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象征 第一章　探索无意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陵墓的入口。

梦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dreams

人类会使用口语或者书面语来表达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人类的语言充满了象征，但也经常运用一些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描述性内容的符号和图像，它们其中有些是缩写或者一些单词首字母的大写组合，例如，UN（联合国）、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些是人们熟悉的商标、专利药品名称、徽章或者标志。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意义，它们通过常见的使用方法或特定目的而获得了公认的含义。但这些东西并非象征。它们只是符号，除了表示它们所代表的对象之外，再无其他。

我们所称作的象征是一个术语、一个名称，或者甚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画面，其除了传统和明显的意义之外，还有特定的内涵。对我们而言，它意味着一些模糊的、未知的或者隐藏的内容。比如，克里特岛上的许多遗迹都刻有双锛图案，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物体，但我们不知道它的象征意义。再举一例，有个印第安人到英国旅游归来之后，跟他家乡的朋友说英国人崇拜动物，因为他在老教堂里看到了鹰、狮子和公牛。但他没有意识到（许多基督教徒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动物是福音传道者的象征，来自以西结的异象，而这些又和埃及太阳神荷鲁斯(Horus)以及他的4个儿子有相似之处。此外，诸如轮子和十字的物体遍布世界各地，但它们只在特定的情境下才有象征的意义。准确地说，它们象征什么仍是有争议的推测。

因此，当一个词或者一个意象所暗示的内容超出其明显和直接的意义时，那么它就具有象征的含义。它拥有更加广阔的“无意识”一面，其从未被精确地定义或完整地解释。当理智开始探索这个象征的时候，它会带来超出理性理解范围的想法。轮子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向“神圣的”太阳的概念，但在这一点上，理性要承认自己的无能，人类无法定义一个“神圣的”存在。尽管我们的理智存在局限，但当我们称某种东西为“神圣的”之时，我们只是为其命名，这个名字可能是基于某个信条，但绝非基于实际的证据。

由于有无数事物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因此我们要经常使用象征的术语来表示我们无法定义或者无法完全理解的概念。这就是所有宗教都会使用象征的语言或者意象的原因之一。但这种意识性地使用象征，仅仅是无比重要的心理事实的一方面：人类也会无意识地、自发地以梦的形式产生象征。

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想对人类精神的运作方式了解更多，就必须理解这一点。我们稍做思考就能明白，人类是不可能完整地感知或者完全理解任何事物的。人能看、能听、能摸、能尝，但能看多远，能听多清，能从触摸中感触到什么，以及品尝到什么味道，都取决于自己的感官的数量以及质量，而这些限制了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通过使用科学仪器，人可以部分地弥补自己感官上的缺陷，比如，人可以通过望远镜扩大视野范围，或者借助电子放大器扩大听力范围，但是哪怕最精密的仪器，也只能把远处或者小的物体带到其视野范围，或者让微弱的声音听起来更清晰。无论人类使用什么工具，它都会在某一时刻到达确定性的边缘，而超过这一点，有意识的知识便无法到达了。

上图（约公元前1250年），沙特尔(Chartres)大教堂的浮雕中，4名福音传教士中的3名以动物的形象出现：狮子象征马太福音，牛象征马可福音，鹰象征约翰福音。类似地，埃及太阳神荷鲁斯的3个儿子也是动物。动物和4人组是普遍的宗教符号。

在许多社会中，太阳的图像表达了人类神秘的宗教体验。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王座背面的装饰被一个太阳圆盘占据，射线末端的手象征着太阳赋予生命的力量。

20世纪的日本，一位僧人在一面镜子前祈祷，镜子在神道教中代表神圣的太阳。

此外，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还有无意识的方面。第一方面的事实是，即使我们的感官对真实的现象、景象和声音做出反应，它们也会以某种方式从现实的世界转入内心世界。进入内心之后，它们就成为精神事件，其根本的性质是不可知的（因为心灵无法知道它自己的精神实质）。因此，每一种经验都包含无限多的未知因素，更不必说每一个具体对象在某些方面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事物自身的根本性质。

用显微镜可将钨原子放大200万倍。

图片中心的点是最远可见的星系。不管人的感官延伸到什么程度，他的意识知觉仍然是有限的。

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在意识层面注意到，可以说，它们一直处在意识的阈限之下。它们已经发生，但只是被下意识地吸收了，而我们的意识并未注意到。我们只有在某个直觉的瞬间，或者通过深思的过程，才能意识到这些事情的发生，而且是在这个直觉的瞬间或在深思的过程之后，我们才发现它们一定发生过——尽管最初我们可能忽略了它们在情感和事实上的重要性，但后来，这种重要性会以某种事后想法的形式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

比如，它们会以梦的形式出现。一般来说，任何事件的无意识一面都会通过梦呈现出来，但它在梦中并非一种理性的思想，而是一种象征的意象。在历史上，对梦的研究最先使心理学家能够探索有意识心理事件的无意识一面。

心理学家正是基于这样的证据而假设无意识心理的存在——尽管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否认它的存在。他们天真地认为，做这样的假设就暗示了两个“主体”的存在，或者（通俗地讲）是同一个个体内的两种人格。但这正是它所包含的意思，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现代人的诸多诅咒之一，很多人饱受这种分裂的人格之苦。但这绝不是一种病理性的症状，而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到的正常现象，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的，不仅仅是神经症患者。这种困境是一种普遍的无意识症状，不可否认的是，无意识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人类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又艰辛的过程，在经历数不清的岁月之后才达到今天的文明状态（粗略地讲，这可以回溯到公元前4000年文字的发明）。这一进化远未完成，因为人类心理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处在黑暗之中，我们所称作的“心灵”绝不等同于我们的意识及其内容。

否认无意识存在的人实际上是在假设我们现在对心灵的认识便是全部，很明显这个信念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假设自己知道自然宇宙的一切一样。我们的心灵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有无限的奥秘。因此我们既不能定义心灵，也不能定义自然。我们只能陈述我们认为它们是什么，并尽我们所能地描述它们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撇开医学探究所积累的证据不谈，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驳类似于“无意识并不存在”的论述。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表达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厌新主义”(misoneism)——对新生事物的恐惧。

这种对人类心灵中未知部分的思想所产生的抗拒是有历史原因的。意识是自然中最近的产物，它仍处于“实验”的状态。它很脆弱，会受到特定危险的威胁，容易受伤。正如人类学家所指出的，原始人中最常见的精神失常之一就是他们所称作的“灵魂的丧失”——顾名思义，就是明显的意识分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解离）。

这些原始人的意识发展水平和我们的不一样，“灵魂”（或心灵）没有被视为一个单位。很多原始人认为，人们和他一样，都有一个“丛林灵魂”，这个灵魂化身为一个动物或者一棵树，人类个体与之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同一性。这就是著名的法国民族学家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ühl)所称作的“神秘参与”(mystical participation)。后来迫于负面批评的压力，他撤回了这个概念，但我认为他的批评者们错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事实，即个体可能会拥有与其他人或物体相同的无意识身份。

这个身份在原始人中有很多种形式。如果丛林灵魂是动物的灵魂，那么动物便被视为人类的兄弟。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兄弟是鳄鱼，其在鳄鱼出没的河里游泳便被认为是安全的。如果丛林灵魂是一棵树，那么这棵树便被认为对与之相关的个体具有类似于父母的权威。在这两种情况下，可以将对丛林灵魂的伤害解释为对人的伤害。

在一些部落里，人们认为一个人拥有许多灵魂。这种信念表达了一些原始个体的感受，即他们每个人都是由几个彼此相互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单元构成的。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灵远没有被安全地合成；相反，在不受控制的情绪的冲击之下，它很容易就会分裂。

虽然我们是通过人类学家的研究熟悉了这种情况，但它与我们自己的先进文明之间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毫不相干。我们也会变得解离，失去自我认同。我们可能会被情绪控制和改变，或者变得不可理喻，不能回忆起与自己或他人有关的重要事实，因此，人们会问：“你被什么魔鬼附体了？”我们会说能够“控制自己”，但自控是一种非常罕见又非凡的美德。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可能控制自己，然而，我们的朋友可以很容易地告诉我们那些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内容。

毫无疑问，即使在我们所称作的高度文明中，人类意识也尚未达到合理的连续水平。它仍然很脆弱，并且有解体的风险。这种能够独立分离出一部分思想的能力的确是一种可贵的特性，它使我们能够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同时把其他需要我们注意的内容排除在外。但是，有意识地分裂与暂时压抑心灵中的某一部分，或是这种情形在某种情况下自然发生，而没有被个人知情或同意，甚至违背个人意愿，这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前者是文明的成就，后者是原始的“灵魂的丧失”的状况，甚至是神经症的病理原因。

因此，即使是在当今世界，意识的统一体依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它太容易被破坏了。因此，从一个角度看，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可能是非常理想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能力是一项令人怀疑的成就，因为它会剥夺社会交往的多样性、色彩和温暖。

“解离”指的是心灵的分裂，会导致神经症。这种状态最著名的虚构例子，出现在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在1886年首次出版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中。故事中，杰基尔博士(Dr. Jekyll)的“分裂”呈现出一种物理形式上的变化，而不只是（像现实中那样）一种内在心理状态的变化。上图是（1931年电影版中的）“海德先生”(Mr. Hyde)——杰基尔的“另一半”。原始人把解离称为“灵魂的丧失”。他们相信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灵魂之外，还有一个“丛林灵魂”。

一个来自西非中部的尼扬加(Nyanga)部落的人，他戴着犀鸟的面具——他认为犀鸟是他的灵魂。

电话接线员在繁忙的总机上同时接听许多电话。在这样的工作中，人们将他们的意识“分裂”成多个部分，以分别集中注意力。但这种分裂是可控的、暂时的，不是自发的、不正常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才必须重新审视梦的重要性，即审视那些脆弱的、难以捉摸的、不可靠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幻想的重要性。为了解释我的观点，我想描述一下它是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出来的，以及我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梦是研究人类象征功能的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来源。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是最早从经验的角度对意识的无意识背景进行探索的先驱，他研究一个普遍的假设，即梦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意识的思想和问题有关系。这个假设一点都不武断，它建立在一些著名神经病理学家［如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即神经症状与一些意识的经验有关，它们甚至似乎是意识心理的分裂区域，其在其他时间和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是意识的。

在20世纪初之前，弗洛伊德和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已经认识到神经症的症状——歇斯底里、某些类型的疼痛和异常行为——实际上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是无意识心理的一种自我表达形式，就像在梦中一样，它们都有象征的意义。例如，当一个病人在面临难以忍受的状况时，他可能会在吞咽的时候痉挛：他“不能吞咽”。在类似的心理压力条件下，另一个病人可能会突发哮喘：他“不能呼吸”。第三个人的腿可能会有特殊的麻痹：他不能走，也就是说，他“不能迈开步子了”。第四个人会在吃东西后呕吐，出现一些“不能消化”的状况。我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但这种生理反应只是困扰我们的诸多问题无意识地表现出的一种形式。它们经常在我们的梦里出现。

只要听过很多人讲述的梦，任何心理学家就都会知道，梦的象征比神经症的生理症状更加具有多样性。它们通常是由精心设计的且生动的幻想构成。但是，如果分析师在面对这些梦的时候使用弗洛伊德创造的技术“自由联想”，其会发现梦最终可以被简化为某些基本的模式。这项技术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使弗洛伊德能够以梦为起点，探索病人的无意识问题。

在极端的群体歇斯底里症（过去称之为“附体”）的病例中，有意识的思维和普通的感觉似乎黯然失色。上图，巴厘剑舞的狂热使舞者进入恍惚状态，有时候会把他们手中的武器转头对准自己。

摇滚乐在它的全盛时期，似乎能引起一种类似恍惚状态的兴奋。

在原始人中，“附体”指神或魔鬼控制了人的身体。上图，一位海地妇女在宗教狂喜中昏倒。

被认为被盖德神(Ghede)“附体”的海地人——盖德神总是以这种姿势出现，双腿交叉，嘴里叼着烟。

美国田纳西州的一种宗教崇拜。这种崇拜的仪式包括玩弄毒蛇。歇斯底里会随着音乐、歌唱和拍手而发生，然后人们互相传递蛇（有时参与者会被咬伤致死）。

现代精神分析的伟大先驱们，摄于1911年德国魏玛的精神分析会议。下方标识了一些主要人物。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2.奥托·兰克（维也纳）；3.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克罗伊茨林根）；4.A.A.布里尔；5.马克斯·艾亭顿（柏林）；6.詹姆斯·J.普特南（波士顿）；7.欧内斯特·琼斯（多伦多）；8.威廉·斯泰克（维也纳）；9.尤金·布洛伊勒（苏黎世）；10.艾玛·荣格（库斯纳赫特）；11.桑多·费伦齐（布达佩斯）；12.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库斯纳赫特）

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设计的“墨迹”测试。印迹的形状可以作为自由联想的刺激，事实上，几乎任何不规则的自由形状都能激发联想过程。列奥纳多·达·芬奇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有时你应该不难停下来看看墙壁上的污渍，或火的灰烬，或云，或泥，或类似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你可能会发现真正了不起的想法。”

弗洛伊德所做的观察简单但很深刻，即如果鼓励梦者去谈论梦中的意象和心中的想法，在他所说和刻意省略的内容中，他会露出马脚，同时揭示出疾病的无意识背景。他的想法似乎不合理且毫无关联，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比较容易看出他在试图回避什么，在压抑什么不愉快的想法或经历了。无论他如何试图掩饰，他所讲的一切都指向他困境的核心。医生看到了太多生活阴暗一面的东西，所以当他把病人的暗示解释为良心不安的表现时，他讲的基本上都是真的。不幸的是，他最终的发现证实了自己的期望。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明确反对弗洛伊德提出的压抑和愿望实现是梦之象征的明显成因这一理论。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梦是“自由联想”过程的起点。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这是一种误导，是对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丰富幻想的不充分利用。我的一位同事将他在俄罗斯坐火车长途旅行的一段经历告诉我之后，我真的开始怀疑了。尽管他不懂当地语言，甚至看不懂西里尔(Cyrillic)字母，但他发现当自己在默想那些写有铁路通知的奇怪字母时，他陷入了一种遐想，想象着它们的各种含义。

想法接连出现，他在轻松的心情中发现“自由联想”唤起了很多旧的回忆。在这些回忆中，他发现了一些埋藏已久的令人不快的主题，他对此感到很恼火，这些都是他希望忘记的主题，还有他有意识去忘记的。事实上，他已经形成了心理学家所称作的“情结”，也就是说，被压抑的情感主题会导致持续的心理困扰，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会产生神经症状。

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如果想要发现病人的情结，实际上“自由联想”过程的起点并不一定要是梦。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从罗盘上的任何一点到达圆心。我们可以从西里尔字母开始，从对着一个水晶球、转经筒或者一幅现代绘画的冥想开始，甚至从关于一些琐事的日常交谈开始。在这方面，梦和其他的出发点一样，都是同样有用的。然而，梦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即使它们通常源于某种情绪的不安，其中也会涉及其他习惯性的情结。（习惯性的情结是心理中比较脆弱的点，其对外界刺激或干扰的反应最为迅速。）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联想能够引导我们从任何梦境到关键的秘密思想上。

两种不同的可能引发自由联想的刺激：藏族乞丐旋转的转经轮，算命师的水晶球（英国集市上的现代晶球幻视者）。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想到（如果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正确的）这可以合理地做出推论，梦有一些特殊且更重要的功能。梦通常有一个明确且明显有目的的结构，揭示一个潜在的想法或意图——尽管意图通常不能被立刻理解。因此，我开始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关注梦的实际形式和内容，而非让“自由联想”引导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想法到达情结，毕竟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很容易到达。

这一新的思想是我的心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意味着我逐渐放弃了那些远离梦境的联想。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与梦本身的联系上，相信梦表达的是无意识想要传达的某些特定内容。

我对梦的态度的转变包括方法的改变，这个新的方法可以考虑到梦的所有种种更加广泛的方面。一个由意识的头脑所讲述的故事，有一个开始、一个发展和一个结束，但梦并非如此。它在时空上的维度是不同的。要理解它，你必须从每一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就像你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物体，你要反复地转动它，直到你熟悉它形状的每一个细节。

或许我现在已经讲得够多了，足以表明我是如何越来越不认同弗洛伊德最初使用的“自由”联想：我想要尽可能地接近梦的本身，排除它可能唤起的所有不相关的想法和联想。诚然，这些可能会导向病人的各种情结，但我心中有一个比发现导致神经紊乱的情结还要更加深远的目标。这些情结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进行识别，例如，心理学家可以使用字词联想实验来获得他所需要的线索（询问病人对给定的一组单词有什么联想，然后研究他的反应）。但要了解和理解一个人整个人格的精神生活过程，意识到他的梦以及它们的象征意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无数各式各样的意象可以象征（或者说以寓言的形式呈现）性行为。通过联想的过程，每一个意象都能使人产生性交的想法，以及导向任何人都可能有的关于自己所持性态度的特定情结。但人们也可以通过一套难以辨认的俄文字母上产生的白日梦来发掘这种情结。因此，我提出假设，即梦包含的是一些信息，而非性的寓言。之所以如此是有明确的缘由的。这里举例说明这一点。

一位男士可能会梦到把钥匙插入锁中，挥舞一根沉重的棍子，或者用攻城槌砸开一扇门。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性的寓言。但无意识出于其自身的目的，选用了其中的一个特定意象——可能是钥匙、棍子或者攻城槌——这一事实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真正的任务是去理解为什么是钥匙而不是棍子，或者是棍子而不是槌。有时候，这会使我们发现它根本不是性行为所代表的内容，而是相当不同的心理学要点。

我根据这个推理得出结论，只有梦中明显和清晰的材料才能被用来解释梦。梦有自己的局限性，它本身的特定形式告诉我们什么属于它，而什么带我们远离它。“自由”联想以某种曲折的方式吸引我们远离那些材料本身，而我使用的方法更像是以梦的画面为中心绕圈子，我围绕着梦的画面进行工作，同时不理会梦者试图摆脱它的每一次尝试。在专业工作中，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话：“让我们回到你的梦中。梦说了什么？”

例如，我的一位病人梦到一个醉醺醺、衣衫不整的粗俗女人。在梦中，这个女人似乎是他的妻子，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妻子与之完全不同。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个梦是非常不真实的，病人立即把它视为胡言乱语而不予理睬。作为他的医生，我如果让他开始一个联想的过程，他将不可避免地尝试摆脱那些他的梦中不好的暗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以一个主要的情结结束——可能是一个和他的妻子没有任何关系的情结——这样我们就不会了解到这个独特的梦的特定含义。

