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一

一九一二年春夏二季，我在国外住了半年。我国学校放假的时候，西方正是夏季学期。那一年的夏季学期我是在马尔堡市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里度过的。

罗蒙诺索夫在这所大学里听过数学家兼哲学家克利斯蒂安·沃尔夫的课。在他以前一个半世纪，乔尔丹诺·布鲁诺[1]在罗马被火烧死之前，归国途中路过时在这里宣讲过自己的新天文学概论。

马尔堡是一座中世纪的小城市。当时它有两万九千个居民，其中半数是大学生。它紧挨着一座山，风景如画。从山上采来的石头用于建筑该市的房屋与教堂、城堡与大学。它隐没在像夜色一般昏暗的茂密的花园之中。

我手头还剩下几个钱，这钱本来是留作在德国生活与上学用的。我用这笔没有花完的钱去了一趟意大利。我看到了威尼斯，那儿全是砖红色和蓝绿色的建筑物，如同被大海冲抛到岸上来的透明石子。我还访问了佛罗伦萨，那里的色调浓郁，房屋拥挤，但相当整齐，活像是从但丁的三韵句诗中搬出来的。我没有余钱再去参观罗马了。

翌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毕了业。留校任教的年轻的历史学家曼苏罗夫帮了我不少的忙。他为我提供了一大批复习材料。一年前，他本人就是靠这些材料通过国家考试的。利用这位教授的藏书来应付考试，是绰绰有余的，其中除了普通教材之外，还有一批古典名著方面的详解参考书和解答各种问题的专著。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马车把这堆财富运回家去。

曼苏罗夫既是年轻的特鲁别茨科伊和德米特里·萨马林的亲戚，又是他们的朋友。我在第五中学读书时就认识了他们。他们是校外考生，在家中自修，每年来校参加一次考试。

大学生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的两位长辈——他父亲和叔叔——一位是法学总论的教授，另一位是大学校长和著名哲学家。二人都相当肥胖，每次他们穿着礼服像没有腰身的大象一般，吃力地登上讲台时，便操着喑哑的腔调，用贵族的喉音和仿佛有求于人的语气讲述他们那精彩的课程。

这三个年轻人彼此颇为相似，身材高大，富有才华，两条眉毛连成一根线，说话声音响亮，名气也震耳欲聋。这三个人总是形影不离地一起到大学来看看。

他们崇尚马尔堡哲学学派。特鲁别茨科伊写过文章介绍马尔堡大学，并把一些最有才华的学生送到那里去深造。德米特里·萨马林在我之前到过那里，他热爱马尔堡，已成了那个小城的自己人。我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去了那里的。

德米特里·萨马林出身斯拉夫派[2]名门，佩列杰尔金的作家区和佩列杰尔金市儿童肺结核病疗养所现在就坐落在他家原来的领地上。他生来血液里就带着哲学、辩证法和对黑格尔的了解，纯属遗传。他精力分散，漫不经心，大概是不太正常。他在精神失常时常常会有一些出人意外的举动，弄得大家目瞪口呆，所以他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在集体宿舍中也令人难以忍受。这事不能怪罪于他的父母，他们不能跟他和睦相处，他也总是跟他们争吵。

国内战争使他长期流落在西伯利亚，新经济政策初期，他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变得非常平民化，而且又通晓万事。由于饥饿，他浑身浮肿，刚到家时，全身尽是虱子。受尽贫困折磨的亲人们对他关怀备至。但是为时已晚。过了不久，他患上了伤寒病，当传染病退潮时，他却一命呜呼。

我不晓得曼苏罗夫后来的情况，而著名的语文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则已名扬四海，前不久在维也纳逝世。

二

国家考试之后，我在双亲的莫洛吉别墅里度过了一个夏天，别墅位于莫斯科至库尔斯克的铁路线上的斯托尔保瓦亚车站附近。

据说，在我们的部队退却时，哥萨克们曾躲在这栋房子里朝进逼过来的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开枪还击。他们的坟墓就在和墓地连成一片的花园深处，如今已长满杂草，显得破败不堪了。

