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作 艺术和宣传的界线

我现在来谈一谈文学批评，在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里，这几乎同谈和平一样没有结果。现在不是和平的时代，现在也不是批评的时代。在过去十年的欧洲，老式的那一种文学批评——真正卓有见识、一丝不苟、立论公正、把艺术作品当作本身是一件有价值的东西来对待的批评——几乎是不可能了。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英国文学，不完全是回顾一下文学而更多的是回顾一下流行的文学态度，我们感到触目的是，它几乎不再有审美价值了。文学已被宣传所淹没。我并不是说，在那个时期写的所有作品都是不好的。但是那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像奥登、斯宾德和麦克尼斯[1]等人，都是说教的、政治性的作家，当然，他们有审美意识，但是对题材比对技巧更有兴趣。而最活跃的批评几乎全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菲利普·亨德森和爱德华·厄普华[2]的作品，他们把每本书几乎都看作是政治小册子，对挖掘它的政治和社会含义比对狭义的文学品质更有兴趣。

这与在此以前的那个时期形成十分强烈而且突然的对照，因此这就更加令人触目了。二十年代的代表性作家——例如，托·斯·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是把主要着重点放在技巧上的作家。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信念和偏见，但是他们对技巧的创新比他们作品中可能包含的任何道德的或内涵的或政治的含义要有兴趣得多。他们中间最优秀的詹姆斯·乔伊斯是一个能工巧匠，如此而已，没有其他，大约是能够做到最接近于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作家。甚至D·H·劳伦斯尽管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其他作家更是一个“怀有一个目的的作家”，也没有很多我们如今称为社会觉悟的东西。虽然我把这个情况压缩到二十年代，实际上从一八九〇年左右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了。在整个那段时期，形式比题材重要的想法，“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有不同意见的作家——萧伯纳是其中之一——但这仍是流行的看法。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批评家乔治·圣兹伯里到二十年代已是一个很老的人了，但他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左右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圣兹伯里一直坚定地维护对艺术采取技巧的态度。他声称，他本人能够而且的确是完全根据任何一本书的写作和它的方式来评断一本书，而几乎完全不顾作者的见解。

现在，你怎么来解释这种看法上的突变呢？在二十年代末，你弄到一本像伊迪斯·西特韦尔论蒲伯[3]的书，完全没有意义地强调技巧，把文学当作一种刺绣，几乎好像词语里没有意义似的；但过不了几年以后，你有了一个像爱德华·厄普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声称任何作品只有在倾向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才可能是“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西特韦尔和厄普华都是他们时代的代表。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是这么不同？

我想你得在极端情况中找原因。对文学的审美态度和政治态度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气氛的产物，至少是受其限定。如今，又有一个时期结束了——因为希特勒一九三九年对波兰的进攻就像一九三一年大萧条结束了另一个时代一样肯定地结束了一个时代——你可以回顾一下，比几年前更加清楚地看到文学态度受到外部事件影响的情况。任何人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年都会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大致上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九〇年之间，在英国是几乎不存在值得一提的文学批评，还有对文学的批评态度的。这不是说，那个时期没有产生好的作品。那个时期的好几位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等，大概会比他们以后出现的任何作家都被人记得更长久。但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没有一个文学人物能与福楼拜、波德莱尔、戈蒂埃[4]等许多作家相比。我们如今看作是审美上的一丝不苟，在当时是几乎不存在的。对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的一个英国作家来说，一本书一方面是为他带来金钱的手段，另一方面是供他宣教讲道的载体。英国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一个新的有钱阶级已在旧贵族阶级的废墟上成长起来，与欧洲的接触给割断了，长期以来的艺术传统给中断了。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都是野蛮人，即使他们有些人是有天赋的艺术家，如狄更斯。

但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同欧洲的接触通过马修·阿诺德、佩特[5]、奥斯卡·王尔德等各种不同的作家而重新确立，对文学中形式和技巧的尊重又恢复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实际上正是从此开始的。这句话如今已经非常不时髦了，但是我认为仍是最恰当不过的。这个主张为什么能流行这么久，而且这么被视为天经地义，其原因是，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〇年这整个时期是一个特别舒适和安逸的时期。这是我们可以称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色下午的时期。甚至世界大战也没有怎么打扰它。世界大战杀死了一千万人，但它并没有像现在这次大战这样会震撼世界而且的确是已经震撼了世界。在一八九〇年和一九三〇年之间，几乎每一个欧洲人都生活在心照不宣的一种信念之中，认为文明会永远持续下去。从个人来说，你可能有幸与不幸，但是你心中仍有这样的感觉，没有什么东西会发生根本变化。在那样的气氛中，才有可能发生思想上的超脱和艺术上的尝试。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感觉，安逸的感觉，才有可能让一个像圣兹伯里这样的真正老式保守派和高教会派的批评家做到对那些持有他所憎恶的政治和道德观点的人写的著作保持严格的公允态度。

但是从一九三〇年以来，这种安逸的感觉不再存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没有粉碎它，希特勒和大萧条却粉碎了它。自从一九三〇年以后出现的作家一直生活在不仅个人的生活而且你的全部价值结构都时刻遭到威胁的世界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超脱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一种你正患上的不治之症，你不可能发生纯审美的兴趣；对于一个就要割断你的喉管的人，你不可能感到无动于衷。在一个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世界里，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而且他的感情不仅必然会表现在他的写作中，并且表现在他对文学的判断上。文学必然有了政治性，因为任何别的东西都会造成思想上的不诚实。你的爱与憎太接近于意识的表层，因而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作品写的是什么，似乎具有如此迫切的重要性，以致它们是怎么写的，几乎就无关紧要了。

在这十年左右的时期里，文学，甚至诗歌，都与政治小册子混杂在一起，这个时期对文学批评作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摧毁了纯美学的幻想。它提醒我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宣传都虎视眈眈地存在于每一本书中，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一个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和宗教上的目的——因此，我们的审美判断总是受到我们的偏见和信仰的染色。它推翻了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它在一个时期里也把我们领进了死胡同，因为它使得无数年轻的作家竭力把他们的思想缚在一种政治学说上面，如果他们死抱住不放，这会使得他们不可能保持思想上的诚实。在当时，惟一向他们开放的思想体系是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这要求对俄国保持民族主义的忠诚，并且迫使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卷入权力政治的不诚实勾当中。而且，即使这样做是可取的话，这些作家所根据的前提却被俄德条约突然粉碎了。正如一九三〇年左右许多作家发现你不能真正超脱于当代事件一样，一九三九年左右许多作家发现你不能为了某一政治信条而真正牺牲你的思想上的正直——或者至少你不能一方面这样做同时又仍旧是一个作家。审美上的一丝不苟是不够的，但是政治上的诚实也是不够的。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使我们悬在半空之中，它们已暂时离开了英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发现的文学趋向，但是它们帮助我们能够比以前更好地确定艺术和宣传的界线。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播放，

刊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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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诗人、评论家；Louis MacNeice（1907—1963)，英国诗人。

[2] Christopher Caudwell（1907—1937)，Philip Henderson（1906—1977)，Edward Upward（1903—2009)，均为英国著名的左派作家、批评家。

[3] 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国诗人、散文家；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

[4] Th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诗人，“为艺术而艺术”创导者。

[5] 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