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象征 结语　科学与无意识

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

在前面正文章节中，卡尔·荣格及其几位合著者，力图为读者们清晰地呈现我们无意识心灵中的象征创造功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列举了这一崭新的发现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应用领域。其实，我们还远未充分了解无意识或各种原型（心灵中的那些内核）所蕴藏的丰富含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原型对个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包括影响情感、道德和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到人际关系，从而影响他的整个人生命运。我们也可以看到，原型象征在个体身上的表现有着完整的模式，对象征恰当的理解可以带来治愈效果。我们还可以看到，原型可以给我们的心智带来创造性或是破坏性的影响力。具有创造力，是在于它们足以激发新的观念；不过，同样是这些念头，一旦固守，僵化成为意识层面的偏见，从而阻碍了进一步的探索时，所带来的就是破坏力了。

荣格在他本人所撰写的章节中已经明确表明，为了不削弱原型观念及象征所承载的个体意义与文化价值，避免因为刻板、过度理智化的解释而抹杀了原型及象征的个体化意涵，分析师所给出的每一个诠释需要相当精妙细致，相当注重细微差别。荣格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种探究和诠释工作，所以很自然，这本书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他对心灵探索这一全新领域之巨大贡献的一小部分而已。作为一位先驱，荣格也充分意识到尚有很多问题仍未解答，需要后继者们持续加以深入探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那些理论概念和假设是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同时也不让理论模糊不清以包罗万象），也是为什么他的观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开放体系”，从而避免把将来的新发现拒之门外。

荣格认为，自己的诸多概念和理论仅仅是一些工具，抑或是启发性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神秘的无意识领域，继而开辟现实的广阔新天地——对无意识的探索不仅拓宽了我们的世界观，而且实际上使之扩大了一倍。现在，我们必须始终带有这样的疑问：发生的某一心理想象，其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某一“真实的”外部现象，我们是通过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途径体验到的呢？

振动的钢盘所发出的声波在照片中清晰可见，产生了一种与曼陀罗极为相似的图案。

可以肯定的是，无意识的强大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临床案例中，同时它也会出现在神话、宗教、艺术等其他一切使个体得以进行自我表达的文化形式中。显然，如果所有的个体都有共同的情感和心理活动的遗传模式（荣格称之为原型），那么我们足可期待，在人类几乎所有的活动领域，都将可以发现它们的产物（象征层面的幻想、观念以及行为）。

当代在这些领域中的许多重要研究都深受荣格著作的影响。例如，这种影响可以在诸多文学研究中看到，像J.B.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的《文学与西方男人》(Literature and Western Man)，戈特弗里德·迪纳(Gottfried Diener)的《浮士德通往海伦娜之路》(Faust's Weg zu Helena)，又如詹姆斯·基尔希(James Kirsch)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Shakespeare's Hamlet)这样的文学著作。同样，荣格心理学对艺术研究也有着非常多的贡献，像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阿尼拉·亚菲的作品，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关于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研究著作，还有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对音乐的研究著作，等等。除此之外，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众多历史学著作和保罗·雷丁(Paul Radin)的人类学著作，也皆受到了荣格学说的影响。另外，卫礼贤、恩温·鲁塞尔(Enwin Rousselle)以及曼弗雷德·波尔克特(Manfred Porkert)的汉学研究也深受荣格心理学思想的启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和文学的具体特征（包括与其相关的诠释）只能从原型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文化领域有着它们自己的运作规律，就像所有那些非凡的创造性成就一样，它们最终也很难用完全理性的方式来解释清楚。然而，就是这些领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型模式作为动力背景游走于其中。我们亦可以常常在其中（就像在梦中一样）解读到一些看似有目的的无意识的演化发展趋势。

在人类的文化活动领域中，更容易见识到荣格思想的博大富饶：这很明显，因为如果是原型影响了我们的心理活动，那它们就一定会在所有的文化领域中得以体现出来。而且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荣格的理论也帮助自然科学领域比如生物学中的研究方法开辟了崭新的角度。

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认为，由于有了新的发现，要考虑到无意识心灵与生物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对生命进化的观点就需要修正了。直至最近，人们始终认为物种的变异是随机发生的，通过这种选择，那些更“有意义的”、适应性更强的变异物种得以存活，而其他的则灭绝了。但是，当代进化论学者们开始发现，这种纯粹随机发生的变异选择过程所需的时间，要比我们这个地球的已知年龄还要漫长得多。

荣格的“共时性”概念在这里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解释某些罕见的“边界现象”或异常事件的发生。因此，这或许可以解释，与完全随机突变所需的时间相比，“有意义的”适应与基因变异是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的。如今我们都已清楚，在许多案例中，当一个原型被激活时，有意义的“随机”事件便会发生。例如，科学史上有许多同时发明或同时发现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便是关于达尔文及其著名的物种起源理论：达尔文在一篇长论文中提出了这个理论，并在1844年致力于将其扩展成一本重要的学术专著。