关于性行为的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意象数不胜数，其中之一是“猎鹿”，16世纪德国艺术家克拉纳赫(Cranach)画作中就有这样一个细节。猎鹿这一行为中的性暗示，可以由一首叫《看守人》(The Keeper)的中世纪英语民谣来诠释：他射第一只母鹿，没有射中；他优雅地亲吻了第二只母鹿；第三只母鹿跑到了他的心中，在一丛绿叶中间，啊好绿的叶子。

那么，他的无意识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明显不真实的描述来传递什么信息呢？显然，不管怎么说，它呈现的是有关一个堕落女性的想法，而她与梦者的生活紧密相关。但既然把这个意象投射到他的妻子身上不合理，事实上也不真实，那么在我能够发现这个令人厌恶的形象所代表的意义之前，我不得不继续寻找。

在中世纪，早在生理学家证明我们每个人的腺结构中都有男性和女性元素之前，就有人说“每个男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女人”。我把每一个男性身上的这种女性元素称为“阿尼玛”(anima)。这种“女性特质的”一面本质上是一种有关周围环境尤其是面对女性的自卑，其被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不让别人知道，也不让自己知道。换句话说，尽管个体的外显人格看起来很正常，但他很可能对他人——甚至自己——隐瞒了“内在的女性”的可悲的处境。

这位病人的情况便是如此：他的女性一面并不好。他的梦实际上在告诉他：“你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像个堕落的女人。”（当然，这类的例子不能作为无意识与“道德”自我约束有关的证据。这个梦并不是在告诉病人“要表现得更好”，而只是试图平衡他的意识实质上存在的不平衡性，即意识维持着他始终是一个完美绅士的假象。）

为什么梦者往往忽视甚至否认他们的梦的信息，便很容易理解了：意识自然地抗拒任何无意识的或者未知的东西。我已经指出，在原始人中存在着人类学家所称的“厌新”，即对新生事物的一种深刻且迷信的恐惧。这些原始人的反应与野生动物对不幸偶发事件的反应并无差别，而“文明人”对新思想的反应也大同小异，他们在心中设置障碍，以保护自己不受到新事物带来的冲击。这在一个人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想法时，可以很容易观察到。哲学、科学乃至文学的许多先驱，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固有的保守主义的受害者。心理学是最年轻的科学之一，它试图研究无意识的运作，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极端的厌新形式。

一把钥匙插在锁上可能是性的象征，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图是15世纪佛兰德斯(Flemish)画家康平(Campin)的一幅祭坛画的局部。门象征着希望，锁象征着慈善，钥匙象征着对上帝的渴望。

英国一名主教在教堂举行献祭仪式时，会用一根棍子敲教堂的门，这是一种传统的仪式。很明显，棍子不是生殖器的象征，而是权威和牧羊人拐杖的象征。没有一个单独的象征意象可以被说成具有教条性的固定的、普遍的意义。

“阿尼玛”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元素（它和女性无意识中的“阿尼姆斯”将在第三章讨论）。这种内在的二元性是由一个雌雄同体的形象来象征的，就像上图所示，来自17世纪炼金术手稿的戴王冠的雌雄同体。

人类精神上的“双性”的物理形象：一个带有染色体的人类细胞。所有的生物体都有两套染色体，分别来自父母双方。

“厌新主义”是一种对新思想的非理性恐惧和憎恨，它是公众接受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主要障碍，它还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1925年，一位名叫斯科普斯(Scopes)的美国教师因讲授进化论而受审。在审判中，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为斯科普斯辩护。

上图为斯科普斯。

反达尔文的例子再比如这幅漫画，出自1861年出版的英国杂志《重拳》(Punch)。

美国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以轻松的态度看待错误观念，他曾写道，他的伯母担心“到处都在漏电”。

无意识的过去和未来 Past and future in the unconscious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概述了我研究梦的原理，因为当我们想要研究人产生象征的能力时，梦被证明是最基本又最容易接触到的材料。处理梦的两个基本要点是：第一，梦应该被视为一个事实，我们不应该对这个事实做出任何假设，除非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第二，梦是无意识的特定表达。

我想我已经用最适当的方式讲出了这些原则。不管一个人认为无意识有多不值一提，他也必须承认无意识是值得研究的。无意识至少和虱子在一个水平上，而虱子毕竟也是昆虫学家实实在在感兴趣的东西。如果，一个对梦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认为梦只是毫无意义的混沌事件，他有这样想的自由。但如果我们假设它们是正常事件（事实上它们就是正常事件），那么我们便认为它们要么是有来由的，例如，它们的存在有一个合理的原因，要么具有某种程度的目的性。或者二者兼有之。

我们现在进一步探索，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内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你有时会突然发现自己记不起来接下来要说的话，尽管在片刻之前你还有清晰的想法，或者你正要跟人介绍一个新朋友，而当你正要说出对方名字的时候却忘记了。你说自己不记得了，但实际上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了无意识，或者至少暂时脱离了意识。我们在感官上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隐约听到一个连续的音符，声音似乎在有规律地暂停，然后重新开始。这种震荡是一个人的注意力周期性地降低或提升导致的，而不是缘于音符的任何变化。

因此，当某些东西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时，它并非不复存在，就像消失在街角的汽车也不是从空气中消失了，它只是看不见了。就像我们以后可能会再次看到那辆汽车一样，我们还会遇到那些暂时消失的想法。

因此，部分无意识是由大量暂时模糊的思想、印象和画面构成的，尽管这些内容已经丢失，但仍在持续影响我们的意识思维。一个分心或“心不在焉”的人在穿过房间去拿东西时，可能会突然停下来，似乎很困惑：他忘记了自己要去拿什么了。或者他的手在桌上摸索着，好像梦游一样，他忘记了自己最初的目的，却无意识地受其引导，然后他又突然想起来自己要找的是什么了。他的无意识在促使他这样做。

如果你观察一位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你会发现他在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似乎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但如果你去问他，你会发现他要么没有意识到它们，要么头脑中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听得见又听不见，他看得到但又看不到，他知道却又无知。这样的例子非常普遍，以至于专家们很快理解，大脑中的无意识内容表现得好像它们是属于意识的一样，而在这些情形中，你永远无法确定思想、言语或行为是否是属于意识的。

正是这种行为，使得很多医生把癔症病人的陈述视为彻头彻尾的谎言而不予理睬。当然，这类人会比我们大多数人讲出更多的谎言，但“谎言”并非一个恰当的词。事实上，他们的精神状态导致了行为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意识很容易被无意识的干扰所掩盖，甚至他们的皮肤感觉也可能显示出类似的觉察上的波动。在某个时刻，癔症患者可能会感觉到手臂上被针刺了一下；下一秒，这种感觉可能又会悄无声息地溜走。如果他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点上，他的整个身体就会进入完全麻痹的状态，直到引起感觉丧失的紧张感得到放松为止。这时知觉会立刻恢复。然而，他的无意识对发生的事情一直是有感知的。

当医生给这样的病人进行催眠的时候，就很能够看清楚这个过程。很容易证明病人知道每一个细节，手臂上的刺痛或在丧失意识时所说的话都能够被准确地回忆起来，就像没有麻痹或“健忘”一样。我记得一位妇女曾在完全昏迷的状态下被送进诊所，当她在第二天恢复知觉的时候，她知道自己是谁，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是怎么来的，是为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然而，在我对她进行催眠之后，她告诉我自己为什么病了，她是怎么被送到医院的，是谁收治的她。所有这些细节都得到了证实，她甚至能说出自己被收治的时间，因为她在大厅看到了一个钟表。在催眠的状态下，她的记忆非常清晰，好像她一直都是完全清醒的一样。

当我们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通常必须引用临床观察提供的证据。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批评者认为，无意识及其所有微妙的表现只属于精神病理学的范畴。他们将任何无意识的表现都视为神经症的或者精神病的，与正常的心理状态无关。但是神经症的现象绝不仅仅是疾病的产物。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正常事件的夸大表现，只是因为被夸大了，它们才比正常的类似现象更加明显。其实所有正常人都有癔症的症状，但这些症状都很轻微，通常不会引起注意。

例如，遗忘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注意力的转移，某些有意思的想法暂时失去了它们特定的能量。当兴趣转移到别处的时候，其之前关注的内容便会被留在阴影里，就像探照灯把一片区域照亮，其他区域依然漆黑一样。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意识一次只能保持几个画面的完全清晰，甚至这种清晰也会有波动。

但是，被忘记的想法并非不复存在。虽然它们不能随意复制，但它们以阈下(subliminal)的状态存在着——就像在记忆的门槛之外——它们可以从这种状态中随时自发地出现，这通常发生在完全遗忘多年之后。

我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有意识地看到或听到，但随后被遗忘的事情。但当我们在看、听、闻、尝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当下并没有注意到它们，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也可能是因为它们对感官的刺激太弱，以至于无法留下有意识的印象。然而，无意识已经注意到了它们，而这种阈下的感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时候影响了我们对事件和人的反应。

我认为某位教授提供的例子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和他的学生在乡下散步，正在认真地进行讨论。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思绪被一阵预料之外的童年早期记忆打断了。他无法解释这次分心的原因，刚才讨论的一切也和这些记忆无关。在回想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出儿时最早的回忆场景：自己正走过一个农场。他随即提议学生和他一起走回到这阵回忆开始时他们所在的那个位置。一到那里，他就注意到了鹅的味道，立刻意识到正是这种味道勾起了他的回忆。

他小的时候曾在一个养鹅的农场生活过，鹅特有的气味给他留下了一个虽然被遗忘但又持续存留的印象。当他步行经过一个农场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注意到了这个气味，这种无意识的感知使他想起了他早已忘记的童年经历。这种知觉是阈下的，因为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同时刺激强度又不足以转移它并使其直接到达意识。然而，它带来了“被遗忘”的记忆。

这样的“提示”或“触发”效应可以解释神经症的发作，也可以解释当一个景象、气味或声音使人唤起过去的某个情境时产生的亲切回忆。例如，一个女孩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很忙，看起来身体很好，精神也不错。但过了一会儿，她出现严重的头痛，并表现出其他痛苦的迹象。事实上是她没有在意识层面注意到，她听到远处轮船的雾号声，这使她无意识地想起了一段她竭力想忘记的与曾经一位对象的不愉快分手经历。

除了正常的遗忘，弗洛伊德还描述了几个涉及不愉快记忆的“遗忘”案例——一些太容易失去的记忆。正如尼采所说，自尊足够坚决之处，记忆选择让路。因此，在那些失去的记忆中，我们遇到不少人把他们阈下的状态（以及他们缺乏自主令其再现的能力）归因于他们拥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不和谐的本质。心理学家将这些称为“被压抑的”内容。

还有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一位秘书嫉妒她老板的一位副手，她习惯性地忘记邀请这个人参加会议，尽管她手里的名单上明确地列有这个人的名字。但如果有人问她这一点，她只是说她“忘记了”或者“被干扰了”，而从来不会承认——甚至对自己也不承认——她遗漏的真正原因。

很多人错误地高估了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只要不是他们决定或有意做的，头脑中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我们需要学会仔细区分有意和无意的内容。前者源于自我人格，而后者的源头与自我不同，是自我的“另一面”。正是这个“另一面”导致那位秘书忘记邀请。

我们有很多理由忘记我们注意到或者经历过的事情，它们有很多方式被记在脑海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便是内隐记忆(cryptomnesia)，即“隐藏的回忆”(concealed recollection)。一个作家可能正在按照一个预先设想的计划写作，构思出一个论点或一条故事主线，但他突然偏离了主题。也许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者不同的意象，或者一个全新的情节。你问他为什么偏离主题，他也没法告诉你。他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尽管他现在创作出的材料是全新的，显然是他以前不知道的。然而，他所写的东西可以显示出与另外一位作家的作品具有令人信服的、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是一部他认为自己从未读过的作品。

我自己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作者在书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再现了1686年航海日志中所报道的事件，而此前我偶然在一本1835年出版的书中读到过这个海员的故事（比尼采的出版早半个世纪）。而当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发现类似的段落时，我被它独特的风格所震撼，它不同于尼采常用的语言。我确信尼采一定读过那本书，尽管他并没有提到它。我给他依然在人世的妹妹写信，她证实，在她哥哥11岁的时候，他们一起读过这本书。我想，从上下文来看，尼采写的时候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抄袭这个故事。我相信，在那50年过去之后，这个故事意外地出现在他的意识当中，成为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回忆是真实发生的，即使没有被意识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位音乐家身上，他在童年的时候听过的一首乡村歌曲或流行歌曲，在成年后突然成为他创作的交响乐的主题。一种想法或意象已经从无意识回到意识当中。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到的无意识不过是对人类心理中这一复杂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的大致描述。但它应该表明存在某种阈下的材料，我们的梦的象征即可能从其中自发产生。这种阈下的材料包含所有的驱力、冲动和意图，所有的感知和直觉，所有理性或非理性的思想、结论、归纳、推论和前提，还有各式各样的感受。所有这些都可能以一部分的、暂时的或持续的无意识形式出现。

在这则广告中，摆成“大众”商标的玩具汽车可能会在读者的脑海中产生“触发”的效果，唤起无意识的童年记忆。如果这些记忆是愉快的，这种愉快可能（无意识地）与产品和品牌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材料之所以是无意识的，是因为在有意识的头脑中没有容纳它们的空间。一个人的想法当中，有些失去了情感能量变成阈下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再接受我们那么多在意识层面的注意力），因为它们似乎变得毫无兴趣或者无关紧要，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导致我们想把它们推出视线之外。

事实上，我们这种形式的“忘记”是正常且必要的，这能够让我们在意识的心理中为新的印象和想法留出空间。如果不是如此，那么我们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会留在意识的范围，我们的内心将变得拥挤不堪。这一现象在今天已被广泛地接受，以至于但凡对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大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正如意识的内容可以消失在无意识中一样，那些从未被意识化的新内容也可以从无意识来到意识当中。例如，人们可能会感到一种某物即将冲入意识的迹象——“某物在空气中”，或者“闻到老鼠的气味”。无意识不仅仅存储过去的内容，还充满了未来精神状态和思想的萌芽。这一发现让我找到了研究心理学的新方法，一些争议也围绕着这一点出现。但实际上，除了来自遥远的有意识的过去的记忆之外，全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想法也可以从无意识中产生——这些思想和想法以前从未被意识到过。它们就像莲花一样从心灵中幽暗的深处生长出来，形成无意识心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发现这一点，困境有时候会被最令人惊讶的新命题解决；许多艺术家、哲学家，甚至科学家，都把他们一些最好的想法归功于从无意识中迸发的灵感。能够触及丰富的此类材料，并将其有效地转译成为哲学、文学、音乐或科学的发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才特征之一。

我们可以在科学史中找到能够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例如，法国数学家庞加莱(Poincaré)和化学家凯库勒(Kekulé)就把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他们自己也承认）归功于无意识中突然出现的意象的“启示”。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所称作的“神秘”体验，也包含了一个类似的突然启示，他在一瞬间看到了“所有科学的秩序”。多年来，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一直在寻找一个符合他“强烈的双重身份感觉”的故事，结果在一个梦中，《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情节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稍后我将更加详尽地论述这些材料是如何在无意识中产生的，我先研究它们的表现形式。目前，我只想指出当我们在处理梦的象征的时候，人类心灵能够产生这种新材料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我在专业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梦包含的意象和思想只从记忆的角度是不可能解释得通的。它们表达的新思想还未进入意识的范围。

19世纪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在研究苯的分子结构时，梦到了一条嘴里含着尾巴的蛇（这是一个古老的符号：上图是公元前3世纪希腊手稿中的蛇的形象）。

他解释说，梦的意思是，这个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碳环，就像纸上写的那样，上图，摘自他的《有机化学教科书》(Textbook of Organic Chemistry, 1861)。

梦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dreams

我已经详细介绍了我们梦的生活的起源，因为它是大多数象征最初生长的土壤。不幸的是，梦是很难理解的。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梦是由意识心理所讲的非常不一般的故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提前想好自己要说什么，选择最能说明问题的表达方式，并努力使自己的话保持前后逻辑一致。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尽量避免使用复杂的隐喻，因为它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混乱的印象。但梦有着不同的质地。那些看似矛盾又可笑的意象充斥在梦者身上，平凡的事物可以呈现出迷人或危险的一面。

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我们在清醒的状态下组织想法的模式看起来是井然有序的，而无意识组织自己的材料的方式则截然不同。然而，任何停下来记录梦的人都会发现这种反差，这实际上是普通人感到梦如此难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正常清醒时候的经验来看，梦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梦者要么倾向于忽略它们，要么承认它们令人费解。

如果我们首先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或许就会更加容易理解这一点，即我们在看起来井然有序的清醒状态下所组织起来的想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精确。相反，我们越仔细检视它们，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之于我们情绪的重要性）就越不明确，这是因为，我们听到或经历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阈下的内容，即可以进入无意识。即使我们有意识地去记住它们，并随意复制，它们也都已经获得一种无意识的潜在特征，这种潜在特征会在每次回忆起这个想法的时候为其上色。事实上，我们意识的印象很快就会呈现出某种无意识意义的要素，这种意义对我们来说有实际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阈下意义的存在，也没有意识到它是如何扩展并混淆常规意义的。

一条普通的欧洲高速公路，有一个熟悉的标志，意思是“小心动物穿越”。但是开车的人（当他们离开车时，他们的影子出现在前方地面上）能看到大象、犀牛甚至恐龙。这幅画中，瑞士现代艺术家埃尔哈德·雅各比(Erhard Jacoby)创作了一个梦境，准确地描绘了梦的意象明显不合逻辑、前后不连贯的本质。

当然，这种潜在特征因人而异。我们每个人都有接收任何抽象或一般概念的内心环境，因此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应用它们。当我们在交谈中使用“国家”“金钱”“健康”或“社会”这些概念的时候，我假定听我说话的人或多或少能够理解。但可能“或多或少”这个词是我这句话的关键。每个词语对每个人来说，意思都有轻微的差异，即使大家都是来自相同的文化背景，也是如此。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进入一个个体化的语境被理解时，它就会以一种稍个体化的方式被理解和应用。而当人们有着广泛不同的社会、政治、宗教或心理经验时，意义的差异自然就变得巨大。

