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作 文学和极权主义

我在第一讲[1]中一开始就说过，现在不是批评的时代。现在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时代，而不是超脱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你要在一本你不同意它的结论的书中，看到它的文学价值，是特别的困难。政治——最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侵入到了文学，其程度之深是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的，而且这把个人与群体之间一直在进行的斗争带到了我们意识的表层。当你考虑到要在我们所处的那样时代写出正直的没有偏向的批评的困难时，你才开始理解，在未来的时代中悬在整个文学头上的威胁的性质。

我们生活在独立自主的个人已开始不再存在的时代，或者应该说个人已开始不再有独立自主的幻想。现在，在我们所有关于文学的谈论里，而且（尤其是)在我们所有关于批评的谈论里，我们都本能地把独立自主的个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整个现代欧洲文学——我指的是过去四百年的文学——是建筑在思想诚实的概念上的，或者，如果你要那样说的话，是建筑在莎士比亚的“对你自己要诚实”这一名言之上的。我们对作家的第一个要求是，他不应该说假话，他应该说他真实的思想，他真实的感觉。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能够说的最糟糕的话就是说它不真诚。对于批评来说，更加是如此。在创作中，只要作者基本上是真诚的，那么一定程度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甚至一定程度的露骨的弄虚作假都是没有关系的。现代文学基本上是个人的事。它要不是真实表达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毫无价值。

我说过，我们把这种想法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事，但是一旦用言语表达出来，你就会认识到文学怎样受到了威胁。因为现在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时代，它不允许，大概也不能允许个人有任何自由。提到极权主义，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意大利，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显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要告一段落，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在采用集中化经济，对此，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所好称它是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有了这样的经济，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在地球表面上来来往往的自由，也因之告终。直到最近，这种状况的含义尚没有人预见到。大家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自由的丧失会对思想自由产生什么影响。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使你免于贫困、失业等等的恐惧。但是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而且只能更为繁荣一些，因为艺术家不再受到经济的压力。

但是如今，根据现有的情况，你必须承认，这些想法是歪曲的。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文学是否能生存？我想，你必须干脆地回答它不能。如果极权主义成为世界性和永久性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学就必然宣告完蛋。也就是说，宣告完蛋的仅仅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也许在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得通。

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最重要的不同是，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星期二信仰那个。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或多或少都是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但是他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他的感情不受干扰。

而在极权主义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它虽然控制思想，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但它不能避免变化，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举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每一个德国人必须以恐惧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但在此之后他又必须以钦佩和亲爱的态度来看待它。如果俄德开战，这在几年内是很可能的，那么又要发生另一次同样激烈的变化了。德国人的感情生活，他们的爱和恨，必要时就得在一夜之间倒转过来。这种情况对文学的影响是不用说的。因为写作基本上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不是总能受外界的控制的。对当时的正统思想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任何有意义的作品只有在你感到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时候才能产生；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都表明，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变，从心理学上来说是办不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极权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就会宣告结束的主要原因。而且，事实上，极权主义迄今为止似乎的确有那样的效果。在意大利，文学受到了残害，在德国，它似乎几乎已不再存在。纳粹的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焚书。甚至在俄国，我们一度期望会出现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出现，最有前途的俄国作家不是自杀，就是进牢，这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

我在上面说过，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快到了尽头，因此，我很可能似乎在说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我在最后要简单地说，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欧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我相信——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一定会出现，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以后，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无论如何，这是任何一个关心文学的人能抱的惟一希望。不论是谁，只要重视文学的价值的，只要能看到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中心作用的，就一定也会看到抵抗极权主义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强加于我们的。

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播放，

刊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九日《听众》

* * *

[1] 即《艺术和宣传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