福斯科尔的所有手稿都是用拉丁语写就的，尼布尔根本读不懂，只能交与他人。那么究竟托付给谁了呢？一个谜一般的十分不合格的编辑，此人姓甚名谁我们至今不知，反正就是前面提过的那个瑞典人。结果呢，那本《阿拉伯地区-埃及的植物群综述》就在乱序排布下成了一本畸形著作，书中诸多描述文不对题，驴唇不对马嘴。因此，此书一出便惹来众多非议，那些专家们言辞批评之犀利，毫不客气。如此反响，可真是平白无故，令作者冤屈难申。尽管如此种种，福斯科尔的心血总算没被埋没。彼时尼布尔也已是生活拮据，然窘迫之下，他仍旧决定出版博朗芬的作品——《自然与发现之图志》。相对来说这部作品最为幸运，因为它是远征队留下的所有成果中最快引起关注和重视的一部。整本图志含有博朗芬43幅画作的复制品，皆为手工上色，绘画内容包括海洋生物、鱼、鸟、植物，其美难以言喻。和之前一样，此次出版仍旧是尼布尔自费。许久以来，没有声张也无标榜，他只是默默去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倾囊相助，这些作品也许就会在时间的尘封下，被逐渐掩埋，并被迅速遗忘。尼布尔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要为曾经的伙伴发声，让过去的努力发光——所以等到这些作品全部问世时，湿地沼泽海岸边上阿尔滕布鲁赫的那座农场，也已经被他彻底变卖掉了。

尼布尔竭尽全力这么做，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也是希望队友可以死得其所。在这之后，他便再次拾起了日记的撰写工作，并出版了第二卷。此卷将近500页，涵盖他从孟买开始，一直到进入阿勒颇的旅行生活。但是目前情况仍旧没有改善，他还是得靠自己，政府只在他出第一本阿拉伯的书时发过一次津贴，之后就彻底断了支持，至于他的日记、福斯科尔和博朗芬的作品等，都是他自费出版的。总而言之，为了这些作品的问世，他所有积蓄都已用尽，眼下是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放弃日记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出版计划。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间他回到哥本哈根已经十年了。此时是1778年的春天，到目前为止，尼布尔已经出版了五部鸿篇巨制，其中绝大部分的写作素材仍旧是源自那场远征。记得当初他刚刚回到家乡时，写第一本书前还游移不定，不知选择哪种语言系统是好。现在再看他的作品，哪一部不是运笔自如，行文流畅无阻？早就没有那种顾虑了。十年来能做到如此高产，很明显，这位工兵上校是十分沉迷于写作。因此也挺叫人费解的，工兵上校除了写作，日常还做些什么呢。当时国家即将对挪威展开一次全新的地理勘测，有人便觉得尼布尔是承担这份工作的不二人选，还推举他为团队负责人。坦白讲，能受邀负责这份工作，的确是一种荣耀，尼布尔若接受了的话，凭借这项任命，带领一支团队，把工作圆满完成后，他必定能获得一批同僚的追随认可，这对于一个光杆司令来说，可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然而卡斯滕·尼布尔却谢绝了。谢绝这份工作机会也就罢了，与此同时他还向上请命，希望国家能批准他前往梅尔多夫继任当地议会的书记员一职。此奏一呈，上司愕然，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尼布尔是脑子有问题吗？梅尔多夫位于迪特马申地区，那里不仅地理位置偏远，气候环境等各方面都十分糟糕。放着大好的机会不要，偏偏去那穷乡僻壤不毛之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多少有识之士排在他后面，争破头地希望能得到赴挪威工作的机会；再反观迪特马尔申县的职缺，却无人应补——估计等到后面也没人愿补。因此，在如此悬殊的“竞争”之下，尼布尔如愿以偿。1778年夏天，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搬到了梅尔多夫。