更多关于梦的非理性和荒诞的例子。上图，18世纪西班牙艺术家戈雅(Goya)的一幅蚀刻画中，猫头鹰和蝙蝠成群结队地飞向一个正在做梦的人。

恶龙或类似的怪物是常见的梦中形象。上图，木版画中一条恶龙追逐着一个梦者，画作取材自《波利菲罗之梦》(The Dream of Poliphilo)，15世纪意大利僧侣弗朗切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的一部幻想作品。

现代艺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的画作《时间是一条没有岸的河》(Time is a River without Banks)。这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联想——鱼、小提琴、钟、情人——具有梦一般的奇异性。

如果一个词的含义基本上等于字面意义，其差异就几乎不可察觉，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当这个词需要一个确切的定义或细致的解释时，我们就会时常发现最惊人的差异，不仅仅是在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上，而是尤其在它的情绪基调和具体应用方式上。通常，这些差异都是阈下的，因此从未被意识到。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差异是多余的或者微乎其微，与日常需求无关。但它们存在的事实表明，即使是最客观的意识内容，也有不确定的灰色地带伴随着它们。哪怕是那些最为精心地定义的哲学或数学概念，我们确信自己并没有为其赋予额外的内容，它们的含义仍然比我们所以为的要多。这是一个精神事件，因此部分是不可知的。你用来计算的数字的意义比你想象的要多，它们同时也是神话的要素［对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来说，它们甚至是神圣的］；但是，当你将数字应用于实际的目的时，你肯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简而言之，我们意识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有它自己的心灵联系。虽然这种联系的程度是不同的（取决于这个概念对我们整个人格的相对重要性，或者取决于我们无意识中与之相关的思想或情结），但它们能够改变概念的“正常”性质。它甚至可能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漂移在意识水平之下。

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每件事的这些阈下一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只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在梦的分析中，心理学家在处理无意识的表达时，它们就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意识思想几乎看不到的根基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普通的物体或者想法在梦中会有如此重要的精神意义，以至于我们苏醒的时候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尽管我们也就是梦到被锁在房间里或者错过火车。

梦产生的意象比清醒状态下的概念和经验更加生动形象。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概念在梦中可以表达出它们在无意识层面的意义。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理性的表述中，这些表述没有它们本来可能有的那般丰富多彩，因为我们已经剥夺了它们大部分的精神联系。

我会想起自己的一个很难解释的梦。在这个梦里，有一个人试图跑到我身后然后跳到我的背上，而我对此人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有一次不知何故提到我说过的一句话，然后把它歪曲成奇怪的含义。但我看不出这一事实与他在我梦中企图扑向我有什么联系。然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出现有人歪曲我所讲内容的情况，可以说非常频繁，以至于我几乎懒得去想这种歪曲是否会让我生气。意识性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是有一定价值的——我很快认识到，这就是这个梦的意义所在。它使用的是奥地利的通俗语言，并将之转译成一个画面感很强的意象。这个短语在日常的讲话中很常见，它是Du kannst mir auf den Buckel steigen（你可以爬到我的背上），意思是“我不在乎你说我什么”。如果是在美国的话，类似的俚语也很容易变成画面出现在梦境中，一个对应的例子如Go jump in the lake（意思是“别来烦我”，字面义是“去跳进湖里”）。

普通数字具有神话色彩的一面，出现在玛雅人的浮雕中（上图，730年），它将时间的数字划分人格化为许多神。

上图的点阵金字塔代表了希腊毕达哥拉斯哲学（公元前6世纪）的“四元体”(tetraktys)，它包括4个数字——1、2、3、4，因此总共有10个点。4和10被毕达哥拉斯学派崇拜为神。

对许多人来说，不仅是数字，像石头和树木这样熟悉的物体也具有象征意义。上图，在印度，旅行者们在路边放置的粗糙石头代表着林伽(lingam)，这在印度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代表着创造力。

上图是一棵西非的树，部落人称它为“ju-ju”或“精灵树”，并赋予它神奇的力量。

可以说，梦中的这个画面是象征性的，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说明情况，而是用一种起初我无法理解的隐喻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点。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它不是梦刻意的“伪装”，它只是反映了我们在理解充满情绪的图像语言方面的缺陷。因为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准确描述事物，我们已经学会了在语言和思想的基础上摒弃幻想的修饰，从而丧失了原始思维的特征。我们大多数人，都把每件物体或想法具有的所有幻想性的精神连接交付给了无意识。另一方面，原始人则仍然意识到这些精神属性，他会将动物、植物或石头赋予一些我们觉得奇怪且不能接受的力量。

例如，一个居住在非洲丛林的人在白天看到了夜行的动物，认为它是巫医临时变成的样子，或者可能认为它是自己部落里的森林灵魂或者某位祖先的精神化身。一棵树可能在原始人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原始人而言，它显然拥有自己的灵魂和声音，同时相关的人会觉得自己与它的命运相同。在南美洲有一些印第安人也会向你保证他们是红鹦鹉，尽管他们很清楚自己没有羽毛、翅膀和喙。因为在原始人的世界里，事物不像在我们“理性”社会里那样有明显的界限。

心理学家所称作的精神认同，或者“神秘参与”，已经从我们的世界中被剥离了出来。但正是这种无意识联想的光环，给原始人的世界带来了丰富多彩又奇妙的一面。我们已经失去了它，以至于当我们再次遇到它的时候，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事情是存在于意识之下的，因为当它们偶然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甚至坚持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有不少受过良好教育且很聪明的人曾找我咨询，他们都有过令他们深感震惊的怪梦、幻想甚至是幻象。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遭遇这些事情，任何一个看到幻象的人都是病态的。一位神学家曾告诉我，以西结的异象不过是一种病态的症状，当摩西和其他先知听到“声音”对他们讲话时，他们就会产生幻觉。你可以想象当这种“自发”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会多么恐慌。我们如此习惯于我们世界表面上的理性本质，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用常识来解释的。而当原始人遭遇这样的冲击，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心智，他们会想到拜物、神灵或诸神。

然而，对我们造成影响的情感是一样的。事实上，来自我们精致文明的恐怖比原始人认为的恶魔更具威胁性。现代文明人的态度，有时让我想起在我这里治疗过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他自己就是个医生。一天早上，我问他怎么样，他回答说，他经历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他用氯化汞给整个天堂彻底消了毒，但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发现上帝的踪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经症或者更严重的疾病。这不是关于上帝或者“害怕上帝”的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焦虑神经症或某种恐惧症。这种情感没有变，但它的对象把它的名称和性质都变糟了。

来自喀麦隆的巫医戴着狮子面具。他并不是假装成狮子，他确信自己是一头狮子。就像尼扬加部落的人和他们的鸟面具一样，他们和动物有着共同的“精神身份”——这种身份存在于神话和象征的领域。

现代“理性”的人试图切断自己与这些精神联结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联结存在于无意识中），对他们来说，铁锹就是铁锹，而狮子也只是字典上说的那样，见上图。

我记得有一位哲学教授曾找我咨询过他对癌症的恐惧。他有这样一种强迫信念，认为自己得了恶性肿瘤，尽管在几十张X光的照片中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哦，我知道没什么，”他会说，“但也许会有什么。”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想法的？它显然来自一种不是由意识深思熟虑地形成的恐惧。这个病态的念头突然将他压倒，自有一种他无法控制的力量。

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承认这一点比一个原始人说他被魔鬼困扰要难得多。在原始文化中，恶灵的邪恶影响至少是种可以接受的假设，但对一个文明人而言，要承认自己的烦恼只不过是来自想象的愚蠢恶作剧，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经验。遭受困扰的原始现象并未消失，它一直都存在，只是被转换成另一种更加令人讨厌的方式。

我做过几次这种现代人和原始人的比较。我将在后文指出，这种比较对理解人类制造象征的倾向，以及梦在表达它们之时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发现许多梦呈现的意象和联想与原始的思想、神话和仪式相似。弗洛伊德将这些梦的意象称为“古老的残余”，这个词表明他们是很久以前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精神元素。这种观点的特征，是认为无意识仅仅是意识的附属物（或者更形象地说，是一个收集所有被意识心理拒绝的内容的垃圾桶）。

圣保罗被他所产生的基督的幻象所震撼，16世纪意大利艺术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一幅画。

爪哇农民献祭一只公鸡来保护他们的田地不受鬼神的侵害。这些信念和实践是原始生活的基础。

在英国艺术家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一件现代雕塑作品中，人类被视为一个机械化的怪物——也许是当今“邪灵”的形象。

我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被抛弃。我认为，这种联想和意象是无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梦者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文盲，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这种现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观察到。它们绝不是毫无生机或毫无意义的“残余”，而是依然在发挥作用，而且由于它们“历史的”性质，它们特别有价值（亨德森博士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会提到这一点）。它们在我们意识性的表达思想的方式，与更原始、更丰富多彩和更形象化的表达方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也正是这种形式直接诉诸感受和情绪。这些“历史的”联想是意识的理性世界和本能世界之间的联系。

我已经讨论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受控制的”思想，和在梦中产生的丰富意象之间有趣的对比。现在你可以看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我们生活在文明世界里，已经剥离了许多想法中情感的能量，我们不能再对这些想法做出反应。我们在言语中使用这些想法，当别人使用它们时，我们则做出常规的反应，但它们不会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需要额外做点什么，把某些东西带回我们身上来，以足够有效地使我们改变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梦的语言”所做的，它的象征意义有如此多的精神能量，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它。

例如，有一位女士以她愚蠢的偏见和对理性论证的顽固排斥而闻名。即使和她争论一夜都无济于事，她根本就听不进去。然而，她的梦似乎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有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女主人在迎接她的时候说：“你能来真是太好了，你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他们正在等着你。”女主人把她领到门口，将门打开，梦者走了进来——进入了一间牛棚！

这个梦的语言很简单，即使傻瓜也能理解。这个梦直接打击了她的妄自尊大，这位女士最初不愿意承认它的意义。然而不论如何，她已经明白了其中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得不接受了它，因为这个自找的笑话总是不经意地在她脑海中蹦出来。

灵魂进一步的形象化，两个例子：上图，地狱般的恶魔降临到圣安东尼面前，16世纪德国艺术家格伦沃尔德(Grünewald)的画作；

上图，一幅19世纪的日本三联画，中间一幅，一名被谋杀男子的鬼魂击倒了凶手。

意识形态的冲突，孕育了许多现代人的“恶魔”。上图，美国漫画家加汉·威尔逊(Gahan Wilson)创作的一幅漫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影子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死亡机器。

俄罗斯杂志《鳄鱼》(Krokodill)的一幅漫画展示了“殖民主义”，一只恶魔般的狼被各个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旗帜驱赶到海里。

这些来自无意识的信息比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还要重要。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我们会受到各式各样的影响。其他人会刺激我们或使我们感到沮丧，办公室或社交生活中的事件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些事情诱导我们不能走上适合自己个性的道路。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对我们意识的影响，我们的意识几乎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它们面前，并受到来自它们的干扰。尤其是对一个内心的外倾态度让其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外部事物上的人，或者对一个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格感到自卑或怀疑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意识越受偏见、错误、幻想和幼稚愿望的影响，已有的间隙会被扩得越大，最终成为神经症的解离，产生一种或多或少的虚假生活，远离健康的本能、自然和真理。

梦的一般功能是试图通过产生梦的材料来恢复我们的心理平衡。这种材料以微妙的方式重建整体的心理平衡，这就是我所说的梦在我们精神构成中的补充（或补偿）作用。它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有不切实际想法或对自己评价过高的人，或那些制订与实际能力不符的宏伟计划的人，会梦到飞翔和坠落。这样的梦补偿了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同时警示他们当前道路上的危险。如果梦的警示被忽略，则真正的意外可能会取而代之，受害者可能会从楼梯上摔下来，或遭遇一场车祸。

我记得一个案例，这个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事情。作为某种补偿，他对危险的登山产生了近乎病态的热情。他在寻求“超越自我”。一天晚上，他梦到自己从一座高山的山顶上走下来，进入一片空旷的地带。但他把这个梦讲给我的时候，我立刻看到了他的危险，便试图强调危险的警示，并试图劝说他克制自己。我甚至告诉他，那个梦预示着他将在一次山难中去世。但这都是徒劳的。6个月后，他“踏入了空中”。一位山区的向导看到他和一个朋友在一个险峻的地方用绳子把他们自己放下去，他的朋友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暂时的落脚点，而他也跟着这位朋友的路线向下走。据向导说，他突然松开了绳子，“好像要往空中跳”。他落在了朋友的身上，二人一同摔下去死了。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自视甚高的女士，她在日常生活中趾高气扬，但她会做噩梦，是各种各样令她感到可耻的事情。当我发现她做这些梦的时候，她愤怒地拒绝承认。于是，她的梦变得有威胁性，充满了关于她过去独自在树林里散步的回忆，她常常在那里沉浸在深情的幻想中。我看到了她的危险，但她对我的多次警告都置若罔闻。不久之后，她在树林里遇到一个色狼的野蛮袭击，要不是有些人听到她的尖叫前来解救，她可能就被杀掉了。

两个例子，展现了个体意识受到影响：广告（上图，20世纪60年代美国广告强调“社交性”）

和政治宣传（上图，法国1962年公投海报，呼吁投上“赞成”的一票，但被贴上了反对派的“反对”）。类似这样的许多影响，可能导致我们以不适合我们个人本性的方式生活，而随之而来的精神不平衡必须由无意识来补偿。

这里并没有魔法。这位女士的梦告诉我，她对此类冒险有种隐秘的渴望——就像登山者无意识地寻求一种摆脱困境的方式而获得满足感一样。显然，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她断了几根骨头，而他失去了生命。

因此，梦有时候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就有所警示。这并不一定是奇迹，或者某种形式的预知。生活中的很多危险都有很长的无意识历史。我们一步步地向它们靠近，没有意识到正在累积的危险，但我们在意识上没能注意到的东西经常被我们的无意识所感知，而无意识可以通过梦传递信息。

梦经常用这种方式警告我们，但它们似乎也经常不这么做。因此，如果说总有一双仁慈之手及时制止我们，这种说法是可疑的。或者更加乐观地说，这个仁慈的机构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这双神秘之手甚至可能指向毁灭之路——梦有时候被证明是陷阱，或者至少看起来是如此。它们的行为有时候就像讲给克洛伊索斯国王(King Croesus)的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说如果他能越过哈利斯河(Halys River)，他将摧毁一个强大的王国，而当他在渡河之后的战斗中被彻底击败，他才发现神谕中的王国指的是他自己的。

我们不能天真地对待梦。它们起源于一种并非完全属于人类的精神，而是一种自然的气息——一种美丽、慷慨和残酷的女神精神。如果要描述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在古代神话或原始森林的语言中，而不是现代人的意识中，去接近它。我不否认文明社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取得这些成就的代价是巨大的丧失，而我们几乎还没开始估量这种丧失的规模。我把人类的原始状态和文明状态进行比较，部分目的是说明这些得失的平衡。

原始人比他们“理性的”现代人后辈更受本能的支配，后者则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在这个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把我们的意识从人类心灵深处的本能层次，甚至最终从作为精神现象的基础的肉体中分离出来。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失去这些基本的本能层次，它们仍然是无意识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可能只能以梦的意象的形式表达自己。这些本能现象——人们可能并不总能认出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的特征是象征性的——在我所说的梦的补偿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幅由美国的罗兰·B.威尔逊(Rowland B.Wilson)创作的漫画，灯塔看守人显然对自己的孤独感到有点不安。他的无意识使用补偿功能产生了一个幻觉的伙伴，看守人跟这个伙伴承认（漫画的配文所示）：“不仅如此，比尔，我昨天又发现我自己跟自己说话了！”

德尔斐神谕，雅典国王埃勾斯(Aegeus)在问询，图案来自一幅花瓶画。来自无意识的“信息”常常和神谕的话语一样神秘而模糊。

为了心理的稳定，甚至生理的健康，无意识和意识必须被完整地连接起来，从而达成一种平行的关系。如果它们被分开或“解离”，心理障碍便随之出现。在这方面，梦的象征是人类从本能到理性的重要信息载体，它们的解释丰富了意识的贫乏，从而使意识学会重新理解被遗忘的本能语言。

当然，人们一定会质疑这个功能，因为它的象征经常被忽视或不被理解。在正常生活中，理解梦通常被认为是多余的。可以用我在东非一个原始部落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令我惊讶的是，这个部落的人们否认他们做过梦。但通过耐心、间接的交谈，我很快发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做梦，但他们确信自己的梦没有意义。“普通人的梦毫无意义。”他们这样告诉我，他们认为唯一重要的梦是部落首领和巫医的梦，这些梦都关系到部落的福祉，因此受到高度的推崇。唯一的缺点是，酋长和巫医都不再做有意义的梦了。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开始于英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地区长官——管理他们的英国官员——已经接管了“大梦”的功能，而“大梦”迄今为止一直指导着这个部落的行为。

当这些部落的人承认他们有梦，但认为它们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些现代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不理解梦，就认为梦对自己没有意义。但即使一个文明人有时也会注意到，一个梦（他甚至可能不记得了）可以使他的情绪变好或变坏。梦其实被“理解”了，但只是以一种阈下的方式。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才会想要理解梦，那就是当一个梦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或定期重复出现时。

我在这里想对不明智或不合格的梦的分析补充一点警告。有些人的精神状态很不平衡，对他们的梦进行诠释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片面的意识和一个相应的非理性的或“疯狂的”无意识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如果不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二者将不会结合在一起。

荣格（右四）1926年与肯尼亚埃尔贡山(Elgon, Kenya)部落成员的合影。荣格对原始社会的第一手研究，给他带来了许多最有价值的心理学洞察。

两本解梦的书——一本来自20世纪的英国，上图；

另一本来自古埃及，上图（现存最古老的书面文献之一，出现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对梦的这种现成的、来自经验法则的解释毫无价值，梦是高度个人化的，其象征意义是无法轻率归类的。

一种常见的梦到自己变大的梦境的例子：《爱丽丝漫游仙境》(1877)中的一幅画，描绘了爱丽丝不断长大，快要填满房间。

更广泛地说，相信现成的系统释梦指南是非常愚蠢的，就好像一个人可以买一本参考书，去查找相应的象征一样。没有哪个梦的象征可以脱离梦者去理解，也不存在对任何梦的明确或直接的解释。每个人的无意识补充或补偿其意识的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至于根本不可能确定梦及其象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归类。