房子里的那些房间和它们的高度相比就显得有点狭小，窗户很高。桌上的煤油灯向绛红色的墙壁的角落和天花板抛去巨大的影子。

一条小河在花园边上蜿蜒流淌，整条河上布满陡峭的水坑。一棵古老的大白桦树已经折倒了一半，以倾倒的样子俯悬在一个水底深坑上方，并继续在生枝发芽。

它的杂乱无章的翠绿树枝宛似悬在水面上方的一座空中凉亭。枝杈结结实实地盘缠在一起，上边可以坐人或半倚半卧。我在这里安置了自己的工作角落。我吟诵丘特切夫的作品，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偶尔为之地，而是如同人们从事绘画或作曲那样，经常不断地写诗。

这年夏天，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棵树的绿枝深处写成我的第一本诗集。

诗集的名称狂妄到愚蠢地叫作《乌云笼罩的双子星座》，是出自于对宇宙学的奥妙现象的模仿。那时象征派诗人的书名和他们开办的出版社的名称都有这种特点。

写这些诗、反复涂抹和把划掉的部分恢复起来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需要，这样做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尽力回避浪漫主义的做作和不相干的趣事。我不需要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这些诗，好让脑力劳动者听后吓一跳，然后愤愤地说：“多么堕落啊！多么野蛮啊！”我也不需要温文尔雅的精致，它会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会让教授太太们在六七个崇拜者中间读后说什么“让我握握您的真诚的手”。我没有追求明确的节奏，无论它是舞蹈式的还是歌咏式的，因为这种节奏不用文字就会让人自然而然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什么也不表达，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不表现，什么也不描写。

后来，为了不必要地拉拢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人们便认为我有演说家和语调方面的天赋。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方面的天赋不会超过任何一个会说话的人。

完全相反，我念念不忘的是内容，我梦寐以求的是要让诗本身含有内容，要让它含有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希望它凭自己的全部特点被镂刻在书中，并用自己的全部无声的语言和自己的黑色的、无色彩的印刷字体的全部色调从书页中说出话来。

举个例子。我写过一首诗《威尼斯》，或另一首诗《火车站》。一座水上之城屹立在我的面前，它那一圈圈或呈8字形的倒影在浮动，在增多，像面包干泡在茶水中似的在膨胀。或是在远方，在铁路和站台的终点，耸立着铁路的告别地平线，它整个儿都披着云烟，火车开到它后面便消失了，它蕴含着人际关系的整个历史、重逢与送别，以及在重逢和送别前后所发生的事件。

我无求于己，无求于读者，也无求于艺术理论。我需要的是让一首诗中包含威尼斯市，而另一首中包含布列斯特火车站——即如今的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车站。《火车站》那首诗中有这么几行诗：“往往是在阴雨天和枕木的大调动中，西方便会变得更开阔”，它们深得博布罗夫的喜爱。我和阿谢耶夫及其他几个初学写作的人集资办了一个小小的合营出版社。博布罗夫在《俄国档案》任职期间通晓印刷事业，他跟我们一起发表作品，并出版我们的著作。他把《乌云笼罩的双子星座》印了出来，书中有阿谢耶夫写的一篇充满情谊的前言。

诗人的妻子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巴尔特鲁沙伊季斯说：“您总有一天会为出版一本不成熟的书而后悔的。”她说得对。我常常为这件事而悔之莫及。

三

一九一四年酷夏时发生了旱灾和日全食，那时我住在巴尔特鲁沙伊季斯夫妇大庄园的别墅里，他们的庄园在奥卡河畔，靠近阿列克辛市。我给他们的儿子补习功课，并为当时成立的小剧院翻译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喜剧《破瓮记》。巴乌特鲁塞蒂斯是小剧院的文学指导。

