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史 第二章　女皇的时代

高处，他铁镣缠身，

让俄国勃然挺立……

——亚历山大·普希金

1725年1月26日，彼得大帝驾崩，还没来得及决定国家的命运。可以这么说，传统的继位问题又成了个难题。从俄国历史上看，18世纪相当重要，而且众说纷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独一无二：彼得死后的七十五年间，有六十六年，登上俄罗斯帝国皇位的都是女性——两个叶卡捷琳娜，两个安娜，一个伊丽莎白。这些“女性”统治的代表人物对彼得大帝的创新以及由他所创建的国家结构的牢固性提出了考验。同样受到考验的还有专制权力这个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专制权力都掌握在了女性的手中；在俄国社会中，女性开始从闺房里走了出来。最后，还有一个回到过去的问题：重返彼得之前的时代是否可能？事实上，对彼得的敌视是很强烈的，所以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民众并不接受改革，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皇帝死后并没有出现“伪彼得”，而在皇储死后的二十年间却出现过不少“伪阿列克谢”。

彼得·恰达耶夫写道：“彼得把我们扔到了世界进步的地盘上。”看来，无论愿意与否，俄国都将生活在“进步的地盘上”，因为已经不可能折返了。

1 “彼得巢中的雏鸟”

他身后紧跟着一群

彼得巢中的雏鸟，

他的伙伴和子女，

为了改变世界的命运

争权夺利，四处开战……

——亚历山大·普希金，《僭号者德米特里，1591—1613》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波尔塔瓦》列举了伴随沙皇和瑞典打仗的那些人：“贵族舍列梅捷夫、布鲁斯、布尔、列普宁，还有这个并非显赫门第的命运宠儿，拥有专制权力的主人……”名单还包含了彼得的两名家世显赫的同伴，他们分别是波雅尔舍列梅捷夫和亲王列普宁，两个外国人布鲁斯和布尔，还有彼得永远的朋友，“并非显赫门第的命运宠儿”亚历山大·缅什科夫。诗人忠实地描述了“彼得巢中”的构成，这些人都听命于沙皇，为其实现各种计划，为他所需要，也能讨他喜欢。彼得并不惧怕聪明人、有才能的人，他要的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旦发现自己错了或受了骗，也能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无论国籍，还是社会出身，都不能成为他选择合作者的障碍。他只看重能力和忠心。这些品质使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如鱼得水，照传奇故事的说法，他在莫斯科卖小馅饼为生，十二岁的时候认识了与之同岁的沙皇彼得，于是就平步青云，当上了陆军元帅、海军司令以及“帝国尊亲王”。彼得在位时期，政治生涯可以带来荣耀、头衔、财富，但危险也会来得突然，使之地位骤降。沙皇若是生了气，很不满，那么即便不死，也得失宠。

皇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间，对“雏鸟们”越来越不满意。这些人对财富的贪求，对快速致富的渴望，对国库的掠夺，收受贿赂，都可以解释这种不满。腐败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彼得的这些伙伴彼此纷争不断，不愿分享好处的达官显贵们彼此检举揭发，这让沙皇恼恨不已。只有他对缅什科夫不变的友情才使得这位尊亲王不致失宠。从缅什科夫及其同党的揭发来看，副内阁大臣、枢密院议员彼得·沙菲罗夫因渎职而被判死刑，最后一刻，脑袋都被搁到木架子上了，才得到赦免。

我们说过，尤里·克里加尼齐是第一个解释了国家必须出台明确继位法的人。这个深爱莫斯科的克罗地亚人从动乱时代吸取了教训，那时的影响到沙皇阿列克谢时期仍能感受得到。彼得驾崩之后，“克里加尼齐综合征”仍然是一种俄国疾病。九个君主和女沙皇在一个世纪内你方唱罢我登场，皇位的变换充满了各种冲突。1825年，俄国第一位皇帝死后正好一百年，已故沙皇的儿子登基，开启了十二月党人反抗的序幕。只有最后三个皇帝——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登基时没遇到阻力。不过，我们要记得亚历山大二世后遭恐怖分子刺杀，尼古拉二世也不得善终。

我们知道，彼得一世对继位问题颇为操心。但1719年他和叶卡捷琳娜所生的时年四岁的儿子夭折之后，皇帝便明确想让他妻子取代他，当帝国的首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在彼得大帝死后便登上了皇位，俄国有许多令人震惊的事件，她的历史便是其中之一。叶卡捷琳娜生于1684年4月5日，父亲萨穆埃尔·斯卡乌龙斯基是立陶宛农民，她小时候名叫玛尔塔，和母亲住在利夫兰，服侍格鲁克神父。俄国夺取马林堡之后，陆军元帅舍列梅捷夫就把她当作战俘带在了身边。缅什科夫注意到她后，便让她当了仆人。1705年，彼得发现了她，此后便没和她分开过。彼得从他的宠臣勒弗尔手中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情妇，又从另一个宠臣缅什科夫手中得到了自己的妻子，对此，心理学家显然是可以做出解释的。1712年，彼得娶她为妻，而她改宗东正教之后，便取了叶卡捷琳娜这个名字。沙皇当了她的教父，并将自己的父姓赐给了她（阿列克谢耶芙娜）。此外，他也确立了她给自己生的两个女儿——安娜（生于1708年）和伊丽莎白(1709)——的地位。1722年，作为彼得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当了皇后。1724年，她因品德优异而第二次获得加冕，枢密院和教务会议联合发文说：“她为俄国夙夜操劳。”自从玛丽娜·姆尼舍克获加冕以来，俄国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不过，从彼得临终前的旨意来看，他并未提及叶卡捷琳娜，她并非唯一潜在的继承人。毕竟还有子嗣阿列克谢、彼得和娜塔莉娅，以及彼得的兄长伊凡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安娜和普拉斯科维娅。由于异见纷呈，皇帝的尸身便没有落葬。旧日贵族的代表，那些最古老的俄国家族，如戈利岑、多尔戈鲁基、特鲁别茨科伊、巴里亚津斯基家族，都支持被处死的皇太子的儿子彼得继位。缅什科夫、副内阁大臣安德烈·奥斯杰尔曼、安东·捷维尔将军（彼得堡警察部门负责人，其父是改宗的葡萄牙犹太人，被彼得从荷兰带回）均支持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年幼的彼得加冕，叶卡捷琳娜摄政；但这个提议未获通过。叶卡捷琳娜的主要支持者是时年八十岁的彼得·托尔斯泰伯爵。这位耄耋之年的外交官对皇太子阿列克谢之死负有主要责任，所以并不希望他的儿子登基。伯爵的一个后人对彼得大帝死后发生的继位纷争是这么说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对理性争论不屑一顾，而是采取了预防性外交措施。”其中一项“外交措施”就是把近卫军官全都召至决定未来皇位的宫殿小厅内。隆隆的鼓声宣告两个近卫团来到皇宫，这才终于让顽拒者屈服，宣示叶卡捷琳娜为女沙皇和专制君主。

历史学家都同意，俄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军事政变。这话说得没错，毕竟从来没有哪个将军登上过俄国皇位。严格说来，只有伪德米特里是个例外，他是用武力夺取了莫斯科。不过，他是以伊凡雷帝“合法”继承人的名分当上沙皇的。尽管军队并未为自己谋取权力，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帮助“设立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死后，射击军便开始介入继位争夺之中。我们知道，彼得并未忘记这件事，所以取缔了这支部队。由他所创建的“滑稽团”后来帮助他从他的姐姐，也就是摄政索菲娅手中夺取了属于他的继承权。“滑稽团”很快就转变成了近卫军，在北方战争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皇帝死后，国库就落入了叶卡捷琳娜的手中，后者的支持者们利用这一点，就把国库里的钱分给近卫部队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卫戍部队，以巩固自身阵营的战果。在随后的一百年间，近卫军将会成为王朝纷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弥补了继位法阙如的窘境。

向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宣誓效忠进行得颇为平稳。确实，少数几个不愿效忠的人都受到了皮鞭和火刑的伺候。科斯托马罗夫写道：“俄国人在已故国王漫长的统治期内，已被他采取的残暴手段吓破了胆，尽管他们反对至高权力的观点和禁令，但仍然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感。”马基雅维利在思考权力的本质时，就想知道对君主来说，到底是让人爱戴，还是让人恐惧来得更好。他的回答是：最好能在臣民的心中激发起这两种情感，可如果事情变得太棘手，那比起爱戴，恐惧的风险要小得多。彼得大帝的手段证实了马基雅维利那些观点的正确性，列宁则称之为“聪明的佛罗伦萨人”。

事实上，女皇只拥有纸面上的权力，因为统管一切的是缅什科夫和拥戴她登上皇位的那些人。缅什科夫对已故皇储的支持者毫不留情。他们主要是老牌贵族的代表，但和“彼得巢中的雏鸟”聚到了一起，这些人受不了这位最尊贵亲王的傲慢态度和专制做派。缅什科夫用一个接一个的阴谋肃清了旧日朋党彼得·托尔斯泰和德维耶将军，他们被褫夺了贵族头衔和领地，遭到流放，一个去了西伯利亚，一个去了索洛韦茨基，但这么做并未减缓紧张局势。

1726年2月设立了枢密院，由女皇主持，这是一个折中的尝试：缅什科夫和他的某些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进了里面。这个新的权力机关必须和早于它的元老院及至圣治理会议联合起来运行，但由于缅什科夫折冲樽俎的手腕，后者很快就听命于枢密院了。彼得大帝的这位旧日宠臣获得叶卡捷琳娜的首肯之后，便要将自己的女儿玛利亚嫁给时年十一岁的皇位继承人彼得，他的权力由此便急遽增加。不过，缅什科夫的权力只持续了四个月：他最亲近的盟友、副内阁大臣奥斯杰尔曼（负责教导彼得大公）突然改弦更张，投奔了这位无上尊贵亲王敌人的阵营。缅什科夫被流放到偏远的西伯利亚城市别廖佐夫。瓦西里·苏里科夫有一幅很著名的画《缅什科夫在别廖佐夫》，该画表现的就是这个失宠的彼得心腹陷入忧郁的沉思之中，身边是他的两个女儿和弟媳妇。尊亲王不禁悲从中来：他的九万名农民、六座城市、一千三百万卢布、一百万卢布的财产（两百多普特的金银餐具和宝石）全都被充了公（其中九百万卢布存在外国银行里）。

缅什科夫的位子很快就被多尔戈鲁基亲王家族夺取，后者把十七岁的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许配给了皇储。1727年，叶卡捷琳娜一世驾崩，为彼得二世·阿列克谢耶维奇登基打开了通路。

1728年，萨克森使节弗朗茨·勒弗尔将后彼得时代的俄国比作一艘舰船，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歪，有被暴风雨倾覆的危险，而船长和船员却要么呼呼大睡，要么酩酊大醉。他写道：“大家都想知道这么大一艘船在没有任何帮助和外援的情况下该如何行驶。每个人只想给自己减轻负担，谁都不想负丝毫的责任，所有人都在拆墙……”这个外国观察者是这么总结当时局势的：“巨大的船只被随意抛掷；无人操心其未来；船员都在期待第一波飓风的到来，好在船难之后瓜分战利品。”

帕维尔·米留科夫对勒弗尔的观察作了评论。他认为这名欧洲外交官对彼得大帝死后的俄国局势刻画得很好，但他“忘了一个重要的特征：水面下的同一股水流引领着彼得的舰船向前驶去，被船长弃船而去的船只继续跟随着船长，但他的内心充满着恐惧，部分船员也很想掉转船头”。

我们知道，彼得改革的鼓动者、组织者、实现者死亡之后，其改革的意义便愈发明显。事实上，不管愿意与否，回头路已经走不了了。不过，许多人还是希望往相反的方向出发。首先，改革的反对者就有这样的意图，他们想要收复被“新人”剥夺的权力，后者浑然不论出身，却在战时和动乱时代被拔擢至权力的顶峰。争夺权力的短暂争斗先是揭示出“雏鸟们”，尤其是缅什科夫没有能力在处理帝国的事务时保持优势：彼得宠臣开始将部分权力让给了对手，将他们纳入枢密院，之后又完全失去了对枢密院的掌控。

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时期，有一段时间权力还在缅什科夫的手中，但他在强化自身影响力的同时被弄得焦头烂额，只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在乌克兰重新恢复盖特曼的头衔。科斯托马罗夫注意到，从彼得堡遥控处理乌克兰事务的“小罗斯学院”激发了“小罗斯人土地上的仇恨情绪”。尊亲王为了确保得到乌克兰人的承认，使之怀抱善意，便取缔了这个机构，同意对盖特曼和民间及军队缙绅进行选举（除了犹太人以外，全体民众均可参与投票）；置于收税一事，则规定按照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1654)所定的标准执行即可。

彼得二世在位时期，权力落到了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手中，他们基本上把国库抢了个底朝天（当时的人注意到他们甚至连沙皇的财产也抢）。如今已向过去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就是摒弃彼得堡，返回故都莫斯科。围绕在御座周围的那些人开始采取种种反对措施，也就是全然否定，坚定倒退。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叫停对彼得大帝来说至关重要的所有政府事务：军队，舰队，外交政策。

十六岁的彼得二世和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举办婚礼前夕，突患天花暴毙。罗曼诺夫王朝的男性一脉也就随之而湮灭了。于是各大家族为争权夺利，也就是为支持各自的候选人坐上皇位频发纷争，而这在俄国历史上实属司空见惯。枢密院由其中两方掌控：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他们在八个位子中占了六个。彼得二世未婚妻的父亲出示了凭空捏造的遗嘱，说那是年轻的沙皇死前写就的，要将皇位让给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卡娅。但伊凡·多尔戈鲁基还不够强大，并没有足够多的支持者来助其达成目标。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出来这份遗嘱简直就是粗制滥造。于是，德米特里·戈利岑提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建议，就是选彼得大帝的哥哥伊凡的幼女安娜当女皇。枢密院的成员（称之为枢密顾问）都同意了这个提议，这样一来，就将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和皇帝十二岁的外孙排除在外了，后者是他另一个死于1728年的女儿所生。

2 五周的君主立宪政体

盛宴已备。可主人却名不副实。

——德米特里·戈利岑

对那些枢密顾问来说，支持安娜当女皇的论据极具说服力。伊凡的长女，也就是安娜的姐姐已嫁给梅克伦堡公爵；如果为其戴上皇冠，就等于是请一个外国亲王登上御座，而此人却又是出了名的神经质的性格。

安娜从没接受过任何教育，只懂基础的德语。1710年，她十七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库尔兰公爵，后者死于1711年1月，同时代的人都知道公爵“喝起酒来不要命”。年轻的寡妇在库尔兰待了十九年，俄国、瑞典、普鲁士和波兰都对这地方虎视眈眈。比如，缅什科夫就梦想当那儿的王。萨克森的莫里茨（奥古斯特二世的私生子）想要牵起安娜的玉手，但莫斯科不同意，这样的联姻会削弱俄国对库尔兰的影响力。安娜并没断开和俄国的联系，她有时也会回去。不过，她并不属于哪一“派”。

安娜的疏离，她既不忠于谁，也不属于哪个派别，这个事实对枢密顾问们而言，正好具备了担任未来女皇的诱人品质。德米特里·戈利岑在得到枢密院全体成员的同意之后，便宣布：“得让生活轻松点。”他的想法很快就明确了起来：让生活轻松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因此，他罗列了一长串“条件”，来限制君主专制政体。

他很快就开始行动了起来。诸事皆停，所以清单很快备好，寄到了米陶，安娜就住在那儿。充当信使的是瓦西里·多尔戈鲁基亲王。女皇必须承诺加冕后不得再婚；不得在生前立遗嘱指定继承人；继续保持枢密院八名成员的架构，维护其完整性和权利；若无枢密院的首肯，不得宣战，也不得缔结和约；不得引入新的税种；无权任命上校这一层级以上的高级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不得不经审判即剥夺贵族的生命、财产及荣誉；不得肆意挥霍国家资源。

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安娜接受了这些条件，就说明俄国成了君主立宪政体。国家体制也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化。莫斯科经历过两次波雅尔限制专制权力的做法，史书称之为“七波雅尔摄政”。1730年，枢密院共有八名成员。枢密顾问其实就是在统治国家，只是在御座上放了女皇，迫使其同意削减权力。“条件”的倡议者德米特里·戈利岑并不满足于理论上的权力。无论是他，还是其他枢密顾问都觉得仅有承诺并不够，对在十字架前宣誓的做法也并不满足，以前有时候，俄国君主迫于形势也会这样宣誓。

枢密顾问有两个限制权力的样板可以参考：波兰和瑞典。瑞典的榜样特别诱人：17世纪末，国王拥有了专制权力，议事会完全屈服于卡尔十一世；他的儿子卡尔十二世同样也是绝对君主。但他打输了北方战争，1718年驾崩，就使议事会有可能突然限制王权。1723年批准的对政府形式的决议将权力分给了议事会中起代表作用的各个社会阶层。

俄国的政治语汇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会吸收“政变”（“putsch”，这是外国词语）这个词。如果莫斯科在1730年的时候就已熟悉该词，那肯定会用来定义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枢密院掌握了完整的权力；不过，由于担心遇到抵抗，枢密院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将这些“条件”告知安娜的。相距三十俄里的莫斯科四周都是部队，若是没有枢密院签发的通行证，没人能出得去。枢密院之所以称之为“密”，是因为该院是由国家最高等级的人构成的，这些人占据了“官秩表”的最上层。他们头上冠有“现行枢密顾问”的称号，保密正是为了对国家事务进行磋商。不过，如此神秘化还不够：对“条件”进行斟酌，再寄给安娜的做法，除了几个大家族之外，没人知道。

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但安娜还是得知了“波雅尔”有意限制她的权力。她完全接受了“条件”，在德米特里·多尔戈鲁基的陪伴下，踏上了俄国之路。2月10日，女皇抵达莫斯科郊外，她得在那儿等待预计15号举办的隆重的入城仪式。可是，从2月1日起，米陶的信使就已通知枢密顾问，说女皇已经接受了“条件”。翌日，元老院、将军们以及文职高官都被召集起来，以了解都有哪些“条件”，以及新的政府形式。于是，五百多号人聚在一起。参与大会的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写道，大家在读这些“条件”的时候，虽然浑身发抖，但也都签了字。枢密顾问并不满足于高官们的赞同之举。丹麦使节威斯特法伦亲历了这件事，他通知政府，说枢密顾问会开门整整一周，凡是赞成或反对改变政治体制的人都可以来。相当于上校这一级别的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也就是“官秩表”上最顶层的六类官员，均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教会要人亦可畅所欲言。

英国史学家约翰·勒多恩研究了专制主义时期的俄国政府体制，发现最高层级的精英阶层有一群人，人数在十五至二十之间。之后就是顶层三个类别的文职和军职人员，共有两百到两百五十个人。这上面还可加上大地主，这些人占有至少一百个“魂灵”。勒多恩认为广义上的领导阶层共有大约八千五百人，占五万四千名贵族（人数）的16%。

如果考虑到1730年“政变”时的局势，那这样的计算结果就会很有意思。偶然性也起了作用，特别是莫斯科还存在大量外省贵族，这些人都是来参加彼得二世的婚礼的，后来也留下来参加了他的葬礼。枢密顾问限制专制政体权力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彼得大帝时期取名为chliakhetstvo的贵族阶层就表达了异议。我们知道chliakhetstvo这个词源于什拉赫塔(szlachta)，后者指的是波兰贵族阶层。该词是由小罗斯人引入俄国的，前不久，小罗斯人还是波立联邦的臣民，如今却突然在沙皇的朝廷踏上仕途。

在像波兰那样的君主制和寡头共和国里，“遴选而出的”国王的权力遭到了很多限制，许多权力都让给了贵族阶层。但历史学家却并未在chliakhetstvo出现的那个时代发现俄国贵族阶层愿意跟随波兰什拉赫塔的榜样。只有一个例外。在波兰，大贵族和普通贵族阶层之间的区别肉眼可见，两者间常有明显的敌意。同样，俄国的chliakhetstvo也对家世悠久的贵族怀有敌意，生怕权力落到“波雅尔”的手中。

因此，枢密顾问们的计划就遭到了chliakhetstvo的反对。莫斯科开始骚动起来；局势和各种各样的判断引发了大量争论，导致出现了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首都爆发过的那种动乱，后者就是对尼康改革的争论所致。但这次的争论属于政治性质。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枢密顾问对此根本就不屑一顾：“所有人都在骂他们自以为是，贪得无厌，贪恋权力。”Chliakhetstvo圈子里流传着的一封匿名信宣称：“我们要说的是，现在所做的事，以及已经做的事，都是为了能有一个共和国……上帝不希望出现专制君主，也不想让我们堕入大家族的权力牢笼内，因为这样就会是chliakhetstvo的损失，我们也会比以前更糟，不得不卑躬屈膝，听人差遣……”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作为限制君主制权力的理论家，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提出了一种创建新的政府体制的规划。但chliakhetstvo并没听说这件事（他们是从外国使节的公函里才得知此事的）；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戈利岑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给忘了。戈利岑亲王提议女皇的权力只限于宫中，国库每年会拨付一定数额的钱维持其生活。政治权力完全落入由十至十二名高级贵族代表构成的枢密院手中。枢密院负责战争及和平方面的事务，任命军队统帅和财政官，后者只对枢密院负责。除了枢密院之外，他们还准备设立：由六十六名元老构成的元老院，预先研读呈递给枢密院的文件；由两百名遴选出来的人构成的贵族院，负责保护chliakhetstvo的权利；城市代表院（每个城市两名代表），负责商贸，确保民众的利益（当然，没农民什么事儿）。因此，戈利岑亲王的这项规划使出身“高贵门第”的寡头的权力得到了确立，而两院并不享有真正的权力：它们的任务只是保护其所在团体的权利。

统一在chliakhetstvo之下的各个圈子都在讨论政治；还制定了许多草案（至少有十二个），上面还写上了制定者和支持者的大名。有时签署者多达一万一千一百人。这些计划突出了新贵族阶层的两大诉求：一是政治层面（拒绝寡头制，扩大全体chliakhetstvo的权利），一是社会层面（减少强制服役时间，确立公职人员和地主的特权）。外国使节报告说，莫斯科人都在讨论英国的宪法和议会，所有人都要求获得自由，分歧也只局限在限制君主权力方面。

其中一份草案针对俄国政府需采取何种形式，罗列了极其详尽的观点。这应该是出自瓦西里·塔季谢夫(1686—1750)的手笔，他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极为活跃，撰写了俄国的第一部史书。这份草案有一个好处，即它是建立在对俄国历史的分析上得出的，吸收了欧洲政治思想的成果，也引用了胡戈·格劳秀斯和萨穆埃尔·普芬多夫的著作，这两人都是“自然法”理论家，彼得一世曾下令将其作品译成了俄语。

对塔季谢夫而言，理想的政府形式就是民主制，但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只可在小国实施，因所有居民均可聚于一地。他所列的第二位的是代议制（贵族）政府，但只适合于不受外国侵略、民众开明的国家（比如岛屿）。因为“开明的”民众会全力遵守法律，“严刑峻法实无必要”。君主制就排在之后，君主制虽然实施“严刑峻法”，但从地理与政治条件来看，俄国难以避免君主制。

从上下文语境来看，每个政府均有其价值。瓦西里·塔季谢夫举了例子：荷兰、瑞士、热那亚均为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是成功的贵族制；日耳曼帝国和波兰都是由君主和贵族统治的；俄国，以及法国、西班牙、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都是大国，只有专制权力”。俄国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研究俄国的往昔历史，认为专制制度有其必要性：证据表明强人君主可以很好地保卫国家，扩张领土；反之，就像动乱时代那样，前景就会不妙。

苏联的塔季谢夫传记作者认为他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该作者为了证明这一点，引用了马克思的说法，马克思将俄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同其社会组织条件相关联，认为俄国“国土广袤”，“从蒙古入侵那个时代起就决定了其政治上的宿命”。

瓦西里·塔季谢夫从历史和理论分析一直聊到其所在时代的现实，建议限制安娜的权力。他这么说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女皇是拥有“女性性别者”；因此，“并不适合履行一定量的任务”。她必须受到协助，推荐给她的（从贵族阶层）选出的机构可以对她提供支持。

女皇隆重地进入首都之后，便接受了chliakhetstvo的请求。2月25日，贵族群体来到皇宫；其中就有切尔卡西亲王、陆军元帅特鲁别茨科伊和塔季谢夫。官衔最高的特鲁别茨科伊年纪太大，所以由头脑清晰的塔季谢夫感谢女皇接受这些“条件”，并肯请其召开由高级军队将领、官员及chliakhetstvo的代表组成的咨询大会，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政府模式问题。这个请求由支持选安娜当女皇的八十七个支持者签署，但他们还是认为枢密顾问们所做的决策必须由全体chliakhetstvo的代表批准。安娜在请求书上签了字，但大厅内满布的近卫军军官却高声喊叫，要求恢复专制制度。

新登基的女皇甫抵莫斯科，接受了限制其权力的“条件”之后，便发现chliakhetstvo骚动不安，异见纷呈，且常常互相矛盾。除了枢密顾问们以及围绕在切尔卡西亲王、特鲁别茨科伊、塔季谢夫这个圈子之外的人，支持绝对君主制的人也并没有消停。那位对民族问题颇为上心的苏联历史学家认为“专制派的领头者是三个俄国化的外国人：安德烈·奥斯杰尔曼、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和安齐奥赫·康捷米尔”。也就是说：一个是德意志人，一个是乌克兰人，还有一个人的父亲是摩尔达维亚亲王，因遭土耳其人驱逐，举家逃至俄国。

安娜进入莫斯科之前，在弗谢斯维亚茨基村暂居了数日，有一个枢密顾问建议其自封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上校”和近卫骑兵“队长”，但此人究竟是谁，历史学家们尚不知晓。这两个行为违反了“条件”，我们知道，女皇如果没有得到枢密院的首肯，是没有权力来任命军队和近卫军的指挥官的。但安娜对近卫团有不小的影响。军队由三名陆军元帅和枢密顾问指挥，但军队离他们还远着呢。期望得到女皇优待的近卫队军官列席了呈递请求书的仪式。

尼基塔·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在近卫军的高喊声中，递交了另一种类型的请求书，共有一百七十人在上面签了名，安齐奥赫·康捷米尔亲王也读过：“恳请女皇陛下降下恩泽，效法拥有丰功伟绩的先祖，以专制君主的身份进行统治，摒弃枢密院呈递女皇陛下且由您签署的那份请求。”

有一个亲历者记下了女皇的反应。女君主开始问枢密顾问们对“我目前同意的民众诉求”是否支持。枢密顾问低头不语，其实也就是默认了。他们别无选择。亲历者说，如果他们对chliakhetstvo的谴责表达哪怕一丝的反对，近卫军军官就会从窗外冲进来。女皇继续说道：“你们让我在米陶签署的那份请愿书难道并未表达民众的意愿？”一听到有人说“是的！”，安娜便朝多尔戈鲁基亲王转身看去：“瓦西里·卢基奇亲王，你难道骗了我不成？”

于是，女皇下令把那份她在米陶签署的“条件”书拿来，撕了个粉碎。

Chliakhetstvo便不再等寡头枢密顾问发话，而是直接向君主面陈。“政变”和“反政变”就是彼得大帝所实现的功业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新的社会力量——chliakhetstvo——出现了，而老的贵族阶层寿终正寝。各种不同政治观念之间的争斗（说实话，得到了近卫军的帮助）以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君主意志之真理》一书中所表达的理念胜出。1726年，叶卡捷琳娜一世觉得有必要重版普罗科波维奇的这本书（首版是1722年），来捍卫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从这位身为学者的总主教的思想来看，他是用“自然法”来为君主的专制权力正名，所谓的“自然法”其实类似于社会契约，使君主成为和平和社会秩序的保障者，从而导致安娜决定将强加给她的“条件”撕个粉碎。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结论是：“18世纪的俄国，由枢密院临时政府花四周时间确立起来的贵族立宪君主制就这么结束了。”结局并不明朗。旧贵族落败，但大量贵族大家族对枢密院充满了敌意。作为社会新阶层的chliakhetstvo胜出，只是其首脑人物都是元老院议员、将军和亲王。目的仍然模糊不清：枢密顾问想要限制专制权力，却又不想改换政府体制；其对手想要保存君主的专制权力，来改换体制。只有领导阶层的一小撮人骚动不安（政治斗争和理念相争），民众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唯一确定、牢固的（专制政体的基础）仍然是君主的权力。彼得剥夺了君主神性方面的合法性。专制政体变得世俗化，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科学地证明了这么做的必要性，以及“君主意志之真理”不可避免的特性。

3 女皇与宠臣

安娜与其宠臣之间不祥的亲密关系可谓卑鄙下贱，这让她的生平及其回忆在历史上变得暗淡无光。

——尼古拉·卡拉姆津

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对个体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问题多有涉及。宠臣（或宠姬）的作用也时常得到论及，且均有具体的案例为基础。可以写一本“宠信学”这样的著作，可以花好几章的篇幅专门来论述宠臣和宠姬对君主的影响。

在1730年2月10日安娜来到莫斯科之前，俄国历史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伊凡雷帝、阿列克谢和彼得一世的宠臣都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他们要么支持沙皇，要么为其设置障碍。女性登基，其身边宠臣的作用也有漫长的历史。伊凡雷帝的母亲叶连娜·格林斯卡娅对伊凡·奥韦契纳—捷列普涅夫—奥勃连斯基亲王的支持，索菲娅摄政时期将政府权力交给了瓦西里·戈利岑亲王，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位时期，当道的是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安娜女皇在俄国给我们带来了恩斯特—约翰·比伦(1690—1772)，后者将名字改成了比隆，想用这样一个细微的改变来展示自己和法国比隆家族的亲缘关系。

这场致命的相遇是在米陶发生的。库尔兰女公爵只是在纸面上管理自己的省份：彼得大帝的代表彼得·别斯图热夫以俄国君主的名义在那儿发号施令，他也是安娜的密友。据说在米陶，有个年轻能干的美男子比伦，其父是个马夫，此人受到了别斯图热夫的庇护。彼得·别斯图热夫有时会回俄国，他在返回库尔兰后，发现自己在女公爵身边的位子被人占了。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在专门写安娜的章节里写道：“照时人的证词，安娜·约安诺夫娜和比隆异乎寻常地亲密。安娜·约安诺夫娜的思想和行为完全受到了宠臣的影响，与之亦步亦趋。不管她做什么，都是因比隆而起。她在库尔兰当女公爵，后在俄国当女皇的时候，每个人对此都是心照不宣。”

女皇对马夫的儿子可谓痴心不改，不仅将其封为公爵，还将俄国的权力拱手相让，这完全就是历史小说的理想主题，宠臣的个性也激起了时人以及后人的评说。彼得·别斯图热夫的女儿沃尔康斯卡娅女亲王对比隆没好话，她在信里说比隆就是“库尔兰无赖汉”。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则对“无赖汉比隆”说了好话。俄国历史上只有三个重要的角色把自己的名字献给了时代：18世纪的比隆苛政(Bironovchtchina)，19世纪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Araktcheievchtchina，源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权倾朝野的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之名），20世纪的叶若夫大镇压（Iéjovtchina，源于叶若夫之名）。女皇安娜的宠臣，亚历山大一世青睐的大臣，斯大林忠心耿耿的人民委员都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俄国历史上最凄惨的时期。在对宠臣的回忆当中，比隆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他没什么“规划”，也不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希望改变社会或像叶若夫那样想要改变世界。“无赖汉比隆”只贪恋财富、荣耀和权力。

比隆苛政从1730年持续至1740年，也就是说从安娜登上皇位到她驾崩为止。当时那个时代，“德意志人”统治着俄国。和阿拉克切耶夫及叶若夫不同的是，比隆极其懒散，也没在政府享有一官半职。而且，他什么都不愿操心，也不想干什么活；他唯一担心的就是积累财富，如何确保自己的利益。他由于是宠臣（女皇时刻都会满足他的任何欲望），所以就成了“德意志”事业的象征。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德意志人纷纷来到俄国，就像是袋子破了，掉出来各色垃圾，他们围绕在御座四周，政府内部收益最高的职位，他们都会插手干预。”这位历史学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只喜欢纯种狗的“库尔兰无赖汉”，以及利夫兰的“另一个无赖汉”，即吕文沃尔德伯爵，此人“名不副实，专门投机倒把，收受贿赂不遗余力”，而他同样也是女皇的宠臣。

克柳切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但年纪更大的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认为，安娜统治时期“严刑苛政”的特点并不能归咎于“围绕在她身边的比隆和德意志人”。科斯托马罗夫特地强调，并不能把“德意志人看作铁板一块，因为这些担负国家领导职位的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团体，目标也各不相同”。此外，还必须说的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见得能代表真正的德意志人。比隆和吕文沃尔德如今都被看作是拉脱维亚人；安娜政府的实际领导人安德烈·奥斯杰尔曼以及陆军元帅慕尼黑（当时位阶最高的军事统帅）都是德意志人；另一个军事将领，陆军元帅拉希则是荷兰人。

所谓的“德意志”事业事实上就是指外国人统治。从娶了索菲娅·帕列奥洛格的伊凡三世当政起，他就把宫廷的大门向外国人敞开了，尤其是向希腊人，希腊人主要待在俄国的莫斯科，其次是彼得堡（从彼得一世起），这些人受到了严格的管控，虽然俄国人对他们很不满，但由于觉得有必要让他们待在这儿，所以他们就得到了容忍。外国人主要担任技术人员（军人、工程师、建筑师），他们把俄国缺乏的经验和知识都带了过来。彼得一世在位时期，他们开始担任政府官职，但受到君主的密切关注。比隆苛政时期，外国人将国家的笼头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管控并不太严。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道：“一切都听命于女皇，但其实她的御座上坐的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

外国人在俄国状况的演变和女皇的个性并不完全有关。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胜利，以前属于瑞典的省份并入俄国，将通往都城的通途向势力强大、组织良好、拥有欧洲知识和经验的一群外国人敞开，这才是主要原因。帝国扩张边界之后，这些外国人就都成了俄国人。正是在那个时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生造出了一个词，叫作rossiïanine（指某个人住在俄国，却又非俄裔），苏联解体之后，这个词在20世纪末颇为流行。

“德意志人”（丹麦人、普鲁士人、威斯特伐利亚人、荷尔斯泰因人、立窝尼亚人、库尔兰人）势力越来越大，所激发的敌意也就越来越多。由于担心不满情绪日增，而且她也很清楚都是因为近卫军军官出手干预，自己才掌握了专制权力，于是她刚登基，就让后者设立了第三团，名为“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名称取自她在伊兹马伊洛沃的宅邸）。该团必须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团相抗衡。指挥权交给了吕文沃尔德伯爵，后者都是在外国人中间选拔的军官（主要选拔新“俄国人”，也就是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其副手是德意志人雅科夫·凯特，他以前在俄国军中短暂地服役过一阵。人们认为他是首批在俄国组建共济会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和汉堡的共济会有联系）。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的普通士兵均从小罗斯征募，苏联的一个历史学家指出：“招募的都是反俄情绪持续高涨的社会阶层人士。”

不过，女皇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并不是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而是chliakhetstvo，这些人想尽一切办法让女皇保有专制权力。撕毁强加于己身的“条件”书那天晚上，安娜宣布：“我若言而无信，无法信守承诺，我就会摘下俄国皇冠。”（北极光出现在莫斯科的上空，在那个纬度，这种现象极为罕见。）大家认为那是不祥的征兆。当天晚上，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说出了这么一番具有预见性的话：“盛宴已备。可主人却名不副实。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满盘皆输的牺牲品。管它呢！我将会为祖国而受难……那些让我泪水涟涟的人，也会痛哭流涕，哭的时间将比我更长。”

比隆苛政是一个恐怖的时期。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枢密顾问及其支持者。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也是俄国最早的宣传者之一。他和安·康捷米尔和瓦·塔季谢夫所属的“学者团”对彼得大帝的所作所为歌功颂德。后来，“彼得巢中的雏鸟”又大力支持叶卡捷琳娜一世，也积极参与了和枢密顾问的斗争（我们说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即便瓦·塔季谢夫的地位也有些特别）。

费奥凡总主教的诗为安娜大唱赞歌，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俄国诗歌真想一飞冲天的话，那它就会明白必须对君主忠心耿耿：“你是我们的光亮，你是美丽的花朵，你是善，你是快乐、荣光。”安娜的许多事都可以拿来说，但说她善良，这就有点过了。毕竟女皇为人恶毒，记仇心重。

甫登王位，安娜就于1730年3月设立了掌玺公署，取代了彼得二世时期遭裁撤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她让安德烈·乌沙科夫将军担任了该政治警察部门的负责人，乌沙科夫前不久还在费奥多尔·罗莫达诺夫斯基领导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里工作，从残忍性来看，他和彼得大帝的宠臣相比不遑多让。不过，时人注意到掌玺公署的负责人将天性残忍和上流社会的门面结合了起来。安德烈·乌沙科夫直接向女皇汇报，从女皇那里听取指示。从1732年起，圣彼得堡最终成为帝国的都城，掌玺公署迁移至圣彼得堡后，除了乌沙科夫将军之外，还有两名秘书和二十一名职员。尽管人数不多，但该部门工作量极大：两万多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死刑判决也在快马加鞭。瓦·克柳切夫斯基说：“间谍行为从此以后就成了最受国家鼓励的工作。”若对女沙皇有失礼之处，且又未受举报，就会为此下达特谕，未举报者将会被处死。

历史学家传统上称之为“比隆恐怖”，虽然这基本上就是俄国人的作品，但它还是影响了安娜同时代人及随后几代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因为那些极其古老的家族都受到了打压：多尔戈鲁基家族遭到流放，后被处死；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死在了什利谢利堡的堡垒内。安娜在位时期反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就是对“内阁大臣”阿尔捷米·沃伦斯基进行的审判。

被皇帝看重的沃伦斯基很快就对女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和比隆及奥斯杰尔曼发生了冲突，但最终落败。他向朋友承认：“可以这么说，女人都是背信弃义的，她们一旦给你露出好脸色，你就得害怕了！拿我们的女皇为例：有时，她会发火，但我根本就不知道原因；她自己拿不定主意，都是公爵替她拿。”沃伦斯基被送上法庭之后，承认自己有罪（严刑拷打之下，他只能承认讲过女皇的坏话），于是就被判处割舌的刑罚，之后再被处以桩刑。最后一刻，安娜宽恕了自己的旧臣，减轻了刑罚：将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割舌之后，直接斩首了事。

镇压也落到了那些想要限制专制权力的人身上；但在打压的同时，1730年贵族在各项“规划”中提出的某些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安娜从登基起，就废除了彼得大帝针对继承权订立的法律，后者批准一家之主有权将财产遗赠给自己选定的人。新法则要求不动产需在“所有人之间”平分，但抹除了采邑（可继承的领地）和田庄（提供服务和服务期间所让予的土地）之间的区别。因此，田庄就成了chliakhetstvo可继承的私产。