的确，有些梦和单一的象征［我倾向于称它们为“主题”(motif)］是典型的，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主题诸如坠落，飞翔，被危险的动物或怀有敌意的人迫害，在公众场合穿着很少或者荒谬的衣服，匆忙穿过或迷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使用无用的武器作战或完全没有防御能力，拼命奔跑却根本动不了……一个典型的幼稚的主题是在梦里变得无限小或者无限大，或者从其中一种变成另一种——就像你在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发现的那样。但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些主题必须结合梦本身的语境进行考虑，而不应该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密码。

重复出现的梦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从童年到成年都会做同样的梦，这种梦通常是为了弥补梦者在生活中的某种缺陷，或者它可能来自某个在梦者心中留下了某种特定偏见的创伤时刻。它有时候也可能预测未来的某个重要事件。

多年来，我自己也常梦到一个主题，在这些梦中，我会“发现”自己的房子有一个我从不曾知道的部分。有时候是我早已去世的父母生活的地方，令我吃惊的是，我的父亲有一个实验室，他在那里研究鱼类的比较解剖学；而我的母亲则为幽灵般的访客开了一家旅馆。通常，这座对我来说陌生的客楼是一座古老的历史建筑，早已经被我忘记，却是我的遗产，里面有一些有趣的古董家具。在这一系列梦境的最后，我发现了一座古老的图书馆，而我对里面的书籍一无所知。在最后的那个梦里，我打开了其中一本书，发现里面有大量最不可思议的有象征意义的图画，从梦中醒来时，我的心激动地怦怦直跳。

在我做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特别的梦之前的一段中，我在一个古董书商那里订购了一本中世纪炼金术士的经典作品集。我在文献中找到了一小段引语，认为它可能和早期的拜占庭炼金术有关，于是想要核实一下。就在我梦到那本不知名的书的几个星期后，书商寄来的一份包裹送到了。里面有一本16世纪的羊皮纸卷，它里面有迷人的象征图画，立即使我想起了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些图画。我的工作是心理学的开拓性研究，重新发现炼金术的原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反复出现的这些梦的主题也变得容易理解了。当然，这所房子是我人格的象征，也象征着我人格中有关兴趣的意识领域，这座未知的附属建筑物则代表我对一个新领域的兴趣和研究的期待，而我当时的意识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从30年前的那一刻起，我再也没做过那个梦。

梦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dreams

我在开始写这一章的时候，就说明了符号和象征之间的不同。符号总是比它所代表的概念要少，而象征所代表的东西总是比它的直接明显的意义要多。此外，象征是自然和自发的产物。从来没有哪个天才会在手上拿着画笔或刷子坐下来说：“我现在要发明一个象征。”一个或多或少理性的想法是通过逻辑的结论或深思熟虑的意图达成的，没有人能给它赋予“象征”的形式。不管这个人对这个想法有着什么样的幻想，它仍然是一个符号，与它背后的意识层面的想法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个暗示某种未知事物的象征。在梦中，象征自发产生，而梦的确发生了，不是梦者捏造的，因此，它们是我们所有关于象征的知识的主要来源。

但我必须指出，象征并不只在梦中出现。它们以各种精神表现的形式出现。有象征的想法和感受，象征的行为和情境。即使是无生命物体，似乎也常常与无意识合作，安排出某种象征的模式。有很多可靠的故事讲到时钟在主人去世的那一刻停止摆动，其中一个是腓特烈大帝无忧宫里的钟摆，当皇帝去世时它就停了。其他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当死亡发生的时候，镜子碎了，或者一幅画掉了，或者正经历情感危机之人的房子里发生了无法解释的轻微的破裂。即使怀疑论者拒绝相信这些报告，但这样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它们在心理上的重要性。

象征是无意识中自发产生的（尽管它们后来可能会被有意识地阐述）。上图是古埃及十字章(ankh)，生命、宇宙和人类的象征。

相比之下，航空标志则是有意识设计的符号，而不是象征，见上图。

同样常见的飞行梦境，见于一幅19世纪的绘画，由英国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创作，画作名为《哦，我梦到了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

无生命的物体有时似乎会带着某种象征意义“行动”。上图，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大钟，它的主人在1786年去世时，大钟就停了。

然而，还有许多象征（包括最重要的那些）在其性质和起源上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这些主要是宗教意象。信徒认为它们是神圣的起源，它们已经被揭示给人类。怀疑论者直接说它们是被编造出来的。其实两者都是错误的。的确，正如怀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数世纪以来，宗教的象征和概念一直是细致且相当意识化的阐述的对象。正如信徒所暗示的那样，它们的起源也深植于过去的神秘之中，并不来自人类。但它们实际上是“集体的表象”，源自原始的梦和创造性想象。因此这些意象是无意识自发的表现，而不是有意的发明。

这个事实对梦的解释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我稍后会做说明。有人会相信，基本的想法或情感是自己已知的，只是被梦“伪装”起来了；很明显，如果你认为梦是象征性的，你将会用不同于这样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上面这种情况下，释梦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你只能找到自己已经知道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的学生说：“尽可能多地学习象征，然后当你分析一个梦的时候，再把这些象征全都忘掉。”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所以我把它定为一条规则，以提醒自己永远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梦并正确地做出解释。我这样做是为了检视我自己的联想和反应的流动，否则它们会在我的病人不确定和犹豫时占据主导。尽可能准确地获得梦的特定信息（即无意识对意识心理所带来的），对分析师来说有着治疗上的巨大意义，想要彻底探索梦的内容，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在和弗洛伊德合作的时候，我做的一个梦便说明了这一点。我梦到我在“自己的家里”，很明显是在二楼，这是一间舒适宜人的客厅，里面摆放着18世纪风格的家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房间，对此感到很惊艳，开始想知道1楼是什么样子。我从楼梯下去，发现这个地方相当黑暗，墙壁上镶着板，笨重的家具旧到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更早。我更加感到惊讶和好奇。我想更多地看看这座房子的整体结构，于是我下到地窖，发现有一扇开着的门，里面是一道石阶，通向一间有拱顶的大房间。地板是大块的石板，墙壁似乎很古老。我检查了墙上的泥灰，发现里面混有一些碎砖，显然这些墙体源于罗马时期。我变得越来越兴奋。我在一个角落的石板上看到一个铁环，我拉起石板，又看到一段狭长的台阶，通向一个类似于洞穴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史前的墓穴，里面有两颗头骨、一些骨头和陶器碎片。然后我醒了。

190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格霍茨利(Burghölzli)医院担任精神科医生。

弗洛伊德在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如果他遵循了我的方法，探索这个梦的具体联系和背景，他会听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但我担心他会否定这个说法，以逃避一个确实属于他自己的问题。这个梦其实是对我一生的一个简短总结，更具体地说是我的心智发展过程。我在一座有着200年历史的房子里长大，我们家里的家具大多都是300年前的物件，而我迄今为止最大的精神冒险，就是研究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当时重大的新闻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而在之前不久，我一直活在父母的中世纪观念中，对他们来说，世界和人类仍然是由神圣的全能神和天意所统治。那个世界已经过时了，在遇到了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之后，我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变得相对起来。正是因为如此，一楼是那么寂静、黑暗，显然没有人居住。

当我在解剖学研究所做助理的时候，我对历史的兴趣从最初对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兴趣中开始发展了起来。我对化石人的骨头感兴趣，尤其是对被多次讨论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还有更加具有争议的杜布瓦猿人(Dubois' Pithecanthropus)的头骨。事实上，这些是我对梦的真实联想，但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头骨、骨架或尸体，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主题。他怀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我预测他会早逝。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对不来梅所谓的铅地窖(Bleikeller)的干尸感兴趣，1909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在去乘船的路上一起去过那里。

荣格的母亲和父亲。荣格对古代宗教和神话的兴趣使他远离了父母的宗教世界（他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正如他在与弗洛伊德共事时所做的梦显示的那样。

所以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通过那之前不久的一些经历，我深刻地感受到，在弗洛伊德的观念和背景与我的之间，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猜想他会觉得我的内心世界很奇怪，担心如果告诉他，可能会失去和他的友谊。我对自己的内心感到不确定，也为了逃避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他理解我非常个人化又完全不同的心理构成，因此我在讲自己的“自由联想”的时候，几乎自动地对他撒了谎。

我必须为这几段相当冗长的叙述道歉，主要是为了告诉大家我将自己的梦境告诉弗洛伊德时陷入的困境。但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展示出在一个人参与真正的梦的分析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的个人差异。

我很快意识到弗洛伊德是在寻找我的某种“不相容的愿望”。因此，我试探性地提出，我梦到的头骨可能是我的某些家庭成员，由于某种原因，我可能希望他们死去。这个说法得到了他的认可，但我对这种“假”的解决方案并不满意。

当我试图为弗洛伊德的问题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时，我突然被一个直觉弄糊涂了，它是关于主观因素在心理理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的直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当时只想着如何摆脱这种不可能解决的困境，于是我走了一条捷径，也就是撒谎。这既不优雅，在道德上也站不住脚，但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有和弗洛伊德发生致命争吵的风险——出于很多原因我都觉着不能有这样的后果。

我的直觉由对一个事实的突然又最意想不到的领悟构成，这个事实是我的梦所表达的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世界，我的整个现实，而不是另一个陌生的心灵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和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理论结构。这不是弗洛伊德的梦，这是我的梦，我突然明白了我的梦意味着什么。

这一冲突说明了梦的分析中的一个关键点。与其说它是一种可以按照规则来学习和应用的技巧，不如说它是两个人之间辩证的交流。如果把梦当作一种机械的技术来处理，那么梦者的个体精神人格便会消失，治疗问题将会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工作中的两个人——分析者还是梦者——哪一个会主导另一个？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放弃了催眠治疗，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我希望疗愈的过程能从病人自己的人格中发展出来，而不是从我的建议中，这些建议只会产生短暂的效果。我的目的是保护病人的尊严和自由，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在与弗洛伊德的交流中，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建构关于人类及其心理的一般理论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我们必须应对的真实人类。

个体是唯一的现实。我们离个体越远，越是靠近关于“智人”(Homo Sapiens)的抽象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犯错误。在这个社会动荡和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应当更多地了解个体的人类，因为个体的心理和道德特质是如此重要。而我们要能够看到他人的视角中的事物，就需要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这就是为什么理解神话和象征是至关重要的。

类型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types

在所有其他的科学分支中，把一个假设应用到一个非人格化的学科中是合理的。然而，心理学不可避免地会让你面对两个人之间的生活关系，这两个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人格，也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做到去人格化。分析师和他的病人可以一致同意以非个人的、客观的方式处理选定的问题，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关系里，他们的整个人格都会参与到讨论中。在这一点上，只有达成相互的一致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能对最终的结果做出任何客观的判断吗？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和那些在个体所属的社会环境中普遍有效的标准进行比较时，才有这种可能。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相关个体的心理均势［mental equilibrium，或“正常心智”(sanity)］的问题。因为结果不可能是将一个个体调整为完全的集体水平，来适应他所处社会的“常规”，这是最不自然的情况之一。在一个理智且正常的社会里，人们会日常地产生分歧，因为除了涉及人类本能特质的范畴之外，达成普遍共识的机会相对较少。

分歧的功能角色可以说是社会精神生活的载体，但不是目的；一致也同样重要。因为心理基本上是建立在平衡的对立关系上的，所以没有哪个判断可以被认为是最终的结论，而总要考虑到判断的可逆性。这种独特性的原因在于，没有任何超越心理或在心理之外的立场，能使我们对心灵是什么这一问题形成一个最终的判断。

尽管梦需要个体化的治疗，但为了对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许多个体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和澄清，一些概括也是必要的。很明显，仅描述大量不同的案例，而不去努力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是不可能形成任何心理学理论的，也不可能去教授它。任何一般性的特征都可以被选择作为基础。例如，我们可以对人格做出“外倾”(extraverted)和“内倾”(introverted)这样一种相对简单的区分。这只是众多可能的概括之一，但它能使我们立即看到，如果恰好分析师是一种类型，而他的病人是另一种类型，问题便会出现。

既然对梦的更深入分析会导致两个人的对抗，那么很明显他们的态度类型是否相同将会产生巨大的差异。如果他们属于同一类型，他们可以愉快地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但如果一个是外倾的，另一个是内倾的，他们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冲突，特别是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人格类型时，或者当他们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类型时。例如，外倾的人会选择多数派观点，而内倾的人会单纯因为它是流行的而将之拒绝。这样的误解足够明确，因为一方认为有价值的是另一方认为没有价值的。例如，弗洛伊德把内倾的类型解释为对自己的病态关注，但我认为内省和自知恰可以是最有价值和最重要的。

在释梦的时候，考虑人格的这些差异是非常必要的。不能仅仅因为分析师是一个掌握了心理学理论和相应技术的医生，就认为他是凌驾于这些差异之上的超人。除非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是绝对的真理，能够包含整个人类的心灵，他才能够想象自己比别人更优越。既然这样的假设是很可疑的，那么他就不能真正地肯定。因此，如果他用一种理论或技术（仅仅是一种假设或一种尝试），而不是用他自己鲜活的完整性来面对病人鲜活的完整性，他就会悄然受到怀疑和抨击。

分析师的整个人格是他病人的人格唯一充分的对应物。对分析师而言，心理经验和知识是他的优势，但也仅止于此，并不会使他置身于斗争之外。在这场斗争中，他肯定会受到和自己的病人同样多的考验。因此，他们的性格是和谐、冲突还是互补，这一点很重要。

在美国人朱尔斯·菲佛(Jules Feiffer)的一幅漫画中，一个自信的外倾者战胜了一个内倾者。

这些荣格式的人类“类型”并非教条：例如，甘地（上图）既是一个苦行者（内倾），也是一个政治领袖（外倾）。

一个人——人群中的任何一张脸（上图）——只能在某种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归类。

外倾和内倾只是人类行为的许多特质中的两个。但它们往往很明显，很容易识别。如果我们研究了一些比如说外倾的个体，就会很快发现他们彼此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外倾是一个肤浅又过于笼统的标准，不能算是真正的性格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很久以前试图找到更多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有助于为人类的个性中看似无限的变化提供一些秩序。

我一直对这样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在能够避免使用头脑的时候就决不去使用它，而也有相同数量的人会使用头脑，不过是以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我还惊奇地发现了许多聪明又精明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似乎从未使用过自己的感官（就我们所能分辨的而言）：他们没有看到在自己眼前的东西，听不到传来的话，注意不到他们触摸或品尝的东西。有些人在生活中觉察不到自己身体的状态。

还有些人似乎活在一种最奇怪的意识状态中。仿佛他们今天所在的状态都是最终的，完全没有改变的可能，或者仿佛世界和心灵是静止的，将永远保持不变。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象力，只依赖自己的感官感知(sense-perception)。机会和可能性在他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生活在“今天”，没有真正的“明天”，未来不过是过去的重复。

在这里，我尝试让读者看到，当开始观察遇到的很多人的时候我自己的第一印象。然而，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运用头脑的是运用“思维”(thinking)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运用自己的智力去努力使自己适应任何环境；而那些不思考却同样聪明的人，则是那些通过“情感”(feeling)寻找并发现自己道路的人。

我需要对“情感”(feeling)一词做进一步的解释。例如，我们常说的“情感”实际上是“感情”（sentiment，与法语词sentiment相对应）。但我们还会用这个词来表达某种观点，例如，来自白宫的信息的开头可以是“总统觉得(feels)……”。此外，这个词也可以用来表达一种直觉：“我有一种感觉(feeling)，好像……”

心灵的“指南针”——另一种以一般性的方式看待人的荣格派方法。指南针上的每一点都有其反面：对“思维”型来说，“情感”一面最不发达（这里的“情感”是指权衡和评估经验的机能，比如有人可能会说“我觉得这样做是好的”，而无须对这样做是“为什么”去做分析或合理化）。当然，个体身上有交叉的部分：在一个“感觉”型的人身上，“思维”或“情感”可以和“感觉”的程度一样强（相反，“直觉”最弱）。

而我把“情感”和“思维”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在这里指的是对价值的判断——例如同意或不同意，好或坏，等等。根据这个定义，“情感”(feeling)不是一种“情绪”（emotion，就像这个英文词本身所表达的意思那样，是不由自主的）。因此我所说的“情感”(feeling)与“思维”(thinking)一样，是一种理性的（即判断的）功能；而“直觉”(intuition)与“感觉”(sensation)一样，是非理性的（即感知的）功能。“直觉”是种“预感”，并非一种主动行为的结果，而更是一种不自觉间发生的事件，其发生直接取决于不同的外部或内部环境，而不是基于某种判断行为。“直觉”像是一种特殊的“感觉”，而“感觉”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事件，因为它本质上直接由客观刺激物引发，而客观刺激的存在是物理的，与心理因素无关。

这4种功能类型，对应着意识面对经验时采取的各种明显的方式。感觉(sensation)告诉你某物的存在，思维(thinking)告诉你它是什么，情感(feeling)告诉你它是否令人愉快，直觉(intuition)告诉你它从哪里来和要到哪里去。

读者应该明白，这4种人类行为类型的标准只是4种视角，还存在着诸多其他视角，如意志力(will power)、性情(temperament)、想象(imagination)、记忆(memory)等。它们不是教条，但它们的基本性质使它们能够成为合适的分类标准。当我被要求向孩子解释父母、向妻子解释丈夫（或者反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尤其有用。它们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个人偏见。

因此，如果你想理解另一个人的梦，你必须牺牲自己的偏好，抑制自己的偏见。这并不容易，也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要进行一种不合每个人口味的道德上的努力。因为如果分析师不努力去批判自己的观点并承认它的相对性，他将得不到关于病人内心的正确信息，也做不到充分的洞察。分析师希望病人至少有一定的意愿来听取他的意见并认真对待，同时给予病人同样的权利。虽然这种关系对任何理解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必要性也不言而喻，但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在治疗的过程中，让病人理解比分析师的理论期待得到满足更重要。病人对分析师解释的抵触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确定的信号，表示某些事情没有“就位”，要么还没有到病人能理解的程度，要么解释不匹配。

在我们努力解释另一个人的象征时，投射式的理解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偏差，而我们想要填补这个偏差的倾向几乎总是会给解释带来阻碍，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假设分析师感知或想到的内容都能够同样被梦者感知或想到。为了克服这一错误的来源，我一直坚持认为特定的梦的背景很重要，要排除所有与梦有关的理论假设，只除了一条——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从我所讲的这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不能制定释梦的一般规则。我先前提到梦的总体功能似乎是为了弥补意识思维的缺陷和扭曲，指的是这一假设为研究特定的一些梦的本质提供了最有希望的途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功能。