当他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生物学家的论文手稿，他叫A.R.华莱士(A.R.Wallace)。这份手稿虽然篇幅比较短，其中却阐述了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极其类似的观点。当时华莱士正在马来群岛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 Islands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上考察，他只知道达尔文是个博物学者，对其当时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一无所知。

他们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各自独立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整个科学发展历程的假设。此外，每个创造性的假设与构思，最初都是在直觉的“顿悟”中产生的（随之而来的是获得客观事实论证）。因此，原型似乎是让创造得以源源不断发生的中间媒介（荣格所称的共时性的事件，实际上类似于“在时间上同时的创造行为”）。

类似的“有意义的巧合”可以说发生在对个体来说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当一位亲人去世，或者财物丢失的时候，得知这个信息对一个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大量的实例中，这种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超感知觉来实现的。这似乎是在说，当关乎生死存亡的某种需要或冲动被唤起时，就可能会发生这种“非随机”现象；这反过来又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种动物在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或巨大的生存需要时，可能会在其外部生理结构上产生“有意义的”（非因果性的）改变。

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前景最广阔的领域（正如荣格所看到的那样）似乎出乎意料地与微观物理学这一复杂领域相关。乍一看，我们几乎找不到心理学和微观物理学之间的任何联系。所以，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值得进行一番解释。

这种关系最明显的一点就在于，物理学大部分的基本概念（如空间、时间、物质、能量、连续介质或场、粒子等），皆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们一些直觉的、半神话的、原型的想法，然后慢慢地发展，逐渐变得越来越精确，这些概念如今主要用一些抽象的数学术语来表达。比如，“粒子”这一概念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Leucippus)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来的，“原子”被德谟克利特称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元”。虽然原子在物理学界被证明并非不可分割，但我们至今仍然认为物质根本上是由波和粒子（或不连续的“量子”）构成的。

能量这一概念，以及它与力和运动的关系，也源于早期古希腊思想家，由斯多葛派哲学家发展而来。他们假设存在一种赋予生命的“张力”，维持并推动着世间万物。这显然是我们当代能量概念的一种半神话式的萌芽。

即便是相对现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在构思一些新概念和想法时也会依赖半神话的原型意象。比如，在17世纪，在勒内·笛卡儿看来，恰恰似乎是“上帝的决定和行为是不可改变的这一事实”来“证明”了因果律的绝对有效性。另外，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断言，由于受限于神圣的“三位一体”，我们空间的维度只能是三维的，不能多也不能少。

这仅仅是众多实例中的两个而已。这些众多的事实说明，即使是我们现代的基本科学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与源自无意识的那些原型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些原型观念不一定能表述“客观”事实（至少我们无法证明它们最终能表述事实），但它们产生于人的内在心理倾向——这种倾向驱使着人们，在必须应对的各种外在和内在事实之间，找到“令人满意的”理性、解释性的关联。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曾说过，在研究自然和宇宙时，“人类只是遇到了我们自己”，而不是在寻找和发现客观特征。

美国物理学家玛丽亚·梅耶夫人，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之一。她关于原子核结构的发现过程，就像许多其他的科学发现那样，也是源于一种直觉的顿悟（被一名同事的话偶然启发）。她的理论表明原子核是由多层的同心壳层组成：最内层包含两个质子或两个中子，第二层包含8个质子或8个中子，以此类推，按照她所称的“幻数”来排列——2、8、20、28、50、82、126。这一理论模型，与球体和数字的原型有着明显的联系。

正是因为这一观点所带来的非凡意义，沃尔夫冈·泡利以及其他科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研究原型象征在科学概念领域中的作用。泡利认为，我们应该把对外部客观事物的研究与对科学概念的内在起源的心理探究放在同等的高度上来。这项研究可能为本章后面将要介绍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带来新的启示，即物理学和心理学这两个领域，以及对现实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两方面之间的“同一性”概念。

除了无意识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的这种相当明显的联系之外，其中还有另外一些更吸引人的关联。荣格（在与泡利的密切合作中）发现，分析心理学迫于自身研究领域的限制，被迫构想出来一些全新概念，后来被证明与物理学家们面对微观物理学现象所创造的东西惊人地相似。物理学家们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便是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的互补理论(Complementarity)。

现代微观物理学已经发现，人们只能通过两种在逻辑上对立但形式上互补的概念来描述光现象，即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理论。简单来讲，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光呈现为粒子状态；在另外的观测条件下，光又是一种波。另外，科学家还发现，即便我们已经可以准确地观测到亚原子粒子的运动位置和运行速度，但这二者不能同时被观测到，因此观察者必须对实验设置有所选择，但这样一来，他就只能排除（或者是不得不“牺牲掉”）另外一些可能的实验设置，以及因此而得出的观测结果。此外，实验测量仪器必须被包括在事件的描述当中，因测量仪器本身就会对实验设置具有决定性而且无法控制的影响。