在18世纪末期，迪特马申地区几乎算得上是世界尽头了。就整个王国而言，再也没有哪个地区比那里更偏远了。至于梅尔多夫，则是距离各大主干道数英里不等，位于西部地区，通往那里的道路松软潮湿，如沼泽地一般，夏天还勉强过得去，此外就只有等冬天的路面结冰变硬实了，方能通行。因此，那里其实就是一片潮得发酥的沼泽湿地，一眼望去，茫茫然无边无尽，如此延伸铺展开来，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岸，仿佛已融为一体。谁能找到通往地球这般偏僻角落的道路？除了天灾，便是人祸——战争和破坏——然而这二者却起到了非同小可的影响。纵观丹麦到此时期为止的历史脉络可知，前前后后曾有不少战争劫掠者（特别是海盗）到过这里，他们纵火焚烧，农场被夷为平地，村庄尽毁。甚至到了1778年，这种被焚毁的痕迹还是很明显：城镇看起来又小又破，城区人烟稀少；辽阔平坦的沼泽湿地上，只是一片荒弃景象，杳无人迹而满目疮痍。过去那番美丽的乡野风光已荡然无存。莫说穿林打叶声了，春天的暴风雨都找不到一棵树来让它摇晃。长夏永昼，从早到晚都能看到燕鸥潜入黑尔戈兰岛的海湾捕食鱼儿，乐此不疲；成群结队的银鸥低飞盘桓，厉声阵阵，密切关注着下方的猎物，而下方，反嘴鹬、蛎鹬、绒鸭正忙着在沙滩的营巢上繁殖后代。

1778年的一个夏日，尼布尔带着妻儿家当，跋涉在这片开阔的乡野间。野旷天低，远处的地平线似乎在向他招手，35岁的他，走过三大洲之后来到了这里，一处距离他的出生地不到30英里的地方。他在梅尔多夫的郊外盖了一座房子，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小小的天文观测台，开辟了一个园子，种上了许许多多的果树。近年来他的身体状况仍不是很稳定，当初在也门时染上的“寒热症”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尽管遭袭的间隔期比从前长了。他料想，自己应该是没有机会看到那些果树结满果实了。但是他想错了。他比园子里的那些果树活的时间要长。尼布尔在迪特马申地区的梅尔多夫议会任书记员，长达35年之久。

他此次举家迁徙，并不是为了去德国。一直以来，他对外都是以丹麦人自居，旅行时也都是用丹麦护照，其实从他为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效劳的第一刻起，他便觉得自己是一名丹麦人了。只不过在当今时代，在官方对照18世纪的语言及国籍的判定下，他才会被当作德国人。不过尼布尔之所以会离开哥本哈根，也不是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荣耀，若他真是为此而深感失望，那就不会轻易拒绝赴挪威的工作机会了。事实上，随着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尼布尔已经很少感到失望了。他的作品已经开始显露锋芒，先是在国外，后来连哥本哈根也深深认可了他。但他心意已决——任是多少功名也无法撼动其坚。他曾成为法国科学院的准成员，该院邀请他前往巴黎，接受这项最高的学术荣誉，接受对其卓越功勋的表彰。卡斯滕·尼布尔不为所动，仍是留在了迪特马申地区的梅尔多夫。

当整个欧洲的高等学府都在讨论阿拉伯远征的成果时，议会书记员却在乡下过着一成不变的安宁生活。他筑堤修坝，管理税务；与教区牧师探讨交流，问当地治安官借书；他偶尔也会给历史学术期刊投寄文章；作为父亲的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长大，他教儿子地理与英文，每天晚上都会讲睡前故事，阿拉伯的寓言、哈里发[104]的故事、穆斯林的生活等，常常一讲就停不下来。客厅里摆放着他的大木箱子，里面装着他远征的所有仪器和文件，家族成员都把这木箱称为“约柜”[105]。在极为特殊的场合下，他才会取出自己古老的笔记本，讲述他去拜访萨那伊玛目的故事。

时间如河，无声无息地流过生命，尼布尔年事已高，渐渐打消了出版最后一卷日记的念头。1795年，哥本哈根的那场大火令尼布尔损失惨重，迫使他放弃了所有计划：大火焚毁的书，造价高昂，皆为铜版印刷的纸张，其中也包括第三卷日记在内——大部分都是由克莱门斯亲自制作——如此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痛惜之余，幸好还有一事可作慰藉。他的地理测绘研究获得了当时最为出色的权威专家的认可。德萨西[106]当时正从事于土耳其征服也门的历史翻译工作，他通知尼布尔，他发现所有书中的地名都是依据尼布尔的地图而定。没过多久，著名的地理学家扎克对尼布尔根据迈耶系统所确定的经度数据作了检测与验证，结果非常精准，它们现已全部得到批准认证，并且他们将会以此为基础，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地图进行大范围修订。