我的一个病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却没有觉察到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被他的道德优越感所激怒。他在做分析的时候讲了一个梦，梦里他看见一个喝醉了的流浪汉在水沟里打滚——这个情景只在他脑海中唤起一个居高临下的评价：“一个人居然沦落到这个地步，太可怕了。”显然，这个梦令人不愉快的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消他对自己有点夸大的评价。但它其实还有比这更多的内容，原来他有一个哥哥是堕落的酒鬼。这个梦还揭示了他的优越态度是对这个哥哥的一种心理补偿，这个哥哥的形象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

在我记得的另一个案例中，一个以自己对心理学有很深理解为傲的女士反复做着一个与另外一位女士有关的梦。当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位女士的时候，她一点都不喜欢她，认为她是一个虚荣又不诚实的阴谋家。但在这个梦中，这位女士看上去几乎像个姐姐，友好又可爱。我的病人不明白，为什么她会梦到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这么受她喜欢。但这些梦试图传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她自己被一个与这位女士相似的无意识人格的“阴影”笼罩住了。我的这位病人对自己的人格有非常明确的想法，因此她很难觉察到这个梦在告诉她关于她自己的权力情结和隐藏动机，这些无意识的内容不止一次地导致她与朋友发生不愉快争吵。而她总是责备别人，而不是自己。

纽约一处贫民窟里一个穷困潦倒的酒鬼，来自1956年的电影《鲍尔瑞大街》(On the Bowery)。这样的人物可能出现在一个自以为比别人优越的人的梦中，这样，他的无意识就能补偿他的意识的片面性。

《梦魇》(The Nightmare)是18世纪瑞士艺术家亨利·富塞利(Henry Fuseli)的作品。几乎每个人都曾被自己的梦惊醒、烦恼或困扰，我们的睡眠似乎没有受到无意识内容的保护。

我们忽略、忽视和压抑的不仅仅是人格的“阴影”一面，也可能对自己的积极品质做同样的事情。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个表面上得体、谦逊、举止迷人的人。他似乎总是满足于坐在后排，但又谨慎地坚持要在场。当要求他发言时，他会提出一个很有见地的意见，但他从不突然插嘴。不过他有时候会暗示，某件事情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以好得多的方式处理（尽管他从不解释该如何处理）。

然而，在他的梦中，他不断遇到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大帝。这些梦显然是对自卑情结的补偿。但它们还有另一重含义。这个梦在问：“我得是什么样的人，才会遇到这样杰出的人物？”在这方面，梦本身指向的是隐秘的妄自尊大，它抵消了梦者的自卑感。这种无意识的伟大想法将他与自己所处的环境隔离开，并使他对各种对别人来说必须承担的义务保持超然的态度。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向自己或向别人证明，他高人一等的判断是因为有高人一等的优点。

实际上，他是在无意识地玩一种荒唐的游戏，而这些梦试图以一种奇怪又含糊不清的方式把它带回意识层面。与拿破仑亲密接触，与亚历山大大帝交好，这些都是自卑情结产生的幻想。但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个梦不能坦率直接地将它要传达的意思毫不含糊地讲出来呢？

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也问过自己。我常常惊讶地发现，梦似乎在避开准确的信息，或者略去决定性的要点。弗洛伊德假设心灵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他称之为“审查”。他推想，“审查”扭曲了梦的意象，使它们无法被识别或具有误导性，从而欺骗梦者对梦的真实主题的意识。通过对梦者隐藏关键的想法，“审查”机制保护他的睡眠不受到不愉快回忆的冲击。但我对梦是睡眠的守护者的说法持怀疑的态度，梦也经常打扰睡眠。

它更像是意识的方式对心灵的阈下内容有一种“抹黑”的效果，阈下状态保持的想法和意向，在张力上比它们在意识中要低得多。在阈下的状态中，它们失去了清晰的定义，相互之间的关系不那么重要，而是更加有模糊的类似性；而且不再那么理性，因此更加“令人费解”。这也可以在所有的类似做梦的状态下观察到，无论是疲劳、发烧或者致幻剂导致的。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赋予了这些意象更大的张力，它们的阈下特质便会减少，而且当它们接近意识的界限时，就可以被更清晰地定义。

正是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梦经常以类比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一个梦的意象会进入另一个梦中，为什么我们清醒生活的逻辑和时间尺度在其中似乎都不再适用。对无意识而言，梦的形式是自然的，因为产生梦的材料正是以这种方式保留在阈下状态中的。梦不能保护睡眠不受弗洛伊德所说的“不相容的愿望”的影响。他所说的“伪装”实际上是所有冲动在无意识中自然采取的形态。因此，梦不能产生清晰的想法。它如果开始这样做，那么就不再是一个梦，因为它越过了意识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梦似乎绕过了对意识最重要的那些点，而似乎更像是“意识边缘”的显现，就像日全食时星星发出的光芒一样。

我们应该明白，梦的象征主要是脱离意识心理控制的心灵的表达。意义和目的性不是人类心理的特权，它们在所有生物中普遍存在。本质上，有机生长和精神生长是没有区别的，就像植物开花一样，心灵则创造自己的象征。每一个梦都是这个过程的证据。

因此，本能的力量通过梦（加上各种直觉、冲动和其他自发事件）影响着意识的活动。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实际的无意识内容。如果它包含了太多通常应该被意识到的事物，那么它的功能就会被扭曲和损害——动机似乎不是根据真正的本能而产生，事实是，它们因为被压抑或忽视，而被打发到了无意识中，最终以这种方式存在，并表现出其在心灵上的重要性。可以说，它们覆盖了正常的无意识心灵，扭曲了其表达基本象征和意象的自然倾向。因此，对一个关心造成精神问题的原因的精神分析师来说，在分析开始时引导病人做一通差不多自愿的自白是合理的，以让病人意识到其所不喜欢或害怕的一切。

这就像教堂里更古老的忏悔，其在很多方面都预示了现代的心理技巧。至少这是一般规律。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强烈的自卑或严重的脆弱可能使病人非常难面对可以证明自己缺点的全新证据，甚至不可能。因此我经常发现，一开始就对病人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是相当有益的，当他接近更痛苦的领悟时，这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安全感。

以“自我拔高”的梦为例，例如，梦到自己和英国女王喝茶，或者发现自己与教皇关系亲密。如果梦者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象征的实际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目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他的自我状态。如果梦者高估了自己的价值，很容易（从联想产生的材料中）看出，梦者的意图是多么不适宜又幼稚，以及这些意图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孩子想要与父母平等或超越父母的愿望。但如果这是一个自卑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广泛的无价值感已经盖过了梦者性格中每一个积极的方面，那么告诉梦者是多么幼稚、可笑甚至乖张而进一步压抑梦者，将是大错特错的，那将残酷地强化他的自卑感，并且引起一种不好且相当不必要的对治疗的抗拒。

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疗技术或学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接受治疗的个案都是处于特定情境中的个体。我记得有一位病人跟我做了9年的分析，由于他在国外，我每年只能见他几周。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麻烦是什么，但我也看到，我所做的试图接近真相的最细微的努力都会遭到激烈的自卫反应，而这有可能导致我们之间的彻底决裂。不管我喜欢与否，我都要尽最大努力去维持我们的关系，去追随他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由他的梦支撑的，于是我们的讨论偏离了他神经症的根源。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以至于我常常怪自己把病人引入了歧途。后来，他的状况有了一些缓慢但明确的改善，这让我始终没有残酷地逼他面对真相。

但是，到了第10个年头，他说自己已经被治愈了，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我很惊讶，因为理论上他的疾病是无法被治愈的。他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微笑着对我说：“我首先感谢你稳健的智慧和耐心，帮助我克服了神经症的根源。我现在准备告诉你关于它的一切。要是我以前能坦率地谈它，那我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就告诉你它是什么了，但那会破坏你和我的和谐关系。要是那样的话，我会怎么样呢？我可能就成了一个道德上极糟糕的人。在这10年治疗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信任你，随着我的信心的增长，我的情况也有所改善。我进步了，因为这个缓慢的过程使我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现在我有足够的力量来讨论这个曾经折磨我的问题了。”

在1947年讲述詹姆斯·瑟伯的故事的电影中，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的英雄梦弥补了他的自卑感。

戈雅所画的《疯人院》(The Madhouse)，注意画面右边的“国王”和“主教”。精神分裂症通常以“自我拔高”的形式出现。

然后，他极为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问题，这让我明白了我们的治疗不得不遵循这种古怪过程的原因。最初体验到的震惊使他无法独自面对，他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治疗的任务是缓慢帮他建立信心，而不是证明一个临床理论。

从这样的案例中，我学会了使我的方法适应个别病人的需要，而不是把自己投入追求普遍性的理论思考中，因为它可能无法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都适用。在60年的实践经验中，我积累的与人性有关的知识，教会我把每一个个案都当作新的来思考，我首先必须寻找适用于个体的方法。有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扎进对婴儿时期事件和幻想的细致研究中去；而在另一些时候，我是从顶层开始的，即使这意味着直接进入最遥远的形而上学的探索。这一切都取决于了解特定病人个体的语言，并跟随他的无意识一起向着光明摸索。有些情况需要某种方法，而有些情况需要的是另一种。

当人们试图解释象征的时候，尤其如此。两个不同的人可能做几乎完全相同的梦。（在临床经验中，你会很快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像外行人想象的那么罕见。）然而，如果一个梦者是年轻人，另一个梦者比较年长，那么困扰他们的问题相应也会不同，用同样的方法解释两个梦显然就是荒谬的。

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这样一个梦。梦里，一群年轻人骑着马穿过一片广阔的田野。梦者处于领先位置，面对一条满是水的沟渠，他成功地跳了过去，而其他人都掉沟里了。第一个告诉我这个梦的年轻人是一个谨慎、内向的人，但我从一位性格勇敢的老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梦，而他一直过着积极进取的生活。当他做这个梦的时候，他生着病，给他的医生和护士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他不服从医嘱，实际上却伤了自己。

很明显，这个梦在告诉这个年轻人应该做什么，而它告诉这位老人他居然还在这么做。它在鼓励这个犹豫不决的年轻人，但这位老人却不需要这样的鼓励，他内心中仍然闪烁着的进取精神的确成了他的最大烦恼。这个例子说明了，梦和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梦者的个人环境和其精神状态。

梦的象征中的原型 The archetype in dream symbolism

我已经讲过，梦的作用是补偿。这个假设意味着梦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现象，它将无意识的反应或自发的冲动传递给意识。许多梦在梦者的协助下可以被解释，梦者提供了梦的联想和背景，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看到梦的所有方面。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一般个案。例如，亲戚、朋友或病人在谈话中大致地告诉你一个梦。但是，当涉及一个一直萦绕在内心的梦或高度情绪化的梦时，梦者产生的联想通常不足以让人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最初是弗洛伊德观察到并发表看法），即梦中经常会出现非个人的元素，这些元素也不能从梦者的个人经历中获得。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这些元素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古代残留”——这是一种精神形式，它的存在无法用个人生活中的任何事物来解释，它似乎是人类心理中原始的、天生的和遗传的形态。

正如人体代表了一座完整的器官博物馆，每个器官背后都有漫长的进化史，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大脑也是以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应该也不会感到意外。它不可能是存在于躯体内没有任何历史的产物。我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心智基于对过去语言和其他文化传统的参考在意识层面将自身建构起来，我指的是古人的心智在生物、史前和无意识诸方面的发展，他们的心灵仍然与动物的很接近。

这种极其古老的心灵构成了我们的心理基础，就像我们的身体结构是基于哺乳动物的一般解剖学的模式一样。解剖学家和生物学家们训练有素的眼睛，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发现许多这种原始模式的痕迹。有经验的心理研究者同样也可以看到现代人梦中的画面和原始心理的产物，看到它的“集体意象”(collective images)和其中的神话主题。

正如生物学家需要比较解剖学一样，心理学家也离不开“心灵的比较解剖学”。换句话说，心理学家在实践中不仅要对梦和其他无意识的活动产物有足够的经验，还要对广义上的神话有足够的经验。没有这些作为基础，就没有人能发现一些重要的相似性，例如，如果不是对两者都有所了解，就不可能看到强迫症和经典的所谓恶魔附体现象之间的相似。

我将“古代残留”称为“原型”(archetype)或“原始意象”(premordial images)，但我的观点一直受到对梦的心理学和神话学缺乏足够知识的人的批评。“原型”一词经常被误解为某些特定的神话意象或主题，但这些只不过是意识的表象，认为这些表象可以遗传是很荒谬的。

正如这座博物馆所展示的，人类的胎儿与其他动物的胎儿相似（这也为人类的身体进化提供了一个指示），人类的心理也“进化”了。现代人无意识的某些内容与古代人心灵的某些产物相似，荣格称这些产物为原型。

某种主题相应会有一些表象，而原型是形成这些表象的倾向，表象可以在保留基本模式的情况下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变化。例如，敌对兄弟的主题有很多表现形式，但主题本身是相同的。批评我的人认为我是在讲“遗传的表象”，进而把原型的概念斥为纯粹的迷信。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原型是产生于我们意识之中（或由意识获得）的表象，我们当然就能理解它们，而不会在它们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时感到困惑和惊讶。它们确实是一种本能的倾向(trend)，就像鸟儿筑巢或蚂蚁形成有组织的地盘的驱力一样明显。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本能和原型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能指的是生理上的冲动，是由感官感知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幻想中呈现出来，往往只通过象征意象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这些表现就是我所说的原型。它们没有已知的起源，而且它们在世界上的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自我复制，即使在那些只有直系遗传的地方，或者禁止移民之间异族通婚的地方，也是如此。

我记得很多人因为自己的梦或孩子的梦找我做咨询。他们完全不明白梦的含义，因为这些梦包含的意象，与他们所能记起的或教给他们孩子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而且，这些病人中的有些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精神科医生。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教授的病例，他产生了一次突然的幻象，于是认为自己精神失常了。他怀着极度恐慌的心情来找我。我只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有400年历史的书，给他看了一幅描绘他的幻象的老木刻。“你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疯了，”我对他说，“400年前的他们也有你的幻象。”于是他完全泄气地坐了下来，但之后重新恢复了正常。

我遇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例，病人自己就是精神科医生。一天，他给我带来了一本手写的小册子，那是他10岁的女儿送给他的圣诞礼物，里面写满了她在8岁时做的一系列的梦。这些梦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梦，我能理解为什么她的父亲不只是对这些梦感到困惑。这些梦很天真，但非常怪异，它们所包含的意象是这位父亲完全无法理解的。以下是梦的相关主题：

1.“邪恶的动物”，一个长着许多角的蛇形怪物，杀死并吞食所有其他的动物。但上帝从四角出现，实际上是4个不同的神，使所有死去的动物重生。

2.上升到天堂，异教徒在那里舞蹈庆祝；又堕入地狱，天使在那里行善。

3.一大群小动物吓到了梦者。它们变得非常大，其中一只吃掉了小女孩。

4.一只小老鼠被蠕虫、蛇、鱼和人类穿过。于是，老鼠变成了人类。这描绘了人类起源的4个阶段。

5.通过显微镜看到的一滴水。小女孩看到这滴水里面满是树枝。这描绘了世界的起源。

6.一个坏男孩有一块泥土，他向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扔一点泥土块。这样，所有的过路人都变坏了。

7.一个喝醉了的女人掉进水里，出来时焕然一新，而且清醒。

8.场景是在美国，许多人在蚂蚁堆上打滚，被蚂蚁攻击。梦者在恐慌中掉进了河里。

9.在月球上有一片沙漠，梦者在那里深深地陷了下去，她到达了地狱。

10.在这个梦中，小女孩看到一个发光的球。她触摸它。它散发出蒸汽。一个男人来杀了她。

11.那女孩梦见自己病得很厉害。突然，许多鸟儿从她的皮肤里飞出来，把她完全裹住了。

12.成群的蚊虫遮住了太阳、月亮和几乎所有的星星，只有一颗除外。那颗星落在梦者的身上。

人类无意识的原型形象和大雁（成编队）迁徙的能力一样是本能的；

就像蚂蚁组成社会组织形式；

也像蜜蜂的摇尾舞，用以向蜂房传达食物来源的确切位置。

一位现代教授有过一次“幻象”，就像一本他从未见过的旧书中的木版画，上图是这本书的扉页。

上图则是另一幅木版画，象征着男女原则的统一，这种原型象征来自心灵古老的集体基础。

在未删减的德语原版手写记录中，每个梦都似乎以古老的童话故事开头：“从前……”通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出，这个小梦者表示她觉得每个梦都像是一个童话，她想把它作为圣诞礼物告诉父亲。而父亲试图通过梦的背景来解释梦，但他发现做不到，因为它们跟女孩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个人的联系。

当然，只有对孩子有足够的了解，并对她的诚实有绝对把握的人，才能排除这些梦是意识的精心设计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它们只是编造的幻想，要理解它们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相信梦是真实的，我没有理由怀疑。我自己也认识这个小女孩，但那是在她把自己的梦告诉她父亲之前，所以我没有机会问她。她在国外居住，在那个圣诞节的大约一年后，她因为传染病去世。

与女孩的第一个梦的原型主题相似的情景：上图，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亚当的坟墓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象征着重生的主题（基督作为第二个亚当重生）。

在纳瓦霍人的沙画中，有角的头像是世界的4个角落。

1953年，在英国皇家加冕仪式上，女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4扇门前。

主人公渡鸦神（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海达印第安人的神）在鲸鱼肚子里——与女孩第一个梦中的“吞食怪物”主题相对应。

这个女孩的第二个梦——地狱里的天使和天堂里的魔鬼——似乎体现了道德的相对性。同样的概念也表现在堕落天使的两面，他既是撒旦，即魔鬼，又是路西法，即光明的使者，见上图。

这些对立面也可以在上帝的形象中看到，见上图，布莱克的一幅画：一个梦中，他在约伯面前显现，有着魔鬼般的偶蹄。

她的梦有一个非常古怪的特征，它们主要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哲学性。例如，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邪恶的怪物杀死其他的动物，但是上帝使用一种神性的复原或复兴使它们再生。在西方，这种思想是通过基督教的传统而为人所知的。《使徒行传》3章21节写道：“他（基督）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早期的希腊神父们［例如奥利金(Origen)］尤其坚持这种观点：到最后，一切都会由救世主恢复到最初的完美状态。但是，根据《马太福音》17章11节，在古老的犹太传统中，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写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人们可能会猜想，这个孩子是在她的宗教教育中接触到了这种思想。但她几乎没有宗教背景，她的父母名义上是新教徒，但事实上，他们对《圣经》的了解都是道听途说。尤其不可能的是，这种有关复原的晦涩意象曾被完整地解释给这个女孩听。无疑，她的父亲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神话概念。

