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史 第四章　动乱时代

合法沙皇驾崩，御座空缺，于是动荡开始……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

弗拉基米尔·达尔的《俄语理据词典》指出，smoutna（通常译为“动荡”）这个词意指混乱、骚乱、叛乱、暴乱、广义的不服从行为、人民和政权之间的不和。在俄罗斯的历史中，这个词包含了留里克王朝濒临消亡和罗曼诺夫王朝来临之间的那段时期。不过，也会将1917年革命之后的时期称为“动荡时代”，那时，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任沙皇遇害。

尽管这两个时间段差异显著，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科斯托马罗夫对此是这么说的：“王位依旧空缺。”1917年，尼古拉二世代表自己和儿子逊位。写于17世纪上半叶的《编年通鉴》的作者有过这样一句话：“没了沙皇，大地就成了寡妇。”这句话很好地揭示出了罗斯国的历史，突出了它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俄罗斯历史学家对动荡初期的观点并未达成一致。对尼·科斯托马罗夫而言，“1591年5月15日，邪恶时代降临”，这一天，伊凡雷帝的幺子、皇太子德米特里年仅七岁即夭折。而瓦·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1598年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的死亡，是一切开始的肇因。有些研究者认为，伊凡杀害自己长子的时候，不幸就已降临。最后，也可以把1584年3月19日伊凡雷帝的死亡当作动乱时代的起点。君主的死亡通常都会使国家生活出现不稳定。在波兰，国王的消失不出所料总会导致很大的波动。法国尽管王位都是有条不紊地传给合法继承人的，但16世纪也出现了“动乱时代”，要到1589年亨利四世登基，动荡才终结。

在俄罗斯，权力嬗递除了合乎情理的困难之外，还有莫斯科国的特殊性质以及沙皇驾崩的因素叠加。专制君主制要求的是专制君主，尤其当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君主政体拥护者瓦西里·舒尔金找出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俄罗斯危机重重的原因：俄罗斯当时是一个“没有专制君主的专制政体”。

专制君主伊凡四世驾崩之后，他的继承人（费奥多尔意志薄弱，德米特里年齿尚幼）都完全没有能力履行沙皇的职责，因此就出现了波雅尔独断专行的时期。沙皇将大权揽于一身，但有其合法性，而波雅尔当政似乎要比沙皇时期更糟糕、更可怕。

不过，大家对1613年“动乱时代”的终结并无异议，那一年，罗曼诺夫王朝的米哈伊尔被选为沙皇。照专家的说法，“动乱时代”持续了有二三十年时间之久。

搅动罗斯各阶层民众的那些事件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极富戏剧性，由此表明危机的根源出在国家机体及其往昔历史的最深处。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这段历史相对为人所知，虽然有些地方“比较清晰”，但动荡的意义何在仍晦暗不明。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参与者无一人在革命的层次上提出新的纲领，尽管政治性的因素无疑都摆在了那儿（尤其是还涉及外国人）。这也不是一场社会动乱，没人提出要让社会彻底改变，虽然社会层面的动机无疑也是存在着的。

上述所说的每一种解释（各种解释相当之多，因为历史学家对这个暴风雨呼啸的悲剧性的时代特别感兴趣）都阐明了问题的某一个层面，包含了一小部分真相。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动机、全部这些或多或少还算明显的推动力全都整合起来，就会发现“动乱时代”的主要动因就是找人来当沙皇。

伊凡四世死后留下了三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突然出现在了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国构建的进程当中的。第一个属于政治层面。这里应当给予伊凡应有的评价：对这个矛盾——君主的专制权力和专制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他想用特辖制来加以解决。但他的行为缺乏条理性（历史学家的说法），决策不足和毅力不够（斯大林的说法），他死后，“小王公们”（世系王公的后裔）都特别想扳回局面。

第二个矛盾属于社会秩序层面，源于莫斯科沙皇拟定的外交政策纲领：打仗是为了自保和扩张，这样就对缴纳人头税的民众盘剥极重，导致居民向边境地区逃亡，中央地区人口减少。由于土地是沙皇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农民为了躲避税收和压迫，向南逃亡，从而导致肥沃的土壤抛荒的数量大增。因此，“动乱时代”的第二大主因就是寻找人力，奴役农民。

第三个矛盾属于道德范畴。有一首名为《心照不宣》的诗指出，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古罗马这座城市充斥着杀手和受害者，尼古拉·卡拉姆津下了这样一个无可挽回的判决：“我们不应为它哭泣：它罹受惨祸，忍受清白者根本无须忍受的痛苦，实乃自找！”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谴责伊凡雷帝，将之比作罗马暴君。卡拉姆津五十年之后，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道：“按照民间的理想，沙皇应该成为真理或道德的守护者才对，可他却在臣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演出活剧，将无辜的受害者投入熊口，少女赤身裸体接受公审，同时却还在遵守最为严格的敬虔之规，所以自从有了沙皇，对真理和道德的尊重已消失无踪。”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最终，“贪婪残忍、自私自利的一代人发展起来，他们一切的企图、一切的抱负都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这样的一代人尽管表面遵守虔敬、法律和道德平常的形式，其实丝毫都不认可什么真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动荡时代”的参与者：这些人在伊凡雷帝时期长大，心心念念的就是沙皇，他们想要奴役为自由而战的农民。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归纳道，“动乱时代”的恐怖行径“就是有害的元气在喷涌而出，这些元气就是在伊凡恐怖统治时期累积起来的”。

“动荡”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三十年时间里（从伊凡雷帝死后到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五任沙皇相继登上莫斯科的王位。这本身是一个不常见的现象，毕竟长期统治一直是莫斯科崛起的一个原因。王朝内部的争执（由于克里姆林宫千变万化）导致外国势力涉足莫斯科政坛，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为理解起见，只需明确指出在上述所说的五位沙皇中间就有波兰的继承人瓦迪斯瓦夫。俄罗斯历史课本会有一章专门讲“罗斯人反抗波兰—瑞典干预的斗争”，但它没有提到的是罗斯已被内战弄得四分五裂，外国人是应罗斯人自身的请求，才越过了罗斯的边界。

社会运动（农民和市民向南逃亡，逃向奥卡河以远的肥沃土地）和外界也是冲突不断。无人居住的领土——蛮荒之地——尽管存在大量土地，而且自由自在，但事实上那儿并不属于任何人，虽然形式上归属于立陶宛；而且，1569年签署了卢布林联盟条约之后，以前的基辅罗斯有很大一部分地方都已变成波兰领土。

因此，乌克兰的问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乌克兰将会在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俄罗斯人的心里，南方一直延伸至黑海的大草原都是“边境地区”（我们也已知道，“乌克兰”一词便由此而来），波兰人对此并无异议。乌克兰的民众都是东正教徒，在那个时代，是宗教（而非民族，因为民族是个不清不楚的概念）决定了人在空间中的位置，因为他们都信奉东正教，故而宗教将俄罗斯人连接在了一起。

乌克兰历史学家从基辅罗斯身上看到了他们国家的雏形。基辅陷落和鞑靼入侵使乌克兰人的自治寿终正寝，其领土也成为蒙古帝国、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哥萨克将乌克兰镌刻在了历史地图上。和其他许许多多例子一样，历史学家也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的起源，对哥萨克一词也不甚了了。17世纪，机巧聪明的文献学家对kozak（哥萨克）和koza（山羊）这两个词进行了对照比较，认为人们用“哥萨克”来指称那些迅捷灵巧有如山羊的骑马者。另一些人则认为哥萨克是波洛韦茨人残留下来的后裔。伏尔泰在《卡尔十二世的历史》中认为哥萨克是鞑靼人的后裔；尼古拉·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和其他历史学家都认为他们是基辅王公的盟友“黑帽突厥”的后人。

哥萨克的资料最初出现在15世纪。波兰编年史家马尔辛·别尔斯基的一个叔叔后来成为16世纪哥萨克军队的starchina（类似于上校），他发现“哥萨克阶层”(kazatchestvo)源于当地民众。这也是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哥萨克的出现是当时的生活条件所致，迫使这些人武装自己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过一种军事化的生活。

16世纪初，哥萨克的数量得到了极大增长。他们不再局限于保护自己不受鞑靼入侵，还开始进攻克里米亚汗的领地，甚至是土耳其苏丹的领地。16世纪中叶，德米特里·维什涅维茨基为了不受急流险滩的影响，在第聂伯河的岛上创建了著名的“险滩之外”“sietch”（木结构城寨）。Sietch既是城寨，也是自由战士的队伍，靠劫掠“非基督徒”为生。

我们说过，卢布林联盟是哥萨克和乌克兰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尽管波兰没有农村自由人口，但立陶宛相反，十分之九的农民都不是农奴。波兰在乌克兰确立秩序之时，也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奴役。这就影响到了哥萨克的自由，引发了他们的抵抗。斯特凡·巴托里于是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由于不可能消灭哥萨克阶层，他就让哥萨克为其服务。于是有了花名册，来清点“国王的哥萨克”。巴托里设立了6个团，每个团配备1000名骑兵。不过，波兰议事会没有批准国王的这个方案。但利用哥萨克，使之在军事上为波兰国王服务的想法却得到了采纳。

哥萨克的数量不停地增长，特别是在16世纪下半叶。人们从四面八方前往城寨，逃离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爱好冒险和自由生活的欧洲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尽管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不能被当作可靠的历史资料来看，但他对人们进入城寨的描述还是具有可信度的。作家写道：“申请人出现在kochevoi（阿塔曼、首领）面前，首领轻松地问他：‘你好！你信基督吗？’‘我信！’候选者回道。‘那信三位一体吗？’‘我信！’‘那你上教堂吗？’‘上的！’‘画个十字，我看看！’新来者就画了十字……这就是整个入城仪式。”在这个简单的基督教仪式中，唯一引人注意的只有画十字：事实上，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画十字的方式不同。不过，天主教徒也在城寨里避难。到世纪末，据观察就出现了一个互相交叉的运动轨迹：乌克兰上层贵族、军官受波兰文化和习俗的吸引，变得波兰化，且向西而去；相反，莫斯科国、波兰和立陶宛的农民群体却受蛮荒之地的诱惑，向东南方行进。

1 摄政与沙皇

费奥多尔君临天下，却无法统治。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

1992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俄罗斯史概论是这么说这一事件的：“伊凡四世驾崩之后，他儿子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继他登上王位；费奥多尔优柔寡断，体弱多病，毫无国家元首的气度。”关于费奥多尔优柔寡断和体质虚弱的问题，无论是其同代人，还是历史学家，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至于说他“毫无国家元首的气度”，这个判断通常都认为应该归于苏联历史学家近期的看法，以此来为沙皇本人说说好话。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普遍接受波兰使节列夫·萨皮耶哈给国王的报告里的说法。伊凡死后，这位密使很快就出现在了莫斯科，他去见了新沙皇，萨皮耶哈亲王写道：“有人说他毫无智慧；我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这其中既有我自己的观察，也有听来的话，那就是他确实毫无智慧可言。”

缺乏智慧并不妨碍君临天下。费奥多尔的臣民对他还是有些好感的，对他喜欢听钟声的品位评价甚高，还认为他“很幸福”。而且，费奥多尔沙皇还不仅仅讨罗斯人喜欢。立陶宛信东正教的上层贵族也很卖力地支持他登上波兰王位。这位意志薄弱、头脑简单的国王同样也极受波兰什拉赫塔的待见。波兰议事会对三名申请者的纹章琢磨良久，始终犹豫不决，这三个纹章分别是：哈布斯堡的德国双角帽，瑞典瓦萨家族的鲱鱼，以及单打独斗者的遮耳皮帽。

费奥多尔可以君临天下，但他没法统治。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透过费奥多尔这个人，发现王朝的堕落已是一目了然。沙皇在特辖军团的残暴行径中长大，他就是个被恐吓的、病态的存在。他“要找一个人，那人能掌控自己的意志：于是聪明的戈杜诺夫便小心翼翼地占据了那个位置，取代了他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

戈杜诺夫家族的德米特里和他的侄子费奥多尔，在伊凡晚年插手其心腹圈。卡拉姆津是“鲍里斯·戈杜诺夫传说”的起源。普希金在其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中借用卡拉姆津的说法，让瓦西里·舒伊斯基负责将鲍里斯的性格特征表述出来：“昨日的奴隶，鞑靼人，马留塔之流。”这个说法中，只有最后那个说法为真：鲍里斯事实上娶了玛利亚，也就是马留塔·斯库拉托夫的女儿，而马留塔是伊凡手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戈杜诺夫家族根本就不是“鞑靼人，也根本没当过奴隶。他们出身于科斯特罗马，很久以来就是为莫斯科朝廷服务的波雅尔”。

德米特里·戈杜诺夫是伊凡的侍从。因此，他得负责沙皇的日常起居，但他也是宫内近卫军的统帅。当德米特里的哥哥费奥多尔的孩子成了孤儿的时候，孩子的叔叔就将他们送往侍臣鲍里斯及其妹妹伊琳娜那里。这时，沙皇侍从只能进入特辖区。鲍里斯刚刚成年就成了服役贵族。不过，无论叔叔还是侄子都没有参与特辖区的暴虐行径。他们的名字和“撒旦大军”的“战士”烧杀抢掠的行为丝毫联系不到一起。鲍里斯出生于1552年，此时仍然还很年轻；所以，包括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就会错误地以为“他从未出现在服役贵族的名单上，因此在社会的眼里形象也未受损……”

德米特里·戈杜诺夫出现在宫中的时候，沙皇正好怀疑旧王公家族和波雅尔心怀二意。围着他的都是新人，只忠心于他，于是戈杜诺夫就着手编织了一张婚姻网。我们知道，他的侄子鲍里斯娶了玛利亚，而玛利亚是特辖军团统帅、残杀成性的马留塔·斯库拉托夫的女儿。他还成功地让王位继承人伊凡娶了叶芙多基娅·萨布洛娃，后者是戈杜诺夫的亲戚。不过，一年后，和父亲一样频繁换妻的伊凡就把叶芙多基娅赶入了修道院。对有些历史学家而言，儿子是否离婚由父亲来决定。戈杜诺夫家族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安排让沙皇的幺子费奥多尔娶了鲍里斯的妹妹伊琳娜。皇子及其妻子两人当时都是二十三岁。

婚后一年，由于长兄被伊凡雷帝所杀，费奥多尔就成了正式继承人。三年后，伊凡雷帝驾崩，费奥多尔登上了王位。

合法继承人被杀只是个偶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幼子的身份倒是符合法律的规定。伊凡四世了解自己的儿子。他在遗嘱中指定了一个摄政议事会，其中包括两名贵族代表（斯大林指责他没把这些封建主打得一蹶不振），他们是亲王伊凡·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伊凡·舒伊斯基，后者是个督军，名气大，是普斯科夫的包围者；还有费奥多尔的舅舅（他母亲的哥哥尼基塔·罗曼诺夫），以及特辖军团最知名将领中排末位的博格丹·别尔斯基。

最近出版的一本鲍里斯·戈杜诺夫传记的作者卢·斯克雷尼科夫翻阅了华沙和维也纳的档案，发现了波兰和奥地利使节的报告，他们对莫斯科的形势相当了解。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鲍里斯·戈杜诺夫并未被包含在摄政议事会当中。但这并未阻碍（甚至有可能还刺激了）他积极争权夺利，反对那些意图对沙皇发挥影响力的摄政（将莫斯科的民众吸引了过来）。

费奥多尔的同时代人在“动乱时代”结束之后描述过他的统治，说其间发生过叛乱、战争、外国的干预，说那是“特辖军团恐怖滥杀之后总算消停下来的时代”。在特辖军团的恐怖和动乱时代的恐怖之间，就是费奥多尔及其连襟看似平静的时期。不过，并不是处处都很安定祥和。莫斯科人、“匪帮”和其他城市的“煽风点火者”都在不停地攻击克里姆林宫，表明自己支持某某摄政，对敌对者施以暴行。农民意识到中央集权受到削弱，起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并不只是他们：贵族也在反抗沉重的赋税，对波雅尔享受特权备感不满。17世纪初，“动乱时代”正处于随时爆发的境地。

鲍里斯·戈杜诺夫手腕灵活，成功去除了几个摄政。第一个倒下的是博格丹·别尔斯基，后者与伊凡最后一任妻子玛利亚·娜加娅的家人合谋，想为皇太子德米特里伸张权利。皇太子及其母亲被发配到了乌格里奇，别尔斯基也遭到流放。尼基塔·罗曼诺夫则身患重病，这样一来，摄政议事会也就少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成员，但他的家人支持鲍里斯，与之联合反对威胁费奥多尔沙皇的上层贵族。

秘书伊万·季莫菲耶夫的“日记”极其重要，“动乱时代”还没人这么记录过。季莫菲耶夫对伊凡雷帝毫不留情，他没从后者身上看到任何优点，对波雅尔也大张挞伐：“很久以来，波雅尔都无法相信沙皇伊凡已不属于这个世界，等到他们终于明白自己没在做梦，这事儿真的发生了的时候，他们中许多人，包括那些最高贵的人和饱受摧残的人，也都给自己的白发抹上了芬芳的没药，自豪地穿上华美的衣服，好似年轻人一般，随心所欲。”对沙皇的虔诚颇有好感的伊万·季莫菲耶夫还说波雅尔“鄙视沙皇之子费奥多尔，认为他完全无足轻重”。

他说了这么多，却把鲍里斯·戈杜诺夫给忘了。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亲王头脑不太灵光，易受影响，所以很快就出局了。舒伊斯基如同瓦西里三世死后那样，意图在国内占据头号地位，结果，鲍里斯和舒伊斯基家族之间的战斗维持了一年半之久。舒伊斯基家族尽管和都主教德尼结盟，要求取消费奥多尔和伊琳娜的婚姻，但他们没有成功，输了这一局。力挺该家族的其他成员全都被发配了出去；而都主教则被褫夺要职，被迫削发。六名呼吁莫斯科底层民众反对沙皇的商人也都遭到处死。

舒伊斯基家族也遭到指控，说他们勾结波兰。波兰对莫斯科上层贵族的同情当时尽人皆知。罗斯领主痴迷波立联邦现行的习俗，国王毫无例外不可自行其是，只能听议事会的话，而上层贵族则在议事会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585年，当时的“外交事务衙门”的译员兹博罗夫斯基通知正准备攻打莫斯科的斯特凡·巴托里，说罗斯境内存在强大的波兰派，由舒伊斯基家族领导。“动乱时代”（外国势力在莫斯科的事务中牵涉极深）的一个基本特征源自伊凡雷帝的反波雅尔政策。伊凡驾崩之后，上层贵族的真正感情和对外国的好感都彰显了出来。

鲍里斯除了获得马厩总管这一重要的头衔之外，还获得了君主心腹波雅尔的头衔，以及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总督头衔。摄政议事会落败之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上。鲍里斯是个经验老到的政客，很清楚银两的价值。沙皇颁赐给他极其庞大的领地（土地、城市、乡村），而他也就成了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鲍里斯选了自己的亲信罗斯托夫总主教约伯担任都主教。外国使节会将国书呈递给他，他接受国书的时候也俨然一副沙皇的派头。克柳切夫斯基写他的时候，说他“管治国家颇具才智，也颇为贤能”，但科斯托马罗夫写道：“人民的状况在鲍里斯时期要比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好，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上找不出比那更糟糕的时代了。”

伊凡给自己年幼的儿子留下了沉重的遗产：满目疮痍的国家，外部冲突正酣。在罗斯第一次出现（并非最后一次）了国家事务不是由君主本人，而是由其心腹处理。鲍里斯以沙皇的名义处理国内外事务，他遵循伊凡雷帝的政策，不过没那么过分和极端。罗斯沙皇的重大策略仍然未变：继续瞄准波雅尔的弱点，因为这是强化专制权力的必要条件；支持中层贵族，那是贵族制的壁垒；守卫边疆，尽可能扩张。

费奥多尔统治时期，或者确切地说是戈杜诺夫摄政时期，由于确立了农奴制而将农民固定在了土地上。1607年，瓦西里·舒伊斯基统治时期出现了有关农民的法典，法典指出：“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沙皇时期，农民享有自由离开的权利，但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时期，鲍里斯·戈杜诺夫颁发命令，不听由睿智贤良的波雅尔组成的议事会的意见，禁止农民自由离开，用书面命令将每个人可支配的农民数量固定了下来。”法典提到的“自由离开”得到了1497年和1550年《律书》的认可：我们知道，每年一次，也就是11月26日的尤里耶夫节期间，农民在结清往年收成方面的账务之后，即可前往另一个地主家，不过，这项权利在伊凡雷帝时期即已受限，以此来为富有的波雅尔设置障碍，防止后者为农民支付欠东家的钱，以吸引其来自己这儿。伊凡死后，要更换东家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设置了“禁年”，其间任何流动均遭禁止。

俄罗斯历史学家并没能在档案中找到禁止尤里耶夫节农民自由流动的法律。对农民的奴役是循序渐进的。法典中提到的地籍（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清查土地之后编制的）便成为农奴制的法律基础。新的局面是由一系列敕令来规定的。尽管实现农奴制跨时较长，但这一奴役农民的过程却仍然让人惊异。因此，俄语里还保留了这样的表达法：“这都是为尤里耶夫节弄出来的事！”，意思是令人震惊不已。

伊凡雷帝的祖父伊凡三世就已经在着手和“离开”行为作斗争，即针对世袭王公 “离开”现有君主，前往另一个君主那里去的权利；伊凡四世一劳永逸地取缔了这项特权。其继承人（毋宁说是奉沙皇之名的戈杜诺夫）则禁止农民“离开”，这样一来等于奴役了几乎全部人口。这项举措的经济原因一目了然。对人力的需求推动波兰领主在罗斯南部的大草原上设立了农奴制。其他国家都很了解这个做法。但莫斯科国并不想仅仅出于经济原因来限制人口流通。

罗斯商人不能自由前往外国，只有沙皇特别开恩，颁发敕令，才可能有例外。尽管禁令对本国不利，尤其是在外国商人可自由来去罗斯的情况下，但禁令仍得到了严格执行。斯特凡·巴托里死后，波兰议事会准备再次选国王的时候，想让费奥多尔当波兰国王的莫斯科使节同意了波兰人的许多严苛要求，但断然拒绝了让罗斯人可自由前往波兰和立陶宛的要求；不过，他们并不反对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来莫斯科。使节是这样合理化自己的立场的：“这和莫斯科大公国的习俗，即‘若无君主的命令，莫斯科人不得自由行走’相抵触。”专制权力要求全面奴役沙皇的臣民。而且，别忘了莫斯科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任何想要出去的朦胧愿望，哪怕只是暂时所想，均属叛变。

费奥多尔统治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更是强化了这样一种概念，即莫斯科在世界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1586年，安条克牧首约阿希姆途经莫斯科。当时的四个牧区分别是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安条克、耶路撒冷，这四个地方都被包含在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故而苟延残喘。他们经常向东正教的莫斯科沙皇求助。这次，约阿希姆又来求施舍。他向沙皇建议在莫斯科设立一个牧区。

据当时人的说法，沙皇费奥多尔对这次会谈极感兴趣；他觉得教会事务很有意思，便亲自参与了讨论。但鲍里斯·戈杜诺夫一如往常扮演了主要角色。对这位摄政向无好感的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对他的才能却颇为欣赏，他认为鲍里斯之所以计划在莫斯科设立一个牧区，是因为他“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总是选择能为他的统治增光添彩的事情”。戈杜诺夫最近的这位传记作者特别指出一个事实，即“反封建的暴乱、波雅尔之间的纠纷、费奥多尔的无能削弱了政府的专制体制”。这些因素毫无疑问有其重要性，同样重要的还有因都主教德尼被免职，世俗权力和心怀不满的精神权力之间的冲突，后者生怕修道院会失去财税上的好处。

不过，重要的地方还在别处。詹姆斯·贝灵顿认为莫斯科国是有机的宗教文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出现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富有的莫斯科教会居高临下地观望着东方臣服于土耳其背教者的那些可怜的牧区。所以他们认为在专制的沙皇身边存在一个牧区有其必要性。莫斯科必须如此，这和君士坦丁堡必须如此没有区别。他们先和约阿希姆的谈判。1588年夏，普世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牧首耶利米来到费奥多尔的皇宫内，谈判继续，牧首也希望能获得援款。谈判艰难而漫长，最后主持讨论的鲍里斯胜出。尽管耶利米受到了很大的尊重，但他很快就明白过来，自己只不过是个人质罢了；为了能回去，他便接受了莫斯科提出的条件，设立了“全俄牧首”的头衔。1589年1月26日，鲍里斯的亲信、都主教约伯被任命为莫斯科牧区的牧首。

授任牧首正式使罗斯成为东正教会真正的堡垒：“古罗马倒下了，成了阿波罗异端的牺牲品……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落入了不信神的土耳其人的手中，啊，虔诚的沙皇，大罗斯王国便成了第三罗马，虔诚笃信，超越万国；全世界的虔敬之心均集于你那独一王国之身，而你在人世间，就是独一的基督教沙皇……”

这位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摒弃了这样一种假说，即将官方承认“莫斯科—第三罗马”教义的行为视为鲍里斯意图使自己领导的王国扮演新世界帝国这一中心角色，使之成为古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对他而言，立窝尼亚战争落败大大削弱了莫斯科国，他只想守住疆界，找回失落的罗斯领土。这位历史学家同样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斯教会当时希望能对世界东正教会发号施令。卢·斯克雷尼科夫写道，“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一教义“就是想表达一种想要打破莫斯科比其他东正教中心地位低下的现状……想在普世东正教会内部重新进行力量分配”。

莫斯科大公国仗打输了，战争和特辖制政策使之满目疮痍，严重的社会冲突使之四分五裂，到15世纪末，自然也就无法声称自己是个世界帝国，也无法让自己扮演普世教会领头羊的角色。但是，“第三罗马”的教义并非策略性的短期政策，而是反映了罗斯坚信自己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是强大的精神催化剂，要在国家的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革命带来的“动荡时代”，保守势力呼吁以国家利益为重，和新政权合作，他们的解释是“第三国际本质就是第三罗马，是实现第三罗马的工具”。

在波立联邦的国王斯特凡·巴托里看来，伊凡雷帝之死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宣布和莫斯科的十年休战期作废。他成功说服了教宗西斯笃五世，后者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对土耳其人发动十字军东征，而通往伊斯坦布尔最短的路就是从莫斯科走。梵蒂冈的首批援款送到了波兰，同时还承诺提供其他援助。同时，他们还向莫斯科派去一名使节，提议和波立联邦永葆和平，成立联盟（如果波兰和罗斯这两位君主中有一位死亡，另一人便可即位），让出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罗斯外交官的回答是，他们不会向莫斯科提及沙皇终有一死这样的话。波兰历史学家评论道：“只有我们的议事会可以自由讨论国王魂归西天的时候的情况，而不会冒犯任何人。”当然，他们也就没再提要罗斯让出城市的提议。

斯特凡·巴托里之死中断了战争的筹备工作。眼下最重要的是选出新国王。某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鲍里斯·戈杜诺夫可能会荐举费奥多尔：亲罗斯的立陶宛上层贵族要求对方提供二十万卢布来收买议事会的其他代表。犹豫多时之后，鲍里斯给他们拨了二十万卢布，承诺随后还会寄六万。但此时为时已晚。瑞典继承人西吉斯蒙德这一派受到了由掌玺大臣扬·扎莫伊斯基统帅的大军的支持；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那一派则得到了教宗和西班牙黄金的支持，大部分黄金都是由西班牙使节分发的。唯一一个被打败的就是费奥多尔：另两位候选人被对立派别选上。扬·扎莫厄斯基打败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大公成了阶下囚，不得不放弃登上波兰王位的意图。瑞典国王约翰三世之子西吉斯蒙德三世·瓦萨夺得波立联邦的王位，但他同时仍然是瑞典王位的继承人。1592年约翰三世驾崩之后，瑞典出现了王位空缺期，西吉斯蒙德数次尝试想要登上瑞典王位（直到1599年才最终失去王位），从而转移了波立联邦对莫斯科事务的关注。

莫斯科趁着波兰—瑞典之间闹分歧（出现过两次，西吉斯蒙德要求拿回自己在瑞典的产业：1592年，有耶稣会士和梵蒂冈教廷使节相伴；1598年，有军队出面）以及克里米亚汗攻打波兰之际，开始攻打瑞典。沙皇费奥多尔亲自率领军队，鲍里斯·戈杜诺夫同样上了战场。1590年冬，罗斯人又夺回了立窝尼亚战争期间失去的领土，但戈杜诺夫发动的纳尔瓦攻势却并未发挥出他战略家的才干，最后以失败收场。冲突双方最后签订条约，瑞典人割让了伊万哥罗德和科波里耶这两座要塞，但留下了纳尔瓦。罗斯入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攻占纳尔瓦，在该地区恢复通航，故而这个目的并未达成。不过，此时又回到了立窝尼亚战争之前的局势。

瑞典国王对冲突的结局颇为不满，于是在1591年发动了军事行动。据料瑞典人将会攻打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而克里米亚和土耳其共计1万名骑兵则会拥向罗斯。1591年7月4日，鞑靼汗国军队来到了莫斯科城下。但入夜时分，出于历史学家尚未弄清的某种原因，鞑靼军营突然恐慌大发作，士兵们慌不择路，疯狂逃窜。可汗的失败让瑞典军队的热情一落千丈。1595年5月，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在加夫津签订了“拥抱和平”条约。但对罗斯沿海地区仍然实施封锁。瑞典拥有强大的舰队，军队号称欧洲最强，其目的就是要将波罗的海变成瑞典的内海。到16世纪末，莫斯科还没有必需的力量来反制瑞典的计划。

鲍里斯遵循伊凡雷帝的政策，和英国签订了协定。伊丽莎白一世试图为英国商人争取免税的特权，同时对其他国家实施贸易禁令；此外，女王还要求获准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通道，并寻求罗斯人的帮助来达到这个目的。鲍里斯拒绝了专营权的要求，但豁免了一家商行的关税。只有批发贸易获得批准。当时，罗斯主要出口亚麻、大麻、鱼、鱼子酱、皮革、焦油、钾肥、猪油、蜂蜡、蜂蜜和毛皮。贸易主要限于以货易货；必须指出的是，蜂蜡只能交换军队不可或缺的火药、硝石和硫黄。

在南方，莫斯科国摄政对城市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允许为城寨划定界限：1585年是沃罗涅日，1586年是利夫内，之后就是叶列茨、别尔哥罗德、奥斯科尔和库尔斯克。蛮荒之地的疆界一直在很南边的地方。此种城寨的屏障并没有阻止1591年克里米亚汗格哈兹—格来一直打到莫斯科，但这是鞑靼人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

1586年，卡赫季王国的国王亚历山大要求莫斯科君主提供保护。卡赫季王国是15世纪格鲁吉亚解体后出现的一个小国，占据高加索山脉和格鲁吉亚东部的卡赫季之间的山谷。因沙皇施压，卡赫季王国皈依基督教，将莫斯科大公国的边界一直扩展到了高加索地区，但这也预示着莫斯科将会和土耳其、波斯以及能俯视其领土的山民们爆发冲突。鲍里斯不想和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发生冲突，所以对亚历山大国王的援助不值一提。莫斯科扩张疆域的唯一一个明确的结果就是在捷列克河畔建立了一座城池。

伊凡雷帝在选定卡巴尔达公主玛利亚·捷姆留科夫娜当自己第二任妻子的时候，已表现出对高加索地区的兴趣。卡赫季国王的决定也表明了莫斯科沙皇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国家是有吸引力的，毕竟这些基督教国家夹在穆斯林强权之间，只觉得饱受折磨。

征服西伯利亚对罗斯的未来来说极具重要性。伊凡雷帝时期就已开始叶尔马克远征：当时，六百四十名顿河哥萨克，再加上两百名士兵，被派往西伯利亚纵深地区；这次远征全部由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组织和资助，该家族的历史在俄罗斯可以说相当独特。他们是波莫里亚地区（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带）农民的后裔，后变得极其富有，控制了制盐场，还垄断了和当地人贸易的特权。1558年，伊凡雷帝将卡马河沿岸和乌拉尔山脉地区的土地赐予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总占地面积达200万公顷之多。沙皇豁免了他们的税收，只给自己保留了银矿、铜矿和铅矿可能产生的收益。该地区的权力完全落入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手中：他们有司法权，只对沙皇本人负责，还建立堡垒，设立军队，铸造火炮。叶尔马克远征就是为了保护其财产不受1556年由库楚汗联合起来的当地部族的侵犯。

叶尔马克的哥萨克配备了对手从没见过的火器，打败了库楚汗，来到了额尔济斯河沿岸。20世纪的历史学家是这么描写征服西伯利亚这件事的：“叶尔马克分遣队战胜了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沙皇库楚，深入西伯利亚腹地，沿途沾满了鞑靼人、沃古尔人和奥斯恰克人的鲜血。”1584年，叶尔马克在额尔齐斯河溺亡，刹住了罗斯人前进的步伐。但那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此后征服这片广袤空间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做的。射击军被派往了西伯利亚，还在沿途建立防御工事。1586年建起了西伯利亚的第一座城市秋明，之后，1587年建了托波尔斯克，鲍里斯摄政的1604年则建成了托木斯克要塞。鄂毕河沿岸也竖起了加固的城池。叶尔马克是个了不起的征服者，他打通了通往东方和日出之地的通途，他的神话对向西伯利亚进发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也就在这时候，中国被“发现”了。1567年，两名哥萨克，彼得洛夫和亚雷乔夫自告奋勇来到了北京。由于他们既没带礼物，也没带官方文书，所以他们并未得到皇帝的接见。1608年，托木斯克督军沃伦斯基亲王向莫斯科报告：“俺答汗所在之蒙古地域以远，三天路程处即为中国。国内有城市和石屋，颇类莫斯科。中国沙皇比蒙古俺答汗更有权势。城内有无数安有钟楼之教堂，但我们不知这些人信奉何种信仰。其他方面，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罗斯一样。”莫斯科此时正逢动乱，除了中国，还有其他忧心事需要处理。但此路已获标记。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费奥多尔的统治是“特辖制恐怖屠杀之后得到喘息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却被一件事打断，此事震撼了那个时代的人，只是其悲剧意义要在之后才会显露出来。1591年5月15日，伊凡雷帝的幺子、皇太子德米特里在乌格里奇身故。费奥多尔没有子嗣。弗谢沃洛德王朝（也就是所谓的“大家族时期”）以及留里克王朝终至灭亡。尼古拉·卡拉姆津之后，也或许是在亚历山大·普希金写作《鲍里斯·戈杜诺夫》“缅怀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笔下的罗斯人”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摄政杀害了皇太子。在普希金的这部悲剧中，当上沙皇的鲍里斯就承认了：“悔恨犹如锤子一般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心跳愈益乏力，脑袋不听使唤，血淋淋的孩子们在我眼前络绎走过……”

关于俄罗斯历史上这起最神秘的死亡事件，近期的研究成果（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了内战时期的无数受害者）驳斥了皇太子系鲍里斯所杀这一版本。卢·斯克雷尼科夫也得出了这一矛盾的结论：“综合各方文献来看，鲍里斯并未卷入皇太子死亡事件中去。因此，历史学家拒绝承认其真实性。”应该是对鲍里斯的偏见左右了卡拉姆津及后世历史学家的看法。

从莫斯科派往乌格里奇的调查委员会询问了证人（不过，并没有任何证人参与至德米特里的死亡事件之中），得出了事实。委员会由瓦西里·舒伊斯基领衔，他是鲍里斯的主要对手之一，因为鲍里斯杀了他的一个兄弟，将他的另一个兄弟发配至修道院，后者死在了那儿。瓦西里本人也刚刚从流放地回来。后来，舒伊斯基根据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了好几次关于皇太子之死的版本，而这就为调查结果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委员会的结论不容置辩：孩子患有癫痫，在所居宫室的院子内玩刀；惨剧突然发生，他倒在刀刃上，割断了喉咙。

皇太子的母亲玛利亚·娜加娅、她的兄弟和所有亲戚都立刻宣布皇太子是被鲍里斯的人所杀。于是，乌格里奇爆发了骚乱，鲍里斯的十五个支持者被杀，这样就为摄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借口，好让他拿娜加娅家族开刀：玛利亚在女修道院内病倒，她的几个兄弟均被处死。

当然，认为戈杜诺夫有罪的论点也很有分量：皇太子的消失对他有利。德米特里一旦成年，就会坐上王位。但依照近期那些研究论文的作者的说法，鲍里斯对杀害皇太子一事毫无兴趣。事实上，并不能排除费奥多尔会生下合法继承人的可能。他的妻子伊琳娜就证明了这样的希望是存在的，因为1592年，她就生了一个女儿，名叫费奥多西娅。诚然，这孩子短命夭折了（后来，人们指责鲍里斯·戈杜诺夫要为孩子的死亡负责）。在与沙皇亲近的亲戚当中（德米特里死后），罗曼诺夫家族，而非鲍里斯，才最有希望登上王位。况且，国内局势紧张，也怕瑞典人和鞑靼人攻进来，稍微出一点漏子就易引发大乱。

牧首约伯认可了委员会的结论具有权威性：鲍里斯无罪，娜加娅鼓动民众攻击沙皇和摄政有罪。十五年后，当皇太子德米特里被列入东正教圣人之列时，教会正式宣告他是被人谋杀而亡的：怎么可以想象圣人实系自杀，而非意外身亡呢？

另外一起事件可以说是火上浇油，让这火延烧到了莫斯科国之外，一直烧到了波立联邦的领土上。20世纪末，对这件事的意义仍不是很清楚。1596年10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召开的大公会议将波兰和立陶宛的东正教主教召集在了一起，他们决定将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合并起来。东正教会保留其仪轨，但承认教宗的权威。1595年12月，利沃夫主教西里尔·杰尔列斯基和沃伦斯基主教伊帕蒂·波杰伊就已在罗马向教宗克莱孟八世效过忠。利沃夫大公会议承认其行为合法。同时，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还召开了东正教会议，拒绝合并。于是，东正教会在西南俄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合并派，聚集于天主教麾下，另一派是东正教，向着莫斯科，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有了牧首。

波立联邦将一部分信众引出了东正教会，对断然拒绝教宗权威的东正教会大张挞伐。乌克兰的局势由此便发生了急遽变化。西吉斯蒙德三世由主导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士培养成人，成了狂热的天主教徒，故并不满足于教会合并：他还采取行政措施，强化新教会，大力迫害东正教徒。波兰历史学家帕维尔·雅谢尼卡认为教会合并乃是政治上的错误，其结果对波兰而言颇具悲剧性，他是这么写的：“由于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基督徒，所以西吉斯蒙德三世才成了基督徒，但他对基督教会理解甚少，对教会没什么好感，这点还不及异教徒奥尔格德，或出身于异教世家的维托夫特。他们想方设法要在立陶宛的领土上创建一个东正教会，而他则毫不留情地想要将之消灭殆尽。”

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致力于对波兰的研究，他承认西吉斯蒙德三世是一个极其狂热的天主教徒，热衷于推动反宗教改革，但他指出波立联邦仍然很宽容。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贝灵顿则将波兰国王和伊凡雷帝两相对比，认为“从许多方面来看，西吉斯蒙德三世比罗斯沙皇都要狂热得多”。约瑟夫派将宗教狂热灌输给了伊凡，而在西吉斯蒙德的情况中，耶稣会士的灌输更到位。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波兰国王“实际上是要用伊纳爵·罗耀拉修会那些狂热的西班牙十字军战士的狂热劲头来管理自己这个以耶稣会为依归的王国”。

1965年，研究波立联邦的历史学家帕维尔·雅谢尼卡认为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反东正教政策是在自取灭亡，波兰也由此沉沦下去。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必须将波兰和立陶宛这个双头联邦转变成三头组织，将乌克兰也并入波立联邦。毫无疑问，这是有可能的，但国王并不希望这么做。很快就会在莫斯科爆发的动荡似乎为波兰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壮丽视角。

2 沙皇鲍里斯

出身鞑靼、心似克伦威尔的戈杜诺夫登上王位，拥有合法君主的所有权利和不可触犯的专制权力体系。

——尼古拉·卡拉姆津

沙皇—奴隶，源自奴隶……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1598年1月7日，沙皇费奥多尔驾崩。钱袋子伊凡的王位空缺出来，留里克王朝寿终正寝。合法继承人是伊琳娜皇后，在沙皇生前，她就被认为是“其配偶的第一谋士”，和波雅尔平起平坐，处理国家事务。对历史学家而言，可拿这个额外的论据来质疑鲍里斯卷入谋杀德米特里这件事。在继承王位的顺序中，皇太子排第二位，只在伊琳娜之后。

于是，大家开始准备向皇后宣誓效忠。但九天后，她就戴上了面纱。王位再次空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王位空缺期。

研究“动乱时代”的专家谢·普拉东诺夫发现上层贵族被伊凡雷帝的政策以及戈杜诺夫的摄政大为削弱，没有一个贵族代表“在费奥多尔死后想坐上王位”。觊觎王位的有已故沙皇的亲戚罗曼诺夫家族，旧服役贵族、冒险家博格丹·别尔斯基，自然还有鲍里斯·戈杜诺夫。亲王费奥多尔·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是波雅尔杜马的领头人，还是伊凡三世的玄孙，这就为他成为王位候选人打下了基础。但这没用，因为他没有支持者。

牧首约伯在选择戈杜诺夫一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皇后的请求下，他召开了全俄缙绅会议。莫斯科国的这个代表机构由政府指定的人口各主要群体的代表构成。某些历史学家说，1598年缙绅会议代表的构成受到了操纵，所以鲍里斯·戈杜诺夫才获得了大多数票。瓦·克柳切夫斯基研究了缙绅会议代表名单，他的结论是，大会由四个主要社会阶层的代表组成：教会首脑，国家高级管理层，军队阶层和官员阶层，工商阶层；他还指出，推选代表是按照规则来执行的。瓦·克柳切夫斯基最后明确指出：“这样的安排针对的并不是缙绅会议的构成，而是针对事情如何开展。戈杜诺夫的支持者是有计划，但不是为了组织虚假的缙绅会议，确保他能被选上王位，而是迫使遵照现行规则组成的大会退居其次，让位给人民运动。”

鲍里斯在波雅尔杜马内部遇到了阻力，于是便依靠贵族阶层，使用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人民的支持。其鼓动者在莫斯科组织了一场支持他的运动。由牧首约伯主持的这场缙绅会议选出了鲍里斯，于是他要求人们不是一如往常那样去皇宫，也不是在各衙门，而是要在教堂向他宣誓，尤其是在首都的第一座大教堂，即圣母升天大教堂里宣誓。

1598年9月，鲍里斯在这座大教堂内加冕称王。他向大量显贵颁赐了更高的头衔，赋予其重要职位，其中就有在选举前夕成为其对手的老朋友罗曼诺夫和别尔斯基。沙皇秘密宣誓五年内不流血，但这话很快就传播了出去。莫斯科的王位就这样第一次由“被选定的”沙皇占据了。

我们可以来说说戈杜诺夫现象。他摄政时期局势平静（史学家对这一点持相同意见），是伊凡雷帝之后暂时的和平时期。鲍里斯当选后，一开始也很平静，他继续执行了先前的政策。但这并不能阻止其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沙皇：许多人认为他是个新贵，是个不合法的君主，可选举他的流程却又严格遵从了法律和习俗。

英国人哲罗姆·戈赛的《罗斯笔记》跨越二十年时间(1573—1591)，有对鲍里斯·戈杜诺夫的详细描述，后来这些描述也就成为对沙皇鲍里斯描述的基础。哲罗姆·戈赛当时经常来罗斯游历，最开始是“莫斯科商行”的代表，后担任沙皇俄国和英国女王之间的外交官。戈赛是这么描写鲍里斯的：“他的长相令人舒服，俊美，可亲，喜黑魔法，时年四十五岁；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思维活跃，口才甚佳，嗓音控制得当；他为人狡黠，性格冲动，爱记仇，不喜奢华，饮食清淡，但偏爱仪式；他会隆重招待外国人，向其他国家的君主赠送昂贵的礼物。”雅克·马格雷上尉是职业军人，但宗教战争结束之后，在自己的国家法兰西无事可干，便转投斯特凡·巴托里，之后又在皇帝鲁道夫手下打仗；但1600年，他提出效力于鲍里斯，后者便让他指挥外国雇佣军。雅克·马格雷也出现在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里，是个满嘴脏话的丘八，但那些脏话被译成了法语，以免敏感的俄罗斯公众受到冒犯。雅克·马格雷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在鲍里斯统治时期，帝国从未如此欣欣向荣（只有他把莫斯科国称作帝国，将沙皇称作皇帝）。

