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 幼年

一

我在二十年代写就的自传习作《安全保护证》中分析了造就我的种种生活环境。遗憾的是那本书被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毫无必要的矫揉造作——给糟蹋了。本篇随笔难于回避某些赘述，但我将尽力不重复。

二

旧历一八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出生在莫斯科市军械胡同里的雷仁家的那幢房子里，对面是个神学院。不知为什么我竟会记得秋天跟奶娘在神学院花园里散步的情景。一条条堆积着落叶的泥泞小路，一个个池塘，一座座堆砌成的小山冈和一只只刷过油漆的拒马，吵吵闹闹的学生们在课间大休息时的游戏与斗殴。

神学院大门的正对面有一栋二层的石头房子，它有一个供出租马车用的院子，我们的套房就在它的大门上方，也就是在大门的拱顶上。

三

幼年的感受是由惊吓和欣喜这两个因素组成的。它们有童话般绚丽的色彩，起源于两个主宰一切和连接一切的中心形象。一个形象是摆在马车市场的上马车行里的标本熊；另一个形象是一个善良的巨人——后背微驼、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哑的出版商彼·彼·康恰洛夫斯基[1]，以及他的家和挂在他家中的谢罗夫[2]、弗鲁别利[3]、家父与瓦斯涅佐夫兄弟[4]的铅笔画、钢笔画和水墨画。

周围的特维尔-亚姆斯克街、特鲁巴街、茨维特诺依林荫路旁的胡同——这些地方都是令人最不放心的，时常会被人拉着手拖开。有些事不必知道，有些话不该听到。可是保姆们和奶娘们却不甘寂寞，那时我们就会被一群形形色色的人包围起来。中午时分，骑马的宪兵们便在兹纳缅斯克兵营的露天操场上接受训练。

同叫花子与女香客的交往，与一批受歧视者及他们的经历为邻，以及附近的林荫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这一切使我过早地产生了对妇女的那种胆战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之情；对双亲的怜悯之情我更是无法忍受，因为他们要先我而死，为了使他们能摆脱地狱之苦，我必须完成一种极其光明的、空前的壮举。

四

我三岁时，全家搬到绘画雕塑建筑学校[5]的公家宿舍里去了。宿舍位于米亚斯尼茨卡亚街，面对邮政总局。我们家在院里的一栋厢房里，在主楼的外边。

主楼是一栋古老而又漂亮的建筑物，它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好。一八一二年的大火没有烧到它。一个世纪以前，在叶卡捷琳娜时代，这栋楼房是共济会[6]分会的一个秘密避难所。米亚斯尼茨卡亚街与尤什科夫胡同的拐角处的一侧弯道上有个带柱子的半圆形阳台。阳台面积很大，它像壁龛似的嵌入墙里，并与绘画学校的大礼堂相连。从阳台可以清楚地看到米亚斯尼茨卡亚街的延续部分。它伸向远方，直通几个火车站。

一八九四年，住在这栋楼房里的人站在这个阳台上观看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迁灵仪式，两年以后又观看了尼古拉二世登基加冕庆典的个别场面。

同学、老师都站在阳台上。母亲抱着我，站在阳台栏杆旁的那群人中间。她脚下出现了一道深谷。谷底的那条铺着细砂的空街在等待中鸦雀无声。军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高声喊着命令，为的是让在场的人都能听见，然而站在阳台上的观众却听不见他们的喊声，因为士兵们排着队把市民从马路上推到人行道边，市民们都屏住了呼吸，寂静一点也不剩地吞噬着所有的声音，如同沙滩吞掉潮水一般。钟声响了，凄凉而又悠长。人们把手伸向头去的动作，像海浪一般从远处滚来，又向远方滚去。莫斯科在脱帽，在划十字祈祷。葬仪的钟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在它的伴奏下，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游行队伍的队首、军队、宗教界人士、披着黑纱和系着饰缨的马匹、华丽得不可思议的柩车、身穿从未见过的另一世纪服装的承宣官。送灵队伍浩浩荡荡，楼房的正面挂着整条整条的黑纱，并被包上了黑布，丧旗低垂着。

绘画学校有摆排场的风气。它归御事部管理。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是它的保护人。绘画学校每次举行庆典和举办展览时，亲王都会亲临现场。亲王长得又瘦又高。他经常参加戈里岑和亚孔奇科夫的家庭晚会，那时我父亲和谢罗夫二人一边用帽子遮着画本，一边偷偷给他画漫画像。

五

院里，在院内的建筑物、杂用房和板棚中间，有一栋厢房，它鹤立鸡群，它对面是一扇通向小花园的篱笆门，花园里长着一些年龄很老的古树。下面的地下室里给同学供应热的早点。楼梯上总是弥漫着油煎包和炸肉饼的油烟。楼梯第二个平台上有扇门通往我们家。再上一层，住着绘画学校的文书。

五十年之后，也就是前不久，在后苏维埃时代，我在尼·谢·罗季昂诺夫著的《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中的莫斯科》一书的第一二五页上，在一八九四年的标题下，读到这么一段话：

“十一月二十三日托尔斯泰携女儿们前去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看望画家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该校校长，并出席了演奏会，参加演奏的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和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尔日马里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