12个梦中，有9个受到了破坏和恢复主题的影响。这些梦都没有显示出具体的基督教教育或影响的痕迹，相反，它们更接近古代神话。这种关系被第四和第五个梦中的另一个主题证实了——“天体演化的神话”（世界和人的创始）。《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中也有同样的关系，在这一节中，亚当和基督（死亡和复活）也联系在了一起。

救世主的总体思想属于世界性和前基督时期的主题，即英雄和救助者虽然被怪物吞噬，但奇迹般地再次出现，竟战胜了吞噬他的怪物。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主题是何时何地产生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每一代人似乎都知道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它“起源”于一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自己拥有一个英雄神话。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来得及在意识层面思考自己所说的话。英雄的形象是一种原型，自古就有。

由儿童创造的原型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儿童没有直接接触过有关的文化传统。在这个案例中，女孩的家庭对基督教传统也只有肤浅的了解。当然，基督教的主题可以由诸如上帝、天使、天堂、地狱和魔鬼这样的概念来代表，但这个孩子对待它们的方式指向了一个完全非基督教的起源。

让我们以第一个有关上帝的梦为例，他实际上是由来自“4个角落”的4个神组成。什么角落？梦里没有提到任何房间。房间甚至都不符合一个明显的宇宙事件的画面，在宇宙事件中，宇宙自身介入其中。四位一体（或者“四”元素）本身是一个奇怪的概念，但它在许多宗教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基督教里，它已经被三位一体所取代，我们必须假设孩子已经知道了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但在今天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谁会知道神圣的四位一体？中世纪炼金术哲学的学生对此非常熟悉，但到18世纪初就逐渐消失了，它已经完全过时了200年。那么，小女孩是在哪里捡到它的呢？在以西结的异象那里吗？但基督教的教义没有把六翼天使(seraphim)等同于上帝。

关于长角的蛇，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在《圣经》中确实有很多长角的动物，例如，在《启示录》中。但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四足动物，尽管它们的最高统治者是恶龙(dragon)，但希腊词drakon也意味着蛇。长角的蛇出现在16世纪的拉丁炼金术中，被称为四角蛇(the quadricornutus serpens)，是墨丘利(Mercury)的象征，也和基督教三位一体相对立。但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参考。据我所知，这本书只有一个作者，而这个孩子不可能知道。

在第二个梦中，一个明显的非基督教的主题出现了，它包含了广被接受的价值观的逆转——例如，异教徒在天堂跳舞，天使在地狱行善。这个象征表明了道德价值的相对性。这孩子在哪里找到了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比得上尼采式天才发现的概念？

小女孩那一系列的梦包含了创造、死亡和重生的象征，类似于在原始的入会仪式中给予青少年的教导。纳瓦霍仪式的结尾：一个女孩变成女人后，会去沙漠冥想。

死亡和重生象征也出现在生命结束时的梦境中，死亡的临近在它面前投下了阴影。戈雅的最后几幅画之一：从黑暗中出现的奇怪生物，显然是一只狗，可以被解读为这位艺术家死亡的预兆，在许多神话中，狗是通往死亡之地的向导。

这些问题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梦的补偿性意义是什么？小女孩显然非常重视这些梦，才把它们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自己的父亲。

如果梦者是一位原始的巫医，人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哲学主题，如死亡、复活和复苏、世界的起源、人类的创造还有价值观的相对性。但是，如果我们试图从个人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梦，我们可能会觉得过于困难甚至无望，从而放弃解释这些梦。它们无疑都包含“集体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类似于在原始的部落中，当年轻人即将成为男人时所接受的教义。在这个时候，他们了解上帝、众神或那些“创始”动物所做的事情，了解世界和人类是如何被创造的，了解世界末日如何来临以及死亡的意义。在基督教的文明中，我们有学习过类似的东西吗？有的：在青春期。但很多人到了老年，到了临近死亡的时候，又开始重新思考这样的事情。

这个小女孩碰巧处在这两种情况中。她正接近青春期，与此同时，她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她梦中的象征意义很少或根本没有指向正常成年生活的开始，却有很多关于破坏和恢复的暗示在其中。当我第一次读到她的梦境时，我确实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感觉到它们暗示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从其象征中推断出的补偿很有特殊性，它与人们在那个年龄阶段的女孩子的意识世界中所能发现的东西正好相反。

这些梦揭示了生与死的一个全新且相当可怕的方面。人们会期待在一个回顾人生的老人身上找到这样的意象，而不是在一个通常是向前看的孩子那里看到。这些梦的氛围让人想起古罗马时期的一句老话“人生是一场短暂的梦”，而不是想到春天的欢乐和繁荣。正如罗马诗人所写的那样，这个孩子的生命就像一个“青春祭品的誓言”(ver sacrum vovendum)。经验表明，这种未知的死亡方式给受害者的生活和梦蒙上了一层“事先的阴影”(adumbratio)。甚至基督教堂的祭坛，一方面代表坟墓，另一方面又代表复活的地方——将死亡转化为永生。

这就是那些梦带给孩子的思想。它们是对死亡的一种准备，通过短故事表达出来，好比是在原始阶段讲述的故事或禅宗的公案。这层信息不同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更像是古代的原始思想。它似乎起源于历史传统之外的早已被遗忘的精神来源，从史前时代起，这些来源就滋养了关于生死的哲学思考和宗教思考。

仿佛是未来的事件通过在孩子心中唤起某种思想形式，以将其阴影投射到现在。这些思想形式虽然看起来是平静的，却描述了或伴随着一个致命问题的来临。虽然它们表达自己的特定形式或多或少是个人化的，但模式一般是集体的。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就像动物的本能虽然在不同的物种中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我们不能认为每一个新生的动物都是通过个体的习得而创造出自己的本能，我们也不能假设每个新生的人类都是通过独特的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本能。就像本能一样，人类心理的集体思维模式是天生的和遗传的。当时机到来时，它们或多或少会以同样的方式作用到我们所有人身上。

这些思维模式所属的情感表现，在整个地球上也可以看到是相同的。我们甚至可以在动物的身上看到它们，动物在这方面也能相互理解，即使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物种。那么有复杂的共生功能的昆虫呢？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谁来教导它们。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觉得人类是唯一被剥夺了特定本能的生物，或者认为人的心灵没有留下任何进化的痕迹呢？

自然地，如果你把心灵等同于意识，你会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错误观念，即人是带着一个空白的心灵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心灵里只有从个人经验中学到的内容。但心灵不仅仅是意识。动物几乎没有意识，但很多冲动和反应都表明心灵的存在；原始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其中的意义。

你可以问许多文明人关于圣诞树或复活节彩蛋的真正含义，但都是徒劳。事实上，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我倾向于认为事情通常是先做了，过了很久才有人问为什么要做。医学心理学家常常要面对一些本来很聪明的病人，病人发生了一些古怪且难以预测的行为，而他们却对自己的言行一无所知。他们会突然陷入自己无法理解的不合理情绪中。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反应和冲动是一种私密的个人天性，因此我们把它们作为独特的个人行为不予理会。事实上，它们是建立在人类固有的、随时准备好的本能系统之上。思维形式，普遍可以理解的手势，还有许多态度，都遵循着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早在人类发展出反思意识之前就已经确立了。

甚至可以想象，人类早期的思考能力来自情感激烈冲突的结果。为了专门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非洲南部土著布须曼人的例子。他在没有捉到任何鱼而感到愤怒和失望的时刻，掐死了自己心爱的独子，之后把他小小的尸体抱在怀里时，却又沉浸在巨大的懊悔之中。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会永远记住这个痛苦的时刻。

我们不知道这种体验是否是人类意识发展的最初肇因。但毫无疑问，人们常常需要经受类似情感体验的冲击才能清醒过来，并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有一个著名的例子，13世纪的西班牙绅士雷蒙·鲁尔(Raimon Lull)在经过长期的追求之后，终于成功地见到了他所仰慕的那位女士，并与她秘密约会。她默默地解开衣服，让他看到她那因为癌症而腐烂的乳房。这次冲击改变了鲁尔的生活，他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也成为教会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这种突然变化的情形，往往可以证明有某个原型在无意识中起了很长时间的作用，巧妙地安排了将导致这场危机的情境。

有些梦似乎能预测未来（也许是由于对未来可能性的无意识认知），因此，梦一直被用作占卜。在希腊，生病的人会向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寻求一个表示治愈的梦。上图，一幅浮雕描绘了这样一个用梦治病的场景：一条蛇（神的象征）咬了一个男人患病的肩膀，而神（最左边）治愈了他的肩膀。

上图是1460年前后的一幅意大利油画，君士坦丁在一场将让他成为罗马皇帝的战役前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十字架，基督的象征，一个声音说：“在这个标志下征服。”他把这个标志当作自己的象征，赢得了这场战斗，从而皈依了基督教。

这些经验似乎表明，原型不仅仅是静态的模式。它们还是动态的要素，以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本能一样是自发的。某些梦、幻象或想法可能突然出现，不管人们怎样仔细检查，都无法找出原因。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来由，来由肯定是有的，但它是如此遥远或模糊，人们无法看到它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等待，要么等到梦及其意义被充分理解了，要么等待一些外部事件的发生来解释梦。

在做梦的时刻，这个事件可能还没有发生。但是，正如我们的意识思想通常都含有未来和它的可能性一样，无意识和它的梦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梦的主要功能是预测未来。在古代，甚至在中世纪，梦在医学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代的梦，来表明预测（或预知）的基本原理，类似的还有另一个古时的梦，是公元2世纪达迪斯(Daldis)的知名占卜师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在书中所引述的：一个人梦到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死在了一座失火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他自己死于蜂窝织炎（火或高烧），我想应该是肺炎。

碰巧我的一个同行曾经出现过一种致命的坏疽性发热症状，实际上是蜂窝织炎。他从前的一个病人并不知道医生疾病的详情，却梦见了医生死于一场大火。那时候医生刚住进医院，病才刚刚开始，梦者只知道他的医生生病了，在住院。3周后，这位医生同行去世了。

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梦可能具有预期或预示的方面，任何试图解释它们的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特别是在面对一个明显有意义的梦，却没有足够的上下文来解释它的时候。这样的梦常常是突然出现的，人们想知道是什么促使它出现，当然，如果一个人知道了它所隐含的信息，它的肇因也会变得明确。因为只有我们的意识还不知道，无意识已经被告知了，并且在梦中得到了一个结论。事实上，无意识似乎能够从事实中检验并得出结论，就像意识一样。它甚至可以利用某些事实，预期它们的可能后果，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们。

在阿特米多鲁斯所引述的一个梦中，燃烧的房子象征人体发烧。人体经常被呈现为房子的意象。上图，一本18世纪的希伯来语百科全书上的一页，身体和房子的细节被用来比较，炮塔象征耳朵，窗户是眼睛，炉是胃，等等。

在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一幅漫画中，一个怕老婆的丈夫把他的家和他的妻子视为同一个人。

一个人能够尽己所能地去理解梦，而无意识自身也会本能地进行思考。这种差别很重要。逻辑分析是意识的特权，我们凭借理性和知识做选择。然而，无意识似乎主要由本能的倾向所引导，这些倾向则体现为相应的思考形式，也就是体现为原型。一个医生在描述病人的疾病时，会使用诸如“感染”或“发烧”这样的理性概念，而这个梦更有诗意，它将患病的身体呈现为一个人在世上的家，把发烧呈现为毁灭它的火。

正如上面的梦所显示的，原型心智处理情境的方式，跟在阿特米多鲁斯的时代是一样的。某种性质大体未知的内容已经被无意识直觉地掌握到，并被交给原型处理。这表明，与意识思维使用推理不同，原型心智介入并接管了预示的任务。因此原型有自己的主动性和特定能量，这些力量使它们既能产生一种有意义的解释（以它们自己的象征风格），又能在特定的情况下用它们自己的冲动和思考形态进行干涉，在这方面，它们像情结(complexes)那样发挥作用，它们来去自如，经常以一种令人尴尬的方式阻碍或修改我们意识的意图。

当我们体验到原型的特殊魅力时，我们就可以感知到它们的特定能量。它们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这种特殊的品质也是个人情结的特征，正如个人情结有其个人历史一样，具有原型特征的社会情结也是如此。然而，个人情结无非只是产生个人偏见，原型则能够创造神话、宗教和哲学，影响并将特征赋予整个国家乃至历史时期。我们把个人情结看作对意识中片面或错误态度的补偿，同样地，实质上属于宗教属性的神话，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对饥饿、战争、疾病、衰老、死亡等方面带来的苦难和焦虑的一种精神治疗。

例如，普遍的英雄神话都有一个强大的人或神，他战胜恶龙、毒蛇、怪物、恶魔等形式的邪恶对象，并将他的人民从毁灭和死亡中解放出来。对神圣文本和仪式的描述，以及用包括舞蹈、音乐、赞美诗、祈祷和祭祀的形式表达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崇拜，都用一种神圣的情感（就像魔法咒语一般）抓住观众，并将个体提升到对英雄的认同上。

原型的能量可以（通过仪式和其他大众情感诉求）被集中起来，推动人们集体行动。纳粹知道这一点，他们利用日耳曼神话的不同版本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极右事业。右图是一幅宣传画，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英勇的十字军战士。左图，希特勒青年团庆祝夏至节，夏至节是对古代某种异教徒节日的复兴。

一个孩子画的圣诞画，画上有我们熟知的树，用蜡烛做了装饰。常青树与基督通过冬至和“新年”（基督教的新世代）的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基督和树符号之间的联系。

十字架常被看作一棵树，如上图，一幅中世纪意大利壁画，基督被钉在知识树上的十字架上。

基督教仪式中的蜡烛象征着神圣之光，如上图，瑞典的圣卢西亚节，女孩们戴着燃烧着蜡烛的王冠。

如果试着用信徒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情况，我们也许就会明白，普通人是如何从个人的无能和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并且（至少是暂时地）被赋予一种近乎超人的品质。这种信念常常会使他坚持很长时间，使他的生活具有某种风格。它甚至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生活基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希腊的厄琉西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其最终在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时代遭到了镇压。厄琉西斯秘仪和德尔斐神谕一样，表达的也是古希腊的精髓和精神。在更大范围内，基督教时代本身的名字和意义都要归功于“神-人”(god-man)的古老秘仪，而这又起源于古埃及的奥西里斯-荷鲁斯(Osiris-Horus)神话原型。

人们通常认为，在史前时期的某个特定场合，基本的神话观念是由一位聪明的老哲学家或先知“发明”(invent)的，之后被轻信和不加评判的人“相信”。有人说，一个追求权力的神职人员讲述的故事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invent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拉丁语的invenire，意思是“找到”(find)，也就是通过“寻找”(seeking)来发现某物。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事先的暗示，暗示你将会发现一些什么。

让我再回到那个小女孩梦中所包含的奇怪想法。她似乎不太可能是“寻找”到它们的，因为发现它们的时候她感到很吃惊。在她看来，这些故事都是稀奇古怪、出人意料的，似乎非常值得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她父亲。然而她通过这样做，将它们提升到至今仍然有活力的基督教的神秘领域——主的诞生，以及带着新生之光的常青树的秘密（这里指的是第五个梦）。

虽然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基督和树的象征之间的关系，但如果让小女孩的父母解释，用燃烧的蜡烛装饰一棵树来庆祝基督的诞生是什么意思，他们会感到非常尴尬。他们会说：“哦，这只是圣诞节的习俗！”如果要做出一个严肃的解答，恐怕需要一篇论文来深入论述将死的上帝的古老象征，及其与大母神崇拜之间的关系，而大母神的象征就是树。这里只是简单提及这个复杂问题的一方面。

我们越是深入研究“集体意象”（或者用基督教会的语言来讲，即教条）的起源，就越能发现一个似乎无穷无尽的原型模式的网络，而在现代之前，这些模式从来都不是意识思考的对象。因此，很矛盾的是，我们对神话象征的了解比我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多。事实上，古代的人们并不对他们的象征进行思考，他们就活在象征之中，无意识地被其中的意义所感染。

我将以我在非洲埃尔贡(Elgon)山的原始人居民区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每天清晨，他们离开自己的小屋，向自己的双手呼气或吐口水，然后将双手伸向第一缕阳光，仿佛是在将自己的呼吸或唾液献给正在上升的神——芒古(mungu)。mungu是一个斯瓦希里语(Swahili)词，用来解释仪式行为，其来源是波利尼亚语(Polynesian)的一个词根，相当于mana（神力）或mulungu（创世神）。这些相似的术语表达了一种有非凡效率和普遍性的“力量”，我们称之为神圣的力量。因此，“芒古”这个词语和“安拉”或“上帝”是对应的。当我问他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或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完全困惑了。他们只能说：“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总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进行。”他们嘲笑太阳就是芒古这个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的结论——升到地平线以上的太阳并不是芒古，芒古就是日出这个时刻。

他们所做的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对他们而言却不是。他们只是做了，但从来不思考做的是什么，因此，他们无法为自己做解释。我的结论是，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芒古，因为（生命的）呼吸和唾液意味着“灵魂的实质”。对某物呼吸或吐口水带有一种“神奇的”效果，例如，基督用唾液医治盲人，或者儿子为了接收父亲的灵魂而吸进他垂死父亲的最后一口气。即使在遥远的过去，这些非洲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他们的仪式的意义。事实上，他们的祖先可能知道得更少，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动机是更加深层地无意识的，对自己的行为思考得更少。

歌德的《浮士德》很贴切地说：“始物于行(Im Anfang war die Tat)。”“行为”从来都不是发明出来的，它们是做出来的；而另一方面，思想是人类相对较晚的发现。首先，无意识的因素使他行动起来，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开始思考使他动起来的原因。而他花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他一定是自己让自己动了——除此之外，他的头脑再找不到任何其他驱动力。

想到一种植物或一种动物发明了它们自己，我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好笑，然而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心灵或心智发明了自己，因此它是自身存在的创造者。事实上，心智是成长到现在的意识状态的，这与橡子长成橡树，或者蜥蜴长成哺乳动物是一样的。它已经发展了这么久，所以它仍然在发展，因此我们被来自内部的力量和外部的力量所推动。

两个相信呼吸有“魔力”的例子。上图，一位祖鲁巫医用牛角吹病人的耳朵（驱赶鬼魂）来治愈病人；

一幅中世纪的创世画，描绘上帝将生命通过呼吸注入亚当体内。

一幅13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基督用唾沫医治了一位盲人——唾沫就像呼吸一样，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赋予生命的能力。