1731年，“陆军贵族子弟团体”创建，这个教育机构只针对贵族家的孩子。从1733年的教学大纲可以看出，学生都在上什么课，对什么更感兴趣。那一年，贵族子弟团体有243名报名者。237人学习德语，110人学习舞蹈，51人学习法语，47人学习剑术，39人学习音乐，36人学习几何，34人学习绘图，28人学习历史，20人学习马术，18人学习俄语，17人学习地理，15人学习拉丁语，11人学习法律。课程结束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军官，或从事文职工作。

1736年，女皇颁发敕令，对贵族的一个主要诉求做出了有利的回复：军队的义务服役期缩短至二十五年（之前一直是没有时限的）。而且，父亲以后也有权将一个儿子留在家中照料产业，孩子至少能读写即可。这个决定相当重要：为国家服务（军职或文职）不再是贵族唯一的可能的职业途径。不再为国家服务的新的地主阶层形成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全体贵族就再也不用服义务兵役了。但朝这个方向踏上的第一步还要拜1736年的敕令所赐。服役满二十五年即可离开军队的规定使二十岁开始服役的贵族得以在年富力强之时返回自己的领地。

另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也可以看出女皇对chliakhetstvo的关注：从现在起，俄国人的军饷和外国人的军饷相等，此前，外国人的军饷要高得多。不过，要说明的是，这个行动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样的军饷在安娜在位时期很少发放。事实上，国库空虚得很：宫廷花钱大手大脚，国库全都被宠臣劫掠殆尽，而外交政策也靡费甚巨。

Chliakhetstvo转变成特权阶层，农民阶层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也受奴役益深；农民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这样的进程根本不可阻挡：贵族产业的权利越来越多，农奴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少，到最后就连一丝一毫的权利都已丧失。如果说18世纪是女皇和贵族的世纪，那么它也是农民阶层彻底受奴役的时代。在该世纪末，剥夺农民一切人权的法律将由另一位女性来强行推进，这显然是历史的巧合。叶卡捷琳娜二世既是法国哲学家的偶像，也是开明君主的典范，到她1796年驾崩的时候，俄国共计3600万居民：其中979万名农民都将落入私有产业主的手中，727.6万人属于帝国所有。从家庭层面来看的话，90%的俄国人口都将成为农奴，遭到地主或国家的奴役。

女皇安娜将财政任务强加到地主身上，允许他们从自己的农奴头上抽取人头税，从而大大加速了奴役进程。农奴制的强化，再加上连续两年作物歉收(1734—1736)，使得道路上处处可见乞丐和游民。农奴逃亡数量惊人。为了阻止这种情况，1736年便颁布敕令，地主只要觉得合适，就可对逃亡农奴做出惩罚。乞丐和游民结成匪帮，四处劫掠。在令商人胆战心惊的伏尔加河与奥卡河沿岸地区，发号施令的就是匪帮，但首都周边地区匪帮也不少。军队将圣彼得堡通往莫斯科沿途的森林砍伐殆尽，以便找出匪徒的身影。1740年，安娜驾崩前没多久，“流民”袭击了彼得保罗要塞，杀了守卫，夺取了属于国家的钱财。

彼得大帝推动得太厉害，结果就算缺乏名副其实的船长，俄国的舰船仍旧在指定的航向上巡弋。三十七岁登上皇位的安娜设法弥补自己在米陶百无聊赖的岁月。女皇的传记作者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说得很无情：“安娜·约安诺夫娜懒惰，放浪，笃信鬼神，但也傲慢自大，狂妄无礼，别人哪怕只是稍稍惹了她不高兴，她也不会宽以待人，她从未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习惯，尤其是思考能力，考虑到她地位如此崇高，思考能力可是万不可缺的。”安娜喜妆容（她听了比隆的建议，尤喜艳丽的色彩）和节庆。1736年，她把意大利歌剧团请来俄国进行“首场”演出。最让她着迷的都是丑角和闹剧。

她在位的十年只不过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短章节，最值得记忆的无疑是“冰屋”。她生命最后一年下令建造了一座由冰块砌成的屋子，墙壁、大门、窗户、家具、餐具均由冰块制成。冰屋建成之后，就在里面举办了皈依天主教的米哈伊尔·戈利岑亲王的大婚仪式，由女丑角、以畸形知名的卡尔梅克人安娜·布杰尼诺瓦扮演小丑。某苏联历史学家略显夸张地说，这段“冰婚”史乃是“俄国的耻辱，比纳尔瓦、奥斯特里茨还要糟糕”。1835年，作家伊万·拉哲契尼科夫在历史小说《冰屋》中严厉抨击了安娜，将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当作正面形象来描述，说后者是俄国的捍卫者，与外国宠臣比隆横眉冷对。

安娜政府并不讳言对彼得大帝改革的态度。安娜（或由她选择的担负内政外交的负责人）既不愿反对，也不愿亦步亦趋，只是根据时势的需要或自己的利益来定。她所采取的“管理”国家的措施有：常设邮政通联，每隔二十五俄里就设立一个驿站，战时每个驿站配备二十五匹马，和平时期为五匹；二十三座大城市均设立治安管理机构（此前只有大城市有）；1737年，下令市政当局在城内配备医生（从军医内部遴选），月薪为十二卢布；还开设药局，由财政拨款购入药物。

彼得大帝致力于发展医药行业，其主要趋势就是将一直以来由国家控制的行业转为私有。由国库拥有的矿业也都转为个体经营。矿产企业落入了俄国人和外国人创办的公司手中。关闭了部分工厂和矿场，原本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红红火火的捕鱼业也没了声息。种马场得到了极大的关注，种马的数量得以快速增长。必须说的是比隆嗜马如命。安娜政府对货币也特别关注：切尔文券是一种价值三卢布的金币，彼得大帝时期铸造，具有新的恒定价值：两卢布二十戈比。1731年，小额银币遭到废除，由大额银币取代：银卢布、半银卢布以及十分之一银卢布，成色为77%。同样，铜币也从流通中撤了回来。

彼得大帝反对教会的政策得到了遵循，安娜在位时期将这项政策保留下来或许也是题中之义。主教会议负责教会所有事务。换言之，神职人员的所有财物（采邑和隐修所）均独立于政府部门。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取决于国家利益所向，彼得大帝时期便是如此。旧派信徒遭到迫害，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方式，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占主导地位的教会，在国家内部引起了分裂。旧派信徒支付双倍的人头税，其修道院遭到劫掠，这些“偏离”正教者还被抓去终身服苦役。他们为了逃避迫害，离开中心区域，逃至偏远地区（西伯利亚、高加索的山里）或外国。

新教徒占据了特殊地位，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彼得大帝的政策上，也可以从女皇的倾向上反映出来，她的身边都是信奉新教的宠臣。圣彼得堡建造了一所路德宗教堂（和一座亚美尼亚教堂）；其他城市同意他们可以建造自己的教堂，毕竟那儿有许多德意志工人。瓦西里·塔季谢夫的《论科学与教育机构的功用》一书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世俗生活方式”进行了辩护。当然，他并没有抛弃“精神生活”，但认为两者有权共存。作者在阐述自己的计划时，强调有必要从国家“世俗生活”的角度实施绝对的宗教宽容。他写道，俄国“不仅不会因多元信仰而受损，甚至还会变得更统一”。他觉得唯一例外的是“背信弃义”的耶稣会士和“没有信仰且天性邪恶”的犹太人。

推行宗教宽容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但对叛教者的迫害还是相当严厉，那些人因皈依其他信仰而抛弃了东正教。1738年，舰队军官沃兹尼钦皈依犹太教，被送上了火刑架。同时被送上火刑架的还有偏离东正教正道的伯鲁奇·莱博维茨。1740年，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伊萨耶夫皈依伊斯兰教，被处以极刑。不过，这些情况很罕见。最厉害的诱惑是天主教。长期生活于西方的俄国人就会信奉天主教。

天主教宣传基本都来自波兰。1992年首次出版了由修道院院长雅克·于贝编写的小册子，1728年12月，于贝来到俄国，1732年3月逃离，从他身上可以很好地看出安娜统治时期（当然不仅仅在她的治下）天主教传教士在圣彼得堡的艰难处境。修道院院长于贝是以戈利岑家族的伊琳娜·多尔戈鲁卡娅公主的告解神父身份来到俄国的，公主在国外皈依了天主教。索邦的巴黎神学家交给于贝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是否有可能进行教会合并，彼得大帝在巴黎逗留期间就提出过这一设想。

修道院长于贝只散发小册子，就招来了迫害。而且，他还和两大失宠家族多尔戈鲁基家族及戈利岑家族交好。此外，俄国根本就不愿将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合并起来。1735年返回法国之后，雅克·于贝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但他名为《莫斯科人的宗教和风俗》的手稿要到两百五十年后才从鲁昂市立图书馆内被挖掘出来。修道院院长于贝的传教使命失败了。

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尽管对安娜女皇及其所作所为持严厉的态度，但他也说：“安娜·约安诺夫娜政府对分裂派和宗教上的偏差相当严厉（这位历史学家在此指的是除了东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但比起教会的某些狂热分子，她显得更温和与宽容。”他的结论是：“政府比俄国人更早地意识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即恐怖政策并不足以使民众忠于东正教会。”正是有了这层意识，才创建了神学院和学校，用来培养“睿智、渊博、道德操守极高的”教士。

安娜政府的政策缺乏逻辑性，既采用彼得改革的某些孤立元素，又摒弃了其他一些要素，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部分解释，即女皇并没有什么政治思想，而且将真正的权力托付给了宠臣；但同样确定的是，每一个宠臣（数量堪称庞大）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更会捍卫自己的个人利益。英国历史学家勒多恩是这么描述18世纪俄国的（他也明确表明，这些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时期）：“俄国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就是一个谜。”这样的评语完全适用于安娜在位时期。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也对比隆苛政时期的暗无天日予以严厉抨击，他提到了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元老院高级检察官阿尼西姆·马斯洛夫，后者不遗余力地进行揭发，说“政府和元老院的高官缺乏良知，游手好闲”，并持续关注农民的悲惨境遇。“他不偏不倚、勇敢无畏、坚持不懈，这样的道德力对女皇及其宠臣毫无道德可言的个性发挥了影响。”

副内阁大臣亨利·约翰·（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奥斯杰尔曼和陆军元帅布克哈德—克里斯托弗·慕尼黑也都是“彼得巢中的雏鸟”，第一位皇帝当政时期，他们的事业就开始起步了。奥斯杰尔曼服役的时候年纪很轻，做过沙皇交付给他的各种工作，沙皇看重的是他的外交能力。彼得死后，作为“沙皇制造者”的奥斯杰尔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被誉为帝国最睿智的人，至少宫廷是这么看的，于是他在选择叶卡捷琳娜一世、彼得二世和安娜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安娜在位时期，奥斯杰尔曼成了政府名副其实的首脑。女皇临死之前将比隆和奥斯杰尔曼叫到自己身边，把写有继承人名字的文件交给了副内阁大臣。

慕尼黑来到俄国的时候三十七岁。他出生于德意志的一个公国，奥尔登堡伯爵的这个公国从15世纪起即属丹麦所有。十六岁的时候，慕尼黑前往法国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二十岁时，他就已经在欧洲各大军队里战斗过，在萨伏瓦的欧根亲王、马尔博罗公爵、铁腕奥古斯特二世治下的波兰军队里服役过。他在俄国从事的工作是修建拉多加运河，他担任负责人，得到了彼得大帝的高度赞赏。

皇帝驾崩之后经过了五年动荡时期，慕尼黑和奥斯杰尔曼走得很近，安娜登基之后，他便在“内阁”负责起了军事事务。他提出要改革军队，并创建了两个近卫团（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和骑兵近卫团）和一支重装骑兵部队，在某些特定的部队内设立工程兵，在陆军内部设立贵族子弟军团。他还提高了俄国军官的军饷，使之与外国人的军饷相同。在他的统领之下，还兴建了成系统的军事要塞，在顿河与北顿涅茨河之间设立了“乌克兰防线”，在防线沿线的堡垒内驻守了二十个“陆地民团”。宫廷迁移至圣彼得堡一事也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他先是担任总督，后成为女皇“内阁”的阁员。

导致俄国历史学家对安娜的对外政策、她发动战争进行批评的其中一个原因，尼·科斯托马罗夫已说得很清楚：“每一个国家都想欺骗俄国，利用俄国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俄国结盟对大家来说都很有诱惑力，这样就能使用俄国庞大的军事力量，牵着它的鼻子走。”欧洲两大强国，法国和奥地利（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最先对俄国感兴趣的国家。它们在圣彼得堡的代表花钱大手大脚，就是为了将俄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吸引至自己的阵营内。

整整十八年时间(1723—1741)，虽然名义上的掌玺大臣是加夫列尔·戈洛夫金，但外交领域的负责人还是安德烈·奥斯杰尔曼伯爵。199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外交年鉴着重指出，俄罗斯外交领域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以俄罗斯的历史利益为依归的，不过有时候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某些掌玺大臣会以此来为自己谋私利”。安德烈·奥斯杰尔曼就懂得如何调和这两者。

波立联邦自国王萨克森的铁腕奥古斯特二世驾崩之后，从1733年2月1日起就不得不在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做出选择。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腓特烈—奥古斯特轻松登上了萨克森的王位，但和波兰王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法国坚决支持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的候选人身份。莱辛斯基以前曾被彼得大帝的军队驱逐出波兰，他是铁腕奥古斯特的支持者，也是卡尔十二世倒霉的候选人，他逃到法国之后，将自己的女儿玛丽许配给了年轻的路易十五。比他运气好的对手死亡之后，他便想要获取波立联邦的王冠。法国向他承诺，如有必要，会出兵支持他。1733年9月12日，波兰什拉赫塔一致同意选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当国王。

1732年12月，也就是奥古斯特二世死前两个月，他在柏林签订了一份条约，史称“吕文沃尔德条约”（取自俄国外交官，安娜宠臣之兄的名字）或称“三黑鹰条约”。订约方分别是俄国和奥地利，两者的纹章上都刻了双头鹰，普鲁士的纹章图案也是一只黑鹰，但只有一个脑袋。圣彼得堡、维也纳和柏林决定不让奥古斯特的儿子登上王位，而是让葡萄牙亲王当波兰国王。倡议订约的是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他自己没有子嗣，所以很想让自己的女儿（他有三个女儿）继承自己的皇位。可是，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却在觊觎奥地利的皇位，所以查理六世就要阻止他在波兰登基，否则一旦登基，后者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的出现让“三鹰”的图谋变得混乱起来。联盟方便决定支持萨克森的觊觎者，因为后者签署了《国事诏书》，签署这份议定书的目的就是在查理六世死后，把他的女儿选上维也纳的皇位。由陆军元帅拉希领头的俄国军队开进了波兰，随后进入的则是扎格里亚日斯基将军、伊兹马伊洛夫将军和列普宁亲王的军队。波兰民众进行了抵抗，却不是俄国正规军的对手。萨克森王位的觊觎者同样受到了部分什拉赫塔，尤其是立陶宛大贵族的支持。

1733年10月5日，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国王的对手推选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当波兰国王，称为奥古斯特三世。莱辛斯基逃往但泽，在那儿等待法国承诺的援军。俄国军队攻占了这座抵抗异常英勇的大型堡垒。自从慕尼黑将军开始负责军事行动起，局势就发生了变化。1734年3月，炮兵发起猛攻，被围困者对援军的到来希望破灭（一支法国分遣队来到了该城周边地区，却没敢靠近），6月27日，但泽投降。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逃往普鲁士，后又重返法国。落败者支付了数以百万塔勒的战争赔款。被盟国（首先是俄国军队）放上王位的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平静地统治起了波兰。

法国是因为要对奥地利施压，才对波兰感兴趣的。路易十五觉得反对莱辛斯基的势力太强大，所以不太想派军队硬扛俄国军队，于是就同意和奥地利签订和约：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放弃对波兰王位的要求；他名义上仍然是终生国王，且终生作为法国近期攻占的洛林地区的领主。法国和波兰之间关系的本质从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即法国同意军援莱辛斯基的五年之后，终于和奥地利签署了莱辛斯基放弃王位的条约。

对法国而言，波兰在外交赌注中排在第三位。但对俄罗斯帝国而言，波兰具有头等价值。攻打斯坦尼斯瓦夫一世·莱辛斯基国王的战争是为了捍卫奥古斯特三世的“权利”，却让俄国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仅仅在但泽一地，俄国就损失了八千人。但这场战事也表明，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过其他“黑鹰”的同意）介入波兰的事务，并将自己选出的候选人送上波兰王位。奥古斯特二世死后，就开始选择华沙王位的候选人，波兰并没有任何想要冒犯俄国的企图，既不想侵犯边界，也不想和俄罗斯帝国的任何一个邻居组建联盟。但这些都没关系。安娜，或者说她的那些谋臣，遵循彼得的政策，都急于在波兰国家与社会体系崩溃之际从中牟利，波兰人则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称为自由。波兰历史学家帕维尔·雅谢尼卡提出了一个颇具特征的事实：“彼得堡被德国人弄得乱七八糟：为那个时代定下了基调，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决定俄国政治的那些人，无论是奥斯杰尔曼、列普宁，还是其他人，都无关紧要。所有人的行事方式都一个样，谁都不想放弃彼得大帝夺来的战利品。”

俄国的盟友奥地利和普鲁士也有自己的算盘，它们希望如有可能的话，侵占波兰，扩张自己的领土，但它们也同意将波立联邦置于俄罗斯帝国的保护之下。北方战争的胜利仍在结出硕果。

俄国已可确保西北边界无虞，便开始转向东南方和奥斯曼帝国。最高朴特，奥斯曼帝国，抑或是简单称之的土耳其，无论什么名称，反正它都是俄国的宿敌。土耳其相继阻挡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通往黑海的道路。而且，土耳其还占据着乌克兰的部分地区，对波兰事务也有巨大的兴趣，而且它还是波立联邦的邻居。1721年，彼得在普鲁特河战败之后签订的条约使土耳其这方面的兴趣更加具有了合法性。

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宿敌奥地利在波兰发起的行动，促使土耳其更加支持其藩属国克里米亚，而这么做就等于侵入了俄国的领土。俄国痛苦地感受到了普鲁特河的羞辱，他们总想好好地教训一番克里米亚汗，削弱土耳其的势力，1730年，土耳其禁卫军士兵再次推翻苏丹，让另一个苏丹坐上了王位——1735年，俄国有太多的理由可以对土耳其发动战争。

多年来，土耳其和波斯的冲突，一场败仗接着一场败仗。安娜手下的外交官决定介入冲突，便和波斯确立了良好关系，借由签订《拉什特条约》(1732)，将彼得大帝夺走的阿斯特拉巴德和马赞德兰省归还给了波斯；1735年，通过《吉安加条约》，又把巴库、杰尔宾特及其他地区还了回去。获取里海周边新的领土的计划符合沙俄的利益，莫斯科沙皇很久以来就对高加索地区蠢蠢欲动。

1715年，彼得大帝派遣年轻的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后来成为比隆和安娜的牺牲品）前往波斯担任使节，彼得给其下了指示，要他仔细研究里海周边地区、港口、城市与河流，特别要核实是否存在直通印度的河流，以及俄国是否存在与波斯及近东地区做生意的可能性。

1717年，沃伦斯基提出了一项计划，就是趁波斯内战之机，夺取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此时，彼得正在和瑞典打仗，拿不出所需兵力来和这个国家开战。但他并没有将阿尔捷米·沃伦斯基的计划束之高阁，而是推迟了实施的时间；而该计划的发起者则被任命为阿斯特拉罕总督。沃伦斯基也并没有闲着，他继续让皇帝相信，只有自己可以利用沙赫的弱点。1722年的军事远征将会证明这个判断的正确性：俄国军队轻易赢得了胜利，夺取了里海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大片波斯土地，切断了波斯通往里海的道路，使波斯成了“俄国的伊朗”。

虽说是轻易获胜，但并不是说没有战损：61091名士兵参与了对里海的远征，其中36664名士兵或阵亡，或染疫身亡，或中暑而亡。俄国夺取波斯的领土，土耳其并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也入侵了沙赫的领土。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各自划定了势力范围。

为了在和土耳其的战斗中寻求盟友，安娜的外交官便把夺取的地盘还给了对方；但《吉安加条约》有一个地方考虑到了今后的情况：无论出于何种借口，波斯都不应交出巴库和杰尔宾特。此时已是俄国—波斯共享的通往里海的道路就这样对土耳其关闭了。

表面上，并没有和土耳其开战，但打的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后者不断地穿越高加索地区的俄国领土进行劫掠，和波斯打仗，可谓野心不小。陆军元帅慕尼黑下令从波兰向乌克兰进军，继而向鞑靼人开进，他在1736年8月14日写给比隆的信中说，明年俄国军队定会臣服克里米亚、库班和卡巴尔达。预计1739年就可夺取君士坦丁堡，让女皇安娜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登基。陆军元帅说完这个计划后，不禁惊叹：“对女皇来说，这是何等的荣耀！”

俄国军队冒着战损巨大的风险，取得了可观的胜利。陆军元帅拉希的围城战打得异常艰难，最终夺取了亚速，彼得原本也夺取过亚速，后在普鲁特河战败后又还给了土耳其，1736年6月20日终于又夺了过来。此时，慕尼黑的部队正在越过佩列科普地峡，第一次实现了俄国古老的梦想：进入克里米亚（1736年5月22日）。俄国夺取了克里米亚的城市，包括都城巴赫奇萨赖，并将这些城市付之一炬：可汗的宫殿被夷为了平地。但传染病、炎热、缺乏生活物资迫使俄军不得不向佩列科普撤退。

1737年春，慕尼黑再次挥师对战土耳其，这次的目标是夺取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军事上的胜利，棘手的战况，奥地利（1726年起就联手俄国对付奥斯曼帝国）的踌躇不前，以及奥地利人败仗连连，最终促使俄国想要寻求和平。1737年8月，三个交战国各派代表齐聚涅米罗夫进行和谈。俄国使节遵守奥斯杰尔曼的指示；从指示来看，俄国想要获取土地和边界地区的战果。指示说得很明确，夺取边界地区是为了确保帝国及其居民的安全。最大的要求就是把克里米亚和库班割让给俄国。奥斯杰尔曼同意，若是无法获取所希望的边界地区，那就把塔曼半岛和亚速海沿岸地区及至别尔达的出海口（后据此建造了别尔江斯克这座城市）全部割让给俄国。这样一来，包含第聂伯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整片领土就又可以回到俄国的手中了。最后，就是要求最高朴特同意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它们要求受俄国的保护）独立，从多瑙河的对岸撤军。

慕尼黑的计划是让安娜在君士坦丁堡加冕，这个想法似乎是异想天开。奥斯杰尔曼的计划则很现实：打了胜仗就能使俄国成为黑海的强国。不过，涅米罗夫会议并没有成功：俄国人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土耳其人则严词拒绝。1738年，战事再启。陆军元帅慕尼黑继续一场胜利接着一场胜利。坚固的奥恰科夫要塞陷落了。1739年8月，斯塔乌查尼战役，俄军第一次全歼了土军：因此，土军的精锐部队受损严重。俄军进入科丁，越过普鲁特河，替彼得大帝报了仇，随后进入雅西。慕尼黑准备继续向宾杰里发动攻势，之后经过多瑙河，进攻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率领四万大军的陆军元帅拉希正耀武扬威地走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

胜利纷至沓来。俄国没法消化这些战果。而且，在巴尔干地区被土耳其人战败的奥地利突然退出了战争，单独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约。奥地利的盟军俄国没法迫使土耳其接手涅米罗夫的条件。俄国孤身一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着手进行和谈。奥斯杰尔曼伯爵委托法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维勒讷夫侯爵进行交涉。法国是奥地利的宿敌，也是苏丹的传统盟友，所以由法国外交官调停达成了《贝尔格莱德和约》。1739年9月，法国外交官代表俄国签署了条约。这场战争让俄军付出了近十万人死亡的代价，却所获寥寥：俄国保留了亚速，但不得在那儿修筑防御工事；不得在黑海巡弋舰船，但获得了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大草原。

历史学家强调战争的代价及其成果不成比例。总是激情昂扬的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断言：“俄国好多次都签署了让人难堪的和约；但像1739年那么荒唐耻辱的《贝尔格莱德和约》还真是从没见过，真希望从来没签订过。”克柳切夫斯基不知道的是，整整两个世纪之后，还会签订一份更为耻辱、更为荒唐、更为悲惨的条约。《俄国简史》的作者指出了究竟是谁让俄国羞耻地抬不起头：“这场牛皮吹得实在太昂贵，正是那个时代彼得堡政府最有才能的几个人的手笔，是外交界的好手奥斯杰尔曼的手笔，也是战争高手慕尼黑的手笔，他们那些怀有俄国理念的同胞也不遑多让。”被他羞辱的这些人究竟是谁，可以说一目了然：都是些外国人，那些人只操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完全不顾俄国的利益。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和其他历史学家说奥斯杰尔曼轻浮、轻佻是有道理的，毕竟他把和土耳其缔结和约的事委托给了法国外交官；他们一直在说战死者数量惊人，以及安娜侵略性政策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后果，也没有错。但归根结底，他们之所以指控安娜政府，是因为战果不佳，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认为女皇要为自己政策的失败负责。可是，并非所有的指责都是有根有据的。如果考虑到政策所致的后果，安娜在俄国登基的十年所具有的局限性，周围都是“库尔兰无赖汉”，那么这样说都没错。但如果放眼望去，看看俄罗斯帝国的过去和未来，俄国政治的常态就会跃入眼帘，安娜政府的各项规划也是与之若合符节的。安娜在位时期的外交官和军事首领和其前任、后来者一样，始终都想让“边疆绝对安全”。慕尼黑和拉希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向克里米亚、亚速、普鲁特河走——瓦西里·戈利岑和彼得大帝的军队也走过这条道路，波将金、鲁缅采夫、苏沃洛夫也是如此。

莫斯科以及之后的俄罗斯帝国所要求的都是边疆的“安全”，要无止境地扩张领土，这就是俄国政治坚定不移的方针，但由于贵族阶层这样占据军队指挥层的领导阶层对战争和军事事务丝毫不感兴趣，所以这种方针就更令人惊异了。在军队服役的贵族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回自己的家族领地。普鲁士驻彼得堡的使节沃克罗特报告说，当他说“以军功为至高荣耀的欧洲国家的贵族阶层”都以俄国贵族阶层“为榜样”的时候，俄国贵族的回答通常是这样的：“这就证明了在这儿，白痴比聪明人多。聪明人不会连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除非有需要，出于经济原因。俄国领主如果可以住在家里，经营地产，是不会饿死的。就算要耕地，也都比当兵好得多得多。”

总之，聪明人相当多，比如波兰，那儿的贵族阶层拒绝打仗，随着集权日益削弱，这么做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排除邻里之间的纠纷）。萨克森国王时期，波立联邦的军队与其邻国军队的数量比如下：和普鲁士军队是1比11，和奥地利是1比17，和俄国是1比28。换句话说，国家没了军队，波兰注定会消亡。而俄国对强大的军队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只有有了军队，才能成为“防御性帝国主义”，而这正是国策的本质。君主的专制权力是一股力量，可以逼人参战，被逼的不仅仅是农奴（这工作不算太艰苦），还有喜欢待在“绅士窝里”过平静生活的chliakhetstvo。

1740年，安娜驾崩，腓特烈二世登上普鲁士王位。普鲁士的榜样得到大家公认，那个时代睿智的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贝伦霍斯特说：“普鲁士君主国不是有军队的国家，而是有国家的军队。”这个榜样似乎对某些俄国贵族颇具吸引力，但考虑到国土广袤，人口规模大，所以没法将俄国转变成普鲁士，但他们还是特别想朝这个理想的目标无限靠近。

俄国为了朝各个方向扩张领土，手段特别多，并不会吝惜士兵的生命。在与其他国家接壤的地区设立障碍的地方，军队就成了“防御型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广袤的大草原、泰加林和冻土带上，逃离国家的那些人也就成了有利于这项政策的军事工具。寻求自由的人设法远离地产主和权力地带，就会移居到那些地方，国家也会步其后尘而来。

安娜在位的十年时间里，战事相当频繁，俄军在克里米亚、高加索、摩尔达维亚都打过仗。但与此同时，东南方又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伊万·基里洛夫于1728年当上了元老院位阶颇高的总秘，他为俄国制订了一项前往中亚的计划。基里洛夫依靠已成为帝国一分子的巴什基尔，建议在奥尔河与亚伊克河（后称为乌拉尔河）合流处建一座要塞，之后在深入咸海之处的锡尔河畔建造港口，并延长这条受保护的通路，前往中亚，随后抵达印度。建在奥尔河畔的这座城市后来就取了奥伦堡这个名字（这个德语发音的名字只有彼得堡喜欢）。他们着手建了两座要塞，使这片被基里洛夫称为“新俄罗斯”的土地焕发出了价值。

巴什基尔人的土地成了俄国挺进中亚的基地，他们生怕彼得堡官僚的权力做大，便起来造反。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需要的马匹犹如天文数字，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导致巴什基尔人起义。苏联某位历史学家写道：“反叛具有极其明显的封建特征。”这样就能贬低巴什基尔人反抗俄国强权的做法。反叛只持续了不过五年(1735—1740)，伊万·基里洛夫(1737)死后，才遭到镇压。取代基里洛夫担任奥伦堡委员会负责人的是瓦西里·塔季谢夫，也就是首部《俄罗斯史》的作者。

塔季谢夫认为俄国向东南方快速推进并不适宜，因为他认为国家还缺乏资源去这么做。而且，他发现各个部落之所以希望成为俄国的臣民，是因为想单方面获得好处，但这却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因此，他和伊万·基里洛夫的意见完全相左，后者所梦想的就是将那些城市的民众转变成俄国的臣民，“比如塔什干和阿拉尔……由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以及富饶的博多克山这些地方构成的省份”。博多克山（又名博多坎或巴达赫尚）在阿富汗的领土上。

无论快慢，只要推进，就需要打压巴什基尔人。于是向那儿（巴什基尔人的人口约有十万）派遣了正规军，并采用传统的殖民政策，让某些人来对抗另一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利用了近来在此安顿的突厥人：梅切里亚克人、鞑靼人。最后在杰顿镇压反叛的总指挥乌鲁索夫亲王于1740年发去报告，提出了镇压叛军的方法。乌鲁索夫将军写道：“宣读判决之后，犯罪分子和叛乱的主谋卡拉萨卡尔（姓名如下）被处以桩刑……十一个共谋者中，七人均为上述卡拉萨卡尔手下的首领，用肋骨吊吊死，八十五人勒喉绞死，二十一人斩首……”按照奥伦堡委员会文书（彼得·利奇科夫，后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计算，1735至1740年间，共有16634人被处死，3236人遭到流放，9182人成了农奴。军事镇压的同时，还强行管控各反叛部落的首领，给新来者种种好处，这些新来者移居至巴什基尔的土地上，得到了俄国当局的支持。

受伊凡雷帝时期哥萨克叶尔马克的引诱，安娜时期，俄国人也纷纷前往远东地区。丹麦舰长维图斯·白令在俄军服役，他的第一次远征就是在彼得大帝时期规划的，但要到后者死后才得以实施(1725—1730)。白令穿越了隔绝亚洲和美洲的海峡，证实了1648年哥萨克谢苗·杰日尼奥夫的发现。不知疲倦的伊万·基里洛夫并不满足于地理发现，于是他规划了前往堪察加半岛的第二次远征(1733)，并意欲在此殖民；他还想建造鄂霍次克要塞，勘察其他土地。他想“调查新的土地和岛屿”，以期“征服尽可能多的人”。

从传统角度看，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可以用缺乏安全感、寻找安全的边境、自然偏好来加以解释。它抵达了太平洋，这既是自然的边界，也是安全的边界，但这丝毫不能阻止扩张的脚步。半个世纪之后，俄国的殖民地又出现在了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地区。

4 寻找继承人

国王驾崩之后，频繁出现的就是为争夺继位权而引发的战争与不和。故而，这么做丝毫无助于强化王权，使王权长治久安；没法维护和平，防止兄弟相残。所以除了确立严格的继位顺序，别无他法。

——尤里·克里加尼齐

从历史上来看，安娜的统治时期——或胜或负的战争，国内的发展，领土的扩张——都和比隆、比隆苛政、外国人掌权有关。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从1730年起，“俄国贵族社会的精神状态就发生了转向”：彼得改革之后，他们转向了自身，社会上这部分少许有点思想的人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们觉得法规一大堆，法律却完全付诸阙如”。正如20世纪末所说的那样，研究法律、“依法治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体验过缅什科夫和多尔戈鲁基家族治下俄国人的任意专断之后，又体验到了比隆和吕文沃尔德治下德意志人的任意专断。”显然，德意志人的任意专断要比“我们”俄国人的任意专断更令人窒息。

安娜死之前仍旧很依恋比隆，此时后者也已获得库尔兰公爵的头衔。她明示了自己的遗愿，并签了字：皇位的继承者是年仅两个月的小伊凡·安东诺维奇，比隆当他的导师。这个选择比1730年那次还要令人震惊，当时德米特里·戈利岑想要提名安娜。伊凡是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孩子，而后者则是安娜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和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的女儿。

从1732年起，安娜就决定将皇位留给自己外甥女的男性子嗣。这时候，安娜·利奥波多芙娜还没结婚。她就设法在取之不竭的德意志王子养鱼池里给利奥波多芙娜找配偶。幸运的入选者（由吕文沃尔德来进行考察）是皇帝卡尔六世的侄子、不伦瑞克—吕讷堡亲王安东·乌尔里希。第一次拣到火速赶往圣彼得堡的未婚夫时，女大公极其冷淡，但后来发现比隆想要把她嫁给自己的儿子之后，安娜·利奥波多芙娜就同意和不伦瑞克亲王结婚了。他们婚后的果实就是被选中登上皇位的伊凡·安东诺维奇。

让比隆摄政的决定是最后一刻做出的，就在女皇死之前。安娜的这个宠臣并不只是外国人在俄国宫廷肆意妄为的同义词，他也有着生性残暴的名声，而且自命不凡，凡是比他低的，他一概瞧不上。任命其为摄政的想法来自俄国的一名外交官，此人在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开始从政，曾代表俄国前往丹麦、荷兰、汉堡和伦敦，他就是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1740年，被召回圣彼得堡的留明当上了“内阁大臣”一职，没有负责处死阿尔捷米·沃伦斯基。别斯图热夫—留明编订了一份“顺应性的宣告”，他大体是这么说的：女皇驾崩之际，整个国家都希望库尔兰公爵担当摄政，直至未来皇帝成年为止。呈递给“大臣阁院”的这份宣告收集了四个等级的117个签名，其中就有枢密顾问切尔卡西亲王、陆军元帅慕尼黑和海军司令戈洛夫金伯爵。

1740年10月17日的宣告宣布女皇安娜驾崩，任命比隆担任摄政，获得“处理国家内外事务的权威和权力”。比隆摄政持续了三周时间。11月8日至9日晚，陆军元帅慕尼黑及其副官曼施坦因获得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首肯，带领数十名宫廷近卫军士兵，决定除掉比隆，救俄国于水火之中。公爵当时所住的夏宫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三百名士兵守卫。慕尼黑以前担任过该团的长官，所以他一出现，所有人就都和他走到了一起。比隆及其兄弟，还有支持者都遭到了逮捕。安娜摆脱了“库尔兰公爵的暴政”，于是宣布在儿子成年之前担任摄政。经过简单的审判之后，比隆被判死刑，别斯图热夫被处以五马分尸刑。但最终处刑都不算太重：比隆被流放至距彼得堡三千俄里的佩雷姆，别斯图热夫则被软禁在其父的领地内，直至终老。

比隆被推翻这件事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政变。摄政被踢出了权力体系是没错，但密谋者一刻都没想过要嘲笑安娜·约安诺夫娜的意志，也都尊重她让小伊凡·安东诺维奇继承她登上王位的选择。另一方面，慕尼黑及其近卫军的这个行动要比近卫军军官承诺武力支持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安娜·约安诺夫娜的行为要重大得多。这次，利剑出鞘，即已足够。自此以后，近卫军就成了处理继位纷争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娇小可爱的金发女郎，温柔敦厚，慵懒怠惰：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就是这么描述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俄罗斯帝国的摄政此时二十二岁，宣布推翻比隆的宣告便是如此称呼她的。她身边有许多谋臣自告奋勇要管理国家，她对这个工作压根不感兴趣。谋臣数量极多，逮捕比隆之后没多久，他们之间便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被任命为首席大臣的陆军元帅慕尼黑想要拥有无限的权力。奥斯杰尔曼男爵早已惯于在处理俄国事务的时候没人跟他竞争，于是就和摄政的丈夫不伦瑞克的安东—乌尔里希联手对付陆军元帅，武力夺权之后，乌尔里希就成了大元帅，从而使他成了帝国的第一号人物。波兰使节里纳尔伯爵对安娜·利奥波多芙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年轻帅气，女皇安娜在位时期代表奥古斯特三世驻守彼得堡，征服了当时还很年轻的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由于担心使节有可能会使未来的摄政同不伦瑞克亲王之间的婚事泡汤，所以女皇就把使节遣了回去。

1741年，里纳尔伯爵返回俄国，担任波兰和萨克森特使。分离六年并未熄灭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爱恋之情。但伯爵的任务主要涉及的是外交政策。研究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短暂摄政时期历史的历史学家只发现了在国内事务上值得一书的特点。在慕尼黑的提议下，俄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纳了《工场法规》，用以修复产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作日时长不得超过十五个小时，年工资应介于十八和五十卢布之间，工场必须配有医院；可以惩罚工人，包括体罚（鞭刑除外）。

摄政谋臣最关心的是外交事务。1740年10月20日，皇帝卡尔六世驾崩。依据《国事诏书》，其女儿玛丽—特蕾莎登上皇位。欧洲开始动荡。为争夺“奥地利继承权”爆发了战争。局势相当混乱。法国和英国为争夺美洲和印度的殖民地以及制海权而战斗不断。在欧洲，法国和奥地利发生不睦，奥地利国王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由诸多体量不等的德意志省份构成。从18世纪初起，欧洲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国家，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强国：普鲁士。1701年，普鲁士成了王国，无保留地支持波兰国王铁腕奥古斯特二世，后者在日耳曼诸公国中找到了一个对付奥地利的盟友，他也支持彼得大帝，而彼得大帝也出于同样的目的，支持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

1740年5月，卡尔六世驾崩前数月，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王）继承了普鲁士的王位。他的父亲号称士兵王，对自己的这个儿子评价不高，因为后者喜欢和伏尔泰讨论自由思想，对平民太温和，对法国哲学培养出了很不好的爱好。父亲很少会对儿子错看得这么厉害。自从宣布皇帝卡尔六世驾崩起，年轻的普鲁士国王便不宣而战进入了西里西亚，但他对奥地利的这个省份并无任何权利。腓特烈二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信条：重要的是攻占土地，法学家再事后想办法合法化这样的行为。