无常逐一升起和熄灭，尼布尔的赤子之心永恒。生命如圆，最终是一个回到最初的过程。眼下他离自己的出发点越来越近了。66岁这年，尼布尔决定用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买一块沼泽湿地。置地以后，他挖凿排水沟渠，努力开垦耕田。虽说这方产业并不能给他带来极大的经济收益，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做回了农民，可以躬耕农亩、亲近田壤，这让他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位老人就像少年时那样，撑着竿子越过沟渠，在湿地里来来回回，忙于农事。乐此不疲。

可惜好景不长，安宁短暂易逝。其实一直以来，死亡从没走远过，时不时地还会扔他一块石子儿，提醒他自己的存在。现在随着他年纪增大，死亡开始真正逼近了。首当其冲的便是这双眼睛：先前在波斯波利斯受到过损伤，自那以来他就不得不好生注意，但凡处在光线强烈的环境里，他必须得让双目有所遮蔽，不然的话就要忍受频频袭来的强烈刺痛。而后来，就是夏日的某一天，尼布尔在沼泽地里忙活，由于他把仪器的半透明镜片落在家里了，一时疏忽大意，竟直接就用双眼对日观测起来。这下他可是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当时他正忙于当地新的土地测量工作，双目对日之后，他每天晚上都得加亮灯光才能看清地图上的线条。可是随着灯光越加越强，情况很快就变成无论拿过来多少灯盏，线条都成了模糊一团。他只能放下绘图笔了。再后来，他就像那个库尔德农民一样，灯黑盖住了观察者的眼睛。卡斯滕·尼布尔双目失明了。

差不多同时，死亡又一次到访，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妻。体质虚弱的克里斯蒂亚娜·索菲，其实一直都不适应沼泽地的湿冷气候。她得了哮喘，于1807年去世，时年65岁。妻子一走，操持家务的责任便落在了女儿肩上。不仅如此，她还得为尼布尔大声阅读文件，记录整理他的口述内容。随着任务的日渐加重，他们便找来一名年轻的地理学家担当助理。此人名叫“格洛耶”，是尼布尔的忠实粉丝。还写过一篇印度的小专论。在尼布尔去世多年以后，格洛耶终于攒足了钱——于1837年出版了尼布尔的最后一卷日记。

与格洛耶的密切协作令尼布尔十分愉快。以下是他儿子记录的这段时期尼布尔的生活状况：

尽管那段时间父亲失明了，但他对自己所肩负的公务却从未有过懈怠。白日里他会与格洛耶交流，有关东方的许多回忆涌上心头，再次鲜活；从格洛耶那儿，他也会听说新的远征情况，或是精彩片段，或是相关行记。这确实是他人生中充满莫大喜悦的一段时光。每当我在去信中向他汇报人们从东方带回的消息时，他总会为之动容，口述复我的回信总是很长，因为他有许多深感兴趣的问题要问。

长年累月伏案工作，尼布尔的髋部肌肉变得虚弱无力，他连站都站不稳了。这个变化令他十分难为情。有一天他就那样笨拙地站着，把大腿骨都弄折了，这下好了，那一条腿彻底瘸了。死亡仿佛必须要强取豪夺一番才肯罢休——它要把他撂倒在地——最后再把他彻底制服。死亡伪装成各种面目，潜入他的生活，对他穷追不舍趁火打劫。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所有、所得、所获、心血、辛勤、耕耘、成就，乃至他的爱妻，它都要抢夺了去。在彻底制服他前，还要把他撂倒。这个男人出走多年，行遍半个世界，见过人间天堂，也曾温柔地看过那么多城市上空的浩瀚星辰，如此究竟的个体，如此丰盛的生命，在人世间最后的模样，却只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盲人。他的儿子写道：

一大家子人都围在他身边。其实父亲不舒服的时候常有，但在这种热闹闹的欢乐氛围下，他还是会振奋精神，想要说点儿什么。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安静下来，告诉他我们想听旅行中他所经历的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那些故事，父亲每每讲述，都不乏生动而丰富的细节。尤其是有一回他讲到波斯波利斯，真是细致入微，活灵活现。一说起那些刻满铭文和浮雕的古墙，他就像是在诉说一座前几天刚刚看过的建筑，历历在目，他能够完完整整地描述给我们看。而我们听他娓娓道来，也如身临其境，惊奇不已。随即他又说道，在他失明后躺在床上的时间里，所有的东方画面都从内心深处浮现出来，清晰可见。对他来说，讲起的那些过往经历就如同发生在昨天。这种感觉难以名状。眼睛是看不见了，心眼反而能看见：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和当年躺在东方穹顶之下一样，眼前的黑是东方的夜，睁开眼便能看到浩瀚星河，广袤无边。这是他一个人的世界里，最令他满足的喜悦。