泡利说：“由于基本的‘互补’原则的存在，微观物理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难题，那就是我们还无法用确定的校正方法来消除观察者自身对实验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原则上，我们不得不抛弃对物理现象的纯理性理解。经典物理学始终坚持其‘自然的因果决定论’，而我们现在只用‘大概率’来探寻研究其‘统计原则’。”

换句话说，在微观物理学中，实验观察者会以某种无法被测量的方式干扰到实验，因此这样的干扰也无法被消除。没有任何一种自然规律可以说“某某事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微观物理学家所能说的只是：“根据统计学概率，某某事件很可能会发生。”很自然不过，这就呈现出我们经典物理学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科学实验中，它需要将参与者/观察者的心理特性也纳入考虑范围内，因此可以说，科学家不再有可能希望以完全“客观”的方式来描述外部事物的任何特征了。

大部分当代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无法消除所有微观物理学实验中其观察者意识观念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关键是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一种可能，即作为实验观察者本人整体的心理状况（意识及无意识的）也可能会带来影响。然而，正如泡利所指出的，我们至少还没有拒绝这种可能性的任何先验理由。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其当作一个尚未得以解答和探索清楚的问题来看待。

玻尔的“互补理论”对荣格派心理学家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在荣格看来，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一对互补的对立。实验观察者本人无意识当中产生的每一项新内容，都会通过部分整合到意识当中而改变一些基本性质。甚至梦的内容（如果意识到的话）也是属于半意识状态的。而且，因为对梦的诠释而给观察者本人带来的每一次意识领域的扩展，又会反过来作用于无意识，对其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和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概念来描述无意识（就像微观物理学中的粒子一样）。其实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就像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物质的本质是什么一样。

让我们将心理学和微观物理学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进一步延伸。荣格所说的原型（人类情感和心理活动的模式），用泡利的话来说也可以被称为心灵反应的“大概率事件”。就像在本书前文中所强调的那样，原型呈现出的具体形式是没有什么固定规律的，只会存在着众多的“倾向”，这能够告诉我们，在特定的心理情景下，很可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将无意识本身比作物理学中的“场”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说，正如进入一个磁场中的粒子会呈现出一定的顺序，在我们称之为无意识的心灵空间中，其中的心理内容也会以有序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将意识领域中的一些内容叫作“理性的”或“有意义的”东西，并接受它们作为对事物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这可能是这些意识化的解释与我们无意识中一些前意识内容相吻合的结果。

换句话说，我们的意识表征，有时在我们觉察到它们之前，就已经被安排（抑或是按模式排列）好了。19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种观念的无意识秩序的经历的，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发现数字理论中的规律，“并不是因为自己艰苦的研究，而可以说是要感谢上帝的恩赐。这个谜像闪电一样自己解开了，我自己也无法说出或证明，在我之前所知道的东西、最近所做的研究内容以及导致最终成功的东西之间，它们是怎样的关系”。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更加清楚地描述了这一现象。他描述了自己在一个不眠之夜，看到了自己的那些数学公式在头脑中相互碰撞，直到其中一些“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一个人感觉好像能看到自己的无意识在工作，一部分的无意识活动呈现在意识当中，而不失去自己的特点。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从直觉上感知到这两种自我在机制上的区别”。

作为微观物理学和心理学同步发展的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荣格“意义”(meaning)的概念。在人们寻找现象的因果关系（即理性）解释之前，荣格引入了一种探寻“意义”（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说“目的”）的思想观点。也就是说，荣格并不太关注“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即什么导致了它），而是更关心“它为什么要发生”。类似的趋势也出现在物理学当中：许多当代物理学家如今更多的是在研究自然界中的“联系”，而不是因果规律（决定论）。

泡利希望无意识的相关概念能够突破“狭隘的心理治疗范围”，可以推广到涉及日常生活现象的所有自然科学之中。自从泡利提出这一观点以来，已经得到了一批物理学家的响应。他们关注新科学“控制论”——这是一门将大脑和神经系统组成的控制系统，与计算机之类的机械或电子信息控制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的科学。简而言之，就像当代法国科学家奥利维耶·科斯塔·德博勒加尔(Oliver Costa de Beauregard)所说的那样，科学和心理学应该在未来“展开积极的对话”。