他们的庄园里住了很多艺术界人士：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画家乌里扬诺夫、作家穆拉托夫的妻子。离那儿不远，在塔鲁斯，巴尔蒙特[3]在为同一个剧院翻译迦梨陀娑[4]的《沙恭达罗》。

七月，我乘车前往莫斯科，到征兵委员会去报到，并得到一张免役证，是完全免役，因为我童年时折断的那条腿短了一截。我带着免役证返回了奥卡河畔的巴尔特鲁沙伊季斯家中。

此后不久就遇到这么一个夜晚。在笼罩着河中芦苇的蒙蒙雾霭中，沿着奥卡河，自下而上地长时间飘来阵阵军乐声，演奏的是波尔卡舞曲与进行曲，乐声越来越近。后来，从岬角后面开出来一艘不大的拖轮，拖着三艘驳船。拖轮上的人大概看见了山上的庄园，并决定在这儿停泊。轮船拐了个弯横穿过河面，把驳船拖到了我们的岸边。驳船上原来都是兵，是一支人数甚多的近卫军部队。他们下了船，在山下燃起一堆堆篝火。军官们被请到山上去用晚餐和过夜。天一亮，他们便开船走了。这是预先进行动员的细节之一。战争爆发了。

四

那时我在富商莫里茨·菲利普家当了两期家庭教师，中间相隔近一年的时间，是教他们的儿子瓦尔特——一个可爱的、容易依恋人的好孩子。

夏季，莫斯科市内发生了反德骚动，捣毁了埃内姆、弗雷恩等几家最大的公司，其中也包括菲利普的公司、事务所和独家住宅。

这次捣毁行动是在得到警察局的默许后按计划进行的。他们只打砸老板的财产，却不动职员们的东西。在一片混乱中，我的内衣、所有的外衣和其他物品都给保住了，可是我的书籍和手稿却被混作一团给销毁了。

后来，在较为和平的情况下，我也有许多东西遗失了。我不喜欢自己一九四○年以前的文风，否定马雅可夫斯基的半数作品，叶赛宁的诗我也不全欣赏。那时的形式全部解体、思想贫乏、混乱和不通顺的文笔都是令我感到格格不入的。我不会为失掉一些有缺点和不完美的作品而感到难过。然而，完全从另一个观点来说，我也从未因遗失东西而伤心过。

在生活中，失去比获得尤为必要。种子不死就不会发芽。要不停地活着，要向前看，并要吸吮活的营养，因为它们会和记忆一起共同造就忘却。

我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原因而遗失的东西有：《象征主义与不朽》的报告文本；未来主义时期的论文；散文体的儿童故事；两首长诗；一本诗抄，写于《超越街垒》和《生活，我的姐妹》两集之间；一部长篇小说的草稿，小开本，共数册，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经过加工已作为中篇小说《柳韦尔斯的少年时代》发表。还有我翻译的斯温伯恩[5]关于玛丽·斯图亚特的诗剧三部曲中的一部完整的悲剧。

菲利普一家人从那栋被捣毁与烧掉一半的楼房搬到了一套租赁的住宅里。这里也为我准备了一个单人房间。我清清楚楚记得：秋天的落日余晖纵横交错地留在房间里和我所翻阅的一本书上。傍晚以两种形式留在书中。一种形式是以淡淡的玫瑰色留在书页上，另一种形式则是刊印在书中的那些诗的内容和灵魂。我羡慕作者，因为她善于用如此朴实的手法把写入书中的点点滴滴的现实生活留住。这是阿赫玛托娃的早期诗集之一，大概是《车前草》。

五

那几年里，我在菲利普家供职的间歇期内到乌拉尔山和卡马河流域去了一趟。有一年我是在弗谢沃洛德-维里瓦过的冬，它位于彼尔姆省的北部，根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绘过这个地带的阿·尼·吉洪诺夫的证词，契诃夫和列维坦当年也来过此地。另一个冬天我是在卡马河畔的太平山区的乌什科夫化工厂里度过的。

