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保护证 三

我们是在带着小组偏见的不自然的情况下相识的。此前很久，尤·阿尼西莫夫像一个诗人介绍另一个诗人作品那样给我看了收在《法官的罗网》中的他的诗。但这事是在模仿派的“抒情诗”小组里发生的，模仿派并不羞于表露自己的好感，因而在我们的小组里马雅可夫斯基被认为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友人，是一个巨人。

可是在我不久后参加的那个革新派的“离心机”小组里（那是一九一四年春天的事），我得知舍尔舍涅维奇、波尔沙柯夫和马雅可夫斯基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即将同他们绝非儿戏地交换一下意见。将要与一个已经令我折服过一次的、从远处就越来越吸引我的人争吵的情景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惊异。革新派的独特性全在于此。“离心机”的诞生在整个冬季里伴随着永无休止的口角。整个冬季我只知道要遵守小组纪律，我只是在做为纪律而牺牲自己的趣味与良心的事。我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再一次出卖任何东西。但是这一次我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底的一天，天气很热，我们正坐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一家糖果点心店里。前面提到的那三个人大声谈论着，朝气蓬勃地走进店来，把帽子交给了看门人，一点儿也没有降低刚才被电车和出租运货马车的隆隆声压住的谈话的音量，神气活现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的嗓音都很动听。由此而产生了后来的诗歌朗诵路线。他们穿戴得很考究，我们则很邋遢。对手在各个方面都占据上风。

趁着鲍勃罗夫和舍尔舍涅维奇辩论的时候，——事情的缘由是他们有一次刺伤了我们，我们给予了更粗暴的反击，这件事总该有个了结才是，——我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马雅可夫斯基。好像我当时是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他。

他把“a”音读成“Э”，这种读法就像用一小块铁板轻轻地振动他的发音，这本是演员的一个特点。他有意表现出的生硬态度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其他职业和其他社会地位的人的一个特点。在令人惊讶方面他并不孤立。他的伙伴们就在他身旁。其中之一像他一样在扮演花花公子的角色，另一个像他一样是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但是所有这些相似之处不但没有冲淡马雅可夫斯基的独特性，反而使它显得更突出了。他不是在扮演个别角色，而是同时在扮演所有的角色，与扮演角色相反的是他在拿生命当儿戏。后面这一点毋需联想到他的未来结局就能让人一目了然的。正是这一点使人对他既眷恋又害怕。

虽说任何人在行走和站立时都能让别人看到他的全身，可是同样的情况在马雅可夫斯基露面时却显得很奇妙，会迫使大家转向他那边去。自然的现象在他身上就好像是超自然的。原因并不是他的身高，而是另一个更普通和更难以察觉的特点。他会比别人程度更大地作全身亮相。已表露出来的和已确定下来的东西在他身上有很多，而在大多数人身上则很少见，因为他们只是偶尔地、只是在受到极大震惊的特殊情况下才会从尚未考虑成熟的打算和未实现的意图的黑暗天地中走出来亮相。他好似生存在为日后应付各种情况而大刀阔斧地度过一段巨大的精神生活的第二天，所以大家看到的他已处于这一生活的一大捆不可逆转的后果之中了。他坐到椅子上，就像骑在摩托车的鞍座上似的，身体前倾，切开并快速地吞咽维也纳煎肉排，斜着眼却不转过头去地玩扑克牌，威严地在库兹涅茨克大街上漫步，用鼻音瓮声瓮气地像吟诵弥撒曲似的哼着他自己或别人的作品中涵义特别深邃的片断，皱眉蹙额，越长越高，到处登台亮相。在这一切的背后，就像在已起跑的滑冰运动员的直线跑道那边似的，永远可以隐约地看到他的超前于一切日子的那一天——即他奇妙地起跑的那一天，这一起跑使他大幅度地和从容不迫地施展开身子了。在他的沉着的风度背后好像有一种类似于决定的东西，这种决定已付诸于实施，而其后果则已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决定其实就是他的天才，与这份天才的相遇曾使他感到大为震惊，因此它成了他的终身选题，他毫不怜惜和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完成这个选题。

然而，他还年轻，这一选题所需要的形式还是后话。选题却是饕餮的，它不能容忍拖延。因此在开始时，为了投其所好，不得不先想到自己的未来，而姿态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实施的预言。

这些姿态在最高的自我表现的领域里是很自然的，就像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则一样，他从其中选出了外表完整的姿态，它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个最难摆的姿态，对于亲朋好友来说则是个最高尚的姿态。这个姿态他摆得完美无疵，以至现在几乎没有可能来评述它的底蕴了。

然而，强烈的羞怯心正是他的肆无忌惮行为的动力，而他的虚假毅力下面则隐藏着非常多疑的和喜欢无端犯愁的优柔寡断的性格。他的黄色棉袄的机理也是同样虚假的。他根本不是用它来抵制小市民阶层的西装上衣，而是用它来对付他自身的那种黑天鹅绒般的天才，这种天才的黑眉毛艳丽得腻人的样子早就开始使他感到愤懑不堪了，而这种感情在天赋较低的人身上则来得较迟。因为任何人也不会像他那样知道那种不会被冰水慢慢地激怒的天然火焰的全部庸俗性，也不会像他那样知道足以传宗接代的激情对于创作来说是不够的，创作需要的是能够延续人类形象的那种激情，也就是内在地类似于其他种种激情的、而新颖之处则内在地类似于一个新许诺的那种激情。

谈判突然结束了。我们本该消灭掉的那些对手毫发未损地走了。达成的和解条件对于我们来说多半是屈辱的。

这时外面天黑了，开始稀稀拉拉地下雨了。对手撤走之后，糖果点心店里空旷得令人压抑。屋里显现出了苍蝇、吃剩的点心和因盛过热牛奶而失去光泽的玻璃杯。可是雷雨并没有下成。阳光欢乐地洒在印有淡紫色小花点的护墙板上。这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历史的波折已迫在眉睫。可是有谁去在关心想它们呢？丑陋的城市像是在《金色的小公鸡》[15]里那样闪耀着珐琅和金属薄片的光泽。杨树的绿叶亮得像是涂上油漆似的。这是最后一次涂上的刺目的草绿色，它们很快就要与这颜色永远分手了。我为马雅可夫斯基而发狂，并且已经在想念他了。难道还需要补充说我所背叛的根本就不是我想要背叛的那些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