外国亲历者的证词很宝贵，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外部视角，也因为从1576年起，罗斯再无编年纪事。按照古老的习俗，编年史家会将自己觉得重要的内政外交方面的事件记录下来，但伊凡雷帝却一纸命令将之废除。因此，我们现在能用的罗斯文献都很零碎，主要是地方编年史家的私下记录，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文字。在他们的笔下，沙皇鲍里斯有无数美德，无论是长相，还是思想，都远超历代前任。同时代的人则说到了他的一些负面特点：对权力的不知餍足，更愿意相信告密者的说辞。

《创造历史者之俄罗斯史》的作者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是这么描写这位“当选”沙皇的：“他个性鲜明，口才极其出众，聪明睿智，审慎周到，却又极度自私。”这儿能明显看到哲罗姆·戈赛的影响。科斯托马罗夫认为，鲍里斯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是自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为了让自己富有，强化权力，光宗耀祖……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如此，可以行善，但前提是行善不得阻碍其目标，而是要为其目标服务；同样，只要他认为对一己之私利有用，特别是不得不救自己于水火之中的时候，做任何恶、犯任何罪也都不在话下。”

这位历史学家还指出了鲍里斯的另一个特点：“他能为善，但自私和伪善将他束缚住，他的整个存在都是如此，哪怕再细小的行为也能反映出这一点。不过，这最后一种特质是当时的莫斯科人的共同点。这个恶习已酝酿了很久，但基本上还是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得到培养和发展起来的，毕竟，伊凡雷帝本人满嘴谎言。”

从史学文献可知，鲍里斯·戈杜诺夫不是什么美德的楷模。不过，他拥有许多伟大君主所拥有的品质。该历史学家对无可指摘的君主了解不多。所以，到底该怎么解释对沙皇鲍里斯的负面反应呢？伊凡雷帝死后的时代和动乱时代之初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罗斯沙皇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王朝覆灭之后，就有必要选择一位新的君主，使罗斯人有机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君主的看法，以及他们认为沙皇必须具备哪些不可或缺的品质。

尼·卡拉姆津也承认道：“戈杜诺夫受良心的折磨（这位历史学家指责他谋杀了皇太子德米特里），想通过宽大为怀来扑灭那些该死的责难，而且在他手里，专制政权也变得不那么极端：宣谕台上不能再流血，对有罪的波雅尔，或者图谋不轨的嫌犯，只能施以流放、监禁、关入修道院的惩罚。”这位历史学家从鲍里斯的宽大为怀中并未看到任何积极的东西，因为他认为那是出于悔恨才这么做的。对卡拉姆津而言，戈杜诺夫不适合统治，因为他是被“选”上御座的，不是世袭君主。结果，“不久前还和他平起平坐的波雅尔就对他心怀嫉恨；人民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宫廷的仆人而已”。克柳切夫斯基也认为戈杜诺夫出身平民，是个“奴隶出身的沙皇”，出身“奴隶”这一点就成为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关键因素。

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哲罗姆·戈赛最开始毫不含糊地吹捧沙皇鲍里斯的品质，但很快又改变了看法。他认为鲍里斯是个“篡位者”，他在翻译成俄语时用的是这个表达方式：“弑人暴君。”

鲍里斯之前所有坐上莫斯科王位的人都得到了原谅。只有他没有得到臣民的宽恕，只有他被人指责十恶不赦，说他在世时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有传言说他引领鞑靼人打到莫斯科城下，烧毁都城，制造饥荒。当沙皇打开皇家粮仓赈济灾民时，别人却指责他给莫斯科带来无数灾难：说他没有把面包分给所有人，饿死的灾民成千上万。但最主要的不满还是“王朝”层面的：鲍里斯杀害了伊凡雷帝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尔的女儿费奥多西娅年仅一岁的时候也是被他下令处死的；被伊凡四世称为莫斯科沙皇的老西美昂·别科布拉托维奇也是被他下令弄瞎双眼的。这就让人有种感觉，仿佛由于鲍里斯并无皇族血脉，所以就想把所有合法的对手全都消灭干净，以确保自己皇祚永续。

“僭号者”这样的概念也被用在了鲍里斯身上。他下令杀害皇太子之后，便准备了一个替身，必要的时候，可让他在民众面前走过场；他还把他放到皇位上，奉他之名进行统治。

政治因素可以解释沙皇鲍里斯为何如此不受人待见。在费奥多尔统治时期，摄政持续削弱世袭王公，使自己成了宫廷贵族、莫斯科旧贵族的知名头领。在登上皇位的途中，鲍里斯没有去寻找留里克家族和格迪米纳斯家族的后裔，而是找来自己的盟友罗曼诺夫家族和别尔斯基家族。当选之后，鲍里斯向王公贵族大肆颁赐头衔和职务，但这么做并未得到贵族的谅解，因为他仍然没有处理好如何拥有专制权力这个难题。他昨日的朋友成了其主要对手。戈杜诺夫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只有家族成员（他将家族成员安插在杜马内）在支持他。

孤独招致疑惧。沙皇的亲戚谢苗·戈杜诺夫是政治警察的首脑，大力提倡告密揭发，使之成为罗斯近乎全国性的一场运动。当时有一个人发现告密现象竟比伊凡雷帝时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教士、修士、司事、修女彼此揭发；妻子揭发丈夫，孩子揭发父母；为了避免如此恐怖的情况出现，男人就躲开妻子，这些可恶的告密行为使许多无辜者惨遭不幸，许多人被拷打致死，还有些人则被处死，另一些人和一大家子一起被从一所监狱转到另一所监狱，最终死伤殆尽。”亚历山大·罗曼诺夫是国库主计官，遭人告发，为此还针对他全家设立了一份“卷宗”。所有被告（诉状称之为“作恶者和叛变者，利用自己的出身和职务之便觊觎皇位”）都遭到了判决：费奥多尔·尼基季奇被迫剃发当修士，被打发到了北德维纳河，如此一来，他就再也不可能戴上皇冠了；他妻子则被发配至女修道院，孩子、兄弟和父母则被流放至偏远地区的修道院。

博格丹·别尔斯基也被判了刑。秘书安德烈·谢尔卡洛夫在管理国家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果也失了宠。

然而，该政策并不能解释鲍里斯的处境为什么会越来越不稳固。问题就出在他是第一个“被选上去的”沙皇，没人把他当作真正的沙皇。他缺乏必不可少的合法性。我们知道鲍里斯很清楚这个弱点（自己的血管内没有皇族的血脉），便决定鼓励民众参与选举。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说法：“沙皇的民心”。事实上，鲍里斯想深孚众望，且以此作为资深合法性的基础。意大利历史学家吉列尔莫·费雷罗认为合法性的原则就是权力的正当性，换句话说，就是是否拥有指挥权。伊凡三世时期，莫斯科君主就已经证明了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即君权神授。这项原则在瓦西里三世以及伊凡四世统治期间也都得到了肯定，再也不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沙皇君权神授排除了征询民意的必要性。而且，求助于人民也就表明当选者缺乏自信，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掌握了“指挥权”。普希金就用“血淋淋的孩子们在我眼前络绎走过”这样的意象指责鲍里斯·戈杜诺夫良心发现，为此而饱受折磨。费雷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武力夺取政权不就拥有恶魔般的能力，让每个人心生恐惧，而最早开始恐惧的不就是夺取政权的那个人吗？”鲍里斯·戈杜诺夫采用合法途径登上了权力宝座，但他仍然只是一个新贵。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活在恐惧之中。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本人尤其清楚，自己是不明不白登上王座的。

3 僭号者

屡次被杀，屡次复生

父辈的国土，我统治了二十年

我的统治使莫斯科大公国光辉灿烂

而罗斯大地也从未

见过如此血腥的年代。

——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

《德米特里乌斯皇帝，1591—1613》

普罗斯佩·梅里美在关于伪德米特里的书中如此写道：“革命犹如疾病，先以隐隐约约的动荡开场，直到看见后续发生的事，人们才明白这开场的重要性。”鲍里斯当选之后，某类地下传言传遍了莫斯科国，随着民众各阶层的不满情绪愈益增强，这传言也就不断扩大。和波兰签了二十年和平协定。立窝尼亚战争也已终结。在莫斯科城门底下战败的克里米亚汗正在对付哥萨克的入侵。鲍里斯·戈杜诺夫便致力于和西方发展商贸关系，进行其他接触。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他像是个“西方主义者”，是彼得大帝的先驱。科斯托马罗夫写道：“之前的莫斯科沙皇没有一个像鲍里斯那样亲善外国人。”不久前从立窝尼亚诸城过来的德国商人在罗斯安顿下来，得到了很大的特权，某些人甚至还能获得和外国人做生意的特许权；他们宣过誓之后，都能在该国自由流动，甚至不受什么限制。还创建了一个特别团，由2000名雇佣兵构成，这些雇佣兵分别来自德意志、希腊、瑞典、波兰。还允许在都城内专为外国人设立的德意志区造了一座新教教堂。而且，鲍里斯还设法娶了一个外国亲王的女儿克塞妮娅。他先是邀请瑞典亲王古斯塔夫来莫斯科玩，后者是遭废黜的埃里克十四世的儿子，已被流放。他将卡卢加赐给古斯塔夫，当作他的世袭领地，但瑞典人拒绝改宗东正教，拒绝和陪同前来的未婚妻分手。丹麦的约翰公爵则接受了所有条件，但他罹患重病，骤然死亡（人们认为鲍里斯应为他的死负责）。

同时代的人还说鲍里斯鼓励剃须（像西方人那样）。不过，沙皇最出其不意的行为就是向西方派遣了一批“罗斯小伙子”，年轻贵族，目的是为了去那儿学习。具体人数不详。谢尔盖·普拉东诺夫说是十八个（英国、法国和德意志各六人），詹姆斯·贝灵顿则说是三十个。但历史学家都承认一个事实，即所有人（也许除了两人之外）都留在了西方。这个并不成功的大胆尝试也有了结果，那就是最终将这项规则确立了起来（直到彼得大帝登基为止），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对此是这么说的：“大家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国家受教育和了解外国习俗；事实上是害怕孩子们一旦熟悉了这些国家的信仰和习俗，品尝到自由的美味，就会果断地放弃自己的信仰，接受他国的信仰，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这在他们是想都不敢想的。”

饥荒是种种运动的催化剂，伊凡四世死后，莫斯科大公国的根基就受到了撼动。1601年爆发饥荒，持续了三年。1602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据雅克·马格雷所说，仅仅在莫斯科就有12万受害者。政府尽其所能地解决灾情，但这次灾难规模空前，许多地方饥荒肆虐，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既买不到，也收不到小麦。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抢。

罗斯各地匪帮横行，甚至抢到了莫斯科门口。1603年8月，在首都的城墙底下还真就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战斗，由赫洛普科·科索拉普率领的“劫匪”同由巴斯马诺夫（伊凡雷帝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指挥的沙皇军队打了起来。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督军阵亡，赫洛普科成了阶下囚，被绞死了，而他的军队也被击溃，作鸟兽散。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还在千篇一律地将动乱时代看作“反封建群众暴动”，是一场农民战争。因此，赫洛普科·科索拉普也就成了起义军的首领，是人民运动的领袖。卢·斯克雷尼科夫是研究那个时代最好的专家，他写道：“官方文件是要把底层民众的诉求搞臭，说那是‘匪帮的阴谋’。”当然，他无法忽视的是所有“古代”史学家在描述动乱时代的事件时也都称之为劫匪和匪帮。谢·普拉东诺夫就是如此，称这些人是“‘智者’赫洛普科的抢劫团伙”，还指出战败之后，“抢劫团伙就解散了”。卢·斯克雷尼科夫1978年出版的鲍里斯·戈杜诺夫的传记就援引了上述引文。十年后，这位历史学家在一本有关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的传记中提出了几点疑问：“是否真的能从诽谤的‘表现’中看出这是一场受压迫群众反抗封建主义的战斗呢？”斯克雷尼科夫如是问道。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很难在匪帮的抢劫和饥肠辘辘者的骚乱之间分出区别。”然后，他就想起了1602年至1603年的暴动。

历史学家由于强调的是动乱时代武装运动的“反封建”性质，所以他们首先也就承认了罗斯存在封建主义这一颇具争议的理论，也承认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观念的学说是正确的；而且，布尔什维克所需要的先辈，他们也找到了。同样，历史学家还坚持认为尤里耶夫节很重要，我们知道，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节日期间，农民可以离开原主人，去新主人那里。1601年，出现大面积的歉收，警报第一次拉响，鲍里斯·戈杜诺夫又恢复了尤里耶夫节，但出台了很严苛的规定。不过，从1603年起，他又自作主张，彻底废除了这套体系。存在换东家的可能性让农民有种自由的感觉，可以束缚为所欲为的领主。尤里耶夫节消失也就意味着农民受到全面奴役，沦为农奴。现在只剩下一个通往自由的出口：逃向南方和“蛮荒之地”。

在这儿就开始了自然选择：逃亡者胆子最大，最有主动性，也最执着于自由。在波雅尔的守卫部队里服役的奴隶通常都懂得使用武器。因此，他们加入了哥萨克，成为匪帮的核心力量。

马格雷上尉报告说，有传言说皇太子德米特里（他写的是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还活着，1600年的时候，这些传言传遍了莫斯科。然后，又传来风声，说幸免于难的皇太子在立陶宛或波兰境内的乌克兰纠集了一支军队，正向莫斯科进发。传言说德米特里活了下来，逃到了立陶宛，准备从那儿问鼎莫斯科的宝座，两年后尤里·博格丹诺维奇·奥特列皮耶夫（又名格里高利，或格里什卡·奥特列皮耶夫，是克里姆林宫奇迹修道院的修士）就出现了。

这样一来，在他本人现身之前，就需要有一个“僭号者”。这个想法此前不久就尝试过。1561年，克里特人瓦西里德被认为是萨摩斯岛的赫拉克利特大公，于是就在扎波罗热哥萨克的帮助下占据了摩尔达维亚的王座。十五年后，哥萨克再次出手帮助想问鼎摩尔达维亚王位的僭号者。17世纪初，僭号者也出现在了罗斯。

时至今日，对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僭号者、名为伪德米特里的人如何进入历史，仍然存在着许多未解的谜团。不过，所有人对其中一个观点都表示赞同：真正的皇太子早已死亡，或被谋杀，或因意外死亡。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样认为第一个僭号者就是还俗的修士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普罗斯佩·梅里美依据严肃的历史资料写成伪德米特里的传记，他列举了一系列晦暗不明、自相矛盾的地方，由此对公认的版本提出了质疑。他还提到僭号者精通波兰语，骑术高超，而且胆子很大。“［……］哪家修道院里能找到一矛刺死狗熊的（修士），又有谁能率领骑兵队发起冲锋？”

伪德米特里的这本传记如今比19世纪更出名。文献都已经找到了，证明僭号者就是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但还是有许许多多问题没找到答案。伪德米特里之谜并未完全澄清。

从时间上来看特别让人称奇。一个相当年轻的人（假设他出生于1582年，从而和皇太子德米特里年龄相仿）竟然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占据了莫斯科的王位。他在统治了还差几天就到十一个月的时候被杀，他的骨灰被放入火炮，射向西方。《卡门》的作者在描写这个令他着迷的人物时写道：“他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在黑暗中骤然闪亮，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伪德米特里可以与其同代人纳瓦拉的亨利媲美，‘也像他那样成了世袭王国的征服者’。”

没有哪个人能像这位法国作家那样如此赏识这个僭号者。教会对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实施了绝罚，指责他（秘密）拥抱天主教，和耶稣会士签订条约，想要让莫斯科皈依拉丁信仰。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向来言简意赅，饶有趣味，他是这么解释僭号者来自何方的：“我们指责波兰人暗箱操作，捏造出这样一个人来；只是蛋糕在波兰的炉子里烤熟，面团却早已在莫斯科发酵。”换句话说：伪德米特里是莫斯科发明出来的，而波兰人则使之变得更为具象。不管怎么说，鲍里斯·戈杜诺夫并不怀疑这一点，他在得知出现了伪德米特里之后对波雅尔说：是你们在我的道路上放了一个僭号者！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提到“莫斯科酵母”之后，还说得更明确：“受鲍里斯迫害最重的波雅尔当中，领头的当数罗曼诺夫家族，从各种可能性来看，此时，找一个僭号者的想法已然成熟。”19世纪末，这位历史学家已准备断言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就是为罗曼诺夫家族服务的；但正如20世纪下半叶另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在罗曼诺夫家族治下，并非没有危险，至少提及这个贼，这个背教者的生平似乎就不那么合适”。如今，描写这样的主题已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了，这位奥特列皮耶夫的传记作者说格里高利就是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服务的，后来又为其亲戚切尔卡斯基亲王服务。当沙皇鲍里斯将波雅尔费奥多尔·尼基季奇·罗曼诺夫和鲍里斯·坎布拉托维奇·切尔卡斯基关入大牢的时候，奥特列皮耶夫（当时名叫尤里）剃发当了修士，以免落得他那几个主子的下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名字改成了格里高利。

罗曼诺夫家族的破落和时年二十岁的奥特列皮耶夫的决定都可以追溯到1600年。格里高利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修士，他去了离都城尽可能远的外省的修道院。然而，他很快又出现在了克里姆林宫内：他的祖父埃利扎里·扎米亚特尼亚不久前负责维护莫斯科市中心的治安，于是就推荐了格里高利，格里高利就进了奇迹修道院，扎米亚特尼亚退休后也去了那里。后来，编年史家都没想到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的能耐有这么大，便说他和某些黑暗势力有勾结。卢·斯克雷尼科夫写道：“奥特列皮耶夫的修道院的生涯似乎很有意思。首先，他是修士扎米亚特尼亚的仆人，后来又当了修道院院长和执事，最后又和牧首圈搞在了一起。”如此鸡犬升天用时仅为一年。这都得归功于这年轻人异于常人的天分。“不消几个月，他就适应了过来，其他人若是这样得花一辈子的时间。”

后来，就出现了各种谜团。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从修道院逃走了，后又出现在基辅的洞窟修道院，之后又去了扎波罗热城寨：扎波罗热人帮他和顿河的哥萨克取得了联系。我们对这个僭号者准备阶段的活动并没有掌握任何可资证明的资料。克柳切夫斯基和研究动乱时代的历史学家谢·普拉东诺夫都认为僭号者的想法就出自罗曼诺夫的圈子；但戈杜诺夫和奥特列皮耶夫的传记作者对此作了反驳：“……僭号者的阴谋并不是出自罗曼诺夫家族的身边人，而是出自奇迹修道院的围墙之后”，就在那些四处游荡的修道士中间。波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希施贝格是《僭号者德米特里》和《玛丽娜·姆尼舍克》两书的作者，他致力于证明这个僭号者是“一个象征，表明人民对消失的王朝特别留恋”，于是戈杜诺夫的反对者就把他给造了出来，这些反对者都是莫斯科的波雅尔大家族，并联合了大多都是东正教徒的立陶宛—罗斯上层贵族。

毋庸置疑的是，罗斯的波雅尔（尤其是罗曼诺夫家族）和立陶宛的上层贵族一样，都有理由对鲍里斯不满。我们提到过戈杜诺夫与其盟友罗曼诺夫家族的冲突。16世纪末，波兰—立陶宛王公奥斯特罗日斯基、维什涅维茨基和兹巴拉日斯基将自己的领土推进到了依附于波兰王国的红罗斯（Tchervonnaïa Rus，加利西亚），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权势。在基辅省，维什涅维茨基家族拥有3.8万户农户，容纳了23万人。可以来想一下，正在打仗、想要使波罗的海成为其内湖的瑞典当时人口也只有不到100万。但奥斯特罗日斯基家族和维什涅维茨基家族还不满足：他们很快就对属于莫斯科沙皇的土地打起了主意。

研究者们在说起伪德米特里的“发明者”的时候，总不忘提及耶稣会士，这么做不无道理。西吉斯蒙德三世接见僭号者的时候，教廷驻波兰宫廷的特使克劳迪奥·兰戈尼也在场，而且兰戈尼大力支持实施僭取王位的计划。

伪德米特里的启发者和“发明者”众多，但并不能解释这个想法（即突然宣布皇太子德米特里死里逃生）究竟出自哪里。

有据可查的伪德米特里历史始于1601年，那一年，他出现在了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亲王的宫廷内，亲王是东正教的狂热捍卫者，激烈反对教会合并。出于不明原因，奥斯特罗日斯基亲王下令把这名无足轻重的还俗修士撵走了，后者便前往阿里乌派的中心罗沙避难。阿里乌教派在波兰也被称作兄弟教派，在波兰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阿里乌派的支持者摒弃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认为基督不是上帝，而是受上帝启发的人，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中间人，他们要求无条件地尊重信仰自由。正如尼·科斯托马罗夫所写，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在“自由思想的学派”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拥有了“波兰的自由教育”这层表象，转投到奥斯特罗日斯基亲王的敌人亚当·维什涅维茨基亲王那里。

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是基辅省长和立陶宛狂热的东正教捍卫者，也是奥斯特洛神学院的创建者，他在东正教生活的复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还编辑出版了用教会斯拉夫语印刷的《圣经》，他是亚当·维什涅维茨基的宿敌，后者是德米特里·维什涅维茨基的继承人，卡涅夫和切尔卡斯的领主，创建了第一座扎波罗热城寨，而且最近刚皈依了天主教。

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向亚当·维什涅维茨基“揭示了”自己的皇族血统，而且成功地让后者相信了他就是伊凡雷帝的儿子。亲王是真的相信了吗？此事已无从得知。不过，亚当亲王在写给统帅波兰军队的盖特曼(hetman)扬·扎莫伊斯基的信中说，经过了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最后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尤其是当时还有二十几个莫斯科人来看他，都明确“认出了”皇太子。维什涅维茨基要求对伊凡雷帝的儿子尽可能给予帮助。而扎莫伊斯基则对此持保留意见，且态度冷淡。莫斯科这方面则激烈要求将僭号者递解过去。维什涅维茨基拒绝了这个要求。沙皇的军队便向这位上层贵族的领地蜂拥而去，焚毁了好几座城池。维什涅维茨基对此的回应就是大力支持僭号者。亚当的兄弟康斯坦丁将德米特里带往桑博尔，引荐给了自己的岳父格奥尔格·姆尼舍克。德米特里在那儿遇见了东家的女儿玛丽娜，对其一见钟情，普希金说玛丽娜是“骄傲的波兰女人”。这段奇异的情史后来使伪德米特里在诗人和剧作家那里特别受欢迎。格奥尔格·姆尼舍克是桑博尔省长，与西吉斯蒙德三世走得颇近。僭号者对之承诺将与之共享莫斯科王国的庞大财富，使他怦然心动，故而让僭号者与自己的第四个女儿玛丽娜执手相见。这位波兰历史学家认为伪德米特里是个冒险家，他明确指出玛丽娜“长相并不出众，故并非以美貌取胜：其心地冷漠，野心不小，哪怕篡位者再糟糕，都不及她冷酷无情”。所以他认为玛丽娜和伪德米特里颇为般配。

1604年3月底，格奥尔格·姆尼舍克在克拉科夫安排波兰国王和僭号者见了面。教廷特使克劳迪奥·兰戈尼也在场，并说服君主支持这个觊觎莫斯科王位的人，设法让罗斯皈依真正的信仰：天主教。国王向伪德米特里拨付了4万兹罗提的年金，希望他能成功。但这项帮助僭号者的政策受到了议事会的明确抵制，后者代表了大部分波兰—立陶宛贵族的立场。1600年，波立联邦被国王拖入和瑞典的冲突中，冲突持续了六十多年。波兰高级军事将领扬·扎莫伊斯基、斯坦尼斯瓦夫·若乌凯夫斯基、扬—卡罗尔·霍德凯维奇尤其不想和莫斯科开战。1604年3月19日，立陶宛盖特曼霍德凯维奇对国王做出回复，因后者通知他和“皇太子”进行交谈：“机会确实难得，只是完全没有把握；我国局势不稳；而且，现在还在停战，一旦协定破裂，绝对没有好处。”盖特曼此处指的是两年前和莫斯科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过，在维什涅维茨基、耶稣会士和国王支持之下，格奥尔格·姆尼舍克便与莫斯科采取了敌对态度，支持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他们预先签订了结婚协议，其中，未婚夫允诺向其未来的妻子赠送黄金、宝石以及普斯科夫和下诺夫哥罗德这些城市。他还保证向未来的岳父大人支付100万兹罗提，以及斯摩棱斯克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不过，这之前他就向国王承诺过）这些土地。“皇太子”（秘密！）支持天主教，向耶稣会士确保会采取一切办法让罗斯皈依。

从克拉科夫返回之后，伪德米特里便纠集大军，向莫斯科进发。至于对军队构成的描述，只能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对僭号者这件事的看法来定。卢·斯克雷尼科夫写道：“在那些准备拔剑相助莫斯科‘皇太子’的人中间，有巴托里的老兵，也有‘一帮’偷鸡摸狗之辈和该上绞刑架的恶棍。”这位波兰历史学家抨击了国王和耶稣会士的冒险计划，提供了这样一份清单：“军队里没有波兰领主，只是形形色色志愿兵、哥萨克、整天想着抢东西的乞丐，僭号者的大军就是由这些货色组成的。”对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而言，“德米特里”的部队就是另一番光景了：“罗斯南部所有激愤的人、胆大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响应了莫斯科皇太子的号召。”

谢尔盖·普拉东诺夫写过一本关于动荡时代的著作，至今仍很有价值，他认为“僭号者团伙”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他还明确指出：“僭号者的主要力量并不是这些人。”他认为，僭号者利用“引人注目的信札”和各路使节，设法让民众起来反对鲍里斯，转而来支持他这个合法继承者。谢·普拉东诺夫写道，他就这样“在该国南部地区组织了反对莫斯科统治的暴动”。

社会底层对鲍里斯的政策颇为不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不容置辩的是，“好伊凡雷帝”的儿子“好沙皇”的出现让他们见到了希望，因为在伊凡雷帝统治时期，还有尤里耶夫节，让农民有种自由的感觉。可我们并不明白谢尔盖·普拉东诺夫指的是哪个“国”。但很明显的是，他谈论的正是莫斯科国。可是，罗斯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并不是莫斯科国的组成部分：乌克兰还属于波兰。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僭号者大军的主要支持力量哥萨克就是从那儿来的。卢·斯克雷尼科夫给出了确切的数字。1604年9月初，战事开始前夜，“姆尼舍克的军队”共计有近2500人，其中半数（1420人）都是哥萨克。顿河哥萨克想要阻挡住罗斯军队不可阻挡的势头，后者将城池越建越远，一直建到了蛮荒之地的边界地带，和哥萨克的地界相邻，很危险。而且，从16世纪末起，扎波罗热哥萨克对想要奴役他们的波兰上层贵族反抗得也越来越激烈。1591年，波兰领主克日什托夫·科辛斯基怒战奥斯特罗日斯基亲王，引发了哥萨克的起义；整整两年，骚乱者“在基辅和沃里尼亚的地界上来来去去，使波兰大地满目疮痍”。科辛斯基劫掠维什涅维茨基领地时阵亡，可他刚死，哥萨克的阿塔曼谢苗·纳列瓦伊科就接过了反抗波兰人的战斗火炬。国王派遣盖特曼若乌凯夫斯基前去讨伐纳列瓦伊科，照格鲁舍夫斯基的说法，纳列瓦伊科“把乌克兰犁了两年，把领主们抢得够呛”。1596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击溃了阿塔曼纳列瓦伊科的哥萨克军队。纳列瓦伊科成了阶下囚，被押往华沙，并在那儿被处死。

乌克兰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此时也正骚动不安，就等着有机会摆脱领主们。伪德米特里的号召立即就得到了响应，尤其是哥萨克的响应。他们对“皇太子”的支持，对他成功僭取莫斯科王位至关重要。当然，这样还不够，莫斯科的军队拥有足够的军力来对抗“姆尼舍克”杂七杂八的部队。但伪德米特里的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军事战斗这么简单。

1604年10月13日，僭号者的军队越过了罗斯边界，立刻就开始向前推进。莫斯科又响起了警钟。鲍里斯下令全民总动员（这是十三年之后的第一次总动员），将军队指挥权交付给了出身最好的军队将领（但并非最优秀的那些）：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舒伊斯基、特鲁别茨科伊、戈利岑。10月23日，僭号者的人马越过了第聂伯河：基辅居民要向他们提供运输工具，但省长亚努什·奥斯特罗日斯基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两军就这么遭遇了。第一次冲突发生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城门底下，日期是1604年12月21日。尽管对手的人数呈压倒性优势，但僭号者竟然出其不意地打了胜仗。翌年1月1日，由于没有及时得到急需的财政支援，伪德米特里的军营里有人造了反。造反者都叛逃了。1月21日，他在多布里尼齐打了败仗。僭取王位者就这样抛弃了所有人，侥幸逃脱对手的追捕，再次展现出了他那出色的骑术。

不过，战场上时运不济似乎并不是太重要。朝秦暮楚的雇佣兵们被扎波罗热哥萨克以及顿河哥萨克的分遣队取而代之；农民们拥入伪德米特里的军营，城里的居民也向僭号者打开了城门，最常见的就是将他们的省长五花大绑地押到他面前。盖特曼扎莫伊斯基是个相当出色的军事将领，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姆尼舍克军队”的那场战事，他就怒不可遏；他宣布如果这次战事取得成功，他今后就会把所有的编年史全都扔进火里烧掉，只学习桑博尔省长的回忆录。扎莫伊斯基并没忘记斯特凡·巴托里，后者的军中全都是优秀的波兰骑兵，还有毫不逊色的匈牙利步兵，而且需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可用，可饶是如此，巴托里也没有打败强大的莫斯科。伪德米特里身无分文，人马也少得可怜，还能有什么指望？

盖特曼推论的逻辑无可指摘。但谁又能保证事态的发展会听从逻辑？

法国天主教教士和史学家保·皮耶兰被俄罗斯出版方戏称为“神父学者”，他的巨著的第一卷名为《俄罗斯和梵蒂冈》，就专门写僭号者德米特里。皮耶兰神父的这部著作使用了保存在梵蒂冈档案库内、之前无人知晓的文献资料，所以立刻就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伪德米特里事件是中世纪罗斯文献保存得最丰富的事件之一：僭号者会定期向教宗驻华沙的特使兰戈尼以及姆尼舍克寄信过去，“皇太子”身边的耶稣会士也会将他的种种行为记录下来，而兰戈尼则会向教宗提呈详尽的报告。所有这一切都很好地保存在了梵蒂冈内。

皮耶兰神父在解释盖特曼扎莫伊斯基为何会搞错的时候，说“莫斯科战事有个相当神奇的特点”，战斗的胜利乃是由于“各种条件不可避免地合到一起”才导致的。《僭号者德米特里》的作者列出了一份清单：莫斯科沙皇国的社会秩序出现动荡，政权暴虐专制，波雅尔之间互相敌对，改朝换代和民众中间流传的各色传言，以及近期的农法，都在撼动古代的习俗，有人放手一搏，有人心怀憎恨。这位研究罗斯—梵蒂冈关系的史学家列举了暴动的主要原因，社会动荡被放在了第一位。这个理由无疑确实是很重要。事实上，伪德米特里出现在莫斯科国的领土上，从而引发了人民起义，继而又铸成了僭号者的胜利。

社会运动是国家危机的原动力。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了“动乱时代的这个特点：当时的罗斯社会内部自有其秩序，罗斯各阶层根据自身在国内的地位以及社会等级轮流参与至这个秩序当中”。这位历史学家说得斩钉截铁：等级的最顶端就是波雅尔，暴乱就是从他们那儿起来的。

动乱时代出现的僭号者也波及了社会底层。不过，伪德米特里获胜的保障并非来自该阶层的运动，而是来自顶层的支持。有一个理念将罗斯社会各阶层聚合到了一起：所有人毫无例外都要抛弃占据莫斯科皇位的沙皇。虽然理由各异，但这并非重点：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剥夺他的权力。在普希金的笔下，僭号者德米特里自豪地宣称：“动乱时代的阴影把我叫作德米特里，我就是这时代的养子……”诗人认为伪德米特里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那就是信仰：大家都相信一切都是天意，合法的沙皇终于出现了；这次还将怀疑鲍里斯合法性的人民给吸引了过来。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即“皇太子”就是伊凡雷帝的儿子，伊凡雷帝在人民的记忆中仍然是个“好沙皇”。这个不可抗拒的逻辑把人吸引到了僭号者的麾下：只有合法的沙皇才能成为好沙皇，只有好沙皇才能成为合法的沙皇。尽管在出身高贵的波雅尔眼中，“德米特里”的合法性只占次要地位，但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推翻鲍里斯，而合法性对社会底层而言，就是沙皇“仁慈”必不可少的条件。

“姆尼舍克的军队”入侵莫斯科国并不等于波兰与罗斯发生战争，也不是波立联邦和罗斯发生战争。当然，僭号者的这项事业得到了国王和梵蒂冈的支持。西吉斯蒙德三世心心念念想着的就是恢复他父亲的王国，也就是瑞典王国，他就很支持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一旦“皇太子”攻占了莫斯科，他就能让莫斯科成为和瑞典发生冲突时的军事基地。梵蒂冈则认为两方教会也有可能由此合并起来。兰戈尼关于波兰出现神秘人物宣称是莫斯科国合法继承人的第一份报告引发了教宗克莱孟八世的怀疑，他在信边写道：“新的葡萄牙僭号者诞生了。”他这儿指的是葡萄牙塞巴斯蒂安国王崩殂之后出现的那些篡位者。

兰戈尼写的第一封关于僭号者的信是1603年11月寄出的。从1604年5月起，克莱孟八世在回复“德米特里”的信时，都会称之为“我主爱儿”。

1599年，雷吉奥主教克劳迪奥·兰戈尼以教宗特使的身份来到了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宫中。发给他的指令中有一段涉及了莫斯科事件。自从安东尼奥·波塞韦诺造访莫斯科和伊凡四世争论神学以来已过了十七年。莫斯科国内部的环境已发生变化，但梵蒂冈的政策仍然没变。教宗特使据称是要让波兰和莫斯科关系更为紧密，进而让两方教会合并。“皇太子”来波兰寻求支持的时候，似乎是兰戈尼的祈祷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克拉科夫会晤使特使成了僭号者狂热的支持者。兰戈尼的描绘表明这个觊觎帝位的年轻人给梵蒂冈特使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德米特里看上去完全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肤色黝黑，鼻子上右眼齐平处生了个疣子；双手白皙细嫩，表明其出身高贵；他言语大胆；事实上，他的步态和举止有种威严庄重之态。”和“皇太子”交谈过几次之后，教宗特使明确说道：“我猜他二十四岁（僭号者声称自己二十三岁，但皇太子德米特里应当只有二十一岁）。他脸上无毛，思维极其活跃，口才极好；但他又很克制，醉心于文学研究，显得极为谦逊和神秘。”

僭号者承诺皈依天主教，对他的这番描述可以说已经相当不错，再加上他还承诺要让罗斯人皈依，最终让克莱孟八世倒向到他那边。但梵蒂冈能给的基本上只是道义上的支持。教宗没给钱，照拿破仑的说法，金钱是战争的要素。因此，就得从“获解放的”领土上捞钱。耶稣会士、随军神父都被派往“姆尼舍克”的部队，这么做都是为了那些天主教雇佣兵。此外，两个耶稣会士还长期陪伴僭号者，名为信仰指导者。他们都是年轻人，没什么经验，被僭号者和气的举止所吸引，他们负责他的灵魂，写的报告里也记录了“皇太子”的言论。不过，他们无法向他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建议。

围绕伪德米特里步步高升一事出现了许多谜团，但对他究竟有哪些谋士还缺乏文献资料。尼古拉·舍尔佐夫斯基神父和安德烈日·拉维茨基神父的信件和报告、教宗特使的报告均只字未提他身边有哪些人可能为他出谋划策，调整策略，夺取莫斯科王位。伪德米特里确有计划。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动乱时代”卷入的罗斯社会各阶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得愈发无序和混乱。伪德米特里（或其秘密谋士，如果真的存在的话）的计划是要汇集大草原上的人马来对抗莫斯科。在写给教宗特使的两封信（1605年4月14日和5月13日）中，僭号者说他会派遣信使前往顿河、伏尔加河、捷列克河以及乌拉尔河流域，希望鼓动哥萨克和鞑靼人起义，让他们向该国都城进军，以期夺取该城。莫斯科一旦被围，就只能挂起降旗。

这个计划有两点需要注意。皮耶兰神父分析了伪德米特里的通信后，指出“皇太子”在聊到鞑靼人和哥萨克的时候特别健谈，但在涉及和罗斯人的接触时却不可思议地缄默。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这么做有可能是想掩盖伪德米特里与波雅尔团伙之间的关系。唯一一份支持这一假说的就是在波兰游历的希腊人皮埃尔·阿尔库迪写给教宗保禄五世的报告。

第二点更重要。伪德米特里的计划一旦成功，就将把乌克兰及乌克兰人，主要是哥萨克引入莫斯科政策的轨道上。乌克兰人随同伪德米特里一起去了莫斯科；但同样，尽管当时的人并未真正地意识到这一点，其实莫斯科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乌克兰相当一部分的土地都属于波立联邦，所以这样一来，波兰—立陶宛—罗斯的关系就变得前所未有地错综复杂。

1604年5月1日，僭号者还在桑博尔，他批准了一份文件，他在该文件中被称为：“大罗斯皇帝，尽享天福、战无不胜的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一个世纪之后，彼得大帝获得了皇帝(imperator)的称号，使几乎所有响应僭号者号召、与莫斯科对着干的领土全都成了罗斯国的组成部分。

1605年4月1日，沙皇鲍里斯遽然崩殂。他在五十三岁的时候突然死亡引发了不少流言：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说是自杀。伪德米特里在筹备战事的时候，就已预料过他的死亡：他在信中只是简单提到他担心鲍里斯死得太早，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鲍里斯在死之前，任命自己的儿子、年仅十六岁的费奥多尔担任共同摄政，好让皇位顺利继承下去。对鲍里斯的普遍不满也延伸到了他的继承人身上。这个年轻人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仅有来自家族的支持。

费奥多尔将希望都寄托在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位罗斯督军身上，此人就是彼得·巴斯马诺夫，他是阿列克谢·巴斯马诺夫的孙子，而后者则是服役贵族里的前几号人物，而且他的父亲费奥多尔·巴斯马诺夫还是伊凡雷帝的宠臣。彼得·巴斯马诺夫担任驻扎在克罗梅的军队的统帅，正准备对僭号者发动决定性的战斗，他劝说自己的军队向费奥多尔宣誓。可是，士兵觉得誓词太含混，没有大力抨击伪德米特里。彼得·巴斯马诺夫自己也有些犹豫，不过这是出于其他原因：费奥多尔的母亲皇后玛利亚是马留塔·斯库拉托夫的女儿，后者就是杀害他父亲和祖父的刽子手。而沙皇正是马留塔·斯库拉托夫的孙子。而且，督军或许也很清楚，比起沙皇，“皇太子”获胜的机会更大。

于是，克罗梅就开始进行策划，准备反击费奥多尔。谋反者和僭号者的军营取得了联系。有一份独家文献（皮埃尔·阿尔库迪的报告）提到，密谋者认为承认“皇太子”是真的德米特里，是伊凡雷帝的儿子没问题，但有条件，那就是：不得波及东正教信仰；专制权力仍旧保留伊凡四世时期的样子；沙皇不得将波雅尔的头衔颁赐给外国人，也不得让他们进入杜马；但他完全可以让外国人为自己服务，允许他们获取罗斯国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为宫廷服务的外国人可以在罗斯土地上建造天主教教堂。

由于承认这个协定真实可靠（之后事态的发展又让他有所犹豫），伪德米特里看来并未强求（正如他向桑博尔所承诺的那样）为天主教会在莫斯科获取特殊的利益。可以看出其中是有策略的：僭号者想要获得密谋者的支持。可是，德米特里后来还是保留了完全的独立性，他从来就没成为耶稣会士手中的傀儡。

彼得·巴斯马诺夫加入了密谋者的行列之中，照一个亲历者（僭号者的信仰指导安德烈日·拉维茨基）的说法，巴斯马诺夫对外宣布“皇太子”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罗斯沙皇货真价实的后裔；然后，他亲吻了十字架，以示忠诚。克罗梅的军队于是就各奔西东：有的逃往莫斯科，有的则投入僭号者旗下。

对动荡时代的定义并不缺乏。可以把它视为叛变的时代。叛变誓言、十字架，当然也叛变了诺言，而这些行为都成了那时的硬通货。那个时代充斥着各色各样的背弃，阵营换来换去。尤其是事件的亲历者们讲到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底层草根置身于觊觎皇位者、僭号者、真假沙皇之间也完全没了方向，所以他们会时时变换自己所喜爱、所忠诚的那些对象。

彼得·巴斯马诺夫背叛费奥多尔，归附“德米特里”，堪称最出名的“变节者”。由于向“伊凡雷帝之子”宣过誓，后来他也保持了忠诚，至死都在捍卫新沙皇，因而被米哈伊尔·塔季谢夫所杀，而在政变之前不久，他还救过塔季谢夫一命，使之没有受到“德米特里”震怒的波及。戈利岑亲王是克罗梅军队中的督军、统帅之一，他和巴斯马诺夫一起转投到了僭号者的麾下。他奉新沙皇之名，被派往莫斯科，与他人合伙绞死了费奥多尔。后来，他又背叛了“德米特里”，参与了由瓦西里·舒伊斯基组织的针对德米特里的阴谋活动。戈利岑后又被任命为讨伐伪德米特里二世的督军，于是又背叛舒伊斯基，投入波兰人门下，后来也和波兰人闹掰。在这件事上，胜利当仁不让地应归于瓦西里·舒伊斯基，我们之后会好好谈谈他。

克罗梅的军队溃散之后，僭号者便慢悠悠地向莫斯科进发而去，路上还接待了赶来向他效忠的波雅尔，他还向都城派去使节，这些使节随身带了他以合法继承人的身份所写的信件，呼吁城内的人推翻戈杜诺夫的儿子。

1605年6月30日，僭号者得胜，进入莫斯科。1604年10月，伪德米特里只派了一小撮雇佣兵，就越过了莫斯科国的边界；刚过不到一年，他就进入了克里姆林宫，陪同他的还有罗斯的上层贵族和民众的欢呼喝彩声。王位空缺了：受“皇太子”信件和信使的怂恿，莫斯科人冲入皇宫，把沙皇和他母亲（两人后被杀）抓了起来，将戈杜诺夫的亲戚全都关入了大牢。编年史里是这么说的：皇宫的地窖被洗劫一空，等到所有人都酩酊大醉，城市才算消停下来。

伪德米特里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那就是牧首约伯，后者认为觊觎皇位的德米特里是“犹太人、拉丁人及路德派”的帮凶。“德米特里”采取了第一批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将约伯贬入修道院。新沙皇让希腊人、梁赞主教伊格纳季担任东正教会牧首，他是最早一批承认“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的教会人士之一。新牧首为人轻佻，整天嘻嘻哈哈，对西方相当了解，也比约伯宽容得多，所以没有哪个人能比他更合伪德米特里的胃口。

7月18日，皇后玛利亚（已成为修女玛尔法）返回都城。她承认冒名顶替的德米特里就是自己的儿子。母子重逢感人肺腑，民众看得目瞪口呆：母子紧紧相拥，泣不成声，一切疑虑烟消云散。7月30日，牧首伊格纳季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为新沙皇加冕。在俄罗斯投机冒险的历史上，这一幕堪称登峰造极。