正如荣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这种意想不到的类似，可能说明物理学和心理学各自研究的两个领域可能最终是同一的(one-ness)：所有生命现象具有一种心理物理同一性(Psychophysical one-ness)。荣格甚至相信，他自己所谓的无意识，以某种方式与无机物结构存在联系——所谓的心身疾病(Psychosomatic)的问题似乎指向了这一点。关于现实世界的“一元论”这一思想（泡利和埃里希·诺伊曼也提出了这个观点），被荣格称为“一元界”(unus mundus)，即在一体世界中，物质和心灵浑然一体，尚未被分化开来。他认为，当在共时性事件中出现原型时，这一原型会表现出某种“类心理”的特点（不是纯粹心灵的，大部分是物质方面的），因为这种共时性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有其内在心理和外在事实有意义的契合之结果。这一点，荣格为自己的“心物一元论”观点奠定了基础。

换句话说，原型不仅会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就像动物的行为模式会匹配它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一样，实际上，它们倾向于在某种既包含了物质又包含了心灵内容的共时性“安排”中呈现出来。但这些说法仅仅暗示出可以对生命现象进行研究的某些方向。荣格认为，我们先不要对这两个领域（物质和心灵）做太多的抽象假设，而是首先应该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更多的深入探究。

荣格本人认为将来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是那些基本数学公理——泡利称之为“首要的数学直觉”。在这一领域中，他特别提到了算数中的无穷数列理论，以及几何学上的连续介质理论等。正如美籍德裔作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数学这一科学拓展了自身内容，延伸进入无限的领域之中，以适用于广袤无限的宇宙，而且它也不再局限于对事物表象的探索。数学不再仅仅是哲学的开端，或仅仅是研究存在的真实表象之‘科学’，而是成为一门关于人类心智结构的科学。”（听到这样的话，荣格派学者会马上补充：是心智的哪一部分？意识还是无意识？）

正如我们在高斯和庞加莱的经历中所看到的那样，数学家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意识表象在其成为意识前就被“安排好了”。B.L.范·德·瓦尔登(B.L.van der Waerden)列举了许多例子，都是关于在数学领域中因受到了无意识的启发而获得的伟大新发现，他总结道：“……无意识不仅具有联系和整合的功能，甚至它还能够做出判断。无意识的判断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只要在合适的环境下，无意识的判断是完全真实可靠的。”

在数学领域内的众多主要直觉或先验观念中，“自然数”似乎是最具有心理学意味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测量和计算工作中会使用到它，几个世纪以来，它也是现存的唯一一种可以用来“解读”诸如占星术、命理学、风水等各种古代占卜手段的工具，因为所有这些占卜形式都需要使用算术运算，而且荣格通过他的共时性理论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然数肯定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征形式，因为在数学中，会要求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思考自然数。例如，没有人能够否认“2”这个数字是唯一的基础偶数，不管他之前是不是曾经有意识地这样考虑过它，事实都是如此。换句话说，数字不是人们为了计算而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概念：它们是无意识自发和自主的产物——就像另外的那些原型象征一样。

但自然数也是外在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比如这里石头有2块，那里树有3棵——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出来，也可以数出来。即使我们剥夺了事物的颜色、温度、大小等这些属性，但它们仍具有“数量性”或是具体的多样性。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同样是我们心智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抽象概念，有了它，我们就可以进行抽象思考和研究，而不需要直接看到那个研究对象。因此，数字仿佛就是介于物质和心灵领域之间的一种有形的联系。在荣格看来，这正是值得深入研究，也有望获得最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一个领域。

上文中，我尽量简要地涉及了这些非常令人费解的概念，是为了说明：在我看来，荣格的思想体系并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的发端，它会继续发展和扩大。上文中的这些内容，我认为是代表了荣格科学态度的精髓与典范，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可以对此有初步的了解。荣格总是能够异乎寻常地摆脱传统偏见的束缚，同时又以十分谦虚和细致的态度来理解生命的诸多现象。关于上文中提到的他的那些观点，他并没有急着做进一步的阐述，因为他觉得自己手头上掌握的事实资料还不够——就像他往往要等上几年才会发表自己的新观点一样，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去一遍遍地反复核实，同时他自己也会提出各种可能的疑问。

粗略一看，读者们可能会觉得荣格的理论有些含糊不清。事实上，这种感觉的背后源于这种理性的、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这是一种不排斥（排斥往往表现为轻率、肤浅的虚假解释和过分简化）新发现的可能性，以及尊重生命现象复杂性的态度。正是生命现象的这种复杂难测让荣格感到激动万分，并为之着迷。那些故步自封的人，会觉得自己已然洞悉了生命的所有奥秘，然而生命中的诸多复杂现象从来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的。

在我看来，创意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像钥匙一样，帮助我们“解锁”迄今为止那些难以理解的事实之间的关联，从而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究生命的奥秘。我始终坚信，荣格的理论能够被我们用来探索并解释众多科学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新现象。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引导个体走向更加和谐、更有道德也更为广阔的意识天地。倘若读者们有感觉到任何一丝的激励，想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和了解无意识——通常是从自己开始，那这本导论类型的书就算是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