我在工厂办事处里一度主持过武装科的工作，并使整乡整乡的义务兵役人员免除了服役，因为他们的编制在工厂，而且是为国防而工作的。

到了冬天，工厂靠最原始的方法与外界保持联系。邮件要用三驾马车从离该地二百五十俄里的喀山运来，活像在《上尉的女儿》中描写的那个时代。有一年冬天，我走了一趟这个路程。

一九一七年三月，厂里的人都得知彼得堡发生了革命，那时我就到莫斯科去了。

我本应当在伊热夫工厂找到兹巴尔斯基，听他调遣，并继续随他赶路。他是早些时候被派到那儿去出差的工程师，为人甚好。

从太平山区出发，坐的是带篷的雪橇，即滑木上装有遮盖严实的座斗，走了一个傍晚、一个通宵和第二天的一部分白天。我身上披着三件大长袍，蜷缩在干草堆里，像个沉重的口袋，在雪橇里滚来滚去，无法自由行动。我打瞌睡，打盹，一会儿睡着，一会儿醒过来，眼睛闭一会儿，又睁一会儿。

我看到一条林中的路，看到黑夜寒空中的星星。高高的雪堆像一座座山冈似的使狭窄的小路像驼背似的拱了起来。车篷经常碰到冷杉低处的树枝，洒下一团团霜花。雪橇披着霜花，沙沙作响地在霜花上滑过。皑皑的白雪映着熠熠的星光，照亮着道路。林深处，在密林的内部，发出亮光的积雪层令人触目惊心，如同一根蜡烛插在林中燃烧。

三匹马成纵列地套在一起，一匹紧挨着一匹，拖着雪橇奔驰，时而这匹，时而那匹会偏向一旁，离开队列。车夫一刻不停地让它们排齐，当雪橇倾斜时，他便从车上跳下去，和雪橇并排奔跑，用肩膀顶着它，免得它翻倒。

我又沉入梦乡，忘却了时间流逝的概念。车一震，不动了，我也突然惊醒了。

一个林中驿站，这和描写绿林好汉的童话中的情景完全一模一样。木屋里亮着灯光。茶炊在嗞嗞作响，挂钟在嘀嘀嗒嗒地走动。赶着雪橇来的那个车夫脱下衣服，驱散寒气，在隔板后边跟给他准备夜宵的驿站老板娘悄悄地说话，像夜间那样小声地说话，免得惊醒正在梦中的人。这时，新的车夫已经在捋胡须，擦嘴唇，勒紧大袍，然后走到严寒的室外去套新的三驾雪橇。

接着又是拼命地奔驰，滑板尖响，打瞌睡和做梦。翌日——又是一个陌生的远方，工厂烟囱林立，一条冰封的大河上的一大片茫茫雪原，还有一条铁路。

六

博布罗夫对我热情得使我感到受之有愧。他密切注意保护我的未来主义的纯洁性，不让我受到各种不良影响。他认为长辈的支持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刚一发现他们注意到我的苗子，就会像生怕他们的抚爱把我拖进学院派似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地急忙把刚刚冒头的联系割断。多蒙他的关照，我没有停止过跟大家争吵。

我本来对阿尼西莫夫夫妇——尤利安和他妻子薇拉·斯塔涅维奇[6]——颇有好感。可是我却不得不迫不得已地加入博布罗夫跟他们夫妇的决裂。

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在赠给我的书上写了几句感人的题词。博布罗夫在勃留索夫的圈子里对那题词百般嘲讽，就仿佛是我在怂恿他揶揄别人。从此以后，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再也不跟我打招呼了。

《现代人》杂志刊登了我译的克莱斯特的喜剧《破瓮记》。译文不成熟，译得枯燥乏味。我真应该为它的刊登而给这家杂志深深地鞠个躬。此外，我更应该感谢编辑部，因为不知是谁润色了译文，使之重放光彩，增辉不少。