法学家和神学家可以不慌不忙地讨论敷油圣事的意义和价值。反正，不管怎么样，“德米特里”已是一个比鲍里斯·戈杜诺夫更合法的沙皇，理由很简单，在人民和所有参与加冕典礼的人的内心里，他就是伊凡四世的继承人，是留里克王朝的承绪者。德米特里就这样成了上帝和人类面前的合法沙皇。

反对沙皇德米特里的阴谋活动甚至早在他加冕之前就已开始，从他以得胜的姿态进入莫斯科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阴谋很快就被人发现了；瓦西里·舒伊斯基、他的兄弟和许多支持者都遭到了逮捕，指控他们散播谣言，散布沙皇就是还俗的修士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还说要杀了他。为了审判瓦西里·舒伊斯基这个出身高贵的波雅尔，还召开了缙绅会议，与会的有波雅尔杜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诉讼代理人就是德米特里本人；他列举了舒伊斯基的叛变历史，说他自始至终都在阴谋反叛莫斯科王朝。沙皇七次提及伊凡雷帝下令惩罚过舒伊斯基家族，而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还处死了瓦西里的叔叔。瓦西里亲王承认犯下了归到他身上的所有罪行，于是认罪，请求宽恕。但他还是被判处极刑，只是在行刑台上的最后一刻才获得特赦。

最新的有关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的传记对这个得到历史学家认可的“舒伊斯基阴谋叛变”的版本有所保留，作者这么做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德米特里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在这样的条件下策划政变，无疑是疯了”。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新沙皇想要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因为他害怕舒伊斯基家族。他还说：“如果不存在阴谋，也得生造出阴谋来。”十一个月之后，沙皇的声望仍然很高，认为瓦西里·舒伊斯基是在这时候开始策划阴谋活动，而不是一开始就阴谋造反的，这样的论据并不具有说服力。历史学家们的假设似乎更有理据，他们认为出身高贵的亲王和波雅尔利用伪德米特里扳倒戈杜诺夫之后，就急着想要摆脱新沙皇，以免他在皇位上坐得太稳固。

德米特里十一个月的统治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规划与现实。新沙皇事实上已经梦想成真。他的计划和空想出现在他写给兰戈尼的信中，出现在他和信仰指导以及担任其秘书的耶稣会士的交谈中，那些耶稣会士将他的言论都记录在了通信和私密的日记之中。沙皇德米特里的所作所为也出现在了官方文件以及当时许许多多罗斯人和外国人的亲历证词之中。1605年末，威尼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很低调，叫作《关系》。作者用的是巴雷佐—巴雷齐这个假名，其实作者不是别人，正式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波塞韦诺，他见过伊凡雷帝，从未放弃过要让罗斯皈依天主教信仰的想法。“德米特里”的出现让他充满了热情。波塞韦诺给沙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阐述了让罗斯和波兰合并，从而消灭新教徒当政的瑞典，以及向土耳其人发动十字军东征等其他宏伟蓝图。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在《关系》一书中充满激情地描述了莫斯科年轻沙皇卓绝出众的生平和种种妙不可言的计划。这本书大获成功，还出了法文版、德文版和拉丁文版。后来还被译成西班牙文版，成了洛佩·德·维加的参考资料，1617年，维加写了一部名为《莫斯科大公》的剧作，于是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僭号者的这段历史。

“德米特里”的大获成功让那些认为他是个冒名顶替者的人，以及那些真诚希望“皇太子”侥幸获救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他的成功在那些与之或多或少有所联系的人那里引发了极为疯狂的梦想。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沙皇的新亲戚姆尼舍克家族，也同样适用于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和梵蒂冈。教宗保禄五世从兰戈尼的报告中推断出德米特里就是梵蒂冈魂牵梦绕的最理想的莫斯科沙皇：狂热的天主教徒，教会合并的支持者，忠实于圣座，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保禄五世请姆尼舍克家族、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耶稣会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沙皇。

波兰国王的梦想详尽地出现在了他发给使节的指示之中，而这些使节也会陪伴玛丽娜·姆尼舍克前往莫斯科。指示下达的日期是1606年2月6日。西吉斯蒙德三世的计划是共享莫斯科国。而这些使节的使命就是让德米特里同意并入波立联邦，不仅是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和斯摩棱斯克并入（国王1600年的时候就这么主张过），还要让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维亚济马、多罗戈布日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并入。这些要求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不久前这些土地还属于立陶宛。他们还认为德米特里会批准让波兰军队借道罗斯领土前往芬兰；他还会向他们提供财政支援、给养，以及为了和瑞典开战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弹药。一旦征服瑞典，强大的波兰就会提出和莫斯科缔结攻守同盟的条约。

西吉斯蒙德三世的计划是国王的个人梦想，得不到大多数贵族的支持。1606年4月，国王的反对者发动起义，这在君主共和国被认为是合法的抗议形式。起义由尼古拉·泽布兹多夫斯基领导，他是僭号者在桑博尔逗留时的庇护者之一。有传言说叛军已和德米特里密谈，提出让他坐上波立联邦的王位。

这些将会改变俄罗斯历史和欧洲历史进程的异想天开的计划，均源于僭号者本人的梦想、计划和承诺。在桑博尔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伊凡雷帝儿子这件事就是个疯狂的举措，但也得到了第一批支持，他在克拉科夫受到了国王的接见，还和教廷特使兰戈尼交谈，对于这些交谈者心中的梦想，他一概都应承了下来：向姆尼舍克许诺大量财富，向波兰国王许诺罗斯的土地，向教宗许诺教会合并和十字军东征。一旦坐上莫斯科皇位，“德米特里”便开始迂回行事。皮耶兰神父写道，西吉斯蒙德三世“指望德米特里对他感恩戴德，一直都在提不久前他对‘皇太子’多么多么慷慨……德米特里这个新贵倒是颇为自信和狂妄，早把不如意时所作的承诺抛诸脑后，至于兑现承诺的时间，反正是能拖就拖”。

我们是可以将沙皇游移不定的态度，忘记未坐上王位时所许的承诺，看作是“新贵的狂妄”。但从他对国王和梵蒂冈不急不许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头脑算计得很清楚，毕竟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原本可以让渡的许许多多东西都和莫斯科国的利益相悖。

沙皇德米特里所设想的改革大计特别有意思。我们是通过与沙皇交谈的那些人的信件和回忆录了解到这些计划的。伪德米特里的传记作者承认：“对他的管理方式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概念。事实上，在他死后，新的当权者下令将他所有的文牍以及其他文件全都付之一炬了。”但要把什么都毁掉是很难的。留存下来的文件和亲历证词都提到了那些宏伟蓝图，由此可见改革计划指向何处，但由于沙皇身边的人作梗，再加上时间不够，所以改革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对坐上皇位的僭号者的评价多种多样，而且时常自相矛盾，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观点及其所处时代对过去的主流看法。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引用彼得·巴斯马诺夫的话时，提到了外国亲历者的见证：“沙皇并非伊凡雷帝的儿子，之所以认为他是沙皇，是因为大家都向他宣过誓，而且当时也没有更好的人选。”大家都会以为彼得·巴斯马诺夫信了他的话，因为他为了捍卫“德米特里”而受死。20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引用了和克柳切夫斯基相同的资料来源，但他在写到一半时停了下来：“……尽管他不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儿子，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君主……”目前，照这个论据来看，“没有更好的人选”这个说法是存在争议的，即便彼得·巴斯马诺夫对那些想要僭取莫斯科王位的人确实很了解。“德米特里”的言行和文牍都在在表明他是个和之前那些沙皇截然不同的沙皇。

当时的许多人都提到了他的权力观：“他说我有两种领导帝国的方式：一种是让自己变成暴君，另一种是对所有人仁慈。我选择第二种方式。”在一出名为《僭号者德米特里和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剧中，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借由沙皇和巴斯马诺夫的对话，展现了“德米特里”政治观的许多新颖之处：“我们惯于领会沙皇恐吓的眼神，认为那就是上帝的眼神，他俯视着我们，而我们低眉垂手，执行他那恐怖的命令，进行无情的惩罚。你的仁慈将使你获得永恒的荣耀，但若无恐怖，王国便难以维系。”德米特里回道：“我对你的话毫不吃惊！你们只了解一种统治方式：恐惧！反正，任何地方都靠恐惧来统治。用恐惧和殴打来让老婆养成爱你的习惯，用恐惧来让你们的孩子不敢抬眼看你们。用恐惧来让劳作者耕作田地，用恐惧让战士去打仗，他们因害怕督军才会动起来。你们的使节用恐惧来管理自己的使馆，因为恐惧，你们才会在沙皇的杜马缄默不语！在鞑靼的金帐汗国，在辽阔的伏尔加河以远，我那祖祖辈辈的君王都很熟悉生活在可汗帐篷底下的恐惧，正因为恐惧，他们才学会了统治。但还有一种更好，而且更切实的方式：用仁慈和宽容来统治。”

19世纪最受欢迎的俄罗斯剧作家的这出戏剧的舞台生命很短暂。想要抛弃恐惧作为权力工具的做法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赞同。

因此，伪德米特里的许多想法似乎颇令人惊诧，让人觉得陌生、离经叛道。只有在一件事上，他很好地遵守了莫斯科的传统：他坚信有必要实施彻底的专制。皇帝这个头衔他很喜欢，只是有可能会和波兰国王闹不愉快，但对他来说，这个称号就是罗斯专制制度的基本属性。

一旦坐上皇位，伪德米特里便开始制订计划，兴奋地行动起来，仿佛已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历史学家指责他没搞出什么名堂来，但也都承认抵制改革的力量相当巨大。波雅尔在抵制，让他们生气的是，君主竟然让他那些出身卑微的亲戚，也就是娜加娅家族留在他身边；他们憎恨这个“好沙皇”，因为他想缓解农民的苦痛，禁止领主强迫让那些外出逃荒的人返回。国家所有公务人员的官俸都翻了倍，不得拿回扣，还特别任命了监察员来负责监督这种情况。

沙皇下令修订广泛适用的法典：负责修订法典的秘书以伊凡四世的《律书》为蓝本，将允许农民在尤里耶夫节期间离开地主的条款囊括了进去。并不能排除伪德米特里确实存在想要将这项权利归还给农民的想法。国家的议事机构（波雅尔杜马）则被更名为元老院。元老院和杜马一样，也是由四个社会阶层构成：神职人员，包括牧首、四名都主教、六名总主教和两名主教；波雅尔，共有三十二名，出身于最为显赫的家族；十七名侍臣；最后就是六名宫廷贵族。改革首先就是将不受戈杜诺夫待见的人（亲王）和新沙皇的心腹（尤其是娜加娅家族）纳入第二阶层。称号的改变同样具有重要性。“德米特里”死后被摒弃的称号后来又重新成为彼得大帝时期的国家语汇。

只要是和修道院对着干，对修道院生活心知肚明的僭号者就会劲头十足。在通往莫斯科的路途上，他好几次提到改革修道院的计划。不过，成为沙皇之后，他并没有冒险触及该体制的根基，也没敢遵循“先祖”（也就是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的足迹，没收修士的土地和财产。但这并没能使他免遭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强烈敌视，牧首伊格纳季除外。修道院恼火的是，他们现在要向“德里特里”支付一笔不算大的资金以敷宫廷之需，所以就指责他背弃东正教信仰，责备他太过宽容。

亚夫拉明·帕利岑是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的后勤负责人，生活于动乱时代，后来多次变换阵营和庇护者，他的《叙事》极受欢迎，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历史文献。作者并没有称呼德米特里为沙皇，而是称之为“还俗者格里高利”（他的叙述应该写于1613年之后），列举了僭号者罄竹难书的罪孽和罪行，特别是允许“犹太人和异端深入上帝的圣堂”。对亚夫拉明·帕利岑而言，从圣弗拉基米尔的时代和罗斯大地受洗的那个时代起，“还俗者”的出现就是“栖息于意大利教会的毒蛇”所打造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意大利教会就是指梵蒂冈。《叙事》的作者讲到了天主教会试图“控制”罗斯的种种企图：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受到了天主教徒的试炼，之后，都主教伊西多尔由于签订了佛罗伦萨联盟协定而受到“诅咒”，最后就是“安东尼乌斯·波塞乌斯”（安东尼奥·波塞韦诺）对伊凡雷帝进行诱惑。现在又要通过让“还俗者”掌权的方式，让“哥萨克和奴隶这些愤怒的敌人”再次来进行诱惑（亚夫拉明·帕利岑对此深信不疑）。

亚夫拉明·帕利岑的怒火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毕竟他亲身经历过东正教会的传统和莫斯科的习俗遭到沙皇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外国人的严重扭曲。“德米特里”偷偷摸摸地皈依天主教，但他并不是东正教的劲敌。他还寄钱给利沃夫的宗教善会，而利沃夫则是波立联邦的东正教壁垒。伪德米特里对基督徒之间的纷争根本无动于衷，他把耶稣会的信仰指导和信仰新教的文书（布宁斯基兄弟）留在了自己身边，可见他是到处在找盟友。

伪德米特里登基极大地刺激了罗斯的贸易。商人们从波兰、德意志、意大利的各个地方赶来。从伊凡雷帝时期起很熟悉莫斯科大公国的英国人对此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对伪德米特里颇有好感的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道：“所有人都有机会从事手工业和贸易；前往罗斯境外及罗斯境内的旅行限制，以及向国内迁移的限制都被取消了。”德米特里宣称：“我不想限制任何人。但愿我的领地上万物皆自由。我将用自由贸易来让国家富足。但愿我的统治和我的国家，荣耀遍天下。”在德米特里的王国内居留的英国人注意到，他实际上让自己的国家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有些夸大了这样的“自由”：毕竟，该国的状况并不允许毫无阻碍地流通。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德米特里”的对手也都承认），沙皇确实计划要树立自由贸易，且罗斯境内外皆可自由迁徙。他还梦想扶持教育。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计划的：“一旦因神意成为沙皇之后，我便会创建学校，让我国的国人学会读写；我会在莫斯科创立大学，会将罗斯人派往国外，让智慧博学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

僭号者成了沙皇，这段惊人的历史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我们只能给予近似的回答：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是否真诚地相信他就是侥幸获救的伊凡雷帝之子，还是假装相信？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这个角色，还是面具和真容不分，使得人们最终相信他就是皇族出身？伪德米特里的行为间接证明了他极度自信，坚信自己有权戴上莫斯科皇冠，坚信自己的命运。“动乱时代”的杰出专家谢·普拉东诺夫对“某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视僭号者聪明绝顶、八面玲珑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尤其让这位历史学家诟病的是，德米特里的身边围绕着太多外国人，这一点让莫斯科人很恼火。相反，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这方面是这么说伪德米特里的：“极有天分，时刻保持警惕，在波雅尔杜马轻松解决了极其复杂的问题……”从沙皇德米特里的行为来看，他似乎从未对自己产生过丝毫怀疑。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中，瓦西里·舒伊斯基讲到了沙皇“不正常”的态度：“莫斯科已习惯于看到伟大的东正教沙皇和人民向唯一的神祷告，他以难以企及的高度，严格遵守教会律法，虔诚欢庆节庆，在四旬斋的时候，穿着朴素，和人民共同忏悔。”

人们指责沙皇的是餐后不休息，不去蒸汽浴室洗澡，吃罗斯人瞧不上眼的小牛肉。人们惊愕地看着他从“难以企及的高度”走下来，走向生产武器、臼炮的“火炮场”，和其他人一起干活。沙皇的头脑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军事战役，对军队很感兴趣，还组织士兵比武（演练），他自己也会亲自参与。

一个世纪之后出现的俄罗斯的另一个沙皇彼得大帝说，“德米特里”的计划和行动，还有他的行为，和莫斯科宫廷的刻板习俗毫不相符。世界各地都认为彼得是俄罗斯第一位正式出现的皇帝，而这个称号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被伪德米特里用过了。获得加冕的僭号者和合法的罗斯皇帝对西方都充满了热情，他们两人都在西方居住过，接触过许多外国人，都想让人民受教育，鼓励商贸，都很关注军队，简而言之，他俩的表现都不像是沙皇。

显然，对伪德米特里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份草图而已，想法还很模糊，还有些观念没有意识到，但这一切到了彼得这儿，就成了宏伟的政策。但如果考虑到伪德米特里在王位上坐了还不到一年时间，而彼得统治了差不多有四十年时间，那历史似乎就是在让伪德米特里这个人出来排演，然后再让彼得大帝登上舞台。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是个夺取了王位的篡位者；彼得大帝则是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三任合法的沙皇，但人民则认为他是个僭号者，无论是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行动，都与“伟大的东正教沙皇”这一固定的标准相距甚远。

沙皇德米特里的行动激发了波雅尔大家族和某些教会圈的不满。人民（换言之，就是莫斯科人）则被沙皇的行为及其身边人所惹恼，不过，对他还是相信的。但沙皇政策的客观现实和瓦西里·舒伊斯基自始至终都想僭取王位的对权力的渴望可谓水火不容。后者耐心地编织着密密的阴谋之网。1606年初，密谋者（瓦西里·舒伊斯基和瓦西里·戈利岑）通知西吉斯蒙德三世，莫斯科准备将波兰国王的儿子瓦迪斯瓦夫放上王位。这个计划确实存在，但西吉斯蒙德主要是想弄清楚国王的态度，他们认为伪德米特里是波兰的人，所以想看看波兰国王是否同意将他推翻。时至今日，都没有找到可以证明西吉斯蒙德三世帮助密谋者的文件。不过，我们知道国王对伪德米特里的态度并不满意，因为后者拒绝满足其要求。而且，华沙还流传着一个留言，说莫斯科沙皇正准备进攻波兰，夺取王位。还有线报传至国王耳中，说：“伪德米特里”或已和尼古拉·泽布兹多夫斯基以及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其他对手取得联系。

在当代波兰历史学家的笔下，“莫斯科威胁”甚嚣尘上的看法用这样一句悲凉的句子表达了出来：“1606年春，一片肃杀，命运向我们露出了横眉冷对的残酷笑容。”说白了就是：杀死“德米特里”，波兰就不会遭受莫斯科的侵略。

终曲开始，婚礼队伍进入莫斯科。4月24日，未婚妻及其众多随从终于来到了未婚夫这儿，而未婚夫已经等了她很久。由于无法对任何看法达成一致，故而历史学家对玛丽娜·姆尼舍克的女性特质也众说纷纭。才华横溢的普罗斯佩·梅里美写道，格奥尔格·姆尼舍克的女儿“在自己国家的女性中间，以其优雅和美貌鹤立鸡群……”为了支持自己说的这些话，这位法国作家还引用了声名赫赫的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话，后者这么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个皇后能比波兰的女儿更美。”20世纪的历史学家摒弃华丽抒情，冷冷地观察道：“玛丽娜·姆尼舍克既不美，也没有女人味。肖像画家拿了桑博尔领主许多钱，拼了命地美化她的容貌。但任凭画得再炫，都能看出这位未来皇后的小脸蛋毫无吸引人的地方……她消瘦的体质和小小的身板根本不符合那个时代美的标准。”这位历史学家可以明确指出：他依照的是罗斯的美的标准，因为对那个时代的波兰人和外国人来说，他们对这位将要短时期统治莫斯科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罗斯的都城大为震动，倒不是被国王未婚妻的长相所震动，而是被如此浩大的随从行列震动了，因为那样的人数足以组成一支军队来挑衅。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提到了这样的随从行列给人留下了外国人成群结队入侵的印象，而他们的行为也和在被占领土上的行为没什么区别。亲历者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到了金发士兵骚扰女性、抢劫店铺。但他们在这些外国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个问题上却众说纷纭。有的人说那是波兰人，有时则称之为“利亚克人”，有的人则说那是“一帮立陶宛人”。19世纪40年代，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是西里尔和美多德协会秘密的乌克兰会员，这一点足以让他遭到镇压，他是这么写的：“……大多数新来者尽管都被认为是波兰人，但其实都是罗斯人，甚至还都是东正教徒，因为那个时代，在波兰的南方省份，什拉赫塔、草根民众以及大量出身高贵的领主都还没有否弃祖先的信仰。”

用现代的话就是，后来的婚礼队伍里，和伪德米特里一同来到莫斯科的有乌克兰人、波立联邦人和大多数为东正教徒的莫斯科国的边境省居民。但尼·科斯托马罗夫注意到：“莫斯科人不太认得出那些罗斯客人和教友，毕竟宗教习俗差异太大，大到就连莫斯科人都理解不了的程度。此外，这些客人还都讲波兰语，或者说小罗斯语。”

1606年5月8日，举办了“德米特里”和玛丽娜的婚礼，阴谋的策划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民众中到处都在传一件事，说沙皇是个“背教者”，他没受过洗，更喜欢外国人。但伪德米特里的声望仍然极高。因此，在5月16日至17日发动民众冲击克里姆林宫之前，瓦西里·舒伊斯基及其党羽还事先打开了监狱大门，并发出警报：波兰人要杀害沙皇！

伪德米特里多次收到警告，说有人正在策划阴谋，但情况总是如此，受害者总是没当回事儿。对于姆尼舍克采取安保措施的建议，沙皇也只是回答：“我了解自己所统治的这个地方。我没有敌人。生死皆由我来支配。”伪德米特里直到最后一刻都保留着这一脆弱的自信。

马格雷上尉以军人的简洁作风记录道：“清晨六点，皇帝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在毫不怀疑的情况下被杀害了。”这位近卫军指挥官说当时自己因病没在岗位上。但有留言说他是密谋者的同党，换班的时候都换上了自己人。另有传言（更为可信）说瓦西里·舒伊斯基假借沙皇之名，大幅削减了近卫军的数目。密谋者胜利之后，瓦西里·舒伊斯基坐上皇位，雅克·马格雷拒绝为新沙皇服务，返回了家乡勃艮第。

胜利者找来合法沙皇的尸首，将之切成碎片，焚烧殆尽。我们知道，骨灰则被装入炮筒，往波兰的方向射去。对僭号者本人的回忆也必须消抹得一干二净。对“拉丁人”的屠杀导致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量受害者，因为伪德米特里手下那些武装起来的客人都进行了抵抗。马格雷确认道，有1705名波兰人被杀。另有资料来源则说约有500个受害者。同样也死了大约300个莫斯科人。密谋者并不想破坏和波立联邦的关系，便在西吉斯蒙德三世使节官邸四周设立了警戒线。玛丽娜和她的父亲以及各路使节连同其他幸免于难的人都被流放了两年多的时间。

沙皇被杀之后，大获全胜的密谋者商量了三天，决定谁该登上皇位。留里克家族中年纪最大的后裔就是费奥多尔·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亲王，他没有参与阴谋活动，所以拒绝登上皇位，将皇位让给了瓦西里·舒伊斯基，后者的出身仅次于他。瓦西里·戈利岑亲王亲历了两位君主被杀（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和伪德米特里），他也是候选者，罗曼诺夫家族的某些人也是。最终，瓦西里·舒伊斯基戴上了皇冠。

4 沙皇和僭号者

人们将我剁为碎块，用火焚烧，

挫骨扬灰，倒入炮筒

用炮发射，

在莫斯科的四道城门上，射向

大地的四个角落。

于是，我便化成了无数……

——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

瓦·克柳切夫斯基给瓦西里·舒伊斯基所绘的惟妙惟肖的肖像无须完成，也毋需评论：“他是个老年人，波雅尔，五十四岁，体形不是很大，近视，其貌不扬；他这人完全算不上野蛮，但颇为狡诈，不算聪明；撒谎成性，诡计多端；他大风大浪也经过了，差点在断头台上玩完，他骗过了仁慈的僭号者，暗中对其做手脚，他还是个传播流言蜚语的高手，让江湖术士都会为之胆寒。”

自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死亡以来，只过去了八年，现在又有第三位沙皇登上了莫斯科的皇座。这种君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象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表明国家正面临着极其深重的危机。和鲍里斯·戈杜诺夫不同，“伪德米特里”无须当选之后才能统治；他是以合法继承者的名号占据皇位的，因为他是伊凡雷帝的儿子。而瓦西里·舒伊斯基则必须由全俄缙绅会议选出才行。但密谋者们时间紧迫。若编年史家的话属实，则瓦西里是被领出克里姆林宫，来到红场上的。他登上宣谕台，在“叫喊声”中宣布成为国王。在莫斯科，根本就没人知道新沙皇登基。而其他城市和外省，在受到宣告莫斯科遴选结果及其论据的诏书时，大多都拒绝承认瓦西里。

沙皇瓦西里解释说，德米特里沙皇就是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是个僭号者，他想消灭东正教，将罗斯的土地拱手让给波兰人，所以他才会被推翻，才会被杀。而他，瓦西里，是按照继位规则登上王位的，是留里克家族最年长一脉的代表，符合莫斯科人民的选择。新沙皇统治之初，对十字架宣誓：不会滥用托付于他的权力。这份宣誓书根本没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却在历史学家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有一件事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来说是很清楚的：“瓦西里亲王的登基在我们的政治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登上皇位后，他便限制自己的权力，且在一份声明中正式阐述了限制所需的条件，并将该声明分发至全国，他登基之时曾向这个国家宣过誓。”这位历史学家承认“誓书”太过简洁，含混不清，感觉像一份草稿。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点：君主在宣誓中表示有义务实施符合法律的“真正的公平正义”，而非按照一己之意愿来行事。

而谢·普拉东诺夫完全不认为瓦西里承诺要减少专制权力；他说，新沙皇“说得很明白，他‘管治国家’的方式和之前的伟大君主的管治方式一样。他只是承诺不会滥用自己的专制权力，要和那些在他之前的沙皇，如伊凡雷帝和鲍里斯拉开距离”。尼古拉·卡拉姆津在普拉东诺夫和克柳切夫斯基之前近一个世纪就曾写过俄罗斯国的历史，对他来说，一切其实都是明摆着的：“他出身于苏兹达尔王国的古老世系，在鲍里斯沙皇时期当了廷臣，又被伪德米特里判处死刑，后又获赦免，他推翻了冒失的篡位者，为了获得补偿，就接过了波雅尔杜马血淋淋的权杖；他就这样庄严地背叛了专制体制，发誓杜马若是不拿主意，他就不会给任何人判刑，不会剥夺任何人的领地，也不会宣战。”

卡拉姆津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怀疑：瓦西里是专制体制的叛徒，因为他限制了自身的权力，为波雅尔张目，用他的说法就是要让“专制体制的这一条千头蛇”动起来。无论这承诺是纯粹的形式，还是“面对十字架所立的誓言”，这些都不重要，反正，都丝毫无阻于瓦西里·舒伊斯基趾高气扬、独断专行的派头！重要的是，这一点打击了神权具有专制权力这一概念。尼古拉·卡拉姆津说得完全没错：瓦西里沙皇是个叛徒，但他的背叛是因国家衰弱所致，因为国家已丧失了其坚实的基础——君主的专制权力；莫斯科国在整个16世纪建设起来的基础突然开始摇晃了。瓦西里·舒伊斯基“面对十字架所立的誓言”既是地基摇晃的果，也是其因。

瓦西里的当选开启了一个七年的时间段，动乱时代在这七年时间里终于达到高潮：莫斯科国分崩离析，之后又东山再起，突然获得了强大无比、出乎意料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事件的当事人亚夫拉明·帕利岑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沙皇瓦西里登基之后的局势：“罗斯已完全摸不着头脑：一方面是爱罗斯的人，另一方是恨罗斯的人。”新沙皇的悲剧之处在于喜欢他的人太少，而敌人的数量太多。首先，莫斯科是欣赏他的，至少他手下的那些群氓是这样的，毕竟这些人起来推翻了伪德米特里，还对“波兰人”烧杀抢掠。用当时人的说法，莫斯科已做好每周换一个君主的准备，这样就会出现抢劫的新机会。

不过，就像当时说的那样，外省所有的“乌克兰人”（边境省份的人）都在激烈反对新沙皇。波立联邦的边境城市，还有“蛮荒之地”，以及图拉、梁赞及其周边地区，都完全不愿臣服于莫斯科；梁赞东部，伏尔加河以远和卡马河以远的地区都分离了出去，而阿斯特拉罕也造起了反。牧首格尔莫根劝罗斯人向瓦西里宣誓，将劝诫信向全国各地分发，罗斯人在信中读到：“正如他们所说，瓦西里·舒伊斯基亲王只不过是莫斯科选出来的，照他们的说法，其他城市没人认识他；他们断言瓦西里·舒伊斯基亲王并不适合当沙皇。”格尔莫根对此作了回应。“时至今日，无论是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普斯科夫，还是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向莫斯科下达过指示，相反，是莫斯科在向所有的城市发号施令。”

外省反对莫斯科，边境省反对中央。中央权力的削弱，对新沙皇合法性的否定，将国家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纪进程倒置了过来。对沙皇的不满导致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反应，就是大家都在找僭号者，而且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僭号者即将成为俄罗斯政治思想中的老生常态，社会有什么不满，都会用这种方式发泄出来。”

动乱时代的人对此已是心知肚明。瓦西里·舒伊斯基登基才三个星期，便着手将皇太子德米特里的遗骸从乌格里奇迁往莫斯科。他这么做是为了确认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确实已被杀，以及后者篡权夺位的事实，以此来预防“德米特里”的重生（他似乎已预感这样的事还会重演）。杀害僭号者，将之处以磔刑，再挫骨扬灰，将其骨灰播撒到世界各地，这样的做法似乎还不够。诗人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列举了对方为了将僭号者彻底抹除，对其遗骸百般摧残的做法，并假借“僭号者德米特里”之名呼号：“于是，我便化成了无数……”

各路僭号者确实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出现像俄罗斯那么多的僭号者。“伪德米特里一世发出信号，僭取皇位的行为就成了一个慢性病：从那以后，直至18世纪末，几乎很少出现没有僭号者身影的情况。”研究社会乌托邦及其历史故事的专家K. 奇斯托夫认为俄罗斯民间“解放者坚不可摧”的神话形象通过僭取皇位的行为具体表达了出来。

仅仅只是动乱时代，历史学家就列举出了十二个僭号者。他们甚至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以至于他们的出现根本就不需要哪怕一丁点的理由。马格雷上尉指出，伏尔加哥萨克中间有一个“年轻的王子号称彼得沙皇”，自称是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和伊琳娜·戈杜诺娃“货真价实的”儿子。不过，我们知道费奥多尔没有儿子，他唯一的孩子是个女儿，而且还早夭了。这个传说说的是这个神奇的孩子确实是存在的，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被调包换成了女孩子。哥萨克的每个分遣队都想拥有自己的“皇太子”，于是就出现了“相貌庄严的伊凡王子”，还有叫洛朗的人、叫费奥多尔的人，等等等等。

但人们所期待的头号僭号者仍然是“德米特里沙皇”。民众认为他之所以被推翻，都是波雅尔背叛造成的，所以他的声望也就水涨船高。沙皇“德米特里”死后不久，就有流言说他还活着。玛丽娜·姆尼舍克在这儿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失去了一切，但安然无恙，于是就开始行动起来。1627年，皮斯托亚出现了一本名叫《莫斯科大公国历史》的书（其实也就是事件发生后马上写好了），意大利人亚历山大·奇基说：“当皇后认为尘埃稍有落定，一些人仍然对她忠心耿耿的时候，便立刻散布风声，说广场上的尸体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和他很像的一个人的尸骸；她丈夫早已获知敌人的计划，连夜从密道逃走了。”

瓦西里当选的第二年可以被认为是没有僭号者的僭取皇位时期。拒绝承认新沙皇的外省挥舞着反叛的大旗，正在到处寻找“德米特里”。普季夫利三年前是伪德米特里一世的大本营，后来成为反莫斯科叛乱的中心。瓦西里派去的省长格里高利·沙霍夫斯科伊亲王带头起来造反。当时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伊万·波洛特尼科夫亲自带着“德米特里沙皇”的信来见他。波洛特尼科夫出身贵族，后成为波雅尔安德烈·捷里亚捷夫斯基的奴隶；他逃到哥萨克那里，却又被土耳其人抓去当了俘虏，让他服苦役；一艘德意志军舰向土耳其人发起进攻，他就逃了出来，来到了威尼斯，并从那儿去了匈牙利和德意志，后又来到波兰，找到了以前的战友，也就是伪德米特里一世，后者也是从莫斯科逃出来的。伪德米特里对波洛特尼科夫说自己就是“德米特里沙皇”，还给沙霍夫斯科伊写了信。

伊万·波洛特尼科夫是个很有天分的战士，他所率领的部队人数不断扩大，而且军队都认为他是德米特里沙皇的督军。苏联历史学家则说波洛特尼科夫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后来又拔高，说那是“农民战争”，类似于是十月革命的预兆。如果我们记得斯大林说过的话，那出现这样的解释也就见怪不怪了，斯大林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对像波洛特尼科夫、拉辛、普加乔夫这样的人物都很感兴趣”，他还说那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无政府主义起义”。

没有受任何既成观念影响的研究者注意到，农民在波洛特尼科夫的运动中参与度极低，主要的参与者都是（捷列克河、亚伊克河、顿河来的）哥萨克，以及罗斯中部与西南部城市的居民，梁赞（领头者是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和图拉（由伊斯托马·帕什科夫率领）的中小贵族，还有攻打波洛特尼科夫的军队的逃兵。亚夫拉明·帕利岑还提到说“土匪”中有克里米亚和诺盖汗国的鞑靼人。

渐渐地，社会各阶层都被卷入动荡之中，最后波洛特尼科夫就发动了战争。底层和中层的民众汇聚到一起，各自捍卫自身的利益。尽管伊万·波洛特尼科夫的宣言未被保存下来，但从莫斯科当局的反应来看，起义者一方（底层民众）绝对激进的态势还是相当明显的。20世纪一位历史学家引用了编年史家的话：“照波雅尔、省长以及各色敌对方的说法，在乌克兰、波兰和北方这些城市，当地人已造成千人死亡，他们把人从塔楼上扔下来，把人头朝下倒吊，在城墙处把人钉上十字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弄死，还把有钱人抢个精光；被杀死、抢劫的人都被视为叛徒，而其他人都自称是德米特里沙皇的支持者。”这位历史学家对无数施加于波雅尔的妻子和孩子身上的强奸和暴行视而不见，而编年史家当然是记录了这些暴行的；不过，他也明确表明了，在许多情况下，快速裁决的决定都是在波洛特尼科夫本人的授意下执行的。

波洛特尼科夫的口号时隔三百年之后，再次出现在了革命者的语汇中：“把掠夺者给抢了”，而这是这场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动力，但主要的理念仍然是确保把合法的沙皇—解放者德米特里的敌人抢光、杀光。

伪德米特里的这首宏伟史诗一再响起：1606年夏，波洛特尼科夫的军队重走僭号者一世的老路，走向战场，从十月份起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与此同时，伊·帕什科夫和普·利亚普诺夫的贵族军队也在向都城进发。不过，贵族的人数始终都未曾提及；击溃了政府常备军的起义军，其基础都是由哥萨克、城郊民众、农民、奴隶构成的。波洛特尼科夫和这些由贵族构成的“同路人”短暂地联合到了一起。

贵族向莫斯科进军，是要推翻瓦西里这个波雅尔沙皇，用“他们的”沙皇德米特里取而代之。波洛特尼科夫呼吁莫斯科人惩罚波雅尔，将其抢劫一空，将有产者的财物付之一炬。谢·普拉东诺夫写道：“这两个社会群体能共同行动，实属误会。”之所以说双方的破裂不可避免，还有另一个原因：波洛特尼科夫的阵营中并不存在“德米特里沙皇”。莫斯科的代表团去了他那儿，想要见见德米特里，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归附于德米特里“大督军”的那些贵族也从没找到过他。

在起义军和沙皇军队战斗期间，由利亚普诺夫率领的梁赞本地人最先离开了波洛特尼科夫，其他贵族队伍之后也相继离开。波洛特尼科夫撤退到了卡卢加，后又撤至图拉。但要等到1607年10月，沙皇的军队才通过长期围城的方式，攻占了这最后一座城市。镇压相当残暴。和波洛特尼科夫在一起的“彼得沙皇”连同其他许多俘虏一并被处死。叛军领袖则被押往卡尔戈波尔，被弄瞎双眼，继而溺死。

对瓦西里来说，波洛特尼科夫军队战败可以使他稍微喘一口气。事实上，大部分国土始终都拒绝向他宣誓。他们还在等待僭号者的出现，最终僭号者还真降临了。

在俄罗斯历史学家中间，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无疑最为才华横溢，他将桑博尔（姆尼舍克的领地）视为“僭号者生产作坊”。所以，人们才会去那里寻找期盼已久的天选之人。格奥尔格·姆尼舍克和玛丽娜一直都在服莫斯科的流放刑，但格奥尔格的妻子还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她也就热切地寻找了起来。1607年夏，终于找到了“德米特里”。伪德米特里二世这个人物比一世还要神秘。历史学家对他没什么兴趣，或许部分是因为后来的沙皇米哈伊尔之父菲拉列特承认此人是真的沙皇所致。各类文献和作者给出了各种名字，有以出生地起名的，叫他马特维·维廖夫金，也有说他是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儿子，曾有一段时间投入到了伪德米特里一世的麾下。在最近的一份论著中，卢·斯克雷尼科夫得出结论，认为伪德米特里二世是什克洛夫学校的教师，皈依了东正教，但身边还始终留存着《塔木德》，此人是犹太人，名叫博格丹科。

新出现的觊觎皇位者，其个性如何同样无人知晓，那是因为他身上必须披上那个传奇人物的现成衣服。他只要说自己是幸免于难的德米特里沙皇就行了，成千上万的人（当地人、由阿塔曼伊万·扎鲁茨基率领的顿河哥萨克、波兰人）就会来斯塔罗杜布（在西维利亚）找他。在波兰，对国王心怀不满的贵族起来造反了；新一波的什拉赫塔武装叛乱由此开始。1607年6月24日，叛军首领宣布国王已被废黜，宣称“没有国王的时代”来临。不过，保皇分子击溃了起义军，双方达成和解，而两方的士兵由于没了工作，便都投到向他们许诺荣耀和战利品的伪德米特里的麾下。第一个这么起来干的是立陶宛贵族亚历山大·约瑟夫·利索夫斯基，他成立了一支骑兵队，前往偏远地区，设法将波洛特尼科夫军队的残兵余勇纠集了起来。他给伪德米特里二世带去了近3万名“罗斯边境省士兵”。

1608年春，伪德米特里二世的军队开向战场，目标是莫斯科。“德米特里沙皇”只遇到莫斯科军队的微弱抵抗，在距都城几俄里的图希诺镇停下了脚步。关于伪德米特里一世，他们会说他是“还俗修士”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对于二世，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的真名，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土匪”。在这个时代的俄语当中，这就意味着此人是个无赖、骗子，但也是个逆贼和拦路的强盗。伪德米特里二世是以“图希诺土匪”的名号进入俄罗斯历史的，图希诺是他大本营的所在地。

在图希诺，又有新的支持者加入了“合法沙皇”的阵营，许多都是波兰人；立陶宛掌玺大臣列夫·萨皮耶哈的兄弟扬—彼得·萨皮耶哈亲王和罗曼·罗津斯基亲王提供了不少部队。瓦西里·舒伊斯基和波兰国王签署了四年期的和平协议（精确地说是三年十一个月），在这期间，双方不得干涉彼此的内政。西吉斯蒙德三世甚至承诺把波立联邦的侨民都召回去。推翻“德米特里”以后，莫斯科便释放了所有囚犯。玛丽娜·姆尼舍克也在其列。她返回波兰的时候，被其“配偶”派来的分遣队劫持。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皇后”并不急着赶回桑博尔。照某些亲历者的说法，玛丽娜被领回图希诺后，犹豫再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配偶。后者的权威于是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对“沙皇”真实性存有的最后一点疑问也都烟消云散了。

由于无法对莫斯科正式实施合围，“图希诺分子”便设法堵住通往都城的所有道路。但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做到。1609年9月，“立陶宛盖特曼彼得·萨皮耶哈和领主亚历山大·利索夫斯基率领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罗斯叛徒”包围了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14世纪由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建立的修道院到了17世纪，已成为该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修道院之一；此外，修道院还是一座一流的堡垒，用来保护莫斯科北部，守卫通往罗斯托夫和雅罗斯拉夫尔这些北方城市的通道，以及通往更远的西伯利亚的道路。我们知道，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负责后勤的亚夫拉明·帕利岑留下了《叙事》这本书，这是一本记述动乱时代的回忆录，对围攻修道院的描述在书中占了很大篇幅。夺取修道院和截断北方道路的一切尝试都是无用功：守军在修士的支援下，一直坚守到了1610年1月，而援军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到来的。围攻的部队最终撤离。

“土匪”最终并没能夺下莫斯科，沙皇瓦西里最终也没能战胜“土匪”，至少没能让他们离都城远点。莫斯科国分成了“德米特里沙皇”的支持者和瓦西里沙皇的支持者两派。南方有过“德米特里”被推翻的经历，认为那是奇耻大辱，遂麇集到伪德米特里二世的麾下；而北方则更倾向于莫斯科沙皇。瓦西里知道自己很弱，于是寻求外国人的帮助。他派自己的侄子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亲王向北方“招募外国士兵”，尽管侄子年纪还轻（二十四岁），但已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军事天分。1609年2月29日，斯科平—舒伊斯基亲王和瑞典签订了协议。对于该国提供的士兵，莫斯科作为交换，向自己的宿敌让出了伊若拉人的地区（伊万哥罗德、亚姆、科波里耶、科列拉），这些都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当政的时候夺回的地盘。舒伊斯基放弃了罗斯对立窝尼亚的索求，并准备和波兰开战。8月，斯科平—舒伊斯基亲王人数相对较少的军队，加上前来援助的由拉加尔迪和霍恩将军率领的1.5万名瑞典雇佣兵，来到莫斯科周边地区。正如苏联历史学家所写，在“瑞典的干预”下，他们对“土匪”打了一连串胜仗，不过，后者还在图希诺坚守。

在西吉斯蒙德三世看来，和瑞典签订的协议彻底违背了莫斯科与波立联邦签署的条约，觉得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借口，从而开始发动战争。1609年10月，波兰军队围攻斯摩棱斯克，该城城墙坚厚，是鲍里斯·戈杜诺夫当政时期所建，驻军由督军米哈伊尔·谢因指挥。国王的宏图是向东方宣扬天主教。教宗保禄五世为这次战争赐福，还向“教会骑士”寄去一把利剑和一顶红衣主教帽；西吉斯蒙德三世则请求梵蒂冈加速将伊纳爵·罗耀拉册封为圣人，后者是耶稣会的创始人，并被选为对战莫斯科的主保圣人。

图希诺如今已成为类似于第二都城的所在；伪德米特里二世统治时期，还设立了宫廷，由大多出身古老的波雅尔构成。头把交椅回到了都主教菲拉列特（当时叫费奥多尔·罗曼诺夫）的手中。当时的人对他的看法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土匪”的人质，有人则认为他在那儿逗留期间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菲拉列特曾被伪德米特里一世任命为都主教。“图希诺土匪”让他成为牧首，并不担心莫斯科还存在另一位牧首格尔莫根。这样一来，莫斯科国就有了两个沙皇，一个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在图希诺，也有两个牧首、两个波雅尔杜马和两套行政班子。

灾难并不仅仅处于政治层面，也存在于道德层面。那个时代，“叛徒”一词和“投机取巧改头换面”这一表达法都出现在了俄语中，指的是那些随心所欲、不会受良心谴责、随意变换阵营的人。这些人叛变起来很随意，也不会受惩罚，还鼓励了一大批人。莫斯科的商人向图希诺阵营提供给养，甚至还提供火药，好让“土匪”轰击他们所在的城市。

1610年3月10日，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亲王成功突破包围，进入都城。僭号者逃往卡卢加。图希诺阵营一片混乱，导致波兰人和哥萨克互相打了起来。这些人追随伪德米特里二世而去，后者在卡卢加获得了“波雅尔农奴”的支持。米哈伊尔·斯科平—舒伊斯基亲王的英年早逝对沙皇本就不高的威望给予了最后一击，据传他是被瓦西里沙皇毒死的，后者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个了不起的领导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