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让俄国政府的处境很不舒服。慕尼黑还记得俄土战争期间奥地利背信弃义的行为，于是在他的敦促之下，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攻守同盟的条约。签订当日，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发动新攻势的消息传到了圣彼得堡。俄国之所以觉得不安，是因为它已和奥地利达成协议（从1726年起），此时突然之间却和两个正在爆发冲突的国家结了盟。

慕尼黑觉得瑞典的威胁迫在眉睫，所以有必要和普鲁士结盟，因为瑞典总是想更改北方战争的结果。慕尼黑指望普鲁士会帮忙，但腓特烈二世却对瑞典略施小计，希望波罗的海的冲突能引开俄国的关注。而法国人则想着法子要让瑞典和俄国开战，这样就能削弱奥地利的盟友。1741年6月，瑞典向俄国宣战。唯一一场严重的冲突以陆军元帅拉希指挥的俄军胜出告终。

5 彼得大帝的女儿

对德意志人的怒火唤醒了民族情感。这政治上新的激荡逐渐使人们关注起了彼得的女儿。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

安娜·利奥波多芙娜对政府事务和大臣之间的持续不和毫不关心，大量德意志人都围绕在她身边，比隆被推翻之后，德意志人的数量丝毫不见少，摄政还想让自己加冕登基，这一切都使人们怀疑，这政权还牢固得了吗？

三个情况给这种情绪火上浇油。首先，就是存在“政变”的传统：安娜·利奥波多芙娜是借助近卫军登基的第三个女君主。其次，还有一个继承人，就是彼得大帝还很年轻的女儿伊丽莎白，每次城头变换大王旗，她总是会被踢到一边去。最后，欧洲各国都在想方设法获得俄国的支持。18世纪出现过西班牙、波兰、奥地利因继承权而爆发的战争。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也都可以随时为了俄国的继承权再来一场战争。瑞典对战俄国表面上的目标就是支持“合法继承人”伊丽莎白，只是伊丽莎白并没让他们这么做。

俄国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公众舆论的反德情绪日益高涨，民族情绪也转嫁到了彼得大帝的女儿身上。他们忠实地记录了三位女君在位期间明显的趋势走向，并认为存在一种并不理性的民族情感。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在彼得与叶卡捷琳娜婚前三年出生，这个借口就能把她踢到一边。尽管她拥有俄国皇帝血脉的事实并无丝毫疑问，但伊丽莎白的母亲婚前名为玛尔塔·斯卡弗隆斯卡，改宗东正教之后才改名为叶卡捷琳娜，所以并不是俄国人。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父亲卡尔—利奥波德为梅克伦堡—什未林公爵，是德意志人，但安娜的母亲叶卡捷琳娜·约安诺夫娜则是彼得大帝兄弟的女儿。那么，两人中究竟谁才更“俄罗斯”呢？母系和父系，哪个才是决定出身的关键因素呢？对这些问题很难给出最终的答案。但让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成为俄国的象征以及和外国人战斗的标志这种情感在眼下是确实存在着的。

在叙述1741年11月25日用武力将彼得大帝的女儿推上皇位这件事时，瓦·克柳切夫斯基是这么写的：“这场武力行为伴随着激烈的爱国宣言、狂热的民族情感宣示，而这些都受到了外国人的践踏：他们冲入德意志人占据的宅邸，甚至就连枢密官奥斯杰尔曼和陆军元帅慕尼黑也遭到了粗暴对待。”爱国者们当时并不知道的是，如果把外国人全体都囊括其内的话，那可以说这场反抗“德意志人”的武力行为正是德意志人自己准备好的。

当时的人对伊丽莎白极尽吹捧之能事。经常和女大公见面的英国使节的妻子提到了女大公秀发飘飘，蓝眸灵动，牙齿漂亮，小嘴迷人。她体格高大、匀称，继承了其父精力充沛的一面，喜欢玩乐，整天都在过节，不待在宫中。她最亲近的密友就是个汉诺威的德意志人莱斯托克，他于彼得大帝时期来俄行医，叶卡捷琳娜一世将他放在了女儿伊丽莎白的身边。

作为伊丽莎白的私人外科医生，自从彼得二世驾崩那晚起，莱斯托克就请求近卫军的帮助，设法说服伊丽莎白主张自己登上皇位的权利。伊丽莎白拒绝了他的请求。十年后，形势发生变化。安娜·约安诺夫娜死后，想要“德意志人”霸权不再的希望落了空。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政府似乎摇摆不定。尤其，在法国驻圣彼得堡使节拉谢塔迪侯爵的领导下，“法国党”开始行动了起来。彼得大帝在巴黎逗留期间，曾请求将伊丽莎白嫁给法国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路易十五。这场婚事虽未成，但伊丽莎白对法国却多了好感，她学了法语，似乎对法国有了很多兴趣。

除了拉谢塔迪之外，“法国党”还包括了瑞典使节诺尔肯，后者希望伊丽莎白一旦登上皇位，就会同意将彼得夺取的土地还给他们。“法国人”行动的协调人正是莱斯托克医生，他主要负责把各国使节转来的资金分发出去。整个彼得堡都已知道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只有安娜·利奥波多芙娜拒绝相信这一切。1741年11月25日，她打定主意，加冕登基，举办庆典。24日至25日夜间，在负责组织武力行动的莱斯托克的推动之下，伊丽莎白来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营房内。她提醒那些精锐士兵，说自己和他们息息相通，从而得到了这些人的全力支持。密谋者们逮捕了慕尼黑、奥斯杰尔曼、吕文沃尔德和枢密顾问戈洛夫金。伊丽莎白向陆军元帅拉希派遣了一名信使，向他问了一个问题：“您是哪一派的？”年长的军事统帅并不知道皇冠已落入谁手，便这么回答道：“属于当权派。”这个聪明谨慎的回答救了他一命。慕尼黑和奥斯杰尔曼对已被推翻的摄政忠心耿耿，都被判处了极其严厉的惩罚：奥斯杰尔曼受车轮刑，慕尼黑则被五马分尸。处刑的时候，宣布对他们开恩。女皇减轻了他们的刑罚，将之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时没进行什么处罚：女皇刚登基，对前任统治者，如缅什科夫、彼得二世和两个安娜的牺牲品都格外开恩。

伊丽莎白的统治开始了。她在位二十年。历史学家对女皇的所作所为分歧颇多。1811年，尼·卡拉姆津下笔并不客气：“一个法国医生和几个喝得醉醺醺的近卫兵把彼得的女儿推举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的皇位上，还高喊：‘外国人去死！荣耀归于俄国居民！’”他得出的结论是：“伊丽莎白的统治在国家思想的领域内毫无建树。”百年之后，有时尖酸刻薄的瓦·克柳切夫斯基是这么认为的：“伊丽莎白的统治并非毫无亮点，也并非一无是处。”卡拉姆津认为伊丽莎白“懒散，沉湎于感官享受之中”。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她是“18世纪的俄国贵妇，聪明，善良，有些放荡，也有些古怪”。他还说：“……照俄国的优秀传统来看，人活着总会受诋毁，照俄国的习俗来看，人死了都会哭得死去活来。”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提到彼得的女儿对欢宴庆典、跳舞、化装舞会乐此不疲。克柳切夫斯基甚至认为：“从索菲娅公主摄政那时候起，一直到1762年，俄国的生活再轻松不过，没有哪个时期能留下如此令人愉快的回忆。”

这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轻松的生活”“愉快的回忆”只局限于宫廷，以及chliakhetstvo很小的一个小圈子。阿·托尔斯泰(1817—1875)在一首名为《俄国史》的讽刺长诗中用简洁明快的文风将那个时代的矛盾体现了出来：“伊丽莎白是个快乐的女沙皇：跳舞疯玩样样干，可惜不成体统。”叠句“可惜不成体统”确实可以用在整个俄国历史上，至少诗人是这么看的。宫廷和一小撮开明贵族之间的裂痕早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即已出现，而且裂痕越来越大，到伊丽莎白时期就再明显不过了，而这主要还是因为她无节制地追求快乐。

克柳切夫斯基说“不满的情绪在这十年时间里越积越多”，这话就是指当时许多人再也不愿受安娜身边那些“外国人的统治”，于是终于爆发，将彼得大帝的女儿推上了“真俄国”的皇位上。其主要谋臣首先（1748年之前）就是莱斯托克，他得到了伯爵的名分。法国使节拉谢塔迪侯爵也开始发挥起重要的作用。

但最受女皇宠爱的宠臣还是“小罗斯歌手”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这是卡拉姆津对他的蔑称，1742年，拉祖莫夫斯基就成了女皇的配偶。女皇和这个声音美妙的美男子举办了秘密婚礼，拉祖莫夫斯基也就多了一个伯爵的头衔，还当上了陆军元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并不掺和国家事务，但他对行政事务和教会事务却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弟弟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十九岁的时候被任命为科学院院长，后来又成了小罗斯的盖特曼。

1747年，出身于大家族的伊万·舒瓦洛夫（不同于出身平民的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进入了女皇的“恩宠圈”，并很快就成了宠臣。伊丽莎白的恩宠遍及舒瓦洛夫的整个家系，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彼得·舒瓦洛夫渐渐地将国内事务揽为己有，其弟亚历山大则成了枢密院的负责人。照伊丽莎白专家作者的说法，亚历山大·舒瓦洛夫“留下了令人恨之入骨的回忆”，其残忍的作为大大超过了恐怖的前任乌沙科夫将军，而他的后继者斯捷潘·谢什科夫斯基又有过之而无不及。

伊丽莎白的第一个作为就是使“国家政府恢复秩序”，她认为自从彼得死后，政府就一直很混乱。彼得大帝的女儿撤除了枢密院，认为那儿是“几个人同矫揉造作的内阁耍阴谋诡计”的地方。她重新赋予了元老院所有权力，无论是之前和之后，元老院都从没享有过这样的权力。立法权同样也交给了元老院。伊丽莎白命令元老院对1725年以来采纳的敕令进行复核，凡与国家利益相悖者一律废除。元老院还是最高司法机关：没有它的同意，不得宣布对政治犯（例如，冒犯拉祖莫夫斯基家族的人）处以死刑。

撤除了内阁之后，元老院和女皇之间联系的纽带也中断了。此后，两者间直接联系，无须经由中间方。同样的权力体系只有在理论上才能成立。从实际情况来看，伊丽莎白身边都是些想见她就能见到她的近臣，所以这些人对政治都能发挥影响。随着女皇对国家事务愈益无感（她在位初期还会定期去元老院），这些近臣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

波兰历史学家瓦迪斯瓦夫·科诺普辛斯基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当女人统治我们》。如果波兰王位始终都是由男性占据，其配偶和情妇就会持续对国家管理层施加秘密的，有时却具决定性的影响力。在18世纪的俄国，五个女性相继成为国家首脑：其宠臣对她们和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腓特烈二世简洁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局势：“在波兰，理性依附于女人，她们费尽心机，处理各种事务，而其丈夫却喝得酩酊大醉。”普鲁士国王的这个观察无疑是怀有敌意的。因为在俄国，包括宫廷在内，喝酒的量至少和波兰是一样的。结果就是到18世纪末，波兰遭到了第一次瓜分，而俄国却成了欧洲第一梯队的大国。历史学家们还需弄清楚男性和女性直接权力或间接权力的重要性，澄清性别角色（承认存在这样的性别角色）对国家权力本质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

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的合法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有一道阴影轻轻地罩在了伊丽莎白的皇位上。安娜·约安诺夫娜死前，完全遵循俄国的继位法，指定安娜·利奥波多芙娜的儿子伊凡作为皇位的继承人。安娜·约安诺夫娜死后，伊凡（1740年8月12日出生）就被立为皇帝。不伦瑞克公爵安东—乌尔里希的儿子从母亲这方面来讲就是彼得大帝的哥哥伊凡的曾外孙，这样就使他也有了登上皇位的权利。伊丽莎白登基时（1741年11月25日）发表了首次简短的声明，一点都没提到伊凡·安东诺维奇。第二份声明（三天后面世）不容置辩地确认了伊丽莎白拥有当皇帝的权利，声明说，彼得二世驾崩之后，即应由她登基。这份声明并未提及叶卡捷琳娜一世（完全合法的）决定，即在她死后，将皇位传给安娜·彼得罗芙娜的儿子。

继位法让君主有权指定继承人，但脆弱的继承法给阴谋诡计和冒名顶替者打开了大门。伊丽莎白采取措施以确保皇位的安全。安娜·利奥波多芙娜及其家人（我们所谓的不伦瑞克家族）都被流放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霍尔莫戈雷，一直待到1746年年老的摄政驾崩为止。皇帝伊凡六世当时十六岁，被转移到什利谢利堡，得到了“头号犯人”这样的称号，1764年，有人制订荒唐的计划想要救他出狱的时候，他却被一名守卫杀死。女皇并不满足于囚禁不伦瑞克家族，她最后还选定了一名继承人，当时有人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安抚亡魂”。伊丽莎白的选择自然就落到了与之亲密的已故妹妹安娜·彼得罗芙娜和荷尔斯泰因公爵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儿子身上。皇室联姻的做法迫使他们要么在不伦瑞克家族，要么在荷尔斯泰因家族中间选择俄国的皇帝。

年轻的卡尔—彼得—乌尔里希（十四岁）被召至伊丽莎白的宫中后，改宗东正教，成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大公。身为继承人，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但从父亲一脉来看，他也是卡尔十二世的亲戚。这位未来的皇帝彼得三世并没有隐瞒自己无条件倾向自己伟大的瑞典祖先的态度。很快，就有人给他找了一个未婚妻：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奥古斯塔—弗里德里希公主，推荐她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位年轻女孩的父亲就在他的军中服役，而腓特烈二世就是德意志无数小公国的主人。女孩作为候选人，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莱斯托克的支持。公主一到俄国，就皈依了东正教，取名叶卡捷琳娜。1745年举办了皇位继承人的大婚典礼：罗曼诺夫王朝荷尔斯泰因一系战胜了不伦瑞克一系。

伊丽莎白在位的最初几年都在费尽心机排查各种阴谋。伊丽莎白惧怕的是不伦瑞克家族支持者从中作梗，不过该家族的名号已微不足道。女皇的亲信中间也朋党林立，彼此各施诡计，内心恐惧不安，战战兢兢。外国外交官都想对俄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所以都会积极参与到这种阴谋当中。莱斯托克想打击副内阁大臣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就胡编乱造，说他密谋造反，也就是史称的“洛普欣娜事件”。

该事件的受害者是娜塔莉娅·洛普欣娜家族，洛普欣娜以美貌著称，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就连后来的女皇都相形见绌。娜塔莉娅·洛普欣娜的罪名是希望不伦瑞克家族重返舞台，于是她和丈夫以及儿子都被判车轮刑。不过，伊丽莎白决定减免他们的刑罚，只处以割舌刑和鞭刑，并流放至他处。

一个研究18世纪上半叶俄国贵族阶层风俗习惯的历史学家写道：“国家的社会结构从上到下都以农奴制为标志。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在受奴役。”因此，安娜和伊丽莎白借鉴欧洲模式、以其富丽堂皇而令外国人目瞪口呆的皇宫，事实上也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农奴领地而已。当时的亲历者对俄国上层社会的生活是有清晰的概念的。荷尔斯泰因人布戈尔茨曾在巴黎和柏林居住，他发现后彼得时代彼得堡宫中的贵妇丝毫不输欧洲，无论是社交活动、穿着打扮、化妆、梳头，都不输给法国人和德意志人。

伊丽莎白在位时期，法国、法语和法式风度取代了令人厌恶的德意志人，其奢华的装束、发型、装点男女的饰物变得更加耀目。伊丽莎白会定期举办假面舞会，女性必须着男装，男士需扮女装。彼得大帝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当地伏特加，而是要喝茴香味儿的荷兰白酒，或者是“格但斯克”的伏特加。他们开始从外国进口“匈牙利”葡萄酒，接着是勃艮第葡萄酒，再后来就是香槟。餐饮美食也在发展：伊丽莎白的“阁老”切尔卡斯基第一个用葡萄款带宾客；彼得·舒瓦洛夫伯爵则用菠萝和香蕉招待客人，把客人看得目瞪口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回忆录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伊丽莎白的宫廷，这位年轻的德意志公主并不怀疑彼得堡生活的奢华，她目睹了这一切。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伊丽莎白在位时期乃是“金色赤贫期”。这位历史学家并没有仅仅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女皇时常缺钱，尽管她私人的开支用度用的都是国家的进项。他还提到了国家所处的赤贫状态，国家不停地在财政上进行压榨，剥削该国最重要的财富：应课税民众。彼得·舒瓦洛夫伯爵负责内政，也写过国家增收采取哪些主要手段的文章，他对此理解得很清晰。他写道：“国家的主要力量是民众，他们正被人头税压得喘不过气。”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并不支付人头税，支付该税的市民比例不超过3%，农民则构成了96%的人口。伊丽莎白在位末期，隶属于地主的农奴占了乡村人口的46%。其他人则属于国库，也就是国家。

农奴是直接税的大宗来源。缴款的责任落到了领主身上。为了增加收入，政府扩大了地主压榨农民的权力，致使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劣。农民对这种重负压身的处境，采取了传统的手段：逃亡。弗拉基米尔·魏德列在思考俄国文化和特征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俄国“概念”，即：“这种自由的概念和西方不同，这不是一种建设某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捍卫这种东西的权利，而是离开的权利，既不捍卫，也不建设。”农民要么独自逃亡，要么拖家带口逃亡，或者整村逃亡。由于人口逃亡数太多，元老院决定进行“复核”（统计人口），要求逃亡者在1744年6月1日之前返回法律规定的田庄。从“复核”可见缴纳人头税者的数量流失得相当严重；依照克柳切夫斯基的估算，一百个纳税人要供养十五个不缴税的人。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伊丽莎白在位时期，财政上的压榨太厉害，他说一百二十七年后，也就是19世纪下半叶，农民获得解放之后，形势才突然好转。这位历史学家列出了一张颇具说服力的图表。

对应于每一百个男性纳税人，不缴税的两性人数占比：

逃亡是一个古老的表达不满的手段，分布极广。同样古老的就是向地主和当局进行直接抵抗。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反叛，但遭地方当局轻易镇压，不过，督军和总督有时也会请求军队增援。逃亡农民当了土匪，在伏尔加河、奥卡河、卡马河这三条大河沿线行自己的王法，劫掠该国中部地区地产和商人的货物且付之一炬。他们待在莫斯科周边大路、穆罗姆、西伯利亚的森林内。警方的报告指出了农民起义和匪帮之间的关联。

数十年后，农民小规模的不满情绪爆发成了真正的战争。随着农民阶层不可避免地从农奴转变成全方位的奴隶，不满情绪的增长也就难以阻挡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农奴的数量持续增长。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个进程就是在“清洗俄国社会”，或者说是“上层阶级劫掠社会”。每一次新的“复核”，所有那些并不属于广大社会阶层的人就会沦落至农奴阶层：游民、孤儿、其他族裔的囚犯、失业的教阶仆役、士兵的孩子等等。并不存在将农奴转变成奴隶的法律。农奴必须缴税，由领主供养，就住在土地上。由于缺乏明确的法规确定两者的关系，地主逐渐并不满足于重新获得部分农民的劳力，还将农民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让农奴搬来搬去，出售、交换、遗赠。地主有权审判及惩罚农民，但其裁判权起初只局限于涉及农民的事务。但渐渐地，地主的权利扩大了。1760年，伊丽莎白颁发敕令，规定农民“只要行为有过失”，领主就有权将农民流放至西伯利亚。该敕令指出，这些规定是为了“国家利益考虑，因为西伯利亚的有些地方适于殖民和劳作”。依照教会法，妇女有权跟随丈夫，但地主也有权留下孩子。流放出去以后，当局就会向领主颁发“招募收据”，如此便可免除其向军队提供士兵的义务。

正如我们所说，如果不存在将农奴转变成奴隶的法律，则君主将农奴慷慨赠予宠臣的行为就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先例。缅什科夫亲王就曾收到过一万名农奴，作为礼物和奖赏。女皇的配偶阿列克谢的弟弟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就得到了和伊丽莎白几乎同样多的农奴。

法律的不明确，加之法律的缺失，导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农奴：合法农奴和实物农奴。前者要求农民向国家支付税收，向领主提供部分劳力；后者就是奴隶。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第二种变体合法化，于是就爆发了农民战争。

由于农奴阶层的反抗，由“国家主要力量”提供的收入在下降，彼得·舒瓦洛夫便再次寻找新的方法来填满国库。舒瓦洛夫伯爵作为政治家，风格酷似彼得，他并不害怕创新，如果不是因为贪婪，他在俄国历史上应会占据与之相匹配的地位。他求助于很出名的收入源头——盐税和酒税。1747年，他着手开发距伏尔加河不远处的埃利通湖的盐矿。相比外乌拉尔地区，埃利通湖的盐层离俄国中部更近，那地方属于斯特罗加诺夫家族。而且，埃利通湖的盐口味更好。但盐价一直在涨：17世纪的“盐业暴动”似乎早已被从记忆中抹除了。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曾计算过，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盐价比20世纪初贵六倍。酒当然不像盐来得那么至关重要，但对烈酒爱好者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酒的高价并没有让酒徒打退堂鼓，而且还增加了国库进账。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酒”就是指伏特加，这种酒常常都是用谷物为底料来酿制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麦酒”。

经舒瓦洛夫的建议，人们便着手铸造比之前流通的铜币更轻的货币，这可以让国家获取可观的财富。作为这项计划的始作俑者，舒瓦洛夫的说法是，对民众来说，好处就是新币轻巧便携。

取消国内海关税费是舒瓦洛夫的一项主要改革（1753年12月20日颁发敕令）。研究伊丽莎白在位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这项敕令对俄国市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内和对外贸易遽然受到刺激。俄国禁止外国人在其国内从事零售贸易，但外贸几乎全在他们的手中。只有犹太人无权在集市上卖东西，这是女皇个人做的决定，她说她不想从基督的敌人手中获取利润。

在彼得·舒瓦洛夫的提议下，创建了两家银行，一家给贵族阶层用，一家给商人用，这对贸易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6 新的土地

伊丽莎白在位时期在俄国的疆域内完成了大量事务，但一场狂莽的火灾也随时随地都会爆发。

——叶甫根尼·别洛夫，《伊丽莎白》，1894年

尽管失败过，损失过，暂时撤退过，但俄国历史的常量、永恒的因素就是扩张国家领土。19世纪末，亚历山大·基泽维特的一幅小小的画作描绘了这种现象。彼得大帝加冕前夕，俄国的领土是256126平方英里。

彼得死后，面积是275571平方英里。

安娜死后，面积是290802平方英里。

伊丽莎白死后，面积是294497平方英里。

无论是君主的个性，还是皇帝身边的大臣，均无法改变这个进程；它会一直走下去，向着扩张领土和获取新的土地的目标一直走下去。

彼得大帝将帝国划分为八个军事行政区，称之为行政管辖区。这些行政管辖区又划分成省，由省长管理。伊丽莎白登基那年，俄国共有十个行政管辖区。1749年，又设立了两个管辖区。芬兰的行政管辖区包含了战争期间从瑞典那儿夺取的土地，1743年，缔结奥布和约，结束了战争。奥伦堡战争期间，伊塞特、乌法和外乌拉尔地区沿岸的省份成为俄国领土，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数不胜数的民族：鞑靼人，梅切里亚克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切列米斯人，莫尔多瓦人。但这些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信仰伊斯兰教。

帝国疆域内主要发生麻烦的地方是小罗斯和巴什基尔（奥伦堡行政管辖区的主要构成部分）。

彼得大帝统治末期有关小罗斯的政策在1723年的敕令中写得很明确，颁布这道敕令是为了对哥萨克显贵做出回应，后者想要获准遴选自己的盖特曼：从1722年起，乌克兰的行政当局就落入了小罗斯学院手中。敕令驳斥了这个请求，论据如下：“每个人都知道自从首位盖特曼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时期以来，所有人都是叛徒，每个人都很清楚这对我们国家，尤其是小罗斯造成了不幸，每个人对马泽帕的记忆仍历历在目……”

敕令驳斥了遴选盖特曼这样的想法，说等到出现一个“值得信赖、忠诚无二的人”的时候再说。

我们知道，彼得二世登基后对小罗斯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这方面的事务被从元老院转到了外国学院，这表明小罗斯被视为帝国之外的一个省份。1728年，小罗斯获得了遴选盖特曼及其要员的权利，条件是要选出米尔哥罗德的上校达尼洛·阿波斯托尔。小罗斯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自治体制：哥萨克可以选自己的首领。另一方面，不存在农奴制：农民可以选择脱离一个领主家，去另一个领主家干活。小罗斯的特殊地位从大罗斯人无权在乌克兰获取土地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来。

1734年，盖特曼阿波斯托尔去世，彼得堡政府设立了一个临时体制，保留了小罗斯的特殊地位。1750年，后者选出了自己的盖特曼。但谁都没料到这是最后一次。候选人由伊丽莎白提名。因此，小罗斯出身的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就担任了这个职位。拉祖莫夫斯基是宠臣的弟弟（有长舌者说天性慷慨的伊丽莎白对这位未来的盖特曼也颇为关注）。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副手是格里高利·捷普洛夫，盖特曼的政策均由他来制定。

指导捷普洛夫行事的那些准则都写在了他为伊丽莎白记的笔记里，后来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影响甚巨。他试图证明小罗斯人一直都是罗斯人，该省内部的所有混乱都和俄罗斯沙皇赋予他们的权利有关，他们在受波兰人压迫的时候就已要求追回这些权利。

小罗斯冲突的主要根源就是当地缙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前者受俄国模式启发，力图奴役农民阶层，而后者对任何想要限制其自由的企图都进行了猛烈反抗。双方——就是所谓的“乌克兰悖论”——都想获得彼得堡政府及其官员的援助。1752年，缙绅向拉祖莫夫斯基发出了“低三下四的请求”，请他禁止农民迁移，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国家的利益。盖特曼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在1760年的“普天下告知的信件”中要求农民只有放弃所有财产方可离开地主领地。历史学家尼·瓦西连科是这样概述当时的局势的：“总体来看，拉祖莫夫斯基政府对小罗斯人而言难以忍受。他无视自己的祖国有多么痛苦，而将直接管理这片地区的权力交给了缙绅，后者只想一劳永逸地奴役人民，只有大罗斯的官员严加管控，才能对他们有所遏制。”

对于“乌克兰悖论”，只能这样才能说清楚：在大罗斯，农民阶层完全隶属于地主，而大罗斯派遣的官员却要保护小罗斯的农民不受小罗斯的缙绅奴役的企图，而小罗斯的缙绅需要获得彼得堡行政当局的支持来对抗农民。

创建奥伦堡政府，称之为“新俄罗斯”，以此来标志帝国向东扩张，进入外乌拉尔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我们知道，这么做就是对巴什基尔造成的麻烦进行回应，巴什基尔人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种族群体（有十万人）。1735至1740年对暴动的无情镇压并未将巴什基尔人平息下去。不满的情绪转变成公开反抗，1755年，反抗军的首领是阿卜杜拉·米亚格萨尔丁毛拉，俄国人称之为“巴季尔察”(Batyrcha)（巴季尔batyr、伯加季尔bogatyr意为勇士，巴季尔察是该词的指小词）。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就是要使民众强行改宗东正教。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写道：“扩张基督教是个极其古老的愿望，实现这一愿望的手法实在笨拙，实在不合基督教的规矩，到处都激发了对俄国人的憎恨。”狂热的信徒“巴季尔察”呼吁发动圣战；他在一份纲领宣言中，要求民众“将异教徒逐出我们的国家，杀了他们……”鼓励“血溅基督徒，抢夺他们的财物，把他们沦为奴隶……”

只有居住在伊雅克河上游沿岸地带的巴什基尔人响应了“巴季尔察”的呼吁。奥伦堡地区的总督涅普留耶夫可使唤的俄军兵力并不多，所以对他来说，这些人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暴乱者对俄军的镇压以牙还牙，凡落入他们手中的俄国人一概都会被杀。总督于是求助于帝国的传统手段：武装吉尔吉斯大草原上敌视巴什基尔人的游牧部落。设法逃离俄国迫害的巴什基尔人，都会遭到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的清除。涅普留耶夫总督宣布大赦，终于平定了暴动。阿卜杜拉·米亚格萨尔丁被自己的同胞交了出来，被押往彼得堡，关在什利谢利堡，在“试图越狱时”被杀。

涅普留耶夫总督的军队轻易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俄国行政当局的先见之明，他们在外乌拉尔地区的大草原上设立了类似要塞的工场，可以作为镇压暴乱的基地。

定居在东北部极北地区的民族楚科奇人和科里亚克人也对俄国行政当局表达了同样的不满情绪。鄂霍次克堡垒建成可以监控太平洋沿岸地带的部分地区，这样就引发了起义。科里亚克人在木质要塞筑壕据守，他们宁愿自焚，也不愿投降俄国人。

7 时代精神

俄国人的荣誉要求他在科学领域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敏锐度，要求我们的祖国在起用自己孩子的时候，不仅注重其英勇战斗的能力和其他重要事务，也要注重对高深知识的思考。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1899年出版的《百科词典》中，与“俄罗斯”词条在一起的是“编年学”这个词条，该词条纳入了伊丽莎白在位二十年时间的十个日期（五个涉及军事行动）；也记录了拉祖莫夫斯基担任盖特曼一事(1750—1764)，以及俄国第一家银行的创立(1754)；还有三个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事件：莫斯科大学(1755)、彼得堡公共剧院(1756)、艺术学院(1757)的创建。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给伊丽莎白的生平下结论的时候，提到了“她统治时期的两个内政上的重要动作：推广教育……取消国内关税”。

这位历史学家所谓的“推广教育”事实上就是指创建了一个新的文化。那时候的俄国文化可以追溯至很遥远的时代：民俗传统丰富多样。弗拉基米尔·魏德列建议称之为“水平文化”。《俄国使命》一书的作者坚持认为：“面对俄国如此丰富的民俗，怎能不心驰神往呢？”但他也下了这个断语：“无论如何，水平文化都无法取代垂直文化。”

对新的垂直文化的需要，从一个事实可以看出，即“杰出的埃皮纳勒印版画没法和鲁布廖夫的圣像画相提并论”，“穆罗姆的伊利亚的壮士歌不是《神曲》，也不是《罗兰之歌》”，但这些还不够。彼得大帝引入新文化，有其相当实用的目的：以此来强化国家威权。彼得需要技术性和实用性来转变生活和行为的模式。水平文化依靠的是世上的宗教概念。垂直文化就是世俗文化。

出身于手工珠宝家族的商人、工场主伊万·波索什科夫(1652—1726)曾写过一本名为《论贫穷和财富》的书，这是第一本俄国经济领域的著作。1719年，他在《父亲的遗嘱》中阐释了有德生活的规则，这种生活的终极目的就是拯救灵魂。1733年，国家官员瓦西里·塔季谢夫（第一本俄国史书的作者）写了《二友论科学与教育机构之实用性》一文。他在文中宣扬了“世俗生活”。但造化弄人，享受彼得大帝善心仁慈的伊万·波索什科夫在皇帝驾崩之后一年，即1726年死在了彼得保罗要塞，而仕途始于彼得在位时期的瓦西里·塔季谢夫也被伊丽莎白流放了出去。

两种文化和两种生活模式的支持者彼此并未爆发论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读对方的书，也是因为他们是在和不同的公众对话。同时研究上述两位作者及其两种观点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对比可以突出水平文化和垂直文化之间冲突的社会政治特征。

伊万·波索什科夫让自己的儿子相继进入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历练，并在每种情况下给他提供必要的建议。他的儿子可以成为商人、农民、工人、乞丐、唱经班成员、教士，也可以成为主教，当文书、法官，当兵，当军官。波索什科夫只认识一种科学：“如何过一种有益于灵魂的生活”，以期达成永恒的救赎。而塔季谢夫的观点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对所有人而言，只存在一种自然法。除了基督降临之外，人类历史上只可以看到两个重要时刻：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发明。

这两位作者对生活意义的看法并不相同，接纳其他信仰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伊万·波索什科夫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和“邪恶的分离派教徒”走得并不远，至今还记得分离派对精神思想的影响，所以他说“要刻不容缓地根除”稗草，这样才能“让其他的好谷子不致遭扼杀”。他的原则是分离派“永远都教不好”，“再过个二十年，他们也学不会科学，所懂的只有残忍”，所以他建议要仔细把这些人找出来，一旦找到，就送上火刑架。瓦西里·塔季谢夫则谴责“尼康及其衣钵传承者”对“失去理智的分离派教徒大发雷霆，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了火刑架，成批成批地杀害他们，或将他们驱逐出这个国家”。

对文化的争论、文化之间的争执（或者说冲突）都是以生活和生活模式为依归的。它们在决定国家的本质及其终极目的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水平文化具有国族特征和防守特征，垂直文化则具有容纳各种民族和文化的特点。推广教育部分是因为受到了俄罗斯帝国边界扩张的激发。

无论国族还是帝国，平民还是贵族，文化均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标记，导致了分化，并使这种分化继续维持下去。两种文化相互冲突、持续争斗的现象表现在科学院将拉丁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做法当中：拉丁语是外国教师和俄国学生之间交流沟通的语言，可以使人对欧洲的文化与科学世界拥有更深的洞察力。但这是典型的天主教语言，是敌对的语言。

弗拉基米尔·魏德列在阐释两种文化关系的时候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俄国总是会让人想起硕大的烤饼，这种烤饼用上乘的面团制成，但一毛不拔的家庭主妇却只敷了薄薄一层奶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觉得俄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假晶体。这位德国哲学家从矿物学借用了这个术语：石料层分布着水流运来的各色矿物，空腔被结晶的火山熔岩填满。新形成的结晶体占据了旧有的形体，其内部结构便与外部结构相悖。而这就是假晶体。斯宾格勒认为彼得堡的地基“将原始的俄国灵魂注入早期巴洛克及之后的启蒙时代的外来形体当中”，这就是历史假晶体的例证。

就在旧时代与新时代相交之际，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出现了，他是“俄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真正奠基者……是俄国新文明之父”，正如某位文学史家所说，俄国第一位伟大学者的肖像由此丰满起来：“罗蒙诺索夫有两个激情，爱国主义和对科学的热爱。”如果罗蒙诺索夫不存在，也不可能将他生造出来，因为他身上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种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生于白海边上的霍尔莫戈雷，父亲从事打鱼，他很早就学会了斯拉夫文字，并于1731年冬徒步前往莫斯科（传奇故事里就是这么写的），进入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学院读书。他在学校读书，丝毫没有家里人的资助。1736年，他跻身学院最优秀的十二名学生之列，被派往德意志，在马堡师从著名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攻读哲学、物理学和化学，后攻读矿物学。1739年，他向彼得堡寄去《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及夺取科丁颂歌》，这首诗赞颂俄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歌颂安娜女皇。如果不是按照新的诗艺所要求的那样，使之成为俄国第一首诗歌，《颂歌》无疑是不会引起特别关注的。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是个诗人，是第一部俄语语法书的作者，还是个对各门科学有着广泛兴趣的通才，也是个热诚的爱国者。在德意志花了几年时间完成学业，和一个德意志女人结婚之后，他便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在科学院带头发起斗争，清除“德意志影响”，以使崭新的俄国科学和文化不受德意志的浸染。在俄国仅有的科学机构科学院工作的俄国学者中间，有少数一些人对人数众多的外国人相当讨厌。让他们愤怒的是，科学院的许多外国人都很无知，认为自己的外国出身是最好的学业文凭。再加上两个安娜执政期间“德意志”宠臣权势熏天，这样的怒火就变得更为强烈，从而滋生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已成为19世纪初欧洲创造出来的一种学说。18世纪，尤其是在德意志，很熟悉祖国这一概念。罗蒙诺索夫无疑对这些新思潮也很熟悉。1772年，歌德对一本名为《论祖国之爱》的书进行了评述。1779年，腓特烈二世写了《写信论述祖国之爱》。在俄国也一样，认为信仰和宗教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和生活在限定地域（国家）内的人之间唯一纽带的想法自此以后都成了过去式。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爱国主义，他对祖国的爱，诞生自他和外国人的斗争和抵抗之中。罗蒙诺索夫坚信俄国这片大地“可以诞生我们自己种族的柏拉图”和“牛顿这样深刻的思想家”。他同样坚信必须坚决保护民族的历史不受外国的侵袭。对这位大学者而言，俄国的过去拥有坚不可摧的价值，那是主教士阿瓦库姆的信仰。罗蒙诺索夫毫不留情地批评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多年来研究西伯利亚以及俄国历史所得的成果。在罗蒙诺索夫看来，这位德意志出身的科学院院士认为自己写叶尔马克在远征西伯利亚之前干的是烧杀抢掠的勾当，以及“涅斯托尔受了骗”完全没有问题。罗蒙诺索夫对米勒的“游牧理论”特别气愤，照该理论的说法，俄国最初的几位亲王全都是瓦良格人。这位俄国学者并不想仅仅进行科学批评，而是直接向安娜女皇提起了控告。由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创办的俄国第一份期刊只得承认自己对涅斯托尔的看法是错误的，并说这是自己俄语水平不够造成的。

新的文化内容难以适应旧形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俄国的这位第一流的大学者在创办莫斯科大学(1755)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大大超越了他和科学院内德意志学者的斗争。他所打的这场战斗反映的是时代的精神，是俄国长足发展的爱国主义内在的一部分，可以这么来看：“德意志”科学必不可少，但德意志人的涌入很危险。在写给伊丽莎白的《颂歌》之中，罗蒙诺索夫讲到了1741年至1742年战争期间战胜瑞典人一事，他写道：“亲吻吧，斯德哥尔摩……伊丽莎白之剑”；他希望“全世界都会害怕俄国人。有了我们，北方、西方、东方的疆界便会广袤无垠”。他拒绝承认外国人在俄国存在的必要性。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爱国主义具有极强的防御性，使之成为伊丽莎白教育推广时期的一股驱动力。

对教育的推广时断时续，并没有彼得大帝时期那样的计划，但也没有第一位皇帝做什么事都很匆忙、狂热的劲头。彼得认为要让臣民学习极端实用的知识，希望臣民成为国家的建造者，这与他死之后出现的对并无实际用处的知识产生兴趣相比，并不可怕。恐惧感分好几个等级。宣扬“世俗科学”功用性的瓦西里·塔季谢夫就对政治上的对手做出回应，后者认为“国人越是头脑简单，就越听话，越适于统治，发生骚乱和暴动的机会也就越少”，所以没必要推广科学知识。塔季谢夫说，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土耳其，都是“愚昧无知的无赖汉”在骚乱，教授科学知识反而有益于国家。

俄国第一个科学中心——科学院——分成了三个类别：天文与地理，物理（也包括化学、植物学和地质），物理—数学（包括机械制造、建筑、农业）。科学院同时也是一座大学，孕育了各类专家：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主要培养航海者，能描述地理状况，发现未知之地，使之臣服于俄国；第二类的学者培养矿产专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研究新的矿物和新的植物，使国家受益；第三类培养今后的建造运河的专家和工程师等。