但是，在左翼艺术流派的青年们中间，正义感、谦虚、感激是不值钱的，并被认为是多情善感和想入非非的种种表现。他们习惯于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和厚颜无耻地行事，我虽然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但还是昧着良心地随波逐流，以便不遭朋友们的白眼。

喜剧的校样出了一点问题。它误期了，上边还有别人给排字车间写的一些与正文无关的附笔。

应当替博布罗夫说句公道话，他本人从未过问过这件事，对所发生的一切，他确实一无所知。他说，校样弄得如此脏乱，而且也没有人要求对译文进行文字加工，对此不能置之不理，我应当向高尔基控告这种行为，因为据他了解，高尔基是不挂名地参与这份杂志的领导工作的。我照办了。本来应当感谢《现代人》编辑部，我却写了一封充满做作而又无知的傲慢口气的愚蠢的信向高尔基控告他们对我表现的关心和善意的帮助。过了一些年，真相大白，原来我这是在向高尔基控告高尔基。剧本的译文是根据他的指示刊登出来的，也是他亲手修改的。

最后，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的相识也是出于两个彼此对立的未来派小组为进行争论而举行的一次会晤开始的。他属于一个小组，我属于另一个。根据会晤的安排者的设想，会上应当发生小小的冲突，但，话一出口，我们发现彼此是相互了解的，于是就没有争吵起来。

七

我不打算描述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我们二人从不是莫逆之交。他的表白被夸大了。他对我的作品的看法被歪曲了。

他不喜欢《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认为我写这两部作品是个错误。他喜欢两本书，即《超越街垒》和《生活，我的姐妹》。

我不准备陈述我们每次会晤的经过和发生分歧的原因。我想尽自己所能，给马雅可夫斯基做个总的评价，同时谈谈他的意义。当然，这两点都将带有我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偏见。

八

拣主要的事先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自杀之前的心灵苦痛。肉体在拷刑架上受刑随时都会使人失去知觉，严刑拷打的痛苦大得会使人因无法忍受而濒临死亡。然而，一个人受尽刽子手的摧残，还不等于他已被消灭；痛得失去知觉后，他在自己完蛋之时还存在于世，他的过去还属于他，他还有自己的回忆，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利用回忆，它能在死神面前助他一臂之力。

在产生自杀念头时，人们会对自己表示绝望，会抛弃过去，会宣布自己是个破产者，而自己的回忆则是无用的。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也不能拯救和支持他。内心生活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性也完结了。也许，人们最终杀死自己并不是因为要忠于已做出的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这种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这种没有受者的痛苦、这种不想继续活下去的空期待。

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好像是由于孤傲而开枪自杀的，因为他谴责了自身中或自己周围的某些为他的自尊心所无法容忍的事。叶赛宁自缢而死，他没有认真考虑后果，内心深处还以为——谁晓得，也许这还不是结局，时间还未到点，结果还难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生中都用工作来规避日常琐事，当她觉得这样做似乎是不能容忍的侈靡之举，以及为了儿子她必须暂时放弃招人喜爱的激情，并清醒地看一眼周围时，她发现眼前是一片混乱，这是通过创作也忽略不了的、停滞不动的、不习惯的、落后的混乱，于是她吓得急忙躲开了，由于不知该跑到哪儿去避开恐惧，便仓皇躲进了死亡，把头伸进了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我觉得帕奥洛·亚什维里[7]好像是被一九三七年的希加廖夫勾当[8]弄昏了头脑，他已经什么事也弄不明白了，夜里望着酣睡的女儿，并认为自己再也不配去看她了，于是第二天一清早他便去找几位朋友，并用双管猎枪的霰弹打碎了自己的颅骨。我也好像觉得，法捷耶夫[9]带着他通过错综复杂的政治阴谋而长久保留下来的那种内疚的微笑，在开枪之前的最后一刹那，在跟自己告别时是不是会说出这种话来：“喏，一切都已终结。永别了，萨沙。”

不过，他们都痛苦得难以言表，痛苦到忧郁感已成为一种心病的那种程度。除了他们的才能和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外，让我们也同情地向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鞠躬致敬吧！