所有记忆都复苏了，好似重见光明。这个瘸腿的盲人已经很老了，他躺在床上，出发远行去了，他会再一次走过漫漫长途，去萨那，去波斯波利斯。不过迢迢千里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困难了。他的身体如释重负，嘴唇也不再焦渴；他还是喜欢走夜路，机警如旧；他知道头顶上空的猎户座会默默守护，会投下些许光辉，微微照亮他在暗夜下的脸庞，模糊的眼睛，如止水的心。这些，便是尼布尔看到的最后画面。生命的这个圆，他终于走完了。1815年4月26日，在迪特马申地区的梅尔多夫，82岁高龄的尼布尔与世长辞。他走的时候，十分平静安详，没有一丝痛苦和挣扎。就像他的同伴一样，尼布尔也是行到异国他乡某个不知名的去处——兴许是觉得那里好——索性就留了下来。

是卡斯滕·尼布尔的归依之处了。你说，那片地域叫什么名字呢？在地图上能找到吗？边界又在哪儿呢？

在尼布尔的传略最后，儿子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父亲鲜明的人物特征。他说父亲像农民一样，天性淳厚，为人朴实无华，做事坚毅果决，生活克己自律，一切从简节制。他继而写道：“父亲这一生，始终对周围世界‘明察秋毫，见藐小之物也必细察其纹理’。他生性务实，任何事情讲求有理有据，拒绝抽象概念，也从不臆测妄断。因此对于每一事物的阐述，他总是要落到实处才行。评判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他最看重的是内容，即是否有真材实料，是否所言不虚；其次才是笔风，越简洁明了的，越合他心意。诗歌对他来说是无用的文学存在，不过他喜欢福斯[107]翻译的《荷马史诗》，也喜欢《赫尔曼和多罗泰》[108]，再有就是一些简单歌曲。小说的话，他只读菲尔丁[109]和斯莫莱特[110]。此外，他也挺喜欢建筑学的，但是对雕塑不感兴趣。音乐也属他的热爱之一。父亲在世时最常做的事情，是观察探究周围的世界，格物以致知。”

“生来为观看，矢志在守望”[111]，浮士德所言，正是尼布尔的心声。他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到最后双眼看不见了，但他内心仍旧明亮。他儿子在传略中也有写到，在梅尔多夫的晴朗夏日里，尼布尔会从大木箱里取出和他一样上了年纪的星盘，悠悠然地跨过沼泽地，开启一段小程流浪——有时一出去就是好几天。这则信息在他后来留下的星盘记录表中可以得到印证，其中有一系列的观察研究数据，都是取自梅尔多夫及其周边地区。在短途旅行的过程中，尼布尔也会顺道去别的城镇探访老友，有一回他住在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镇上，次日天刚破晓他就出门逛去了，等到三个小时后回到住处时，他就能说出镇上每一栋房屋的坐落情况，其描述之精准到了什么地步呢，房东只根据他给出的信息就能告诉他这是谁家的房子。

对于了解尼布尔的读者来说，这则逸闻不足为奇。毕竟他曾经历过将近七年的长途旅行，那种能力是他多年如一日的磨炼所得。事实确实如此，尼布尔从未变过，包括远征结束后，他依旧奉行过去的生活工作准则。毫无疑问，梅尔多夫的书记员工作有时候会令他感到枯燥无聊，但深入沼泽地的短途旅行不也一样单调么？还记得那年春天他在帖哈麦沙漠中的“突围考察”嘛，还记得他骑行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么，我们记得，尼布尔更记得，所以他必须像以前一样，即便孤身处于沙漠般的环境里，也要抓住那一点点荒原中的自由，和那点自由带来的由衷喜悦。当他凝视远处的沼泽地尽头时，那一道连贯的基准线自然会跃入眼帘。那就是真正的地平线，是他在异国他乡无数次支起星盘，要测定太阳高度角时所必需的地平线。然而在陆地上的绝大多数地方，由于地球表面的参差不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实际目的，人眼根本无法看到真正的地平线。可如果在大海上，沙漠里，以及丹麦平坦的沼泽地带，人们所看到的地平线则无一不是清晰的，仿佛会无限延伸。那里是天壤交接处，是巨大的寂静无声的圆。一个人只要站在这圆的中心，便能找到他自己——无论距离多远，无论朝向何方。