政府是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院的。由于伊万·舒瓦洛夫的努力而于1775年创建的莫斯科大学则面向另一种类型的科学，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人文科学。大学设立了三个院系：法学（法律和政治），医学（解剖、药学、自然史），哲学（逻辑、形而上学、辩术、俄国历史和通史）。根据教授的能力不同，课程用拉丁语或俄语教授。除了农奴，学生代表了各个社会层级（如果贵族想要让自己的农奴受教育，就必须先解除其农奴身份），均需经过入学考试。海军学院的军校同样也提供教育；还有艺术学院，该学院先被视为科学院的构成部分，1759年成为独立自治的机构。

1708年，俄国教师见到了第一部世俗著作，是“借助在阿姆斯特丹新发明的字母”，也就是“世俗化”字母印刷的。彼得大帝强制要求使用新字母，并亲自指出哪些内容适合用这些字母进行印刷：敕令和对防御工事、火炮、建筑概论的翻译、工程师手册等。潜在的公众数量极少。而且，沙皇亲自要求翻译核心部分即可，不得“长篇大论”地翻译。在寻找译者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掌握语言，却不懂各项技艺，有些人掌握技艺，却不懂语言。”因此，译文有时就变得佶屈聱牙了。故而，世俗文学的爱好者仍然继续阅读手稿。宗教文献的读者则阅读主教会议印刷的著作，如连祷文和识字读本。

到了该世纪中，情况发生了变化。1748年，伊丽莎白建议科学院“设法用俄语来翻译和印刷各种内容的世俗书籍，结合实用性和娱乐性，使之与人民的道德生活相适应”。科学院便“想方设法”，建议有志于翻译外国著作的人从事翻译工作，并许诺赠送一百本图书作为薪资酬劳。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做出了响应。出版工作也得到了促进，并设法开办了第二家印刷厂。

彼得当政时期，诞生了真正俄国的文学和诗歌。在巴黎担任使节达八年之久的安齐奥赫·康捷米尔亲王(1709—1744)的讽刺诗，以及父亲是个穷困潦倒的神父，后在法国首都攻读学业的瓦西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8)的作品都是现代俄语诗歌的源头。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从法国返回后，被任命为科学院秘书。之后回国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学语言的发展贡献尤多。

俄国首批诗人所实践的诗歌类型大多是讽刺诗、颂歌、颂诗，作为散文主要成分的抒情诗则不在其列。17世纪末，从波兰进入俄国的骑士小说变得相当流行。在这类文学作品之中，道德占据的位置越来越少，反而是复杂的情节交织成的浪漫故事和骑士英勇的冒险故事占主导地位。不太喜欢抒情的帕维尔·米留科夫概述道：“引入情爱因素表明从生活而来的文学第一次胜出，也是生活经验首度借鉴文学。”俄国文学作品原初的主人公经常都是被派往欧洲学习的俄国人。水手瓦西里或英勇的骑士亚历山大来到异国他乡，爱上了通常都是公主的漂亮的年轻女子；他为情所困，抒写爱恋的诗歌。经历无数冒险之后，要么有情人终成眷属，要么黯然神伤。

印刷厂终于可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圈了。相对应的是，读者的出现也影响了印刷业，告诉后者时下的品味究竟是什么。安德烈·博洛托夫是个小有家产的贵族、地主、作家，他留下了一部相当有意思的回忆录《安德烈·博洛托夫为后人自叙的生平和冒险故事》。博洛托夫酷爱读书，直至临终一刻，仍在阅读从孩提时起就已读过的回忆录。他在回忆录里列出了从18世纪下半叶起俄国有文化阶层所能读到的世俗文学书单。

博洛托夫十一岁的时候在法国寄宿学校发现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这本书，就爱上了阅读。芬乃伦的这部小说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翻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俄国人最喜欢的读物，虽然译笔生涩僵硬。年轻的博洛托夫还读了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修道院长普列沃斯的《克利夫兰或英国哲学家，克伦威尔的私生子》，以及那个时代俄国最知名的剧作家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作品，这些属于最早一批的俄国小说和悲剧。

对剧作的需求源自对戏剧日益增长的兴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创办的剧院只供宫廷中人观看。彼得大帝想要创建一座“供所有人观看的剧院”，于是于1702年下令在红场上建造了“戏剧殿堂”。但当时缺少观众，主要原因是缺乏合适的剧目：德意志悲剧或莫里哀的喜剧都翻译得一塌糊涂，译笔令人费解，让人很难明白情节的走向。

1749年，军校的年轻贵族创建了自己的剧院，上演了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的四幕剧。某文学史家便将苏马罗科夫称为俄国文学的第一位专业作家。苏马罗科夫并不是像康捷米尔那样的玩票性质的贵族，他也不像特列季亚科夫斯基或罗蒙诺索夫那样是个教授。他出生于莫斯科有钱有闲的贵族家庭，在圣彼得堡的军校学习，精通法语。在罗蒙诺索夫的支持之下，古典主义成了年轻俄国文学的金科玉律，从而使布瓦洛成为毋庸置疑的权威。

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认为自己就是俄国的拉辛和伏尔泰，他创作剧作、讽刺诗、情歌。他创作的悲剧尤其成功，其中就有借鉴“幽暗的”莎士比亚创作的俄国版《哈姆雷特》。在俄国第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剧院，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就成了基础剧目。1757年5月5日，“为人民创作的俄国不拘形式的悲剧第一次收费演出”。由于翻译了大量剧作，尤其是莫里哀的作品，剧目很快就变得丰富起来。1757年上演了其中六出，次年又多加了两出。不久之前，德语还是主导语言，那现在是否说明法语和法国文化使德语屈居二线了呢？

1755年，俄国第一本期刊面世。该期刊由科学院编辑出版，我们知道主编就是历史学家米勒，罗蒙诺索夫曾与之发生激烈的争执。米勒出版的这些《注重实用和消遣的月度作品》以汉堡、汉诺威、莱比锡的期刊为蓝本，而后者又模仿了由艾迪逊和斯提尔出版的《饶舌》《观察者》《卫报》这些英国著名的杂志。《月度作品》积压了大量诗歌，大多由苏马罗科夫、米哈伊尔·赫拉斯科夫(1733—1807)及其他作者的供稿，这些人全都是军校生。1759年，亚历山大·苏马罗科夫着手推出了第一份私人报纸《勤劳的蜜蜂》，1760年，赫拉斯科夫也推出了自己的报纸《有益的消遣》。

这些出版物的印数都很少（最受欢迎的《月度作品》预订量为五百份到七百份），但它们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摇篮，新式俄语和哲学语汇的翻译基地，其重要性不可估量。

伊丽莎白的传记作者说得颇为谨慎：“政府通常在保护用俄语书写的书本教育的同时，对认为不适宜的书本教育成果也会进行抵制。”这么做，首先就是设立极其严格的教会审查机构：若无主教会议核准的宗教著作一律不得出版。除非经主教会议核准，否则在外国出版的俄语著作，或提及前任君王的外国著作，均不得进口至俄国。教会在审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伊丽莎白女皇是极其虔诚的君主，正如其传记作者所写的，“无论她下什么命令，都是设法让更多的臣民信仰东正教，削弱其他信仰”。

对抗和削弱“其他信仰”，就包括对旧教徒的无情迫害。这位历史学家写道：“在俄国，无论谁当政，都没有像18世纪那样，对分立派教徒表现得如此不宽容……女皇的宗教倾向使其易于受到某些影响，所以她对分立派的憎恨极不宽容。而饱受迫害的分立派教徒也陷入疯狂，甚至将自杀树立为宗教信条。”尼·科斯托马罗夫指出，在那些躲避迫害的旧教徒中间，自焚越来越常见。

用弗拉基米尔·魏德列的说法，烤饼有两个层面，就是民众“上乘的面团”和贵族的薄薄一层“白奶酪”，两者的生活方式越离越远。条件的不同始终存在，通常都会导致物质财产上的差异。但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行为举止和生活规则的分裂也愈演愈烈。通常是翻译过来的实用性的指南变得越来越抢手，尤其是前面提及的《青春时期的诚实之镜》。1767年，该书出版了第五版。修道院院长贝尔加德的《孩子的完美教育，包含出身贵族家系、位列贵族等级的年轻人之行为规则》也出了三版(1747，1759，1778)。

指南教导年轻贵族“不得向乡巴佬看齐”，无论是行走、致意、落座，还是世俗交流都得注意（不得激烈反驳对话者，适度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必从始至终说真话）。对如何在宫中为人处世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表现得大胆，展现自己的优点，要求报偿，因为“只有上帝毫无所图”）。指南还坚称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教养”的标志就是懂外语。

首都彼得堡创建者的女儿对这座都城相当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彼得堡就是伊丽莎白在位时期的象征。这座城市的人口数堪与莫斯科媲美。其宫殿和纪念场所之奢华，桥梁之美，街巷之宽广，将旧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俄国建筑专家认为那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巴洛克风”，尤其和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1700—1771)有关，后者的俄语名是巴尔托洛梅·巴尔托洛梅耶维奇。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个雕塑家，他彼得大帝（死于1741年）时期来到俄国，在彼得堡建造了宫殿（其中就有冬宫，伊丽莎白为此耗费了大笔钱财，却仍未建成；要等到女皇驾崩之后才完工）、教堂、府邸（富有的地产主对模仿这位女皇建筑师风格所造的宅邸倍感自豪）。

拉斯特雷利是法国建筑的门徒，但也借鉴了大量德意志人的风格（慕尼黑、德累斯顿、维也纳都是他的模板），他设计了辉煌的宫殿，气势如虹，用柱廊和凸窗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外观；奢华的宫殿中，装饰图案极其丰富，尤以巴洛克风格为主，内饰也异常繁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回忆录认为，这些宫殿既不舒服，也不便利；常用的建材都是木材，无论内饰还是珍贵的家具转瞬间就能燃成灰烬。

外国使节的文字、时人的亲历对女皇宫殿所体现的奢华与贫贱、精妙与粗俗混为一体的风格，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叶卡捷琳娜二世看见断腿桌上放了一只金托盘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未来的女皇写了一首短诗，表达了德意志公主突然置身于自己无法理解的宇宙中时，内心的惶惑不安。

造了栋房子

简直一无是处：

冬天冻得硬邦邦，

夏天无凉风。

忘了搭楼梯

所以挂绳梯。

叶卡捷琳娜完美地表达了皇宫对她造成的影响，照许多旁观者看来，装饰和现实、外观和内饰之间产生了断裂。这些都是整个国家固有的特征。变化也不可避免：彼得堡的章节在俄国的历史上徐徐展开。两代人之间的接替正在进行之中。经历过动乱时代和莫斯科国东山再起的人相继见证了彼得时期的动荡。新出现的人则经历了改革被接纳、刚开始对教育的推广，经历了军事上的胜利，觉得国家稳固而强大。

8 欧洲中心的战争

欧洲的局势始终都很危急，而且错综复杂。法国被视为欧洲大陆上的强国，英国则想方设法要剥夺法国的霸权。其主要盟友是奥地利，潜在盟友是瑞典、波立联邦、萨克森。我们知道，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出兵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没有其他借口，目的就是要扩张领土，这一招打破了平衡。

为争夺“奥地利的遗产”，欧洲各国都卷入了战争之中，于是各显神通，想要将俄国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法国积极参战成了伊丽莎白宫廷外交游戏中的一个新因素。18世纪上半叶，法国可以说是俄国永久的敌手。俄国传统上的敌人——奥斯曼帝国、瑞典、波兰——总是能在凡尔赛宫中找到坚实的依靠。法国的态度是由其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也是由其对遥远蛮荒的俄国大地嗤之以鼻的看法所决定的。

和俄国接近的提议是由法国驻安娜·约安诺夫娜的宫廷使节拉谢塔迪侯爵提出来的。安娜当政时期，拉谢塔迪根本没法改变那些大臣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就开始和伊丽莎白女大公套近乎。后来有些不知羞耻的人说，法国使节虽然想缓和法俄两国的关系，但也不失时机地爬上了女大公的床。于是在圣彼得堡就诞生了“法国派”，除了路易十五的这个使节之外，法国派还包括伊丽莎白所青睐的医生莱斯托克。我们知道，密谋策划将彼得大帝的女儿送上皇位的正是这些人。

在俄国的宫廷里，外交政策占据核心地位，无所不在。使节、特工、宠臣，彼得继承者的年轻随从及其配偶叶卡捷琳娜的随从也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些人要么支持奥地利或法国，要么支持普鲁士或英国。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为了感谢这些人的付出，他们都能从使节和外国特工手里获得所谓的“补助”。

伊丽莎白继承下来的战争是由其前任发起的。1741年6月，瑞典在法国的推动下向俄国宣战，希望收复《尼斯塔德条约》规定放弃的那些省份。瑞军的统帅是吕文豪普特，他父亲就是卡尔十二世的战友，名气很大。当然，他并没有其父的军事才能，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瑞军的败北：两个觊觎王位的人——丹麦国王的儿子和荷尔斯泰因亲王——彼此之间的争斗才是主要原因。伊丽莎白支持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腓特烈，承诺一旦他夺得瑞典王位，就将俄军攻占的部分芬兰土地交给他。1743年6月27日，俄国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8月在亚博和瑞典签订和约，尼斯塔德的协议原封未动，而且承认俄国有权占据芬兰的部分土地。不过，丹麦的觊觎王位者得到了瑞典部分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不愿就此罢手。结果，俄军登陆瑞典，占领了斯德哥尔摩。用罗蒙诺索夫的说法，瑞典首都“落在了伊丽莎白的利剑之下”。1744年2月，丹麦承认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腓特烈的合法性。俄国赢得了战争，巩固并扩大了自己在波罗的海的地盘。

在此期间，欧洲于1740年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德皇卡尔六世的女儿玛丽—特蕾莎登基，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发现这是一个从中获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1741年，法国联合他国对抗维也纳。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也不去找什么潜在的盟友了，而是直接将西里西亚占为己有。广受法国哲学家喜爱、仰慕伏尔泰的腓特烈大王（德国人对他的称呼）只从父亲手中继承下了一个小小的国家。普鲁士只是一个小王国，人口五十万都不到，但对这样体量的国家而言，军队却极其庞大（八万三千名士兵和军官），且大多由专业的佣军构成。

腓特烈二世在其漫长的在位期内(1740—1786)，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扩大普鲁士的领土，使之变得强大。我们知道，他给自己谋得了“开明君主”的名声。“弗里茨老爹”的那些传记作者笔下的历史精确地描述了他眼中的开明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天，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王国内游历，看到几个农民一见他走进，就躲进了灌木丛。国王于是喊停车驾，下得车来，把那些农民撵了出来，这才得知他们之所以躲藏起来，是因为怕他，于是就把这些农民打了一顿，边打边说：“应该爱戴君主，而不是怕他！”

争夺奥地利遗产的战争之所以也会涉及俄国，是因为自从1726年12月底两国签订条约起，俄国就是奥地利的盟友。但我们知道，1740年，俄国同样也和普鲁士签订了联合防御的条约，希望在和瑞典的冲突中得到普鲁士的支持。而且，伊丽莎白的登基也为“法国派”打开了几近于无限的视野。

“法国派”的主要对手是主导俄国外交政策的副内阁大臣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1693—1766)。1740年他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他没有参与支持伊丽莎白的行动，但1742年，他很快又被任命为副内阁大臣。

和瑞典的冲突结局喜人，这样一来，法国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再加上副内阁大臣对普鲁士怀有敌意，就使后者成了拉谢塔迪施展阴谋诡计的靶子。腓特烈二世想要把拉谢塔迪弄下台，就给驻彼得堡的普鲁士使节写了封信：“如果我只需要处理匈牙利女王［玛丽—特蕾莎］，那天平永远都会朝有利于我的一方倾斜。要做到这一点，最大的条件——必要条件——就是让别斯图热夫完蛋，否则我们将一无所获。在俄国宫廷，我们必须有一个大臣，让他来迫使女皇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行事。”洛普欣娜及其家人遭到指控，说他们阴谋反对女皇，支持伊凡·安东诺维奇（这么做就是为了刻意误导），这起事件的目的就是搞垮副内阁大臣。别斯图热夫—留明的弟弟米哈伊尔的妻子也参与其中。

副内阁大臣没有掺和进去为洛普欣娜的父母辩护，女皇对阿列克谢伯爵和洛普欣娜划清界限的做法颇为欣赏。别斯图热夫—留明也对敌人算起了账：拉谢塔迪写给国王的信被截获，破译后被呈递给了女皇。这位冒失的法国外交官在信中就法国对俄政策发表了直抒胸臆的做法，伊丽莎白原本也许会原谅这种鲁莽的做法，但对信中对她本人说话不敬这一点，她实在无法释怀。侯爵在信中写道：“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女人，不能对她抱什么指望……”路易十五的信使就这样被逐出了俄国，这次走得太突然，连辞任书都没来得及上呈。1744年，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被任命为俄罗斯帝国的内阁大臣。

赞同俄国外交政策负责人这种做法的历史学家说他收了外国的钱（也就是如今所谓的贿赂）。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历史学家在解释其态度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得没错：灿烂的18世纪道德感不强。不过，波兰历史学家瓦迪斯瓦夫·科诺普辛斯基是这样说的：“别斯图热夫—留明只拿了英国、奥地利和萨克森的酬金，但从来没被普鲁士的塔勒脏过自己的手。”内阁大臣收受“礼物”也有“地缘因素”存在，恰好反映了他的外交政策纲领，就是：只收俄国盟友的礼物。

当上内阁大臣的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表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他在写给副内阁大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伯爵的信中名之为“彼得一世体系”。有鉴于前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出现的某些变化，内阁大臣阐发了自己对俄国第一任皇帝的看法。他的观点可以从俄国政治及其目标的持久性这一层面来看待。其中第一个就是解决“土耳其问题”。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言简意赅地点名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国家的南部边疆地区生活着靠劫掠为生的半游牧的鞑靼人，他们自己不去开发南方大草原的土地，也无法忍受农业人口的到来。俄国要把南部疆界延长到其自然界限处为止，也就是一直通往黑海的海滨地区……”我们将会注意到这个论据的演变过程：到目前为止，向南推进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莫斯科国的边疆；从此以后，都可以用需要肥沃的土壤来做解释。先是战略理由，随后就是经济理由。

第二个目标（俄国政治的目的在这儿并不是按重要性呈现的）在西方：就是波罗的海和波兰的沿海地区，换句话说就是瑞典和波立联邦。15世纪末，伊凡三世断言和波兰绝无和平可言，俄国君主始终都在和波兰开战，有时会停一停，也就是喘口气而已。五十年后，他的孙子伊凡四世拒绝了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缔结永久和平的提议：“国王永远拥有自己的采邑，也就是基辅、沃里尼亚、维捷布斯克、波洛茨克，以及其他许多俄国城市。那又何必同波兰国王缔结永久和平的协定呢？”

18世纪中叶，形势已变，但还没有完全变化。俄军已打到克里米亚，只是还无法在那儿稳定下来。亚博和约和1745年签署的俄瑞防务条约之后，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已属于俄国，脚跟也已站稳。现在只剩下“波兰问题”了。“大部分俄国人都生活在波兰—立陶宛国的疆域内……必须从波兰手中把西罗斯夺过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对“波兰问题”就是如此概括的。

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以俄国外交政策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彼得一世体系”，负责处理这两个“问题”，那是帝国的大量任务。为解决这些任务，他认为必须小心翼翼地和与俄国利益相符的国家保持联盟。对这位内阁大臣来说（也是彼得大帝的意见），这些国家都是海上强国，即英国和荷兰。和萨克森结盟并非没有意义，从17世纪末起，萨克森选帝侯就是波兰国王。而且，内阁大臣还参照彼得大帝的做法，后者认为和萨克森宫廷保持紧密的关系，使两国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波兰的波立联邦”。

在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的体系中，俄国的主要盟友就是哈布斯堡帝国。奥地利是法国的宿敌，它有意于在中东欧保持某种平衡；可是，这种平衡却由于凡尔赛影响力的增强而受到了威胁。对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来说，俄奥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抵御威胁两国南疆的奥斯曼帝国。

至于敌人，说得就很明白了：那就是瑞典，瑞典想要复仇，而法国则是土耳其的传统盟友。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的警觉性和洞察力都很不错，所以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对手：普鲁士。内阁大臣对腓特烈二世侵略性的政策所造成的威胁颇为警惕，他认为普鲁士这个邻居“强大，肤浅，易变”，无法与之结盟，对普鲁士说的话一概都不能信。

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的政策方针与宫廷内部的抵制力量发生了冲撞。副内阁大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持有不同的观点，对法国和普鲁士的使节善待有加，而这些人也就想方设法想要让他成为内阁大臣。

1744年8月，腓特烈二世再次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它占领了波希米亚的一部分地区，并入侵了萨克森。俄国的处境就变得复杂起来：它和奥地利和萨克森都签有防务条约（1744年还和后者更新了条约）。但它也和普鲁士签署了条约。

俄国就这样被牵扯进了自己并没有发动的战争之中。理论上讲，它可以选择自己愿意支持的一方。伊丽莎白收到了两份如何应对普鲁士入侵萨克森的报告。第一份由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呈递，报告写得毫不含糊：普鲁士攻击了奥地利和萨克森，俄国与之均签有条约，故负有义务。同样，普鲁士打破了和俄国签署的协定。因此，内阁大臣建议采取外交手段，支持萨克森；但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就必须派遣军队前往增援。第二份报告由米哈伊尔·沃龙佐夫呈递。副内阁大臣承认普鲁士的威胁，但他不同意军援萨克森，而是建议仅限于金援。

帝国的内阁大臣虽是个强有力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伊丽莎白的情人。在那个时代，对国事影响力的大小和伊丽莎白喜好的程度成比例，所以他是个特例。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的报告是通过伊万·舒瓦洛夫作为中间人呈交给伊丽莎白的：内阁大臣无法直接面见女皇。但伊丽莎白对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对国家的看法持高度赞赏的态度，据时人所说，女皇对他颇为感谢，所以帮他摆脱了烦人的文书工作，担负现在这个职位。

女皇对国事并不上心，她慵懒怠惰，就连给重要文件签名这样的工作都会推迟数月，但这并不能妨碍她有自己的观点，虽然不是对外交政策有看法（这点毋庸置疑），但至少对其他国家的君主还是可以评头论足的。伊丽莎白对路易十五颇有好感，二十五年前彼得一世就曾想把她嫁给后者。她对腓特烈二世则抱有强烈的敌意：一方面是因为她说普鲁士国王“不惧上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总想着靠伊凡·安东诺维奇皇帝复位这样的流言从中渔利，还派遣情报人员煽动分裂分子。

伊丽莎白支持别斯图热夫—留明。于是她决定援助萨克森。1745年12月，军队开始在利夫兰和埃斯特兰活动，方向是库尔兰。军人数量为五万人。预计1746年春将会对德意志发动攻势。但俄国人还没投入战争，腓特烈二世就于1745年12月在德累斯顿和奥地利签署了和约，得以保住了对西里西亚的占领。不过，谁都知道这只是暂缓而已，普鲁士的外交官还在四处活动，想要形成反俄联盟。腓特烈二世承诺使瑞典夺回波罗的海海滨地区，让波兰收复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以此来确保瑞典和波兰的支持。

1746年5月，俄国和奥地利签署了同盟二十五年的条约，等于是重续了1726年的协定。双方承诺如有第三方入侵，就对彼此进行军事援助（两万步兵和一万骑兵）。秘密条款提及了一旦采取行动攻击土耳其和普鲁士时彼此的义务。如果普鲁士全面入侵奥地利、俄国或波兰，则结盟方就不能只提供三万人马，而必须是六万人马。

从1746年俄奥条约可以看出，俄国在欧洲的处境发生了急剧变化。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从土耳其—波兰—瑞典三角脱身而出，而进入了欧洲中心，成为决定欧陆命运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联盟将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冷淡期与和睦期，既有猜忌，也有热恋。不管怎么说，双方从这次结盟中都获得了好处。

1747年，一支由列普宁亲王率领的三万人的军队离开利夫兰，前往德意志，基于过去的协定，支援奥军。俄军士兵出现在莱茵河畔这件事迫使为争夺奥地利继承权的开战双方着手求和。1748年在亚琛签订了和约。路易十五放弃了法国数十年来都想夺取的低地国家。玛丽—特蕾莎接受了失去西里西亚的现实，并将意大利的几个省份还给了撒丁王国和西班牙，不过她的丈夫被选为了皇帝。除了威望以及对俄军实力的尊重之外，俄国一无所获。

俄军由各个阶层的民众构成，会定期征兵。募兵多少都根据需求而定。地主想向军队提供多少农奴，就可以提供多少。服役满八年之后，若无过错，普通士兵即可如愿返回原本的居住地。贵族士官服役满十年则可以升至准尉，被转至国家行政管理的岗位上。为了预防逃兵现象，适合服役的士兵就会被“刮脑门”（剃发）。服役者介于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身高为两俄尺六俄寸（舰队可矮两俄寸）。

据1742年的普查（计算可缴人头税的人口），俄国有一千四百万居民。这对军队而言可以说是个很大的库存。但军队的质量就另当别论了。七年战争是俄军历练的学校。几年前，腓特烈二世在其《政治遗嘱》（他写了好几稿）中是这么写的：“显然，俄国常备军好不令人生畏；只有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让人恐惧，他们攻城略地之余，就会烧杀抢掠。综合考虑，应避免和俄国的武装冲突，因为这样很容易导致暴动和内部武力夺权。”这些话是1752年写的。四年后，普鲁士国王入侵萨克森，引发了七年战争，他也知道俄国和奥地利就是自己的对手。

亚琛和约令任何一方都不觉得满意。普鲁士夺来的土地得到了条约的认可，所以想获取更多的土地。奥地利还想着复仇，想要最终消除普鲁士的威胁。法国在和英国争夺加拿大的冲突中落了败，想在欧洲大陆上找出敌人的弱点：汉诺威。这个德意志公国其实属于英国国王，如果在法英殖民地冲突中成为一个筹码，那英国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

如火如荼的外交游戏刚开始的时候，靶子是俄国。英国建议俄国提供五万五千名士兵来保卫汉诺威，并会给后者五万五千利弗尔，每年还会多支付五万，作为驻军军费。俄国想每年获得二十万利弗尔。法国则和其宿敌奥地利秘密会谈，而后者也想找盟友打击普鲁士。法奥的接近迫使凡尔赛从俄国这边转了开去。由于在圣彼得堡并无外交代表，路易十五便向其派遣了秘密情报人员，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德翁骑士，有人说他出现在伊丽莎白的近臣中间，扮成女孩子的模样，以赢得信任。不过，历史学家认为这只是个传说而已。尽管德翁的表面身份是驻凡尔赛宫廷秘密代表的苏格兰人麦肯齐·道格拉斯的秘书，但他能接近女皇，使法俄关系日益走近。

据当代法国的一位作家所说，法国敌视俄国，“对之嗤之以鼻”，且对“北方帝国”的处境一无所知。有递交给道格拉斯的问卷为证：上面可以提供有关军队和舰队、经济的状况、女皇的性格等方面的信息。但在彼得堡，俄国对法国却很了解，伊丽莎白的部分谋臣很久以来一直都在说服女皇，说同路易十五结盟有益无害。由副内阁大臣领衔的“法国派”在舒瓦洛夫加入之后便实力大增。“法国人”的对手是别斯图热夫，他也是普鲁士的敌人，支持和英国结盟。

一系列条约巩固了战争形成的各个集团。1757年1月19日，和俄国达成谅解的英国（协议规定每年支付十万利弗尔，用作俄军驻军的费用）发生了转向，和普鲁士结了盟，英国认为相比和俄国结盟，这样能更好地保卫汉诺威。“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国外交上的这个操作对别斯图热夫的政策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1757年5月1日，法国、奥地利和俄国在凡尔赛签署了防务条约。瑞典和德意志的一众公国随后也相继加入。

反奥联盟正式形成，但事实上，战争一年前即已开始。1756年8月，尽管一众大臣劝谏腓特烈二世不要发动军事行动，但后者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萨克森，俘获其军队（一万八千人），并将之并入自己的版图。而这就是七年战争的开端。

1757年夏，俄军加入战争，率领军队的是陆军元帅斯捷潘·阿普拉克辛。这位总指挥并没什么才能，就是个纨绔子弟，辎重也就五百多匹马匹。陆军元帅打得可谓小心翼翼，他所担心的不是前方的普鲁士，而是后方的圣彼得堡。女皇憎恨普鲁士，想要战争，但“小朝廷”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皇储彼得大公疯狂崇拜普鲁士国王，处处都在模仿他；而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则更倾向于英国，而非法国。

俄军遵从彼得堡的指示，进入东普鲁士，至少在1757年8月，在大耶格尔斯多夫击败了莱瓦尔德将军率领的普军。通往柯尼斯堡的道路就在陆军元帅面前敞开了，但他犹豫再三之后，还是力排众议，下令俄军返回俄国。返程的道路要穿过被俄军摧残过的东普鲁士，烧杀抢掠的首先是令腓特烈二世印象深刻的哥萨克和卡尔梅克人。女皇命令斯捷潘·阿普拉克辛回彼得堡，想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可陆军元帅在未抵达都城之前即因中风而亡。

在巴黎和维也纳都有传言说阿普拉克辛已遭英国人收买，流言同样还提到别斯图热夫—留明也参与了密谋。虽然流言并未证实，但显然阿普拉克辛在东普鲁士的时候即已知悉（或许是从别斯图热夫这儿得知的）女皇生了重病。于是，内阁大臣遭到逮捕，指控他和叶卡捷琳娜秘密通信，意图让皇储反对伊丽莎白。经过十四个月的调查之后，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被流放到了他自己的一块领地上去了。

战争还在继续。被三支军队—俄军、奥军、法军—包围的腓特烈二世想先赢得一场关键性的胜利，逐个消灭对手。1758年8月14日，佐恩多夫附近爆发了一场恶战。结果并未如普鲁士国王所料。俄军守住了阵地，后来自行决定撤退。双方都说自己打了胜仗，但从阵亡者人数来看，俄军损失更大。一年后的1759年8月，库讷斯多夫战役，普军战败，俄奥联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从俄军的表现来看，多年的战争使之获益良多。士兵作战勇猛，意志坚定，在统帅彼得·萨尔蒂科夫的指挥下打得很出色。俄军对腓特烈二世的战术作了仔细的研究，喜欢从背后突袭，战斗之前，他们会向西部署后备部队，普鲁士国王一旦绕过这支俄军，就会出现在萨尔蒂科夫军队的正前方。

德国军事史家汉斯·戴布流克提出了七年战争的一个大问题：该如何解释腓特烈二世在库讷斯多夫落败这件事？答案是多方面的：盟军间的分歧；腓特烈二世改变战术，不打大的战役；不清楚俄国的战争目的；军队损失严重；日益厌战。伊丽莎白还想继续打：她想好好教训教训普鲁士国王的欲望并没变化。用女皇自己的话说，如果继续开战缺乏资金，她已做好出售自己半数珠宝的准备。

但所有参战的国家都有明显的厌战情绪。普鲁士打得很绝望，所以遭到极大削弱。现在可以开始瓜分战利品了。开始进行秘密的外交谈判。法国建议俄国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中间人。法国驻圣彼得堡新上任的使节是路易—奥古斯特·德·布勒特伊男爵，取代了年迈多病的洛必达侯爵。尽管他缺乏货真价实的外交经验，但素质还是不错的。科斯托马罗夫说他“俊美，和蔼，在贵妇人的圈子内堪称完美……”这位二十九岁的使节有一个明确的使命：将叶卡捷琳娜女大公吸引到法国这一边。不过，要靠布勒特伊男爵的男性魅力并不够。事实上，女皇对战争该有什么样的解决有自己的看法。继失宠的别斯图热夫—留明之后担任内阁大臣的米哈伊尔·沃龙佐夫在两份照会中提出了俄国的建议：奥地利拿回西里西亚，将佛兰德部分地区让给法国（毕竟，法国在战争中也出了力），而作为补偿，俄国则获得已被其军队占领的东普鲁士。随后，再和波兰拿来交换乌克兰右岸地区。路易十五断然拒绝俄国因调停有功而向其支付费用的提议，生怕这样做会激发奥斯曼帝国的不满。

战争仍在继续，普鲁士的处境日益恶化。1760年10月，俄军攻占了其首都柏林。腓特烈二世拒绝承认失败，也不愿交出领土。普军构成复杂，由动员起来的普鲁士人、参军的萨克森人以及俄军俘虏组成，国王就率领这支军队继续硬撑着，以此来避免受到羞辱，并成功利用了对手“蠢驴般的愚蠢行径”。1761年12月底，在波美拉尼亚作战的鲁缅采夫将军的军队迫使科尔贝格（科沃布热格）要塞投降。从冲突开始起，俄军两次围攻了波罗的海的这座港口，都没有打下来。科尔贝格的失陷使普鲁士败局已定。

当鲁缅采夫将军胜利的消息传到彼得堡的时候，女皇伊丽莎白已不在人世。继承人彼得三世皇帝便向在普鲁士的俄军统帅下达命令，立刻停止和腓特烈二世的敌对行动。历史上很少见到这种盟友彻底变换阵营的现象。普鲁士国王觉得这次获救令人意想不到，称之为“勃兰登堡门的奇迹”。1945年4月，在被围困的柏林，躲入地堡内的希特勒不愿相信战败，他还记得腓特烈二世，希望能出现奇迹。戈培尔告诉他罗斯福已死，宣称历史正在重复：德国将再一次获得拯救。但局势已有所不同。

俄国纯粹是凭皇帝的意志，经过七年战争，约六万人伤亡（普鲁士损失二十万人）的代价，在既无所得，亦无所失的情况下将边界地区搞得天翻地覆。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对俄国来说毫无用处，因为缺乏摸得着的结果，也就是说没占领土地。内阁大臣沃龙佐夫的记事本上显示俄国的计划是扩张领地。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坐上皇位的皇帝只关心普鲁士国王的利益。

9 古怪的皇帝

彼得三世显露出所有智力发育迟缓的迹象，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孩子。

——谢尔盖·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史》作者所下的判断可谓相当严厉。尼古拉·卡拉姆津说“不幸的彼得三世缺陷太多”，而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得出的结论则是，“在伊丽莎白留下的后嗣当中，这位皇位继承者可以说最不讨喜”。帕维尔·米留科夫则说彼得三世“身体和精神都很羸弱”。

我们知道，后来的彼得三世（卡尔—彼得—乌尔里希）是彼得大帝的外孙（他女儿的孩子），也是卡尔十二世的孙辈（瑞典国王妹妹的外甥），1738年，他出生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家。起初，他准备坐上瑞典的王位，可1742年，他的姨母，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皇让他成了俄国皇位的继承人。他在既没时间学好瑞典语，也没时间了解路德宗的情况下，只得再学习俄语（从未真正学会）和东正教教义。同时代的人指出，就连伊丽莎白本人都对彼得三世的无知感到惊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大自然不似命运那般眷顾他。”不过，命运也并没有特别善待他。1761年12月25日下午四点，官方正式宣布：“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驾崩，俄罗斯帝国的主人为彼得三世皇帝陛下。”1762年7月7日，彼得三世在逊位之后，宣布自己“患有痔疮”。

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彼得三世轻而易举登上了皇位，同样，他作为合法的皇帝后来也被轻而易举赶下了台。同时代的人留下了回忆录，其中就有彼得三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以及他的情妇的妹妹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她们为他绘制了肖像，说他的所作所为等于是在让“俄国社会”起来反对他。他和普鲁士签订新条约，将俄军攻占的所有领土悉数归还给腓特烈二世之后，还抹除了七年战争做出的所有努力，并立刻着手备战，想要对丹麦发动战争，目的是扩大其出生地荷尔斯泰因的疆域。皇帝对东正教神职人员的蔑视有目共睹，他关闭私人教堂，将教会不动产充为俗用。他还让军队穿普鲁士军装，身边的守卫也都由外国人组成，尤其是普军的逃兵。

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在回忆录里指出，许多人都瞧不起彼得三世。密谋推翻皇帝的达什科娃写道：“清晨装扮成下士长检阅部队，享用丰盛的早餐，品尝勃艮第的佳酿，晚上同小丑和几个女人厮混，执行普鲁士国王的命令——彼得三世这么做最开心。”不过，她也承认皇帝不是个坏人。对他的儿子保罗（在位六年，而非六个月）也不能这么说。

彼得三世的行为通常都很愚蠢、很荒唐，像是智障儿童在胡搅蛮缠。皇帝三十三岁登基，所以这事就显得更古怪了。同时代的人都不愿给他找台阶下。彼得三世命令“所有神父全把胡子剃了”“穿外国牧师服”。半个世纪前，他外祖父，也就是彼得大帝也这么做过。彼得三世崇拜腓特烈二世，而以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哲学家也对这位普鲁士国王推崇有加。法国哲学家们当然不会把被占领土还给他，反而还想着从他那儿得到些好处。

彼得三世之死有两个主因：首先，俄国社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复辟比隆苛政，是想冒犯民族荣誉；其次，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野心勃勃，来俄国没多久，就想登上皇位，而且还在积极谋划。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说起彼得三世的时候，语调哀戚：“他偶然坐上俄国皇位，好似俄国政治天穹上的一颗流星，每个人都在想他怎么就这么出现了呢。”不过，很难认为彼得大帝的外孙是“偶然坐上俄国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一世、两个安娜才更为偶然。对“彼得三世为什么会出现在俄国的苍穹上”这样的问题，其实答案还是挺简单的。

我们发现，同时代人描绘彼得三世的时候，都一致说他“被天花毁了容，几乎每时每刻都醉醺醺的，而且体弱多病，思维也很奇怪”，但在他的这幅画像和他六个月在位期间签署的那些敕令的内容之间却有着怪异的矛盾之处。

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对彼得三世的主要抱怨之处是不愿继续打腓特烈二世，还在1762年和普鲁士签了和约，从其中一段文字来看，可以看出接下来两国会攻守同盟。但彼得三世从未掩饰过对普鲁士国王的倾慕之情，甚至还公开吹嘘，说俄军动向的情报寄到了柏林。从登上皇位起，他就一直在毫不含糊地说要立刻恢复和平。彼得三世对腓特烈二世的倾慕有那么点歇斯底里。不过，和普鲁士结盟的想法始终都是俄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变量。推翻了自己的丈夫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本人也没有废除和腓特烈二世结盟的政策。

1762年初，彼得堡政府做出决定，想要再次深入高加索地区，这一直都是俄国的传统政策。在捷列克河中游的左岸地带建了莫兹多克要塞。小卡巴尔达的一些部落都落入了俄军的势力范围之内。叶卡捷琳娜二世后来就用莫兹多克作为据点，向高加索地区发起进攻。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一位传记作者不无嘲讽地写道：“内政方面，彼得三世显得像是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者。一道敕令接着一道敕令：将神职人员的地产充作俗用，让贵族阶层不再服义务兵役，压制‘秘密内阁’。”那么问题来了：“彼得到底算不算自由派？”可以换个方式提这个问题：皇帝为什么要签署极具自由化倾向的敕令？谜题就在这儿，历史学家作了各种各样的阐释。有些人用反复无常来解释彼得三世的改革做派，他就是想打翻一切，大笔一挥，就能来个大变样。还有的人认为那是大臣的影响所致，内阁大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更是抬高了君主的威望，因为他自己的命运与之直接相关。