九

总之，一九一四年夏天，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两个文学小组本该发生一场冲突的。我们这一方有我和博布罗夫。对方原计划派来的是特列季亚科夫[10]和舍尔舍涅维奇[11]，可是他们把马雅可夫斯基也带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青年人的外貌是我在第五中学的走廊里就见到过的，他比我低个年级。在交响乐厅的回廊里也见过面，幕间休息时我经常遇见他。

在那次见面前不久，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个未来的盲目崇拜者把报刊上发表的一篇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拿给我看了。当时，这个人不仅不理解自己未来的上帝，而且还是以嘲笑和愤慨的情绪把这篇刊登出来的新作当作无才气的劣作拿给我看的。可是我却非常喜欢那些诗。那是他早期的最佳习作，后来被收入《平凡得如同牛叫》集子中。

如今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诗的作者惹我喜爱不亚于其诗。我面前坐着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脸色阴沉，说话声音如同大辅祭唱经般浑厚，有着一双拳击运动员的拳头，机灵过人，是个介乎于亚历山大·格林[12]的神话英雄和西班牙斗牛士之间的中间人物。

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漂亮、机灵、有才气，也许有超人的才气——这都不是他身上的主要品质，而主要的品质是他有着铁一般的内在自制力，有着一些高尚的习惯或准则，有着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他不允许自己是另一种不那么漂亮、不那么机灵、不那么有才气的人。

他的果断精神和他用五指搔弄得蓬松的长发使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年轻的地下恐怖分子和他的比较年轻的外省人物的综合形象。

外省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于自己之落后于首都有损。当几个主要中心地区走下坡路时，偏僻的角落有时候倒会被那里保留着的乐善好施的古风所拯救。正是如此，马雅可夫斯基从他诞生的偏僻的南高加索林区把一种信念带到了探戈舞和溜冰场的世界，这种信念在穷乡僻壤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即坚信俄国的教育只能是革命的教育。

不修边幅的艺术风度恰到好处地点缀了这位年轻人的天然的外表特征。他津津有味地装出那种样子，扮演着一种捣乱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角色，使自己巨大的心灵和体态显得有些粗犷和散漫。

十

我非常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抒情诗。在当时故作丑态的背景衬托下，诗中那沉重的、威严的、发牢骚的严肃性显得极不寻常。这是精雕细刻的诗，有些傲气，又具有魔鬼精神，同时显得无限绝望，奄奄一息，几乎是在呼救。

时间啊！哪怕你——跛腿的神像画匠，

在神龛里画上我这个世纪畸儿的形象！

我孤独得很，如同一个走向盲人的人的

最后一只眼睛！

时间听从了他的话，做了他要求做的事。他的面孔被画进世纪的神龛里了。然而，要看到这一点，识破这一点，需要有何等的本领啊！

他又说：

你们岂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如此镇静地

用霹雳般的嘲笑把灵魂

摆在盘子上端给

款款而来的岁月去当午餐吃……

无法摆脱掉弥撒仪式中的类似词句。“让人的血肉之躯沉默，并战战兢兢地站着，让它毫不考虑身上的世俗之情地想想吧。王中之王和主中之主会来刺杀自己，并把自己赐给信者当食物吃。”

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这三位诗人与古典作家不同，因为对后者来说重要的是赞歌和祈祷文的意义；与普希金也不同，因为他在《遁世的神甫》中重述叶夫列姆·希林的话；与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3]也不同，因为他把达马斯金的挽歌改成诗句。对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来说，珍贵的是教堂里唱经和诵诗的片断的字面意义，他们把这些片断视为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片断，如同街道、房子和口语中的任何词汇一样。