莫斯科国的领导阶级还剩下三种选择：瓦西里沙皇，僭号者，或波兰国王。瓦西里的对手形成了图希诺朝廷，对僭号者不满，颇为依赖波兰军队，想要和西吉斯蒙德三世达成协定。让波兰继承人坐上罗斯皇位的想法在伪德米特里一世的时期就已表达过。1610年初，这个想法终于定型。和波兰国王设于斯摩棱斯克郊外的阵营经过简短交谈之后，“图希诺分子”的密使便于1610年2月4日签订了一份协定，承认西吉斯蒙德的儿子瓦迪斯瓦夫为罗斯沙皇。罗斯代表团由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亲王督军率领，从亲王的生平来看，他的行为在动乱时代再普通不过了。1601年，鲍里斯派了三位统帅去攻打僭号者，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巴斯马诺夫及戈利岑一样，也投入了伪德米特里的阵营。作为补偿，“沙皇”将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引入了波雅尔杜马，后来他又成了推翻“德米特里”的组织者之一。瓦西里·舒伊斯基对他毫不信任（原因自不必说），将他逐出了莫斯科，于是萨尔蒂科夫亲王又投入了“图希诺土匪”的阵营，然后又抛弃后者，转投到波兰人一边。1611年，他死在了波兰。

尽管生平回环曲折，但这并不能阻止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缔结协定，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话来说，俄罗斯的政治思想在这份协定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官方文件中都堪称独一无二。条约首先确保东正教（瓦迪斯瓦夫必须皈依“真正的信仰”）和国家体制不可触犯。同样（克柳切夫斯基从中看到了俄罗斯政治思想的演变），比起瓦西里“向十字架宣誓”时所作的承诺，沙皇权力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协议之所以矛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罗斯方想要维系传统秩序，从而缩小杜马、波雅尔法院和“全国”议事会向未来沙皇赋予的权力，而后者换句话说就是全俄缙绅会议的代表机构。想要保存莫斯科等级秩序的罗斯特使却为了限制专制权力，签订了一份虚弱其基础的条约。究竟什么是才是“受限制的”专制权力？这两个词彼此排斥，其实这儿就出现了文学中所谓的矛盾修辞法。

匆匆转投至波兰国王阵营的菲拉列特被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军队从波兰人手中抢了过来，并被押往莫斯科。他成了与波立联邦结盟这一理念的极其积极的宣传者，但这并不是出于对西吉斯蒙德三世或瓦迪斯瓦夫的爱，而是出于对瓦西里的恨。

由盖特曼若乌凯夫斯基率领的一支小分遣队（2500名骑士和200名步兵）向莫斯科进发而去。莫斯科军队人数众多，统帅是瓦西里无能的弟弟德米特里·舒伊斯基，这支部队还有瑞典的步兵雇佣军增援，却于1610年6月24日在克卢希诺被波兰人打得落花流水。有些历史学家说是因为瑞典人叛变，所以才会打败仗，但大部分都认为是指挥不当所致。克卢希诺的灾难其实就像杯子里溢出的一滴水，而对瓦西里沙皇的不满早已盛满了杯子。盖特曼若乌凯夫斯基强行军，取道莫扎伊斯克，向莫斯科进发；“图希诺土匪”也从卡卢加匆匆赶往都城。

莫斯科没了军队，应对威胁的方式便是推翻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对手鼓动人群起来造反，这和当时鼓动人群起来推翻伪德米特里的手法如出一辙。这次倒是没有血流成河：瓦西里被赶下台，被撵进了奇迹修道院，十年前，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权力被交给了波雅尔杜马，当时杜马有七名成员。和先前一样，对国家的管理就被称为“七波雅尔政府”。卡拉姆津在说到“贵族制九头蛇”的时候指的就是这段时期。莫斯科人向波雅尔宣誓之后，便委托他们将罗斯“全国各地的”代表聚在一起，选出一名新的君主。但没有一座城市在受到这样的邀请后做出回应。

国家权力由此崩塌。只剩下无数的人在觊觎皇位。首先，必须在“土匪”和波兰人之间做选择。伪德米特里二世的军队有大量波兰人，但这些人都是主动参军的，只听自己的话。若乌凯夫斯基的军队代表的是波立联邦，那是永远的敌人。当时的人指出，莫斯科的“底层民众”倾向于“德米特里沙皇”，波雅尔则倾向于波兰人。卡拉姆津写道，波雅尔“认为有必要立一个沙皇，却又担心选出一个自己的同胞，为了不让这个人的子孙后代永远占据皇位，于是就建议让敌人西吉斯蒙德的儿子来戴上皇冠……”“七波雅尔政府”由费奥多尔·米洛斯拉夫斯基亲王领头，召开了全俄缙绅会议，代表则来自莫斯科的各个社会阶层。8月17日，缙绅会议以罗斯“全国”的名义，和盖特曼若乌凯夫斯基签订了协议，选择让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儿子瓦迪斯瓦夫当沙皇。协议文本基本上就是将2月份在斯摩棱斯克所提的那些条件又拾了起来。瓦迪斯瓦夫丝毫不得改变民间习俗，只能认命罗斯人担任官员，不得修建天主教堂，不得将罗斯人引向拉丁文化；沙皇有义务尊重东正教信仰，不得让犹太人进入莫斯科领土。但删除了自由出国学习的段落。莫斯科面对十字架向新沙皇宣誓，10月，波兰—立陶宛军队进入罗斯国都城。

瓦迪斯瓦夫在通往莫斯科皇位的道路上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他的父亲。西吉斯蒙德三世并不同意这个计划，因为他儿子在统治罗斯之前，必须拥抱东正教信仰。但他尤其不满的是自己的继承人竟然占据了一个自己如此垂涎的位置。教廷特使从华沙给梵蒂冈写信：“我觉得沙皇的皇冠戴在西吉斯蒙德三世的头上能更好地保证莫斯科宗教的复兴。”

当波雅尔还在斯摩棱斯克城前和国王交谈、宣誓遵守条约的时候，西吉斯蒙德三世却拒绝效仿他们。波雅尔认为（盖特曼若乌凯夫斯基也持此种观点），选择瓦迪斯瓦夫就意味着个体之间的联合已经敲定。而西吉斯蒙德不想要联合，他就是想要征服莫斯科国。国王召回盖特曼若乌凯夫斯基，不同意他的政策。这样一来，指挥驻军的亚历山大·贡谢夫斯基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来约束士兵，于是那些士兵变得愈发恣意妄为。盖特曼听从国王的命令，将瓦西里·舒伊斯基（1612年卒）及其兄弟带回了波兰。

瓦西里沙皇的倒台和瓦迪斯瓦夫的当选使瑞典人有了进入莫斯科国的借口。1610年8月，雅各·德·拉加尔迪的部队（不久前还是斯科平—舒伊斯基的盟友）包围了诺夫哥罗德。1610年末和1611年初，瑞典人攻占了沿海地带的大片土地。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其极富讽刺意味的《罗斯国历史》中言简意赅，却又不乏雄辩地概括了当时的局势：“到处都是骚动和打斗。波兰人和哥萨克、哥萨克和波兰人打得不亦乐乎；没了沙皇，我们就像是鱼落沙滩。”当时有些人认为波兰人和哥萨克没区别。亚夫拉明·帕利岑认为“波兰人”就是顿河哥萨克的阿塔曼伊万·扎鲁茨基，就是“凶残的路德宗教徒”波兰人亚历山大·利索夫斯基，后者和彼得·萨皮耶哈一道围攻了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

哥萨克和波兰人、波兰人和哥萨克成为莫斯科广袤国土上互相征伐的那些军队的基础。西吉斯蒙德三世带往斯摩棱斯克城下的有1.7万名波兰人和1万名哥萨克，这还没算上立陶宛的鞑靼人。在图希诺阵营，2万名波兰人和4万多名哥萨克都聚集在僭号者的身边。从波兰人和哥萨克对待民众的行为上来看，也同样看不出区别：他们全都在烧杀抢掠，都施行着同样的暴力。

权力瘫痪。选出瓦迪斯瓦夫的缙绅会议让半数成员组成代表团去斯摩棱斯克城下的西吉斯蒙德那里。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密使、大人物”：瓦西里·戈利岑亲王和菲拉列特。他们让国王了解莫斯科的决定，再将瓦迪斯瓦夫沙皇带回都城。国王不让自己的儿子离开，但代表团根本没有理由去修改缙绅会议的决定，顺西吉斯蒙德的心意，让他坐上罗斯的皇位。而缙绅会议的半数成员还在莫斯科，无权在派往斯摩棱斯克的使节缺席的情况下行动，就算他们想这么干也不行。

权力瘫痪首先是领导层政策失误所致。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政权垮台，波雅尔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权力，选择了波兰的继承人。谢·普拉东诺夫写道：“和波立联邦政治上联合的尝试乃是莫斯科波雅尔阶层的天鹅之歌。”同时，这也是最后一次想要确立有限专制体制的尝试，从接下来的事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莫斯科波雅尔的目的是来一场革命，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称为保守主义的革命。他们毫无疑问是想改变动乱时代之前的秩序的性质，这就是事实情况。

波雅尔的意图受到了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的阻挠，被他的野心和宗教狂热情绪弄得不知所措。1610年末，莫斯科的权力由亚历山大·贡谢夫斯基指挥的波兰守军掌握着，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莫斯科就像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莫斯科人开始激动起来，因为占领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伪德米特里二世被杀改变了局势：敌人消失了，“图希诺土匪”“哥萨克沙皇”的威胁似乎远甚于波兰人。“土匪”的消失（他于12月10日被杀）只留下了一个敌人：莫斯科占领军。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图希诺分子”，都认为有一个唯一未受玷污的权威，那就是：牧首格尔莫根。

格尔莫根同意向瓦迪斯瓦夫宣誓，因为后者已承诺拥抱东正教。但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他却禁止教徒面对十字架向天主教国王宣誓。动乱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全国性的阶段。截至目前，划定界限的还都是宗教。但从这时候起，牧首格尔莫根便开始呼吁反抗外国侵略者。牧首既反对占领莫斯科的波兰人，又反对支持占领者的波雅尔（主要的“合作分子”就是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他这么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毕竟高级神职人员中间没多少人持有他的观点。派往西吉斯蒙德的代表团成员亚夫拉明·帕利岑愿意支持国王登上罗斯皇位，于是获准回国，他同时还得到了一份羊皮纸文件，保证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不受侵犯。其他大多数代表都被波兰人扣留多年。牧首格尔莫根被贡谢夫斯基逮捕，1611年2月17日死于狱中。他向各城市寄信，敦促各地组织起来，解放莫斯科：于是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后被说成是“第一次民众起事”。

第一个起事的城市是梁赞，当时的督军是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下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城市也纷纷响应。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和“图希诺分子”成功发起了几次行动，僭号者死亡之后，“图希诺分子”没有转投到波兰人那里。由德米特里·特鲁别茨科伊和阿塔曼伊万·扎鲁茨基率领的哥萨克也加入了民兵行列。1611年冬，民兵同时从各个方向向莫斯科进军。波兰人已做好进攻的准备，3月19日棕枝主日，莫斯科人发起暴动，想将波兰人赶出城市，波兰人便趁此时机，在克里姆林宫筑垒自守，还一把火烧了这座城市。波兰历史学家观察道：“我们自己人有意放火烧了这座城市。没着火的房子，就用松脂扔进去，火焰很快便将之吞噬。”民兵部队赶到的时候，只剩下了一片灰烬，他们便在废墟上安营扎寨。经一致同意，罗斯大地的权力被交给了“三帅”，即三个被选出的执政，他们分别是利亚普诺夫、特鲁别茨科伊和扎鲁茨基。

僭号者即便已死，却仍拒绝离去，并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莫斯科城门前。事实上，玛丽娜·姆尼舍克并不愿舍弃坐上莫斯科皇位的梦想，遂于1611年1月为伪德米特里二世生下了一个儿子，并和伊万·扎鲁茨基走到了一起。亚夫拉明·帕利岑尽管是个修士，但有时说的话也够狠：“这母狗还和她的崽子在一起。波兰人伊万·扎鲁茨基和她缔结了一份恶魔协议，还说要侍奉他们，侍奉那母狗和她的那个杂种。”

民兵部队来到莫斯科城下之后，便包围了在克里姆林宫筑垒自守的波兰守军，并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体系，以便使国家摆脱危机。在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的倡议之下，他们于6月30日草拟了一份“文告”，得到了全军的认可。这是俄罗斯政治史上的一份独特的文献。文告指出，国家的最高权力由罗斯“大地”掌握，换言之，就是由全体军队掌握，而军队已向“罗斯大地”的议事会派去了代表。“三帅”政府已成为临时政府，会向议事会提交报告，议事会拥有替换三位执政的全权。裁判权仍然属于政府，但死刑判决必须由议事会审批。土地占有问题将会被重新审视：这方面由“土匪”和西吉斯蒙德所宣布给予的补偿均不作数；“老”哥萨克有权占有土地，成为“军职人员”；“新”哥萨克（就是指逃亡的农奴）将被交还主人。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他们以莫斯科为蓝本，设立的是衙门体系。

“6月30日文告”根本没把沙皇列进去：最高权力属于军队，“军职人员”（外省中层贵族）觉得自己就是坚强的核心。既然要强化奴役，那“罗斯大地”所作的这些决策明显是针对哥萨克和农民阶层的。7月22日，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被哥萨克所杀，民兵部队里的市民便作鸟兽散。在莫斯科城下驻扎的兵营里，权力落到了阿塔曼扎鲁茨基和哥萨克的手中。“图希诺”东山再起，虽没了“土匪”，但还有他的儿子“小土匪”。

国家被剥夺了权力。1611年6月3日，波兰人夺取了斯摩棱斯克，7月16日，瑞典人攻占了诺夫哥罗德。旧日的盟友（我们还记得瑞典士兵是由拉加尔迪和霍恩率领的，不久前，他们还在斯科平—舒伊斯基的军队里打仗）不仅轻松成为沿海地区的主人，还将夺来的土地拱手让给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兄弟腓力，后者于是就开始觊觎起了莫斯科的王位。

动乱时代渐入高潮。老的波雅尔家族最终威信扫地；捍卫自身政治纲领的宫廷贵族并未掌握必须的权力来将之付诸实施；而社会底层既无纲领，亦无组织，只能通过无政府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领导层的威信也受到了影响，权力的丧失留下了一个空缺，成为社会急速动荡的诱因之一。亚夫拉明·帕利岑指出，那时候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超越自己的地位：奴隶想要成为主人，普通士兵想要成为波雅尔。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总结道：“国家没了中心，开始解体；所有的城市几乎都在各行其是……国家成了不定型的、动荡不安的联邦。”

国家的崩溃导致领土尽失，莫斯科大公国的西部边界至少退后了一百年。1534年攻占的斯摩棱斯克再次失去。通往波罗的海的道路又合上了。

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动乱时代的灾难展现了国家是如何崩溃的：精英层威信扫地，缺乏领导人，自发的运动，中心的消失，各组成部分的独立（寻求主权）。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心有余悸地使用了一个词，照19世纪末的人听来，这个词有些奇怪，那就是：“联邦”。但苏联的第一部宪法（1918年7月）宣布创建的就是俄罗斯联邦。联邦（货真价实的联邦）将成为1990年代俄罗斯改革派的响亮口号。

动乱时代出色地演示了国家究竟是如何崩溃的。同样，在动乱时代的最后时刻，又出现了另一场演示，这次的进程更为复杂和神秘，那就是：国家的复兴。“民兵部队”第一次失利之后，教会再次倡议集中全国力量。我们知道，牧首格尔莫根向全国各地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向莫斯科进军，强调“小土匪”的威胁迫在眉睫，所谓的“小土匪”其实就是指扎鲁茨基的哥萨克。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的院长、修士大司祭捷尼斯请他们过来攻打波兰人。当然，他指明了要打什么敌人。

伏尔加河流域的富饶城市下诺夫哥罗德第一个做出了响应。屠户库兹马·米宁不是一个有钱的商人，其“个性强烈，能力出众”，受他之邀，城市居民、“郊区人”都决定想办法动员出一支军队。米宁对同胞的呼吁出现在了俄罗斯的各种文集中：“我准备为此捐献自己的财产，不余分文；而且，我准备抵押自己的妻儿，誓言捐出所有，为祖国做贡献。”库兹马·米宁说准备“抵押自己的妻儿”，这个说法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标志，也是爱国主义的标记。之所以说它是时代的标志，是因为那并不是一个花哨的说法：将妻儿和自己都“抵押”出去是一个相对通行的做法，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为奴一段时间，以此来获取资金。新成立的民兵队伍由经验丰富的督军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亲王指挥，他3月份曾在毗邻莫斯科的下诺夫哥罗德周边地区负过伤。

失去核心的国家开始得到恢复，垂直联系由横向联系取而代之。各座城市开始互通有无，但避开了莫斯科。其他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和下诺夫哥罗德联合了起来。莫斯科国的北部先有军事行动，于是就成了运动的中心。北方开始起而反对南方。在下诺夫哥罗德起草，并于1611年末分发至其他城市的纲领呼吁各方共同“追击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但将支持“玛琳卡儿子”，也就是“小土匪”的哥萨克—土匪作为主要对手。下诺夫哥罗德的居民建议“罗斯大地”“为了上帝的荣耀”选出一个新的君主。

北方和南方针锋相对，从而使动乱时代的混沌中跑出来的旧秩序的拥趸，和想要摧毁过去、使莫斯科国的生活发生变化的力量对立了起来。波扎尔斯基也考虑到了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的错误策略，因为后者将哥萨克当作了盟友。他在雅罗斯拉夫尔驻扎了近四个月时间，汇聚军队，说会在选沙皇的时候支持腓力亲王当选，以此迫使瑞典人做出中立的承诺，他还向莫斯科进发，以期击退盖特曼霍德凯维奇的波兰军队，因为后者正赶来援助驻守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波兰守军。波扎尔斯基的军队一出现，立马就使围攻莫斯科的哥萨克产生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加入了民兵队伍，另一部分人在伊万·扎鲁茨基的带领下向南而行，带走了玛丽娜·姆尼舍克和“小土匪”。

1612年10月，波兰守军弹尽粮绝，吃完了羊皮纸本的《圣经》、蜡烛、马鞍和缰绳之后，又开始啃食尸体，最后只能投降。莫斯科获得了解放。1613年1月，五十座城市的代表来到被焚烧殆尽、满目疮痍的都城。他们开始遴选新的君主。

缙绅会议首先决定可能的人选：“立陶宛国王、瑞典国王及其孩子，都有诸多不义之处；同样，莫斯科国也不得选择某些外国土地上的人；我们并不希望选出玛琳卡和她的儿子。”

我们手头并没有缙绅会议的记录文本。但将瓦迪斯瓦夫（他还不是正式的沙皇）、西吉斯蒙德和瑞典腓力亲王排除在外的决定，让人觉得这些人还是有人支持的。据说波扎尔斯基亲王就支持腓力。代表人数很多的哥萨克始终都想获得两个僭号者曾赋予他们的特权。

一旦将不想要的候选人排除在外，他们就开始讨论令人满意的候选人。这样的候选人人数并不多。瓦西里·戈利岑亲王有贵族头衔，能力也相当适合，但当过波兰人的俘虏。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亲王没有入选。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下笔很无情：“莫斯科国的动乱时代竟无英雄；它被勇者拖出泥坑，只是那些人社会地位一般。”2月7日，缙绅会议做出决定：菲拉列特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沙皇。宣布由他当选的消息延迟了两周才对外公布：缙绅会议不想犯错，选举者向各个城市派去密使，了解民众的愿望。如今可以说，缙绅会议是在进行民意调查。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的候选身份并未遭到反对。1613年2月21日，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宣布为沙皇，入主大克里姆林宫，而宫内仍留存着波兰占领两年的印记。一个新的王朝登上了御座。动乱时代正式结束。

5 对动乱时代的总结

伟大的沙皇、大亲王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当选国王，他是全俄专制君主，出身高贵，为上帝之选，乃上帝所赐予我们……

——亚夫拉明·帕利岑

对亚夫拉明·帕利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沙皇当选，以及莫斯科广袤国土上无序混乱的状态遭到清除，标志着动乱时代的终结。1922年，柏林的一家俄罗斯流亡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的《动乱时代的英雄》一书，前言是这么说的：“我们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人绝对有必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那些参与者……因为今天和那时一样，俄罗斯的皇位是空缺着的，今天和那时一样，它并非最后一任沙皇无可置疑的直接继承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和那时一样，只可能有一条出路：重复1613年，换言之，就是让人民选出符合我们心中善的理念、担得起大俄罗斯荣耀的君主。”因此，动乱时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得到了解决，那就是：权力问题。

选米哈伊尔的动机，很好地解释了这个一片废墟的国家的本质，以及这个从灰烬中重生的国家的本质。在提及史学家对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的共性和差异所作的争论之前，必须指出遴选新沙皇的基本原则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莫斯科人的接受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这就像是在要求他们选出自己的父母亲那样。但这个牢牢根植于“父亲—沙皇”这一神性特征之中的概念却使得米哈伊尔轻易就获得了接纳。这个瘦弱多病的年轻人（出生于1596年6月）在任何领域均未显露出特殊的天分，他出身于罗曼诺夫这个旧波雅尔家族，但并无头衔。不过，伊凡雷帝的第一任妻子阿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娃和沙皇家族结有姻亲。历史学家从不会忘记阿娜斯塔西娅的父亲尼基塔·罗曼诺夫后来活在了记忆和民间传说之中，成了弱者和受压迫者的保护者。他的儿子费奥多尔（后成为菲拉列特牧首）拥有政治家的各项素质，但我们知道，在遴选之时，他还在波兰当俘虏。他的作用尽管极其重要，但相比米哈伊尔，仍只能排在第二位。事实上，后者是属于费奥多尔沙皇母亲这一脉的表亲，因此可以宣称自己是伊凡四世的直接继承人，而他也一直在这么说。和沙皇的这层关系尽管有点远，但就像帕利岑所写的那样，从这个指定的候选人身上可以看出他就是“上帝之选”“上帝所赐”。因此，在莫斯科人的眼中，米哈伊尔沙皇拥有稳定君王宝座必不可少的合法性。

但这是另一种合法性。在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的“民兵部队”里，哥萨克占有很大的分量。那些想要领导国家，至少在处理国事的时候发挥积极作用的人都跟着伊万·扎鲁茨基离开了，被民兵部队打散了。而那些聚集在波扎尔斯基身边，听从特鲁别茨科伊亲王指挥的人却持续向缙绅会议施压，因为他们在缙绅会议上有很多代表。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菲拉列特·罗曼诺夫，他是两任僭号者的心腹：我们知道，伪德米特里一世任命他为都主教，二世则任命他为牧首。图希诺遭清除之后，菲拉列特只保留了都主教的头衔，但他在僭号者的支持者中间人气丝毫未减。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再次描绘了缙绅会议会场上生动的场面。哥萨克很清楚没法让他们的“图希诺沙皇”的儿子当选，于是就支持“他们的图希诺牧首”的儿子。

米哈伊尔的身世和已经凋亡的王朝有联系，他的名声也没有在动乱时代受到玷污，于是就被全俄缙绅会议的成员接受了。菲拉列特的儿子也得到了哥萨克的接纳。他当选的时候，还和母亲住在科斯特罗马附近的伊帕捷夫修道院。历史的目标就是给出没有答案的谜题。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就是在叶卡捷琳堡一个名叫伊帕捷夫的商人的大宅里被杀害的。

选出新沙皇是动乱时代的一个重要结果，也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对此并不存在任何疑问，尽管历史学家一直都在争论，而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但争论的都是其他结果、动乱时代所带来的变化，以及经历过二十五年的战争、政变、死亡和毁灭之后，17世纪的国家及其居民的状况。

归根结底，关于动乱时代有何后果这一问题，其实是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革命之后，返回过去和古老的政府模式还是否可行？换而言之：历史是否能往后回返？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说得斩钉截铁：“这种类型的动荡经常是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社会和道德的转变而来的；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丝毫不会发生改变，不会对国家机制、现行的理念、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习俗和目标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发生的那些标志性事件丝毫不会使俄罗斯的生活进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往对己或有利或不利的方向行进。可怕的动荡将一切都颠了个个儿，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但这个神所降下的可怕惩罚并未给我们的生活组织烙下印记……专制政体并未受到丝毫限制，立刻又恢复原样……动乱时代的教训消抹得不留一丝踪迹，广大的人民群众比动荡之前更深地陷入了沉默和虚无之中。”

自由主义者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和半个世纪前专制政权的歌颂者尼古拉·卡拉姆津的观点不谋而合。只是标记改了：科斯托马罗夫所批评的对象，却是卡拉姆津热情讴歌的对象：“［……］人们一致指定米哈伊尔为专制君主、绝对君主……那些爱祖国的人对上帝和君主充满信赖。”这位历史学家还说：“选定米哈伊尔这个人就是表明在他身上拥有强化专制权力的真诚意愿。”在20世纪最后十年，列夫·古米廖夫也持此种观点：“这个时代的人都（不无道理地）认为，为了对明天有更大的把握，指定一个没有面貌特征的政府远远不够；必须要有一个君主，他就是权力的象征，我们可以像对一个人那样和它说话。”

研究动乱时代的专家谢·普拉东诺夫对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照他们的说法，动乱时代丝毫没有改变莫斯科的历史进程和生活，也就是说和以前完全一样，“和过去的大君统治时期没什么两样”。而对他而言，“动乱时代在许多方面都改变了莫斯科的生活”。

改变确实是发生了。首先，领导层就面目一新：旧波雅尔家族、“小亲王”的继承者都离开了舞台，被宫廷贵族取而代之。新的政治观念也出现了，尼古拉·卡拉姆津就指出了这一点。这位历史学家提到了现行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君主通过省长和督军作为中间人来管理国家”，他发现：“这种东方的简洁性和俄罗斯国的成熟度并不匹配，事务繁杂，沙皇和人民之间需要更多的中间人。”动乱时代的神职人员伊万·季莫菲耶夫认为，在罗斯大地因罪而受罚的那些罪孽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当数“民众的缄默”，这位回忆录作家还指出：“所有人从头到脚，无论大小都是罪人……”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此作了反驳，他说人民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转变：“从新王朝开始起，17世纪整整一个世纪里，所有社会阶层都在高声控诉他们所犯下的恶，他们有多么贫乏，他们有多么没落，他们又是如何滥用权力和威望，对自己之前敢怒而不敢言的苦难提出了控诉。”

可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国家和人民还是恢复了专制政体，回到了“神授”沙皇的怀抱。动乱时代的存在证明了国家可以由“不可靠的”沙皇领导，甚至（虽然这样的时间不多）没有君主也没问题。这样的缺口为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独立性铺平了道路。17世纪将被君主们用来进行研究，研究一种如何将绝对君主制保存下来，将限制君主制的微弱愿望彻底根除的方式。

领土的丧失是动乱时代的一个重要后果。米哈伊尔在位的最初几年，同波兰和瑞典签订了和平条约，由此也就使莫斯科再也无法染指波罗的海。阿诺德·汤因比发现这些事件可以证明他的对抗和回应理论的正确性。他认为，17世纪，西方世界向俄罗斯大力施加的压力——让波兰军队开进莫斯科，让瑞典人拿下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就是“俄罗斯有生力量的主要汇聚点”。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面对这样的压力，“彼得大帝做出了回应，于1703年在从瑞典人武力夺回的领土上建立了圣彼得堡……”

6 艰难重建

野蛮人喜欢独立，明智者喜欢秩序，若无专制权力，何来秩序。

——尼古拉·卡拉姆津

俄罗斯的历史是围绕着各种伟大宏图构建起来的，甚至在“俄罗斯”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即已如此，我们可以视之为战略构想：将土地围聚在莫斯科周围；战胜鞑靼“桎梏”；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争夺出海口，等等。17世纪上半叶是国家重建的时期，也是恢复秩序的时期。我们知道，动乱时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现了国家是如何崩溃的。第一位罗曼诺夫的统治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国家究竟该如何重建？显然，崩溃和重建的两种演示方式并不具备普遍适用的价值，但基本上都适用于莫斯科国。

重建是由遴选沙皇开始的，此时国家遭遇深重的危机，而这瘦弱的年轻人却令人想起了费奥多尔沙皇。克柳切夫斯基承认，之所以选他，不是因为他能力有多出众，而是因为他最称手。卡·瓦利泽维斯基说得更残忍：“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登基，由此结束动乱时代，这件事很好地驳斥了一句流行的谚语，即若想吃炖肉，野兔不可少。”而且，米哈伊尔的母亲玛尔法嬷嬷“鬼点子特别多”（都是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她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儿子。年轻人的父亲后来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米哈伊尔当选的时候，他还在波兰的监牢里。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里登上了皇位：城市和乡村均已成为灰烬，农民不再劳作，四散逃命，国库空虚，军队溃散。最糟的是：就像米哈伊尔的母亲（她根本没料到自己的儿子当沙皇）所说的那样，莫斯科人的“意志已经不堪一击”。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发现：“俄罗斯社会所经历的这段悲惨的历史结出了苦涩的果实。”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动乱时代的这一代人“可怜可悲，鼠肚鸡肠，毫无格局，头脑迟钝，整天只为日常生计所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的重建开始了。米哈伊尔当选之后，便在一份成文的文告中发誓限制自己的权力。这份官方文件后来并没被找到，历史学家所依据的唯一出处是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他提到了这件事。科托什辛是那个时候的人，经验丰富，学识颇高，他的证词得到了先前几次事件的验证：从伊凡雷帝开始，所有沙皇都承诺依据古法行事，不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裁决和定罪，若无全俄缙绅会议的同意，不会设立新法，也不会征收新税。事实上，米哈伊尔统治时期，时常召开缙绅会议，国家生活中的所有大问题都是在会上进行商议的。17世纪上半叶，缙绅会议的活动相当频繁。列夫·古米廖夫写道：“选择米哈伊尔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他1613年至1645年的统治时期，他从未着手干过任何事。”1992年，这位历史学家得出了这样一个古怪的结论：起初，“组建国家的任务是由全俄缙绅会议完成的……后来……国家的相对秩序得以确立，对全俄缙绅会议的需求也就消失了”。换句话说，对这位20世纪末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来说，代表机构只是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也就是“无序”时代才是必不可少的。

米哈伊尔在位时期，缙绅会议的代表人数不少；动乱时代末期，民众各阶层都能通过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缙绅会议必然会批准沙皇的建议，只有一次，大会做出的决定和君主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也是因为米哈伊尔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缙绅会议的成员都是遴选出来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在大会内部不是在行使权利，也不是在行使特权，而是在履行义务，是在完成任务。但沙皇还是认为缙绅会议的存在限制了他的权力。这也是当时人的看法。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对专制君主下了定义，他将“自己那个时候的”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同后者的父亲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作了比较。阿列克谢不会向臣民作书面承诺。而且，“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尽管说自己是专制君主，但他若是不听取波雅尔的意见，就什么也干不成”。阿列克谢沙皇根本不在乎“波雅尔的意见”。因此，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

全俄缙绅会议尽管职能有限，但在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位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罗斯大地”的代表会议给予了新沙皇、新的王朝以合法地位。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米哈伊尔是一个温和的人，总是受身边人的影响。荷兰人伊萨克·马萨当时住在莫斯科，他写道，希望上天发发慈悲，让沙皇开开眼：罗斯“需要一个新的伊凡雷帝，这才是保住皇位的唯一方法；罗斯民众只有在主人的拳头之下才能过得好，只有沦为奴隶才能富有和幸福”。这种需要沙皇拳脚相加、血腥镇压的观点竟然诞生于自由的荷兰共和国的公民的笔端，着实令人震惊。罗斯需要专制独裁，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俄罗斯人最喜欢讨论的一个主题，也是所有造访沙皇帝国的西方游历者的头号结论。之所以如此，或许首先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国人总是能从罗斯的专制君主手中获得特权，但放到全俄缙绅会议那里就不行。

国家重建首先需要恢复最低限度的秩序。这方面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让肆虐罗斯的匪帮守规矩。在这些匪帮当中也有“贵族”，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反对专制而战；也有极为普通的人，凡是倒在他们刀口下的，总是逃不过他们的劫掠。很长时间以来，伊万·扎鲁茨基，还有玛丽娜·姆尼舍克和她的儿子“小土匪”，一直都让莫斯科寝食难安。扎鲁茨基的部队为了摆脱追兵，越来越向南方深入。1614年6月，伏尔加河流域的近六百个哥萨克（全都属于扎鲁茨基的阵营）被莫斯科的射击军包围。哥萨克便交出阿塔曼、玛丽娜母子，并向米哈伊尔宣誓效忠。7月，囚徒们被押运至莫斯科。扎鲁茨基遭受穿刺刑，玛丽娜和伪德米特里二世时年不到四岁的儿子则被绞死；皇后则被剥夺权利，投入大牢，很快便死于疾病，以及其传记作者所写的“自由之恶”。但流言还是在到处传播，说玛丽娜的儿子还活着，让莫斯科吓得不轻……

在从霍尔莫戈雷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北方地区，巴罗夫尼匪帮和其他匪帮始终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匪帮特别喜欢在受害者的嘴里和耳朵里灌满火药点火。

中部地区的亚历山大·约瑟夫·利索夫斯基是个杰出的骑兵指挥官，也是个残酷无情的匪徒，他总是带头捣乱。1616年，他很有可能被人下毒而死。“利索夫斯基分子”在罗斯、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可谓家喻户晓，波立联邦的议事会还为此制定了一部特殊的法律，谁若能杀了利索夫斯基，所有罪行均可豁免。

由于领土上存在两部敌军，罗斯本已糟糕的局势变得愈发严峻：瑞典人占据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和诺夫哥罗德；波兰人始终没有失去将瓦迪斯瓦夫送上莫斯科王座的希望：他是被全俄缙绅会议合法选出来的，难道不是正式的沙皇吗？莫斯科军队几乎不存在。有两个难解难分的问题摆在年轻沙皇的眼前：他需要一支军队，需要钱来创建军队。可是，该怎么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里收税？该如何形成一支有能力保卫国家的军队？毕竟波兰人虎视眈眈，他们的部队经验更丰富，而瑞典人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率领下，不是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了吗？

征税的尝试以失败收场：没人愿意付钱，等到征税员总算收到一点钱的时候，就会挪为己用。1616年，全俄缙绅会议下令向所有生意人课税，税率达财产的五分之一(20%)；而且必须缴纳现金，而非以实物冲抵。此外，每一把步犁均需课税一百二十卢布。全国最有钱的人，如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其课税额达到了一万六千卢布，后来他又被征了四万卢布。我们知道，西伯利亚的皮毛（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和盐一直都是他们的主要财富。

民众被战争和苛捐杂税弄得惨不忍睹，已无力支付国家所征之税。对他们征税真的是在敲骨吸髓。拒绝缴税的就会遭到殴打，直至交出钱为止，要不就是被打死。1620年，沙皇向聚集在一起的莫斯科商人宣布：“你们每个人都知道在莫斯科国，因为战争和我们犯下的罪孽已经一贫如洗；国库空虚，如果不是关税和零售的酒税，君主什么都征不到。”他鼓励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喝酒，而酒类销售被沙皇垄断：“除了君主可以零售之外，任何人均不得销售酒类。”他还想办法四处筹钱。约翰·梅里克是“英国商人莫斯科商行”的负责人（出生于16世纪，在莫斯科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借给了沙皇十万英镑。

头号问题是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战争。必须尽快同波兰和瑞典签订和平条约。他开始和瑞典人谈判，后者只要求土地。况且，古斯塔夫—阿道夫同波兰和丹麦关系不佳，但有一项涉及德意志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正在推行。英国人（约翰·梅里克）和荷兰人作为斡旋者，参与了谈判。被派往荷兰的罗斯使节太穷，阿姆斯特丹人就向他们提供了一千弗罗林，供其会谈之用。尽管处境如此艰难，尽管莫斯科军队在和瑞典人的纷争中已经失败，但会谈还是进行得异常漫长和艰辛。最后，1617年2月27日，终于签订了和平协定。罗斯人要回了诺夫哥罗德、旧拉多加、格多夫及其周边地区，瑞典则保留了沿海地区、伊万哥罗德、亚姆、科波里耶、奥列舍克、科列拉及所在地区。莫斯科国失去了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从而在随后的一百年内始终将之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

瑞典有大约90万居民，连同芬兰共有125万人，瑞典的胜利是年轻的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杰作，他还鼓励发展工业，使瑞典成为第一大生产和出口铁和铜的国家，此外还着手改革金融体系、行政管理和教育体制。他还想办法创建了一支军队，这无疑是17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此时，瑞典正在进行三十年战争。

和波兰的关系要更复杂。继承人瓦迪斯瓦夫始终都认为自己是莫斯科沙皇，希望能坐上克里姆林宫的皇位。他父亲西吉斯蒙德三世最后终于承认自己是坐不上这个皇位了。于是，他觉得自己得到的东西也还不错：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在华沙获得了胜利，公开威慑了莫斯科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使之成为阶下囚。1617年4月7日，在华沙的大教堂内，波兰教会首脑、大主教根比茨基为即将征战莫斯科的瓦迪斯瓦夫祝圣，将剑和旌旗交给了他。1617年夏，王储上路。军队的统帅是盖特曼霍德凯维奇，波兰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618年9月，波兰人再次打到莫斯科城下。随同波兰人前来的还有2万扎波罗热哥萨克，他们的指挥官彼得·科纳舍维奇·萨嘎达什尼从瓦迪斯瓦夫手上接过了盖特曼的标志：饰针、旌旗和手鼓。东正教哥萨克和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联手，并没有说服罗斯人，使之觉得还是支持波兰王储比较好。不过，瓦迪斯瓦夫自有说法。他传出消息，说莫斯科国的侨民缺吃少穿，都是“米哈伊尔的谋臣顽固、贪婪所致”。另一方面，波兰王储承诺“会施行仁政，提供奖励和援助”。9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缙绅会议一致决定支持东正教和君主，“誓死反抗敌人瓦迪斯瓦夫王储，反抗前来的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切尔卡斯人”。此处，切尔卡斯人就是指乌克兰人。

瓦迪斯瓦夫的军队进攻受挫，边打边退，来到了图希诺。奇怪的是，凡是梦想着戴上莫斯科皇冠的人，都会受到这个地方的吸引。莫斯科军队紧随其后，但由于实力太弱，不足以向对手发动进攻，不过，对手这一方也不敢发动攻势。1618年12月1日，莫斯科和华沙在德乌里诺签订和平协定，停战十四年半。莫斯科只能看着斯摩棱斯克丢掉，但并不接受瓦迪斯瓦夫，后者也只能彻底灭了坐上罗斯皇位的念想。米哈伊尔沙皇接受了条约，也迎回了父亲菲拉列特，后者终于不再是波兰的阶下囚。

沙皇父亲回国这件事导致克里姆林宫发生了改变。截至目前，米哈伊尔年轻、虚弱，完全听他母亲及其娘家人萨尔蒂科夫家族的话。所谓的专制君主只是个名头而已。菲拉列特来到莫斯科之后就被任命为牧首（普世牧首费奥凡当时也在莫斯科国都城，为此还举办了仪式），还获得“大君”的头衔，这个头衔指的是同时身兼沙皇和牧首者。对历史学家而言，这就是莫斯科“二元权力”的开端。本就有了一个沙皇的国家现在等于是被两个君主领导。菲拉列特身上的特质，他儿子并没有，那就是：野心勃勃，酷爱权力，生活阅历丰富，有威望。他从未受过宗教教育，而且以嗜好世俗享乐知名。但在那个时代，这对从事国家和神职方面的生涯并无影响。黎塞留就是菲拉列特的同时代人。莫斯科牧首还对君主和国家的作用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有权，那是他儿子心甘情愿让给他的，这在黎塞留看来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有外国人说菲拉列特回来之后，各衙门都出现了骚动，于是采取措施修改了法律，特别强化了与腐败作斗争方面的法规。同时，交由牧首管理的广袤土地、修道院的地产以及都主教的采邑都不用课税。

国家重建的第一个目标是填满国库。于是开始清点人口和土地，设立地籍管理处，将国家的整体状况明确下来，以方便征税。负责清点工作的官员滥用职权，接受贿赂，用假信息登记造册，于1619年吸引了缙绅会议的关注。不过，那些地籍册还是可以让人了解从动乱时代走出来之后莫斯科国的状况的。

国家采取一切办法找钱：对什么东西都征税，垄断出口货物的经营。1635年，垄断亚麻贸易，1642年，垄断硝石。国家还很乐意建立土地租赁体系，来给自己帮忙。

为了和大规模的劫掠现象作斗争，便开始推广伊凡雷帝允许市镇享有相对自治权的政策，市政的行政官员都由遴选产生。国家被分成各个行政单元(goubas)，在行为良好、富有而且持有国书的宫廷贵族中间选出邑长(staroste)。有时会出现找不到人愿意担任邑长的现象；于是，邑长改由任命，不再遴选。邑长需确保他所负责地区的安全，但他们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若无莫斯科刑事衙门（类似于司法部）的批准，不得断案，省长可介入其事务。邑长的地位极具莫斯科行政管理的特色，一般来说，邑长的职责并未得到明确规定。

战争、常年饥馑、向大草原和边境省迁徙、逃离已成废墟的地区，导致人口减少，进而导致农业人口极度缺乏。贵族抱怨说没法在军中服役，因为没有农民来耕种他们的土地。于是着手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农奴制得到了强化。列夫·古米廖夫注意到，“波兰没有类似的农奴制：每个农民只要愿意，都能离开自己的领主”，他认为，“对农民来说，由于农奴制的缺席，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就低于莫斯科罗斯确立起来的农奴制的水平”。事实上，农奴制确实存在于波兰，甚至在乌克兰还特别严苛；但对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证明在君主无微不至的庇护下，集体生活比担惊受怕的自由要好上一千倍，毕竟在后面那种情况下，个体还得受到税收这道紧箍的压迫。列夫·古米廖夫是俄罗斯“道路”狂热的宣扬者，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观点竟和上文提及的荷兰人伊萨克·马萨的观点不谋而合。

重建工作的一大特殊性就在于要尽可能地回归动乱时代受到严重动摇的莫斯科的古老传统。专制政体的重建并未受到其主要对手——波雅尔上层阶层——的抵抗，因为后者已被打败，早已威信扫地。历史学家亚·基泽维特写道：“君主制需要遴选，需要受限，这样的观念在动乱时代已经成熟，但根基不深。”

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位时期，大量外国人拥入莫斯科。伊凡三世时期，他们就已出现在公国的这座都城内，伊凡雷帝还和其中一些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僭号者对各种类型的冒险家也打开了大门，只是他们住在这儿并未给民众留下美好的回忆。不过，国家仍然是在闭关锁国，出于各种原因前来莫斯科大公国的外国人数量再多，也丝毫改变不了任何现状。在莫斯科国，一切都显得怪异，难以理喻，有时让外国人觉得嫌恶；外国人对本地人也留有同样的印象。信仰，习俗，地理，气候，太多的因素导致彼此无法理解，有太多的外国人经常会用一个词来归纳，那就是：敌视。

米哈伊尔沙皇面对两个很大的任务，重建国家的这两个主要因素——金钱和军队——都和外国人有关。外国人是收入的来源，莫斯科太缺这样的收入了。这样就需要贷款和关税，贷款的话，从英国人那里贷了十万英镑（“多亏了”中间人，结果到手只有两万），进入莫斯科国领土的货物或转口商品都需收取关税。和天主教波兰的敌对关系决定了莫斯科外交政策的“新教”定位（特别是贸易领域）。莫斯科大公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是英国、荷兰、瑞典（签订和平协定之后）、荷尔斯泰因公国。多亏了公国的宫廷数学家和图书馆管理员亚当·奥列亚里乌斯（他作为使团成员被派往莫斯科），荷尔斯泰因和莫斯科国商行之间的关系详情已为人熟知。他写的《莫斯科大公国行记》（他逗留过两次，一次是在1633年，后一次是1635年至1639年）乃是17世纪罗斯的历史资料宝库。亚当·奥列亚里乌斯特别注意到，有长达十年的时间，为了在莫斯科领土上转口前往波斯的货物，荷尔斯泰因的商人得花费六十万埃非莫克。精确换算的话，当时一英镑等值于十四个埃非莫克。