19世纪下半叶，日内瓦出现了一本毫不客气的回忆录，作者彼得·多尔戈鲁科夫亲王讲述了彼得三世的同时代人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亲王是如何评价无须贵族阶层服义务兵役这项敕令的。皇帝召来国务秘书德米特里·沃尔科夫，向他宣布：“我对沃龙佐娃（指彼得的情妇伊丽莎白·沃龙佐娃）说我会和你在晚上制定一项极端重要的法律。所以，明天必须让宫廷和城市谈论这项法律。”沃尔科夫鞠了一躬，翌日，法律就拟好了。至于瓦·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彼得三世为何出现在俄国的苍穹上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彼得大帝的这个外孙之所以出现，是为了能在1762年2月18日签署一项声明，“免除俄国整个贵族阶层的税收，使之获得自由”。

毋庸置疑，这份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很可能是由彼得三世的一个后继者签署的：一切都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国家的发展也需要它。皇帝性格古怪，受同时代人和后人的憎恨，所以只能加速行动。鲍里斯·契切林认为，俄国的历史就是俄国这个国家形成的过程，他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案。莫斯科沙皇为了构建国家这个大厦，剥夺了社会所有阶层的自由：所有人都必须担负起为国服务的重担。最先“受到奴役”的是波雅尔，然后是市民，最后就是农民。为了让“军职人员”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得给予他们土地，由于皇帝没有任何收益，所以必须将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这位历史学家概述道：“奴役一部分人，就会导致其他人也会遭到奴役。”随后，当国家得到巩固，就可以自由地服务，而不是强制，这样进程就颠倒了过来，而这个颠倒的进程就是：解放。首先解放贵族，随后是城市居民，最后是农民阶层。

彼得三世这份声明的重要性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进行了推动，推翻了进程。我们将会注意到，农民获解放是自由俄罗斯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一个世纪零一天后，也就是1862年2月19日就是这么宣布的。推迟百年之久在俄国历史上是个不好的兆头。

鲍里斯·契切林有一个独到的说法：奴役一些人会导致另一些人的奴役。由此可见，解放一些人也必将导致另一些人获解放，农民绝对相信这一点。贵族服务国家，作为交换，便有了土地和农民。一旦可以不用再这样服务，那他们对土地和农奴的权力也就不再合法了。1762年宣言激发起来的希望并未得到实现。十年之后，失望情绪开始弥漫，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由此开启。

推翻彼得三世既不是因为他古怪，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荒唐的想法，更不是因为他颁发了合情合理的敕令。他本可以统治到自然死亡为止，可他并没有妻子那样的野心。反对彼得三世的阴谋是俄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片段。有参与者和亲历者的叙述，尤其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回忆录和信件，还有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的记事本（达什科娃成为这场密谋的核心人物属实有些夸张），也有谙熟宫廷内幕的各国使节的详细报告。而且，这个主题也启发了历史研究、小说和电影。不过，“女皇阴谋”的大量细节问题仍然没有搞清楚。

不想让彼得登基的想法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即已出现：别斯图热夫—留明、尼基塔·帕宁（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之子保罗时期的总督），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计划。甚至还有人想过撇开彼得三世，让时年七岁的保罗登基，由叶卡捷琳娜摄政。已经没人记得伊凡·安东诺维奇皇帝还活着（就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内）。但这些只不过是计划、交谈、空洞的梦想。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可在政变中发挥作用的武器”：近卫军。

密谋的纬线就这么懒散地交织在一起，混乱不堪，充满了恐惧：毕竟，彼得三世乃是合法的君主。皇帝本人也起到了两次推动作用，从而对密谋造成了撼动。叶卡捷琳娜坚信彼得三世想娶伊丽莎白·沃龙佐娃为妻，而他身边的近卫军也相信这样的流言，即沙皇想要取消近卫军，就像彼得大帝取消射击军那样。

密谋者人数不多，既无真正的领导，也不能确信自己能赢。此外，彼得三世的阵营里还有陆军元帅慕尼黑，这位经验丰富的军人是忠于皇帝的荷尔斯泰因人的统帅。密谋者夺取彼得堡之后，陆军元帅便建议住在彼得霍夫宫的皇帝从海路前往波美拉尼亚，那儿驻有俄军。但彼得三世犹豫未决。某位历史学家说他被推翻，就像孩子被打发上床睡觉那样。他被逮捕后，要求给他留下四样他在这世上最留恋的东西：小提琴，心爱的狗，派来服侍他的小黑人，以及伊丽莎白·沃龙佐娃。所有的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唯有沃龙佐娃没有给他，而是把她打发去了莫斯科，将她嫁人了事。

不得不承认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的判断，他说这次宫廷叛乱是“一场我们从未见过的极为欢快、优雅的革命，没有流下一滴血”。照他的说法，这应该是一场“真正的贵妇革命”。但这位历史学家却认为这场“优雅欢快的革命”其实在酒水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762年6月30日，叶卡捷琳娜旗开得胜地进入彼得堡的时候，下令所有的酒馆全都开门营业。但正如酒馆老板后来的计算，总共只喝掉了八万卢布零几个戈比，这个数字即便放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算大。

10 开明女皇

……局势堪忧，唯有祈求上帝，让国家治理有方，消除恶业。

——舍尔巴托夫亲王，1790年

……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国公民最幸福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希望生活在那个时代，而非其他任何时代。

——尼古拉·卡拉姆津，1811年

上述两位俄国历史学家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持截然相反的观点。除了观点和性格不同，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解释，那就是写过一本名为《论俄国风俗之败坏》的传记作家和政论家舍尔巴托夫亲王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同代人，在后者的宫中任职，而尼古拉·卡拉姆津则是在女皇驾崩之后十五年写了《论新旧俄国》一书。卡拉姆津尽管也有赞扬之词，但他并不掩饰，说“某些污点”玷污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光辉的统治。他列出了这些污点，即“风俗败坏”以及“出卖真理和官爵”，认为女皇“看不见，也不想看见这么多的弊端”。卡拉姆津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判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她生命晚期，“我们对她批评多，赞扬少”。随后的几代人对“北方的塞弥拉弥斯”的看法要比女皇的同时代人好太多。因此，也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判断”：女皇的统治不再只起到一个过渡性的作用，而是如后人所持的正面看法那样，认为那段时期重要，而且宝贵。

君主所作所为的重要性和价值都只具有相对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功业在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中间产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彼得大帝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唯一一个能激发异彩纷呈观点的皇帝。不过，对女皇行为的看法和是否支持她并没有关系。舍尔巴托夫亲王是个狂热的保守分子，他认为“风俗败坏”是从彼得大帝那个时候始于俄国的，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代也毫不留情，与之不遑多让的是《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记》一书的作者、坚定的自由派亚历山大·拉季舍夫，他是在外国上的大学。专制体制坚定的吹鼓手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是“最令人幸福的时代”，这和苏联历史学家叶甫根尼·塔尔列的观点完全一致。

当法国画家维杰—勒布伦前往彼得堡，为受法国哲学家吹捧的伟大女君主画肖像的时候，有个和俄国有关系的人给了她这个建议：“不要用画布，要用俄罗斯帝国的地图；底色就是无知愚昧的黑色；被撕得四分五裂的波兰作黑纱；人血当颜料；背景画上叶卡捷琳娜统治的丰碑……”女皇的传记作者是这么评论的：“这幅阴沉的画作包含了部分真相。但缺乏浓淡深浅。”要说明的是，法国画家是在叶卡捷琳娜在位末期去的俄国。

不过，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好似玫瑰色一般，甚至有些令人惊叹。当然，皇帝下台并不会让人吃惊。自从彼得大帝死后，政变就相继发生。德意志公主登上皇位这种事不太常见，她的血管里根本就没流着罗曼诺夫的血，两个安娜、伊丽莎白、彼得三世与之不同，所有的罗曼诺夫都有百分之五十的血统。可是，总有先例：叶卡捷琳娜一世由于是彼得大帝的妻子，所以当了女皇。同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作为彼得三世的妻子登了基。在第一种情况下，皇帝死了。后一种情况下，皇帝很快被杀（究竟是怎么被杀的，历史学家还没搞清楚）。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公主，也就是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并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立陶宛农妇也成不了叶卡捷琳娜一世。

不过，无论是法律问题，还是合法性问题，都不存在。一小撮密谋者恬不知耻地窃取了权力。其主要的推手就是奥尔洛夫家族，这四兄弟都在近卫军里供职。其中一人，即格里高利，是叶卡捷琳娜的情人。多年以后，达什科娃公主在回想起1762年6月27日至28日晚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些事件时（当时她十八岁），说当她得知近卫军的一个密谋者被捕时，她就冲到街上，认出一队骑兵队正好经过，其中就有奥尔洛夫家族里的人，那人命令她“快去彼得霍夫宫”，代他面呈叶卡捷琳娜，让后者“坐上为她租来的马车，前往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营地，很快就会在那儿宣布她为君主”。叶卡捷琳娜·达什科娃在回忆录里特地夸大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起的作用，但事情的进展和她说的也差不多。叶卡捷琳娜来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的军营。奥尔洛夫家族及其战友叫醒士兵，一起高喊：“女皇万岁。”被强行押来的一名教士嘟嘟囔囔地宣读了誓词，挥动十字架，而不耐烦地等着发伏特加的近卫军士兵则向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宣誓效忠。

目睹“政变”的法国目击者吕里耶尔讲起“1762年革命”的时候说：“叶卡捷琳娜是七八点钟到的，就这样成了世界上最广袤的国家的绝对主人：她开始出发，对当兵的那些话信以为真，前头走着农民，陪在身边的有她的情人，后面跟着侍女和美发师。”一个世纪后，擅长无情讽刺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讲述“一个城市的故事”时，说他发现那城市其实就是俄国历史的拙劣翻版。他还不忘在结尾的时候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想要当格鲁波夫城的总督；“列瓦尔本地人阿玛利亚·卡尔洛夫娜·斯托克费施说她这么做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两个月以来，她一直都是某个城市总督的蓬帕杜夫人。”这位讽刺作家讲述女主人公如何夺取权力的时候，参考了历史文献：“年轻貌美的斯托克费施骑着白色的骏马，面对着人群，身边杵着六个喝得醉醺醺的丘八……”

移民国外的民主派人士亚历山大·赫尔岑对“女皇的世纪”并不客气：“连俄语都说不利索的颟顸的亲王，德意志人和孩子在皇位上上上下下……领导国家的是一小撮阴谋分子和佣兵队长。”

叶卡捷琳娜结束了这种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她统治了三十四年，结束了彼得大帝统治留下的这个缺口。她满怀自信地确立了自己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命人在彼得堡创建者的纪念碑上镌刻了由法尔科内创作的著名的“青铜骑士”像：“致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任皇帝在位时期，俄国亮明了自身的权利，参与决策欧洲事务；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俄罗斯帝国变成了伟大的国家。

1781年，也就是登基十九年之后，叶卡捷琳娜向常驻巴黎的特使弗里德里希·格林寄去了一份功绩单：

依据新规建立的省份：29

建造的城市：144

缔结的协约和条约：30

与法律或新规相关的重要敕令：88

为减轻人民苦难的敕令：123

据列出清单的叶卡捷琳娜的秘书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的计算，共有四百九十二项功绩算在女皇的头上。而且女皇接下来还要再统治十五年，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上述的这份清单突出了女皇功绩的三大导向，至少呈现出来的是这种情况：行政改革，外交政策，人民福祉。

尽管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功绩的评价众说纷纭，但历史学家也都一致承认她对清单里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也都关注过。所有人都同意，女皇一旦坐上皇位，就遇到了数不胜数的麻烦事。一开始，她是否有权利当皇帝这件事就十分可疑。在最好的情况下，已故皇帝的妻子和继承人的母亲也只能当摄政，直至政变时只有十二岁的保罗成年为止。更别说还有这样的问题，历史学家直至今日仍在诘问皇储父亲的真实身份（彼得三世根本就不在潜在候选人之列），而叶卡捷琳娜仍然只是个外国人而已。

但叶卡捷琳娜并不想当摄政。一方面，三十五年内的所有摄政（从缅什科夫到安娜·利奥波多芙娜，当中还有比隆）结局都不好。另一方面，她坚持要当皇帝。十五岁来俄国嫁给皇储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公主很久以来都对当皇帝这件事跃跃欲试。彼得登上皇位的时候没敢加冕，因为他觉得命运并不看好他，没让他当上普鲁士军官。叶卡捷琳娜不但一上来就加了冕（从1762年9月起），而且还严格遵守传统，在莫斯科举办了加冕典礼。

俄国历史上很少出现过这么多的文献，甚至让人可以研究细枝末节。女皇是第一个操心文献资料的人：她留下了回忆录，可惜的是，这本坦诚的自传只写到伊丽莎白临终前数月，便戛然而止。但由她亲手所写的数千封信件保留了下来，有些是给亲信、大臣的，也有些是给外国人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似乎只有大笔在握时才算真正地活了过来。受她的影响，同时代人也都喜欢啰啰唆唆地写很多东西。特别是她的秘书都记有详细的日记。

11 掌权的技术

这事我说过了无数遍：我对俄国来说一无是处。

——叶卡捷琳娜二世写给格林的信，1777年5月17日

叶卡捷琳娜二世比她之前那些登上御座的人都要有教养。换言之，就像她自己在回忆录里所说，年轻的公主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身边是个并不爱她的陌生的丈夫，读了大量的书，主要是法语书（也有德语书）。她的几个传记作者指责她取法独创的思想，理由是她的“训令”所包含的改革规划，其实是从孟德斯鸠、贝卡里亚、布莱克斯通那儿“剽窃”来的。不过，她的实践精神，还有她领导国家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皇位上坐了三十四年，但她刚登基的时候却处境堪忧，所以这也能看出她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她是如何发挥权力技术的，而这正是俄国特殊的治理技术。

叶卡捷琳娜对基本事实的理解很到位：若想统治俄国，就必须成为俄国人。谁都知道她是德意志人，不是俄国人，但这不是什么问题，她真的做到了：改宗东正教，学习语言，了解风俗习惯。她得到了配偶极大的帮助，后者想方设法强调对这个自己管理的国家的痛恨之情。宣布彼得三世下台、叶卡捷琳娜上台的声明是这么说的：彼得政府威胁要消灭俄国的东正教信仰，要和被俄军打败的普鲁士签订和约，让祖国蒙羞，还要违背国家的风俗习惯。声明宣布，叶卡捷琳娜加冕称帝，就是要消除这些威胁，“接受上帝的帮助，遵从全体臣民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自鲍里斯·戈杜诺夫之后，所谓的“臣民的意愿”都是出现在遴选莫斯科沙皇的时候。但叶卡捷琳娜并不是被选出来的，在后来颁布的无数声明中，她始终都在强调忠实的臣民都想让她登上皇位。1762年7月5日第一份声明之后一个星期，女皇颁布了一份敕令，降低盐价；说叶卡捷琳娜加冕俄皇，是“遵从了俄国臣民以及俄国真正子孙的一致意愿”。之后一天颁布的声明确定了1762年9月举行加冕礼：这清楚地表明女皇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因为她内心虔诚，热爱俄国，以及“忠实的臣民期盼我坐上皇位”。

十一天后的一份敕令提到有必要终结俄国的贪污现象（并非最后一次），叶卡捷琳娜详细剖析了促使她坐上皇位的动机：“不是因为野心，也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对祖国真诚的爱，而全体人民的愿望便引领着朕担负起政府的重担。”翌日的一份敕令邀请俄国的所有逃犯和背叛者返回祖国，开头是这么写的：“同样，由于忠实的臣民和热爱祖国的子孙真诚的愿望和不懈的祈祷，朕登上了俄国的皇位……”

女皇声称自己愿意遵从臣民的意愿，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内心的担忧，这种安全感的缺失一直要到很多年后才会消失。女皇确实有理由感到忐忑。合法的继承人是她的儿子保罗。而且，彼得大帝哥哥伊凡的曾孙伊凡·安东诺维奇已被安娜·约安诺夫娜指定为继承人，后被伊丽莎白推翻囚禁，正在什利谢利堡枯萎凋零。1764年7月5日叶卡捷琳娜登基之后两年，驻扎于要塞的瓦西里·米洛维奇中尉想要释放“头号囚犯”，但守卫遵守的是彼得三世的指令，而且这道指令也经过了女皇批准：谁若想要释放囚犯，则“诛杀之，别让他落入其他任何人的手中”。“米洛维奇阴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点从来就没被彻底地澄清过。中尉遭到处死。直到最后，他仍然说自己没有同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声明宣称已向法庭提告米洛维奇，声明开头是这么写的：“朕遵从全体臣民的意愿加冕称帝，决定减轻安东·德·不伦瑞克与安娜·德·梅克伦堡之子约翰亲王的苦难，而他只是短暂加冕，不具合法性。”一句话中，叶卡捷琳娜二世三次说了不符合真相的话：若无“全体臣民的意愿”，其实女皇根本不想改变什利谢利堡囚犯的处境，尽管后者是合法的君主。

恐惧促使叶卡捷琳娜不厌其烦地提到所谓的“全体臣民的意愿”，以此作为自己掌权的基础。至于说的是不是实话，她根本不在乎。担任大臣的诗人加甫里尔·杰尔查文对女皇很熟悉，他写道：“……她根据政治环境或自己的观点，而非神圣的真理，来领导国家，落实正义。”身为国务活动家的诗人当然不会不知道历史上罕有政府会“遵从神圣的真理”来行事。杰尔查文指出女皇（诗人称之为费丽察，对其大加颂扬）的所作所为都会优先考虑政治环境和个人利益，他指出叶卡捷琳娜的所有行为都经过深思熟虑，是她有意识这么做的。她经常会提到自己的“权利”，她很清楚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就是想最终说服臣民自己坐上皇位是具有合法性的。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失败的专制制度就不再具有合法性。”意译过来的话，就是说成功的专制政体可获得合法性。叶卡捷琳娜二世坚信自己会成功。首先，她很清楚自己有这个意愿。和之前的那些皇帝不同，彼得除外，她已事无巨细地准备了很长时间来履行这个职责，从她来到俄国的第一天起，她就梦想着当皇帝。彼得一世通过造船、学习战争技艺、航行至国外学会了当沙皇，和他不同的是，叶卡捷琳娜是通过读书，让自己拥有能影响个体的能力这种方式学会当女皇的。

叶卡捷琳娜想当俄国的女皇。但她并没有受权力特质的吸引，而是受权力本身的吸引。她想持久投入地进行统治，她渴望掌握帝国的缰绳。统治管理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上帝一旦创造了第二个“人”，也就是夏娃的时候，如何使用权力这个问题就提了出来。随着权力职能和权力规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统治科学也得到了发展。所有的统治者为了实践权力，都会使用大量法律，但每个人都会琢磨自己的技术，以期用自己的方式来领导臣民。

叶卡捷琳娜了解其中的道道。她制定的新法律极其庞大，而且还召集“立法委员会”，对其发布“训令”，该训令的前三章指出，在俄国，“国家面积广大，专制权力需集中于一人之身，以确保统治”。叶卡捷琳娜说得很高调：“其他任何政府不仅有害于俄国，而且会导致灾难。”之前的任何一个皇帝都从未质疑过专制权力的必要性。叶卡捷琳娜的贡献就是提到了孟德斯鸠。女皇逐字逐句借用了《论法的精神》里对独裁政治的看法：“大国需实施独裁权，权力集中于统治者的个体身上。需快速推进决断性措施，以弥补路途遥远之故。”

通过亲眼所见或通过信笺了解叶卡捷琳娜，并设法去理解其个性的同时代人，都会先说她的性格。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观察到一个事实，他明确指出，女皇的思想既不深刻，也毫无亮点。不过，这位历史学家注意到，她“头脑很灵光”，善于随机应变，谨慎处事，为人精明，知道什么是天时地利，不会受表象的迷惑。叶卡捷琳娜拥有当国家元首的一个根本性的素质：她对现实处境和自己在环境中的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在草拟训令的时候，她会尽力挖掘孟德斯鸠、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思想和思考方式。她对此并不讳言，甚至还强调自己灵感的来源。在写给宠臣、管理者或关系不深的人的无数封信件中，叶卡捷琳娜都会说明自己的政策、计划，甚至还会说起自己。我们知道，彼得大帝很喜欢写信，经常会口述信件。叶卡捷琳娜则始终都是自己动笔；她不断地扩大通信者的范围，而且和俄国的第一任皇帝不同，她并不满足于沟通普通的信息：她会做出解释，说服对方，确保将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为人推销出去。

这些给俄国的收件人信件在大量的信件中只占一部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很有一套，创建了一个外国通信者的网络，在欧洲散播他那开明君主的形象，所以在这方面，只有腓特烈二世可与之相比。以前，在她之前和之后（一直到布尔什维克这些宣传高手掌权之前），俄国历史上都没有人懂得如何推广俄国，推广它或真实或虚构的成功之处，从外国人的赞扬之词中获益，以强化自己在国内的权力。1763年，甫登皇位，叶卡捷琳娜便开始和伏尔泰通信，这段关系一直持续到这位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去世为止。伏尔泰对开明君主没什么抵抗力，腓特烈二世的名声就是他确立起来的；但后来他和普鲁士国王发生不睦，但对俄国女皇还是交了心的。他对叶卡捷琳娜的功绩百般颂扬，甚至可以说阿谀奉承。这位法国哲学家说她比梭伦和吕库古还要伟大，比彼得一世、路易十四、汉尼拔还要非凡。“费内智者”的这些话很快就传遍了西欧和俄国。

得知《百科全书》的出版出现困难，叶卡捷琳娜便立刻伸出援手：在里加建了座印刷厂。得知狄德罗的财政状况有问题，她便按照狄德罗所定的价格买下了他的图书馆，但狄德罗终其一生都能使用这座图书馆，甚至还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并向其支付每年一千利弗尔的年金。弗里德里希—梅勒西奥·格林在叶卡捷琳娜的通信者当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位德意志男爵来巴黎找发财的机会，认识了狄德罗与卢梭，后来又在雷纳尔修道院院长身边担任精英色彩浓厚的《文学通讯》的编辑，每隔十五天这些印刷物都会分发给各国希望了解巴黎文化事件的首脑人物。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订户，1773年格林前来彼得堡的时候，女皇就接待了他。于是两人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如今，许多人都认为格林男爵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他于1776年第二次来圣彼得堡的时候，还领到了每年两千卢布的年金。

为了展现自己的权力，女皇需要人的配合。掌管国家之后，她发现自己从前任手里继承了“人力材料”。新执政者的第一项任务，也是第一个困难，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叶卡捷琳娜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人继承了下来。她建立机构的速度很慢，首先是因为她觉得皇位不稳，其次是因为她相信自己的方法没问题；她使用经验丰富的人，但也使用新人、年轻人。她到晚年的时候，在给格林的信中解释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没有哪个国家缺人。问题不是怎么找到这些人，而是如何使用他们……人有很多，但得让他们动起来：如果有人能这么干，那一切都会顺利。”这就是女皇所具有的才能。她在巴黎写道：“我从来不去找人，手底下总有人为我干活，而且几乎都干得很好。”

谁服务于她，并令其满意，叶卡捷琳娜就会大大地赏赐该人。她会尽情展现女性的魅力。只要提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就不能不提她的那些情人，也就是她的“宠臣”，同时代人就是这么称呼这些人的。臣民们中间这样的故事和谜团有很多。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历史学家，都无法确定女皇情人的数量：最温和的说法是十二个，最激进的说法是给这个数字再乘上好几倍。但无论这些人的性情如何，“北方的塞弥拉弥斯”的传记作者在有一点上是没有异议的：在女皇的一生当中，爱和政治已水乳交融，难以分离。

从叶卡捷琳娜的大量肖像或雕像来看，首先展现的是她的公主身份，其次展现的是她的女皇身份，她活了六十七年，在位三十四年，可以从中看出她那时刻变化的形象。撇开她的年龄不谈，同时代人对她有好几种看法：有些人说她眼眸是蓝色的，有些人说是栗色的，有人说她眼睛大，但其实不然。相比其他任何人，提到这些差异最多的还是叶卡捷琳娜自己。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人说我非常漂亮，身材极好；说实话，我没觉得自己有多漂亮，但我很开心，而这显然就是我的力量所在。”普希金有时说女皇是“穿衬裙的答丢夫”，他是这样描述女皇的：“她会穿清晨穿的白袍，戴晚上戴的软帽，披一件长棉袄，看上去四十来岁。她脸部丰满，面色红润，显得温柔而平静。她双眼呈蓝色，嫣然一笑，魅力无穷。”普希金是女人和爱情的吹鼓手，他知道如何奉承女皇：她在《上尉的女儿》一书中出现的时候是四十五岁。

女皇利用自己的情人，或许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伊凡雷帝所说的“肉体需要”，而是为了有助于实施统治。她的每一个宠臣都有可能展现自己作为政治人物的能力（有些人展现了真正的才能，最好的例子无疑就是格里高利·波将金）。尽管女皇有时会让自己的情人担任军事统帅或大臣，但她也会把军事统帅和大臣当作自己的情人，反正看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

女性魅力到了叶卡捷琳娜的手里就成了重要的武器，她将这武器使用得非常娴熟。她写过一篇短文，就保存在她的档案里，文章是她对外交官的建议：“要研究人，努力利用人，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去相信他们。”她自己就终其一生信奉这些原则。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最优秀的专家谢·巴尔斯科夫认为，撒谎是女皇最有力的武器：“她从孩提时代到暮年时分，终其一生都在使用这个武器，可谓用得炉火纯青，连自己的父母、执政者，自己的丈夫、臣民、外国人、同时代人，还有后人，都被她骗过了。”

叶卡捷琳娜在位历时漫长，占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其间，内战和对外作战不可谓不频仍，而且时疫流行，灾难不断，首先遭殃的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农民。父亲死后加冕的保罗一世向欧洲各国宫廷发了一封通告，他在通告中说俄国“是世界上一个独特的国家，四十年来，都处在压榨自己人民的悲惨处境之中”。叶卡捷琳娜的继任者想要指出的是，从1756年和七年战争开始起，俄国就战祸不断，始终处于战争之中。这话对叶卡捷琳娜的在位时期并不完全适用：她登基之后的五年，如果撇开大量农民暴动不谈，则国内局势相对平静。她在位的第一年，大约有二十万农民参与暴动。为了镇压暴动，军队就必须进行远征。

经过了相当平静的五年之后，就是对外战争的七年(1768—1774)，其间又暴发了鼠疫，莫斯科民众由此爆发起义，也出现了普加乔夫的暴动。在库苏克—凯纳卡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1774)之后，俄国休养了十二年，并对夺来的土地进行同化。用叶卡捷琳娜的说法，这是一段“立法狂热期”，其间，立法活动和行政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她在位末期的九年，再次以战争为主，而且又是攻打土耳其、瑞典、波兰和波斯；此外，她还对爆发革命的法国发起军事行动。从这个简单的二分法可以看出：叶卡捷琳娜三十四年的在位时期，可以分成十七年的战争期和十七年的喘息期。

叶卡捷琳娜虽然会变换宠臣、法律、政策、观点，但仍然忠于自己的大原则：她要事必躬亲，由自己来统治俄国，当一个专制君主。女皇亲手写下法律，对一个自诩熟读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的人而言，这应该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同样，战争时期，她手下的军事统帅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也会从她这儿听取详尽的指示，还配有标注过的地图可看。

女皇最操心的就是如何教育臣民，像她在给法国哲学家的信中所说的，尤其得教育那些可以形成“舆论”的人。1769年，她着手出版了每周印行的《杂论》，对读者进行教育。文学和期刊在俄国日渐发展，女皇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对之进行审查。审查员都是各级官员，但头号审查官还是叶卡捷琳娜自己。当时著名作家尼古拉·尼科列夫的悲剧《索列娜与扎米尔》于1785年2月12日上演了第一场之后，莫斯科的军事统帅便对其下了禁令。其实，观众在看到沙皇姆斯季斯拉夫背信弃义，导致这对夫妻分离的场景时潸然泪下，但这位军事统帅却被这几行台词给吸引了：“但愿包罗万象的君王意志，那致人以死地的种种安排都能消失殆尽；难道只有骄横的傲气才应受褒扬，所有心灵都应受到一人在上的威权束缚，才能期待幸福吗？在君王的身上并不总是能找到父亲的影子的。”

军事统帅中断了演出，将剧作手稿连同自己的评语一起交给了最高审查官。他从叶卡捷琳娜那儿得到了回复，从中可以揭示出女皇对自己在国内的地位究竟是如何构想的，她写道：“我很惊讶，您竟然会把这出这么受公众欢迎的悲剧演出叫停。您的长篇大论和君主并没有什么关系。作者反抗的是暴君的专制，并不是叶卡捷琳娜的专制，你们不都说了嘛，叶卡捷琳娜是你们的母亲。”

人民的“好母亲”虽然严厉，却很公正。叶卡捷琳娜正是想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西方的仰慕者就赋予了她“北方密涅瓦”的形象：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叶卡捷琳娜在欧洲树立起了威望，而她也将从那儿赢得俄国。叶卡捷琳娜要的正是君主公正的名声，但也要强化铁面无私的名声。帝王权力的这个层面很好地体现在了斯捷潘·谢什科夫斯基(1727—1793)的身上。从伊凡雷帝以来，每一任君主都有自己的刽子手，这些人擅长干秘密勾当，让人心生畏惧，而这恰是专制权力必不可少的特质：马留塔·斯库拉托夫在伊凡四世身边，罗莫达诺夫斯基亲王在彼得大帝身边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只是机构的名称发生了变化：叫作沙皇特辖制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衙门。伊丽莎白时期，“枢密院”处理的都是类似的事务。彼得三世在短暂的在位期内，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废止这样的机构。所有的档案文件都被加封转移至元老院，或让其“永久被人遗忘”。彼得三世取代“枢密院”，创建了“机密处理”部门。只是这个机构没能阻止政变，也没能阻止他的死亡。

叶卡捷琳娜保留了这个名称，但将机构的管制权交给了元老院，由自己来掌控。斯捷潘·谢什科夫斯基在伊丽莎白时期开始其政治生涯，此时正平步青云：他从秘书变成了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秘书长和秘密警察头子。他作为“安全部门的头子”可谓享有盛誉，他会亲自审问大政治犯：阿尔谢尼都主教、普加乔夫、拉季舍夫、诺维科夫。同时代的人和俄国历史学家都说谢什科夫斯基是“鞭刑高手”，就是指他这个“机密处理”部门的头子鞭打起人来特别来劲儿，他就是靠鞭刑来让人招供的。所谓的进步其实很有限，这一点可以从审问方式的进步看出来：除了这些包括鞭刑在内的小小的“热情”之外，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并没用过酷刑。有传言说谢什科夫斯基在审问贵族的时候会使用鞭子。研究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英国专家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指出，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实这则流言：在审问高级别的犯人时，谢什科夫斯基会从精神上施压，而非使用肉刑。不过，谢什科夫斯基作为刽子手和鞭刑高手的名声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都无法撼动这一点。

部分而言，秘密警察的效率是否高，要看其所采取的行动留下了什么烙印。证据越是不足，名声就越是大。斯捷潘·谢什科夫斯基出色地履行了警察的主要职责：激发恐惧。在俄国秘密警察的名单中，他占据了一个醒目的位置。

12 规则之国

女沙皇仍然一副欧洲人的派头，她以女人的方式，深入罪恶之中，软化莫斯科沙皇（彼得大帝）的改革，使权力显得更人性化，使宫廷更体面，使政府更讲礼貌，更讲尊严，使机构更注重规则。

——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

19世纪的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尽管已经说得很清晰，但他对“北方密涅瓦”的态度仍有些“派别之见”。阿纳托尔·勒鲁瓦—博利厄指出了叶卡捷琳娜“纯欧洲”的出身，认为她对“莫斯科沙皇”的改革采取了软化的态度。毫无疑问的是，在戴上帝国的冠冕之后，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公主就有意实施改革，来规整权力体系。她了解国家事务，能隐约看出行政机构臃肿，元老院拖拖拉拉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国库空虚，在外国银行家看来俄国的信用已经崩塌。她的观察是：“贪污受贿已到惊人的程度，对政府而言绝不可等闲视之，而正义断不可被这样的伤口感染；有人想要谋求一个职位？花钱就行；有人想要不受诽谤？有钱就没事；有人散播谰言？送礼就能让自己的那些阴谋诡计得逞。”

叶卡捷琳娜表达出想要实施改革的欲望，而且很快就让人明白她并不会因头戴皇冠而沾沾自喜，她已经决定要正儿八经地进行统治。任驻瑞典使节，后又返回俄国教导皇储保罗的尼基塔·帕宁(1718—1783)是推翻彼得三世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叶卡捷琳娜为此给了他伯爵的头衔和五千卢布的年金，帕宁自女皇登基那天起，就向她呈交报告，认为有必要设立“帝国参政院”这一机构。

帕宁伯爵的说法是，在现行的国家体制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制定新法这样的事全落在了“君主一人”身上。帕宁建议为了使施政更具效率，就必须“将立法权理性分割，由少部分人掌握，尤其是那些被选拔出来的人”。报告中所称的“帝国参政院”必须由六到八名参政员组成，其中四名是国务秘书，即内务秘书、外务秘书、军部秘书和舰部秘书。

帕宁已经说得很清楚：设立参政院的目的是，以后国家生活“不是由人力来领导，而是由政府职员来领导”。叶卡捷琳娜犹豫了很长时间：1762年12月，她签署了设立参政院的文件和声明，之后任命了“参政员”。但她很快又撕毁了这道敕令，摒弃了帕宁的这个计划。叶卡捷琳娜始终都在犹豫，后来她说服自己，认为限制专制权力的想法——她很清楚这么做正是帝国参政院的目的——并不会得到大量政要的支持。在给新上任的总检察长维亚泽姆斯基亲王的指示中，她说政要当中存在两个“派别”：一派人诚实正直，另一派人别有所图。她还说：“这些人在外国土地上待的时间太久，没有人认为一切事情都必须按照他们所深爱的这片土地上的政策来行事。”这么说就是在明确指涉尼基塔·帕宁同情瑞典。叶卡捷琳娜拒绝采纳帕宁所希望的限制专制政权的瑞典模式，对此又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叶卡捷琳娜摒弃了帕宁伯爵的计划，让后者担任外务院领导。女皇这么做一石两鸟：既可以将尼基塔·帕宁排除出内政事务，又能利用他杰出的外交才能。1781年之前，没有他的参与，叶卡捷琳娜是不可能处理外交事务的。但他不可能当内阁大臣：他要限制专制权力的计划，女皇是不会忘的。

叶卡捷琳娜发现现行的法律并不完善，觉得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以替换1649年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制定的法律，于是她召集“贤能博学之士”组建委员会，进行商议。罗斯主要有两部法典，分别是1550年的《律书》和1649年的《法令汇编》，均由全俄缙绅会议制定。1766年12月14日发布声明，召开“委员会”，就是在延续这个传统。

委员会的一部分由政府机构的代表构成，另一部分由社会各阶层推选的代表构成。后者由贵族阶层、各大城市、常驻在此的外族人遴选。不过，下层神职人员和农民属于地主或皇室，并不会成为委员会的代表。

1767年6月30日，委员会齐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多棱宫。他们先了解了由女皇本人拟定的“训令”。叶卡捷琳娜是于1765年1月着手草拟训令，于一年后拟定的。之后，她又将训令读给几个近臣听。帕宁伯爵的说法表达了大家普遍的意见：“这就是拆墙原则。”第一批读者都认为训令太宽容，女皇考虑了他们的意见。

训令的基本原则借用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从526条条款中借用了250条条款）。超过100条条款（第10章专论刑法和裁判原理）都是从意大利人贝卡里亚出版于176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借用的，该书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二十年后，也就是1787年，叶卡捷琳娜给格林去信：“我召开的代表大会举办得很成功，因为我向他们宣布：‘我的意见摆在这儿，你们来向我申诉吧：鞋子哪儿不合你们的脚了？我们一起来找到解决办法；我没什么体系，只想大家都好，因为大家好，我也好。’”

叶卡捷琳娜对过去的看法是经过美化的：她召开的“代表大会”，还有她所任命的委员会根本就不成功。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忙活了一年半，举办了203场会议，却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果。1768年底，和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便不再举办会议。不过，叶卡捷琳娜的训令和代表们的评论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训令的第一大优点是在面对俄国的现状时，表达了最高权力的不满之情，从而证明可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各种主要问题。叶卡捷琳娜提出了三大问题，也给出了答案。她先说明了国家的地理位置。第1章第6段是这么说的：“俄国是欧洲国家。”这一点在18世纪下半叶并非显而易见，要到20世纪末大家才会这么认为。历史学家、政论家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亲王(1733—1790)著有十五卷《起源以来俄国史》和小册子《论俄国风俗之败坏》及《彼得一世的罪恶与专制制度》，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训令写了详细的评论。他在论述第6段的时候写道：“我们无法把整个俄国都看作欧洲国家，因为许多地区都在亚洲边境地带，阿斯特拉罕省和奥伦堡省，以及整个西伯利亚均是如此。”晚近的欧亚理论的雏形就是在这儿出现的（反映了俄国持续向亚洲扩张这一事实）。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俄国的权力体系问题，叶卡捷琳娜给出了不容置疑的答复。第9段宣称：“君主为专制者；因为除了集于其一身的权力之外，其他任何权力均无法因应面积如此庞大的国家。”我们发现，这个说法是直接借用自《论法的精神》的，女皇只是用“专制权力”替换了“独裁权力”这一说法。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反对没有限制的专制权力，他认为必须让高级贵族阶层参与政府管理，对这一段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并不正确。”而且补充说独裁权力和“最为卑劣的暴政鲜有区别”。

还有第三个问题。说明了俄国的地缘状态和政府管理模式之后，叶卡捷琳娜还必须决定农民的命运。农民的境况和贵族的境况水乳交融。使后者不用再受彼得三世的为国家服务这一政策所限，就会让农民权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叶卡捷琳娜还是女大公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启蒙时代法国哲学家的思想，她曾写道：“将人变为奴隶有悖于基督教信仰：他们生来自由。”她还说自己找到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轻易废除农奴制：每当一块领地落入新地主的手中，就可以宣布生活在那儿的农民为自由人。女大公估算不到一个世纪，农奴制就会消失。

叶卡捷琳娜的训令表达了她登基之后的思想和意图。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女皇和贵族阶层相对立，前者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心于自由，而后者坚决反对解放农民。叶卡捷琳娜觉得自己的权力并不稳固，有可能会暂缓快速推进解放农民的议程，也就是说暂缓激烈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这个解释并非毫无根据。贵族确实不想废除农奴制。1766年，叶卡捷琳娜向创建于彼得堡的独立自主的经济协会建言，要他们对这个问题好好思考思考：“哪一个更有益：是让农民自己拥有土地，还是只当个动产？”女皇在训令中又回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农民一无所有，农业也就不可能繁荣。”舍尔巴托夫亲王赞同这个说法，他提到了两种农奴制：“罗马人那里，或者说如今的土耳其人和鞑靼人那里，奴隶只能从主人那里得到所需的食物和服装，他的一切产出均归于主人；这样一来，农民就不会像拥有财物那样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但俄国的奴隶制有另一个基础。俄国的农民尽管是领主的奴隶，而领主又是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人，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各自利益的驱动；因为没人会把财物和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走，到目前为止，后者根本没有感受到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