这些内在的动机来自一个深层的源头，这个源头不由意识产生，也不受意识控制。在早期的神话中，这些力量被称为神力(mana)，或精神、魔力和神。它们在今天和以前一样活跃。如果它们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就称它们为愉快的预感和冲动，并为自己是聪明人而自鸣得意。如果它们与我们的愿望相反，那么我们会说这只是运气不好，或者是有人跟我们作对，或者导致我们不幸的原因一定是反常的。我们拒绝承认的一点是，我们依赖于自己无法控制的某些“力量”。

然而，近代的文明人的确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意志力，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些意志力。他已经学会了高效地工作，而不需要通过吟唱和击鼓来催眠自己进入行动的状态。他甚至可以不需要每天祈祷神的帮助。他能完成自己的计划，而且显然能毫不费力地把他的想法转化成行动，而原始人似乎每走一步都受到恐惧、迷信和其他看不见的行动障碍的阻碍。“有志者，事竟成”是现代人的迷信。

然而，为了维持他的信条，现代人付出的代价是极度缺乏自省。现代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变得如此理性、高效，也意味着我们被某些自身无法掌控的“力量”所奴役。神明或魔鬼根本就没有离我们远去，不过是换了新的名字而已，他们让现代人奔波不止，忧虑莫名，心理受困，无尽地需求药物、酒精、烟草和食物，患上各式各样的神经症。

人类的灵魂 The soul of man

我们所称作的文明意识，已经逐渐从那些基本的本能中分离了出来。但这些本能并未消失，它们只是和我们的意识失去了联系，因此被迫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自身。这可能是神经症患者的身体症状，也可能是各式各样的事件，如无法解释的情绪、意外的健忘或口误。

人们喜欢相信他们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但只要明白，他们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以及无意识的因素以无数种秘密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安排和决定，就知道他们肯定不是自己的主人。这些无意识因素的存在是由于原型的自主性。现代人通过一个隔间系统，来保护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分裂状态。外部生活的某些方面和他们自己的行为，可以说被分别保存在了不同的抽屉中，从来没有面对过对方。

这种所谓隔间心理的例子，我想到有一个酒鬼。他受到了某种宗教运动的积极影响，而且，因为被其热情所吸引，他竟然不再需要喝酒了。看起来，他是被耶稣奇迹般地治愈了，相应地，他也被当作神圣恩典的见证者来展示，证明这个宗教组织的有效性。但在公开忏悔几周之后，这种新奇的感觉开始消失，而且似乎得到什么暗示想要重新喝点酒，于是他又喝了起来。但这次，这个乐于助人的组织得出结论，这个人是“有病的”，显然不适合耶稣的干预，所以他们把他放到一个诊所让医生来处理，医生或许比那位神圣的疗愈者要做得更好。

这是现代“文化”心理中一个值得研究的方面，它显示出的解离和心理混乱程度令人震惊。

如果暂且把人类看作一个个体，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就像一个被无意识的力量带着走的人，人类也喜欢把某些问题放在不同的“抽屉”里。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思考给予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人类现在正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自己带来的致命危险的威胁。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像个神经症患者一样分裂，东西方冷战国之间的“铁幕”(Iron Curtain)成了这种分界线的象征。西方人开始意识到东方势力的侵略性，认为自己不得不采取非常的防御措施，同时还为自己的美德和良好意图感到自豪。

“我们的世界像个神经症患者一样分裂。”上图，柏林墙。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用良好的国际礼仪掩盖起来的恶习，却被抛回他们的脸上。西方一直以来所悄悄容忍但又带有轻微羞耻感的做法（比如，外交上的谎言，系统性的欺骗，隐晦的威胁），又被东方全面而且公开地甩了回来，把我们绑在神经症的结上。正是西方人自己带着邪恶阴影的脸，从铁幕的另一方朝他们自己咧嘴一笑。

正是这种情况解释了西方社会中许多人所特有的无助感。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道德问题，而以一种积累核武器的政策或通过经济“竞争”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都收效甚微，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许多人现在明白道德和精神手段是更加有效的，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精神免疫，以抵御不断增加的感染。

但所有这些尝试都被证明是极其无效的，只要我们仍然使自己和世界相信，错的只有他们（即我们的对手），那么情况就依然会是如此。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试着去认真地认识我们自己的阴影及其所做的邪恶行为。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的阴影（我们天性的阴暗面），我们就不会受任何道德和精神上的感染和暗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使自己对每一种感染敞开，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做和我们想象的“他们”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还有额外的缺陷，即因为被良好礼貌的假象所蒙蔽，我们既看不见也不想了解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共产主义世界有一个很大的神话。它是关于黄金时代（或天堂）的原型之梦，其在人类历史中由来已久，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按需提供给每个人。这个呈现形式尚显幼稚的强大原型俘获了他们，但绝不可能仅仅因为我们西方人优越的观点，它就从世界上消失。我们甚至用自己的幼稚支持了它，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也被同一个神话所俘获。在无意识中，我们怀有的是同样的偏见、希望和期望。我们也信仰福利的国家、普遍的和平、人类的平等，信仰人类有永恒的人权、正义、真理，以及（不要说得太大声）信仰上帝在地球上的王国。

每个社会都有其关于典型的天堂或黄金时代的想法，人们相信它们过去存在过，以后也会再次出现。上图，一幅19世纪的美国油画体现了过去乌托邦的思想：它展示了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与印第安人在1682年签订条约的场景，环境非常理想化，一切都和谐平静。

莫斯科公园的一张海报，展示列宁领导俄国人民走向未来。

在一幅15世纪的法国绘画中，伊甸园被描绘成有围墙的（像子宫一样的）花园，表现了对亚当和夏娃的驱逐。

一幅16世纪的绘画《人间天堂》(Earthly Paradise)描绘了原始又自然的“黄金时代”，创作者为克拉纳赫。

16世纪佛兰德斯艺术家布鲁盖尔(Brueghel)的画作《安乐乡》(Land of Cockaigne)，描绘了一片想象中的土地，充满感官享受和舒适生活（这些故事在中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特别是在辛苦的农民和农奴中间）。

可悲的事实是，人的真实生活是由许多必然存在的对立面所构成的综合体——日与夜，生与死，幸福与不幸，善与恶。我们甚至不确定前一个是否会战胜后一个，比如，善良是否会战胜邪恶，快乐是否会战胜痛苦。生活是一个战场。它一直是，也将永远是，如果不是这样，存在便会结束。

正是人类的这种内部冲突，导致了早期基督徒期待和希望这个世界能早日终结，或者佛教徒拒绝所有尘世的欲望和愿望。如果没有综合考虑到构成这两种宗教主体的特殊的精神与道德上的观念和实践——这些观念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们对这个世界激进的否定，那么坦率地说，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就是自杀。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再信仰任何一种宗教。这些人不再理解他们的宗教。没有宗教信仰的生活依然可能平顺地向前展开，信仰的丧失不会被人注意到，但当痛苦来临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这时开始去寻找出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以及其中令人困惑和痛苦的经历。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犹太人和新教徒中咨询心理医生（以我的经验来看）的人比天主教徒中的要多。这可能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天主教仍然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灵魂的福祉(cura animarum)。但在这个科学的时代，精神病学家常常会被问到一些曾经属于神学范畴的问题。人们认为，只要他们对有意义生活的方式或对上帝与不朽有积极的信念，情况就会发生或将会发生巨大的改观。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会激发这种想法。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有了关于“至高的存在”（一个或几个）以及“来生乐土”的思想，只有在今天，人们才认为没有这样的思想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无法用射电望远镜发现天空中上帝的宝座，也无法（肯定地）确认那些受人敬爱的父母或多或少仍以肉体的形式存在，所以人们认为这样的思想“不真实”。我更倾向于说它们“不够真实”，因为这些概念从史前时代就伴随着人类的生活而来，并且只要受到什么激发，仍能突破进入意识。

南美洲卡亚帕斯印第安人(Cayapas Indian)的棺材，死者死后仍有衣食供应。各种宗教符号和信仰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

古代人会对死亡表达哀伤，上图是在一座墓中发现的一尊埃及雕塑，表现哀悼，然而，他们的信仰也使他们认为死亡是一种积极的转变。

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断言，他可以抛弃它们，他可能会坚持认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证明它们的真实性，从而巩固自己的观点。或者他甚至可能会为失去信仰而感到遗憾。但既然是在处理不可见和不可知的事物（因为上帝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也没有办法证明不朽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要为有没有证据而烦恼呢？即使不知道我们的食物需要盐的原因，我们仍会从使用盐中获益。我们可能会说，使用盐只是一种味觉上的幻觉或一种迷信，但这不妨碍它依然有助于我们的健康。那么，如果一些观点被证明是在危机中有帮助的，并赋予我们的存在以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彻底抛弃这些观点呢？

另外，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想法是错误的呢？如果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想法很可能是幻象，有许多人会表示同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否认和宗教信仰的断言一样，是不可能被“证明”的。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这将是一个主观的决定。

然而，我们培养那些永远无法被证明的思想，有一个强有力的经验主义的原因。那就是，人们知道它们是有用的。人类的确需要一些总体的思想和信念来为生命赋予意义，使他们能够在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当相信它们是有意义的时候，他们就能忍受难以置信的困难；而当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参与一个“白痴讲的故事”时，他们就会彻底崩溃。

宗教象征的作用，是为人的生命赋予意义。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相信，他们是太阳的儿子，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的生活一个远远超越他们有限存在的视角（和目标）。它给他们足够的空间来展开人格，允许它们作为完整的人去过完整的生活。他们的困境比我们文明中的人的困境要令人满意太多，文明中的人知道，自己只是（也将继续是）一个生活没有内在意义的失败者。

一个人存在的更广泛的意义感，是他超越了仅仅得到和付出的层面。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人就会迷失和痛苦。如果圣保罗确信自己不过是一个四处游荡的地毯编织工，他肯定不会成为现在的他。他真正且有意义的生活，在于他内心确信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人们可能会指责他妄自尊大，但这种观点在历史的见证和后代的评价面前显得很苍白无力。他身上的神话使他变得比当一个手艺人更伟大。

然而，构成这样一个神话的象征，不是被有意识编造出来的。它们已经发生了。不是耶稣这个人创造了“神-人”的神话，在他出生之前，这样的神话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他自己是被这种象征的想法所吸引。正如圣马可告诉我们的，这种想法使他摆脱了身为一个拿撒勒(Nazarene)木匠的狭隘生活。

神话可以追溯到原始的故事讲述者和他的梦，追溯到那些被自己的幻想打动的人。这些人与后来被称为诗人或哲学家的那些人没有太大的不同，原始的故事讲述者并不关心他们幻想的起源，是到了很久以后，人们才开始怀疑故事的起源。然而，许多个世纪以前，在我们现在所称作的“古”希腊，人们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认为众神的传说只不过是那些埋葬已久的国王或酋长的古老且夸张的传统。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神话中所讲的太不可信。因此，他们试图把它简化成一种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形式。

在近代，我们已经看到梦的象征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在心理学的萌芽阶段，我开始认识到梦的重要性。但就像希腊人那样，他们使自己相信，他们的神话其实不过是对理性或“正常”历史做的精心修饰的讲述，因此一些心理学的先驱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梦并不意味着它们看上去那样的含义。它们所呈现出的意象或符号被认为是一种奇异的形式，心灵中被压抑的内容以这种形式进入意识心理。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梦并非如其显而易见所表达的那个意思，而是有别的含义。

我已经谈过我对这个想法的不同理解——这个不同的理解使我开始研究梦的形式，也研究梦的内容。为什么它们表达了和它们的内容不同的意思呢？自然界中有什么东西不是它本身吗？梦是一种正常而且自然的现象，它并不表达自身之外的含义。犹太教法典《塔木德》(Talmud)甚至说：“梦是自身的诠释。”人们之所以产生这种困惑，是因为梦的内容是象征性的，因此不止有一种含义。这些象征指向不同的方向，与我们的意识所理解的方向不同，因此它们与一些无意识的或至少不完全有意识的内容有关。

对科学的头脑而言，类似于象征思想这样的现象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它们不能以一种满足理智和逻辑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心理学上，这绝不是唯一的例子。这样的麻烦始于“情感”或情绪的现象，心理学家试图用一个最终的定义来明确它们，但所有的努力都宣告无效。这两种情形中，发生困难的原因是相同的——无意识的介入。

关于科学的视角我足够了解，因此我非常理解，要处理那些不能完全或充分理解的事实，的确是最令人烦恼的事情。这些现象的问题在于，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却不能用理智的语言来表述。因此，我们必须能够理解生命本身，因为是生命产生了各种情感以及象征的思想。

从事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完全可以不去考虑情感现象或无意识概念（或二者皆不用考虑）。然而，它们对从事医学实践的心理学家来说仍是至少应该注意的事实，因为情感的冲突和无意识的干预是他们所在领域的经典特征。只要他们治疗病人，就会遇到这些非理性的东西，它们是无情的事实，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用理智的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因此很自然地，那些没有心理医生的经验的人会发现很难理解发生了什么，因为在这里，心理学不再像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平静求索，而是成为真实生活中冒险活动的一部分。靶场的打靶练习与战场大不相同，在真实的战争中，医生必须处理伤亡。他们必须关注心灵现实，即使他们不能在科学的定义中体现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教科书可以教心理学，我们只能通过实际的经验来学习。

当我们研究某些众所周知的符号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在基督教中，十字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它表达了许多方面、思想和情感；但是一张名单上名字后面的叉号只表示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阳具在印度教中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象征，但如果是一个街头顽童在墙上画了一个阳具，这只反映了他对自己的阴jing的兴趣。婴儿期和青春期的幻想通常会长久地持续到成年生活当中，所以很多梦中会出现明确的性暗示，把它们理解成别的东西是荒谬的。但是，当一个泥瓦匠说到和尚和尼姑要躺在一起，或者一个电工说到公插头和母插座的时候，认为他还沉浸在青春的幻想中就是可笑的。他只是在用生动的言语来描述他的材料。当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教教徒跟你讲林伽（阳具，在印度教神话中代表湿婆）时，你会听到我们西方人永远不会联系到阴jing上去的故事。林伽当然不是淫秽的暗示，十字架也不仅仅是死亡的标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生这一意象的梦者的成熟程度。

解读梦和象征需要理解力。不可能把它变成一个机械的系统，然后塞进没有想象力的大脑。它需要对梦者的个性有更多的理解，也需要释梦者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在这一领域，没有哪个有经验的工作者会否认一些经验法则是有用的，但必须谨慎且明智地加以运用。我们可能在遵循了所有正确的规则之后，却陷入最离谱的胡言乱语中，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忽略了一个看似不重要的细节，而如果有更好的理解力，就不会错过这个细节。即使是高智商的人，也会因为缺乏直觉和情感而误入歧途。

当我们试图理解象征时，不仅要面对象征本身，还要面对产生象征的个体的整体性。这包括对他的文化背景的研究，我们所受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填补了很多空白。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每一个个案都当作一个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全新命题来思考。我们在表面上处理问题时，常规的回应可能是实用和有效的，但是一旦接触到重要的问题，生命本身就接管了，甚至最精彩的理论前提都会变成无效的文字。

一个孩子画的树（太阳在上方）。一棵树是经常出现在梦中（以及其他地方）的主题的最好例子，可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各种各样的含义。它可能象征着进化、身体成长或心理成熟，可能象征着牺牲或死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是生殖器的象征，可能还会有多得多的象征。

其他常见的梦境主题，如十字架（上图）

或林伽（上图），也有大量的象征意义。

想象力和直觉对我们的理解至关重要。尽管流行观点认为，它们主要是对诗人和艺术家来说有价值（而在“理智的”事情上它们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但实际上它们在所有更高层次的科学中同样重要。在这里，它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理性的”智力及其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进行了补充。即使是在所有应用科学中最严格的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直觉，而直觉是通过无意识的方式起作用的（尽管有可能在之后证明，逻辑过程可以产生与直觉相同的结果）。

在解释象征时，直觉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它通常可以确保梦者能够立即理解它们。然而，尽管这种幸运的预感在主观上可能令人信服，但它也可能相当危险。它很容易导致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例如，它可能会诱使释梦者和梦者继续保持一种亲切和相对容易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最后变得只是分享了一个梦而已。如果满足于靠“预感”达成理解所带来的模糊的满足感，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而无法真正了解到什么，从而无法理解其中的寓意。我们只有把直觉还原为对事实及其逻辑联系的准确认识，才能去解释和了解。

一个诚实的研究者会不得不承认，他并不总能做到这样，但不把它一直记在心里是不诚实的。科学家也是人，因此像其他人一样，他很自然也会讨厌他无法解释的事情。以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觉。没有什么比科学理论更不堪一击的了，它只是解释事实的一种短暂尝试，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永恒的真理。

象征的作用 The role of symbols

当从事医学实践的心理学家对象征感兴趣时，他主要关注的是“自然”象征，而不是“文化”象征。前者源于心灵的无意识内容，因此它们是核心原型意象的相当多的变体。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可以追溯到它们的古老根源，即我们在最古老的记录和原始社会中所见到的思想和意象。另一方面，文化象征是那些被用来表达“永恒真理”的象征，至今许多宗教仍在使用。它们经历了许多变化，甚至是一个或多或少有意识发展的漫长过程，从而成为文明社会所接受的集体意象。

尽管如此，这些文化象征仍然保留着它们原始的神秘或者说“魔力”。人们发现它们可以在某些人身上唤起一种深刻的情绪反应，而这种精神影响使它们有着与偏见大致相同的作用方式。它们是心理学家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它们似乎是荒谬的或不相干的，但对它们不屑一顾是愚蠢的。它们是我们精神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如果要彻底丢掉它们，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当它们被压抑或忽视时，它们的特定能量就会悄然进入无意识中，产生无法解释的后果。这些精神能量看上去似乎以这种方式消失了，实际上是被用以恢复和强化无意识中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一些天性上的倾向，而这些无意识的倾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或者至少在我们的意识中不被允许不受约束地存在。

这些倾向对我们的意识心理形成了一种无时不在的“阴影”，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有益影响的一些倾向，在受到压抑时也会转变为恶魔。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好心的人会害怕无意识，甚至害怕心理学。

我们的时代已经证明了打开地狱之门意味着什么。一些极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田园诗般无害的20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发生了使我们的世界天翻地覆的事件，没有人能想象到会有这么严重。从那以后，世界一直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文明的德国不仅释放出了它可怕的原始性，俄罗斯也被它掌控，非洲也被它点燃了。难怪西方世界感到不安。