古代创作中的这些积淀物使马雅可夫斯基想到了他长诗的讽刺性模拟结构。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与合乎教规的概念相类似的地方，这些类似之处既有暗藏起来的，也有故意加以突出来的。它们都要求作品具有恢宏性，要求诗人有一双强壮的手，并会培养出诗人的勇气。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没有回避他们自幼所熟悉和牢记于心的那些东西，他们掘开了这些习以为常的记忆层，利用了孕育于其中的美，没有把它弃置不用，这太棒了。

十一

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时，发现我们两人有不少预先没有料到的技巧上的吻合、相似的形象结构、近似的韵律。我喜欢他的动态美和成功。除此我没有更大的要求。为了不重复他，不成为他的模仿者，我开始遏制自己那些与他相互呼应的气质，不使用那种为我所用时就会显得虚假的英雄主义腔调，也不去追求效果。这样一来就缩小了我的手法，并使它得到了净化。

马雅可夫斯基有人为邻。他在诗歌天地里并非单枪匹马，他不是在荒原上。在革命前的诗坛上，他的对手是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在人民革命的舞台上和人民的心目中，他的对手是谢尔盖·叶赛宁。

谢维里亚宁善于控制演出大厅，用舞台演员的行话来说，他能做到座无虚席。他用法国歌剧中的两三种流行曲调来吟诵自己的诗，这样做既不显得俗气，也没有使听众倒胃口。

他的弱智、俗气和粗陋的新词语同他那种纯洁得令人羡慕的、流畅的诗歌朗诵法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奇怪的风格，这种风格乃是在平庸的掩护下姗姗来迟地进入诗歌的屠格涅夫文体。

从科利佐夫[14]时期起，俄国土地上就没有产生过任何比谢尔盖·叶赛宁更原生、更自然、更合时宜和更世袭的东西了。大地把他和无与伦比的自由一起献给了时代，并且也没有用民粹主义那种累赘的勤奋性去使这份礼物变得更重。与此同时，叶赛宁是位技艺高超的生气勃勃的人，我们就追随着普希金把这种技艺称之为最高的莫扎特因素、莫扎特要素。

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伊万王子一样骑着灰狼漂洋过海[15]，一把抓住了艾莎多拉·邓肯[16]，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写童话的手法写成的，时而像摆纸牌卦似的摆开文字阵，时而则用心血把它们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自然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所记得的那样极其生动地把它重新描绘了出来。和叶赛宁相比，马雅可夫斯基的才能就显得笨拙而粗野，不过也许更深刻更博大。叶赛宁笔下的自然景色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中是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所占据的，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座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在道德上误入了歧途，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狂热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十二

我前边已经提到了，人们把我们俩的近似性给夸大了。有一次，我跟他在阿谢耶夫家中就我们之间尖锐化了的分歧交换意见，他用平常的黑色幽默对我们的不同点作了如下的概括：“喏，好吧。我们的确是两类人。你喜欢天空中的闪电，而我喜欢电熨斗里的闪电。”

当时他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硬要让自己和伙伴们深入到社会意识中去，爱交际，好拉帮结派，并听命于大众迫切的呼声。我不理解他的这些做法。

以他为首的《列夫[17]》杂志、该刊的成员以及该刊所维护的思想体系是我更加无法理解的。这个否定一切的小组中唯一一个始终如一的、真诚的人是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因为他会把自己的否定引导到自然的结论上去。特列季亚科夫和柏拉图一样认为，艺术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地位的，至少在它诞生初期是如此。至于列夫中盛行的那种为符合时代需要而被改得一塌糊涂的、非创造性的、刻板的半吊子艺术，根本就不值得人们花力气去关心，扬弃它是轻而易举的事。

除了死前写的那部不朽的文献性作品《放开喉咙唱》以外，始于《滑稽宗教剧》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后期作品是我所理解不了的。我理解不了这些押韵拙劣的陈词滥调、这种华丽的空话、这些被如此做作、如此混乱和如此不巧妙地讲出来的老生常谈和老道理。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马雅可夫斯基，而是个不存在的马雅可夫斯基。奇怪的是，一个根本就不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人开始被视为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了。