莫斯科允许外国人设立各种类型的“有益机构”，这一点在和外界的关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创立了生产铁、火炮、炮弹和玻璃的工厂，还设立了驼鹿皮鞣革厂、手表厂和黄金制品厂。这些企业几乎无一例外都聘用外国人。这时候的罗斯瞧不起手艺人，政府从不鼓励罗斯人当学徒，否则就会经常接触外国人；因为尽管需要外国人，但罗斯还是瞧不起他们，怀疑他们，认为他们就是“拉丁人”和“路德宗信徒”，也就是基督教“真信仰”的敌人。莫斯科人也同样蔑视工业。外国人虽然获得了好处和特权（那都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但他们只能在远离城市和居民的地方建厂。

米哈伊尔时期针对外国人的政策摇摆不定，又需要他们，又被情绪左右，从而在历史学家中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反应。20世纪初，波兰历史学家卡·瓦利泽维斯基写道，米哈伊尔和菲拉列特“靠外国人来开发国家，却又阻止其自由发展”。20世纪末，列夫·古米廖夫声称：“同伊凡雷帝和僭号者的身边人不同，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时期的政府对外国商人实施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在对外贸易上，罗斯国毫无保留地为本国商人的利益服务。”

每个研究者都能找到事实来支撑自己的观点。瓦利泽维斯基援引的是普斯科夫商人不堪瑞典人竞争，以及给荷兰人特权太多的抱怨。列夫·古米廖夫则认为，全俄缙绅会议规定英国商行负责人约翰·梅里克不得在伏尔加河流域同波斯人、在鄂毕河流域同中国人做生意的决定很重要。莫斯科“生意人”只能请求缙绅会议不去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而不久前，英国人已同意向年轻的沙皇贷款。缙绅会议若要拒绝，得有理由，他们的理由是莫斯科人自己在和波斯人做生意，可以替英国人把波斯人的货物买下来；会议还说伏尔加河流域路途险阻，匪帮横行。会议给约翰·梅里克的解释是，鄂毕河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河流时常结冰；而且，中国是个面积很小的国家，仍很贫穷。莫斯科人对中国有一点了解：1618年，首批特使，如哥萨克伊万·佩特林和安德烈·门多夫都被派去过北京。莫斯科不想和英国人分享正在浮出水面的这些机会。

对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的对外贸易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对米哈伊尔和菲拉列特来说，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这是他们的理解，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君主的利益。其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最好马上就有新的资金进来（以特权和行事的方便来加以交换），可以用在长期目标上，促进城市的发展，救济一下民众。沙皇的个人兴趣也起了作用。米哈伊尔身边都是医生、药剂师、炼金术士、钟表匠（沙皇迷恋钟表，用早餐的时候，身边总会放上两块表）、管风琴匠人。

亚当·奥列亚里乌斯说，在他逗留的那个时期，莫斯科生活着许多外国人，其中有一千来个新教徒家庭。他们先是会在觉得不错的地方安顿下来，到处建造礼拜场所（礼拜堂）。教士反对他们礼拜，认为在罗斯人附近这么做就是一个威胁。于是。所有的礼拜堂都被摧毁，只有一间获批，就在德意志人区，和东正教堂离得很远。

住在莫斯科为宫廷服务的外国人隶属于药剂师衙门。衙门向外国人支付钱和皮毛作为他们的收入；此外，他们还有权购买各种产品和食物，如一定量的啤酒、葡萄酒、蜂蜜水、燕麦、草料。

外国人必须在军队服役，他们很久以来就这么做了。弗莱彻指出，16世纪下半叶，大量雇佣兵出现在步兵部队，数量达到4300人，他们分别是：近4000名哥萨克（切尔卡斯人），近150名荷兰人和苏格兰人，约100个希腊人、土耳其人、丹麦人和瑞典人。步兵部队在莫斯科军队中的重要性日增，可以发现射击军的数量在迅速上升，这些步兵使用的火器有火绳枪、短铳和手铳。为了组建射击军，就需要外国人。17世纪的莫斯科军队在这方面比西方军队落后很多，所以这么做更是必不可少。奥地利（皇家）外交官J. 柯布在世纪末造访莫斯科的时候，发现只有鞑靼人会害怕莫斯科的武器；莫斯科的西方邻国对罗斯士兵的精神状态和技术均持嘲笑态度。

那个时代的欧洲军队通常都会招募外国雇佣兵。其中最优秀的瑞典军队，五分之四都是由苏格兰人、英国人和德意志人构成的。而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中，所有的军官都是瑞典人。莫斯科军队也招募雇佣兵、军官和教官。1626年至1632年间，共计约5000名步兵并非罗斯人。募兵时明确规定可以招募任何国家的人，但天主教徒不行。

政府显然也需要武器专家。这方面的招募出价很高，所以都会很谨慎，多加质疑。1661年，在巴黎出版了莫斯科行记的奥古斯丁·梅耶贝格说，罗斯军队里有外国军官服役。尽管他们薪水不低，但好些人还是后悔来莫斯科掘金；而且在合同期满之后，他们也无法回国。如果什么东西都无法说服外国人在固定期限结束后继续服役，无论是给他补偿，还是各种各样的诱惑都不行，那他就会被打发到罗斯最荒僻的地方，这辈子就甭想出来了。

米哈伊尔的女儿伊琳娜和外国亲王失败的婚姻史可以被看作对外态度的一个例子。研究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在位时期的历史学家都会讲述这段悲哀的婚事，可以称之为“沃尔德马传奇故事”。1643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儿子沃尔德马带了三百名随从来到莫斯科。之前经过长期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王储娶伊琳娜公主为妻；女方的嫁妆是苏兹达尔公国和雅罗斯拉夫尔公国，而男方则保留新教信仰。莫斯科没有出示未婚妻的肖像，生怕对方对着画像施巫术。按莫斯科习俗，只有进入婚房，男方才能第一次见到自己年轻的配偶。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描述了婚姻习俗和未婚妻被替换的可能性，他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比莫斯科国的年轻女孩更容易施骗；因为他们（罗斯人）和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在其他国家，男方是可以亲自看未婚妻的，事先看看自己是否和未婚妻合得来。”但沃尔德马担心的是另一种受骗上当。有人要求他皈依东正教。他严词拒绝，要求回自己国家，但他根本没有回国的机会。于是王子设法逃了出去，但又被抓了回去。沃尔德马同意今后生的孩子都按照东正教的习俗抚养，但这么做于事无补。米哈伊尔沙皇对此不闻不问，后来王储等到沙皇死了之后，也就是沃尔德马来莫斯科两年后才回了国。

莫斯科国刻意自我封闭的特征，再加上因怀疑和傲慢而生发出来的恐惧和不可思议的自信，导致国家需要让外国人受到羞辱。莫斯科招徕外国人出手阔绰，但又始终视之为间谍或人质。摆脱封闭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这也是保持距离的最好方式。

招募雇佣兵、扩增和优化军队的目的很明确。从1626年起，他们就在有条不紊地准备和波兰的战争。停战即将结束，莫斯科集结兵力，坚决想要夺回被波立联邦占领的罗斯土地。1632年4月，西吉斯蒙德三世驾崩。亡者入棺时，边上放着莫斯科王冠，王储瓦迪斯瓦夫四世又开始把自己当作被莫斯科选出来的国王。当波立联邦在选自己的国王的时候，莫斯科召开的缙绅会议下令和波兰开战，新的军队已在厉兵秣马，所以他们装备特别完备：148门火炮，3.2万名士兵，其中近4000人为瑞士和德意志雇佣兵。统帅权交给了波雅尔米哈伊尔·谢因和侍臣阿特姆·伊兹马伊洛夫，前者在二十年前的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声名大噪。

战事开局顺利，夺回大量城市，军队停在了斯摩棱斯克城下，开始实施包围，但整整八个月毫无进展。与此同时，选举问题得到了解决，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便向斯摩棱斯克开拔，反倒将进攻者包围了起来。1634年2月，罗斯人投降，被迫接受战胜者的条件。1633年10月1日，菲拉列特去世，他在生前即已预感到战争会输。米哈伊尔沙皇毫不留情地处罚了打败仗的将军：米哈伊尔·谢因、阿特姆·伊兹马洛夫和他的儿子都被处死，下属可选择受鞭刑或流放。处罚的严酷性同牧首的死亡以及沙皇的外祖父母萨尔蒂科夫家族的回来有关，前者曾保护谢因，后者却憎恨督军。

罗斯历史学家都讲过“斯摩棱斯克灾难”。确实，谢因被打得溃不成军。但波兰人并未好好利用这次胜利，尽管在西线全面作战的莫斯科还得面对南面的大举入侵：克里米亚的鞑靼部队已经打到了都城附近。但是瓦迪斯瓦夫四世先提出准备和谈。瑞典王冠还没有离开西吉斯蒙德三世（王冠被放到了他棺椁的边上），但戴上瑞典王冠的梦想还在折磨着他的儿子，他儿子更倾向于斯德哥尔摩，而非莫斯科。1632年11月16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战役中被杀。其继承人克里斯蒂娜年仅六岁。瓦迪斯瓦夫四世于是觉得自己的时机来了。他并不承认这个事实，即无论是自己的波兰—立陶宛臣民，还是瑞典人，都不想前往北方冒险。和莫斯科关系的正常化是一个条件，这样，波兰国王就能完成自己的瑞典计划了。

1635年，莫斯科沙皇国和波立联邦相继在克里姆林宫和华沙签订和平条约，这被称为“波利亚诺夫卡条约”，因为订约方曾于1634年3月在波利亚诺夫卡河畔会晤。莫斯科同意“永远”让波兰人得到其在德乌里诺条约中已得到的东西：切尔尼戈夫地块（连同切尔尼戈夫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这两座城市）直接还给波兰，斯摩棱斯克地块（连同斯摩棱斯克、雅罗斯拉夫尔、特鲁布切夫斯克等城市）还给立陶宛。战胜者获得两万卢布的战争赔款（他们要的是十万卢布）。瓦迪斯瓦夫四世放弃对莫斯科王位的主张。波兰要求允许他们在莫斯科大公国建造天主教堂，两国侨民可自由通婚，允许在两国收购采邑，但这些要求均遭拒绝。华沙的密使试图让米哈伊尔同意不再自称是“全俄沙皇”，而是“罗斯沙皇”，因为有一部分土地已被波兰控制。莫斯科外交官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最后，波兰人提出让双方宣誓，以巩固和平，罗斯国各级别官员均应宣誓。他们给予的回答是：“我们是本国君主的奴隶，只听从这唯一的意志。”

1635年2月初，波兰使节在多棱宫受到沙皇接见，并吻了他的手。莫斯科的传统是，如果沙皇伸手让他种信仰的人亲吻，吻后就会将手放入御座边的盆内清洗。这个习俗有时会让外国人万分震惊。

波利亚诺夫卡和约的条件对莫斯科更为苛刻，体现了莫斯科外交界和对外政策的本质特点。丧失的领土很多，但这都是没法避免的事，谁叫自己军事上惨败呢？不过再怎么说，这些也都还是有限的：除了波兰已经有的那一些，瓦迪斯瓦夫四世几乎什么都没要。莫斯科使节首先捍卫的是对他们自己、对沙皇和对国家最为重要的东西：莫斯科沙皇国的特质，即坚决封闭，毫不理会外界的各种诱惑，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宗教，皆莫不如此。

罗斯人对本国领土的态度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速围城战”，这是国家政权一个重要的、并非唯一的因素，“亚速围城战”指的就是哥萨克夺取这座堡垒时，莫斯科对此的反应。从1627年起，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就在进行秘密谈判：土耳其在和波兰打仗，莫斯科便趁机准备对华沙动手。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西里尔1621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是“拉丁人”的死敌，因曾长期在奥斯特罗格和维尔诺的东正教学校教书，所以对拉丁人所知甚多。签署教会联合协议的时候，他正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教会联合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这种态度使他在扎波罗热哥萨克中间有很大的威望。

牧首想要让莫斯科同新教联盟国家和波兰再度联合，因为前者在和哈布斯堡王朝作战，后者与之有联系。第一个与之结盟的联盟国家是天主教的法国，法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敌人。但莫斯科政府拒绝参与三十年战争，因为发现自己在其中并无特殊利益，而且国家早已满目疮痍，也不想让最后一点军队用在这上面。不过，莫斯科却想打另一场和波兰的战争，想要夺回“永远”属于罗斯的土地。

1637年6月，米哈伊尔沙皇收到一份“礼物”：哥萨克夺取了土耳其控制的亚速城。伪德米特里一世在准备攻打亚速的时候被杀，亚速就在顿河的出海口，挡住了罗斯通往黑海的道路。沙皇指责哥萨克自作主张，他向城里运了武器弹药和小麦，但哥萨克却还没把城市交给他。土耳其此时已战胜与之作战的波斯，易卜拉欣苏丹也已继驾崩的穆拉特登上王位，于是土耳其的大军便包围了亚速。《顿河哥萨克围攻亚速记》对那些事件作了诗意的描述，应当是那个时代的人的手笔。书中指出围城时间长达九十三天，哥萨克本想弃城，带走战利品，还指出7590名哥萨克对30万土耳其大军、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以及雇佣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亚速围城战于1641年6月结束，此时，土耳其人因无力夺取该城而离开了。但问题仍然没变。苏丹要求沙皇将堡垒交给他。米哈伊尔向全俄缙绅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哥萨克夺取的这座城市，他作为主宰者，面对各种可能性，和土耳其开战是否值得？缙绅会议于1642年1月召开。他立刻就问会议，对土耳其人是打还是不打？如果打，战争肯定会拖得很长，那么有什么办法能维持这场战争？缙绅会议的所有与会者立刻宣布说一切都由君主定夺，但他并未阻止与会者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军职人员”要求开战，认为保住亚速对国家的利益有好处。商人和民众则指出条件会很艰苦，他们支付不了更多的税款。

沙皇最终决定和土耳其人保持和平，将亚速让给他们。神职人员和修道院会拒绝交税，宫廷贵族和北方地区的波雅尔后裔就曾这么说过，这一点明显起了作用，但显然还有一点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意识到扩大募兵存在危险。不过沙皇之所以拒绝投入这样的冒险行动，主要还是因为“自由哥萨克”想要让他打仗，而哥萨克从来是不考虑莫斯科的利益的。直到1696年，亚速才落到了罗斯手中，征服亚速的军队统帅就是米哈伊尔的孙子：彼得大帝。

1642年4月，苏丹的密使来到莫斯科，沙皇命令顿河哥萨克向自己的家乡进发。向南方腹地推进对莫斯科国来说似乎有些操之过急。毕竟在此期间，他们还在南方边境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尤其是1635年至1638年间特别频繁），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时常入侵，将人掳去当奴隶。城市（1635年建成坦波夫）、城墙、要塞纷纷建起。

“动乱时代”，莫斯科国遭到削弱，失去了西部的领土。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遵循前几任的政策，效仿伊凡雷帝或鲍里斯·戈杜诺夫的做法，也想打通海路。但波罗的海沿岸仍在敌人手中，而且敌人更加强大，军事技术也更加过硬。

莫斯科国由于集中了大量军力，所以成功守住了南部边境地区，于是决定不再向前推进（亚速堪称前车之鉴）。东部的局势则截然不同。动乱时代本身并未阻止罗斯人向西伯利亚推进。米哈伊尔在位时期，向海洋的推进政策正在加速。莫斯科的权威得到行政资源和传统王朝的加持：库楚汗是叶尔马克的敌人，其孙于1614年被任命为卡西莫夫沙皇。特别是莫斯科国由于攻城略地、修建堡垒、向当地人征收牙萨克（即毛皮税）而确立了权威。对东方而言，莫斯科就是先进的文明，所以并未遇到激烈的抵抗。1621年，菲拉列特牧首向西伯利亚派去了第一个主教叙普里安。17世纪30年代，罗斯殖民者抵达了勒拿河沿岸，并于1632年建立了雅库茨克城。

西伯利亚的主要财富就是毛皮，毛皮销售所得正好可以弥补莫斯科国库的岁入。显然，要征服如此广袤的地区只有让罗斯人建立定居点才能做到。首先他们需要耕作者，也就是当时所说的“耕田的农民”。还需要志愿者；把土地发给他们，再发钱让他们定居下来，还需要在数年时间里给予财政上的便利措施。他们得向国库缴纳十分之一的农产品。但由于志愿者数量不够，政府就将相邻的已开垦地区的农民向偏远地区迁移。有的人就逃跑了。可以看到莫斯科国中部地区的熟悉场景再次重演：逃亡者，“自由民”出现在了西伯利亚。历史学家注意到那个时代罗斯人性格上的缺陷在西伯利亚表现得淋漓尽致。权力有所不及，当地人轻易就被战胜，特殊的气候所创造出的条件，使性格中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都展现了出来。酗酒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导致政府决定关闭托波尔斯克酒类零售点，这若在莫斯科大公国是想都没法想的，毕竟这会给国库造成致命的打击。

西部的失利并不能靠东部的征服来弥补，但受内在驱动的莫斯科国想要向四面八方扩张。俄罗斯的历史有这么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一个方向上受阻，并不能阻碍它在另一个方向上成功。东方提供了很棒的视角。1636年，托木斯克的哥萨克告诉莫斯科说他们发现了阿穆尔河（黑龙江），不久之后宣布说他们已抵达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托波尔斯克省长库拉金亲王的密使于1618年前往北京，从明朝万历皇帝那儿带回了两封写给米哈伊尔沙皇的信件。由于不懂中文，所以直到1675年才读懂信件。明神宗万历在信中说他无意于向沙皇派遣使节，因为路途实在太遥远；但他提议沙皇带商品过来。要过一段时间，明神宗的提议才会得到采纳，于是这两封信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了莫斯科的外交档案里。

1645年6月12日，米哈伊尔沙皇驾崩，享年四十九，在位时间三十二年。他的传记作者在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生平的末尾列举了他的性格特征：“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喜沉思，性格腼腆温顺，笃信宗教。”国家的领导权偶然落到了他身上，此时国家正遭受可怕的灾难，看上去像是即将分崩离析，似乎再也存在不下去了。

沙皇留给皇储的这个国家局势相当复杂，但国家也正逐渐落入其掌控之中。其父亲身为牧首，承担了国家的主要职能，牧首的权威对米哈伊尔的支持极大。但政治家再天赋异禀，也无法让危机彻底结束。重建有许多因素，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得首先恢复政府体系。从1625年起，沙皇就正式拥有了专制君主的头衔。同时，也采纳了无数法律，以期搭建行政管理架构，主要是中央官僚体系。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列出了一份负责国家事务的三十五个衙门的单子（描述了组织架构及其职能），其中有使节衙门（外交）、火炮衙门、粮食衙门、邮政衙门……国家什么都要掌控，对国家生活的指导触及方方面面。显然，莫斯科官僚机器肯定也会出现异响，运行变得缓慢，这时候给齿轮加点贿赂就行了；但不管是什么秩序，反正它还是能保证秩序的。民众从动乱时代出来，更敏感，也更易怒，所以秩序就显得更是必不可少的了。接下来就出现了暴乱的时代，那时候的人称之为“骚乱者时代”。米哈伊尔在位时期，民众“易怒”，对地主和当局的剥夺和独断专行根本不买账，于是就出现了大量打家劫舍的匪帮。在随后的统治时期，这种不满演变成暴乱，撼动了整个国家。

国际局势是稳定的重要因素。米哈伊尔将会发动三次战争，一次对瑞典，两次对波兰，三次都输了。因此，莫斯科又要丧失领土了，但这也不算是多惨的事。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米哈伊尔沙皇的国家比沙皇伊凡和费奥多尔时期更弱，但在欧洲远不算孤立。”三十年战争(1618—1648)正好在米哈伊尔在位时期爆发，使莫斯科国（主要是因为其地理条件所致）成了人人都想要争取的香饽饽。东正教会对“拉丁人”（天主教徒）的敌视将参与（盟友法国的）战争的新教徒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莫斯科身上。当然，莫斯科国根本就不喜欢“路德派教徒”。伊凡雷帝是个精通语言学的专家，他就发现路德的名字来自俄语luty（意为像魔鬼一样邪恶）。但他并不支持“拉丁化”。1620年，大公会议应菲拉列特的迫切要求，决定天主教徒和合并教会教徒在皈依东正教时必须重新受洗。更糟的是，东正教徒若是受过合并教派教士的洗礼，也必须同样如此。

一方面，外交局势给莫斯科国带来了敌视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西方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新教国家（荷兰、丹麦、英国、瑞典）也决定了莫斯科能起什么作用。北方国家给莫斯科带来了新的军事技术（1632年，荷兰人在图拉建造了第一家现代化武器工厂）和作战策略及士兵训练体系（1647年，第一本俄语版的步兵训练手册在荷兰出版）。行政管理方法，官僚机器的组建也大多借鉴自新教徒。

7 平和者阿列克谢

当今的沙皇被宣布为统治者，丝毫未曾发布信息，如同之前的沙皇，人们对他并无此番要求，因为发现他极其平和，然后他就用专制君主的名号签署，以仁政统治国家。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

米哈伊尔驾崩之后，俄罗斯没有出现任何王位继承的问题。不过，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并未轻易获得幸福婚姻。1616年，他娶了并无财产的宫廷贵族之女玛利亚·赫罗波娃为妻。沙皇的母亲对此激烈反对，想尽一切办法要破坏这场姻缘。八年后的1624年，沙皇又和弗拉基米尔·多尔戈鲁基亲王的女儿再婚，后者也叫玛利亚。四个月后妻子身故，显然是被毒死的。1626年，米哈伊尔最终又找了一个妻子，所有人都同意这场婚事。那就是叶芙多基娅·斯特列什尼奥娃，她是出身并不高贵的贵族的女儿。她给沙皇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沙皇驾崩之时，只剩下王储阿列克谢和三个女儿：伊琳娜、安娜和塔季亚娜。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十六岁登上王位的。同时代人都没想到他竟如此温和、和蔼，所以俄罗斯历史上就称之为“平和者”。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喜欢写作，而且多产）的信件证实了有机会和他见面的那些人的印象。沙皇温和的脾气过后，有时也会发火，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从五岁起，他就开始学习阅读。他的第一批读物是《日课经》（礼拜书，包含晚祷经、两次晚课、午夜祷、早祷、时祷和时祷之间的祷文）、圣诗集、《使徒行传》。阿列克谢终其一生都在阅读这些宗教书籍；他对宗教很狂热，特别从他对教会仪式的严格遵守上面可以看出来，而这也是他的一大性格特征。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传记作者都指出，这位未来沙皇的藏书除了宗教书籍之外，也有在立陶宛出版的词汇用书和语法书，以及《宇宙志》和“印刷叶”，也就是画像书。传记作者强调他孩提时代（和几个兄弟）就穿上了“德式服装”。这种对王储的新式（非传统）教育受到其教师——官方用语称之为diadka——波雅尔鲍里斯·莫洛佐夫的青睐。阿列克谢登上皇位后，莫洛佐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沙皇的主要谋臣。

君主及其谋臣之间的关系相当友好，这是阿列克谢的又一个性格特征：沙皇相当依恋身边人，即便形势所逼，也很难将其分开。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天性爱沉思，比较被动消极，易受影响，他的大部分谋士均以此来捞取好处。和当时人的观点一样，外国人大多数也是如此看法，谢尔盖·索洛维约夫认为鲍里斯·莫洛佐夫是个聪明的行政官员，不过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他“不懂得如何比风头无两的幸臣更进一步”。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绝顶聪明，是他那个时代受过很好教育的人，阅读广泛，爱好写作，他对捕猎鹰隼很痴迷，有本讲猎鹰的书《猎鹰方法论》据说就是他所写，他还写有未完成的讲述波兰战争的回忆录，以及诗体随笔，但他所统治的莫斯科国此时其实相当艰难。我们知道，尽管他被冠以“平和者”的名号，但17世纪下半叶的罗斯特别动荡。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大帝超过了他父亲在位的时期，虽说如此，但阿列克谢的统治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没有阿列克谢统治时期的进步，没有他所获得的成功，彼得是改革不了的。

我们知道，所谓“成功”都只能相对而言。特别是在历史领域，昨日的成功有可能就是明日的失败，或者反之。阿列克谢在位时期，莫斯科国不停地在打仗，大多数均以失败告终；而且，起义、叛乱、暴动也风起云涌。税收对整个国家而言越来越沉重，东正教会也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恐怖的考验。不过，莫斯科倒是变得越来越强大。与之相邻的大国波立联邦和瑞典在世纪初的时候似乎都已签署了它的死刑判决书，但这些国家反倒是变弱了，到下个世纪初，它们已经不再是欧洲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了。

16世纪最初几年，斐洛泰修士有个预测：“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个说法像是痴人说梦，是一种信仰天注定的非理性信念，是坚信这个消失于丛林之中的小公国的都城将会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帝国的中心。17世纪中叶，莫斯科国把所有的动荡都经历了一遍，根基变得越来越扎实，使它相信可以实现这个预言。

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无数阐释。他们从历史中寻找（而且也找到了）其特殊性的起源，从地缘层面（空间与气候、森林与河流）、人种学（斯拉夫人、芬兰人和鞑靼人的混合）、地缘政治（地处欧亚的局面）寻找俄罗斯特征。“历史—哲学”理论尽管纷繁多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人都在突出国家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那是一个决定性的现象。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言简意赅地归纳了俄罗斯的历史：国富民弱。

时至今日，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都未曾遭到反驳。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只有价值判断发生了变化：有的强调国家成功，人民孱弱；有的则将国家和人民置于平等地位，认为阶级斗争是国家强化自身的工具。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在精神上失败了。”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意识形态”有利于莫斯科国的权力、沙皇专制政权的巩固，但“教会并未繁荣发展，精神生活也未得到发展”。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似乎是在阐发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当国家强盛的时候，精神生活就凋敝了。但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问题可以给出许多回答。第一个就是弥赛亚主义。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写道，莫斯科国的臣民是一个被选定的民族。这位哲学家还说：“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使命，和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辉煌相关，和俄罗斯沙皇的极端重要性相关。”

革命之前的历史学家都认为之所以国家需要强大，是因为现实中受到了外界威胁，还有要在欧亚平原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国所致。苏联历史学家之所以认为中央集权国家是进步的，是因为这比四分五裂的国家更强大，可以使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使命。

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家伊万·扎别林对“rod（世系，家族）原则”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认为这个原则解释了罗斯对贵族和国家的态度。他论证的时候，引用了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说法，后者解释了为什么不允许外国使节亲自将他们君主馈赠的礼物交给罗斯沙皇的配偶和女儿，他是这么写的：“因为莫斯科国的女性不用学读写，她们永远也学不会，女性的头脑天生简单，她们根本就无法做到才思敏捷，而且天性害羞腼腆；确实，从很小的时候到结婚之时，她们都生活在父亲身边，好免受外界不怀好意的窥伺，而且住在深宅大院之内，除了父母和最亲近的人，没有人——尤其是外国人——能见到她们。”伊万·扎别林从俄罗斯社会内部女性的地位看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对其智识和道德状态、该国的教育水准及其公民享受多少自由度作了阐释。

这位历史学家继续推论道：这种类型的社会如此无知，智识上也毫无进展，究竟怎么才能变得更智慧，更大胆，换句话说，就是变得更自由呢？难道女性都是从小到大深居简出，住在“深宅大院”内，也就是时刻受到监视？难道女性什么人都见不到，只认识身边人，除了家庭圈子和《治家格言》之外，就一无所知吗？有了作为社会根基的那些准则，以及在宅院内深居简出的女性，就能让人理解“为什么人类自由的鲜活力量根本无法起作用，为什么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自由运动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伊万·扎别林是在19世纪60年代说的这些话，那个时代的大规模改革将会改变社会生活，促进“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自由运动”得到繁荣发展。这位历史学家想要找到社会、人类和罗斯国特殊性的起源，于是就转向古代，他发现rod一直都是罗斯的基本单元。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权力主要就是和rod联系在一起的。父亲领导和管理家庭，roditel（父亲，家长；这个很久以前就已不再使用的单数名词也可以用作复数，意思是“父母”）统治rod。父亲同样也在统治国家：“自从出现rod的权力起，无论是在何处，采取何种形式，始终都是父亲的权力在当道，这种权力具有各种属性：极端残忍，独断专行，但家庭关系也会亲密，这样一来，自然就会出现家庭父兄的直接关系模式，周边的人屈从于他。”

Rod的关系就是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导师及其庇护人之间的关系。伊万·扎别林写道，这就是“我们得以发展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极其强大，俄罗斯人民时至今日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上都是一个孩童，一个不成熟的存在，每走一步，每呼吸一次，每做一个微笑的动作，父母都会时刻警惕，呵护备至”。伊万·扎别林在1869年明确写了“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之后，他还可以说同样的话：正如《俄罗斯公主日常生活》一书作者所写，rod原则仍然是“我们每天在其中呼吸的道德和政治氛围，在我们的整个历史长河中，我们就是这么呼吸，这么过来的”。

以rod为基础的这些关系的本质促使俄罗斯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区别。Rod精神使得权利无法出现，使得权利受到明确的限制；所有人都融入毫无分化的大众之中，也就是rod的大众。个体只存在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与长辈之间的关系。伊万·扎别林写道，西方社会是“个体的集合，他们权利平等，彼此独立；我们却是父母的集合”。这位历史学家举了一个例子来更好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中世纪西方社会的理想就是骑士；男人理当成为骑士，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使命，而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和英勇程度使他成为荣誉之人的化身。而在罗斯，“荣誉之人的理想也会受到个体的追求，但不是在自己身上寻求，而是在父辈、家族、世系等级上的地位中寻求”。伊万·扎别林继续解释道，照我们古人的观念，“荣誉之人得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不是依据其道德和智识方面的品质来决定，他的功勋和英勇使之异于常人，而是首先得按照等级次第的权利，也就是rod的权利来决定，可以说他的权利也就是rod的权利”。

个体在社会内部的地位是靠世系、父辈来指明的，而不是靠个人的功劳、才能或英勇来指明。这就导致出现一个特殊的荣誉观。骑士的荣誉是用严格苛求的方式来确保此人拥有豁免权。骑士的荣誉就存在于尊严观和个体的荣誉观之中。俄罗斯人的荣誉则存在于家族和父辈的尊严之中。伊万·扎别林提出了一个假设，即俄语中有一个指称荣誉的词tchest，这个词源自动词ottchit，意思是：对待某个个体如同对待其父亲，给予其同样的尊重。对罗斯的波雅尔来说，受到君主的惩罚并无任何不体面的地方，因为君主就是父亲的化身。

伊万·扎别林并不认可该国的某些历史学家所作的解释，照那些人的说法，俄罗斯贵族制是“鞑靼的理念”，这种形式的权力是拔都强制灌输给我们的。对他来说，“16世纪和17世纪绝对专制形式的贵族制犹如一朵罕见的花朵，是rod催生的文化结出的果实，自从我们历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都受到它的滋养，受到它的精心呵护”。

平和者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间持续了三十一年，其在位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在俄罗斯历史上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乌克兰落入了莫斯科沙皇的“杯中”；东正教会分裂，一派是由尼康牧首发起的改革的支持者，另一派是“旧礼仪派”，他们是创新改革的对头。此外，国家还和波立联邦、瑞典及土耳其打了仗。从这些事件的实质来看，专制权力得到了强化，在社会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变得日益强大。

8 莫斯科大公国的秋日

1624年至1625年，英国人霍洛维安装了救主塔的时钟。1645年10月5日，发生火灾，钟摆坍塌断裂。随后又经重建。

——编年史

德意志人发明了机械钟，那是噩梦般的象征，象征着时间的逃逸……最初的钟楼大约于1200年出现在德意志。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新时代降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塔楼上的钟摆见证了这一切。习俗变了。1648年，时年十六岁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命令所有城市禁止“世俗的娱乐活动、恶魔的作品、撒旦的歌曲和丑行（表演）”。违反者第一次将受棒击，若是再犯，将再次遭受棒击，之后即遭流放。此外，所有乐器都会遭到没收和销毁。

不过，1672年，阿列克谢沙皇允许一个德国的巡回演出团在途经莫斯科时，向宫廷展示“他们的艺术”，演出《阿尔塔薛西斯的喜剧》，内容取材于《以斯帖记》。但自从禁止“娱乐活动，恶魔的作品”以来已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此时的莫斯科也有了一家剧院。历史学家解释说，沙皇刚刚再婚，他年轻的妻子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爱玩，爱着她的阿列克谢只能满足她的要求。不过，有一点无须怀疑，君主对娱乐活动态度的转变确实反映了国家内部出现了变化。同样明显的是，动力既来自西方，也来自克里姆林宫。

不过，那个时代并不欢乐，年轻的沙皇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刚满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决定结婚。手下召来了近两百个年轻女孩，然后向沙皇举荐了六人，让沙皇选出能讨他欢心的人。鲍里斯·莫洛佐夫是此次婚事的组织者，他觉得阿列克谢选错了对象。这位皇太子的教师自从自己的学生登上皇位起就承担起了管理国家的重任，他想通过婚姻来缓解眼下的局势。沙皇选了宫廷贵族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的女儿玛利亚为未婚妻。莫洛佐夫后来会娶她的妹妹为妻。1648年1月16日，举办了阿列克谢的首次婚礼。这是一场很不错的姻缘，因为阿列克谢深爱自己的妻子，后者为他生了十三个儿子。莫洛佐夫六十岁的时候还与很年轻的安娜·米洛斯拉夫斯卡娅结了婚，但这场婚姻并未给沙皇的宠臣带来幸福。阿列克谢的英国医生S. 科林斯讲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十年时间时嚼了几句舌头：“莫洛佐夫夫妇没生出孩子，却生出了猜忌，老波雅尔的年轻妻子终于见识了手指粗的皮带长什么样。”

但夫妻之间的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1648年5月25日，一批莫斯科人拦下了正要进入教堂的沙皇，向他抱怨莫洛佐夫及其手下人列昂斯·普列奇切耶夫和彼得·特拉哈尼奥托夫管理不善，前者负责地方事务衙门，听取民众的陈情，后者负责火炮衙门，对“军职人员”异常残暴。民众指控这三个人好几次增收盐税。

1647年设立的盐税激起了极大的民愤，遭到了快速镇压。但民愤还是存在的，还有其他许多不满的莫斯科人要求惩罚设立此税种的人。沙皇最终说服民众，使之散去。后来还爆发了起义，相当暴力：起义者冲入克里姆林宫，将莫洛佐夫及其助手的宅邸洗劫一空。次日就爆发了骚乱。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和老师，沙皇将普列奇切耶夫和特拉哈尼奥托夫交给民众任其处置，但民众拒绝交出鲍里斯·莫洛佐夫。城里发生的火灾转移了骚乱者的注意力。有传言说只要把普列奇切耶夫的尸体扔进火堆里，就能使大火熄灭。据奥列亚里乌斯说，在这之后，火势就平息了下来。莫斯科的骚动后来在历史中称作“盐税暴动”。

我们知道，税收是此次骚乱的首要原因。税务上对莫斯科民众压榨太甚，所以起义不断，还有17世纪斯捷潘·拉辛的暴动，让首都风雨飘摇，平和者在位时期尤其如此。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动乱时代的影响始终可见；外国人在莫斯科人数众多，他们的影响很明显，所以才激发了不满情绪。而且，农民此时已受到完全的奴役（法律层面上），对市民权利的限制也相当严重，形如软禁。教会分裂运动更是在骚乱上来了个火上浇油。

1620年召开的缙绅会议为了解决同约翰·梅里克的英国商行的贸易问题，沙皇和牧首明确无误地宣布：“汝等须知，由于在莫斯科国所犯之罪孽，战争导致处处凋敝，除了关税和小酒馆的钱之外，国库空空如也。”不过，在阿列克谢统治时期，国家还有两项主要的收入来源。某些历史学家将1648年的动荡称为“小酒馆暴动”，暴动者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就有废除对酒类零售和酒精贸易获准收税的特许权。莫斯科人选出的代表团成员向沙皇陈情，他们写道：“在莫斯科和周边地区，有依赖牧首、修道院、波雅尔和其他等级者的郊区市镇……生活在那儿的债主及其随从……获准收取关税、小酒馆税……这样一来，其他人，仆役及其类似人员，便会生活悲惨，满身债务……”他们对沙皇说：“任何地方，一切均归国家。”

莫斯科人受到酒精商人的无情压榨，他们真心相信“国家的小酒馆”里酒水不会这么贵。他们的要求也体现出了这样一种意愿，即除了国家，谁都别想富。1652年，酒水零售问题得到缙绅会议的审视，会上决定对酒精实行专卖。私人不准零售，每座城市都会设立一家贸易厅，酒水就从那儿发放给零售商和小酒馆。这些贸易厅由两名宣过誓的官员掌管，他们每年要向国库上缴固定费用。奥列亚里乌斯写道：“如今，整个国家计有一千家此种类型的贸易厅。它们给君王带去巨额的利润。”在酒水零售商那里，会贴上一张沙皇的谕令，上面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只要没有喝到典当十字架，酒徒就不得被叫回去，也不得被小酒馆赶走，妻子不得如此对待丈夫，父亲、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不得如此对待儿子。”事实上，十字架乃是唯一一样禁止向小酒馆抵押的物品。

S. 科林斯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正好是专卖酒水的时期，首都的零售商每年会向沙皇的国库上缴一万到两万卢布。当时有人指出，小酒馆数量极多。莫斯科人说得没错：“国家的”酒水是比私人零售商要便宜。价格都是固定的，一桶（二十升）五十戈比。当代有位研究者写过俄罗斯伏特加的首部历史著作，他指出，必须优先发明一种新的大众酒水饮料，伏特加，但他又承认这种酒水的名字在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直到那时，伏特加在俄语里的意思就是“小麦酒”（伏特加主要是用谷物酿制的），或者叫作“烧酒”（译自德语Brantwein）等。

不过，最大宗的税收还是课取自土地。收取其他沉重的税收和特定的杂税是为了维持射击军的正常运转。1618至1663年间，税收翻了十翻。1650年至1660年间，罗斯和波兰及瑞典打了很长时间的仗，劳民伤财，当时会定期课取补充性质的税收，税额相当于所有财产和收入的5%、10%或20%。征收这些特殊性质的税收对城里的商人和手工匠人打击尤甚。

1656年，对波兰战争期间，莫斯科政府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简单方法来充实国库：轧制铜卢布，其市价就是银卢布的市价。这两种金属各自的价值是62.5比1。随后再开始用铜卢布回购银卢布。大量罗斯人受到这种新货币的诱惑，毕竟铸造起来很容易，于是铜卢布急遽增加，大大超过了国家发行的货币量。铜卢布的市价快速跌落，而商品价格却急速攀升。当民众得知沙皇的岳父大人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彼时为五个衙门的负责人，其中一个就是大型的国库衙门）疯狂造假币时，民众的不满便达到了极限。照当时的说法，皇后的父亲和财政衙门的负责人为自己印制了大约12万卢布。照科托什辛的说法，国库的岁入为131万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笔数额到底有多大了。

1663年7月25日，莫斯科人受够了：人群冲向沙皇所在的科洛缅斯科耶村，要他交出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沙皇来到夏宫的台阶上，试图安抚莫斯科人。但照亲历者的说辞，民众抓脱了他衣服上的纽扣，喊道：“还能相信什么？”沙皇指天发誓，和其中一个骚乱者拍掌示意。可是，“铜卢布暴动”仍然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靠射击军的干预才将暴乱平息下去。骚乱者受到了严厉的镇压：大约一百五十人在科洛缅斯科耶村附近被绞死，另一些人受到严刑拷打，胳膊和腿被砍掉，还有一些人（数量很少）则遭鞭刑伺候，并被烙上“b”（bountovchtchik，意为骚乱者），打发到西伯利亚，一直在那儿待到死。要到一年后，铜卢布才被废除。

盐税暴动（或曰小酒馆暴动，1648）和铜卢布暴动(1662)对当时的人和历史学家的内心震动不小，因为这些暴动使国家的首都受到了很大的撼动。不过，莫斯科的这两次起义之间相隔的十余年，国家各地都出现了无休无止的动乱：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大乌斯秋格、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托季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从地图上来看骚乱的话，就会发现该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受到的触动最厉害。本质上来说，这些都属于城市暴动。但从17世纪60年代下半叶起，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和农民就出现了无序混乱的状态；1670年至1671年间，他们在斯捷潘·拉辛的率领下，使之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战争。

民众各阶层都很不满，但起义、骚乱、暴动反对的都是现行的习俗和实际状况，并不反对现存的秩序，而这现存的秩序，其核心就是沙皇。阿列克谢坚信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帝，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启示。温和敏感的他断然摒弃了臣民也有权利，须使之和最高权力平起平坐的想法。沙皇指责一名没有执行命令的波雅尔：“你拒绝听从的是谁？是基督本人吗？”民众对沙皇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是绝对正义的化身。人民在他身边寻求庇护，来反抗专断的权力，并要求获得他的援助。当陈情书落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就会干预，插手衙门的事务，监督（或设法监督）行政事务。

民众起义反对波雅尔和衙门里的官员，反对“恶毒的谋臣”。不过，人民并不反对沙皇的管治，从定义上来讲，沙皇就来自上帝。俄语里有两个词用来翻译自由这个概念：svoboda和volia。前者使用更晚；volia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Svoboda这个词源自外国，意指个体自由；volia经常被解释为以粗鲁的、暴力的方式摆脱管治。在阿列克谢的时代，权力哲学和权力的实践并不会赋予最底层人以volia。因此，只能通过武力来获取volia。Volia能够被赋予，也能被“夺走”。这是一个外在的、有形的概念，并不具备svoboda那样的道德内涵。Volia可以用在两种情况下：当拥有某种异于常人的力量，如同神话中的人物一般，就能摆脱管治的脆弱铁链；当维系管治的外部力量突然衰弱之时。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旦打破锁链，volia就会随心所欲，恣意妄为。19世纪，普希金在思考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对俄式bount（起义）持提防之心，认为起义“无情且荒谬”。19世纪的这位俄罗斯伟大的诗人浸淫着理性主义，对他来说，bount很荒唐，而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造反者来说，bount具有深远且明显的意义：盐税暴动和铜卢布暴动的参与者就是要从沙皇这儿寻求“真相—正义”。斯捷潘·拉辛的军队向“皇太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的儿子，起义前即已身故）和“尼康牧首”紧急派去了两艘大帆船——一艘铺了红丝绒，另一艘铺了黑丝绒。在起义军里，没人见过这两人，但这并不能阻止叛军为了皇太子尼康，和斯捷潘·拉辛而反抗波雅尔、省长和衙门里的人。叛乱者由此表达了对阿列克谢沙皇的不满，但态度比较弱化，因为他们将自己对沙皇的信仰放到了他儿子身上。

盐税暴动之后几个星期，沙皇采纳了教会和波雅尔杜马高层的意见，下令修订现行的法律。卡·瓦利泽维斯基表明，立法工作是那个世纪的主要任务，还说：“从这方面来看，莫斯科超过了路易十四和柯尔贝尔的法国，要到1663年，法国人才设法起草制订了‘法兰西法’。”由尼基塔·奥勃连斯基亲王领导的委员会从1648年7月16日开始着手这项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使徒制定的规则、教父的著作和拜占庭法律”中选择有利于‘沙皇正义’的法条，对之前的君主颁布的谕令和杜马的决策同旧的律书进行比照，对保留下来的文本进行阐明，添加必不可少的新的指令”。这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做了起来。1648年9月1日，缙绅会议召开，1649年1月，新的法典得到采纳。这部法典会通行近两个世纪，直到1833年的新法典出台为止。克柳切夫斯基挖苦道：“这并不是说阿列克谢的法典有多好，而是表明要过好长时间，我们才会有一部满意的法律出台。”

无疑，法典努力想要处理所有的问题。它有近一千条条款。1767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军械库找到了原本，它卷成一卷，有22到26厘米厚，308米长，由959张羊皮纸装订而成。

法典确定了社会对国家具有义务，为政府体系确立了秩序。走出动乱时代的莫斯科社会有四个主要群体：“军职人员”，“郊区市镇人口”（市民），“农村人口”，农奴。这样的分类首先是以各群体所负的义务性质来进行区分的：第一类在军队或行政岗位服役，服务于国家；“郊区市镇人口”以其所从事的手工业或商业来缴税；农村人口（农民）则缴纳农产品。