这个圆，几乎是尼布尔所有测量成果的依据，也包含了他个人宇宙的所有基本组成：光线和物质、星辰和大地，以及他对现世的坚定信念。这就是“视界之圆”，与他有缘，而他不知。他曾越过边界，情况就变得对他不利，急转直下。但当他身处其中，便仿佛与世隔绝地置身于一个永恒的瞬间，天堂也触手可及。这个圆就像一个充满魔法的环，绕在他身边，保护他。他身处其中便可以刀枪不入，坚不可摧，哪里有它，哪里就是故乡。当他在阿尔滕布鲁赫旁的农场里看管乳牛时，它环绕着他；当他在沙漠里时，它又找到了他——每次相逢都一如既往地大而清晰。等到他年迈体弱时，它再一次环绕在他周围。到最后，当他腿瘸眼盲地躺在床上时，天已经不再那么黑了，而他也无法再看到星辰一颗接一颗地在这个大圆内升起。就这样，尼布尔从这片大地上出发了。或许到最后，这里就是阿拉伯菲利克斯。

[36]神象岛（Elephant Island），位于孟买港东约9千米处。由小岛的港口沿山坡往前走约10分钟，便可看见一座建于6世纪的印度著名石窟。神象岛之名，据说是由石窟前树立的巨象雕刻而来，但这座雕刻现已移往市区维多利亚花园的博物馆。

[37]帕西人（Parsees），生活在印度的拜火教徒（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的信徒），大部分是波斯后裔，最初定居在波斯湾的荷姆兹（Hormuz）一带，因仍受迫害而于8世纪漂洋过海到了印度，主要住在孟买市以及市北一带的几个城镇和村庄里。

[38]拜火教（Mazdaism），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基督教诞生之前在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中亚等地的宗教。摩尼教之源，中国史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

[39]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224—651），波斯第二帝国，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

[40]鼠海豚（porpoise），一种可以长至1.85米的齿鲸，它背部黑色，腹部白色，生活在北大西洋的欧洲、非洲和北美洲东岸，以及在黑海和太平洋亚洲和美洲的海岸附近。

[41]波斯湾（Persian Gulf），是阿拉伯海西北伸入亚洲大陆的一个海湾。

[42]布什尔（Bushire），伊朗西南的城市和港口，位于波斯湾北岸一个小半岛上。

[43]巴林群岛（Bahrein），位于波斯湾西南部，属于巴林国，巴林岛是巴林国的主岛，也是巴林群岛的主岛，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隔海相望。

[44]法拉卡群岛（Failaka），位于科威特湾口，距离海岸约18千米，与科威特市隔海相望，是科威特的第二大岛，有人称其为科威特文明史的摇篮。

[45]什叶派（Shiites），伊斯兰教的第二大教派。

[46]安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是法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师。

[47]设拉子（Shiraz），伊朗第六大城市，南部最大城市，法尔斯省省会，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6世纪是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区。

[48]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意为“波斯城市”或“波斯城”。对于古代波斯人来说，这个城市被称为Pārsa，意为波斯地区。

[49]亚美尼亚人（Armenian），欧洲南高加索地区的古老民族，也是亚美尼亚主体民族。自称哈伊，又称阿尔明尼亚人。

[50]恩格尔贝特·肯普弗（Engelbert Kämpfer，1651—1716），德国博物学家，医师，探险家，他以游览俄罗斯、波斯、印度、东南亚和日本而闻名。

[51]彼得罗·德拉瓦莱（Pietrodella Valle，1586—1652），意大利作曲家，音乐学家和作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曾在整个亚洲旅行。

[52]让·夏尔丹（Jean Charden，1643—1713），法国珠宝商和旅行家。

[53]亚述学（Assyriology），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学科。因起始于对亚述文字的研究而得名。

[54]伊斯法罕（Isfahan），是伊朗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建于公元前4世纪、5世纪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多次成为王朝首都。为南北来往所必经之路。

[55]库尔德人（Kurd），主要居住在伊朗库尔德斯坦和高加索南部的穆斯林游牧民族。是中东人口仅次于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56]莱麦丹（Ramadan），伊斯兰教斋月，指穆斯林在日出后到日落前斋戒。