可是别人错把我们视为朋友，比方说，叶赛宁在对意象派感到不满意的那个时期曾请求我进行调停，并把他引荐给马雅可夫斯基，因为他认为我办这事最合适。

虽然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相互以“您”相称，而跟叶赛宁以“你”相称，但我与后者的会晤次数要更少一些。几次会晤，屈指可数，每次会晤都是以大闹一场而告终的。有时我们热泪横飞地发誓要相互忠于对方，有时则会打得头破血流，别人就会强行把我们分开和拖走。

十三

在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的最后几年里，当任何人的诗，无论是他本人的诗，还是别的任何人的诗都不复存在时，当叶赛宁自缢而死时，简而言之，当文学停滞时，因为那时就连《静静的顿河》的写法，还有皮利尼亚克[18]和巴别尔[19]、费定[20]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活动方法也算是诗歌，在那几年里，阿谢耶夫——这位聪明的、有天才的、内心自由的和不为任何事物所迷惑的好同志，是他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主要支柱。

至于我嘛，已经彻底跟他分道扬镳。我和马雅可夫斯基断绝关系是由于下述原因。我已声明退出《列夫》编辑部，不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可是我的姓名还印在同人的名单中，为此，我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这封信准把他气炸了。

更早一些时候，当我还处于他的热情、内在力量的魔力和他那巨大的创作权力和潜力的影响之下，而他则对我报以相应的温情时，我在赠给他的《生活，我的姐妹》一书上的题词中有这么几行诗：

您潜心研究我国的收支平衡、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悲剧，

您曾像个飞舞的荷兰人

在任何诗的领域上空歌唱！

我知道，您的道路是真诚的，

但怎么能

在您的真诚的道路上

把您送到这种养老院的拱门之下去的？

十四

有两句关于时代的名言，说是活得更美好，活得更开心了，还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时代最优秀和最有才能的诗人。第二句话使我亲自写信去感谢了这句话的作者，因为这句话使我摆脱了我在三十年代中期快要召开作家代表大会时开始受到的对我的作用的吹捧。我爱我的生活，并满足于这种生活。我不需要额外为它贴金。我不会去想没有秘密和引人注目的生活，也不会去想披着展览橱窗的镜子光辉的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一次他是无辜的。

* * *

[1] 乔·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无神论者。

[2] 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哲学和社会思想的派别，代表保守的贵族利益和反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

[3] 康·巴尔蒙特（1867—1942），俄罗斯诗人。

[4] 迦梨陀娑（生活于350—472年之间），印度诗人、戏剧家。

[5] 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

[6] 薇·斯塔涅维奇（1890—1967），女翻译家。

[7] 帕·亚什维里（1895—1937），格鲁吉亚诗人、社会活动家。

[8] “希加廖夫”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反面人物，此处暗喻1937年叶若夫迫害无辜知识分子的罪行。

[9] 亚·法捷耶夫（1901—1956），俄罗斯作家。下文的“萨沙”是他的昵称。

[10] 谢·特列季亚科夫（1892—1939），俄罗斯作家。

[11] 瓦·舍尔舍涅维奇（1893—1942），俄罗斯诗人、翻译家。

[12] 亚·格林（1880—1932），俄罗斯作家。

[13] 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罗斯诗人、剧作家。

[14] 阿·科利佐夫（1809—1842），俄罗斯诗人。

[15] “伊万王子”是俄罗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他曾经不避艰险骑着灰狼去捉火鸟。

[16] 艾·邓肯（1877—1927），美国舞蹈家，曾一度与叶赛宁结为夫妻。

[17] 列夫（全称“左翼艺术阵线”），1922年在莫斯科出现的文学团体，创办过《列夫》（1923—1925）和《新列夫》（1927—1928）杂志，1929年改组。

[18] 鲍·皮利尼亚克（1894—1941），俄罗斯作家。

[19] 伊·巴别尔（1894—1941），俄罗斯作家。

[20] 康·费定（1892—1977），俄罗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