对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尔而言，俄国农奴制和土耳其（或罗马）农奴制之间的区别在于俄国的地主很清楚自己的利益，这样就迫使他们将小块土地交由农民来耕种，而且农民“也根本感受不到这一切都属于领主”。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平息之后，舍尔巴托夫亲王撰写了他的那些评论，战争期间，“这些思想”涌入了农民的头脑中，于是导致“大量地主死亡”。这些事件迫使这位宫廷政论家相信，农民“不值得拥有任何自由，彻底废除地主对农民一直以来所享有的权力，只会导致大规模的灾难，将国家摧毁”。

历史学家绘制了一幅“开明女皇”理想化的肖像，认为她相信“规则之国的准则和方式，通过推动富有活力、注重产出的积极的社会规划，就能使国家踏上规则化的道路，而这些准则和方式也会得到俄国社会所有开明人士的赞同”。换言之：“她仍然保留幻想，而忽视了她五年前开始统治的社会有什么样的需要。”

但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是这样来推论的。“自由，万物之灵魂！若非汝，万物皆亡。”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引用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刚戴上皇冠时所说的这句话，他的评论很无情：“这当然只是三十五岁女人内心在政治上的过度表现，是青春期的郁积而已。”亚历山大·基泽维特详细分析了叶卡捷琳娜的功业，他通过研究文献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平常的表现方式，在1767年召集委员会之前，叶卡捷琳娜相当激进，冒着和社会各阶层的自私自利及其诉求相冲撞的风险，可后来她为了保护自己，背弃理想，变得黯然失色”。这位历史学家表明，叶卡捷琳娜丝毫不想解放农民，从一开始起，她唯一的目的就只是想用法律来限定农奴所服徭役的规模。很久以来，就有传言说女皇在训令的段落中表达出来想要废除农奴制的想法，但她看出委员会代表的情绪和倾向之后，就废弃了最终版。19世纪末出版的学院版训令放回了所有被删除的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她最多只是想对农奴服徭役进行限定，承认农奴有权占有动产。

历史学家费·塔拉诺夫斯基将叶卡捷琳娜借用自《论法的精神》的文字和原初的文本进行了比较，发现女皇在论及孟德斯鸠思想的时候作了精细的润色。叶卡捷琳娜从来就不会“掠夺”他人的思想，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她会谨慎、熟练地再三审定，使他人的思想为己所用。比如，只要增添几个字就能锐化孟德斯鸠的思想，通过将暴政同规则化的君主制以及专制制度相区分，就能使之比这位法国哲学家的原意更为激进。叶卡捷琳娜在发展必须将贵族阶层的利益固定下来的想法时，依据的是《论法的精神》里的文字，但她假装没注意到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乃是规则化的体制，而非专制体制。

叶卡捷琳娜不想让“欧洲规则化国家”和她所统治的国家现实发生抵牾。女皇的逻辑无懈可击：法律（孟德斯鸠所强调的法律）必须符合人民的处境；俄国人民都在欧洲（这一点得到了训令第6段的确认）；训令里的观点源自欧洲。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思考这种形式的推论时，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孟德斯鸠的观点和贝卡里亚的观点并非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基础。不过，训令的乌托邦特色在别的地方。叶卡捷琳娜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奴隶制类型的规则化国家，以启蒙时代哲学为基础，而启蒙时代的哲学所设想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类型。女皇真实的纲领就是与前任制定的政策一脉相承：无限制的专制主义，依靠享有特权、拥有土地和农民的贵族阶层。

叶卡捷琳娜对这种传统政治做出了贡献，对其国家政治的两大基础准则作了美化：专制体制和农奴制，后者养活了贵族阶层，而贵族又是国家的主要依靠。

大量的重要理论都能解释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从上帝愿意让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到历史进程“钢铁般的步伐”，将无产阶级，以及之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放到了前台。从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学家亚历山大·阿希耶泽尔汲取苏联解体、再次出现“动乱时代”的教训，又提出了一个理论：分裂。当然，这并不是17世纪教会内部出现的分裂派运动，而是更为重要的文明的现象。亚历山大·阿希耶泽尔发现俄国在传统的文明和自由的文明之间不停摇摆这一特有的现象，尤其可以从俄国究竟立于世界地图上的哪个位置这个问题看出端倪。他由此得出结论：俄国陷在了这两大文明之间。“两者间的边界穿过活生生的人民，使之处于分裂状态。”

分裂、断裂的理论无法回答俄国特殊性这个问题，但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叶卡捷琳娜二世立法规划和采取的具体措施。亚历山大·阿希耶泽尔所定义的分裂理论首先就是指社会和国家内部、精神领袖和权力精英、人民和威权、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沟通断裂，以及人民自身内部的断裂。18世纪下半叶，社会才刚刚开始诞生，还要等到该时期结束，才会出现俄国知识分子的鼻祖；但权力和臣民之间、领导精英和人民内部的沟通断裂，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更具显性特征。

尼康改革分裂了东正教会，彼得一世的改革分裂了俄罗斯的文化，人民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也就是俄罗斯的文化，贵族则采纳了西方文化。叶卡捷琳娜的训令试图在主要的断裂处，亦即多数农奴和少数自由民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彼得三世的声明突出了农奴制的存在，在那之前，农奴制的存在都是被普遍缺乏自由的所谓平等掩盖着的。叶卡捷琳娜从未想过要解放农民，只是想通过规制农奴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来软化这个体制。女皇懂得如何将自己的改革梦和改革计划展现给外国的通信者，但她无法找到“沟通的界限”，无论是和农民（她并不想沟通），还是和贵族（她努力想要沟通），都找不到。

亚历山大·阿希耶泽尔发现通过一个事实，可以看出分裂现象极其明显，这个事实就是：“能指在跨越疆界之时，内容会急遽变化。含义甚至会全然颠倒。两个语义体系在社会中由此形成，互相渗透，彼此毁灭。”

分裂现象的复兴存在于分裂的环境之中，这是俄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特殊性。适应奴隶和自由个体之间断裂的一种形式，就是否认对自由的需求。那个时代最知名的戏剧家杰尼斯·冯维辛(1744—1792)创作过一部后来成为经典的戏剧《矿工》，他是尼基塔·帕宁伯爵的秘书，1777至1778年在法国居住。照一位文学史家的说法，《法国来信》“是那个时代最优雅的散文，同时也是论述反法民族主义的惊人文献，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这种民族主义浸润了俄国的精英阶层，可他们对法国文学的喜爱却丝毫不受影响”。

法国人对自由的追求特别让这位俄国旅客气愤。“法国的首要权力就是自由；但它真正的状况却是奴隶制，因为穷人只能做奴工才能糊口，若想从宝贵的自由中获益，那他就得饿死。”不幸的法国人认为自己自由，其实还得干活，冯维辛将之和俄国人进行了对比。“考虑到法兰西民族的状态，我已学会区分权利自由和事实自由。我们的人民并不享有前者，但享有很大一部分后者。有权拥有自由的法国人却反而活在名副其实的奴隶制之中。”《矿工》的作者认为，法国的生活比“我们这儿”差得多：“对我们最好地区的农民和最差地区的农民不带偏见地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状态要幸福得多……人，马，土地，燃料储备丰富，简言之，我们这儿一切都很好，我们比他们更像人。”同时代翻译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一直翻译到字母“K”）的历史学家伊万·博尔岑认为，俄国农民并没觉得农奴地位有什么不幸。博尔岑将军写道：“他们不可能呈现其他的状态，也不想要自己不懂的东西：人的幸福乃是想象力的果实。”

自从冯维辛遇见法国农民之后，他便开始反思俄国农民的命运（他觉得农民命很好）。博尔岑对极具批评性的三卷本著作《俄国史》写了评注，该书出版于1783至1785年的巴黎，作者是法国外科医生勒克莱尔，他在评注中展现了自己对幸福和奴隶制的看法。同另一种观点和另一种条件进行对比，导致他抛弃现实，与分裂论相适应。必须注意的是，冯维辛和博尔岑都是在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自认为是彼得三世）领导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写出这两部作品的。

普加乔夫的著名口号，他的主要承诺，就是将“所有的自由”赋予受奴役的农民。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普加乔夫侯爵先生”的胜利倍感震惊，她在写给外国通信者的信中就是这么称呼这位农民暴动领袖的。但她更害怕的还是亚历山大·拉季舍夫(1749—1802)的著作《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记》。这部著作出版于1790年，由作者自掏腰包印刷，印量为六百本。该书一出版，女皇就拜读了。令人生畏的女读者读完之后有了反应：6月30日，作者遭到逮捕；7月26日，被判死刑；8月8日获减刑，移送至西伯利亚服苦役，刑期十年。

18世纪后半叶，住在俄国的许多人都是外国人。回国之后，这些人在其旅行笔记中，时常会对俄罗斯帝国的风俗和政治组织进行批评。有时，他们的反应会激起彼得堡的怒火。1770年，法国修道院院长、天文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沙佩·达奥特罗什的《西伯利亚行记》在巴黎出版之后，叶卡捷琳娜亲自出了小册子《解毒剂》作为回复。博学的修道院院长评论了地主，说他们“贩卖自己的奴隶就像其他地区贩卖牲口一样”，并且希望女皇并不要只将自由赋予贵族阶层，也要尽量将“这种善扩及所有臣民”。

在俄国游历的外国人的观察容易损害帝国的威望，首先是女皇的威望。而对踏遍自己国家的俄国游历者，他们所作的观察则需要一剂“解毒剂”，而且这剂解毒剂要比小册子来得更有效。亚历山大·拉季舍夫在开篇就公布了自己看世界的意图：“我环顾四周，我的灵魂因人性的苦难而伤痕累累。”作为自己国家的异乡人，他发现农民阶层生存于其中的奴隶制滋养了拥护奴隶制的人，也就是地主。“贪婪的兽类，不知餍足的蚂蟥！”他对拥有奴隶的贵族发起了抨击，当然他也把自己包括了进去。“我们能把什么东西留给农民？我们从他们那儿拿不走的东西只有：空气。对，只有空气……法律禁止剥夺他们的生命。至少此刻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逐渐剥夺他们！一方面，几近于至高无上；另一方面，绝对的无能为力。因为在农民眼中，地主就是立法者、法官、自行拿主意的人，他只要愿意，就能当原告，而被告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俘虏的命运，是散发腐臭味的监狱囚犯的命运，是牛遭扼颈的命运。”

叶卡捷琳娜有这个反应，并不是因为“揭露”农民受奴役的现象而被激发起来的。女皇颁布了一系列敕令，终于将农奴转变成了奴隶。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贝灵顿甚至认为拉季舍夫批评奴隶制，只不过是对叶卡捷琳娜向自己在位初期设立的自由经济协会所提的问题做出了迟来的答复。《行记》出版选定的时机是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这一点也会吓坏叶卡捷琳娜；拉季舍夫就算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写了此书，对她而言，也不会有任何区别。但开明女君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行记》作者太恬不知耻，因为他揭露了“分裂派”——“大断裂”——而且批评最高权力没有能力废除农奴制。

女皇认为拉季舍夫的著作是在对她进行个人攻击。不过，在《解毒剂》中，她对为什么无法解放农民做了解释，说得很简洁，但也很清晰，理由是：地主不愿解放他们。叶卡捷琳娜写道：“要废除某些东西是相当困难的，毕竟共同利益和大量个体的私人利益会发生冲撞。”她坚信国家能找到调和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方法。她着重指出：“不到一百年前，政府一直在尽可能地鼓励社会。”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普希金承认叶卡捷琳娜的观点正确，他们都认为“政府始终都是俄国唯一一个欧洲人”。

《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记》出现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末期，其时，主要的行政改革皆已完成。拉季舍夫孤立的声音并没被听到，也不会被听到，因为他表达的是极端少数派的观点。拉季舍夫的书只是在由赫尔岑于1858年在伦敦出版之后才为众人所知。而且，读者圈仍然相当有限。《行记》的第一版完整科学版要到1905年才问世。此时，布尔什维克需要找到有名望的先人，拉季舍夫就成了“革命者”“俄国知识分子之父”，成了偶像。

1790年，俄罗斯帝国因叶卡捷琳娜的改革而重归有序。总之，亚历山大·拉季舍夫是这些改革的其中一个成果，区别是他的梦想走得比女皇所想的要远得多。

彼得大帝死后，政治生活就成了不同权贵团体之间的角力，宠臣和女皇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围绕在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周围。由帕宁向叶卡捷琳娜提出的“帝国参政院”这一规划只是延长了这个趋势。但彼得三世的声明中说要解放贵族，从而使得他们可以重回领地，也使地方的行政改革走上了前台。高级行政机构的持续重组，对外省行政机关的彻底蔑视，使地方上的专制权力落到了省长和总督的手中，从而使国家的管理变得混乱无序。叶卡捷琳娜登基之后，发现国家权力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没了根基”。

叶卡捷琳娜在位的头五年，着手进行了行政改革，她意识到政治改革——也就是转换农民的地位——只会遭到贵族的抵抗。我们知道，由于和土耳其爆发冲突以及自称彼得三世的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女皇的立法工作被迫中断。要等到1775年，叶卡捷琳娜才签署《省级机构制度》，实施了大量地方性的行政改革，为地方机构定下基调，从而使之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为止。

先增加行政部门的数量，但减小规模；再划分行政和公安、司法和财政这些行政机关；省机构和县机构均经局部遴选而出。之前是二十个省，往后就成了五十个。每个省计有三十万至四十万居民。省再分成县，居民数为两万至三万不等。

省级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形成了三个层级。最高级是中央权力的直属工具：省长和副省长，以及议院。后者的特点是集体负责制：议长、参事、助理均由彼得堡任命。第二个层级涉及的是地方当局的代表机关：行会法庭，公义庭，公共事务协助衙门（负责学校、孤儿院、济贫机构的事务）。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均由皇帝任命，参事由地方当局遴选，任期三年，由省长核准任命。叶卡捷琳娜想将俄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她颁布敕令，专断地创建了不同的层级，认为这是“规则化”国家体系的条件之一。三个等级由此得以确立起来：贵族；商人（按其所支配的资金多寡，分成三个行会）；mechtchanié（“市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耕作者（依附于国家、皇帝以及其他并未受奴役的农民）。最后，最下层由县级机构构成，由各等级选出（负责人、参事）。

省级行政机器颇为复杂，需要大量机构。到目前为止，需要十到十五个官员，以后就变成了一百个。不过，改革还是朝着国家体制规则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地方自治的萌芽也由此诞生，从而也就确保了个体的权利。这个机器依照“开明专制制度”这个最好的模板建成，但有两个因素瘫痪了机器的运转。首先，1775年的《机构制度》确立了某个等级，也就是贵族阶层的至高地位，使之傲视其他等级。“在首都和各省，贵族作为皇帝的官员实施统治；他们还作为该等级的代表在各省占据统治地位。”其次，权力代表威权傍身，被称为“省府老大”。在立法者眼里，后者的权限并不明确，这样就可以狠抓法律事务，使法律的运行不与地方行政机器发生冲突，事实上也就使之拥有了无限的权力。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拉耶夫比起19世纪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行政改革的态度要正面得多，他认为缺乏完善、稳定的司法体系，成了“等级制”和居间的自治机构无法强化的一个主因。“当然，俄国有司法机关，叶卡捷琳娜的立法还对之起到了改善作用，尤其是缩减了调查的流程。但司法调查机构合并之后，只不过成了帝国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们既无行动的自治权，也没有独立的标准可依。因此，官员们也就可以彻底玩转司法。”

改革所创建的公义庭，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小纷争，尤其是遗产纠纷、未成年人是否可获得财产之类问题。因民众利益而建构起来的这些进程，将会推迟俄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进程。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炽热的心》(1868)就很好地归纳了这个悖论。剧中一个主人公是法官，前往公共广场处理冲突，他向赶来看热闹的人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来判案？是依良心，还是依法？他指着面前桌子上堆着的一堆书说：“好好看看这些法律。他听到有人回答说：依良心断案，老爷。”

“依良心”来判案（公义庭）会使法官无法依法断案。19世纪，斯拉夫派发展出了这个理论，将（内心的）道德律和外在的、明确的法律对立了起来。

1785年4月21日的宪章阐发了1762年声明的原则，明确规定了贵族阶层的权利，也就是特权：贵族阶层被认为是所有不动产，含农民在内的产业主，他们不用单独缴税，只受同辈的审判，唯有法庭判决才能惩罚他，而且可以不受任何体罚；最后，对贵族所犯罪行的判决，只有得到皇帝的核准，方可执行。自此以后，贵族均会穿上与其等级相符的制服，各省都有自己的颜色和配饰。

1785年，《城市规章》明确了市民所能享有的自治等级。不过，“在代表皇帝的省府官员，亦即省长的重压之下，城市自治发展得特别艰难；而贵族阶层的自治化则运行良好”。

1792年待在俄国、参加贵族大会的法国旅客得出的结论是，贵族大会就像是在发出革命的信号。不管怎么说，这对国内革命已经开始的外国访客确实留下了印象。俄国贵族阶层还不需要革命，因为他们从叶卡捷琳娜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治安、司法、对各省的部分管理权都落到了他们的手里。很久以来，贵族阶层就像一个团体。叶卡捷琳娜把他们组织了起来。

登基后头五年有了最初的经验之后，随着和土耳其的战争终于结束，尤其是镇压了普加乔夫农民暴动后，叶卡捷琳娜的立法工作，她的“立法狂热”也就喷涌而出了。农民战争始终都是从外围开始的。要记住的是，第一场农民战争是在东南方爆发的，而博罗特尼科夫率领的骚乱者则打到了莫斯科郊外，获得其支持的第一伪德米特里还占据了莫斯科的王位（虽然时间不长）。还有斯捷潘·拉辛的暴动（将那些僭号者、“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子”，以及“尼康总主教”送上“帝国的小船”），以及在顿河流域爆发的孔德拉季·布拉文的暴动。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的策源地是在亚伊克河，这道边界线确保了俄国可以在东方攻城略地。哥萨克军队揭竿而起：第聂伯河（扎波罗热城寨寿终正寝之际）恢复“秩序”之后，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撤回了亚伊克的特权。渔业和盐业的收成因此为国家垄断。阿塔曼由彼得堡任命，沙皇的官员可审判哥萨克。

1772年，亚伊克河畔出现了顿河哥萨克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那一年，他三十岁。在军中服役，参加了七年战争，当了逃兵，在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之后，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宣布自己就是彼得三世皇帝，尽管其妻叶卡捷琳娜背信弃义，但他仍然奇迹般地生还了。他立刻就在亚伊克的哥萨克中找到了战友。

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了大片土地。随时准备捍卫自己信仰的分裂派信徒，伏尔加河畔、卡马河畔、乌拉尔地区的农民以及巴什基尔的农民都还记得当年反抗俄国的经历，于是全都集合到了“彼得三世”的麾下。叶卡捷琳娜派出了最好的军事将领。1774年夏，起义军包围了喀山，期望城市一旦落入自己手中，便向莫斯科进军，让“彼得三世”当皇帝。

叶卡捷琳娜想方设法想要将开始威胁到她权力的暴动镇压下去。她让新任命的统帅彼得·帕宁统领大军。女皇给他写信，说：“我们已经武装了这么多的军队来对抗匪帮，我们的邻居都看得心惊胆战。”1774年9月，普加乔夫的战友密谋推翻他，将他交给了当时最著名的军队统帅、此时被派来对战农民军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1775年1月10日，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在莫斯科被处死。参与行刑的安德烈·博洛托夫在笔记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满足，因为现在“贵族终于真真切切地战胜了这些恶棍，那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博洛托夫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将普加乔夫视为敌人，因为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贵族阶层。“彼得三世”在大量敕令、声明、致辞中说：“对于庄园和采邑里的贵族，可以抓起来抽，再把他们绞死，等到消灭了这些贵族无赖之后，和平与平静的生活就会永远延续下去。”普希金查看档案，前往战斗地点游历，还和亲历者交谈，开始在其创作的《普加乔夫起义史》一书中谈到了俄国的起义，认为那些起义“荒唐又无情”。这些话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出现之后，又出现在了20世纪末。叶卡捷琳娜手下的大臣，编定《省级机构制度》的西弗斯伯爵在给女皇的信中说：“奥伦堡、喀山、伏尔加之所以动乱，全赖令人难以忍受的农奴制所赐……普加乔夫的同党清一色都是对领主不满的农奴。”他还说：“只要农业法不出台，这因素将始终存在。”

叶卡捷琳娜对此很清楚。她还知道她既不能，也不想解放农民，因为贵族会反对。叶卡捷琳娜在统治的头五年里就做了这个选择，在普加乔夫暴动的那几年里又再次肯定了这一点。当喀山的贵族阶层发现城市受到农民军的威胁时，便决定特设骑兵队，女皇宣布他们是“喀山大地的所有者”，并决定向其提供从帝国领地内抓来的新兵。喀山贵族的回复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诗人杰尔查文写就的，他说：“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一个领主；我们将与你为伴；你若喜欢，就让你和我们平起平坐。”

女皇最终认可了社会分裂成主人和奴隶这样的说法，于是正式认可这个选择，即她属于少数领导层的一员。莫斯科国建基其上的“众皆平等，因众皆为奴”的原则遭到了破坏。解放贵族阶层使俄罗斯帝国的根基产生了分裂。

1785年颁布的《贵族宪章》确立了领导层的权利。叶卡捷琳娜一高兴，便在俄国南部和东部设立了移居点，鼓励外国人，也就是德意志人、塞尔维亚人等来此定居。自由耕作、荒无人烟的土地可以将逃离自己土地的农奴吸引过来。将这些土地转让给移居者必然会阻止俄国农民向帝国的边境地区逃亡。处处留情的叶卡捷琳娜显得特别慷慨：她送给宠臣金钱和珠宝，还有成千上万的农奴，用那个时代的官方说法，就是成千上万的“灵魂”。女皇将属于皇帝自己的受奴役的农民分发给自己的宠臣。因此，可以看出，受宠二十年的奥尔洛夫家族共计收到一千七百万卢布、宫殿、宝石，以及四万到五万“灵魂”。农奴制还传到了小罗斯。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在其讽刺诗《俄国史》(1868)当中指出，伏尔泰和狄德罗建议叶卡捷琳娜赋予人民自由，因为她是“你们的母亲”，而女皇的回答是“要把乌克兰人固定在土地上”。

历史学家虽然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评价不同，但都一致承认她是“贵族阶层的女皇”，在她治下，完成了“18世纪的基本进程：依靠奴役人民，创建了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他们一致承认叶卡捷琳娜的功业的主要成果就是巩固了贵族阶层作为俄国领导阶层的地位，但历史学家在这点上是有分歧的，甚至互相对立，因为这涉及该如何来定义俄国贵族阶层的性质。叶卡捷琳娜赋予贵族基层以全面的自由，让他们全面支配农奴，还推出了新的概念，比如：“良好风俗”“人性”“对人的爱”“祖国”“公民”“同情心”“人类心灵的感觉”。她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引起了随后几代人的争论：俄国和西方，新俄与旧俄，民族性格。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叶卡捷琳娜时期，撒下了种子，过个几十年，就会生长出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

如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所写的，18世纪末的贵族就是用来引领俄国社会走向进步的，他们是一群奇怪的生物。“他们的社会处境依赖的是政治上的不公，而且游手好闲。他们离开了给予其基本教导的教堂司事，投入法国导师身边，在意大利剧院或法国餐厅完成训练，最后进入莫斯科或农村的官场，手上还拿着伏尔泰的书……这些做派、习惯、鉴赏力、同情心，甚至语言，都是舶来的外国货，他内心里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并无生动、有机的关联，日常活动也毫无严肃性可言。”妙语频出的克柳切夫斯基画出了一幅贵族沾沾自喜的肖像：“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是外国人，而在外国人中间又特别想成为自己人，觉得自己在欧洲社会就是被收养的孩子。欧洲人把他们当作乔装打扮的鞑靼人，而他们内心里则觉得自己是俄国出生的法国人。”

七十年后，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后五年，亲历革命后来移民的弗拉基米尔·魏德列认为，在彼得大帝为俄国所做的一切当中，“贵族阶层或许最优秀”。魏德列还说，俄国贵族阶层的最大品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既是领导阶层，又是有文化的阶层。“贵族阶层还创造了彼得堡俄国文化”。当然，瓦·克柳切夫斯基对此并不否认；但他指出，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这种文化具有异质性。弗·魏德列虽然赞扬贵族阶层的优点，但也承认存在“不可调和的文化传统……”；“垂直文化和水平文化之间”存在不和谐，“人民总是和顶层的生活模式相隔绝，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和那儿发生的事情相隔绝”。

1989年，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纳坦·埃杰尔曼试图理解改革的意涵。他是这么写贵族的：“俄国贵族红光满面，有才华，善于独创，有很强的能力做一切事情（从启蒙时代的顶峰到罄竹难书的野蛮行为），他们向18世纪的俄国提供了几乎所有国际层级最为活跃的人物；（正如许多人所说，）他们和‘底层’人民严重脱节，而照（名人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国‘是一个人和人之间极其相像的国家’。”

历史学家的判断很少会与事件发生同时期的人的说法相一致。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俄国贵族阶层正在和自由度“蜜月期”（这是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陶醉得很，所以并没看到“断裂”这个悲剧。他们从“恶棍普加乔夫”所激发的恐惧中回过神来，想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找到一个位置。西方游历者始终都对俄国的落后状况感到震惊。威廉·考克斯1784年住在波兰和俄国，他特别指出了“俄国农民的落后”，这既是指农民缺乏所需的工具，又是指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考克斯把18世纪末的俄国比作11和12世纪的欧洲。这位英国游历者认为，“只要大多数人今后仍然处于绝对的奴隶制状态之中，状况就不会改善”。

毫无疑问，在俄国，只有拉季舍夫持此种观点。考克斯和其他外国观察者所认为的“落后”其实就是不足，是一种弱点，而在贵族阶层的空想家的眼里则是一种优势，一种力量。身在巴黎的冯维辛给朋友伊·布尔加科夫写信说：“尽管他们走在我们前头，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在生活了，能获得自己想要的那种形式，从而避免他们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缺陷和祸害。我们开始，他们结束。我认为出生的人总比死亡的人要幸福。”

两百多年后，列夫·古米廖夫认同杰尼斯·冯维辛的这些理论：“当然，如果我们和同时期的西欧人或美国人相比，天平并不朝向我们；我们感到痛心，我们犯了大错……欧洲人比我们，比我们如今所经历的一切早了五百年，西欧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经历过这些了。”这位俄罗斯历史学家说：“密特朗时期的法国风平浪静，15世纪的时候，却出现了恐怖事件，被内战点燃，这点和20世纪的俄国很像；只是打仗的并不是红军和白军、二世奥尔良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在法国人看来，把人在树上吊死是一道习以为常的风景。”

无论是人民，还是国家，年轻总归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可以击退对国家落后之类的批评。但还有另一个论点更有说服力，那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实力和军事上的成功。

13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

彼得没想到自己会胜利。叶卡捷琳娜却认为那是家常便饭。

——尼古拉·卡拉姆津

经计算，在罗曼诺夫王朝存在的三百年间，俄罗斯帝国以每天14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飞速扩张。从面积上来看，叶卡捷琳娜二世占领的土地超过了彼得大帝。人口的增长也更多。1762年，俄国计有1900万人口；1796年，则计有3600万人口。

对莫斯科国及之后的俄罗斯帝国为何一刻不停地在扩张，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取新的领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可谓众说纷纭。第一种回答是19世纪大量俄国历史学家给出的，他们认为必须将所有的俄国土地、领土集中起来，因为这些土地在以前都在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的疆域之内。第二个回答就是必须确保国境的安全，抵达自然边界，保护俄国不受敌人的侵略。马克思主义则从经济层面提出了解释：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要求新的领土。但这些解释没有一个能令人满意。事实上，即便俄国疆域之内纳入了所有的土地，它还在不停地扩张。获取新的领土之后，对边境的威胁就失去了意义，而是出现了对邻国的威胁，从而又出现了新的敌人。最后就是工业和商业，即使在18世纪，它们也没能发展到需要新的土地的地步。

还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俄国是“第三罗马”，是拜占庭的继承者，其使命就是重建伟大的东正教沙皇国。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者们选了另一种模板来解释俄罗斯帝国从太平洋到里海难以阻挡的前进脚步：对他们来说，成吉思汗的帝国，“陆地—海洋”的广袤的欧亚平原才能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强大国家。

政治层面的解释则认为广袤的领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反过来看，则是强大的国家就需要扩张领土。

这些包罗万象的理论尽管提供了各种回答，但仍然有许多层面未曾涉及；万能钥匙并没有打开所有的门。于是，他们就求助于另外一些解释，那些解释并不认为自己构建了富有逻辑性的完善的体系。有一批历史学家认为个体利益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这些利益在某个时刻决定了外交政策，从而导致攻占新的领土。有人就持“时机有利”论：每一次时机出现，俄国就会走上前台，向着新的边界进发，越走越远。

第一次和土耳其的战争从1762年持续到了1774年，俄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获取了大量领土，俄国扩张的理由五花八门，而这样一来，就能使用这些理由来解释其成因。在官方的解释中间，有想要将俄国土地汇集起来的欲望，让遭受土耳其压迫的斯拉夫人民获得解放，确保南部和西部边界安全无虞。战争开始，都是在“国际政治对俄国有利的情况下发生的，叶卡捷琳娜知道如何从这种外交环境中获取最大利益”。最后，还有个体利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每次瓜分波兰都会让女皇的宠臣获得庞大的领土和数千名农奴。

波兰历史学家认为普拉东·祖博夫是第二和第三次瓜分的主要倡议者，第三次瓜分后，他就获得了土地以及土地之上耕作的一万三千名农民（这个之前还送了礼物给他）。第一次瓜分之后，奥尔洛夫家族获得了大量补助。格里高利·波将金晚年时梦想拥有自己的王国，希望将波兰东南各省也纳入进去。如果相信女皇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46—1815)的话，那第二次瓜分之后，叶卡捷琳娜一天之内就将相关省份的十一万农奴分了出去，鉴于当时农奴的价格（十个卢布），这一笔费用就达到了一千一百万卢布。

叶卡捷琳娜显然也很关心自己的利益。她想要荣耀加身，“谁都知道她想要漂亮的战斗、辉煌的胜利，来证明自己登上皇位合理合法，以期获得臣民之爱；所以她亲口承认，事无巨细，自己都不会忽视”。《起源以来的俄罗斯史》一书的作者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提到君主和国家之间的利益是重合的，尤其是在专制政体内。俄国沙皇只能是专制君主，因为国家面积使然，只能采用这种管理模式。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若想在俄国社会宣扬自由思想（西欧意义上的），就必须对专制国家的自由概念进行规定。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论证如下：国民、国家、君主的荣耀是专制国家的目的和目标；民族自豪感可以在专制体制下民众的心中塑造出一种自由感，激发臣民的高尚情感及其心中的善，至少在这一点上，它和自由一样。

民族自豪感可以替换自由，这在战时尤其如此，攻占外国土地就会极大地刺激这种自豪感。但我们可以在这位俄国历史学家（19世纪下半叶写了一部大作）的思考上再补充一点，即战争可以在“分裂”之上架起一座桥梁，将农奴身份的士兵和有产者身份的军官结合成一支军队，达成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俄国的荣光。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归纳道：“外交政策是叶卡捷琳娜政治功业最为鲜明的一个层面。当我们说她的统治什么地方最出色的时候，讲的就是她的对外行动……”这个观点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认同，对女皇的同时代人而言乃是显而易见的事。1945年战胜德国之后，以院士叶甫根尼·塔尔列为首的苏联历史学家尝试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视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模板，而女皇本人就是前辈。照他们的解释，斯大林所占据的军事头衔——最高统帅——就参照了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伟大将领鲁缅采夫和苏沃洛夫。

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而言，叶卡捷琳娜在位的最初五年（巩固女皇的皇位）过了之后，她就着手解决“两个外交领域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一直以来的棘手问题……”一个指的是“有必要将俄国南部的边界延伸至黑海，另一个就是吞并西罗斯”。克柳切夫斯基之后过了一百年，苏联的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说法：“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就是：确保可以进入黑海；将受波兰管辖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合并进来；加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

俄国外交政策所面对的那些“问题”和“任务”如此具有侵略性，令人咋舌。他们的解决办法在国境线之外，得把他们打退回去。这些“任务”和“问题”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由不可触犯的因素、地缘政治范畴所决定的。一旦确保进入波罗的海，只需在那儿“巩固地位”，接下来就轮到黑海了。俄国南部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西边也存在很大的障碍。“吞并西罗斯”就得和波兰发生冲突，而波兰和拥有乌克兰部分土地的土耳其的边境线接壤。俄国对波立联邦内的领土有诉求，这一点让伊斯坦布尔觉得直接受到了威胁。土耳其和波兰的“问题”错综复杂。敌视俄国、大力支持土耳其的法国在这儿就成了一个额外的因素。

彼得三世对普鲁士国王的景仰之情出其不意地使七年战争戛然而止。冲突结束之后，盟友、非盟友都倒了个个儿：到目前为止，普鲁士的盟友和俄国的对手英国和彼得堡开始接近起来；相反，俄国反腓特烈二世的盟友奥地利却又对叶卡捷琳娜的政策心怀敌视；而和俄国人联手攻打普鲁士的法国此后又成了这些国家的主要敌人。

盟友关系脆弱表明利益具有永恒的价值。18世纪下半叶俄国那些最杰出的外交官，以彼此矛盾的外交手段为基础构建了帝国的外交政策。1744年起领导国家外交政策事务的阿列克谢·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认为有必要强化同英国、荷兰、奥地利的联合，对抗法国、普鲁士和土耳其。可英国政策发生了转向，开始和普鲁士联合（18世纪50年代中期），导致内阁大臣于1758年2月被捕。叶卡捷琳娜登基后释放了留明，而留明在政治舞台上也就不再具有影响力了。继他担任内阁大臣的米哈伊尔·沃龙佐夫(1714—1767)赞同与法国联合。沃龙佐夫由于和彼得三世走得太近而成了牺牲品。这件事直接导致他倒台。

接下来就是由尼基塔·帕宁(1718—1783)负责外交政策事务。“他长相俊美，为人自信；二十三岁就成了议员，二十九岁成了侍众。”女皇伊丽莎白注意到了他，便将他召来，他就睡在那里，等待女皇把他叫入寝宫。但这并未阻止他走上一条有意思的外交之途，后来又被任命为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的导师。他支持叶卡捷琳娜登上皇位。他先是担任女皇非正式的顾问，1763年，则成了“外事院”负责人，负责俄国的外交政策，时间几乎长达整整二十年。

他的名字和“北方协定”或“北方体系”这一外交政策相关联。“北方协定”想让英国、普鲁士、俄国联合起来，丹麦也会受到邀请。俄国同新教国家结盟，是为了对抗“波旁联盟”，也就是天主教的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和大部分历史学家的看法不同，叶甫根尼·塔尔列认为查塔姆伯爵、首相、大不列颠外交大臣威廉·皮特（人称小威廉·皮特）是这个计划的真正主导者。皮特以前就有俄—普—英联盟的想法，甚至早于叶卡捷琳娜上位之前。丹麦对北方联合计划很感兴趣，吸引了俄国使节科尔夫男爵，后者以自己的名义向彼得堡提出这个建议，而帕宁正是那儿的“老大”。

院士塔尔列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查塔姆伯爵是“北方协定”计划的作者，1945年，塔尔列想再一次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背信弃义”，昨日的盟友再度爆发分歧的情况。这位历史学家认为，18世纪，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为了“让俄国同法国开战”。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传记作者卡·瓦利泽维斯基认为，“北方体系是女皇的私人事务”。他没去争论谁是这个想法的发起者（彼得大帝支持新教国家，所以这个计划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指出了该想法的意义和影响，帕宁伯爵和他的看法一致：“我们将改变自己的依附体系（奥地利和法国的宫廷），在此基础上，设立另一个不会阻碍我们行动的体系。”照他的看法，“北方体系”让俄国可以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叶卡捷琳娜和他的想法也完全一致，女皇在统治初期的时候就说过：“时代表明我们不会落后于人。”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外交官们的梦想，但事实上，这只能存在于纸面上。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尼基塔·帕宁是“田园牧歌般的外交官”，也就是说他“胡思乱想”，给出的计划和现实一点都不搭边。“北方协定”的缺点既不是构成联盟的国家体制之间的差异（差异无碍于结盟），也不是利益相左。主要还是俄国和奥地利的关系破裂，后者同时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拥有共同的边界，而这两个国家正是俄国外交政策的两个目标。

在叶卡捷琳娜看来，波兰事件标志着七年的和平统治期结束。1763年10月5日，波立联邦的国王奥古斯特三世驾崩。每次都是这样，新君主的遴选会激发国内外无数僭位者称王的欲望。波兰是一个由强大的领主家族拥有的封建领地的集合体，他们追求是个人目标，想要和巴黎、维也纳、柏林、伊斯坦布尔结盟。中央权力也完全没有能力统治国家。仅仅只是想通过决议，就能使议事会瘫痪。自由否决权授权什拉赫塔的所有成员可以反对任何法律草案，而且还可以有很好的机会买选票，最终摧毁了国家。

18世纪下半叶，波立联邦计有一千一百万居民；面积超过了法国和西班牙，但王室军队只有一万两千人。许多人都是拥兵自重的领主，兵员数量更多。

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依靠一小股强大的亲俄团体，对波兰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腓特烈二世也对波兰有很大的兴趣：普鲁士领土分散，许多都被波兰的土地隔开。还有波立联邦的第三个邻国奥地利，它也同样关心波兰事务。

针对空缺的王位，有人提到了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此人得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的支持。女皇很熟悉这个候选人。1755至1758年间，叶卡捷琳娜还是女大公，是彼得三世不幸的妻子，年轻帅气的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来到俄国，他是英国使节的随从，喜欢巴黎的沙龙文化，正好可以来这儿抚慰她。后来，波尼亚托夫斯基离开彼得堡，但女皇与其昔日的宠臣之间仍保持着通信。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对此是这么说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对叶卡捷琳娜的爱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不幸。”

当选择新的波兰国王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叶卡捷琳娜觉得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最适合，这倒不是因为女皇还在怀念二十六岁时的缠绵缱绻，而是因为她的这位昔日宠臣和有权有势的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结了姻亲，而后者在立陶宛拥有广袤的领土，很久以来就亲俄。1763年，奥古斯特三世还没咽气，俄国军队就进入了波兰和立陶宛；开始“选举造势”的时候，俄军已向华沙进发。1764年9月6日，什拉赫塔的5584名成员选了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当波立联邦国王，称之为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纯粹出于礼貌，俄军在距选举者齐聚的大草原大约三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军队则在维持秩序。