法典或许是无意之间对所有民众群体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精确的分类，对作奸犯科也确立了惩罚机制。大贵族杜马的贵族、波雅尔、侍臣、宫廷贵族和神职人员都位于阶梯的最顶端，紧跟在皈依基督教的穆斯林君主的继承人和亲王之后。冒犯这些人就会受到鞭刑和坐牢的惩罚。在其他情况下，可以支付罚金，依据被冒犯者的等级，罚金从一卢布到五十卢布不等。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靠给国家供应白银而变得极其富有，自成一个阶级：哪怕是对他们最轻微的冒犯，罚金都得“值”一百卢布。损害女性荣誉所受的惩罚要比损害男性荣誉所受的惩罚重两倍，如果是个处女，罚金就要多四倍。农奴毫无荣誉可言，法律规定农奴的总价值为五十卢布。

截至目前，莫斯科的社会结构表现出了流动性的特征；我们发现，在这些群体之间还有子群体：“郊区市镇人口”包含了农业人口、从商的农民，以及那些希望不用再缴人头税的人，后者会和地主签订合同，让自己暂时成为农奴。

法典压制了这种流动性，将“郊区市镇人口”固定在了城市里，禁止他们“从事服务工作”，不得签订农奴合同，甚至不得离开郊区市镇，前往另一处。城市成为行政管理中心，官员和“郊区市镇人口”都住在那里，后者负责养活前者。于是，城市在国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便不再起到重要作用。

法典终于将农民固定在了土地上。法律禁止变更所有者，农民也就真的受到了奴役。调查在逃农奴的时效概念遭废除：无论何时何地，逃亡者都可以被交还给地主。因此，农民彻底和领主捆绑在了一起。同时，他们也和国家捆绑在了一起，替地主干活可确保从物质层面帮助地主履行义务，这也就等于是在为国家服务。农民受奴役大大增加了宫廷贵族的分量，动乱时代波雅尔落败之后，宫廷贵族就成了占有主导地位的阶级。经统计，1678年全国有88.8万人从事农耕，其中10.4%属于农民或郊区市镇小资产阶级自由民，13.3%属于教会，9.3%属于宫廷，10%属于波雅尔，57%属于宫廷贵族。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内，农奴（受奴役的农民）在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成了俄国体制的一个很大的特征，这既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衰弱的起因，在莫斯科国转变成俄罗斯帝国，以及国家日益落后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奴役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但基本上和1649年罗斯应课税民众的状况是一样的。

法典强调了农奴和奴隶之间的区别。对农奴制的真正本质表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法律禁止将农奴作为奴隶进行买卖，我们知道，买卖的话就可以不用缴税。奴隶和农奴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者是某人购买来的，是其私有财产，而后者就像法典不厌其烦再三重复的那样，是国家的财产。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解释道：“国家禁止个人成为私人财产，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或公民，而是为了保存士兵或纳税人，这是为了自己着想。法典并没有以自由之名废除人的不自由，而是以国家利益之名，将人的自由转变成了不自由。”这位历史学家如往常那样，言简意赅地概述了自己的思想：“个体自由成了一种恩情，靠鞭刑来支撑。”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个体自由”是“农奴身份的自由”，承认将两种矛盾的概念结合起来是有可能的。农奴会以为自己“自由”，因为他们和奴隶不同，奴隶是领主的私有财产，而他们属于沙皇所有。俄罗斯第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伊万·波索什科夫（约1652—1726）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写过《论贫穷与财富》一书，他指出领主拥有农民的临时使用权，但后者“永远（属于）沙皇”。君主将农奴托付给地主，让他负责征税，将之转变成国家的财务代理人。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人和庇护者丝毫无助于减轻农民艰苦的状态，但农奴并不觉得自己是地主拥有的纯粹的奴隶，因为在领主之上，还有沙皇。

16世纪至17世纪出现了村社，这个现象反映了特殊的农奴依附性质。19世纪，在长期无人关注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村社成了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对象，其回响甚至一直传到了20世纪末。村社囊括了所有村民，起初是一种为了方便在农村收税的工具。村社社员都有征税的责任，并以此在所有人之间分配人头税的纳税额度。渐渐地，村社就成了一种集体管理的形式：分配农民耕种的小块土地，给逃亡者设置障碍（逃亡会减少社员的数量，这样一来，留下来的人须缴纳的税费就会增多），后来，还负责指定由谁去军中服役……决策都是由村社全体社员参与的大会做出的。村社是一种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库尔特·维特佛格尔在其所著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村社是“贫民民主制”。对村社社员而言，这是一种集体存在的形式（俄语称之为米尔）。直到1917年由临时政府主导的正字法改革之前，书面上很容易区分“世界”（俄语的米尔同样也解释为世界）和指称村社的米尔。后来，这两个词采用了同样的正字法，以此来强调这两个概念的相似性。对俄罗斯的农民来说，米尔—村社就是一个他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他们经常搞不明白还存在另外的世界；米尔—村社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但所有人都负有同样的义务。

保守派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鲍里斯·契切林(1828—1904)言简意赅，说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奴役的进程史。中世纪时期，尽管存在奴隶，但相当部分的民众都是自由人。波雅尔、仆役和农民可以从一地去另一地，从一个公国去另一个公国，他们以自由签署的契约为基础，只是暂时联系在一起。这种游牧状态和新的国家秩序并不相容。当莫斯科沙皇着手构建统一的国家大厦时，便强迫社会所有阶层服徭役。迁移遭到禁止，自由消失不见。“首先将波雅尔和仆役固定住：自由人转变成君主的奴隶，终其一生都得服务于人。然后就轮到了‘郊区市镇人口’（市民），最后就是农民。为了让‘军职人员’能够服役，就必须向其提供生计，可是政府划拨给他们的空地没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必须将民众绑缚其上。于是，对一些人的奴役也就导致对其他人的奴役。”这套条理分明、四平八稳的方案吸引了鲍里斯·契切林的注意，农民获解放和俄罗斯解放进程之后二十年，他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对这位历史学家而言，俄罗斯解放进程之初，是贵族先得解放，然后是都市民众，最后轮到农民。

鲍里斯·契切林得出结论：“广义的农奴制无疑是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的；多亏了它，俄罗斯才成为强大的、有文化的国家。”

法典将民众固定了起来，相当明确地规定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的社会阶层宫廷贵族的地位（pomiestiés被提高到了votchinas的程度，这就等于是在说这些都是世袭领地），从而解决了国家政府的问题，在国家内部，所有人都占据了一个规定好的位置，所有人都被排列在格子柜中。从那时候起，即便有所改变，也不具备改革的价值，只是实际考量而已，换句话说，就是对旧体制的不满。他们的目的是找到的新的方法来处理旧的问题，而这个旧问题已成为17世纪下半叶最棘手的现实问题：怎么才能从民众手上拿到以敷军队之用的最大限度的金钱？

找到的第一种方法就是中央集权。法典设法让异常复杂的集中管理机构多了一点秩序，设立了近五十个衙门及依附于它们的行政管理机构。每个衙门为了能掌握尽可能多的职能，导致彼此之间职责不清，一片混乱。皇宫衙门是连接所有其他衙门的机构，负责宫廷的运行，但它们也无法向沙皇提供一副长筒袜或手套，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事务衙门。秘密事务衙门首先负责捕猎鹰隼，我们知道阿列克谢嗜好这项活动，对此颇为懂行，除此之外，该衙门还负责生产榴弹，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衙门是政治警察的雏形；沙皇还通过该衙门邮寄私人信件，尤其是外交和军事领域的信件。维护国家秩序的职责就落到了刑事衙门的身上。法典还将“君主言行衙门”纳入政府的体系当中，而这个衙门就是政治警察名副其实的前身。只要说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君主言行”，就足以让预审法官瞬间明白和他对话的那个人对国家罪行自有看法。不过，他们还是会给潮水般涌入的检举揭发信设一个限，其原则是：“对告密者先用鞭刑伺候。”尽管告密者都是心甘情愿来告密的，但最开始用鞭刑伺候还是为了确保他们说的是真话。

除非把衙门的数量增加也算作改变，否则，古老的衙门体制根本就没有变化。不过，地方行政管理部门还是有所创新的。中央集权机构从此以后就有了省长的职责。直到那时为止，这个头衔都指的是军事将领。法典用这个词指称所有被派往地方替君主进行管理的中央行政部门的代表。省长代替了总督，法律允许他们在各省自肥，以感谢他们忠心耿耿的出色服务。自此以后，省长就成了国家的代表。采邑制度这种陈旧古老的体制允许领主靠自己负责的地方来自肥，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制度尽管遭到了废除，但习俗丝毫没变。省长不受国家俸禄，但可接受赠品，接受子民送的“礼物”。各县区负责司法和治安的机构都听命于省长。因此，省长就成了托付给他们的地块上的绝对主人，他们向各衙门负责，也就是说向中央行政管理机构负责。

1649年的法典想要改善国家这个古老机器的功能，增加了监督职能，将所有行政管理职能全都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由此，国家开始逐渐踏上了产生新的国家秩序、警察国家（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就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路途，从而出现了几个主要特征：各个层级均由政府监管以及有警察的存在，经济完全听命于国库的需求，存在一个分枝繁多的管理体系。

警察国家并不会满足于确定法律准则，它还关心臣民的福祉。莫斯科警察国将这样的关系推向了极端，甚至严令禁止抽烟和吸鼻烟（除非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在严打烟草（“魔鬼之草”）的运动中，若是吸烟者被抓现行，就会受劓刑惩处。国家还制定引用伏特加的规定（有财政之需时会鼓励饮酒）。还明确规定要去教堂做礼拜，每年需强制参加弥撒。

17世纪莫斯科国通行的惩处方式当然不见得会比那个时期欧洲国家的刑法来得更残酷。之所以经常如此处刑，还是出于对自己孩子的关心。法典便规定了一百四十一种情况下可以使用鞭刑。鞭刑中的鞭子是端部磨尖的短茎皮鞭或羊皮鞭，除此之外，还会经常使用笞杖，也就是用粗如小指的柔韧木杖。

9 教会分裂

尼康和彼得的改革没有灵魂……由此便开始了对俄罗斯民族心灵的戕害与摧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4年

人们认为俄罗斯教会分裂就是俄罗斯相当一部分东正教社会与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脱离了开来。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19世纪下半叶，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对教会分裂运动下了一个冷静、客观的定义，这与20世纪中叶甚嚣尘上的狠批尼康牧首（其行为成了教会分裂的借口）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分裂加深了。

从16世纪起，天主教会就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这两个概念还无法应用在东正教会身上。分裂派称自己为“旧礼仪派”，他们毫不拒斥官方教会的教义，也就是“尼康派”的教义，也不排斥信仰的根基。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称作异端，而只能称之为分裂派。”

分裂运动是17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影响直至20世纪末仍能感受得到，运动的缘起是宗教、政治、心理方面的问题积聚太多所致。俄罗斯生活中所有的大问题都反映在了这个运动中：信仰的地位和本质，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东正教的作用，新旧教派之间的斗争，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自希腊人马克西姆的时代以来，分歧都能在圣书中见到。随着时间的流逝，缮写者在编辑和翻译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错误。菲拉列特牧首时期就已下令将所有城市的旧抄本汇聚起来，着手比较和订正文本。其继任者约瑟牧首继续完成这项工作，将修订者召至莫斯科，让他们负责修订译文。然而，修订者本身也并不令人放心。被派往莫斯科的希腊人阿尔塞尼奥斯是这么写他们的：“有些人勉强认字，还有一些人大概率不懂辅音、元音、复合元音；至于对文章的八个部分和其他相似东西的理解：体裁、数字、时间、人物、风俗、语态，他们的头脑里一概没有。”

1652年，在沙皇迫切的请求之下，尼康在约瑟死后被任命为牧首。沙皇请求了很长时间，直到见到沙皇跪地恳求，他才接受了这份殊荣。尼康问：“你是否会尊重我大牧首和至高圣父的身份，是否会允许我组建教会？”沙皇、宗教当局和波雅尔均发誓会听命于这位未来的牧首。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得斩钉截铁：“在17世纪的所有俄罗斯人中间，我从没见过一个像尼康那样令人震惊、如此威严的人。当我们认为彼得大帝通常才是‘17世纪的伟人’时，这个断言令人咋舌。”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认可这个评价：“尼康牧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威严、最有权势的人物。”

俄罗斯的第六任牧首突然快速升迁这个现象，只有伪德米特里一世的经历可与之相比。1605年，尼康出身于农民家庭。后来，他的敌人总会不失时机地说他父亲是切列米斯人，母亲是鞑靼人。他很早就学会了读写，对圣书充满了热情，二十岁时成了教士。他的学识受到了莫斯科商人的注意，后者便邀请这位年轻的神父来首都。自己三个孩子的死亡让尼康大受震动，他说服妻子戴上面纱，自己则进了修道院，改名尼康。他被选为科卓谢尔斯克修道院院长，于1646年来到莫斯科，并按照传统，去见了沙皇。这位时年四十岁的修士给阿列克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沙皇的请求之下，尼康被任命为诺沃斯帕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罗曼诺夫家族的陵墓就在修道院内，阿列克谢经常去那儿造访。1648年，他成为诺夫哥罗德都主教，在教会等级制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

都主教在诺夫哥罗德展现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后来他成为牧首的时候，这些性格得到了全面彰显：野心大，性格粗暴，不跟人争论。沙皇始终都在支持他。1651年，尼康表明了自己对教会和沙皇之间关系的看法，说服阿列克谢将圣徒腓力牧首（伊凡雷帝下令将其杀害）的遗骸从索洛夫基修道院迁移至莫斯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在写给修道院的一封信中，君主在尼康的建议之下，恳求这位圣徒原谅伊凡沙皇所犯的罪孽，说他“荒唐无礼，妒忌心重，动不动就发火”。这个仪式就是要表明教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及其地位的正当性，证明世俗政权是错误的，损害了教会的权力。

我们说过，教会分裂有多重原因。这场将会撕裂东正教会的冲突直接与牧首的性格以及他同沙皇的关系有关。阿列克谢写给尼康的信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沙皇在信中是这么称呼牧首的：“光芒四射的伟岸太阳”“灵与肉的导师”“我最最亲爱的灵魂上的兄弟”“我的朋友”……当然，阿列克谢的父亲米哈伊尔在位时期，菲拉列特牧首也和沙皇共享权力。但菲拉列特是米哈伊尔的父亲。而阿列克谢则将牧首放到了自己身边，因为他对牧首无限景仰，信任他，爱他。尼康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大君和睿智的尼康，莫斯科与全俄以及无数教区的大主教，陆地和海洋的牧首。”

尼康牧首同意指挥俄罗斯东正教会，为其制定秩序，最主要的是强化纪律。他同样也想好好修订一下圣书，很久以来他就想这么做了。

教会分裂运动经常被说成新旧之间的斗争。尼康的对手自称是“旧信仰者”并非没有道理。不过，事情没有这么明朗。过去的真正捍卫者是尼康，他决定返回最初的源头，返回至拜占庭的古老文本之中，以期净化俄罗斯各个层级的礼仪，订正因翻译和誊写而出现的错误和改动。一开始，并不存在任何拿得出手的迫害和镇压方面的借口。在诸多改动当中，基督之名的拼写就是一例：改革要求采用Lissous这个拼写，而非Issous。不是用两根指头画十字，而是要用三根指头。对尼康而言，这样的订正就是在回归旧教；对众多东正教徒而言，所谓的革新就是在抛弃俄罗斯所熟悉的传统。

乍看之下，这样的争论似乎颇有益处。尼康的反对者站在坚实的地面上，那就是传统。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发现这些争执令人困惑，有种中世纪的感觉，而教会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丝不苟的宗教信仰，形式主义。”《沙皇的帝国与俄罗斯人》一书的作者写道，俄罗斯人“仍然一半包裹着基督教外衣，一半是异教，宗教上的祝圣仪式极为神奇，稍作改动就会摧毁美德”。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几乎是逐字逐句引用了俄罗斯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的思想：“俄罗斯人的虔诚就是尽可能精确地遵循宗教的外在标志，赋予其象征力量，使之如同恩宠。”

之所以会对尼康所作的改动产生敌意，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对科学理性和科学知识持傲慢的怀疑态度。我们知道，尼康下令要找到真正的原本，为此将古书和手稿全都搜罗起来，进行核实。这么做引起了许多人对牧首的不满。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罗斯浸淫的是古代的思想模式，对修辞和哲学之类的希腊智慧充斥着恐惧和憎恶的情绪。”这位历史学家援引了一篇罗斯古代文本：“因为我并未受词语和理性的教育，并未受辩证法、修辞和哲学的教育，故而我拥有基督的理性。”

第二个理由是对希腊人和拜占庭历史的态度。阿列克谢沙皇对任何有关希腊的东西都抱有明显的好感，认为这是东正教世界最古老的根源。这种亲希腊的态度源自其祖父，也就是菲拉列特牧首，后者认为莫斯科沙皇就是东正教希腊沙皇（拜占庭皇帝）的继承者。阿列克谢并没有仅仅将自己视为全俄沙皇，他还认为自己是普世沙皇，是整个东正教东方的沙皇。尼康也亲希腊，在这一点上可谓大力支持。对尼康而言，对圣书所作的改动是一种消除和希腊教会不和的重要手段，毕竟这都是由于罗斯文本内含的错误所致。

尼康的反对者完全不反对罗斯沙皇的普世特征。他们拒斥的是到希腊人那里寻求东正教真正源头的做法。尼康的敌人不认可他亲希腊的态度，采取了反希腊的态度。他们认为拜占庭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接受教会合并（虽然是短暂合并）所受的合理惩罚。而且，他们还拒绝承认希腊教会的权威性，因为希腊教会遭受了土耳其人的桎梏。从尼康对手的观点来看，希腊教会反而应该采纳罗斯的文本和仪轨。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古罗斯宗教社会建制性的罪恶”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这种社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真信仰的唯一拥有者，唯有自己的神性观正确，认为宇宙的造物主就是它的罗斯上帝”。不过，我们倒是认为这样的信仰同样也是力量的源泉，在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能将罗斯社会凝聚起来。对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而言，“仪轨和文本本就经历了很多改变，所以莫斯科人固守其传统仪轨和文本的做法也就很不合理了”。但这是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尼康的行为（趋向于狂热、无情、血腥）所导致的争论有一个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即两方都希望从莫斯科身上看到“第三罗马”。

牧首同样也是“拉丁化”的宿敌，这点和他的对手阿瓦库姆没有区别，后者将成为教会分裂运动的象征性人物。他们只在一点上存在分歧：阿瓦库姆只接受现存的状态，他的目的无他，就是保护“第三罗马”不受敌人的侵袭，因为敌人正在威胁真正的东正教，他要将外部世界隔绝在外，活在莫斯科的宇宙之中。牧首则想要找到一种方式，将罗斯教会转变成普世教会，不受莫斯科的限制，将一切有利的因素都吸引到首都来，并扩大东正教的权力和罗斯信仰的影响力。

表面上看，争论关注的只是罗斯的礼仪，牧首对仪轨进行了激烈的质疑，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两根指头画十字，八点交叉十字架（而非希腊的四个分支），仪式队伍是否向着太阳行进，还有其他一系列争论点，这些争论点或是原本就存在，或是因圣书遭曲解才出现。不过，往深里看，这场争论其实针对的是罗斯国的本质。它既是宗教性的，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但也是心理上的。

苏联一位历史学家写道：17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分裂运动，“这是俄罗斯历史上人民群众反封建运动的新形式”。这个断言是建立在旧信徒参与了骚乱和暴动，特别是斯捷潘·拉辛的起义这个基础上的。事实上，分裂运动丝毫没有反封建的定位。相反，大量“封建主”也和“尼康派的”教会破裂，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殉道。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有一件藏品可作见证：瓦·苏里科夫(1848—1916)的画《女贵族莫洛佐娃》。画家表现了费多西娅·莫洛佐娃启程前去流放的场景。莫洛佐娃坐在简易的雪橇上，将被带往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是尼康不共戴天的敌人，丝毫不愿屈服，且将两根手指高举过头顶，表达自己忠于“旧信仰”。费多西娅·莫洛佐娃是最优秀的宫廷贵族鲍里斯·莫洛佐夫的妻子，她的丈夫也是沙皇的老师及近臣的兄弟。此外，因其父亲这一系，她还和皇后有亲戚关系。费多西娅及其姐妹叶芙多基娅·乌鲁索娃遭受了严刑拷打，誓不放弃“旧信仰”，结果双双死于监狱。

分裂运动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暴动，反对一切新的、外来的，也就是与之敌对的东西。对新事物和外来事物的恐惧最终在部分信徒那里占了上风，超过了对沙皇的感情——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沙皇，而是指阿列克谢，因为后者支持牧首。于是，他们就想替换掉阿列克谢，期待“真沙皇”“解放者”的出现。这种期待在宗教上的形式就是狂喜出神。

罗斯国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在所难免。费多西娅·莫洛佐娃和叶芙多基娅·乌鲁索娃是莫斯科最上层贵族的代表，沙皇和牧首都劝她们让步，但她们还是走上了殉道之路，由此证明“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已做好绝不罢休的决定。这并非尼康一个人的决策，他主要致力于给教会带来秩序（但也得承认，他的野心比这更大）；这也是沙皇及其身边谋臣的决策。谋臣也在变化：鲍里斯·莫洛佐夫下台，上台的是外交事务衙门长官和枢密官阿塔纳斯·奥尔金—纳硕金，之后上台的则是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这些人虽然对外交政策都有自己的观点，但都在致力于扩大外交关系。他们每个人也都支持罗斯积极的外交政策。

米哈伊尔在位时期扩大了和小罗斯的关系，阿列克谢时期继续执行这项政策。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基辅学者被转移至莫斯科是17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他指的主要是“神学学者”。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基辅都主教彼得·莫吉拉(1633—1647)重新恢复了东正教仪轨秩序，比尼康超前了好几十年，却并没有在乌克兰爆发类似“旧信徒”的抗议活动。彼得·莫吉拉的一大成就就是在基辅创立了一家神学院，培养“神学学者”，而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可谓闻所未闻。宫中大臣奥西普·利季舍夫颇受阿列克谢器重，他将基辅修士叶皮法尼·斯拉维涅茨基召至莫斯科，后者就是在彼得·莫吉拉的学院里学习的，当时他正在学院教书。随他而来的还有一批修士，以及希腊修士阿尔塞尼奥斯。叶皮法尼负责修订圣书，编订新版本。尼康对这些新来者虽持怀疑态度，但很快就对叶皮法尼·斯拉维涅茨基另眼相看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支持后者的工作。基辅修士本来学的就是拉丁文，和波兰的天主教徒都有直接接触，让他们来修订圣书，再加上从天主教改宗东正教的希腊人阿尔塞尼奥斯的加持，便激发了人们对“尼康派”的怀疑，甚而是敌意。

“尼康无灵魂的改革”之后两个世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些改革才是“对俄罗斯民族心灵的戕害与摧残”。1656年，尼康在大公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信条，他说：“我是罗斯人，是罗斯的儿子，但我的信仰是希腊的。”牧首与其敌人都是罗斯人，后者的主要人物是大司祭阿瓦库姆。牧首憎恨拉丁信仰，也憎恨拉丁语，程度并不亚于其对手憎恨修改圣书的程度。“为什么你要用该死的拉丁语来和我说话？”尼康在面见加沙都主教希腊人帕伊斯·利加里德斯时这么劈面问他，后者来这儿是想让与沙皇不和的牧首恢复理智。因此，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对尼康的指责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有根据的，那就是《红轮》的作者接受了“旧信徒”的观点，要让东正教独占鳌头，或者用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将普世教会国家化”。照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彼得大帝后来继续和“俄罗斯民族心灵”作斗争，着手将东正教“国家化”，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将教会国有化。

分裂运动是宗教纷争，是将教会和信徒分裂开来的冲突。然而，尼康在担任牧首的最后时期，曾与原为敌手、后来悔改的伊万·涅罗诺夫就修订古老圣书一事交谈过，尼康承认：“双方都没错；我们和同道一起举行宗教仪式，也没关系。”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分裂运动具有政治性。“旧信徒”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把自己放在了帝国理念的对立面上。事实上，从15世纪起，莫斯科就一直在行进，虽有过中断，但方向并未没变，其目的就是成为帝国。“旧信徒”这么做就是在让国家改变行进方向，以捍卫旧信仰为借口，摒弃扩大边界求发展的策略。尼康在莫斯科附近建了一座堪比宫殿的修道院，名为新耶路撒冷。修道院的大厅内有一块铭牌，上面是这么写的：此地乃大地中心。几个世纪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写道：“谁都知道，大地始于克里姆林宫。”对尼康而言，宇宙中心就在“第三罗马”的都城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样明显的是，莫斯科若要成为普世东正教教会之都（这是他们的目的），若无希腊人出手相助，是万万做不到的。“旧信徒”冒着生命危险，捍卫已经实现的东西。对他们而言，目标已经达到，对此他们并不怀疑：真正的东正教信仰就是俄罗斯信仰，凡不属于这个信仰的就不属于东正教。

1937年，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写道：“莫斯科东正教王国就是极权国家。”这个表达法在战前还很少使用，所以这种说法并不具有后来的意义，哲学家是想强调莫斯科国内部东正教（信仰）和沙皇（权力）之间难舍难分的特点。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以“绝对君主制结出的理论家”为例，后者宣扬沙皇存在的必要性，其存在不仅可领导国家，还能拯救灵魂。

真正的沙皇是信仰的守护者。阿列克谢沙皇损害了罗斯旧礼仪，表明他不可能是真正的沙皇。因此，权力掌握在了敌基督者的手上。权力和信仰之间的“总体性”和有机联系就断裂了。自视为“第三罗马”的莫斯科国既然是基督的王国，就是正义—真理的王国，而国家权力的所在却被非正义和非真理把控着。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写道，分裂运动“对莫斯科第三帝国的理念实施了第一次打击”，这个理念是要将两个王国，地上的和天上的王国合为一体。他还指出第二次打击就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提到尼康和彼得“无灵魂的改革”时，和别尔嘉耶夫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之所以认为是两次“打击”，是因为这些改革针对的是俄罗斯的民族意识。

“旧信徒”质疑沙皇的真实性，怀疑他是在叛国。对“第三罗马”这一理念给以沉重打击的正是支持修订文本和恢复最远古礼仪的“旧信徒”头号敌人尼康牧首。事实上，后者对“第三罗马：信仰和权力”这个表达法的第二个词提出了质疑。牧首认为“教会那一块必须占上风”，换言之，教会的权力要优于沙皇的权力。知名的斯拉夫派尤里·萨马林(1819—1876)写道，尼康想“在俄罗斯树立国家内部的教宗至上论”。

除了宗教和政治因素之外，心理因素和个体因素也须考虑在内。在1655年的祈祷书修订版前言中，阿列克谢沙皇和尼康牧首成了“上帝所选的二元组合，拥有神圣的智慧”，后面跟着“所有的生者，置身于君主的权力之中……受着君主的唯一的指引，他们当用欢乐的歌声，荣耀将他们提升起来的真正的上帝”。

在莫斯科国，只要存在双重权力，就会有麻烦。尼康占据高位，宫廷对此日益不满。确实，牧首的所作所为是在让全世界都起来反对他。他独断专行的做派，火山熔岩般的脾气，无边的傲气，使那些不得不听命于他的人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愤懑。他太严厉，难相处，在行政事务上时常表现得气量狭小。为了监管神职人员，他设立了自己的警察和射击军。他傲慢自大，野心勃勃，一直对世俗事务插手干预，导致波雅尔也群起反对他。最终，他那拥有至高权力的庇护者沙皇也开始对他冷淡起来。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绘了一幅肖像，他说沙皇完全离不开朋友，所以老是会受那些人的影响，可他一旦恢复过来，发现自己在依赖他人，便会突然觉得友谊让他难以忍受。

由于察觉到沙皇对他态度生变，尼康便于1658年7月决定放弃牧首一职。阿列克谢犹豫不决，不想对老朋友下手太狠。教会高层对如何撤销其牧首头衔的流程众说纷纭，终使教会无主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666年11月。大公会议在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和安条克牧首在场的情况下，谴责尼康让沙皇成为拉丁化的支持者，指责罗斯教会接受拉丁教义；沙皇这才决定免去尼康的职务，将他流放至别洛奥泽罗的圣特拉蓬塔斯修道院。后来，他在别洛奥泽罗的圣西里尔修道院更是严守隐居规则，于1681年死于该修道院。

历史学家提到了尼康身上的正面特质（采用其同时代人的证词）。但导致他衰落的都是负面的特质，而这在罗斯教会分裂中影响更重大。所有的事情都让人觉得修订圣书不会有事。基辅都主教彼得·莫吉拉就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同样有理由相信，如果尼康不离开牧首宝座，不在冲突正酣的时候抛弃教会，分裂运动就不会出现转折，官方教会就不会进行公开镇压，“旧信徒”也不会绝望地进行抵抗，逃往深山老林，逃进沙漠，或集体自焚。

旧礼仪的支持者坚信这样的事实，即罗斯的圣徒是以他们为中介向上帝说话的，他们中有些人就是“真信仰”才华横溢的布道者、热情洋溢的宣教者。我们知道，与尼康革新作斗争的早期最杰出的斗士就是大司祭阿瓦库姆(1620—1681)。分裂运动的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存在许多令人震惊的共同点。和尼康一样，阿瓦库姆也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因宗教狂热和举办驱魔仪式而为人所知。1647年，他和未来的牧首同时期进入了上帝之友的圈子，沙皇是里面的熟客，而他也很快就跻身领导人的行列。由于发现“革新”会损害东正教，他便向尼康和“尼康派”宣战，展示了自己坚定的决心（他在分发至罗斯全境的誓词中说自己是“耶稣基督”派遣来的）、对“属灵”权力的意愿，以及绝不容忍的态度。

他的信条很简单，而且不接受任何阐释：“我会大声号叫直至死亡……永远如此！”阿瓦库姆遵循了这个原则，以后将会经受极大的苦痛。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四年时间一直被关在极北地区普斯托泽尔斯克的地牢内，就着干面包和水维生。他在一封写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子费奥多尔沙皇的咄咄逼人的信中，揭发了沙皇已故的父亲和约阿希姆牧首，这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1681年4月1日，他和两名同伴都被送上了火刑架。

阿瓦库姆是科学的宿敌（因为修辞家和哲学家不可能是基督徒），大肆炫耀自己的“无知”，说自己“头脑简单，纯然无知”，不过他在身后留下了五十篇文本：宗教对话，对教义问题的争论，神学论文。他的《主教士阿瓦库姆自述生平》(1672—1675)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是第一次尝试使用俄语的文学作品，而且相当成功。在写给沙皇的信中，阿瓦库姆试图说服沙皇放弃使用希腊语：“因为你是罗斯人，米哈伊洛维奇，不是希腊人。你要用自己天生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永远不要在教堂里，在自己家中，在日常讲话中贬低俄语……上帝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对希腊的喜爱程度：他透过西里尔和美多德，将用我们语言写就的经文传递给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奢求？难不成要使用天使的语言？现在我们是不被允许这么做的，普世复活之前是不可能的。”

主教士的《生平》并不是用“天使的语言”写就的（阿瓦库姆大量使用“不得体的”语词，他谦虚地称之为“非规范”语言）；但正如一位俄罗斯文学史家所写，“他使俄语成为罗斯作家首先使用的语言”，且得出结论：“无论从力度和趣味上，倾力使用极富表达性的日常语言上，还是产生极具文学性的效果上来看，俄罗斯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超越他。”

阿瓦库姆的《生平》是俄罗斯人写的第一部俄语自传，是斗士与其敌人无情斗争之书，临死之前，他仍然在捍卫自己的理念，向（尘世和属灵）权力发起咄咄逼人的挑战，由此揭开了俄罗斯新文学的序幕。吊诡的是，俄罗斯新文学的第一部作品竟然是一部狂热捍卫旧信仰和传统理念，与外国人、外界作斗争的作品。

对教会而言，分裂运动最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教会丧失了许多世纪以来所享有的政治功能。当然，教会还是保留了一些特权：领地，司法裁判权。但这些也都是因为阿列克谢沙皇优柔寡断所致。彼得大帝则斩钉截铁，最终使教会臣服在了国家之下。

教会之所以衰弱，是因为国家权力强化之故。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提到索洛夫基修道院的暴动，说他们抛弃修订过的圣书，一连好几年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击退了决意要使之臣服，想让他们“正确”祈祷的沙皇军队的进攻。科斯托马罗夫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放心地断言，半数大罗斯都脱离了教会……罗斯民众对尘世权力和属灵权力憋了一肚子火，全都归附到了分裂运动那一边。”帕维尔·米留科夫说的也是一回事，只是说法略有不同：“遵循教会［官方教会］的人数很少，其中有的人已超越了‘旧信仰’，但大多数人对宗教都无感。”信仰坚定的信徒离去，也就意味着留在“教会范围内”的那些人都没什么热情。

从社会学层面对旧信仰支持者所作的分析，可澄清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的这个“半数大罗斯”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等级的教士是最先起来反对尼康革新的。随后又有“郊区市镇人口”加入，这些人被税收重负压得喘不过气，认为尼康是个很可怕的对手；而且，这些人还要受外国商人的竞争，我们也知道，在莫斯科国，外国商人享有一系列特权。教区民众要比农民阶层精力更充沛，更敢干，而且也更富裕，这是一股颇为可观的社会力量。再加上一部分射击军（另一部分加入了农民行列）的加入，他们的力量就更厉害了。在这之后，不仅受奴役，而且赤贫的农民阶层便与“旧信徒”联合到了一起。最后，还有一部分波雅尔也起来反对官方教会。破落的贵族大家族都还保留着伊凡雷帝以来国家对他们严厉打击的记忆，于是都归附到了叛军这一边。

分裂运动对“第三罗马”的沉重打击使这个观念发生了转变，却未将其消灭。斐洛泰的预言是国家和教会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基础，给两者带来了好处，使之得到了提升。国家不再与教会联合，而是将提供给后者的资源全部撤除，等到合作伙伴变得衰弱，就让它为自己服务。下一个世纪初，罗斯国将正式成为俄罗斯帝国，莫斯科也将把位置让给“第三罗马”的新都城：圣彼得堡。

于是，基本的教义最终发生了转变：在“东正教罗斯”这个概念中，罗斯这个词占据了上风，也就是国家占据了上风。

1993年，一位俄罗斯作家写道：“俄罗斯，我们的信仰！……上帝想让俄罗斯重生，它是星球的大脑和心脏。”

10 南方与北方

原本防守性质的战争逐渐变成了进攻，这一切转变得不知不觉，不以莫斯科政治家们的意愿为转移……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并不是只有俄罗斯经历了防守向进攻的转变；一个国家若是不具好战性，防守鲜少能取得成功。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这个演变过程完全“不以‘莫斯科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也认为这些战争“是由先前王朝的统一政策直接导致的，是想要夺取莫斯科国尚未掌控的部分罗斯大地所作的斗争”。这位19世纪人气最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对关于俄罗斯帝国史上这个重要篇章的传统观点作了极好的归纳，那就是：小罗斯并入了莫斯科国。

“不以莫斯科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这一表达法说明了阿列克谢沙皇的观望态度，他一直以来都没有下定决心接受小罗斯这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统一政策直接导致”指的是未曾间断的策略，最开始的是留里克王朝的伊凡四世，他夺取喀山的行为成了帝国大厦建构中的第一块基石，一直到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他最终接受了到目前为止从未曾属于过莫斯科国的土地，虽然许多世纪以前，这些土地也曾是罗斯大地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古基辅罗斯的领土。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有一个事实不容怀疑：“统一”已经实现了。他的历史学家同道无论政治观点如何，对此均未提出质疑。19世纪末，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写道：“亲乌克兰派和小罗斯的诗人对俄罗斯的威胁程度，和普罗旺斯文学的复兴对法国统一的威胁程度一样，而在南方的奥克语诗人那里，心惊胆战的警察有时会认为这不只是背离语言规范用法这么简单。”1992年，列夫·古米廖夫在讲到小罗斯的时候指出，1654年，“在莫斯科沙皇的控制之下”，“以人民所持的世界自然观为基础来这么做，这样的选择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位历史学家梦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友谊永不破”，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的书墨迹未干，乌克兰就已宣布成为主权国家。独立的乌克兰是基辅罗斯、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小罗斯，以及1917年革命之后短暂存在的乌克兰国的历史的延续。

“小罗斯的问题”——某些历史学家就是这么指17世纪后半叶的那些事件的——在涉及莫斯科国之前，就是波兰的国内问题。17世纪中叶，乌克兰的边界可以在波立联邦的地图上找到。我们知道，乌克兰这个词指的是华沙和克拉科夫东南边境地区，位于第聂伯河两侧，与莫斯科国、鞑靼的克里米亚、拥有多瑙河公国的奥斯曼帝国、匈牙利接壤，它也是苏丹的附属。

拔都入侵之后，南部罗斯就成为立陶宛大公国的一部分。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成立卢布林联合，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即波立联邦之后，这部分领土就由波兰控制。在立陶宛，近十分之九的农民都是自由地主；而在波兰，农民阶层全都受到了奴役。政府将罗斯南部肥沃的土壤赐予波兰大贵族，这些大贵族便实施了农奴制。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地产都是庞大的大农庄，利润极为丰厚，而这是对农奴进行无情剥削所致。乌克兰的特殊性在于其开垦土地的体系：波兰大贵族同意将地租给犹太人，而后者就在自己的领地上征税，这样就代替了地主，但可享有一切权力。因此，农民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承租土地的人身上。

不过，乌克兰农民条件虽然艰苦，却不见得比罗斯的农民更糟糕，后者受罗斯东正教领主的剥削。乌克兰和莫斯科国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乌克兰存在哥萨克。16世纪中叶，创立了扎波罗热城寨，由于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哥萨克自由共和国便取代了波兰政府。波兰领主刚来到南方大草原的时候所见的自由农民均已成了农奴。而哥萨克并不属于现行国家范围之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要消灭他们也做不到。更何况，有时候，波立联邦还会找他们帮忙，来和鞑靼人、土耳其人、瑞典人或莫斯科打仗。1646年，2400名哥萨克在得到波兰国王的同意之后，前往法国，参与了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敦刻尔克的战斗。

因此，哥萨克肯定是有用的，但他们为所欲为，颇为危险。他们的主要活动，如他们自己所说，就是“哥萨克面包”，即对土耳其和鞑靼人的土地进行劫掠。他们不仅是无与伦比的骑手，也能出色地驾驭恰伊卡船（轻帆船）。不到六个星期，哥萨克就能造出一艘木船，船身裹以椴树皮，再抹之以焦油，可运载40到60人。两个舵分别在船艏和船艉，共有10至16把桨，所以恰伊卡船机动灵活，行驶速度很快，土耳其的战船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骑兵和战船对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的劫掠让土耳其人又恨又怕，于是就向波兰国王告状。我们知道，斯特凡·巴托里想了个办法，使哥萨克既不至于冒犯别人，又能保留其功用。政府设立了征兵处，征召数量有限的哥萨克（先是500名，后在战争最吃紧的时候招募了6000人），给他们发军饷。

波兰国王手下的哥萨克分成10个团，由选出来的上校指挥；整个军队会选一名盖特曼、一名埃萨乌（essaoul，协助盖特曼）、一名主事（或曰秘书长）和一名法官。

除了登记入伍的哥萨克之外，还有城寨里的自由哥萨克，他们只效力于自己的盖特曼，而且只局限于战时。

随着农奴制的加强，哥萨克的自由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波兰边境地区的农民。冲突加剧，暴动此起彼伏，遭到了华沙的残酷镇压。由于宗教冲突愈演愈烈，民族和社会冲突也就变得极为尖锐。1569年，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联合发出了向东正教会发起进攻的信号：教堂被捣毁，教会等级制被肃清，信徒遭到迫害。哥萨克便开始起来捍卫信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热情有多么高涨。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扎波罗热地区一座教堂都没有，教士不得在那儿传教。此外，哥萨克在劫掠的时候，对东正教和天主教的膜拜场所抢得同样起劲。因此，哥萨克之所以挥舞东正教的大纛，是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斗争变得更神圣。1620年，动乱时代支持波兰人打莫斯科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首领彼得·萨嘎达什尼终于说服正在基辅的耶路撒冷牧首为基辅都主教祝圣，给主教授神品。

神智清醒的波兰人都很清楚乌克兰农民的艰难处境。他们中间流传着一首拉丁语的四行诗，很好地解释了暴动的起因：“荣耀的波兰王国是贵族的天国，犹太人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农民和哥萨克的不满就变成了武装暴动。事实上，并不是只有职业军人哥萨克才会有武器。经常成为鞑靼人入侵牺牲品的农民也有。相继爆发的暴动并不是反对国王的权力，相反倒像是在向国王请愿：请求他恢复被领主、犹太人、天主教与合并教派高级教士弃之如敝屣的正义。

1632年，哥萨克代表团于西吉斯蒙德三世死后来到华沙，要求得到选举新国王的权利，代表团声称哥萨克也是波立联邦和什拉赫塔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头发和指甲也是有机组成部分，但长得太快，也会剪掉。

1638年，一起新的暴动被镇压了下去，似乎哥萨克也走到了尽头。有军籍的人也缩减到了1200人，哥萨克选择盖特曼及军官的权利也遭到剥夺，华沙派了政府的一名委员没收了哥萨克的土地。接下来的十年就是波兰对乌克兰快速密集的殖民时期。

哥萨克百人长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个人所遭受的侮辱——他的邻居是个波兰贵族，霸占了他的田产，还与他的老婆偷情，把他十岁的儿子鞭打致死——就成了星星之火，点燃了火药桶。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逃往城寨，鼓动扎波罗热人起来造反，呼吁他们为哥萨克的权利而战斗。他的指挥才能和外交才能，还有他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喊出的流传度颇广的口号，再加上波兰政府的羸弱，确保哥萨克赢得了一场胜利，一开始就连他们自己都对这场胜利感到惊讶。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为准备起事，不仅向乌克兰全境送信，激发民众为信仰而战、打败领主，还亲自去克里米亚，请求可汗的帮助。4000名鞑靼骑兵就这样来到了乌克兰，目的是支持哥萨克，再大肆劫掠一番。

鞑靼—哥萨克军好几次大败波兰人（在若夫季沃季、黄水城以及科尔孙）；他们俘虏波兰的指挥官，夺取了波兰军队的武器。整个东南罗斯就这样落到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手中。叛军力量大增的神话有一个目的：数以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反抗地主，从而增强了哥萨克军队的实力。

1648年，就在波兰军队在黄水城惨败之后没多久，瓦迪斯瓦夫国王就驾崩了，迫使华沙将注意力从乌克兰的冲突那儿转了开去。哥萨克和鞑靼人趁此机会，在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领下围攻利沃夫，一直打到了扎莫希奇城门下，径直洞穿了波兰的领土。通往华沙的道路此后便向扎波罗热盖特曼敞开了。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并不想和波兰打仗。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在这位盖特曼的三卷本传记中，指责赫梅利尼茨基不想乘胜追击，直插波立联邦的心脏：“他本可以迫使领主接受最为苛刻的条件……迫使波兰发生剧变，消灭贵族阶层，为国家和社会的新秩序奠定基础。”这位历史学家由此得出结论：“他并不是天生这块料，也没做好取得如此辉煌功勋的准备。”科斯托马罗夫是这么解释的：“世纪之子赫梅利尼茨基将波兰社会的概念和习俗拿为己用，关键时刻，这些概念和习俗就通过他体现了出来。”

科斯托马罗夫有理由认为赫梅利尼茨基是“世纪之子”，也有理由强调这位盖特曼所具有的强烈的波兰特质。博格丹年轻时和波兰人并肩抵抗土耳其人，他的父亲甚至倒在了战场上。他发动暴动反抗波兰人是因为个人所受的苦难导致的，并不是因为敌视波立联邦所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不再继续围攻扎莫希奇，而是返回基辅，在那儿打了一场胜仗。民众认为他就是救世主，是拯救人民使之不再受奴役的新摩西。耶路撒冷牧首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经停基辅，庆祝盖特曼取得胜利，赦免了他的罪孽，并向他赐福，希望他向“拉丁人”发起新的战争。