[57]拜兰节（Feastof Bairam），伊斯兰教节日，是土耳其国家的开斋节，一年两次。

[58]达莫（Tadmor），叙利亚的帕米尔古城，见《圣经·旧约·列王纪上》（9:18），“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仑、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

[59]巴勒贝克（Baalbeck），黎巴嫩中部贝卡谷地中的城市。贝克，意为“城”，“巴勒贝克”意为“太阳城”或“太阳之域”。

[60]明特（Friedrich Münter，1761—1830），哥本哈根大学神学教授、东方学家、教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西班牙丹麦主教和共济会主义者。

[61]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efend，1775—1853），德国书法家和语言学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楔形文字的解密。

[62]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前558—前486年），出身于波斯人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他统治波斯帝国37年，既是波斯帝国的君主，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63]薛西斯一世（Xerxes I，前485年—前465年），波斯第四代君主，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大帝之女阿托莎的儿子。其名字在波斯语中意思是“战士”。

[64]七里格快靴（seven-leagueboots），里格（league），长度单位，约等于3英里或4000米；在17世纪，邮递员的靴子被叫作“七里格快靴”，一步七里格，夸张形容速度之快。也被用以形容传奇人物做成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

[65]拉斯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

[66]《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赞德（Zend），中古波斯语，大意是指对《阿维斯塔》的解读。《阿维斯塔》是拜火教的宗教经典。

[67]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1048—1131），生于波斯湾边的内沙布尔（今伊朗东北部），1131年卒于内沙布尔（一说卒于1123年），是当时负有盛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著有《代数学》和《鲁拜集》。

[68]哈尔克岛（Island of Kharg），波斯湾北部的大陆岛，现属于伊朗。

[69]T.E.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出生于威尔士，因在1916—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也称“阿拉伯的劳伦斯”。

[70]马什哈德阿里（Meshed Ali），有别于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即纳杰夫（Najaf），是伊拉克中部城市，纳杰夫省省会，也是伊拉克境内伊斯兰教什叶派著名的圣地之一。每年有不少穆斯林到此朝觐。

[71]希拉（Hilla），伊拉克巴比伦省省会，希拉河河港与谷物贸易中心。

[72]卡尔巴拉（Karbala），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之一。历史上卡尔巴拉还是什叶派的根据地和宗教学术中心之一。

[73]捕风塔（Windtower），西亚、北非地区的一种建筑构件，用于调节温度和空气湿度。

[74]底格里斯河（Tigris），西亚地区第二大河流，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总长约1840千米。

[75]羊皮筏子（Kellek），皮筏子，古称革船皮筏子，用兽皮缝制而成，是最简单，也是最早出现的皮船。

[76]雅兹迪族人（Yezidis），即信奉雅兹迪教的库尔德人，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一带，但以在伊拉克的社群最庞大。许多人相信雅兹迪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分支，但其实它是截然不同的宗教，其源早于基督教。

[77]尼尼微（Nineveh），西亚古城，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都城，最早由古代胡里特人建立，其址位于现在伊拉克的北部尼尼微省，底格里斯河的东岸，与摩苏尔城隔河相望，意为“上帝面前最伟大的城市”。

[78]德尔维希（Dervish），伊斯兰教苦修教士。Dervish，波斯语，即乞讨者、托钵僧的意思；最早出现在10世纪。他们是苏非派的一种，仿照佛教出家隐居、云游四方，其生活方式与小乘佛教出奇的相似。

[79]先知之城，即乌尔法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人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出生地。原文为“first Christian”，所以此处应是特指基督教先知。

[80]利百加（Rebecca），即亚伯拉罕之子以撒之妻，见《圣经》（创世记24）。

[81]灯黑（Lampblack），从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中（如从带烟油灯的火焰中）沉积出的细而疏松的黑煤烟。

[82]安纳托利亚（Anatolia），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

[83]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旧名“亚历山大勒塔”。土耳其东南部第二大港。

[84]拉纳卡（Larnaca），塞浦路斯东南部拉纳卡湾沿岸的港市，又名“拉纳克斯”，古称“克提昂”；“拉纳卡”在土耳其语中意为“石棺”，因当地多石棺而得名。

[85]贝伦城（Beilan），即贝伦帕斯（Belen Pass），紧邻亚历山大勒塔。从历史上看，它和北部的阿曼门形成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之间最重要的路线，被称为“叙利亚之门”。