1764年3月，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协约。许多历史学家都在指责腓特烈二世采取对波兰施压的政策，甚至叶卡捷琳娜所认可的候选人登上王位之后仍然如此。波立联邦那些强大的邻国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持古老的“无政府共和国”现状：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改革。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和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却不这么想，他们想通过改革来强化中央权力，并将波立联邦置于俄国的庇护之下。他们（很久以来）就在讨论限制或废除自由否决权的可能性。邻国都希望波兰这个国家变得衰弱。俄国和普鲁士成为自由和什拉赫塔权利的捍卫者，他们并不想否弃自由否决权。因此，彼得堡和柏林就像是在保护“异见人士”的权利。这个词在18世纪70年代，是指波立联邦的清教徒和正教徒，也就是非天主教徒。后者享有所有的公民权利和信仰自由，但叶卡捷琳娜和腓特烈二世还要求赋予其和天主教徒同等的所有的政治权利，但无论在俄国、普鲁士，还是在英国、法国、西班牙，都不是这么回事。

尼基塔·帕宁向俄国驻华沙使节尼古拉·列普宁解释说，异见人士的问题不应成为向波兰传播正教信仰或清教信仰的借口，但可以成为帮俄国找到支持者的一种方式……显然，叶卡捷琳娜就是这么想的。随着农奴制日益严酷，逃往波兰的俄国人越来越多。扩大波兰东正教徒自由的做法只能吸引更多的逃亡者。异见人士问题使波兰领主之间的不和日益加深，从而削弱了整个国家。叶卡捷琳娜很喜欢自己扮演的“捍卫自由”的角色，更何况18世纪的那些精神领袖、法国哲学家在这件事上对她可谓不吝赞美之词。1768年，伏尔泰向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祝贺俄军进入波兰一事：“俄国女皇在你国广袤的土地上树立宽容精神，她还向波兰派遣了军队，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支和平大军，这么做只是用来捍卫公民的权利，让敌人浑身颤抖。”从尚福尔的《箴言录》可见，伏尔泰对“和平大军”的激情并不是没有私心的：这位从俄国返回的医生并不觉得这个国家如伏尔泰所描述的那般田园牧歌，面对医生的指责，费内智者声称有人给他寄来了很棒的毛毯，毛毯很管用，因为实在太冷了。

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维尔纳茨基是欧亚主义的信徒，1927年，他言简意赅地提到了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后的事件：“波兰议事会拒绝了有关异见人士权利的动议……于是，俄军进入华沙，极端拉丁派（也就是反俄派）的首脑都遭到了逮捕。于是，议事会同意颁布一项法律，让异见人士拥有和天主教徒同样的权利(1767)。作为回应，波兰人在巴尔形成了极端拉丁派联盟。”1801年，俄国重要的外交官、后长期在伦敦担任使节的谢苗·沃龙佐夫在一封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解释了波兰发生的事情：“……对波兰宪章的改革大有裨益……是普鲁士……迫使帕宁消除了改革势力，好使自己轻易占领这个国家。普鲁士还说服这位大人赋予异见人士担任所有国家官职的权利，但不得采取不利于波兰人的极端措施。一旦采取这些措施，就会形成各个联盟，而联盟的数量有多少，是没人会告诉女皇的。主教和元老在议事会遭到逮捕，甚至被流放至俄国。我们的军队进入波兰，沿途所及之处烧杀抢掠，将联盟派赶入土耳其境内，而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正是土耳其人向我们宣战的起因……”

“巴尔联盟”向俄国发动了战争。对哥萨克和农民来讲，这就是反抗波兰领主和犹太人的暴动信号。有传闻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寄出“黄金宪章”，呼吁海达马卡人杀害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起义由扎波罗热人马克西姆·耶列兹尼亚克领导。伊万·贡塔在乌曼城领导忠于波兰国王的哥萨克军队，他向海达马卡人打开了城门。乌曼屠杀期间，计有近两万人死亡，从而在大屠杀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面对联盟派，俄军利用海达马卡人的支持，让东正教徒对战天主教徒。

但叶卡捷琳娜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即便前者是乌克兰人，而后者是波兰人。海达马卡人和俄军心照不宣的结盟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在沙皇的军队和国王的军队通力合作之下，暴动被无情地镇压了下去。不过，之前海达马卡人就已攻打巴尔塔，将城里的市民消灭殆尽。巴尔塔在摩尔达维亚境内，也就是说那儿是属于土耳其的领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向俄国下了最后通牒：俄国必须撤出波兰军队，不再保护东正教徒（异见人士）。俄国表示拒绝，土耳其便向俄国宣战。法国使出浑身解数促使土耳其做出了这个决定。法国一本极受欢迎的历史小册子在这一点上说得毫不含糊：“法国大臣舒瓦瑟尔设法援助波兰的爱国者，于是让土耳其人对抗俄国人。”舒瓦瑟尔公爵从1766年起即负责法国的外交事务，我们想知道他这么行动，是否真的就是因为贵族想要援助波兰的爱国者，还是如他所想的那样为了保护法国的利益。不管怎么说，法国外交在土耳其政策中发挥影响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叶卡捷琳娜也没忽视这一点：亚历山大·奥布列兹科夫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她在伊斯坦布尔的使节，对奥斯曼帝国的处境相当了解，女皇亲自读了他的邮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1768年3月26日，叶卡捷琳娜寄给奥布列兹科夫的指示没有透露出任何怀疑：女皇决定继续对波兰的政策，哪怕代价是和土耳其开战。在到底是要继续和“巴尔联盟”打仗，还是由于存在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的威胁而不开战的衡量下，叶卡捷琳娜选择“最小损失”，她强调自己不想要战争。但她在写给使节的信中说：“我们宁愿要冲突，也不要让我们的事业前功尽弃……因为这是女皇陛下的荣誉、荣耀和尊严，是我们政治体制货真价实、不可触犯的原则。”

于是和土耳其的战争再次爆发，18世纪总共有四次战争，到19世纪末则有十四次。1768年标志着叶卡捷琳娜在位期间的第一次冲突开始。战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对战军强马壮的“巴尔联盟”，对战土耳其人，撇除作为辅助的鞑靼人的部队之外，后者理论上有六十万人马。1767年，俄军有十八万七千人，其中十五万人是步兵。还有不属于正规军的哥萨克部队。宣战后开始动员，又招募了五万士兵。

在波兰的军事行动目标逐渐在发生变化：本来的想法是强化俄国对波兰国家的影响力，现在则变成了通过三次瓜分来肃清波立联邦。至于和土耳其发生战争的目的，叶卡捷琳娜及其近臣构成的参政院也都说了，她这么做是想让参政院和她共同来负责作战行动：增强俄国在黑海的地位，确保俄国舰队可在黑海自由航行。叶卡捷琳娜逐渐受到俄军战果的鼓励，胃口也就变得更大了。

三个国家彼此对抗达数世纪之久，因地理因素导致在世界的这块地方为了争夺霸权而打来打去。战争的结果是在和土耳其发生第二次冲突之后得出胜负的，对奥斯曼帝国而言，瓜分波兰也就标志着它开始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衰落过程，对波兰而言，则是消失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叶卡捷琳娜第一次和土耳其爆发的战争既不缺借口，也不缺动机，但最重要的还是削弱土耳其和波立联邦，同时增强俄国。俄国变得更为强大，因为邻国都变弱了，而它们日益变弱也就成了彼得堡帝国愈益强大的一个原因。

进入18世纪，由于签订了《卡洛维茨条约》(1699)，最高朴特便失去了自己在欧洲部分的领土。土耳其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有多方面：帝国庞大的面积，中央权力的虚弱，还有坚决拒绝求助于西方经验。改宗伊斯兰教的匈牙利人易卜拉欣·穆特费里卡在一部名为《人民秩序不可或缺的理性基础》的著作中写道：“我们之所以虚弱，并不是我们传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不完善所致，也不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所致，而是因为我们对崭新的欧洲方法一无所知。”1731年，易卜拉欣·穆特费里卡的这部著作在土耳其第一次印刷出版。

波立联邦的政治体制使他们允许占据王位的外国人的大贵族各自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这就导致了国家开始衰落。和土耳其或俄国不同，波兰对西方影响敞开着大门，它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分子，它的文化在17和18世纪是一段光辉璀璨的飞跃时期。但这并没能拯救国家。

俄国在社会严重分裂的背景下得到了发展，在彼得大帝之后转向西方，进入欧洲大国之列，完全以君主不可分割的专制权力为依归。为了限制皇权而进行的小心翼翼的尝试都遭到了碾压。随后几个世纪都能证实这个观察，而这一切都要拜叶卡捷琳娜所赐。沙佩·达奥特罗什批评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叶卡捷琳娜对他做出回应，并向他证明俄国的专制权力乃是进步的发动机。女皇说得没错，革命让她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强化了权力，而非削弱权力，一旦权力空缺，无法感受到专制政权，革命就会爆发。

专制权力使君王可以调动国家所有资源，而不用担心有多少牺牲品，得花多少钱，从而达到预设的目标。和土耳其的战争表明叶卡捷琳娜有能力驾驭俄国这驾马车驶往它想去的地方。叶卡捷琳娜对土耳其发起军事行动，按照传统，向亚速、克里米亚以及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派遣军队，命令时年四十岁、前途无量的苏沃洛夫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她还开辟了第三条战线。这个想法是由奥尔洛夫兄弟阿列克谢和格里高利提出来的，后者是女皇的宠臣，也是参政院的成员，他的想法是：从奥斯曼帝国南部的海陆两路向土耳其发动进攻。

这个计划是要让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希腊人、黑山人）起来造反，并派遣俄国舰船驶往地中海（阿什佩群岛水域），以支持暴动，攻打土耳其军舰。俄舰（三个舰队，由海军中将斯皮里多夫、英国人埃尔芬斯顿、丹麦人哈尔夫率领）将离开波罗的海，驶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北海、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驶抵莫雷埃（伯罗奔尼撒半岛）和阿什佩群岛的沿海地带。航程耗时半年。长途航行一结束，舰队就由俄国在地中海地区的陆海军统帅阿列克谢·奥尔洛夫指挥，他当时住在意大利，他在写给叶卡捷琳娜的信中，勾勒出让基督徒起来反抗土耳其这一妙不可言的计划。奥尔洛夫身材相当高大，整张脸上横亘着一条刀劈的伤痕，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一个人物。什么都阻止不了他：彼得三世失势之后，他毫不犹豫就把他杀了。他尽管对海军这个领域一窍不通，但仍然在海上打了一场大胜仗，他还用自己的计划来引诱女皇，毕竟女皇对他很是信得过。

叶卡捷琳娜这个德意志的小公主出身于面积很小的大公国，头戴“莫诺马赫王冠”，以实现俄国沙皇的种种梦想和奇思异想为己任。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君士坦丁堡。1711年在攻打土耳其的时候，彼得大帝就在实施“第三罗马”这个计划，想要如17世纪的尤里·克里扎尼齐所愿，将莫斯科变成斯拉夫帝国的都城，而这个帝国要把奥斯曼帝国的拜占庭的领土悉数纳为己有。彼得失败了，普鲁特河的惨败只能推迟实现这个梦想。

1762年，慕尼黑元帅给刚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去信：“我想用坚实的论据向您证明，彼得大帝1695年第一次包围亚速的时候，他的最大心愿和最大宏图就是花三十年时间来攻占希腊。”老元帅希望年轻的女皇让他再来一次远征。叶卡捷琳娜拒绝了慕尼黑的提议，但将彼得的计划留在了心里。这些计划刚开始设想的时候虽然显得异想天开，难以实现，但仍然持续在俄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战争进展得很不错。俄军这次终于夺取了亚速，之后进入克里米亚。对俄军来说，克里米亚从古至今就纷争不断。他们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战斗取得了瞩目的胜利，这些都是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公国。1769年，俄国人夺取摩尔达维亚的都城拉希，之后拿下瓦拉几亚的都城布达佩斯。1770年，俄军又在拉尔加河及卡尔卡河数次打败土军，亚历山大·鲁缅采夫将军和彼得·帕宁将军获得了很大的荣耀。当年，土军舰队彻底被打败，在切什梅海湾被付之一炬。俄军舰船就这样夺得了地中海的霸权。1772年，叶卡捷琳娜向希腊诸岛派去了第四支舰队，由海军司令奇恰戈夫率领，1774年派出的第五支舰队则由切什梅战役的英雄、荷兰人塞缪尔·格雷格率领。

俄军在各条战线上都打了胜仗，所以也就没怎么关注国内的困境。1770年，俄国暴发瘟疫。1771年春，莫斯科疫情加剧。夏初，每天的死亡人数是四百人。民众觉得反正大不了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9月，叶卡捷琳娜派格里高利·奥尔洛夫在旧都恢复秩序。但疫情趋缓，到10月就彻底消停了下来。仅在莫斯科一地死亡人数就达到了十三万人。

疫情刚一结束，就爆发了普加乔夫暴动，帝国为之震动。外部有三条战线，而镇压起义军还要调动巨大的资源。坐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发现国库空空如也。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在普鲁士发现了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有三分之二的军饷没有拿到。国务办公室出台的有我签名的一千七百万卢布的敕令并没有得到执行……几乎所有的贸易行均已为私人所独占垄断……七年战争期间，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想从荷兰借两百万卢布，但没人愿意担保这笔借款；因为当时俄国既无信誉，也缺乏信心……”

最初的一些改革纯粹徒有表象，根本无益于现状。俄国收入不到一千七百万卢布。法国当时的预算就有五亿之多，英国的预算则是一千两百万英镑。叶卡捷琳娜不想比这更少，而是要多多益善。她也做到了这一点。1796年，俄国的预算达到了八千万卢布。1787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宣称：“女皇是欧洲唯一一个真正富有的君主。她到处大把大把地花钱，谁都不欠；她想让纸币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收入的来源就是人头税、多如牛毛的各项税收（包括蓄须税）、酒精税。1765年的时候，后者也只有四百万卢布，1786年就变成了一千万。18世纪中叶，在大罗斯的各个省份，伏特加又出现了踪影；在那之前，民众喝的都是啤酒和布拉加(braga)。“可怕的酗酒现象出现了。”《俄国酒馆史》一书的作者写道。瓦·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直接税翻了1.3倍，每个人花在酒水上的消费翻了三倍多。但国家收入的这些传统来源还不够。

叶卡捷琳娜的财富可以买下任何东西，用约瑟夫二世的说法，她的财富主要就是“纸币”。彼得三世登基时，颁布了生产纸币的敕令。他被推翻之后，他的妻子对这个想法颇为冷淡，但1768年她回过了神来。她废除了商业银行和贵族银行，但创建了指券银行，印刷的指券数量庞大，让女皇有了在政坛呼风唤雨的手段。指券既不是彼得三世，也不是叶卡捷琳娜的发明。许多国家都在使用指券来填充国库。但在任何地方使用都得有好几份担保才行。如果担保方倒了，那钱也就失去了价值，变成废纸。

不过，俄国是个特例。我们知道，当过农民、酿酒工、写过《论贫穷与财富》这本俄国首部经济著作的伊万·波索什科夫（约1652—1726）是这么来论述货币的：“我们不是外国人，不用计算铜的价格，我们要荣耀我们的沙皇……在我们这儿，最有权威的是最尊贵的陛下所说的话，如果她下令要用一佐洛特尼克的铜来铸造卢布，那这卢布就会立刻在商贸中流通起来，并永远保持这个价值。”

伊万·波索什科夫论述的是彼得大帝时期的金融财政。1786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法国使节塞居尔伯爵写道：“刚来此地，就必须将其他国家的财政是如何运作的给忘了。在欧洲国家，君主只管各种事务，而不管舆论；而在这儿，舆论要听女皇的话；银行有大量钞票，但根本不可能用任何一种资本来给它做担保，金币和银币由于造假已失去了其一半的价值，简而言之，放在另一个国家，所有这一切必将导致破产倒闭和最激烈的革命，但在这儿却丝毫不会引起警惕，也不会削弱信任，我可以肯定，女皇只要下命令，就算是一小截骨头，也都能当货币用。”

担保俄国指券的资本就是对君主的信任：她在皇位上坐的时间越长，她南征北战的胜利越有回响，那和她名字相连的价值就会越大。这种印纸为钱的神奇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国家赤字会越积越多。女皇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皇储留下的债务比她在位最后三年所得的收入还要多出3.5倍。

俄国的胜利开始让欧洲各国不安。英国则不在其列：它让敌视俄国的法国保持中立，让俄国舰队称霸地中海达四年之久。还要等好几十年，英俄关系才会起冲突。但叶卡捷琳娜的盟友腓特烈二世和支持土耳其的奥地利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忐忑。普鲁士和奥地利化敌为友有俄国的功劳，它们坚决要求对俄国和土耳其进行调停，使之缔结和平条约。同时，补偿问题又出现了。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而言，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俄国打了胜仗，夺了土地，它们必须要从中获得补偿。

瓜分波兰的想法并不新鲜。1572年齐格蒙特二世死后，欧洲各国的宫廷已经在提这件事。波立联邦持续在走下坡路，这一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俄国和普鲁士支持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当选，奥地利则联手“巴尔联盟”反对这个选择，而奥古斯特被选上，就使瓜分这个病恹恹的国家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俄国的胜利成了借口，提供了一种奇怪的托词：波兰的三个邻国决定就波立联邦的领土提出赔偿。第一个宣称要“瓜分波兰！”的人提出了这个倡议，问题也就摆上了台面，如今也仍然如此。

历史学家经常悲叹缺乏文献，没法阅读档案。以前确实如此，但欧洲各国，包括瓜分波兰的那些参与者的外交政策，文献都相当丰富，以至于每个观点都有官方文件、通信、回忆录加以支撑。无数历史学家认为第一次瓜分的始作俑者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他们这么认为自有其道理：腓特烈二世自己这么说过，而且普鲁士的兴趣就是要获取土地，所以要将君主分散的土地整合起来。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说得很肯定：“瓜分波兰的想法从柏林诞生、扩散了出去。”我们还可以参考腓特烈二世的回忆录，他在书中说，1769年，他向彼得堡发了一封照会，提到了瓜分这个计划。叶卡捷琳娜拒绝了这个提议：俄国已有足够的土地，她根本不需要新的领土。

对卡·瓦利泽维斯基来说，有一件事毋庸置疑：第三个捕猎者奥地利“走出了第一步，第一个向外国土地伸出了手”。这事无可辩驳。奥地利女皇玛丽—特蕾莎不赞同这个想法，但与之一起统治的儿子约瑟夫二世皇帝对此却很认同。朝廷内颇有影响力的外交大臣考尼茨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政策。1770年，奥地利在没有可信理由的情况下，替换了界标，侵占了瓦尔米亚的部分领土。1771年初，彼得堡接待了普鲁士国王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叶卡捷琳娜得知奥地利跨出了“第一步”，便对他宣称：“你们如果这么做，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呢？”

事态就急遽发展起来：俄国向奥地利传达了和土耳其签订和约的条件；就瓜分波立联邦一事举行了谈判。俄国和普鲁士首先达成谅解，于1772年2月17日在彼得堡缔结和约。同年8月5日，还是在彼得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又签订了条约。俄国得到白俄罗斯的土地（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廖尔、莫吉廖夫），共计9.2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有180万人口成了俄国新的臣民。奥地利占据了9.3万平方公里，人口是250万（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普鲁士“仅”获取了3.6万平方公里和58万波兰人。但东普鲁士也以这种方式合并到了勃兰登堡的麾下。

波立联邦丧失了30%的领土和35%的人口。国家消亡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第二次瓜分是在1793年。俄国将明斯克、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的部分土地占为己有。普鲁士侵占了波兹南。第三次瓜分(1796)之后，波兰国就消失了。在现代历史上，彻底肃清一个拥有古老的历史和欧洲基督教传统的重要国家，这还是第一次。俄国获得了库尔兰（古老的保护领地）、立陶宛、西沃里尼亚；还吞并了西南部俄国的所有土地，除了霍尔姆、加利奇、吴戈尔罗斯（外喀尔巴阡地区）和布科维纳。普鲁士则收复了马索维亚（连同华沙），奥地利则拿到了小波兰（连同克拉科夫）。

叶卡捷琳娜在统治末期，想方设法终于解决了波兰问题。1791年5月3日，议事会通过宪章，将波立联邦转变成中央集权国家，废除了自由否决权，向公民赋予民主权利之后，俄军深入该国，占据了华沙。俄国和普鲁士支持聚在“塔戈维查联盟”旗下反对改革的亲俄派，迫使议事会废除宪章，又夺取了波兰的一些省份。1794年，华沙和克拉科夫爆发反对侵略者的暴动，领导者是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叶卡捷琳娜派遣苏沃洛夫率领精英部队攻打波兰人。俄军这位了不起的军事统帅由此通过对华沙市郊布拉格的居民进行血腥屠杀进入了波兰历史。第三次瓜分终结了波兰的存在，这种情况直到1918年才结束。俄国得到了立陶宛和库尔兰的余下地区（逾12万平方公里）。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激烈批评了叶卡捷琳娜的波兰政策，但他并不是出于抽象的道德和人道主义观点，而是基于俄国的利益来考量的。他认为所有“俄国的土地”，也就是东正教徒占据的土地均应成为帝国的构成部分，这位历史学家罗列了瓜分所致的负面因素：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国消失了，这些国家的关系会日益紧张；一个斯拉夫国家消失了，其领土和人口从此以后都可以用来强化两个德意志国家。瓦·克柳切夫斯基还说：“消灭独立的波兰国并不能使我们避免和它的人民作战：19世纪，我们有三次都在和波兰打仗。”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不知道的是，20世纪仍然会“和波兰人民作战”。

这位历史学家尤其指责叶卡捷琳娜使波兰“日耳曼化”，面对的不再是可以握在手心里的弱小邻国，而是两个贪婪的掠夺者，它们都是斯拉夫世界的宿敌。

这些考量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瓜分波兰（最终导致波立联邦被肃清）是让奥地利和普鲁士接受俄国战胜土耳其人这一事实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774年7月10日，经历了漫长的谈判，终于在库楚克—开纳吉（坐落于多瑙河畔）这座迷你的小村落里签订了和约，叶卡捷琳娜在得知此事之后，向鲁缅采夫将军发去祝贺：“迄今为止，俄国从未签订过这样的协定。”女皇说得没错。更何况，1945年之前，俄国再也没有签订过对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作出补偿的条约。在雅尔塔，斯大林从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友那儿得到了比叶卡捷琳娜在库楚克—开纳吉所得到的更好的条件。

从和约的条款来看，俄国获得了亚速、刻赤、金伯恩，也就是顿河、第聂伯河的出海口以及刻赤海峡。黑海沿岸地区也宣布从苏丹那儿独立出来。从此以后，俄军舰队有权自由航行于黑海水域。第聂伯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大草原也都成了俄国的领土。克里米亚和库班的鞑靼人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俄国可以放手开干了。

伊斯坦布尔协定同意克里米亚“独立”，由此可见土耳其军队已力不从心。克里米亚其实住的都是穆斯林：可是，苏丹、哈里发、伊斯兰神权必须援助穆斯林。失去克里米亚是奥斯曼帝国最惨痛的经历，这已经超过了它在欧洲丧失的全部土地；这表明最高朴特已经病入膏肓。俄国得到了保护和捍卫土耳其各省东正教徒的权利，那些地方是：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巴尔干半岛。

土耳其终于承认北高加索平原和高加索主山里的大小卡巴尔达（都是独立自主的山民部落）这两片土地都属于俄罗斯帝国。这些穆斯林山民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的保护当中得到过不少好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因此同意了俄国很久以来就有的领土诉求，将捷列克河与高加索山之间的整片地区都割让给了俄国。于是，俄国再以那儿作为跳板，逐步向外高加索地区推进。俄国在这片地区的胜利规模之大令人咋舌，我们可以将它拿来同签订贝尔格莱德条约(1739)时的环境作一对比，后者明确表明“两个卡巴尔达地区仍然保持自由，它们并不臣服于这两个帝国，并在两国之间设立屏障”。

不过，叶卡捷琳娜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她必须向保持中立的欧洲各国支付费用。不过，尽管如此，成果还是相当惊人的。俄国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她向西、向南、向东极大地拓展了边界。接下来的十年就必须巩固这些得来的成果。

“消化成果”的时代和格里高利·波将金(1736—1791)密不可分。波将金并没有在莫斯科大学完成学业，而是成了彼得堡的荷尔斯泰因亲王格奥尔格的勤务兵，参与了将叶卡捷琳娜推上皇位的政变。后来，他在主教会议、负责制定法典(1767)的委员会任职，任期长达十年，他还以少将身份与土耳其人作战，但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叶卡捷琳娜和奥尔洛夫关系破裂，为波将金打开了通途。1774年3月20日，冯维辛对驻伊斯坦布尔的世界奥布列兹科夫说：“……波将金少将被任命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副官和上校。懂的人自然会懂。”

对“知晓内情的人”来说，一切都一目了然。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波将金时代。这个时代可分成两个区间。第一个区间从1774年到1776年，叶卡捷琳娜对这个名声不怎么样的骑士很是迷恋，不过波将金是个聪明的谋臣，而且可靠、忠诚。这段罗曼史和奥尔洛夫那次一样戛然而止，不过，女皇对此不露声色，对波将金的宠信仍然一如既往。第二段时期持续了十三年，从1776年到1789年。在这些年里，荣获尊贵亲王头衔的格里高利·波将金仍然是女皇最亲密的朋友、她的主要谋臣，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不过，1789年，叶卡捷琳娜的新宠臣、年轻的普拉东·祖博夫出现，波将金由此黯然失色。1791年返回彼得堡的波将金很快就明白了，往日不会再来；他返回南方，在那儿没多久就死了。

可以认为波将金时代是库楚克—开纳吉主要在南方地区的成果得以巩固的一个时期。布格河与第聂伯河之间被土耳其放弃的大草原都成了扎波罗热城寨的领土。只要扎波罗热人愿意对抗克里米亚汗，叶卡捷琳娜就会容忍他们。战争还没结束，女皇就决定摆脱他们。应尼基塔·帕宁的请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写了一份照会，表明扎波罗热人并不具备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后也不会。扎波罗热城寨并不同意这种说法，理由是他们有斯捷潘·巴托里和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证书为据。米勒说这些证书均系伪造，扎波罗热人就是乌克兰哥萨克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要求获得特定的政治权利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

在这种情况下，叶卡捷琳娜并不关心历史上的那些先例。她只是认为扎波罗热城寨阻碍了新俄罗斯中央权力的巩固，这片广袤的土地从黑海延伸到亚速海，近来的攻城略地又使之不断扩大。签署于1775年8月5日的一份声明是这么说的：“现有声明向帝国忠诚的臣民宣告，扎波罗热城寨最终将会被拆除，将来，扎波罗热哥萨克这一名称也将被禁止使用，因为这些哥萨克傲慢自大，违反了最高命令，冒犯了我们的女皇陛下。”禁止使用这个名称是叶卡捷琳娜的新发明。普加乔夫暴动被镇压之后，亚伊克河就变成了乌拉尔河，因为第一批响应伪彼得三世呼吁的正是亚伊克河的哥萨克。

格里高利·波将金在将荒芜的大草原转变成新俄罗斯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他推出了出色的计划，使帝国向南方继续扩张。他建造了城市、港口，以女皇的名义签订协定。通常，波将金的功绩，要么从他制订的计划，要么从他取得的成果来评定。担任阿斯特拉罕和萨拉托夫总督的波将金也想在大草原上建造一座名为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城市（他自己任省长），他想在城里建造类似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那样的教堂，建一所音乐学院，一座设有天文台的大学，十二家羊毛工厂，等等。这些梦想始终停留在纸面上，但城市倒是建了起来，和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类似。1783年，克里米亚成为俄国的领土。吞并这座半岛的决定也是波将金提议的，得到了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46—1815)的支持，后者从1775年起就担任叶卡捷琳娜的私人秘书，尼基塔·帕宁死后，别兹博罗德科就成了外交事务领域的主要谋臣。1783年4月8日，女皇签署证明文件，宣称“克里米亚半岛、塔曼以及库班的所有沿岸地区均归俄国”。波将金立刻就建造了塞瓦斯托波尔，创建了黑海舰队。

在波将金的严密监控之下，同东格鲁吉亚地区的卡特利与卡赫季沙皇希拉克略二世的谈判开始了。1783年8月5日，双方缔结了圣乔治条约，“永久”承认这片地区受俄国的保护，承认俄国的权威。叶卡捷琳娜的一道特殊敕令对格里高利·波将金表达了满意之情：“得知克里米亚和鞑靼人的所有土地均在我国的权威之下，朕相当满意，您的报告已收悉……在您的领导之下，和卡特利与卡赫季沙皇顺利签订条约……这件事让朕非常高兴，荣耀归于朕，朕肯定能从中获益；朕要向您这位负责此事的倡议者和负责人表达至高的敬意。”

波将金在宫中的对手试图说服叶卡捷琳娜，帝国既不需要克里米亚，也不需要新俄罗斯，因为由此产生的费用高得离谱。1787年夏天，女皇前往南方，想要亲眼看看自己的宠臣干出了哪些名堂。她在卡尼夫得到了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的接待，之后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加入了她的行列。萨克森外交官冯·黑尔比希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图画，画中，叶卡捷琳娜游历的都是波将金虚构出来的地区，后者还向女皇展示了画在纸板上的村庄。冯·黑尔比希的说法导致了一个很出名的表达法：“波将金村。”当然，他的说法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但这个故事很巧妙，比真相更有市场。事实上，没人能欺骗叶卡捷琳娜，除非她自己愿意。

波将金在南方的行动对女皇来说很重要，女皇觉得在她实现“希腊计划”的征途中又迈出了一步。1779年，当保罗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给他取名君士坦丁，叶卡捷琳娜说取这个名字纯粹属于巧合。1781年，女皇下令刻一块像章，小君士坦丁就被刻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沿岸，再加上基督教的三美德，而希望则指着东方苍穹的一颗星星。一天晚上，叶卡捷琳娜在鞑靼汗的旧都巴赫奇萨赖过夜，心想不用四十八小时就能从海路抵达君士坦丁堡。她立刻就在信中把这事告诉了孙子君士坦丁。

兼并克里米亚公然违反了和奥斯曼帝国之前的条约。伊斯坦布尔把叶卡捷琳娜前往南方游历视为挑衅。

土耳其向俄国宣战。俄奥互助条约立刻便付诸实施。约瑟夫二世赶忙加入叶卡捷琳娜的阵营，而后者正前往视察帝国的新省份，约瑟夫难掩担忧之情。皇帝应该相信塞居尔伯爵的看法，即奥地利无法支持俄国持续扩张的政策，尤其是占领君士坦丁堡。不过，奥地利认为“戴头巾的邻国没有戴皮毛的邻国危险”。

但奥地利必须与俄国结盟，这么做主要就是为了对付对巴伐利亚虎视眈眈的普鲁士。普鲁士和英国接近的威胁也冒了出来。除了七年战争，后者是俄国的传统盟友，而且也结束了在加拿大和法国的冲突：英国担心汉诺威的局势，对彼得堡奋勇直前直捣君士坦丁堡的做法也很忧心，于是尝试接近普鲁士。

叶卡捷琳娜的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与第一次所处的国际局势已截然不同。1787年夏，俄国中部各省份农业大歉收；开始出现饥荒。叶卡捷琳娜采取措施，以期确保将小麦从俄国南方运出，保证自己能继续进行战争。她想将大部分兵力用于夺取扼守第聂伯河出河口的奥恰科夫要塞，并向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发动攻势。这项计划预料可以再次激发土耳其土地上的东正教民众起事，将俄国舰队驶入地中海。各路密使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煽动暴乱。但英国拒绝驰援俄国舰队；可没有英国人，远征阿什佩就会极其艰难。但叶卡捷琳娜不愿放弃。1788年5月，瑞典开始向俄国开战。

再一次，叶卡捷琳娜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而且，缺乏部队向南行进，就会让帝国的都城限于危险境地。叶卡捷琳娜的秘书亚历山大·赫拉波维茨基的日记里对这些事件记得很详细，他记下了1788年7月10日女皇说的这句话：“说实话，彼得一世把首都建得太近了……”

1772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废除了将所有权力赋予大贵族的旧宪章，颁布新宪章，将绝对权力赋予君主，这样就与俄国的抵制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要用领主的“自由”来反制君王。在向俄国下的最后通牒中，他要求取消尼斯塔德条约和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瑞典人动作缓慢，俄国舰队在波罗的海打了胜仗，反对古斯塔夫三世的声浪，再加上反君主制的暴动，只能迫使瑞典于1790年8月和俄国签订和约。边界原封未动，但叶卡捷琳娜承认了古斯塔夫三世的新宪章。

1790年，约瑟夫二世驾崩。他最小的弟弟利奥波德二世继之为王。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取得谅解，推出了和土耳其的冲突。反土耳其战争的第一年，俄国并未取得多少胜利。最高统帅格里高利·波将金好几次都失去了取胜的希望，便向叶卡捷琳娜建议离开克里米亚，也就是把它交给土耳其人，之后再派出更多的兵力将之夺回。女皇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她设法说服、安慰她的这位主要的谋臣，使之放心。

1788年，奥恰科夫终于陷落。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跨过普鲁特河，在弗克萨尼和勒姆尼库将土军打得落花流水(1790)。海军司令费奥多尔·乌沙科夫指挥的黑海舰队在哈希贝和滕德拉岛之间的海域击败了土军舰队，排除了敌军在刻赤登陆的威胁。1790年11月23日，苏沃洛夫的军队包围了伊兹梅尔，这是土耳其在多瑙河上最强大的要塞，也是欧洲最重要的要塞之一。12月7日，苏沃洛夫向要塞指挥官发去最后通牒，通牒颇有恺撒风范：“思考二十四小时，做好投降的准备，你们就自由了；我军第一声枪响，你们就都成为俘虏，进攻一开始，就是死亡。”指挥官选择继续战斗，要塞就被夺了下来。旗开得胜的俄国将军让士兵对该城整整劫掠了三天。

1792年1月9日，双方在雅西签订和约。土耳其承认失去了库楚克—开纳吉条约的失地，最终放弃了克里米亚，接受俄军在黑海盆地活动的现状。叶卡捷琳娜则不再实施让多瑙河各公国独立的计划。俄国将版图扩张到了黑海沿岸和亚速海沿岸（第聂斯特河与布格河的出河口），获取了亚速海和库班（扎波罗热哥萨克被流放到了那儿）之间的大片地区。

经在俄军服役的海军副司令西班牙人德·里巴斯的提议，在土耳其哈希贝小要塞的原址上开始建造一座港口。后来，希腊移民在那儿安顿了下来，叶卡捷琳娜给它取了一个新名（接受了科学院的建议），她觉得那名字有希腊味儿，那就是：敖德萨。我们发现，女皇并没有放弃她的“希腊计划”。这座城市后来变得很有名。这座从未冰封的港口适于俄国发展贸易，可以让新俄罗斯的农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14 庞大的计划

最后几年，特别是……当她被自己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便不再想将新的王国置于自己的权杖之下。

——加甫里尔·杰尔查文

加甫里尔·杰尔查文(1743—1816)是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给费丽察，也就是他笔下的女皇写了无数颂歌，并在政府担任要职，对政治颇为熟稔。女皇死后，他写了回忆录，对她提出了不痛不痒的批评：“假如经后人严苛的判断，这位强大睿智的女君主的名字并不永葆伟大，那这是因为她并不总是遵守神圣的正义，而是取悦自己的随从，对宠臣更是百般讨好，像是生怕惹恼了那些人。”诗人憎恨“宠臣”有好几个理由，因为那些人争先恐后在叶卡捷琳娜面前诋毁他，尤其是其中的一个人。

叶卡捷琳娜二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也是她建功立业的最后一段时期，始于1789年，那时她再次抛弃了宠臣亚历山大·马莫诺夫，当即选了个新人，就是时年二十二岁的普拉东·祖博夫。女皇当时六十六岁。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在隔了三十年后，终于在1787年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发现她变得很胖，但仍旧脸色红润，魅力依旧，虽然缺了牙齿，却并没有变得老态龙钟。

和格里高利·奥尔洛夫前不久做的一样，普拉东·祖博夫也将自己的兄弟带在身边。祖博夫家共四兄弟；除了普拉东之外，还有和女皇特别亲近的十九岁的瓦列里安。新晋的宠臣对女皇的“恩宠”心生感激，所以一心想着赶快获得头衔和官阶，好发家致富。宫中的文人学者都在说女皇暮年沉湎于“柏拉图”之爱。波将金得知有新的宠臣入宫，而且不是他撮合而成的，便离开前线，返回彼得堡，他说他回来是想“拔颗牙”。但他没有达到目的，便再次离开，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时代结束了。

叶卡捷琳娜身边的人走马灯似的换，和1789年7月14日法国出现的激烈动荡有关，法国的局势让世界都吃了一惊。赫拉波维茨基在私人日记中写道：“信使带来消息，说巴黎……人民躁动不安……他们夺取了巴士底狱……守卫也加入到了民众中去。”对叶卡捷琳娜而言，她完全被震撼到了。1788年4月，她不是还给格林写过信：“我并不同意那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正处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可一年半都没到，革命就来了。

除了几位哲学家，叶卡捷琳娜既不喜欢法国，也不喜欢法国人。对帕维尔·米留科夫而言，她的“整个一生都不待见法国人，这是实实在在的德意志情感”。还必须补充的是，法国始终敌视俄国也只会得到对方的敌视。但路易十六登基之后，叶卡捷琳娜就改变了态度。为了接近，两国的关系开始发展起来。

巴黎事态的发展，女皇并不吃惊；但她很快对国王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他竟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清除麻烦。路易十六缺乏“专业性”令她倍感震惊：他明显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女皇对此很确定，便给格林去信说：“该国外部的绳子绷得太紧了，必须放松放松。”也就是说，通过外部战争的方式来让国内局势平定下去。

“法国之恶”突然就出现在了帝国内部。赫拉波维茨基写道：“必须逮捕这儿的海关负责人亚历山大·拉季舍夫，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记》。从中可以看出抛弃权威这一法国流行病已经蔓延开来。”拉季舍夫断言（也设法证明了）自己的著作“早于法国暴动”。但叶卡捷琳娜毫不怀疑他所阐发的那些理论都是借用自卢梭和雷纳尔，“正是这些理论让法国翻天覆地”。

巴黎的革命浪潮愈涨愈高，女皇的焦虑也愈涨愈高。1792年4月24日，她命人逮捕了“玫瑰十字会，也就是莫斯科的‘马丁教派’的首领，此人是著名的出版商和印刷商”尼古拉·诺维科夫(1744—1816)，怀疑他犯有多项国家重罪。8月1日，叶卡捷琳娜签署了涉及诺维科夫的敕令，宣称“其罪行极为严重”，该名罪犯必受最高的惩罚；不过，女皇内心的人性又引领着她将刑罚减少至十五年，将诺维科夫关押在什利谢利堡内。尼古拉·诺维科夫所犯罪行的清单令人毫不怀疑他所构成的威胁有多大。他被控组织秘密聚会，和敌方普鲁士秘密通信，私下印刷“毁人思想、违背东正教律法的禁书”，最后就是图谋在其世界范围的教派内将“文件中提及的某个人”卷入进去，某个人指的就是保罗大公。