这段文字写得都正确，只有一个小错误。绘画学校的校长是里沃夫亲王，并非家父。

罗季昂诺夫记述的那个夜晚，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午夜时分，我被一种甜蜜的、令人惆怅的痛苦弄醒了，在这之前我从未尝到过这种滋味。我因苦恼和恐惧而叫了起来，哭了起来。可是我的泪水被音乐给淹没了，直到把我惊醒的那段三重奏演奏完时，我的哭声才被人听见。把房间隔成两半的帷幔拉开了，我躺在帷幔的后边。妈妈来了，俯身在我的上方，很快就把我哄得安静下来了。大概是我被抱出去见客人了，也许是我隔着开着的门看见了客厅。客厅里烟雾缥缈，蜡烛闪动着睫毛，好像是烟雾在刺激它们的眼睛。它们把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上过漆的红色木板照得通亮。大钢琴是黑色的。男人们的常礼服也是黑色的。女士们穿着连衣裙，露着肩膀，如同从花篮里露出来的过命名日用的花朵。有两三位老人的白发和一个个烟圈混搅在一起。其中一位，我后来跟他很熟，而且经常见面。他是画家尼·尼·格。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随了我一生，如同伴随大多数人一样，特别是因为我父亲为他的作品绘过插图，常到他家去做客，衷心景仰他，还因为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7]。

为什么我会那么痛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会记得当时的痛苦？那时我在家中已经听惯了钢琴的声音，我妈妈弹得一手好钢琴。我觉得大钢琴的声音是音乐本身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弦乐器的音色，特别是它们在室内乐团中的音色，对我来说是听不惯的，并会把我弄得心神不宁，仿佛是从通风窗口传来的求救声和噩耗。

那年冬天大概有两个人离世——安东·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那夜演奏的好像就是后者的一部著名的三重奏作品。

这个夜晚像一道分界线横在我那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之间。从此，我的记忆起作用了，我的意识也像成年人的意识一样运转起来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长久的间隔或失误。

六

每到春天，学校大厅里举办巡回画派展览会。展品在冬季就从彼得堡运来了。装在木箱里的画被放进了板棚，那一排板棚就在我们的房后，正对着我们的窗户。复活节前，一个个木箱被搬到院子里，并在露天下，在板棚门口被打开。学校的职员打开箱子，把嵌在沉重的框架里的画从箱盖与箱底上旋下来，每人手捧两幅画，穿过院子，把画搬进展览厅去。我们趴在窗台上，贪婪地注视着他们。列宾、米亚索耶多夫、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波列诺夫最著名的一些油画就是这样在我们眼前掠过去的，它们在今天的画廊里和国家收藏品中也占着足足一半数量。

有几位跟我父亲要好的画家，还有他本人，也参加过巡回展览画派的展览会，不过为时较短，而且只是在开头那几年。不久，谢罗夫、列维坦、科罗文、弗鲁别利、伊凡诺夫、我父亲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更年轻的团体——“俄罗斯美术家协会”。

九十年代末，雕刻家帕维尔·特鲁别茨科伊[8]来到了莫斯科，他以前一直生活在意大利。为他专门修建了一间新的工作室，有顶光，它的外墙紧挨着我们家的墙，把我家厨房的窗户给吞并了。以前，这扇窗户面向院子，如今它通向特鲁别茨科伊的雕塑工作室。我们从厨房里观看他雕塑，观看他的造型工罗别基工作，还观看他的模特儿——从为他摆姿势的小孩子和女芭蕾舞演员直到双套马车和骑马的哥萨克。他的工作室很高，门又宽又大，车马进进出出十分方便。

也正是在那间厨房里作了种种准备，以便把我父亲为托尔斯泰的《复活》所画的精美插图寄往彼得堡。当时，托尔斯泰那部长篇小说正在彼得堡出版商马尔克斯办的《田地》杂志上连载，是根据加工好的最终定稿一章接一章地发表的。工作十分紧张。我还记得我父亲的匆忙模样。杂志每期按时出版，从不脱期。每期都必须赶在期限前发稿。

托尔斯泰看校样总是拖延时间，在校样上大改特改，所以经常会出现为初稿画的插图不符合他后来改动的情况。不过我父亲的草图都是取材于作家本人进行观察的那些地方——法院、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农村、铁路。大量鲜活的细节和现实主义思维的共性消除了不切题的忧虑。

插图因需快递而搭顺路列车寄出。被招来干此活的是尼古拉耶夫铁路特别快车的列车组。身穿铁路制服大衣的乘务员站在厨房门口等着取画稿，就像站台上站在即将开走的列车的车厢门前一样，这一形象使儿童的想象力大为震惊。

炉子上煮着水胶。大家急急忙忙把画擦干净，喷上定画液，把画贴在硬纸板上，卷起来，捆扎好。捆好的邮包再用火漆封住，然后交给乘务员。

* * *

[1] 彼·彼·康恰洛夫斯基（1875—1956），画家，苏联美术研究院院士。

[2] 瓦·谢罗夫（1865—1911），俄罗斯画家。

[3] 米·弗鲁别利（1856—1910），俄罗斯画家。

[4] 维·瓦斯涅佐夫（1848—1926）与阿·瓦斯涅佐夫（1856—1933），兄弟二人皆为俄罗斯画家。

[5] 以下简称绘画学校。

[6] 十八世纪在欧洲各国产生的宗教神秘组织。共济会号召人们自动修养品德，并号召人们在兄弟般友爱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参加共济会的人大部分是特权家族或资产阶级社会上层人物。在俄国，共济会出现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

[7] 即托尔斯泰。

[8] 帕·特鲁别茨科伊（1866—1938），俄罗斯雕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