波兰军队战败，就说明他们要开始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了。这场大屠杀就是犹太民族史上所谓的“大灾难”，超过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欧洲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屠杀。受害者的确切人数始终都未确定。死者数以万计，近七百座村子和乡镇被摧毁。当时的人对哥萨克和农民报复犹太人，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的残暴行径记忆犹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修士大司祭约阿希姆·加里亚托夫斯基（写过有关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冗长著作）在名为《真实弥撒亚》的书（写于乌克兰，献给阿列克谢沙皇）中大声呼吁：“我们这些基督徒应当将你们犹太人的膜拜场所焚为灰烬，因为你们亵渎上帝；我们应当把你们从犹太会堂里拉出来，把它们改建成教堂；我们应当把你们从我们的城市和国家赶走，因为你们是基督和基督徒的敌人；对你们挥以利剑，把你们在河中淹死，用各种方式让你们死亡。”

这不由让人觉得哥萨克和农民“用各种方式”给犹太人割喉，淹死他们，杀死他们，都是因为读了约阿希姆·加里亚托夫斯基的书。不管怎么说，他的书很好地反映了乌克兰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情感。

据某些文献所说，赫梅利尼茨基的大军至少有15万哥萨克和农民（后者也将自己看作哥萨克），他们受到了伊斯兰—格来汗率领的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援，1649年夏，这支大军开始攻打波兰人。兹博罗夫战役刚开始，哥萨克进展顺利，冲向波兰人的阵地，新当选的扬·卡齐米日（他是瓦迪斯瓦夫的弟弟）也在其中。但他们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克里米亚汗收到了国王的礼物和承诺，放弃了战斗。

兹博罗夫条约签订。十年前，这样的条款还显得很不错。1649年，这样的条款就不够了。波立联邦承诺接受由盖特曼遴选的4万名哥萨克服役（也就是说列入军籍）。波兰军队不再拥有在哥萨克领土上逗留的权利。犹太人不得住在那儿。城市继续遵从《马格德堡法律》：由小资产阶级自治，他们拥有自己的法院，将手工匠人按行业划分，每种行业均配备纹章和印章。此外，基辅都主教也成了元老院元老。成为终身盖特曼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同意让跟随他的农民继续保持原先的地位，但后者的希望是成为哥萨克自由农耕者。波兰地主返回了乌克兰。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对享有这么多的自治权很满意，还没决定是否要和波立联邦彻底一刀两断。不过，他同时也设法想要获得莫斯科——他提议让自己成为沙皇的臣民——和苏丹的支持，说愿意成为他们的附庸。盖特曼同样还和西方国家保持通信。赫梅利尼茨基在战胜波兰人的时候，收到了克伦威尔的一封信，克伦威尔呼吁盖特曼消灭波兰贵族、罗曼教士、偶像崇拜和犹太人。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虽然护国公的理念在信中表达得很明显。

波兰议事会拒绝废除联邦——这是哥萨克的一个主要要求——也不同意让都主教进入元老院。于是，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1650年5月，赫梅利尼茨基的鞑靼—哥萨克军队在柏斯台奇可再次遭遇波兰军队。战斗正酣之际，鞑靼人逃走了，而且还带走了盖特曼。没了首领，哥萨克的军队大败。1651年9月，在白采尔科维签订了新的协定，入军籍的哥萨克人数降到了2万人。盖特曼听命于波兰“大盖特曼”（波立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哥萨克的领土被限定在基辅省区，切尔尼戈夫和布拉茨拉夫被再次夺回，犹太人又拥有了在乌克兰出租私人领地和王室领地的权利。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从暴动之初就在请求莫斯科的援助，但后者从来不急着答应其请求，这有几个原因。他们对哥萨克（如他们所言是切尔卡斯人）并无特别的好感：他们对扎鲁茨基、利索夫斯基记忆犹新，对伪王手下的那些哥萨克部队也还记得很清楚。从1648年的莫斯科骚乱也能看出，自由逃民能干出什么事来。此外，他们认为请求莫斯科庇护的盖特曼的态度也模棱两可，他不仅和土耳其在私下里谈判（阿列克谢得到了通知），而且也没和波立联邦彻底断绝关系。况且，加入赫梅利尼茨基这一方就意味着得和波兰开战，这是阿列克谢沙皇最不愿做的事，因为他还没做好这方面的准备。1649年，沙皇总算答应了赫梅利尼茨基的请求，同意“庇护”哥萨克，但条件是波兰也得同意。尼康积极支持乌克兰并入罗斯，于是就设法说服阿列克谢，说有必要扩大东正教世界，将之置于莫斯科的权威之下。

莫斯科的外交显得缓慢、谨慎，就等时机成熟。重要的是不要将赫梅利尼茨基拒之门外，同时又要和波兰保持正常关系。1650年7月，使节向华沙带去了莫斯科的抱怨。首先，在某些官方文件里，波兰人歪曲了沙皇的称号；其次，波兰出版了一些“不体面的书”，书中对沙皇和莫斯科国的人民缺乏尊重。使节要求将这些有问题的书付之一炬，印刷厂厂主、印刷工和藏有这些印刷物的地主均应受到惩罚。波兰人烧了一些书，驳斥了其他请求，但没想到的是，沙皇竟然威胁要以这些无足轻重的借口来和波兰开战。三年后，新的使节来到华沙，提出了同样的投诉。但这些投诉同样遭到了无视。不过这次，波兰人多了选择：只要肃清教会合并，不再迫害波立联邦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沙皇就会宽恕对其名誉造成的伤害。

波兰人对这些新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但莫斯科已经做出了决定。1653年10月1日，阿列克谢召开全俄缙绅会议，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让盖特曼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和全部的扎波罗热军队听命于沙皇？与会者都已得知土耳其苏丹正在鼓励哥萨克听他们的话。缙绅会议便做出决定，由于国王扬—卡齐米日迫害东正教，盖特曼和所有的扎波罗热军队不用向波兰君主宣誓；他们自由之后，就能听命于沙皇了。

1653年12月31日，莫斯科国的使节来到佩列亚斯拉夫尔，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参谋部就设在那儿。1月8日，扎波罗热军队人民大会(Rada)已得知盖特曼受邀听命于“东方东正教基督徒沙皇”，于是决定以“小罗斯”之名归附莫斯科。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表达感谢的时候，说自己是“最卑微的仆人”“忠诚的仆人和臣民”，并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起了一个新的称号：“全罗斯、大罗斯和小罗斯的沙皇和大君，专制君主”。

全俄缙绅会议就这样决定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及扎波罗热全军听命于“沙皇的统治”，并和他们在佩列亚斯拉夫尔签了协定。哥萨克的人数确定是6万人，他们拥有所有的权利和特权。沙皇给他们拨付了180万埃非莫克。什拉赫塔同样享有所有的权利，只要他们向沙皇宣誓效忠。《马格德堡法律》虽然在罗斯的城市闻所未闻，但小罗斯的城市还是遵守的。而盖特曼的权利在外交领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若无沙皇批准，他不得和波兰国王及克里米亚汗保持联系。小罗斯（基辅）的城市有义务接受莫斯科的省长，后者并不会介入扎波罗热军队的内部事务。相比白采尔科维条约，哥萨克的领土得到了扩大，但还是在兹博罗夫条约确定的疆界之内。

宣誓效忠、承诺遵守协定之后，人民大会代表团成员要求莫斯科使节以沙皇之名向他们宣誓。但这样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要求国王向臣民宣誓的波兰模式遭到了摒弃，因为莫斯科认为“波兰国王背信弃义，并非专制君主，并不会遵守誓言”，而莫斯科沙皇是绝对君主，说话算数。

小罗斯的神职人员极其保守，一直拒绝向沙皇宣誓。1654年7月，他们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提出了好些要求：继续让小罗斯的东正教会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就是不受莫斯科牧首的裁判），不得任命莫斯科人担任小罗斯高层宗教人士，不得向莫斯科移交已受宗教法庭判决的人。只有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小罗斯的神职人员才会向沙皇宣誓。

1648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及其扎波罗热军队和波兰人发生了战争；但胜利之后，他们就梦想乌克兰可以独立。他们觉得莫斯科是个庇护者、保护者。但在莫斯科国都城，他们只把小罗斯当作沙皇的属民，暂时同意给予他们某些自治权，急着向他们派遣省长和大批官员。乌克兰历史学家格鲁舍夫斯基从这些事件当中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当选的盖特曼在达官显贵和军队人民大会的辅佐下，统治整个国家。赫梅利尼茨基和达官显贵在接受莫斯科沙皇庇护之后，想要保留这个政权。莫斯科加以拒绝，因为莫斯科国并非自由国家。”

哥萨克、神职人员和市民为了自己的权利和特权讨价还价。只是，农民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无论是赫梅利尼茨基军事上的胜利，还是佩列亚斯拉夫尔人民大会的决议，都没有触及他们：农奴制仍然维持着，农民继续为现在听命于沙皇的以前的波兰领主，或新的哥萨克地主，以及向他们课税的莫斯科沙皇干活。

那个时代的文献指出，在接受“沙皇统治”之后不久，赫梅利尼茨基便觉得不堪重负，开始抱怨，一再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再怎么懊恼，也已为时晚矣：莫斯科已和波兰开战，目的是保护自己新获得的财富。借口一直都没变：沙皇称号遭到滥用，存在反莫斯科的书籍。波兰由于和哥萨克的冲突而遭到削弱，所以连打败仗。1654年2月，罗斯军队开赴战场，9月，斯摩棱斯克投降。波兰守军面对征服者放下了武器，而1634年，谢因督军的军队曾在此向波兰人投降。

1654年夏，莫斯科国暴发瘟疫。由于沙皇在前线打仗，尼康便着手负责处理国内事务，并成功说服皇后和宫廷离开都城，之后他自己也跑了。瘟疫很可怕，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死亡率达85%至97%。尽管如此，莫斯科军队还是在打胜仗，可见国家之强大。1655年，罗斯军队占领了白罗斯和立陶宛的几座主要城市：维尔纽斯、科夫诺、格罗德诺。阿列克谢因此就成了“全罗斯、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沙皇与大君”。1656年3月，摩尔达维亚督军艾蒂安恳求沙皇同意让他们归附于莫斯科国。6月，莫斯科沙皇同意了这个请求；他对东正教摩尔达维亚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后者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附庸为止。

已在和波兰打仗的莫斯科又向土耳其发起了挑战。与此同时，它又和瑞典爆发了冲突。克里斯蒂娜女王放弃王位，让位于自己的堂兄查理—古斯塔夫，后者加冕后，称为查理十世。受到莫斯科的攻击后，波兰似乎变成了瑞典人极易得手的猎物。现在正好是可以解决宿怨的大好时机。1655年7月，瑞典军队拥向波立联邦。9月，进攻者几乎夺下了整个国家，包括华沙和克拉科夫。在波兰历史中，这场和瑞典的战事被称为“大洪水”。

波兰的这两个劲敌相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发生在立陶宛，瑞典军队来到那儿时，莫斯科的部队已经在那儿了。立陶宛“大盖特曼”拉齐维乌由于抵挡不住，便选择投靠瑞典，与之签订协议，这样一来，立陶宛就成了瑞典的臣属。

“小罗斯”之结收得越来越紧。瑞典和莫斯科之间开始爆发战争。瑞典人按老习惯向普斯科夫方向进军。他们没有来到城门前，而是将伯朝拉修道院洗劫一空。特兰西瓦尼亚王公拉科齐和瑞典联手，也加入了混战。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本想和莫斯科拗断，此时便和拉科齐开始谈判。查理十世、拉科齐与赫梅利尼茨基制订了一个划分波兰的计划：瑞典国王希望统治该国中部地区、波美拉尼亚和但泽，还有立窝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王公想要小罗斯、马索维亚和立陶宛，以及国王的称号。拉齐维乌和哥萨克则同样获得了一些残羹碎屑。

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抓时机的能力很强。他拥有勃兰登堡—普鲁士小公国，是波兰的附庸，却成功获得了独立，受到瑞典宗主国的庇护，后来又摆脱了庇护，毛遂自荐成了瑞典—莫斯科冲突的斡旋者。莫斯科拒绝了他的斡旋，但历史上第一次，普鲁士出现在了外交领域。

1656年10月，莫斯科和华沙在维尔纽斯签订了和平条约。条款令人意想不到：按照承诺，扬·卡齐米日驾崩之后，阿列克谢沙皇将当选为波兰国王，罗斯人交还所有占领的领土。沙皇的谋臣对莫斯科外交政策如何定位产生了纷争，而维尔纽斯条约就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点。小罗斯被迫在南方和西方之间选择一个归附的对象。17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阿列克谢最心腹的谋臣阿塔纳斯·奥尔金—纳硕金也是杰出的外交官和国务人员，他将在1667至1671年间担任罗斯首席枢密官，参与彼得大帝的多次改革，他就反对“小罗斯”方针。他一再重复，说并不值得为小罗斯做这么大牺牲，莫斯科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标应该是征服波罗的海沿岸，连通大海。照奥尔金—纳硕金的估算，莫斯科的头号敌人就成了瑞典，而非波兰。乌克兰人则将莫斯科的这位枢密官看作他们的心腹大患。尼康同样支持与波兰和解，他其实是想让基督徒联合起来反对异教徒。

莫斯科和波兰签订了条约，但没告诉赫梅利尼茨基。他派往维尔纽斯的代表没被允许坐上谈判桌。签约方认为赫梅利尼茨基和哥萨克都是些头脑简单的臣民，各国使节在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候，没必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赫梅利尼茨基做出反击，与瑞典和拉科齐签订攻打波兰的秘密协定。1657年夏，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死亡，这些计划便戛然而止。但对莫斯科而言，对小罗斯的担心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赫梅利尼茨基的继承者，也就是他的儿子尤里，年仅十六岁，在赫梅利尼茨基还活着的时候就已当选。父亲死后，由于任务太繁重，他便撒手不管，哥萨克就选择了盖特曼的军中同袍来履行主事的职责，此人就是伊万·维霍夫斯基。普什卡尔上校鼓动哥萨克起来反对他，依靠的是“穷人”，也就是“没地方吃住的”农民，这些人就等着能依靠参加战争的经历得到补偿，梦想着能成为哥萨克，也就是说获得军籍。莫斯科支持维霍夫斯基，后者镇压了叛军。但随着派往小罗斯的省长的权力越来越大，哥萨克上校和莫斯科当局之间的关系也就愈发紧张。因此，维霍夫斯基在写给沙皇的一封信中将哥萨克称作“自由的”臣民的时候，遭到了警告：他得到命令，讲到哥萨克的时候，要说“永远忠于（沙皇的）臣民”。

盖特曼开始和波兰谈判。从那时起，伊万·维霍夫斯基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位置便一锤定音固定了下来：他就是一个叛徒。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说得直言不讳：“……维霍夫斯基站在波兰人那一方，和波兰达成政治联盟，也就是哈佳奇联盟，将乌克兰交给了波立联邦。”对于这样的指责是这么解释的：维霍夫斯基属于波兰什拉赫塔。这个事实确实没错，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本人也是。盖特曼的计划就是支持扎波罗热军队。1658年9月6日，在哈佳奇召开的人民大会（1654年1月8日也在佩列亚斯拉夫尔召开过）批准了和波兰签订的协定。

协定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波兰承认乌克兰的自治，并称之为罗斯大公国。这也就意味着波立联邦得到了扩大，为波兰和立陶宛联邦纳入了第三个成员：乌克兰。乌克兰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一点都不喜欢波兰，但他也承认：“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么做有两个积极的层面。”从哈佳奇和平协定所确立的条件看，维霍夫斯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事实上，条约规定：东正教和天主教在波立联邦的领土上完全平等；为基辅都主教和五名主教在元老院设立席位；招募6万名哥萨克；选举东正教徒进元老院，不能只有天主教徒。条约承认盖特曼的权威，盖特曼有权铸造货币。罗斯大公国摆脱了向华沙缴税的义务。条约还规定：波兰和莫斯科发生战争时，小罗斯保持中立（有这么一个特殊条款：如果是莫斯科入侵，波兰人承诺要援助小罗斯）；获准在基辅开设一座学院，该学院拥有和克拉科夫大学相同的权利；可以自由创建学院、学术机构和印刷厂，还可出版书籍（唯一的限制就是不得冒犯国王）。

议事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批准了该条约。对一些历史学家而言，波兰根本就没想尊重这些条件。不管怎么说，条约显示哥萨克部分高级军官不愿归附莫斯科，而莫斯科对哈佳奇人民大会的决议也做出了回应，就是派遣督军特鲁别茨科伊率领军队攻打维霍夫斯基。在科诺托普战役（1659年6月）中，哥萨克由于请来了鞑靼人援助，把莫斯科骑兵打得落花流水，莫斯科方面至少损失了5000人。

莫斯科急于结束已和瑞典打了三年的战争。1661年，在经过长期谈判之后，两国签订了加尔迪斯和平条约，莫斯科损失了被其占领的立窝尼亚全部土地。第二场战争是和波兰打。这次，莫斯科军队也是连打连输，但这并不能阻碍沙皇强化在小罗斯的权力。莫斯科巧妙地利用了哥萨克高级军官和平民阶层之间的不和，内战将哥萨克撕得四分五裂。人民大会推翻维霍夫斯基，选择了盖特曼尤里·赫梅利尼茨基，提出臣服于莫斯科的条件，补足了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之前的条款，其中几项条款借用自哈佳奇和平条约。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督军特鲁别茨科伊的否定。1659年9月，在佩列亚斯拉夫尔召开了人民大会，莫斯科军队也在场。特鲁别茨科伊迫使哥萨克接受新的条件，加在第一版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上。这些条款极大地限制了盖特曼的权力，增加了莫斯科向其派遣督军的城市数量。

小罗斯这时候便经历了他们自己的“动乱时代”：盖特曼们如走马灯一般改变，有时会有两人同时领导哥萨克军队。第聂伯河两岸分离得越来越明显，河的右岸和左岸、西岸和东岸分成了两个乌克兰。盖特曼数量增加，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盖特曼，有时甚至会有两名。

由于缺乏盟友，他们便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想要找到一个庇护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乌克兰和邻国结盟结了遍。赫梅利尼茨基选择了莫斯科，维霍夫斯基选择了波兰，彼得·多罗申科(1668)选择了土耳其苏丹（盖特曼让人民大会在莫斯科佬、波兰人和土耳其人之间进行选择，人民大会倾向于后两者）；最后，马泽帕于1708年选择了瑞典人。其实，小罗斯的盖特曼的目标就是要保存自己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一会儿求助于罗斯人和鞑靼人，一会儿又求助于波兰人和土耳其人。

莫斯科国并不急于回应赫梅利尼茨基的呼吁，而是不急不躁，一旦要将小罗斯并入，就得将占领的领土留在自己身边。和波兰的第二次战争期间连遭失利，阿列克谢沙皇便想要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法。阿塔纳斯·奥尔金—纳硕金也在一刻不停地赞扬和平——甚至和波兰结盟——的好处。波兰国王则同意和莫斯科进行和谈：乌克兰右岸的盖特曼多罗申科决定成为土耳其的臣民，想要将土耳其拉进来，让它入侵波兰。但扬·卡齐米日已被波兰最具影响力的上层贵族耶日·卢博米尔斯基的暴动弄得心力交瘁。照波兰历史学家的看法，卢博米尔斯基和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一样，都要为失去乌克兰负责。

从安德鲁索沃条约(1667)的条款来看，波兰保留了立陶宛，而莫斯科则收复了斯摩棱斯克、西维利亚和乌克兰左岸。指导和谈的奥尔金—纳硕金还获得了基辅，只不过是右岸的基辅。这位罗斯外交官成功说服波兰人将这座城市让给莫斯科两年时间。“俄罗斯城市之母”后来就再也没有还给过波兰。当时的人对奥尔金—纳硕金的胜利给出了正面评价：“所有基督徒期待已久的十三年和平在整个欧洲回响，让纳硕金成为一代接一代人心中的丰碑。”

和谈期间，奥尔金—纳硕金不仅要对抗波兰人的观点，还要对抗阿列克谢的不满，因为阿列克谢认为他太好说话。奥尔金—纳硕金试图说服沙皇和波兰签订和约，不要提太苛刻的要求：“我们的目标是波洛茨克和维捷布斯克，但如果波兰人坚决不同意，我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这些城市呢？”这些城市仍然属于波兰。不过，奥尔金—纳硕金在给沙皇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放弃小罗斯的可能性，不仅是放弃右岸，理由是要和波兰结成牢靠的联盟。阿列克谢以残存之力否决了这个可能性：“连狗都不值得去啃这么一块东正教的面包［换言之：波兰人就不应该占据小罗斯西岸］：这种事只有我们罪孽深重的时候才会发生，而我们的意愿并非如此。”

这位罗斯外交官并不是因为对波兰人心怀柔情，才寻求和波兰结盟的；相反，他认为波兰人“动摇不定，没什么心胸，而且反复无常”。在他看来，和波兰结盟乃是实现他宏大计划的第一步。一旦莫斯科和华沙签订和平条约，东正教基督徒就能生活在苏丹的统治之下（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这样就归附到了东正教沙皇的麾下；之后，从亚得里亚海到“德意志人的大海”和“北部海洋”的斯拉夫人就都会纷纷过来。一旦莫斯科沙皇坐上波兰王座，和波兰联合的王朝就成了未来大国的基石。

17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这个计划似乎变得越来越异想天开：从“动乱时代”以来也就过了五十年，那时候，莫斯科差点就被从地图上给抹去了。不过，接下来不用一个世纪，阿塔纳斯·奥尔金—纳硕金的这个乌托邦计划就要开始成为现实。

莫斯科不得不（“因罪孽深重之故”，就像阿列克谢沙皇所说的那样）满足于拿下左岸，也就是小罗斯的东岸。他们在那儿强化自己的存在，不断地限制哥萨克的权利。1669年3月，在格卢霍夫召开人民大会，罗莫达诺夫斯基亲王与会，他是负责边疆地区事务的督军，会上选举了新的盖特曼伊万·姆诺霍里什尼，格卢霍夫的条款都得到了采纳，确立了莫斯科和小罗斯之间的关系。扎波罗热军队减少至3万哥萨克，盖特曼失去了直接面见沙皇的权利，主要城市都配有督军。从姆诺霍里什尼盖特曼的命运可以很好地看出这样的新关系。正如其同时代的人所写，这位盖特曼是个大舌头，尤其是喝醉酒的时候，有一天他讲起沙皇的时候话语间颇为不敬，于是他就被判了叛国罪，判定死刑，后获赦免，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从佩里亚斯拉夫人民大会那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八年。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批评了沙皇阿列克谢的对外政策，认为主要的失误是“小罗斯问题”。对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而言，这个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使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变得复杂化了”，“使之变得更难以处理，陷入了小罗斯错综复杂的纷争之中，精力都分散在了和波兰的战斗中……”波兰现代史专家诺曼·戴维斯对阿列克谢的政策持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事实上，乌克兰成了莫斯科的附庸。莫斯科公国心心念念想要成为‘俄罗斯帝国’很快就有了一个现实的基础。”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指责听上去有点奇怪：征服使政治“复杂化”，新的邻国出现，就必须消化吞并来的领土。这位历史学家不满的原因现在清楚了，他写道，在安德鲁索沃条约中，莫斯科由于“小罗斯错综复杂的纷争”而放弃了“立陶宛和白罗斯，以及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却仍然留在了“乌克兰左岸，以及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之所以指责，就是因为小罗斯对莫斯科的归附没他希望的那样又快又好。

只消对地图粗粗看上一眼就能打消那些疑虑：波立联邦遭到了相当严重的打击。波立联邦在“动乱时期”攻占的莫斯科的土地，1619年的时候得到了沙皇的承认，而1634年在波利亚诺沃最终签订的和平条约也确认了这一点，现在却全都交还给了莫斯科；此外，它还让出了新的领土。波兰衰弱和莫斯科变强，结果便不可避免地和瑞典遭遇上了。因此之故，安德鲁索沃和约之后，便出现了波兰—莫斯科联合起来对付北方敌人的可能性。小罗斯右岸，即西岸的这条通道在“土耳其苏丹的掌控之下”（主要因为波兰太弱所致），也成了和土耳其开战的信号，这场战争将会占据阿列克谢人生最后四年以及他儿子费奥多尔的整个在位时期。这场极其严重的冲突影响了小罗斯和克里米亚的领土，其次生影响就是将莫斯科国纳入到了欧洲强国这个合唱团之中。事实上，后者一直都在寻求盟友，想要对付奥斯曼帝国，因为奥斯曼帝国占据着巴尔干半岛，总是梦想着深入西方。

小罗斯归附莫斯科国产生了一些直接的后果，尤其是那些此时最遥不可及的后果后来渐渐地对莫斯科的命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说过，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波兰的衰弱，因此莫斯科得到了增强。接下来的后果，我们再次用科斯托马罗夫的说法，就是“基辅的学术世界”迁移到了莫斯科。

17世纪初，雅克·马格雷上尉观察道：“正因为罗斯人无知，他们才如此虔诚；罗斯人憎恨学识，尤其是拉丁语；他们不在乎上什么学校和大学；只有教士才会教年轻人读写，但这样的人又很少。”莫斯科国并没有觉得民众的无知有什么问题；如有需要，可以聘请外国人来做技术工作。当教会需要着手修订圣书的时候，教育问题就被提了出来。首先得有修订人员吧。后来出现了分裂运动，就需要有传道者来证明官方教会观点的正确性。学识成了反对旧信徒的武器，我们知道，旧信徒的大思想家主教士阿瓦库姆就说过“修辞家和哲学家都不可能是基督徒”，还因自己的无知而倍感自豪。教会宣布必须实行强制学习，当然不是针对民众，而是针对神职人员。1666年至1667年的大公会议决定：“现命令全体教士向儿童教授读写。”

但这样还不够，因为教士自己就不怎么会读写。对学校的需求开始出现了。这样就不得不求助于乌克兰的东正教徒，这些人受过教育，而且语言相近。和国家共进退的莫斯科东正教会仍然虔诚而平静，坚信“第三罗马”的教会无须掌握其他知识，只要掌握使徒教授的知识即可。乌克兰东正教并不享受国家的庇护，从西吉斯蒙德三世起，国家就对其发动了一场性命攸关的战争；而且，它还受到天主教会的迫害，不得不对合并教会进行抵抗，因为后者从它那儿将信徒吸引了过去。教育就是对抗东正教的可怕武器。耶稣会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出现在了维尔纽斯、波洛茨克、加利西亚的雅罗斯瓦夫、利沃夫、卢茨克、普热梅希尔，1620年又出现在基辅，1624年则出现在了奥斯特洛，等等。教育使波立联邦出现了许多可能性。接受耶稣会的教育就得抛弃东正教。乌克兰出身的贵族都直接转向天主教，市民们也再次加入了合并教会。

我们知道，1633年，摩尔达维亚大家族的继承人彼得·莫吉拉被任命为基辅都主教。在他的努力下，先是创建了学校，后又创建了基辅学院，向东正教徒提供教学。关于基辅都主教的生平，尼·科斯托马罗夫是这么写的：“莫吉拉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罗斯人，通过自己的教育程度和灵性能力，同国家层面上与之命运休戚相关的波兰人平起平坐，从而牢牢守卫罗斯的信仰和语言。”

基辅学院及其学生成了一处源泉，莫斯科再从中汲取“专家”，这些“专家”可以帮助莫斯科提升其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准，打击分裂运动。

1640年，彼得·莫吉拉向沙皇写信，设法劝他在莫斯科建一座修道院，基辅的修士就能在那儿教授希腊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读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阿列克谢最亲近的波雅尔，也是沙皇长子的老师费奥多尔·利季舍夫助他实现了这个计划。在他召至莫斯科的诸多基辅学者中，有一个基辅学院的学生，后来让他在那里教书，此人就是叶皮法尼·斯拉维涅茨基。他后来成为圣书的主要校订者、教父著作的翻译者，还自行重译了《圣经》。他在死前完成了《新约》和《摩西五经》的翻译。

基辅学院的另一名学生西梅翁·波洛茨基被沙皇召至莫斯科，将在文化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分裂运动鏖战正酣时出现的一些持有官方论点的神学文章据说都是他写的；但他也写了注重韵律的喜剧作品，演给沙皇看。虽然西梅翁·波洛茨基喜剧中的人物均取自《圣经》，但这仍然算是俄罗斯世俗文学的开端。

向莫斯科迁移“基辅知识界”是一个艰难的进程。刚开始的时候，知识的来源显得颇为可疑，受到了“拉丁化”的污染，拉丁语也被认为“充满邪恶”。科学似乎令人无法忍受。当开始艰难扫盲的时候，就有人声称存在一种可以区分文论、句子等各个部分的语法。斯拉夫语最初的语法可归功于1629年的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后者曾在基辅学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校长。尽管斯莫特里茨基的宗教信念不太牢固，后来放弃了东正教，改信合并教派，但俄罗斯一代又一代人都将使用这样的语法。

小罗斯的影响处处可见：神学领域自然不可少，那是科学中的科学，但也存在于文学领域，以及教育和道德领域。西梅翁·波洛茨基的《教理书》不仅为信仰、十诫奠定了基础，也可以为教士在告解时所提的问题提供例证，并助其找到答案。《教理书》也对酒徒下了定义：“酩酊大醉之人于次日不会记得自己之前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怎么回的家，怎么睡的觉；而没有酩酊大醉的人，尽管身形摇晃，却什么都记得。”教士便基于这个定义，确定告解者罪的等级。

小罗斯还将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即“乌克兰巴洛克”风格传入了莫斯科。这种风格源于西方，经由波兰和小罗斯传入。莫斯科及该地区无数教堂均不按传统风格建造。建筑上的创新可以让人了解外国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因为莫斯科政府通常都会极其严格地监控现行规则的方方面面；当时的典范是建于伊凡三世时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规定“建造时不得凭空想象”。

在莫斯科，“基辅知识界”受到了激烈的抵制。不过，不是“进步主义者”和“反动派”之间的对峙。阿瓦库姆逐字逐句引用了小罗斯传道者扬·维申斯基的说法：“睿智的拉丁人，用你的信仰和你的智慧，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用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符合使徒教义的愚蠢，走我们自己的路。”历史学家、宣道者约阿希姆·加里亚托夫斯基写过几本反犹太人、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著作，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在描述他的时候是这么下结论的：“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无知，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灌输了那些流行的信仰，学校没能将之根除掉（学校也确实没在这方面努力过），再加上极易轻信印刷出来的文字，对凡是属于东正教会的东西充满奴性，加之生性极端残忍，说凡是他觉得不对的，都要火烧、水淹、割喉，但他也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天分，就是能让自己的表述和谐圆满，语言明晰，讲话通俗易懂，而且这种鲜活性始终都表明他还是有些天分的……比起其他任何人，加里亚托夫斯基都可以说是他那个世纪南俄文学的代表。”

小罗斯人的出现激起了莫斯科的批评，因为他们为之骄傲的那种科学让当地的神职人员倍感羞辱；而且，不尊重传统也会削弱根基，偏爱拉丁语而非希腊语的倾向性似乎也玷污了宗教。不过，激烈的争论迫使莫斯科教会也开始产生了新的想法，想要对迄今为止所谓的不可触碰的真理进行讨论。1691年，彼得大帝在位之初，莫斯科大公会议宣布西梅翁·波洛茨基、他的弟子西尔韦斯特·梅德韦杰夫（因参与政治阴谋而被处死）、加里亚托夫斯基、彼得·莫吉拉，以及其他“基辅知识界”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反东正教。不过，十年后，在彼得大帝的提议下，小罗斯人又在创建于1686年的莫斯科教会学院中担任教师。这所学院讲授“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以基辅的方式来教学，大部分学员均来自小罗斯。最终，神职人员中最重要的职位都被小罗斯人把持。

照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的说法，莫斯科学院是“东正教会自身所需要的一座堡垒，他们认为自己终究会和宣扬另一种信仰的西方发生冲突；学院不仅仅是一所教学机构，也是一座可怕的宗教裁判所”。但尽管存在种种管制，教会学院的创建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使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教育水准得到提升。再说一遍，这是小罗斯东岸并入莫斯科国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列夫·古米廖夫认为莫斯科和乌克兰东正教传统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分裂运动，坚称小罗斯选择支持莫斯科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在俄罗斯内部，对乌克兰人没有丝毫歧视”。这话说得没错，但只针对乌克兰的某些人，并不涵盖作为莫斯科国及之后的俄罗斯帝国一部分的乌克兰人。和之前波兰的所作所为一样，莫斯科也在迁就小罗斯的领导层。如果说波兰人是想要通过宗教来收复被占领土上的精英阶层，那么罗斯人则倾向于选择向乌克兰人提供参与国家生活，进入管理层、军队、教会的可能性。

深入西南方并不是莫斯科扩张政策的唯一结果。这项政策也要求深入北方、西伯利亚。罗斯的征服者，以哥萨克阿塔曼为首的一小群“自由志愿兵”，占据了极其广袤的领土，那儿本就稀少的部落对火器可谓一无所知。土地广袤无垠，土著人抵抗微弱，物产丰饶（银、毛皮），让征服者垂涎不已。瓦西里·波亚尔科夫来到了太平洋沿岸，发现了阿穆尔河。谢苗·杰日尼奥夫绕着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界跑了一大圈，发现了亚洲和美洲之间的通道，比白令（白令海峡后来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早了八十年。叶罗菲·哈巴洛夫占领了阿穆尔河与达乌利亚山脉交界处的土地。叶尼塞河督军阿塔纳斯·帕什科夫经由外贝加尔山脉，深入了阿穆尔河流域。阿瓦库姆在其《生平》中有许多文字都是写这个折磨他的帕什科夫的，此人除了拥有帝国建设者的才能之外，还是个生性残忍、铁石心肠之辈。

俄罗斯抵达阿穆尔河之后，便第一次和中国打了照面，当时这片土地属于大清帝国。1652年，哈巴洛夫击败了阻挠其前行的中国部队。和这个闻所未闻的大国爆发的这场冲突引起了莫斯科的兴趣。1654年，使节费奥多尔·巴伊科夫被派往中国，他带了一封阿列克谢沙皇的信件，信中列举了莫斯科君主的诸多称号，还追忆了从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祖先留里克亲王开始的沙皇谱系。行前，巴伊科夫接到指示（由此可见，莫斯科对中国还是有所了解的），不准使节在面见中国皇帝时行跪拜之礼并亲吻皇帝的足部，但吻手可以。严格遵守命令的费奥多尔·巴伊科夫未得皇帝的接见。

1665年，罗斯人建了阿尔巴津堡垒，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俄将会围绕阿尔巴津堡垒爆发冲突。1683年，中国人包围了堡垒，1685年夺取堡垒，并将之摧毁。罗斯人于是又建了一座堡垒，但中国人于1686年再次发动围攻。

1675年，罗斯使节尼古拉·斯帕法里受到皇帝接见，但他拒绝行匍匐跪拜之礼，于是就和前次一样，使命无果而终。两国的外交关系日益频繁，争端也越来越多，罗斯人迫使依附于皇帝的各民族臣服于自己。

1689年，双方在涅尔琴斯克开启谈判。中方代表率领1万军队前来。随中国人一起来的还有两名耶稣会教士热尔比永和佩雷拉，充当翻译。8月，签订《涅尔琴斯克条约》，确定了两国的边界；额尔古纳河与格尔必齐河为界河。经双方议定，阿尔巴津遭到摧毁，罗斯戍军撤离。双方对俄中贸易的条件也进行了沟通。

《涅尔琴斯克条约》签署之时正是彼得大帝的姐姐索菲娅在摄政：莫斯科国当时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王朝危机。签订条约的一个后果就是罗斯人放弃了自己手中的阿穆尔河地区。但推进工作并没有结束，只是被阻止了而已。到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又夺回了17世纪末失去的全部土地。

研究波兰的现代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认为莫斯科国很有韧性，若逢失败，会推迟计划，但不会放弃；他认为这种特质体现了“俄罗斯历史上莫斯科人坚定不移的出色品质”。俄罗斯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在援引15世纪和16世纪展现莫斯科国扩张进程的外交文献时写道：“读者哪怕对干巴巴的使节报告再不感兴趣，莫斯科‘石人’沉重、谨慎的步伐还是会给他留下令人窒息的噩梦之感。”这儿要指出的是，画出这幅骇人景象的帕维尔·米留科夫在1917年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时候，也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也就是说要继续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政策，且与此同时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11 两位观察者：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和尤里·克里扎尼齐

他们并不相像。其中一个是罗斯人格里高利·卡尔帕维奇·科托什辛，出生于1630年（或略迟），1667年在斯德哥尔摩被枭首处死；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尤里·克里扎尼齐，出生于1618年，1658年在莫斯科成为天主教教士，一年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1677年被逐出莫斯科国，1683年去世。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留下了17世纪关于莫斯科国的极具价值的见证。这两人的文字是在两个世纪以后才被发现的；这些文字时人并不知晓，却成了后来者主要的资料来源。

如果说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生平并没有为优秀历史小说提供素材的话，那无疑是因为这种文体在俄罗斯文学中还鲜少有人使用；还有一种可能是，作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罗斯》一书的作者，他这个人既是叛徒，又是变节者，实在是太负面，配不上英雄这样的名号。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在外交事务衙门先后担任司书和小小的办事员，他的职业生涯颇为奇特，参与了同瑞典人的谈判，并于1661年和瑞典人签订了加尔迪斯和约。但在呈递给沙皇的讲述谈判进展的报告中，科托什辛犯了一个错误：这名办事员没写“伟大的君主”，而是只写了“伟大的”，漏写了第二个词。使节有权对下属进行严厉申斥，于是科托什辛遭到了杖责。不过，从他的公务生涯来看，这算不上什么事。科托什辛随同莫斯科代表团先后去了多尔帕特和列瓦尔，又作为信使被派往斯德哥尔摩。1663年，就在莫斯科同瑞典人就财政问题进行谈判时，格里高利·科托什辛被瑞典代表埃博斯收买，将莫斯科的企图这些绝密信息透露给了后者。这个叛徒为这份活儿得到了四十卢布的报偿（证实此事的文件在瑞典档案中）。这是很大一笔数目，当时办事员的年收入也就二十卢布铜币。埃博斯付的是银币，说不定还有可能是金币。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间谍活动很早就被打断了：莫斯科派他前往驻扎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莫斯科军队，负责那儿的办公室管理工作。不久之后，部队指挥官切尔卡西亲王被召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多尔戈鲁基亲王，他要求科托什辛诬陷其前任。科托什辛很清楚，无论是答应还是拒绝，对他来说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于是他于1664年夏逃到了波兰。他提出为国王服务，但波兰给出的条件让他不满意，于是他又去了斯德哥尔摩。1666年，他进入了该国的档案部门，瑞典人让他把对罗斯的了解全都写下来，报酬是三百里克斯达尔。《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罗斯》一书的瑞典首版前言写道，瑞典国枢密官马格努斯·德·拉加尔迪伯爵“已察觉出科托什辛颇具才智，而且政治经验丰富，于是便向其提供资源，使之得以完成工作”。科托什辛花了八个月时间写了这部著作，完全没有文献可资参考，基本全靠他自己的记忆完成。

由于房东指责他引诱自己的老婆，科托什辛便和房东发生了争吵，打死了这个妒忌心重的丈夫。1667年11月，他遭到斩首。就在死前，他皈依了路德宗。

1837年，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谢·索洛维约夫在斯德哥尔摩国家档案馆发现了科托什辛作品的译本，一年后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原本。又过了三年，到了1840年，该书出版俄文本，被呈递给皇帝尼古拉一世过目。19世纪，此书有两个新版本，分别是1859年版和1884年版。20世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罗斯》1906年又再版过一次。

作者的性格和他写的书同样让人感兴趣。大家习惯于把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叫作第一个俄罗斯移民。我们知道，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伊凡雷帝的这位朋友之所以逃亡，是封建主对君主不满做出的反应，是对君主独断专行的抗议，所以认为自己完全有权离开莫斯科大公。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外交事务衙门的小官员，父亲是个无足轻重的“军职人员”，他的逃亡是莫斯科国普通居民的反叛，是因在沙皇称号上出过一点点小错而受杖责的奴隶的反叛。几乎与此同时，罗斯外交事务负责人之子沃伊涅·奥尔金—纳硕金也逃到了波兰。他父亲受尽羞辱，眼看着就要下台，备感绝望，而属意阿塔纳斯的沙皇还在安慰他，写道：“这个年轻人想要发现世界，了解发生的事情；如同自由飞翔的鸟儿，飞累了就会回巢，你的儿子也会回巢，你会很快享受到他对你的爱。”阿列克谢沙皇这次说得没错：沃伊涅·奥尔金—纳硕金“飞到”波兰和法国之后，又回到了母国，只受到了很轻的惩戒。但像格里高利·科托什金这样的下属（正式的名字为“格里什卡·科托什辛”）却没法期望自己也能得到如此的“自由”。

莫斯科的《文学小百科全书》想要赋予科托什辛的作品以更多的“分量”，便把作者说成是“社会观察者与作家”。事实上，他既非观察者，亦非作家。阿列克谢·马尔科维奇是1895年出版的《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生平》一书的作者，照他的说法，科托什辛是“普通官员，钻研过外交使节方面的事务，能很好地辨明环境”。阿列克谢·马尔科维奇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17世纪中叶，在莫斯科国的官员群体当中，特别是在政府的中央机关内，已经形成了一类人，他们熟悉事务，讲究实用，有生活经验，八面玲珑，对其所处的时代而言算是很有文化的人。”

新一代的罗斯人出生于动乱时代之后。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是个“普通官员”，但还算不上是个大丈夫。《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罗斯》的瑞典语首版前言的作者认识科托什辛，说他具有突出的才能；他是个“特别灵巧的人”，“思想出众”。他的这名俄罗斯传记作者还强调了他的另一个品质，也许这个品质更为稀有：“科托什辛善于自欺欺人，但他不懂得撒谎。”

从19世纪起，历史学家便开始使用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作品，在书中发现了少量错误。首位俄罗斯移民的文本由于属于该类题材的首创，所以更具价值。一位研究俄罗斯外国叙事的专家指出：“17世纪下半叶之前，没有哪怕一本俄罗斯著作描绘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图景。”格里高利·科托什金之前，只有外国人在写俄罗斯：距离使他们能够洞察俄罗斯人所见不到的东西，但这个距离也限制了他们理解生活中的某些他们所不熟悉甚至陌生的层面。

科托什辛是从内部了解莫斯科国的，而且了解得很深入。他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个章节写的是中央权力机关，也就是各衙门；作者对外交事务组织、迎接使节的礼仪、军事事务、商贸、农民的状况、宫廷的职能均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不过，作者并没忘记罗斯国居民的私人生活。他描写了节日、婚姻习俗、对客人的欢迎等。科托什辛的文风就是17世纪莫斯科的官方文风，特点就是讲究效率，言简意赅，注重精确，绝对没有综合归纳之类。他语言明晰、准确，完全没有阿瓦库姆的铺陈夸张。从狂热的大司祭自传和小职员波澜不惊的叙述来看，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17世纪中叶的这个水准将成为今后文学的基石。科托什辛干巴巴的文风会因讽刺挖苦而变得生动，他揭开了阿列克谢沙皇时代莫斯科人性格的一角面纱。在简单描述莫斯科之前的历史时，他是这么写的：“伊凡雷帝不打仗的时候，就会专心折磨自己的臣民。”

我们知道，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应莫斯科的对头瑞典人的要求而写这本书的。不过，不管在什么时候，作者都没有试图取悦自己的资助者。他很少谈到莫斯科军队，瑞典人应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科托什辛要将这个国家写得精确而真实，因为他在那儿生活过，后来又逃走了。他对莫斯科之外的世界，如波兰、立窝尼亚、瑞典的了解使他得以用不偏不倚的角度来看待莫斯科的习俗。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不作归纳，以极其谨慎克制的手法表达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的观点。不过，他的描述并没有使他的结论显得不合理，他的结论是：莫斯科国管理不善，不仅在教育领域，甚至在习俗上来看，都落后于西方。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的罗斯》作者描述自己国家的状况时掺杂着震惊、恼怒和气愤，因为他知道还存在“他处”，存在另一种生活和另外的习俗。