现代人不明白，他们的“理性主义”（它摧毁了现代人对神秘象征和思想的反应能力）使其在相当的程度上遭受精神“地狱”的摆布。他们把自己从“迷信”中解放了出来（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价值，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他们的道德和精神传统已经瓦解，他们现在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迷失和分裂。

人类学家经常描述，原始社会的精神价值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时会发生什么。它的人民失去了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社会组织会瓦解，他们的道德会堕落。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我们从未真正理解我们失去了什么，因为不幸的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更感兴趣的是保护他们的制度，而不是去理解象征中所展现的秘密。在我看来，信仰并不排斥思想（这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但不幸的是，许多宗教信徒似乎非常害怕科学（顺便也害怕心理学），以至于他们对一直以来控制人类命运的神圣的精神力量视而不见。我们已经剥去了一切事物的奥秘和神性，再也没有什么是神圣的。

古代神话人物现在是博物馆里的珍品（左图），但是他们所表达的原型并没有失去影响人类思想的力量。也许现代“恐怖”电影中的怪物（右图）是不再被压抑的原型的扭曲版本。

被压抑的无意识内容会以消极情绪的形式破坏性地爆发，就像“二战”时一样。左图，1943年起义后华沙的犹太囚犯；右图，死者的鞋子堆放在奥斯威辛。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由于与文明接触而失去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导致部落解体。现在这个部落只有几百人。

在更早的人类时代，当一些本能的概念在人的头脑中涌现时，他们的意识头脑无疑能将它们整合成一个清晰连贯的心灵模式。但是“文明人”再也不能这样做了。“文明人”的“高级”意识，已经从其自身剥夺了那些能够让本能和无意识的辅助效果得以被吸收的方式。这些同化和整合的器官曾是具有神性的象征，被一致认为是神圣的。

例如，今天我们会谈论“物质”，我们描述了它的物理性质，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来证明它的一些方面。但“物质”这个词仍然是一个枯燥的、不人道的、纯粹理智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精神意义。而物质在以前的意象是多么不同啊，比如“大母神”，它表达了带有深刻情感的“地球母亲”的含义。同样地，过去的精神现在被等同于理智，因此不再是“万有之父”，它退化为人类有限的自我思想，“我们的父”的意象所表达的巨大的情感能量消失在了理智的沙漠中。

这两个关于原型的原则，是东西方比较体系的基础。但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没有认识到，像西方那样把世界的原则(world principle)称为男性和父亲（精神），或像共产主义者那样把世界的原则称为女性和母亲（物质），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本质上说，我们对其中一个的了解与对另一个的了解一样少。在人类早些的时代，这些原则在各种仪式中被崇拜，这至少表明了它们对人类的精神意义，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纯粹的抽象概念。

随着科学理解的发展，我们的世界变得失去了人性。人类感到自己在宇宙中是孤立的，因为他已不再参与到自然之中，失去了与自然现象之间感性的“无意识认同”(unconscious identity)，这些现象逐渐失去了它们的象征意义。雷声不再是愤怒之神的声音，闪电也不再是复仇之箭。河流不再包含精神，树不再是人的生命原则，蛇不再是智慧的化身，山洞不再是大魔王的家园。现在石头、植物和动物中听不到声音对人说话，也没有人对它们说话，因为不相信它们能听到。人类与自然的联系消失了，这种象征性的联结所提供的深刻的情感能量也随之消失了。

我们的梦的象征弥补了这一巨大的损失。它们带出了我们原始的天性——本能和奇怪的想法。然而不幸的是，它们用自然的语言来表达它们的内容，这对我们来说是陌生而不可理解的。因此我们便面临着一项任务，就是把它翻译成现代语言的理性词语和概念，使它从原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它与所描述的事物的神秘关系中解放出来。如今，当我们说到鬼和其他一些神圣的形象时，不再会有如魔法一般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的头脑中了。力量和荣耀都从这些曾经强有力的词语中消失了。我们不再相信魔法公式，没有多少禁忌和类似的限制被保留下来，我们的世界里的诸如“女巫”“术士”和“地精”之类的“迷信”的神灵已经被净化掉了，更不用说狼人、吸血鬼、丛林灵魂以及所有其他住在原始森林里的怪异生物了。

更准确地说，我们的世界表面上似乎清除了所有的迷信和非理性元素。然而，人类真正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我们对其自我憧憬般的想象）是否也已经从原始性中解放出来，就是另一个问题了。“13”这个数字对很多人来说不还是禁忌吗？现在不还是有许多人怀有非理性的偏见、投射和幼稚的幻想吗？若展开一幅人类心灵的现实图景，将揭示出许多这样的原始特征和残存，它们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就好像在过去的500年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现代人实际上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其特征是在长期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混合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人类与他们的象征，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审视他们的心理产物。在他们身上，与怀疑主义和科学信念共存的，还有旧式的偏见、过时的思维与情感习惯、顽固的误解和盲目的无知。

这就是当代的人类，他们产生了我们心理学家要研究的象征。为了解释这些象征，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它们的表现形式与纯粹的个人经验是否有关，或者说它们是否由一个梦为了特定的目的从一般意识知识的储存中选择出来。

以一个出现数字13的梦为例。问题在于，是梦者自己习惯性地相信这个数字的不幸属性，还是说，梦只是在影射那些仍然沉迷于这种迷信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梦的解释有很大影响。在前一种情况下，你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这个人仍然处于13的不幸魔咒之下，因此住进酒店的13号房间或与13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这个人会感到最不舒服。在后一种情况下，13可能仅仅意味着一句不礼貌的或侮辱性的言语。那位“迷信”的梦者仍然能感受到13的“魔力”，而那位更“理性”的梦者则已经剥去了其最初的情感色彩。

这个探讨说明了原型在实际经验中出现的方式：它们同时是意象和情感。我们谈到某种原型时，一定是意味着这两方面同时存在。当只有意象的时候，就只有在意义上无关紧要的图文形象了。但是有了情感后，意象获得了神性（或心灵的能量），它就变成了动态的，其中就必然会含有某种重要性。

我知道要理解这个概念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是在试图用语言来描述某种东西，但这种东西的内在本质使它无法被精确地定义。但是，正因为如此多的人选择把原型当作一个机械系统的一个部件，好像可以通过死记硬背来理解一样，我就更有必要强调它们不仅仅是名称，甚至不仅仅是哲学概念。它们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是以情感为桥梁，与鲜活的个体完整联系起来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对任何原型进行武断（或普遍）的解释，而是必须建立在它所关联的具体个人的完整生活状况的基础上。

因此，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言，十字架的象征只能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被解释——除非这个梦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超越这个语境的理由。即使这样，我们也要记住它在基督教中的具体含义。但我们不能说十字架的象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相同的意义。如果是这样，它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失去它的活力，变成一个纯粹的词语。

古代中国人把月亮和观音（上图）联系在一起。其他一些社会也把月亮人格化为神。

虽然现代太空飞行证明，月亮只是灰尘形成的坑球（上图），我们仍以某种带着爱和浪漫的方式与月球保持联结，一些原型的态度在其中保留了下来。

在孩子的无意识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型象征的力量（和普遍性）。上图，一个7岁孩子的绘画有着一个真正神话的气质——一个巨大的太阳赶走了一群黑鸟，它们是夜晚的恶魔。

上图，玩耍中的孩子自在地手舞足蹈，和原始人的仪式性舞蹈一样自然，是自我表达的形式。

古代民间传说仍然存在于孩子的“仪式”的信念中，例如，英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孩子们仍认为看到一匹白马是幸运的——白马是生命的一个著名象征。上图，掌管创造力的凯尔特女神艾波娜(Epona)骑着马，她就经常化身为一匹白色母马。

那些没有觉察到原型的特殊情感基调的人，最终有的只是一堆混乱的神话概念，这些概念可以随意穿在一起，任何东西都可以意味着任何意义，或者干脆什么意义都没有。世界上所有尸体的化学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活着的人不一样。只有当我们耐心地尝试去发现原型为什么以及以何种方式对一个活着的个体有意义时，原型才会出现。

如果你不知道所使用的语言代表什么，仅仅使用语言是徒劳的。在心理学上尤其如此，我们谈到的原型有阿尼玛(anima)、阿尼姆斯(animus)、智者(the wise man)、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等等。你可以知道所有的圣徒、圣贤、先知和其他圣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大母神，但如果你从未体验过意象的精神性，那么它们就只是意象，就好像你是在梦中说话，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所使用的只言片语将是空洞且没有价值的。只有当你试着考虑它们的精神性时，例如，考虑它们与活着的个体的关系，它们才会获得生命和意义。只有这样，你才会开始明白它们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名称上面，它们与你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的梦产生象征的功能，是试图把人的原始心理带入“高级”或与之分离的意识中。原始心理从来没有在意识中存在过，因此它在此之前也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因为在很久以前，那个原始心理就是人的全部人格。随着意识的发展，人的意识心理与一些原始的心灵能量之间失去了联系。而意识心理从来就不知道那个原始心理，因为原始心理在意识发展形成并与之分离的过程中被抛弃了，而能觉察到它的又只有意识。

然而，我们所称作的无意识似乎保留了构成部分原始心理的原始特征。梦的象征经常指的就是这些特征，就好像无意识试图带回所有在心理进化中被抛弃的旧东西——幻觉、幻想、古老的思想形式、基本本能等。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处理无意识的事物时经常会遇到阻碍，甚至是恐惧。这些残留物不仅不是中立的或无关紧要的，相反，它们的能量如此强烈，以至于往往不只是让人们感到不舒服。它们会引起真正的恐惧。它们越是被压抑，就越是会以神经症的形式在整个人格中扩散。

正是这种心灵的能量使它们如此重要。就好像一个人经历了一段无意识时期后，突然意识到他的记忆中有一片空白——似乎有重要的事件发生了，他却不记得。只要他认为心灵是完全个人的（这是通常的假设），他就会试图找回那些明显丧失的婴儿时期的记忆，但他童年记忆中的空白又只是一种更大丧失的症状——原始心灵的丧失。

就像胚胎身体的进化会重复它的史前历史，心理的发展也会经过一系列的史前阶段。梦的主要任务，是带回对史前世界和婴儿世界以及直到最原始本能的某种“回忆”。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回忆可以产生显著的治疗效果，就像弗洛伊德很久以前看到的那样。这一观察结果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婴儿时期的记忆空白（一种所谓的遗忘症）代表着积极一面的丧失，而它的恢复可以给生命和幸福带来正向的增长。

因为一个孩子的身体是小的，并且他在意识层面的想法是稀少且简单的，因此我们没有觉察到婴儿心灵深远的复杂性，婴儿心灵具有与史前心灵的原始一致性。这种“原始心理”在孩子身上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就像人类的进化阶段在胚胎期的身体里存在并且复现一样。如果各位读者还记得那个把自己那些不寻常的梦作为礼物送给父亲的孩子，以及我对那些梦所说的内容，你们就能很好地理解我的意思。

在婴儿期遗忘症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奇怪的神话片段也经常出现在病人后来的精神病中。这种意象是高度精神性的，因此非常重要。如果这些回忆在成人生活中再次出现，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造成深度的心理困扰，而在一些人身上，也可能产生治愈或宗教皈依的奇迹。它们常常带回一份遗失已久的生活片段，这份生活给人以意义，从而丰富了人生。

婴儿时期记忆的回忆，和精神行为以原型的方式再现，可以在意识中创造出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延展性，前提是我们在意识中成功地吸收和整合那些失而复得的内容。它们不是中立的，因此吸收它们会改变人格，就像它们自己也会经历某些改变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个体化过程”（冯·法兰兹博士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进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象征的解释起着重要的实际作用，因为这些象征是调和与统一心灵中对立面的自然尝试。

自然地，如果在看到这些象征后，只是把它们置于一旁不加理会，将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只会使旧的神经症状态复位，而破坏整合的尝试。不幸的是，那些少有的不否认原型存在的人，几乎总是只把它们当作纯粹的词语，而忘记了它们有生命力的现实。于是，当它们的精神性（不合理地）被抛弃时，无限替代的过程就开始了——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很容易从一个原型滑到另一个原型，任何东西都可以意味着任何东西。原型的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互换，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它们的精神性是一个事实，而且代表了一个原型事件的价值。

我们必须把这种情感价值牢记在心，并允许其贯穿于整个释梦的理智过程。这种价值太容易失去了，因为思维和情感是截然相反的，以至于思维几乎自动地抛弃了情感价值，反之亦然。心理学是唯一需要考虑价值因素（例如情感）的科学，因为它是现实事件与生命之间的联系。心理学经常因为这个原因被指责为不科学，但批评者们没有理解，在科学和实践的意义上给予情感以适当考虑是必要的。

疗愈分裂 Healing the split

我们的智力创造了一个主宰自然的新世界，并给它创造出无数可怕的机器。机器无疑是非常有用的，我们甚至看不到摆脱它们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会被它们所奴役。人类一定会沿着自己科学和创新头脑的冒险旅程继续前进，并欣赏自己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人类的天才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倾向，即发明出越来越危险的东西，因为它们代表着越来越好的大规模自杀手段。

考虑到世界人口迅速增长的狂潮，人类已经开始寻找方法来控制这股不断高涨的洪水。但是，大自然可能是预见到我们所有的尝试，而让人类与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为敌。例如，氢弹可以有效地阻止人口过剩。尽管我们骄傲地控制着自然，但我们仍然是它的受害者，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本性。尽管过程缓慢，但我们似乎正不可避免地招致灾难。

我们再也没有可以求助的神灵了。世界上那些大宗教遭受着日益严重的贫血，因为乐于助人的精灵已经逃离了森林、河流和山脉，也逃离了动物，而“神-人”则消失在无意识中，我们愚弄自己，以为他们败退于过去的遗迹之中过着不光彩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被理性女神主宰，她是我们最大也最悲惨的幻觉。我们让自己确信，借由理性的帮助，我们已经“征服了自然”。

但这仅仅是一个口号。因为所谓的征服自然带来人口过剩的自然事实，使我们不知所措；还给我们增添了麻烦，由于心理上的欠缺，我们无法在新的情境下做出必要的政治安排。人们还是一样会争吵，会想方设法要比别人优越。那么，我们如何谈得上已经“征服自然”呢？

20世纪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纽约。

另一座末日中的城市——1945年的广岛。虽然人类似乎已经获得了对自然的控制，但荣格一再指出，人类还没有获得对自己的自然本性的控制。

任何改变都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只有人类个体才能经历这种改变，并将其进行到底。改变的确必须从个人开始，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人能够袖手旁观，等某个别人去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既然似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问问自己，我们的无意识是否碰巧知道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当然，在这方面，意识心理似乎做不了任何有用的事情。今天的人们痛苦地发现，无论是他的伟大宗教还是他的各种哲学，似乎都不能为他提供那些强有力的令人鼓舞的思想，不能使他在面对当今世界的情况时获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我知道佛教徒会说什么：人们只要遵循佛法的“八正道”，并对“我”有真正的洞察力，事情就会变好。基督徒告诉我们，如果人们相信上帝，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理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人们聪明又通情达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仅凭自己解决这些问题。

基督徒常常问，为什么上帝不向他们说话，就像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认为的那样说话。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时，总是想起一位拉比（即犹太教中有学问的老师），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过去上帝经常向人们显现，而现在却没有人看到他。拉比回答说：“现在再也没有人能鞠躬鞠得足够低了。”

这个答案一针见血。我们被自己的主观意识所迷惑和纠缠，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一个古老的事实，即上帝主要通过梦和幻象来说话。佛教徒将无意识的幻想世界抛弃，将其视为无用的幻想；基督徒把教会和《圣经》放在他自己和他的无意识之间；而理性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他的意识并不是他的全部心灵。尽管70多年来，无意识在任何严肃的心理学研究中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科学概念，但这种无知一直存在至今。

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上帝一样，把自己当作对自然现象的好坏的评判者了。我们不会把植物学建立在有用的和无用的植物这一过时的划分上，也不会天真地把动物学建立在无害的和危险的动物的区分上。但我们仍自以为是地认为，意识是有意义的，而无意识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认识在科学里会被一笑置之。例如，微生物是有意义的还是没有意义的？

不管无意识是什么，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其产生的象征被证明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期望一个从未用过显微镜的人成为微生物学的权威；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认真研究过“自然形成的象征”，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称职的评价者。对人类灵魂的普遍低估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科学理性主义都不愿意重新审视它。

尽管天主教会认同存在“由上帝送来的梦”(somnia a Deo missa)，但天主教的大多数思想家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去理解梦。我怀疑新教中有没有哪条论述或教义，会屈尊承认上帝的声音(vox Dei)在梦中被察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一个神学家真的相信上帝，他以什么权威说上帝不能通过梦说话呢？

伦勃朗(Rembrandt)的画作《沉思中的哲学家》(Philosopher in Contemplation, 1632)。这位内省的老人为荣格的信念提供了一个意象，即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探索自己的无意识。

不能忽视无意识，它像星星一样自然、无限、强大。

我对自然形成的象征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梦和梦的象征并不是愚蠢和无意义的。相反，梦为那些不怕麻烦去理解梦的象征的人提供了最有趣的信息。诚然，这些结果与当下处处关心买和卖的世俗逻辑毫无关系。但是，我们的商业生活并不能详尽地解释生命的意义，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也不能通过银行账户得到满足。

在一个所有可用的能量都被用来研究自然的人类历史时期，人的本质则极少被关注。人的本质即心灵。尽管人们对意识的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心理中真正复杂和不为人知的部分，即产生象征的部分，实际上仍未被探索。尽管我们每天晚上都从那里接收信号，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不怕麻烦地去探索，因为要破译这些通信似乎太过乏味。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人类最伟大的工具，即心灵，很少被人想到，而且常常被直接怀疑和轻视。“这只是心理上的”往往意味着：没什么。

这种巨大的偏见究竟从何而来？很明显，我们一直忙于思考自己所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去问无意识心灵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证实了大多数人对心灵的蔑视。在人们面前，心灵完全被忽视了，它现在变成了道德垃圾的垃圾场。

这种现代立场当然是片面和不公正的。它甚至不符合已知的事实。我们对无意识的实际认识表明，它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就像自然本身一样，至少是中性的。它包含了人性的各方面——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深刻与愚蠢。对个体和集体象征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一个尚未被熟练掌握的任务。但终于有了一个开始。早期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而它们似乎为当今人类许多至今未解问题指出了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