[86]季蒂昂（Citium），古希腊时期塞浦路斯岛上的城邦。

[87]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基督教圣地，又称“复活大堂”，耶稣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大教堂之一，是耶稣基督遇难、安葬和复活的地方——传说耶稣被害前，就是沿着“受难之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步步艰难地走向刑场的。

[88]橄榄山（Mount of Olive），（据称）橄榄山以前被覆盖在橄榄林中，是《旧约》和《新约》中多次提到的耶路撒冷城外的山脊。这里是耶稣升天的地方，也是他经常祈祷和休息的地方。

[89]伯利恒（Bethlehem），对于基督教来说，伯利恒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该城最著名的基督教古迹是坐落于市中心马槽广场的圣诞教堂。它位于耶稣出生的马槽所在地伯利恒之星洞遗址之上，其使用权主要归属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圣诞教堂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基督教派。

[90]西顿（Sidon），又名赛达，古代腓尼基北部奴隶制城邦，滨地中海东岸，即今黎巴嫩的西顿约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推罗并称为腓尼基两大商港城邦。

[91]科尼亚（Konia），一座历史悠久的土耳其城市，多古迹，在古代和中世纪时被称为“伊科尼恩”。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南部地区，面向科尼亚盆地，背靠托罗斯山。

[92]布尔萨（Brusa），旧称“布鲁萨”，土耳其西北部城市、布尔萨省的省会。历史上的布尔萨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326—1365），也是丝绸之路临近西方终点的主要城市。

[93]热那亚（Genoa），历史悠久的古城，曾是海洋霸主热那亚共和国（1100—1815年、1798—1805年时称利古里亚共和国）的首都。

[94]贝尔格莱德（Belgrade），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地处巴尔干半岛核心位置，是原南斯拉夫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仅次于伊斯坦布尔、雅典和布加勒斯特的巴尔干半岛第四大城市。

[95]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布加勒斯特，意为“欢乐之城”，有“小巴黎”之称。

[96]福克沙尼（Focsani），建于15世纪初，罗马尼亚统一前该城分属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97]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苏联还未解体。

[98]伦贝格（Lemberg），利沃夫历史上曾经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波兰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奥地利帝国与奥匈帝国（称为伦贝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命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回到波兰；然后是苏联。此外，瑞典和土耳其都曾试图征服该市，但未能取得成功。

[99]α星（Alpha）和γ星（Gamma），分别指主星和亮度居于第三位的星。

[100]阿尔托纳（Altona），德国汉堡州和汉堡市西北部区名，位于易北（Elbe）河右岸峭壁上；1640年被丹麦人占领；1664年设市；1866年归属普鲁士；1937年并入汉堡。

[101]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Ⅶ，1749—1808），1766年（17岁）起担任丹麦及挪威国王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公爵，是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和其第一任妻子，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女儿路易丝公主的儿子。

[102]约翰·弗雷德里克·施特林泽（Johan Frederik Struensee，1737—1772），德国医生，生于丹麦王国统治之下的阿尔托纳。

[103]罗斯基勒（Roskilde），丹麦西兰岛东部港口，是一座千年古城。&

[104]哈里发（Caliph），指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伊斯兰阿拉伯政权元首的称谓，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哈里发，源于阿拉伯语“继承”一词音译，原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后成为阿拉伯帝国元首之意。

[105]“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又称“法柜”，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圣物，“约”是指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契约，而约柜就是放置了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的柜。这份契约，是指由先知摩西在西奈山上从上帝耶和华得来的两块十诫石板。

[106]德萨西（De Sacy，1758—1838），法国贵族，语言学家、东方学专家。

[107]福斯（Voss，1751—1826），德国古典主义作家、诗人、翻译家，最杰出的翻译作品便是《奥德赛》（1781）和《伊利亚特》（1793）。

[108]《赫尔曼和多罗泰》（Hermann und Dorothea），德国文学家歌德的一部叙事诗。

[109]菲尔丁（Fielding，1707—1754），18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小说家，戏剧家。著有《约瑟夫·安德鲁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及《阿米莉亚》。

[110]斯莫莱特（Smollett，1721-1771），苏格兰作家、诗人，代表作品包括《兰登传》及书信体小说《亨弗利·克林克》。曾与托马斯·弗兰克林共同修订35卷本英译《伏尔泰全集》。

[111]Zum Sehen geboren，Zum Schauen bestellt。出自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守望者之歌），梁宗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