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亲王认为，莫斯科国恶的根源就是大公的专制权力。小职员格里高利·科托什辛则认为，在于无知和缺乏教育。他讲到了波雅尔杜马的会议，“有些波雅尔，耷拉着眼皮子，从来不张嘴，因为沙皇选择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大家族，而许多人连读写都不会”。作者还哀叹“莫斯科国的女性不会读写……”科托什辛解释说，缺乏教育是因为莫斯科封闭自身，远离欧洲。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许多批评都成了彼得大帝改革时期撼动俄罗斯的转变的基础。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莫斯科国，正等着发生必要的变化，让自己继续存在下去。该书的俄语第一版迫受关注：对17世纪下半叶莫斯科国的描述成了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派的争论焦点，这两股思潮都出现在俄罗斯社会的内部。西方主义者认为，科托什辛的作品强有力地支持了彼得的改革。维·别林斯基大赞：“我们的读者将会看见一幅俄罗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相当公正的画卷……亚洲主义实在太野蛮！……对人类的尊严来说，那都是些多么令人羞辱的礼仪啊……所有这一切都是隔绝于欧洲的历史发展的后果，是鞑靼游牧部落影响的结果。”西方主义者解释说，科托什辛之所以逃亡，是因为实在待不下去，几乎得不到发展，不愿受到莫斯科的氛围和环境的窒息。斯拉夫派的极端分子则把科托什辛的亲历说得一文不值（没有文献资料可以反驳他），理由是：他是“人民公敌”。人民性官方理论的创立者、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戈金认为，科托什辛称彼得改革具有必要性的说法没错，但他激烈批评了科托什辛的亲西方的论点，并宣称：“上帝没让我们经历科托什辛所谓的进步！”

1993年，一位研究移民文学的俄罗斯专家（从那时起，讲起科托什辛总算不用骂骂咧咧了）认为科托什辛的文本具有很大的价值，只是作者的个性不太好：“在遥远的斯德哥尔摩，不讲道德的叛徒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以尖刻的语调，再加上瑞典的金钱，写出了一本有关莫斯科国的才华横溢的作品，在满是夸张传说和官方论调中间，不啻是一粒真理的火星。”对俄罗斯过去历史的争论可谓无休无止，所以这本由亲历者所写的、描述那个转折时期的求真求实的文本总是会浮出水面，写于1881年的首部格里高利·科托什辛传记的瑞典作者耶尔内博士就说他是“极具才能的人”。

格里高利·科托什辛是抗议文学的奠基者。与他同时代的尤里·克里扎尼齐则是外国人的典型，他们被罗斯弄得神魂颠倒，认为罗斯走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外国人造访罗斯，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们经常下意识地要么将科托什辛当作典型，要么将克里扎尼齐当作典型。

尤里·克里扎尼齐的命运和他的作品也可以当作素材，拿来写小说。1617年，克里扎尼齐出生于克罗地亚，在维也纳的天主教神学院完成学业。后来，他去了罗马，准备向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传教，致力于为合并教会添砖加瓦。1646年，他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国，在那儿待了四年，专注于自己的任务。1660年，他又回到莫斯科，但这次掩盖了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和议事司铎的职位，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塞尔维亚人。1661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尤里·克里扎尼齐被流放至托波尔斯克，在那个时代，托波尔斯克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罗斯中心之一。他在那儿待了十五年之久，直到阿列克谢沙皇驾崩。被逐出罗斯之后，他就去了波兰。1680年之后，他便行踪不明了。他流放时期所写的大量手稿不知怎么就来到了莫斯科，在教务会议图书馆的架子上尘封了一个半世纪。

历史学家彼·贝索诺夫发现了尤里·克里扎尼齐的作品，并于1859年在《俄罗斯座谈报》上发表了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先是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后来这位克罗地亚游历者的思想和反思很快再次被人遗忘。1965年，克里扎尼齐全部文本的首个版本在莫斯科出版。1859年的版本取了一个和科托什辛的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的题目：《17世纪中叶的罗斯国：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时期的手稿》。第二个版本的题目是《政治学》，这个题目完美地反映了作者的意图，因为作者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启发，给自己的文章起了这个名字：《关于政府的对话》。

历史学家对喜欢克里扎尼齐作品的读者是什么人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沙皇有这些作品（首先，波雅尔莫洛佐夫是这位斯拉夫人的庇护者），外交事务衙门也有；它还出现在瓦·戈利岑的图书馆内，戈利岑是索菲亚摄政时期罗斯外交事务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阿·布里克涅尔认为，克里扎尼齐是个“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没有讲道台的布道者”。帕维尔·米留科夫则认为，不管其传播和落地的程度如何，“对我们而言，克里扎尼齐的理念和观察都极具重要性，因为它们自觉地表达了许多人在思考和感受那个时代的罗斯时所产生的困惑之情”。这话说得没错，也到了其他人的认可，对那些人而言，这位克罗地亚游历者的“理念和观察”即便到20世纪末仍然是激烈的探讨对象。尤里·克里扎尼齐为斐洛泰“第三罗马”的预言提出了一个世俗化的版本，他的这个乌托邦仍然是俄罗斯弥赛亚信仰思想家的灵感源泉。

尤里·克里扎尼齐知识丰富，教育程度远高于莫斯科的水平，对西方也有很深的了解，莫斯科居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还有他的出生地克罗地亚，这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也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交战的战场，这些都有助于他洞察、理解、表达罗斯人的体验。《政治学》的作者说1658年的时候他在维也纳，住在“金牛”旅店，里面住了一个莫斯科来的使节，他是来招募外国人为沙皇服务的。尤里·克里扎尼齐说使节住的地方污秽不堪，这让他很气愤。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向使节提出要为沙皇服务。克里扎尼齐在这个插曲中写得很明白：他很清楚罗斯人和莫斯科国的种种不足之处，但他仍然相信罗斯的历史使命，罗斯是斯拉夫民众的统一者、庇护者。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讲到了这个悖论：既是克罗地亚人、又是天主教徒的克里扎尼齐寻求的是斯拉夫世界的未来中心，这个中心不会在维也纳、布拉格，甚至不会在华沙，但肯定会在东正教和鞑靼人（从欧洲的视角来看）的莫斯科。历史学家还说：“我们可以在17世纪对这个说法一笑置之，也许如今也能这么一笑置之；但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有一些时刻，很难说它们没有价值。”在克柳切夫斯基说起克里扎尼齐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之间，也存在许多“时刻”，在这期间，“斯拉夫理念”为俄罗斯这个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尤里·克里扎尼齐发现了罗斯的斯拉夫使命，而莫斯科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这项使命就是要拯救斯拉夫人民，首先，17世纪下半叶，罗斯人民正受到很大的威胁，遭到外国毒药的毒害。《政治学》其中一章名为“外国崇拜”，作者认为那是“对外国人以及一切属于外国的东西产生狂热的爱，对外国人丧失理智的过度信任”。克里扎尼齐观察道：“这种致命的瘟疫（或曰传染病）玷污了我们的所有人民。”在克里扎尼齐看来，“我们人民”就是指斯拉夫人。《政治学》的作者给罗斯人带来了民族主义。

斐洛泰的说法之所以造成巨大影响力，是因为简洁：两个罗马倒下，第三罗马莫斯科稳如磐石，不会再有第四罗马。从那时起，一切都清楚了，未来不再神秘。这种简洁性、这种明晰性首先要求莫斯科的“团结”。莫斯科不仅仅值得存在，它还在扩大。从斐洛泰的那个时代起，从16世纪初起，莫斯科公国以及之后的莫斯科沙皇国都不停地在“移动”，在延伸，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张边界。莫斯科国被认为是“礼拜国”：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为国家服务的。公国及之后的沙皇国其主要目标就是向外扩张，一直推进到和对手，也就是外国人面对面。敌人、传统对手的影响力经常具有特殊的力量，尤其是当对手成为胜利者的时候。

鞑靼人在罗斯的存在对中世纪罗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6世纪和17世纪居住在莫斯科国的外国人都注意到罗斯骑士奇怪的骑马坐姿，所谓奇怪，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曲腿骑乘是鞑靼人骑马的方式。有一段时间，这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只有以此才能和弓马娴熟的鞑靼人战斗。但当出现另一个敌人，即波兰—立陶宛的长矛骑兵时，鞑靼的方式就显得没法适应了：没打一个回合，罗斯骑兵就被掀下马背了。所以，得改技术。

伊凡三世在位时期，来自西方的外国人开始深入莫斯科公国。伊凡四世时期保护外国人。动乱时代则为他们打开了进入莫斯科罗斯的通途。随着危机消停下来，外国人的人数和状况都得受到管控。17世纪末，专供外国人住的外国区共有1000名“生意人”。一名成功进入罗斯都城的耶稣会士（莫斯科国法律严禁耶稣会士在莫斯科居住）惊讶地发现那儿“几乎有欧洲各个国家的人”。他甚至还见到了天主教徒。但大多数外国人都是“新教异教徒”，尤其是荷兰人（超过300人），其次是英国人。

外国人在莫斯科军队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和商贸和工业领域一样。1696年的清查发现骑兵中有231名将军和军官都是外国人，步兵有723人是外国人。皇帝的使节梅耶贝格说有一百多名将军和上校都是外国人。1632年的清查提到有105名军官为外国人。那时候，军队是模仿西方样板（步兵和骑兵）来建制的，只有60万人。到世纪末，这个数字多了十五倍。负责在莫斯科创建欧式军队的外国专业人士也就水涨船高了。

外国人在莫斯科国担任要职的人数也很多，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多。西方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改变了习俗和着装（主要是宫廷），但也出现了新问题，需要尽快解决。莫斯科传统知识结构和国家发展需要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避免。

分裂运动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这场冲突的感知，害怕外来的影响威胁东正教的纯洁性。反对修订圣书的暴动是东正教对外国人影响力与日俱增所做出的反应。希腊人马克西姆也讲到了必须订正译文，但没遇到抵抗。一个世纪之后，尼康的行为却将教会割裂为二。

尤里·克里扎尼齐提出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外国的攻势。和其他民族的人一样，罗斯人也具有什么是“他们的”，什么是“别人的”这样的概念，而且这样的概念根深蒂固。但在莫斯科国，怎么区别则是宗教领域的事。不过，对克里扎尼齐而言，罗斯之所有拥有独特个性，其关键因素是“斯拉夫特色”，而非东正教。因此，尤里·克里扎尼齐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倡导民族情感，当先知，提防飘荡在莫斯科上空那可怕的威胁。三百年后，对崇拜外国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进行强烈控诉，在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眼中，仍然是当务之急。克里扎尼齐断言：“我们所经受的所有灾难正是因为我们和外国人来往太频繁，对他们太信任之故。”“外国人正是通过其雄辩、美丽、灵巧、任性、亲切、奢侈的生活和外国的食量使我们丧失理智。”“如果不是外国人，罗斯人所经历的饥渴、压制、频繁暴动、满目疮痍和所有的灾难、哀伤、缺乏自由还能来自哪里？”

对尤里·克里扎尼齐而言，罗斯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它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通往新的不可知的动荡，一条通往旧的暗无天日的深渊。“两个民族的诱惑截然不同，使罗斯臣服于诱惑，两个民族被吸引至截然不同的方向，由此被撕得四分五裂。他们就是德意志人和希腊人。”《政治学》的作者认为这两个民族同样邪恶，但对罗斯人而言，德意志人更危险。事实上，未来属于罗斯人，只有拿起趁手的武器，也就是顺应自己文化的发展，才能打败他们。

尤里·克里扎尼齐提到，还存在第三条道路，介于“希腊过往”和“德意志新潮”之间的可能性。照他的说法，要保护罗斯民族的原初性，就需要发布极其严厉的禁令。他提出将外国商人和军官（上校）驱逐出境。在该书的一个名为“驱逐外国人”的特殊章节中，这位斯拉夫王国颂扬者提到了“斯巴达光荣的排外法律”，那是在“从民族和国家中清除野草”。克里扎尼齐大力支持禁止生活在罗斯的异端、犹太人和茨冈人。

尤里·克里扎尼齐对“斯拉夫王国”的利益思前想后，于是制订计划，目标是将莫斯科国的整个生活都组织起来，也就是将斯拉夫人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罗斯生活在精神层面上具有优越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欧洲人“拥有人的至高无上的使命”；罗斯人则“生活在基督教的简朴中：罗斯人无论在哪种条件下休憩，睡在长凳上还是火炉旁，都会用衣服当被褥，用麦秸当床垫，他们都会拂晓即起，赶去干活，或为沙皇服务。外国人都是懒洋洋地躺到中午，窝在甜美的枕头上，盖着羽毛被，刚起床，就会跑去享用美味的点心”。

克里扎尼齐也察觉到了罗斯生活中的种种缺陷。他特别注意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这儿这么嗜酒，这是罗斯最让人反感和恐怖的地方，过失都来自小酒馆”。但他坚信这种情况一旦得到改善，莫斯科就会转变成斯拉夫人的强大的核心。

莫斯科国的体制是专制政权，照克里扎尼齐的说法，就是“完美的专制制度”，他觉得那是“最优秀的征服”。专制政权经过必不可少的改变之后，就能搬走罗斯发展道路上的唯一一个障碍物：无知，那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表现。一切灾祸的根源都在于糟糕的立法。专制沙皇可以强制实行改革，清除罗斯身上所有的不幸。“完美的专制制度”在克里扎尼齐看来是比波兰模板更为人性化的政府体系：“在罗斯，只有一个对臣民掌握生杀大权的主人。但在波兰人那里，这么多的主人，这么多的国王和暴君，这么多的波雅尔，这么多的法官和刽子手。”波兰的政府管理模式是最糟糕的体制：“如果周游世界，寻找最糟糕的政府，或者想特意发明一个最糟糕的管理模式，那只能在现今的波兰土地上才能找到。”克里扎尼齐要莫斯科提防的那些可怕的危险是：自由意志，“外国崇拜”，外国政体。

“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的预言者、《政治学》的作者猛烈抨击了“对人的凶残行为”，说暴政是“完美专制制度”的退化。对克里扎尼齐而言，“凶残”暴君的典范就是伊凡雷帝，他还指责后者“想要使自己成为瓦良格人、德意志人、罗马人，反正任何人都行，就是不要成为罗斯人和斯拉夫人”。从克里扎尼齐的计划来看，“完美的专制制度”就是自我节制：“沙皇公平公正地赋予各个阶层的人以适度、节制的自由，目的是始终可以对沙皇的官员严加管控，不至于让那些人心怀二意，将民众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完美的专制制度”不会残忍，有那么一丝“适度、节制的自由”，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比这更好的专制制度的定义了。

克里扎尼齐制定的外交政策想让罗斯将目光放到南方。他觉得丝毫没有必要向东向北，也就是向西伯利亚和中国推进，也认为不值得去争瓦良格人的大海（波罗的海）。他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攻占克里米亚，那儿可以提供美酒、面包、油、蜂蜜，自然还有打仗用的战马。《政治学》的作者建议和鞑靼人打仗的时候，可以寻求波兰人的援助；以后一旦拿下克里米亚，他的建议是将所有拒绝受洗的穆斯林全部驱逐出境。

来自外国的尤里·克里扎尼齐看出了莫斯科国及其居民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就像是透过放大镜在看。他发现缺乏一部皇位继承法，他觉得这样的法律必不可少；所以，未来很快就能验证他是有道理的。不过，克里扎尼齐作品中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是细节，而是他的危险感知：对莫斯科而言，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做选择不可避免。

尤里·克里扎尼齐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才得到关注。观点大相径庭的人都能从他的文本中找到立论的依据：西方主义者说他要求改革，斯拉夫派说他颂扬专制主义。涉及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和西方的关系时，双方都会将目光转向《政治学》。

继承克里扎尼齐遗产的19世纪的两名历史学家观点截然不同，但都对他对俄罗斯政治思想的贡献及其所引起的反响给出了评定。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对他的洞察力颇为佩服：克里扎尼齐能辨识出德国对罗斯的威胁，以及“渴望模仿外国文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科斯托马罗夫写道：“大量外国人拥入俄罗斯，占据国家职务，从军，在学院里担任要职，当教师，从事手工业，在作坊、工场和供应商店里干活，但罗斯人却并没有变得聪明和富足。地主突然变成半个俄罗斯人，按照欧洲模式来管理家业，开始用德语和法语说话，还通过农民的劳作让外国人用俄罗斯的资本变得富有，可农民烟雾腾腾的木屋并没有得到改善，农民的理解力和知识水平也并没有变得丰富。俄罗斯的心灵并没有能力靠自己去相信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事务，因为在俄罗斯的外国人，或变成外国人的俄罗斯人，都是用外语写作，是写给外国人，而非俄罗斯人看的。”不过，尤里·克里扎尼齐要求对外国人采取如此严厉的限制措施，连科斯托马罗夫也承认他太极端，太荒谬。但“他胆战心惊到荒谬的那种恐惧还是有道理的”。

帕维尔·米留科夫也认为，克里扎尼齐在阿列克谢在位时期所提防的那些威胁是有可能成真的：欧洲文化的外在面向只是得到机械的重复使用，但没有丝毫的适应性；精美的食物，柔软的床铺，上层阶级优雅潇洒的游手好闲，屋宅、室内陈设、服装的奢华都已成为流行的现象；俄罗斯甚至还经历过“外国政府”，一个出身外国的女人登上了皇位。不过，这位历史学家也观察到，俄罗斯的民族特征并没有丧失，而是渐渐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且首先都是自动适应。俄罗斯集体所吸收的外国毒药的剂量并不致命，不会像克里扎尼齐所担心的那样。帕维尔·米留科夫的结论是，这点剂量正好可以“产生疫苗的效果”。

尤里·克里扎尼齐的第二个重要发现（连同民族主义理念一起）就是斯拉夫理念，这个理念从未在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过一些成功，而且也只是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斯拉夫理念，也就是“斯拉夫沙皇国”的概念，并未产生如克里扎尼齐预料中的反响，因为这一理念和帝国的理念相悖，故而受到了限制。莫斯科，“第三罗马”，不能仅靠斯拉夫人民来得到满足，而是应该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东正教帝国不应只限于斯拉夫人。此外，帝国不能完全隔绝外来的影响。多亏了尤里·克里扎尼齐的发现，“第三罗马”理念自相矛盾的特征不断地火上浇油，催生了各类讨论，包括后来有关俄罗斯帝国本质的那些难以调和的争论。

12 寄望于彼得

国王驾崩，通常就会因为王位继承问题爆发争论和内战。

——尤里·克里扎尼齐

1676年1月30日，阿列克谢沙皇驾崩，享年四十七岁，其在位时间为三十一年。从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沙皇开始算起，已过去了六十三年。动乱时代之后，国家重建，父子相继统治。国家重建采取的是以前的模式，国家迅速得到恢复，取得极大的进展。而民众却由于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压榨，地位每况愈下。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描绘了罗曼诺夫王朝最初两位沙皇在位时期的局势：“这个时期，衙门里的人权力很大，政府部门逐渐扩大，法律形同虚设，宗教伪善不堪，对劳动人民无耻地剥削和抢夺，各种骗术和背叛层出不穷，土匪和暴动持续不断。”这位历史学家发现，这是一个“专制政权并不充分的专制制度”，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都比较弱，所以波雅尔和神职人员都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这正是俄罗斯不幸的主要原因。

政府和生活的传统模式塑造了那个时代，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带来新观念和新习俗的外国的影响正越来越猛烈地叩击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阿列克谢沙皇优柔寡断，他喜欢让心腹近臣来拿主意，但近臣却又时时在变，所以他“毫无建树，甚至连站都站立不稳：他只是惴惴不安地躺在新与旧的残垣断壁中，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丝毫理解不了，所以最多只能给自己选择一张最柔软的床而已”。

君主的首要担心就是怎样让继承人坐上皇位。留里克王朝合法继承人缺席是造成动乱时代的其中一个原因。阿列克谢沙皇则留下了太多继承人。他死的时候，留下了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以及第二次婚姻所生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情势之所以复杂，还因为这个家族分成了两个分支，按照每个皇后的出身来看，分别是：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和纳雷什金家族。

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原因，就是第一次婚姻风风火火，也很健康，但儿子费奥多尔和伊凡却体弱多病。沙皇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生了一个结实的男孩子彼得，但米洛斯拉夫斯基氏族很强大，执意要将年仅十五岁的合法继承人费奥多尔放上皇位，可这皇储生了种难以治愈的病，连动一动都够呛。皇储的导师是西梅翁·波洛茨基，他教导自己的学生要热爱科学。费奥多尔的传记作者指出，“沙皇精通拉丁语和其他外语，还懂数学”，他“喜爱诗歌和音乐”。年轻沙皇所受的教育是新时代的标志。而从费奥多尔加冕起，波雅尔所争执的却是如何推进世俗传统。

传记作者总结道：“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位的六年时间悄无声息地在历史上流淌了过去。”国内的主要事件就是迫害纳雷什金家族的支持者。第一个牺牲品是阿列克谢在位最后几年的心腹大臣，波雅尔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

年轻的沙皇，或者毋宁说是他的谋臣出色地完成了阿列克谢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情。他们采取措施简化行政管理制度，扩大了省长的权力，还着手改革军队，考虑到对手在这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这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因此，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做出了回应。在军队改革方面，取消了门第授官制度，这种制度要求按照获任者家世的重要性，而非能力大小，来担任指挥官的职务。在阿列克谢在位时期，这项制度其实就已经消失了，但费奥多尔给它来了个彻底终结：他命令焚毁所有记录每个人出身和服务等第的门第册籍。分裂运动造成的动荡不仅没有平息的苗头，而且还在延烧，变得更不利、更狂热。分裂派自焚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选择殉道，以示对“偶像的崇拜”。1681年，大公会议接手，让世俗权力来负责和旧信徒的斗争。当局派出的军队最终平定了那些抛弃官方教会的骚乱。

费奥多尔在莫斯科创建了斯拉夫—希腊语—拉丁语学院，这是俄罗斯出现的第一所神学高等学院。学院只接收罗斯人和希腊人入学，后者要由牧首来证明其操持真正的东正教信仰。但当局也同时颁发敕令，禁止私教和在家学习希腊语、拉丁语、波兰语。此外，还正式禁止在家中收藏魔法、巫术、占卜等其他异端著作。

费奥多尔的传记作者指出：“年轻沙皇的首个政治理念就是夺回英格里亚（伊若拉人的土地）和利夫兰的部分地区，特别是纳尔瓦城。”我们并不认为年仅十五岁的费奥多尔会突然间将目光转向波罗的海沿岸。但很显然，面对罗斯这个长期以来的目标、久已有之的外交政策，大臣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更何况此时还出现了一个机遇：占领纳尔瓦的瑞典正在和丹麦人打仗。只是，丹麦人既没有费力说服罗斯人加入进来打瑞典人，也没有作这样的承诺。费奥多尔最后向瑞典边境地区派遣了9000名步兵和骑兵，但很快就又将他们召了回来，因为乌克兰出现的情况需要他们调动所有的兵力来应对。

保护乌克兰右岸的土耳其准备攻占左岸。1668年，莫斯科军队在奇吉林惨败。而且，莫斯科和波兰的关系也始终时好时坏。不过，莫斯科向维也纳和巴黎派去使节，确保他们在战争中对战土耳其，还和波兰人展开谈判，这些外交活动开始结出了果实。1680年，莫斯科和波兰签订了新条约：波立联邦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两国开了二十三次会议，“用尽了各种诡计、陷阱和外交手段”，终于签订了停战十三年的协定。1681年，又签订了新的和约，但这次是和土耳其签订的二十年停战：莫斯科同意将除了基辅之外的乌克兰右岸让给土耳其。

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坦纳曾陪同波兰使节前往莫斯科，1689年，他在纽伦堡用拉丁语描述了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皇时期的都城。这名细致的外交官记录了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生活的大量细节。他巨细靡遗地描述了隆重欢迎使节的场面，还有庄重的宫廷宴会，宴会上了两百道菜，但都是鱼：他们用鲟鱼和面粉为底料，做出大量的鸡、鸭、鹅、火鸡。坦纳提到教堂数不胜数（别人跟他说有一千七百座），教堂圆顶赋予城市以一种壮丽之美。但整个都城只有两条马路铺了枕木：沙皇离城的时候会走其中一条路，第二条路则通往外交事务衙门的宫殿。这名观察者写道：“其他路都铺了粗木棍，一到冬夏季，通行就不妙了。”不过，城里倒是有许多车夫，他们对自己这一行很熟悉，收费也很低廉。外交官发现罗斯的珠宝卖得还真不贵，这让他着实羡慕不已。

坦纳深入到城市的大街小巷，和莫斯科人攀谈，看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指出，每条马路和每个十字路口的街角都有卖克瓦斯(kvas)。除了蜂蜜饮料和啤酒之外，罗斯人还生产苹果克瓦斯，味道还真不赖。这位波希米亚的来访者还说：“反正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它的味道。”他明确指出：“我有一次喝了这种克瓦斯就醉了，随后就高烧烧了十二天。”V. 别尔赫仔细研读了坦纳的文字，指责他的描述太自然主义：“他去了跳蚤交易所（一家巨大的露天理发店），人挤人（就像跳蚤一样）的澡堂子，就以为罗斯的居民就是这个模样。”这位历史学家廉耻心颇重，所以没有明说坦纳还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红色卡巴雷，喜欢吃喝玩乐的人都会去那里，坦纳去那儿就是为了“享受美酒美女相伴”。

1682年4月27日，费奥多尔沙皇驾崩，虽然没人觉得吃惊，毕竟很早以来大家都觉得体质如此孱弱的沙皇迟早会死，但还是让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缺乏继位法所导致的局面很像伊凡雷帝驾崩后那些混乱的岁月。现在又得再一次在两名继承人当中选择：十六岁的伊凡，体弱多病，照当时人婉转的说法，“头脑受了损害”，还有彼得，身体健康，只是尚未年满十岁。

费奥多尔死的那天，牧首约阿希姆召集世俗和宗教显贵开会，建议他们立刻选出一个沙皇。大多数人支持彼得，但有一部分与会者始终都在捍卫更年长的伊凡的权利。克里姆林宫城墙前的广场上聚集着“莫斯科国的各色人等”，也就是说广场上挤满了社会各阶层的代表。1681年12月，他们被召至莫斯科参加缙绅会议，想要对征税的方式进行检查。研究17世纪的杰出专家谢尔盖·普拉东诺夫认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上的是“碰巧在那儿的人”。至于遴选程序——人民呼吁选彼得——他觉得“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太仓促，也很可疑”。

我们不禁会想，如果俄罗斯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的因素——女性——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那选择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全罗斯、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沙皇与专制君主”这件事也就不会遇到什么抵制了。我们知道，阿列克谢死时留下了六个身体健康的年轻女儿。闺房生活使她们难以忍受。最年长的公主叶芙多基娅三十二岁，最小的费奥多西娅十九岁。最强势、野心也大、精力充沛的当数索菲娅，大约二十五岁。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母亲这一系的公主都对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成为她们的主人很是不爽。《俄罗斯公主的日常生活》一书的作者写道：“对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而言，娜塔莉娅·纳雷什金娜最可憎，理由很简单：她是继母。”费奥多尔死的那一年，她二十五岁。

在米哈伊尔沙皇的两个女儿的支持之下，闺房也介入到选择伊凡当沙皇的斗争中来。索菲娅领头搞阴谋诡计。射击军也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我们知道，16世纪后半叶，配备火枪的步兵，即射击军，已出现在了莫斯科的军队中。他们的武器射程很近，所以不太适合在战场上和敌人较量；于是，射击军主要用来保卫城市，所以经常可以见到他们充当着警察的职能。在动乱时代，雅克·马格雷说有1万射击军。到17世纪末，至少有4万人。他们驻守在阿斯特拉罕、喀山、阿尔汉格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其中过半数（2.2万人）都驻扎在莫斯科，用来保卫都城和沙皇的人身安全。这些士兵在射击军里终生服役，父传子，也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射击军事实上可以做生意，而不用缴纳各种费用，他们还可以种菜，当匠人，有自己的房子住。在莫斯科，他们就住在专门的区域内，即火枪兵区，只有在这个区才能从事卖啤酒、面包和燕麦的生意。

尤里·克里扎尼齐强调，有必要设立继位法，他指出，存在近卫军或其他禁军“制造国王”的危险。费奥多尔死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他的洞察力。当时的人众口一词地认为：索菲娅发起了政变的信号。她违背一切习俗，跟在费奥多尔的棺椁后面一直来到教堂，她撕心裂肺的悲伤神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祭礼结束后，她面向民众宣布：“我们的兄弟费奥多尔沙皇被敌人下了毒。我们的兄弟伊凡并没有被选上王位。我们只不过是些可怜的孤儿。请赐予我们生命，让我们去有基督徒国王的国家吧。”伊凡雷帝应会为他的这个相隔甚远的后裔感到骄傲。

照当时一个亲历者的说法，索菲娅的话给莫斯科民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射击军本来就和上校们不和，因为后者总是命令士兵给自己干这干那，于是听了索菲娅的这些话，士兵们就起来行动了。5月15日，他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前，交了一份“敌人”名录，但不知该名录是由谁起草的。名录里有四十六个纳雷什金的支持者，还有一个据说毒死了沙皇的医生。尼古拉·卡拉姆津提到了这个时代的三个特征：领主们的专制，射击军的放肆，索菲娅的野心。

三天时间里，莫斯科的权力就落入了射击军的手中：他们杀死了射击军衙门大臣多尔戈鲁基亲王、娜塔莉娅皇后的兄弟、阿列克谢沙皇以前的主要谋臣阿尔塔蒙·马特维耶夫。波雅尔们被从宫殿的台阶上扔下去，被他们的长矛扎个透心凉，再被斧枪大卸八块。没在克里姆林宫的人全都被从家里揪了出来。射击军可以说是烧杀掳掠。在索菲娅的传记中，伊万·扎别林是这么概括射击军的行为的：“闺房女眷用这种方式，逐渐地，一步一步地铲除异己，开辟了一条通往君主制权力的道路，将敌对者，也就是对自己危险的人或杀或撵。射击军干这事干得劲头十足，自然会得到奖赏。”

索菲娅赏给每个叛军十卢布；还下令将失宠的波雅尔的财产以极低的价格悉数贱卖给射击军，而射击军也获得了宫廷步兵的荣誉称号。他们所犯的罪行被称为“上帝至圣之母大宅内的杀戮”。

应射击军的要求，官员们重新审核“全国各阶层”的决定，让彼得坐上了皇位。杜马按照射击军的意愿聚在一起，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宣布莫斯科国将会有两个沙皇：伊凡因此成为“第一沙皇”，而彼得则被封为“第二沙皇”。鉴于君主们都还年幼，沙皇本人、皇后、牧首和波雅尔便恳求索菲娅担负摄政的重任。经再三恳求，索菲娅给自己弄了一个谦逊的称号：“大君、虔诚的公主和女公爵索菲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在她之前，只有两个女性统治过罗斯国：基辅的奥尔加女王公，伊凡雷帝年幼时摄政的叶连娜·格林斯卡娅。彼得大帝之后，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的皇位都是由女性在主导。索菲娅的摄政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俄罗斯“女性”占据最高权力的时代。和皇帝当政相比，女皇帝当政总体而言既不好，也不坏。女沙皇的谋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点也对沙皇成立。

索菲娅摄政始于1682年5月16日，她在那一天任命了各部衙门大臣。瓦西里·戈利岑亲王成为枢密官，担任外交大臣。费奥多尔在位时期，瓦西里·戈利岑就对公主“大献殷勤”，在那个时代，他的教育程度可以说极高，而且他也大力支持西方文化。射击军衙门由伊万·霍万斯基亲王领衔，那些非固有的衙门，如现代军队衙门(Reitarski Prikaze)和火炮衙门（传统军队）都是由摄政的叔叔伊万·米洛斯拉夫斯基负责。

射击军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但并没有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由来已久，主要是因为政府太弱，加之两个沙皇、一个摄政，一山难容二虎，皇位可谓不稳，所以这种情绪很容易就被鼓动起来。某些苏联历史学家试图将射击军的暴动看作阶级抗争，即人民反抗波雅尔和地主之类的压迫者。可是，事实并不支持这个观点。事实上，莫斯科还对1671年6月斯捷潘·拉辛被处死一事记忆犹新，整整两年时间里，拉辛率领哥萨克和农民军队与波雅尔作战。他的战果及其残忍无道的行径早已成为传说和歌曲的主题，但莫斯科的奴隶并没有听射击军的话，后者以解放他们为诱饵，想把他们拉进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在波雅尔的都城里，比射击军人数多两倍的奴隶都在等待主人的指示打击叛军。但他们没等到。”

高层的犹豫不决同样也体现在了对全国性的精神危机所持的态度上。教会分裂运动始终都在扰动人的心灵。历史学家指出，社会烦躁不安的气息极其浓烈：“在莫斯科，无论是有钱人的住宅，还是穷人的木屋，无论是马路上，还是公共广场上……都回响着讨论争执和判断推理之声，大家都想能有最好的信仰，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们争论真正的信仰、古时的虔诚和如今的不虔诚，讨论怎么用手指来画十字，要说多少句哈利路亚，宗教仪式上要用多少磷，十字架要有多少分支，耶稣之名的确切翻译是什么……”西梅翁·波洛茨基，说儿童和成人都在谈论神学，甚至连林子里、集市上也都在争论，小酒馆里就更别提了。这位写诗颂扬索菲娅的费奥多尔的导师吃惊地观察到，就连女人也参与了讨论。

射击军新上任的统帅霍万斯基亲王同情旧礼仪，让这个局势变得更为火爆。射击军由于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于是又开始起事，说要捍卫旧信仰。在他们的压力之下，索菲娅同意让牧首和以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为首的旧信仰派举行辩论，地点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听众人数极多。在克里姆林宫争论未果之后，又延烧到了马路上。索菲娅决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她接见了射击军，赏之以金钱，待之以美酒，让他们保持中立，于是他们就对索菲娅说“旧信仰和我们没关系”，便各回各家。于是，摄政将尼基塔·普斯托斯维亚特抓了起来，在红场上将之处死了事。

霍万斯基亲王本人也受到了新的人身威胁。照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看来，作为射击军衙门的统帅，他这人实在太倨傲无礼；军事独裁的危险迫在眉睫。霍万斯基亲王有个很不好的名声，大家都认为他这人很蠢，莫斯科人给他起了个诨名，叫作“傻瓜蛋儿”。但他有军权。于是，宫廷离开莫斯科，去了科洛缅斯科耶。射击军占领了克里姆林宫。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党人之乱》对伊万·霍万斯基、射击军和旧信仰派的行为作了合理的解读，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索菲娅请求贵族出面相助。霍万斯基便被派往科洛缅斯科耶，途中被抓，与他的儿子一起很快就被处死了。《彼得大帝的历史》一书的作者A. 布里克纳解释道：“必须迅速行动，不得犹犹豫豫，如有必要，道德规则可以不顾。”

在克里姆林宫筑壕固守的射击军没有指挥官，开始冷静下来；他们跑到索菲娅那里，要求获得大量补偿，去的时候还带了斧子和斩刑用的木砧。摄政下令处死了几个领头者，然后赦免叛军，但竖在红场上纪念第一次起事及其胜利的纪念柱还是被推倒了。杜马的办事员费奥多尔·夏克洛维特为人果决，颇受索菲娅的信任，于是被任命为射击军衙门的统帅。1682年11月6日，宫廷返回莫斯科。索菲娅的摄政由此开始。她的摄政持续了近七年。

科斯托马罗夫写到这个七年的时间段时说：“国内事务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只有行政管理方面略有改动。”A. 布里克纳则说“索菲娅公主的摄政无足轻重”。不过，由于西方的影响在莫斯科越来越明显，改革的需求也就愈益迫切。改革者也有了，那就是枢密官瓦西里·戈利岑。他是个坚定的“西方主义者”，颇受摄政的青睐，所以完全可以实施必须的改革。

瓦西里·戈利岑亲王已做好实施改革的充分准备。他的图书室里收藏了大量拉丁文、波兰文和德文的著作，内容涉及治国术、神学、教会史、舞台艺术、兽医、地理、动物学，以及其他诸多领域。他的藏书清单里还有《塞尔维亚人尤里手稿》，也就是尤里·克里扎尼齐的著作。戈利岑亲王实施过许多计划，我们从他和法籍波兰裔外交官内维尔的拉丁语交谈中了解到了这些计划；后者于1699年在海牙出版了自己居住在莫斯科的记述。瓦西里·戈利岑的计划有：建立常规军，和外国人保持联系，信仰自由，用货币交易取代以物易物，甚至还有解放农民（但这事还要等上一百八十年之久）。枢密官还希望：向边境省移民，发展贸易，和西伯利亚之间设立交通线。内维尔对戈利岑亲王的计划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想让穷人变富，蛮子变人，窝棚变石头宫殿。帕维尔·米留科夫评论道：“瓦·戈利岑有七年时间可以支配，如果他和彼得一样是个行动派的话，那他本来可以走得和彼得的改革一样远。”两位改革者，也就是索菲娅的枢密官和未来的皇帝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是，彼得先行动，再反思，而戈利岑则是先思考，再行动。

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完全依赖于戈利岑亲王，因为他是外交大臣。在这个领域，他没有什么选择，必须行动。莫斯科与其传统对手瑞典的关系还算平稳。对一些问题也都在进行谈判，两国都不想闹僵。不过，莫斯科和另两个敌人仍然关系紧张，一个是波兰，它始终无法接受丧失小罗斯，还有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当然主要还是和苏丹的附庸克里米亚汗不愉快。

莫斯科面前有一个选择：联合波兰打鞑靼人，或联合土耳其人打波兰。尤里·克里扎尼齐在思考罗斯的外交政策时，试图证明同波兰及瑞典保持和平、同鞑靼人开战以期攻占克里米亚的必要性以及好处。瓦西里·戈利岑也持这个观点。这和政治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有关。为了应对奥斯曼的扩张，17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过反土耳其的联盟，核心国就是罗马，积极参与进来的有威尼斯、波兰和奥地利。莫斯科在表态反对克里米亚之后，便重返该联盟。1683年，波兰国王扬·索比耶斯基在维也纳击败了土耳其人，阻止了他们向欧洲推进。1684年，威尼斯人对土耳其人采取军事行动，将他们逐出了希腊。1684年1月，罗斯在安德鲁索沃和波兰签订了临时和约，并开始谈判，以期达成“永久和平”。但波兰人最终还是拒绝让出基辅，见此情形，罗斯人也就不想派援兵打土耳其人了。

莫斯科阵营内也有反对波兰—罗斯协定的呼声。主要支持者就是小罗斯的盖特曼伊万·萨莫伊洛维奇。在他的协作之下，罗斯政府终于争取到让莫斯科来任命基辅都主教，以前都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来指派的。这件事花了很多努力，耗了很多钱。萨莫伊洛维奇担心莫斯科和华沙的联合会削弱罗斯在乌克兰的地位。盖特曼断言不能信任波兰人，而且对克里米亚的战事会打得很艰苦。在争论他为什么支持攻打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将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时，他的回答是：莫斯科目前没法解救他们，所以他们当土耳其人的俘虏要好过当天主教徒的俘虏。

对究竟该向哪个方向发动进攻，与克里米亚开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反映了对罗斯使命存在自相矛盾的看法。两个世纪后，俄罗斯民族主义理论家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主要著作《俄罗斯和欧洲：论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马世界的文化与政治关系》中，几乎逐字逐句重复了盖特曼萨莫伊洛维奇的论点，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写道：“伊斯兰教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无意识地、不自觉地为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服务，它可以保护前者不受拉丁人的压迫，还可以避免让后者被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吞噬。”

1927年，欧亚主义的吹鼓手，历史学家格·维尔纳茨基猛烈批评了瓦·戈利岑和波兰结盟、攻打克里米亚的决策：“莫斯科成了拉丁—合并教会联合体的小尾巴。”1992年，历史学家、欧亚主义者列夫·古米廖夫明确无误地说：索菲娅和瓦西里·戈利岑“听从了波兰耶稣会士的劝告，而不听经验丰富的统帅萨莫伊洛维奇的意见”。

1686年初，波兰外交官来到莫斯科。谈判进行了七周，枢密官戈利岑亲自参与，结果是罗斯和波兰签订了永久和平协定：莫斯科得到了基辅（花了十四万六千卢布），同意和苏丹及可汗的和约破裂。那时候的人很是赞赏与波兰的这个条约，他们认为那是罗斯外交上的伟大胜利。

由反土耳其联盟发起的对苏丹的战争让莫斯科陷入了一个棘手的两难处境。它不参与的话，就意味着土耳其打败波兰人，土耳其近卫军就会出现在基辅城门前；但如果波兰人胜利，实力增强的波立联邦就会对小罗斯提出要求，肯定会要求它把基辅还回去。不过，对莫斯科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之所以没法和鞑靼人联合，是因为克里米亚汗不愿意。

摄政索菲娅对和波兰达成“永久和平”这场外交上的胜利还是很看重的，她开始将自己看作“专制君主”，想给自己加冕。还有克里米亚没有攻克，列夫·古米廖夫说得很对，经验丰富的统帅盖特曼萨莫伊洛维奇反对远征克里米亚；但这位欧亚主义历史学家没说的是，另一个经验丰富的统帅，苏格兰人帕特里克·戈登很久以来就在为罗斯皇室服务，而且还挺成功。

瓦西里·戈利岑要求戈登将军提供专业建议，写一份笔记，说出自己对有可能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事的看法。将军是从政治层面来考虑的；他指出，一旦战败，就有可能削弱摄政的地位。他还详细讲解了军队的状况（指出军队缺乏纪律），列举了诸多好处：打仗可以解救数千名俘虏，让基督教不再受“邪恶、可憎的败类”的桎梏，可以一举雪洗百年耻辱。戈登将军还列出了诸多困难（若想打到佩列科普，就得在干旱贫瘠的大草原上行军好几天时间），但他认为最后肯定能打胜仗。

1686年夏，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狄奥尼西恳请沙皇和摄政不要开战，因为土耳其人会回头去打希腊的基督徒，但恳求无果。1687年，莫斯科军队向克里米亚进军，统帅是戈利岑亲王。他们在还没抵达佩列科普的时候，就已在撤退。1689年，戈利岑发动了第二次战役，最后同样以惨败收场。酷热、缺水、马匹缺少草料，尤其是指挥无能，导致莫斯科无法攻占克里米亚。

人们将打败仗的责任安在了萨莫伊洛维奇的身上，结果他的头衔盖特曼就被剥夺了。经戈利岑的推荐，马泽帕继之而起成为盖特曼。索菲娅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心上人，还给他寄了不少火辣辣的信，于是她向罗斯民众宣布督军戈利岑及其军队打了胜仗，要给所有人犒劳，其中也包括士兵。这种想在克里米亚战事上误导西欧的做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经由荷兰外交官凯勒男爵，荷兰报纸收到并刊登了由戈利岑亲自执笔的战事报告，对他指挥军队有方大加赞扬。而同时，常居莫斯科的瑞典人也在通知自己国家的政府，说克里米亚战争中罗斯已损失了4万到5万人。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极大地撼动了索菲娅的地位。由于没有采取严厉措施恢复国内的秩序，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宫中势力颇大的拉丁—波兰派也在为此火上浇油。彼得同时代人，也是他亲戚的库拉金亲王提到了自己写的有关索菲娅摄政的回忆文字：“从装束打扮到房屋的建造，从装饰陈设和摆餐的技术，都得按照波兰的模样，是贵族式的、宫廷式的。”俄罗斯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波兰风尚能在宫中如此时兴。这个现象更是让上层和民众之间产生了断裂，从而加剧了紧张关系。不过，摄政接下来的衰落，主要原因还是她的弟弟彼得沙皇。1689年1月27日，彼得娶了叶芙多基娅·洛普欣娜为妻。按照罗斯传统，有家室者就算已经成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