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式谋杀的衰落 评札米亚金的《我们》

在听说了它的存在好几年之后，我终于弄到了一本札米亚金写的《我们》，在这焚书的年代里，这是文学珍品之一。我查阅了格莱勃·斯屈夫的《苏俄文学二十五年》，找到了它的历史如下：

一九三七年死于巴黎的札米亚金是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和批评家，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出过几部书。《我们》写于一九二五年，虽然它写的不是俄罗斯，而且同当代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部关于二十六世纪的幻想故事——但却因意识形态上不宜的理由而遭拒绝出版。一份原稿被带到了国外，该书便以英、法、捷文译本出版，但从来没有用俄文出版。英译本是在美国出版的，我一直没有能够买到一本。但是法文译本是有的，我终于借到了一本。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本第一流的书，但是它肯定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居然没有一个英国出版商有足够的魄力重新印行，真是令人奇怪。

关于此书，任何人会注意到的第一点是——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指出过——阿尔都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有一部分一定是取材于此的。两本书写的都是人的纯朴自然精神对一个理性化的、机械化的、无痛楚的世界的反叛，两个故事都假定发生在六百年以后。两本书的气氛都相似，大致来说，描写的社会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所表现的政治意识少一些，而受最近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多一些。

在札米亚金笔下的二十六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已完全丧失了他们的个性，以致只以号码相称。他们生活在玻璃房子里（这是写在电视发明之前），使得名叫“监护人”的政治警察可以更加容易地监视他们。他们都身穿同样的制服，说起一个人来不说是“一个人”，而说是“一个号码”或者“一件制服”。他们吃人造食物，他们的文体活动是跟着大喇叭播放的“单一国家”国歌四人一组开步走。在规定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在玻璃住房四面拉下帷幕一小时（叫做“性生活小时”）。当然，没有婚姻，尽管性生活看来并不是完全乱交的。为了做爱用，每人都发一本红色的配给票。每人份内有六个“性生活小时”，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对象须在票根上签字。“单一国家”是由一个叫“恩人”的人统治的，由全体人民每年重选一次，投票总是一致通过的。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与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本来是幸福的，但他愚蠢地要求自由，便被逐到荒野中去。如今“单一国家”取消了他的自由，恢复了他的幸福。

到此为止，与《美丽新世界》的相似之处是很触目的。但是，尽管札米亚金的书写得并不怎么紧凑——它的松散和零碎的情节过于复杂，不易扼要介绍——但它的政治意义是另一部书中所没有的。在赫胥黎的书里，“人的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解决，因为它假定，用产前处理、服用药物和催眠提示，人的机体是可以按任何要求方式予以专门改造的。可以像制造傻子一样容易地制造出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以来，不论在前者还是后者身上，原始本能的残余，如母性感情或者自由欲望都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书中没有提出明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把社会作它所描写的那样细致的分层。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动机似乎也不是威吓和支配的欲望。没有权力欲，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种类的铁石心肠。在上层的人并没有留在顶层的强烈动机，尽管大家都是傻乎乎地快活的，生活却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使人很难相信这样一种社会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札米亚金的书，总的来说，同我们自己的处境更加有关。尽管所受的教育和监护人的警惕性，许多古代人类的本能仍旧存在。故事的叙述者D503号虽然是个有才能的工程师，却是个可怜的世俗人物，一种乌托邦里的伦敦城的比莱·布朗，经常因为身上的返祖冲动而感到害怕。他爱上了（当然，这是一桩罪行）某个I330 号，她是个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一度成功地引导他参加了反叛。反叛爆发时，“恩人”的敌人们数目居然不少，这些人除了策划推翻国家以外，在他们拉下帷幕以后甚至耽溺于吸烟喝酒这样邪恶的事。D503 最后获救，幸免于他自身错误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他们发现了最近动乱的原因：那是有些人患了一种叫做想象的疾病。制造想象的神经中心如今给找到了，这疾病可以用X光照射来治愈。D503接受了治疗，治疗后他很容易做他一直知道该做的事——那就是把他的同党出卖给警察。他面不改色，心平气和地看着I330关在一只钟形玻璃罩下受压缩空气的酷刑：

她看着我，双手握紧椅子把手，一直到眼睛完全闭上。他们把她带了出去，用电冲击，刺激她醒了过来，然后又放在玻璃罩下。这个过程重复了三次，她的嘴里没有吐出一个字。

与她一起被带来的人比较老实。他们许多人被施了一次刑罚后都招供了。明天他们将被送到恩人的机器那里去。

恩人的机器就是断头台。在札米亚金的乌托邦里有许多次处决。这都是公开举行的，由恩人亲自出席，并有御用诗人朗诵胜利颂诗作为配合。断头台当然不是那种老式的粗糙工具，而是一种大为改进的模型，名副其实地“消灭”了它的刀下鬼，在一刹那之间，把她化为一阵轻烟,一滩清水。这种处决实际上是以人为牺牲的奠祭，书中描写的场面有意给添上了远古世界阴惨的奴隶文明的色彩。就是这种对极权主义的非理性一面——把人当作祭祀的牺牲，把残忍作为目的本身，对一个赋有神的属性的领袖的崇拜——的直觉掌握使得札米亚金的书优于赫胥黎的书。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遭到拒绝。D503 和I330之间的下述对话（我稍加删节）足以使审查官的蓝铅笔启动起来：

“你知不知道你所建议的是革命？”

“当然，这是革命。为什么不是？”

“因为不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一次的革命，不能再有另外一次革命。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请你告诉我，什么数是最后的数？”

“你说最后的数，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就算是最大的数吧！”

“但这是荒唐的。数是无限的。不可能有最后一个。”

“那你为什么说最后一次的革命？”

还有其他类似的段落。不过，很可能是，札米亚金并不想把苏维埃政权当作他讽刺的专门对象。在列宁死去的时候写这本书，他不可能已经想到了斯大林的独裁，而且一九二三年时俄国的情况还没有到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安全和太舒服而反叛的程度。札米亚金的目标似乎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以工业文明作为隐含目标的。我没有读过他其他的书，但我从格莱勃·斯屈夫那里了解到，他曾在英国呆过几年，曾对英国生活写过一些辛辣的讽刺文章。从《我们》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尚古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他在一九〇六年遭到沙皇政府的监禁，一九二二年又遭布尔什维克的监禁，关在同一监狱的同一过道的牢房里。因此他有理由不喜欢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不满。它实际上是对“机器”的研究，所谓“机器”就是人类随便轻率地把它放出了瓶子又无法把它放回去的那个妖魔。英文版出来时，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