四种类型的罪行都归于俄罗斯名副其实的印刷之父的身上：非法集会，和外敌通信，私下印刷反东正教的书籍，图谋针对皇储。叶卡捷琳娜在其晚年有很大一部分担忧都体现在了谴责诺维科夫的那份敕令之中。“拉季舍夫事件”具有公开性，与之不同的是，“诺维科夫事件”始终都是在秘密处理：逮捕一事并未张扬出去，敕令也没有发布。没有一个遭到指控的首领得到确认，我们可以在谴责诺维科夫行为的字里行间看出女皇的个人情感。

神职人员检查了诺维科夫的书，却并未检查出任何反东正教的书籍，所以那些书得以正式出版。而且他还出版了很多。俄国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国家首脑、军队统帅、作家。而尼古拉·诺维科夫也许可以算是最为杰出的出版商。帕维尔·米留科夫列出了一张19世纪出版图书的目录。69%的图书（除去报纸和圣书）都出现在1776至1800年的最后二十五年间，而功劳大多都得归于诺维科夫。大多数书籍涉及的是专业需求、教育机构类需求，以及公众对有助拯救灵魂的教化类文字古已有之的兴趣。但40%的书籍面对的则是新型读者，他们寻求的是供消遣用的快餐读物：小说，故事，诗歌，剧本。这些书展现了人类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爱情、幸福、温情、感恩。安德烈·博洛托夫酷爱读小说，他并不认为这些书会“腐坏精神，败坏心灵”。他写道：“至于我的心灵，我有许许多多阅读都是靠这些充满温情的、个人化的小说来填满的，我发现自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觉得自己重生了。”

新的读者读报纸的时候，也想滋养自己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情感。1769年，叶卡捷琳娜出版了一份非官方发行的报纸，名为《杂货》，以英国的《旁观者》蓝本。还有其他报纸，如《雄峰》(1769—1770)和《画师》(1772—1773)，尼古拉·诺维科夫负责编辑，这两份报纸都占据了独特的地位。想要启发臣民的愿望折磨着女皇。但她只想完全由自己来掌控，至少起领导者的作用。对新闻业进行推动之后，叶卡捷琳娜发觉记者并不总是会写自己想看的东西，于是就将那些报纸禁了。1782年，女皇向私人印刷商赋予权力，但我们都知道，1791年，尼古拉·诺维科夫却遭到逮捕，他的印刷厂也关了门，虽然印刷厂曾经出版过女皇的历史著作。叶卡捷琳娜签发了禁止开设私人印刷厂的敕令，设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她死之后，敕令便开始正式得到执行。

逮捕拉季舍夫，之后又逮捕诺维科夫，焚毁雅科夫·科尼亚日宁(1742—1792)的一部作品（该作品描述的是共和主义者诺夫哥罗德的瓦基姆和君主留里克斗争的场景），还指控了加甫里尔·杰尔查文，说他假借翻译《诗篇》第81篇大卫向上帝的陈词，而写了“雅各宾派的诗歌”：“站起来吧，上帝啊，来审判大地，因你君临万国”，女皇采取这么多措施都是因为对法国发生的事情感到恐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虽然叶卡捷琳娜的恐惧还有其他原因。

1786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女皇下令关闭莫斯科的共济会各支部。1913年，帕维尔·米留科夫写道：“我们这时代，共济会似乎已是遥远陌生的事情，有些好奇和可笑。”20世纪末，关于共济会的观点在俄国流布甚广，说共济会是个秘密组织，源起就是要将革命，也就是共产主义引入俄国，要让国家打败仗。这话反映了对“共济会会员”(francs-maçons)的看法：这个法语词成了俄语里的farmason，出版于19世纪下半叶的达尔的《理性词典》将farmason定义为“自由思想者，不信上帝者”。在骗子的语汇中，farmason就是指专业骗子，把假珠宝当真珠宝来卖。

“从1774至1775年起，各阶层、各官阶、各行各业的代表，直到商人和手艺人，都在加入共济会。那时候，俄国的导师不再是外国人了：俄国人伊·叶拉金就占据了这个突出的位置。”

19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俄国的共济会致力于制造政治问题。叶卡捷琳娜时期，共济会是“唯一的道德哲学学校”，这是一种伦理教育的形式。尼古拉·诺维科夫在解释是什么使他“进入共济会社团”的时候说：“我发现自己就站在伏尔泰哲学和宗教的十字路口，我找不着‘支撑点，找不着垫脚石，好让我在那上面让灵魂平静下来’。”诺维科夫很好地解释了开明的俄国人会采取什么样的选择，他们在宗教里找不到对自己那些问题的回答，也不接受叶卡捷琳娜所推崇的“伏尔泰哲学”的答案。

俄国共济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和基督教很相似。在接受德意志共济会会员的问询时，莫斯科的“兄弟”断然回答，希腊—俄国教会的仪式和共济会的仪式实在太相似，所以不用怀疑两者有着同样的源头。当叶卡捷琳娜要求莫斯科都主教普拉东评论诺维科夫的信条时，她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复。都主教很熟悉诺维科夫印刷的书籍，并未从中发现削弱宗教情感或败坏风俗的内容。俄国“兄弟”认为共济会就是一种由理性之光点亮的信仰。法国哲学家认为人可通过理性的立法得以重生，他们则对此提出了“道德重生”。俄国共济会会员的斗争并不是为了实施改革，而是给人分配了了解自己、自我完善、宣扬爱人类的任务，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帕维尔·米留科夫认为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共济会就是“那个时代的托尔斯泰主义”。

共同的事业抹去了共济会无数“体系”信徒之间的差异。“18世纪末，共济会的三大支柱——诺维科夫、施瓦茨和尼·特鲁别茨柯伊——有各种‘细微的’不同之处，这无碍于他们共同来完成事业。”不过，还是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彼得堡和莫斯科共济会会员的观点并不总是若合符节。新都倾向于西方，旧都倾向于莫斯科传统。19世纪的“西方论者”和“斯拉夫派”之间的第一次思想观念大辩论（20世纪再次重现）就在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共济会会员之间的歧异。1779年，彼得堡共济会会员诺维科夫前往莫斯科共济会，他在那儿见到了伊万·（约翰）·施瓦茨(1751—1784)，他是德意志人，来俄教授语言，并从1780年起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

在推广共济会的文明理念，用德意志影响力取代法国影响力的过程中，施瓦茨的作用相当之大。莫斯科共济会圈内最受欢迎的法国思想家是路易—克劳德·德·圣马丁，他是伏尔泰的劲敌。他的著作《论谬误和真理》被美国一位历史学家称为“反制法国启蒙思想的神秘主义反攻派圣经”，出版于1775年，很快就被翻译成了俄语，在共济会领导层圈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显然正是因为有他，才造出了“马丁主义者”这个词，而叶卡捷琳娜就是用这个词来污蔑诺维科夫和他的那些朋友的。

叶卡捷琳娜坚信自己，相信如椽之笔的力量，于是着手和共济会战斗，她于1780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无名氏揭露反荒谬社团的秘密》，嘲笑共济会会员。小册子匿名出版，但谁都认为那就是女皇写的。讽刺是叶卡捷琳娜选择的第一种武器。她在《杂货》中就说起过，笑是一种可以对观点产生影响的工具。共济会会员就这样就成了被讽刺的对象，“饶舌，幼稚，虚伪，拿仪式说事”。1786年1月、2月、7月，宫廷剧院演出了叶卡捷琳娜写的三部喜剧，嘲讽1779年造访彼得堡的马尔基什基（其实就是马丁主义者）和骗子卡廖斯特罗。喜剧作者在给格林的信中说：“必须给这些头脑过分清醒的人挠挠痒，他们都开始翘鼻子了。”

喜剧写完之后，共济会会员开始感到害怕了。1784年，有人在巴伐利亚发现了“光照派”秘密社团，他们想用自然神论取代基督教，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光照派”并非共济会，虽然从后者那儿借用了某些仪式。但叶卡捷琳娜和所有不加入秘密社团的人一样，对共济会、“马丁主义者”、玫瑰十字会、“光照派”完全不加区分。作为伏尔泰的弟子，她既理解不了，也不愿去理解共济会的神秘主义，她觉得那是在侮辱哲学和常识。

女皇从“通过笑”来进行批评过渡到了镇压。在有关叶卡捷琳娜的大部头传记中，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并不认同俄国和苏联历史学家的传统观点，对后者而言，反动派女皇从诺维科夫刚当出版商和政论家那时候起就已经在迫害他了，时间是1769年。这位英国历史学家认为，诺维科夫和当局最初的冲突和其共济会或改革的行为没关系，而是随便对待著作权的态度。1784年，他被指控出版了两本教学用书，另一个出版商拥有该书的版权。伊莎贝尔·德·马达里亚加有理由说叶卡捷琳娜所梦想的规则化国家还在形成之中。尼古拉·诺维科夫想要靠出版教学用书和宗教书籍来挣钱，可后者被至圣治理会议垄断了。但叶卡捷琳娜对诺维科夫的行为早已不满，所以一有机会就逮住了他。

不满的理由也确实不少。1787年，叶卡捷琳娜正在攻占的新俄罗斯得意扬扬地巡回考察，该国中部地区突然爆发饥荒。诺维科夫的共济会圈子于是就向私人募集资金，来帮助饥民。共济会会员的行为在女皇的眼里显得越来越可疑，她开始觉得这些人是想要革命。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警察后来发现共济会和皇位继承人保罗·彼得罗维奇之间有关联。逮捕诺维科夫之后，调查法官收到卷宗，负责查清两者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但还是缺乏证据。不过，他们还真找到了建筑师瓦西里·巴热诺夫的一封信，巴热诺夫应叶卡捷琳娜的要求，在莫斯科郊外建造了俄国版的凡尔赛宫（察里津公园），他预感到克里姆林宫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建筑师本人就是共济会会员，便给皇储寄去了诺维科夫出版的宗教书籍，照预审法官所说，他的目的是“建立联系”。

18世纪80年代末，敌视叶卡捷琳娜的人都戴上了共济会的面具。和土耳其的第二次战争伊始，普鲁士和瑞典就去了敌手的阵营，而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和共济会有关系，俄国的共济会和他们的普鲁士即瑞典“兄弟”都有通信往来。在俄国，共济会会员像是一股反对力量，女皇无法掌控之。诺维科夫及其共谋者遭到指控，说他们“组织秘密大会”，私下通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柏林宫廷对我们这儿虎视眈眈之时”，还秘密图谋为教派招募大公，还有其他无数罪行。我们知道，尼古拉·诺维科夫被判了死刑，但叶卡捷琳娜在1792年8月1日的敕令中开了恩，让他在什利谢利堡要塞坐十五年的牢。至于他的同党，如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亲王、退役旅长伊万·洛普欣和伊万·屠格涅夫，都被流放至各自的村子，远离都城。

叶卡捷琳娜的秘书在私人笔记中记录了两名农夫之间的对话，一个是特鲁别茨柯伊亲王的农奴，一个是属于皇家的农民，对话是这样的：“他们为什么要流放你们家老爷？”第二个问。“据说他想要再找一个上帝。”特鲁别茨柯伊的农奴回道。“那他确实是犯了罪，”对话者下了结论，“有比俄国的上帝更好的上帝吗？”

女皇特别在意的计划有好多，从中可以看出她并不想把皇位传给合法继承人保罗大公，而是后者的长子亚历山大，也是叶卡捷琳娜最喜欢的孙子。因此，她着手重新定义了继位法。1792年8月，女皇对自己的心腹格林说，时年十五岁的亚历山大要和时年十三岁的巴登公主路易斯—玛丽—奥古斯塔成婚：“我的亚历山大结婚后，我会举办盛典，极其隆重地为他加冕。”

帝国的性质改变了：“第三罗马”的神学观成了政治观，甚至是地缘政治观。瓜分波兰时期俄国从波兰手中获取省份，标志着在俄国的领导下将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的计划迈出了第一步。瓦西里·彼得洛夫在一首名为《夺取华沙。1795年3月20日》的颂歌中，称叶卡捷琳娜是“伟大的凯旋者”，即便怒火中烧，也仍然是“最最温柔的母亲”，被派来“看护世界，使之永远保持完整”。

诗人歌颂苏沃洛夫夺取华沙的战功。将军言简意赅，向女皇发去了一条简洁的信息宣告胜利：“乌拉！华沙是我们的了！”而他收到了更为简洁的祝贺信息：“乌拉，元帅！”土耳其战争的这位无上荣耀的英雄因夺取波兰首都而获得了俄军最高的荣誉。列夫·恩格尔哈特上校参与攻打布拉格和华沙郊区的战役，他在晚年说：“可以想象得出战斗有多恐怖，战斗一旦结束，你就不得不见证这一切。打到维斯图拉河畔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能看到各个军阶的死者，河岸上都是一堆堆死者和伤者的残肢断骸：士兵，城里的居民，犹太人，僧侣，女人，孩子。见到此情此景，内心感到寒冷，哪怕看一眼，都会感受到莫大的羞耻。”1943年，苏联历史学家叶·塔尔列认为必须夺取布拉格，要打出“苏沃洛夫那样的胜利，那是最为艰难，也是最为辉煌的历史事件”。

波兰爆发了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领导的起义，却遭到残酷镇压，王国剩余的部分最终遭到瓜分，胜利者由此得到了数不胜数的补偿。叶卡捷琳娜为了突出这起事件的重要性，向军功卓著的人共分发了十二万农奴。得到最多的是普拉东·祖博夫，一万三千名，元帅苏沃洛夫和鲁缅采夫每人得到七千名，其他人更少。

边界向西扩张，就得在欧亚空间获取邻国的土地。我们知道，“希腊计划”的始作俑者就是格里高利·波将金，看得更远、坚持不懈的瓦西里·彼得洛夫在歌颂波将金的颂歌中赞颂了女皇“母亲般的情感”：“摩尔达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希腊人，还有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都是世界各地同一片天空下的人，万民皆将叶卡捷琳娜视为母亲，都得到了她的恩赐。”

照诗人的说法，在将“叶卡捷琳娜视为母亲”的各族名单中，“印度人”受到了特别关注。1795年，普拉东·祖博夫呈递了一份文件，名为“政策评论概览”，历史学家们认为那就是“印度计划”。“评论”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性的，重画了世界地图，通往瑞典、普鲁士、奥地利、丹麦和土耳其的通路消失不见了。俄罗斯帝国在那儿有六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阿斯特拉罕、维也纳、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都城各有宫廷。但只有一个帝国最高管理机构。“评论”的第二部分是军事性的，预测两万大军会向波斯远征，由普拉东最年幼的弟弟瓦列里安·祖博夫指挥。之后，俄军将会占领阿纳托利亚，截断君士坦丁堡和亚洲的通路。这时，苏沃洛夫越过巴尔干地区，在伊斯坦布尔城门前和祖博夫的军队会合，叶卡捷琳娜将亲自率领舰队在那儿与之会合。

普拉东·祖博夫想要获得至少同波将金等量齐观的军功，由他发起的这个“印度计划”经常被视为异想天开。我们很难想象叶卡捷琳娜最后的这个宠臣既无丝毫的军事观念，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才能，却能写出“评论”。我们觉得那是外交官、政治家的作品。从叶卡捷琳娜时代那些诗人的梦想来看，“印度计划”根本就不存在。他阐发的其实是“希腊计划”。1782年，杰尔查文在他最著名的颂歌、献给女皇的《费丽察》中写道：“何处能看到你那闪闪发光的皇位？巴格达，士麦那，喀什米尔？”一个世纪之后，后来想成为政治思想家的杰出的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又拾起了普拉东·祖博夫和杰尔查文的梦想：“……七个内海和七条大河……从尼罗河到涅瓦河，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伏尔加河到幼发拉底河，从恒河到多瑙河……这就是俄罗斯王国……”

诗人的奇思异想催生出了政治计划，而后者又催生出了政客们的梦想。赫拉波维茨基指出，1792年4月，叶卡捷琳娜亲自改定遗嘱，详细说明落葬何处，身着何服（头戴金冠）。她最后写道：我的计划是将希腊帝国的皇位交给君士坦丁堡。1796年4月，伯爵瓦列里安·祖博夫将军收到命令，“亲率大军，跨越波斯边境”，借口是已经下台的穆尔塔扎·库利汗请求他们这么做的。穆尔塔扎来到彼得堡，恳求女皇出兵援助，攻打篡夺汗位的阿迦·穆罕默德。女皇认为，若不采取军事措施，“就不可能让波斯从掠夺者的手中挣脱出来，让局势恢复平静，也无法开展贸易，使住在那儿的臣民免受羞辱……”但还有另一个动机：必须捍卫受俄国保护的格鲁吉亚沙皇国。叶卡捷琳娜向祖博夫军中的总参谋长本尼格森将军透露了真正的理由：想要在里海南部沿岸地带建立商业基地，“目的是将部分面向伦敦的印度贸易转至彼得堡”。

“希腊计划”仍然萦绕在20世纪俄国外交官的心头。我们知道，若想实现这项计划，第一阶段就要把克里米亚和库班地区交到俄国手上，着手对新俄罗斯集中进行殖民。叶卡捷琳娜之死中断了祖博夫将军的波斯战事。俄军开始回国，但仍抓紧时间将巴库和杰尔宾特并入帝国，这两个重要的基地可以用来深入高加索地区以远的地方。

15 马耳他骑士团团长

令人景仰的王子，铁面无情的专制君主。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俄国居民认为这位君主好似危险的流星，分分秒秒地计算着，不耐烦地等待着最后一颗流星远逝。

——尼古拉·卡拉姆津

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死于1796年11月6日，享年六十六岁半。由于没找到任何剥夺合法继承人保罗大公皇位的正式指示，所以11月7日就拟定了声明，宣称女皇驾崩，皇帝保罗一世登基。一个月前，新皇帝庆祝了他的四十二岁生日。

保罗一世的出身并不确定。不过，有一点似乎大家都是接受的：皇帝彼得三世不可能是他的父亲。叶卡捷琳娜在回忆录中说，女皇伊丽莎白对彼得还没有后嗣感到很生气，便不客气地向女大公说：“……我建议您在谢尔盖·萨尔蒂科夫和列夫·纳雷什金当中选。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您已经选了后者。对此，我要大声说：不行，当然不行。于是，她对我说：好吧，如果不行，另一个肯定没问题。”叶卡捷琳娜想必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是谁。可是，怀疑仍然存在。一开始，保罗既不像萨尔蒂科夫，也不像纳雷什金，两人都是美男子；而他是个塌鼻子，塌到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倒可以说和彼得三世挺相配，是他的继承人。当时的人觉得是萨尔蒂科夫的叔叔，后者也是个塌鼻子，但这说法并没什么说服力。有人说保罗一世一登上皇位，便把母亲的情人叫过来，问他：“你是我父亲吗？”萨尔蒂科夫回答得颇为局促：“你母亲身边的人实在太多……”还有传言说叶卡捷琳娜的头生子出生即夭折，结果用一个芬兰人替换了这个孩子。这倒是可以解释未来皇帝的长相。

不过，保罗坚信自己就是彼得三世的儿子，很难接受自己七岁的时候皇帝骤然被杀一事。孩子一出生，伊丽莎白就把他带在身边，让保罗和自己的母亲分了开来，而孩子的母亲既不关心孩子，也不爱他。如果保罗一世不存在的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会把他给编造出来。

1760年，保罗还不到六岁的时候，女皇给他安排了一名Oberhofmeister，也就是首席教师。我们知道，从1763年起，尼基塔·帕宁就开始负责俄国外交事务，达近二十年之久。1773年，叶卡捷琳娜不再让帕宁伯爵担任皇储的教师，“不让他对自己的学生施加政治影响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尼基塔·帕宁为大公设计了大量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数学、俄语、德语、法语，还有一点拉丁语。当过保罗教师的还有那个时代最开明的人谢苗·波罗申，他给自己学生的童年时代写过很有名的回忆录，其他当过皇子老师的还有物理学家弗朗茨·埃皮努斯院士，修道院院长、后成为都主教的普拉东。保罗读了很多书：有俄国诗歌，如苏马罗科夫、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还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如拉辛、高乃依、莫里哀、伏尔泰、塞万提斯；后者的作品是1769年第一次翻译成俄语的，保罗显然读的是法语版的《堂吉诃德》。

保罗一世的同时代传记作者是这么概括波罗申的观察的：“保罗十一岁了，但他的生活习惯和思想很明显都受到了规划……他今后生活中出现的状况此时已显露端倪；后来，这样的状况就愈来愈明显。他虚荣心特别强。而且易受影响。会莫名发怒。怨气却又很快熄灭。生性多疑。信任告密者。会歇斯底里。头脑敏锐，却无法专注。做事匆匆忙忙。无法和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想要有讲知心话的人、信得过的人。酷爱战争游戏……对自己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使命很清楚。渴求关注和爱……渴望成为马耳他骑士团的一员。对秘密行事的共济会很感兴趣。梦想和曾祖父彼得一世一比高下。”

1772年9月，叶卡捷琳娜决定给时年十八岁的皇储娶妻。德国各公国有取之不尽的未婚妻资源：达姆施塔特有三个公主，符腾堡三个，科堡三个，巴登两个，等等。女皇给保罗选了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威廉明妮，后者改宗东正教之后，就改名为娜塔莉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保罗很爱自己的妻子，但1776年妻子去世了。之后，他得知女大公和她最要好的朋友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欺骗了他。叶卡捷琳娜将仰慕他妻子的那些情人的信拿给儿子看。她这么做是想安慰他，减轻他的痛苦。当时没有举办任何丧事，保罗也没参加葬礼。五个月后，女皇又给皇储挑了新妻子，符腾堡的索菲·多萝西娅公主，后改名为玛利亚·费奥多萝芙娜。

现在就等着登上皇位了。保罗和妻子以谢韦尔内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名义游历了欧洲：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在巴黎的时候，他受到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接见。皇储所到之处，都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虽然有人发现他时常心怀忧郁。保罗在维也纳停留的时候，莫扎特也正好在那儿，莫扎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讲了一则轶事：“为了欢迎一位外国贵客，他们想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但扮演该角色的演员却说当着俄国哈姆雷特的面演这出戏不太合适。约瑟夫二世为此还给了演员五十杜卡特。”

保罗专程来柏林认识符腾堡公主，和保罗在柏林见面的腓特烈二世写下了自己对叶卡捷琳娜儿子的看法：“他看上去很高傲，自命不凡，性格粗暴，这样就让那些了解俄国的人担心他在位时间会不长久，毕竟他治下的人民都很难对付，也很狂暴，几位女皇都太温和，所以这些人都被政府宠坏了，他的命运很有可能会和他那个倒霉的父亲一样。”我们无法否认普鲁士国王是有一定洞察力的。

保罗在自己的庄园（石岛、巴甫洛夫斯科耶、加特契纳）内创建了宫廷，设立了一支小分队，由护卫他的士兵与军官组成。颇受保罗信任的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在写给俄国驻伦敦的使节谢苗·沃龙佐夫的信中写道：“大公在巴甫洛夫斯科耶，情绪一直都不好，满脑子的幻想，围着他的那些人里，哪怕最实诚的，都应该不加判决直接车轮刑处死。”

皇储那支小分队里的有些人“难以回避”，其中一个是个炮兵中尉，二十三岁，叫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阿拉克切耶夫来加特契纳学习操作火炮，保罗很喜欢他，所以就一直让他留在了卫戍地。同时代有个人写道：“他行事相当严格，近乎暴虐……阿拉克切耶夫从外表上看，令人想起猴子穿了身军服……他双眼深陷，呈灰色，从整体的面相上来看，既有智慧，也不缺戾气。”阿拉克切耶夫的许多行动都发生在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他在俄国历史上青史留名，是所谓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时期。他是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宠臣，一提他的名字，就会让人唾弃，就连喜欢指出苏联语言学家错误的斯大林都用已在该科学领域内站稳脚跟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这个词来对他们解释错在哪儿。

阿拉克切耶夫在保罗的小朝廷里组织了一个普鲁士风格的体系。1784年，波将金亲王给俄军换上了更为舒适的新军装：以后，士兵就得剃光头，用短外套替换了长摆军服。此时，保罗的小分队穿的则是普鲁士军装。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惹恼波将金。保罗以父亲彼得三世为榜样，对普鲁士也充满爱戴。就在俄国准备和这个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保罗给腓特烈—威廉二世写了封信，他写道：“这套体系让我和普鲁士国王紧密联系了起来，我对该体系的喜爱不会改变……不管您的目的是什么，我都会真心诚意支持您。”

皇储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共济会特别感兴趣，他的那些个宠臣，如他在欧洲游历之时陪在他身边的亚历山大·库拉金亲王和谢尔盖·普列奇切耶夫，都是共济会会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保罗也加入了共济会，成为会中“兄弟”，但从无数证词中可以看出他在共济会会员当中很受欢迎。

保罗十二岁的时候，谢苗·波洛欣让他阅读《马耳他骑士团历史》一书。从此以后，皇储便对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产生了兴趣，而且直至其死亡，这一兴趣都未曾减弱。

不过，皇储并不是只对宏伟的思想感兴趣。1788年，保罗三十四岁，准备攻打土耳其人，并制订一项与国家构造有关的计划。这项计划最后形成了一份宣言，清晰地体现出了开明专制主义的精髓：“全社会的目标就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福祉。如果每个人的意志无法通往共同的目标，那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该计划断言，“没有比专制政体更优越的典范了”，因为“专制政体将法律力量和灵活应变的个体权力调和了起来”。在俄国皇储看来，普鲁士的国家体制就是和谐的典范。登基之前，保罗就公开反对扩张俄国边界，认为必须先在俄国已有的领土上确立秩序。他尤其反对瓜分波兰。

保罗的老师之一弗朗茨·埃皮努斯是德语学者、磁力和电力专家，他曾这样说自己的学生：“他头脑聪明，但这头脑只靠一根线维系着，其机制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如果这根线即将断裂，机器就会超速运行，而智慧和常识也会消失不见。”埃皮努斯于1798年离开了彼得堡。他还来得及看到自己昔日的学生登上皇位，认为自己在皇帝童年时期所作的观察完全正确。

1796年11月6日至7日晚，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驾崩，近卫团宣誓效忠皇帝保罗一世，这么多年来，他是头一个合法登基的君主。新皇帝立刻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活动起来。一个亲历者发现，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睿智的变化、公正的惩罚、分明的赏罚。11月7日，尼古拉·诺维科夫被从什利谢利堡要塞内放了出来，流放在外的“马丁派分子”也都获准返回都城。11月9日，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和其他参与1794年反俄起义的波兰人也都相继获释。保罗前往拜访了伊格纳修·波托茨基亲王，并对他说：“我向来反对瓜分波兰，这个做法让人羞耻，也不具有政治性。但事已至此。难以想象奥地利和普鲁士会同意重建波兰。我不会让出我的那部分，让他们变强，而我自己变弱。我也不想和他们开战。我们的国家打仗打得太多了，得让它喘口气了。所以，您还是听天由命，平静生活下去吧。”而且为了让良心过得去，保罗拨给柯斯丘什科和波托茨基每人一千个农奴。柯斯丘什科回答说，他要的是叮当响的现金，于是保罗就给了他一张汇票，让他去英国的银行取款：一千个农奴等值于六万卢布。11月23日，皇帝签署敕令，释放了拉季舍夫，取消了他在伊利姆斯克服苦役的刑罚。

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一切都很清晰：新皇帝最初的作为主要就是想修正母亲的所作所为。当然，并不仅限于释放被叶卡捷琳娜关起来的囚犯。彼得三世还没来得及加冕就被人杀害了。保罗下令挖出父亲的尸体（只找到他的帽子、手套、高筒靴），将皇冠戴在他的头颅上。彼得三世的棺椁在冬宫内叶卡捷琳娜的棺柩边放了几天时间。他颁布敕令，命令给父皇穿上俄式服装：禁穿法式服装。全军都穿普鲁士军服。1769年，加特契纳小分队计有28名军官和2399名士兵，如今则成了近卫团。阿拉克切耶夫被任命为彼得堡司令，并升任至将军。他的使命就是确立新的秩序。

在从1796年11月7日至1801年3月11日的这1586天当中，皇帝保罗共颁布了2179份声明、敕令、命令以及其他法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数字是其两倍，但那是在三十四年的时间里。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在研究保罗一世的行为与决策的共同点时，认为保罗是“第一个反贵族的沙皇”，认为他所推崇的“秩序、纪律、平等”以及对抗不同阶层的特权，乃是他的主要使命。

照保罗的说法，平等是奴隶的平等。在他的帝国中，所有社会阶层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享有丝毫特权。在那些俄国历史最有名的宣言中，我们可以找到保罗一世向瑞典密使所说的话：“俄国唯一了不起的人就是我和他讲话的那个人，而我现在就在和那个人讲话。”

保罗确实在严格限制贵族的特权。对受到叶卡捷琳娜法律豁免的贵族，他特别制定了体罚。他还对贵族的自我管理进行了限制。同样，他还阻止强化农奴制，甚至还做了一些事来弱化这个制度，而这对贵族阶层而言又是一个打击。徭役仅限于三天期限。禁止以拍卖的方式将仆人和农民（像物品一样被）卖掉。从此以后，农民要向皇帝宣誓，这可是闻所未闻。可另一方面，保罗在登上皇位的时候，却向宠臣分发了十万个农奴。

保罗戴上皇冠的时候，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纠正母亲犯下的种种错误。帝国一如往常需要改革。1765年5月，后来的亚历山大一世（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喜爱的孙子）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我们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一团糟；到处劫掠；领地维护得一个比一个差；不管什么地方都看不到秩序，而帝国的目的却是扩张边界。”亚历山大没想到管理起来这么困难，也很清楚祖母有意撇开他的父亲，要将皇位传给他，但他仍然对朋友说了自己的意图，说他想“和这片穷山恶水一刀两断……”要和自己的妻子住在“莱茵河畔”，幸福地生活在朋友们的陪伴之中，研究大自然。

保罗一世并不害怕困难。他先是着手改善帝国的各种事务。只要发现有人在滥用权力，他就会毫不留情。为了知晓一切，他命人在宫中凿出一个特制的窗口，每个人都能以皇帝之名在此投递请愿书。农民也可以投诉领主。每天清晨七点，君主就会拿起那些小条子，开始读。用一位回忆录作者的话来说，恐惧将对人类的爱注入了官员的心中。而且，皇帝还亲自确立预算，下令在宫前烧毁相当于5316655卢布的银行汇票，以此来提升外汇的流动性。

对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来说，保罗的行为不具政治性，更具病理性。或是因为情感，或是出于理性的驱使，或是一刻都不曾消停的恐惧，保罗一世以闪电般的速度改定种种决策；他发布自相矛盾的命令，头脑一旦不冷静，就会勃然大怒。1901年出版了整整一大卷逸事录，可以让我们对保罗一世时代的氛围有所了解，在他的统治之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尤里·季尼亚诺夫在他一本名为《吉哲中尉》的故事集中讲了两则逸事，这些故事很有可能都是建立于真实事件之上的。第一则逸事讲述的是一名神职人员抄写错了一个名字，结果拼写错误的名字反倒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受到皇帝的注意之后，这个名字便开始飞黄腾达。当保罗要见一见这位他刚任命为将军的军官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吉哲将军已经去世了。皇帝便说了这段悲伤的话：我失去了最优秀的军官。第二则逸事讲的是一名军官错误地出现在了亡者名单上。当“死者”要求重新列入军队的在编人员名录时，皇帝便写了如下的一道决议：“前中尉希尼乌哈耶夫因死亡而请求划出在编人员之列，现出于同样理由将此请求拒绝。”

皇帝保罗一世能够做任何事情：让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活下去，或者将一个活人看作死人。保罗就是个暴君。俄国的专制君主始终享有巨大的权力。但后者一直都受到法律、习俗等种种力量的约束，而专制君主依靠的就是这些东西。但保罗一世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当代一位历史学家在叶卡捷琳娜的儿子身上寻找“理性的种子”时，说保罗一世“所要的就是一个守成的乌托邦”；一个世纪之后，他仍然想要使用彼得一世的方式方法。保罗的同时代人尼古拉·卡拉姆津认为皇帝“想要成为伊凡四世”。19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则认为保罗一世的时代“充满了恐怖”。作为君主原则的吹鼓手，卡拉姆津谴责保罗损害了专制政体这一概念：“他的所作所为让人对滥用专制政体的人深恶痛绝。”将这位俄国皇帝和雅各宾派相比来看的话，后者由于对专制政体使用不当，从而玷污了共和政体的原则。

保罗一世的“滥用”和伊凡雷帝的残暴无法相提并论。彼得三世的儿子反复无常，只会影响到宫廷老爷和近卫军官这样一些小圈子。很少会延及普通士兵。贵族阶层越来越无法忍受皇帝的雷霆怒火，毕竟他们早已习惯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女皇肯定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保罗一旦想模仿她，就会激起很大的不满。我们知道，叶卡捷琳娜想要剥夺儿子的继承权，改由自己的孙子继位。很显然，如果她不死，就会执行这样的计划，而且不会遇到任何阻力。保罗登基之后没多久，就发布了特定的敕令，确立了继位顺序，这种做法在俄国可是闻所未闻：有点类似于同皇储及其配偶签订了一份协定。但皇帝也是刚刚才注意到这样的计划：“同意。保罗。”他设想的是将皇位传给年轻的符腾堡的欧根王子，后者是女沙皇玛利亚·费奥多萝芙娜的外甥。

保罗最不受人待见的行为引起了民众对贵族圈的愤怒，其中就有引入普鲁士军装和大量普鲁士习俗，以及使用天主教会的祈祷手势这样一些做法。

教宗禁止耶稣会之后，耶稣会士就在普鲁士的波兰和俄国的波兰找到了避难所，叶卡捷琳娜曾在那儿接待过他们。保罗作为专制君主，自认为处于宗教评议会和各个主教之上，并将教会领袖这样的称号据为己有，加冕时自己给自己领圣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马耳他骑士团遭法国驱逐，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便和骑士团建立起了联系。而保罗走得更远：1798年他戴上皇冠之后，重新启用了骑士团导师的标志，丝毫不担心这样一个事实，即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是奉教宗为教会领袖的。保罗受骑士精神所驱策，来对抗法国大革命，所以他自然是支持雅各宾派与之宣战的天主教徒。皇帝同意在彼得堡设立天主教教区。耶稣会士获准在维尔纽斯开设神学院。加布里埃尔·格鲁伯(1740—1805)带着其他几名耶稣会士来到俄国的时候，叶卡捷琳娜给他们提供了庇护。保罗在位时期，他就住在彼得堡，成为皇帝的心腹：只有格鲁伯神父一人可以不用通报即可面见皇帝。1801年3月11日上午，他向君主提出了教会统一这一最新版的老调重弹的计划，保罗也肯定会批准。但皇帝由于有其他的事需要操心，故而推迟了和这位耶稣会士的见面。次日晚，保罗一世就被刺杀了。

保罗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对天主教的迷恋仍然活跃于宫中。但暴君、“反贵族沙皇”所反对、所拒绝的东西，年轻的自由派君主却可以做到。

16 新边界

俄国，以其所处的位置，取之不竭的力量，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强国。

——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致保罗一世

叶卡捷琳娜二世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了一个几乎大一统的俄国，其中包括了俄国长久以来声称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收复了历史上的疆域。而且，从“希腊计划”和“印度计划”都可以看出俄国并不决意止步于此。

因此，保罗一世仍然需要证明随着国际局势所致的变化，俄国还拥有新的可能性。1992年，俄罗斯一位历史学家写道：“18世纪的成功导致俄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了新的边界。俄罗斯帝国拥有了新的视野，让它可以在中欧强化自己的影响力，巩固近东地区，并且继续向亚洲扩张。”这位历史学家观察到，俄国属于那类想要夺取欧洲霸权的国家。

1800年10月1日，俄国外交事务负责人罗斯托普钦伯爵向保罗一世提交了一份阐明新政策的计划书。开篇就是这样的断言：“俄国，以其所处的位置，取之不竭的力量，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强国。”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描绘了一幅欧洲的局势图：“普鲁士会疼爱我们”，也就是说普鲁士会奉承俄国，希望得到后者的支持，“奥地利会匍匐于我们脚下”（刚在马伦哥败于拿破仑），“英国也需要和平”。罗斯托普钦伯爵随后又作了这样的评定：“波拿巴采用一切手段想要寻求我们的恩惠。”保罗在这句话的边上写道：“他能得到。”

俄国外交事务负责人以这幅草图为基础，建议“和法国、普鲁士、奥地利结盟，确立武装中立政策，来对抗英国，瓜分土耳其，为俄国夺取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把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瓦拉几亚让给奥地利，形成一个受盟军庇护的希腊共和国，但随后的目的还是要将希腊人置于俄国的掌控之下”。皇帝又在边上批注道：“也可以用计夺取。”罗斯托普钦伯爵大度地给出了结论，他说对于普鲁士，可以让它得到汉诺威、明斯特、帕德博恩，而法国可以得到埃及。保罗一世给出了积极的回馈：“我批准你的计划，希望你将之付诸实施。上帝会同意我们这么做的。”

保罗还可以活六个月，他所同意的外交计划得由他的子孙来完成了。一方面，罗斯托普钦的计划遵循的是叶卡捷琳娜划定的线路；另一方面，他又确定了新的任务、新的边界。为了摆脱“自然边界”，扩张就需要理由，需要合理化的证明。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俄国找到了……新的种族—宗教使命，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踏上了征途……”

这个意料之外的发现是在和奥斯曼帝国战争期间获得的。被土耳其人臣服的斯拉夫人大多都是东正教徒，所以需要将他们解放出来。俄国负责这项任务。确实，俄国人很清楚什么是自由，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自由也都付诸阙如。彼得时代的诗人卡里昂·伊斯托明说：“美洲渴求贪婪的自由……那儿愚行遍布，恶行充斥。”半个世纪之后，1769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了一封信给“捍卫祖国和自由的科西嘉勇士，尤其是帕奥利将军”。俄国女皇写道：“先生们！反抗压迫，捍卫和拯救祖国，反击恶意入侵，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你们很久以来就已如此教导欧洲。”发给科西嘉人的这个信息出自叶卡捷琳娜本人之手，她的签名是：“你们忠诚的朋友，北极居民。”

如有需要，获得军队支持的俄国外交官在18世纪下半叶捍卫了波兰东正教徒的权利、瑞典封建领主的自由，瑞典国王想要限制他们的权利。奥斯曼帝国的衰弱让俄国外交界开始思考如何使斯拉夫东正教徒获得民族解放。尽管在瓜分波兰的时候，有一部分斯拉夫人重新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但这并不重要。罗斯托普钦的这个计划也做出了预测，认为斯拉夫人的土地——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会被让给奥地利。解放斯拉夫人成为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其主要使命之一。这样的政策定向可以追溯到16世纪尤里·克里加尼齐的那个计划。

不过，还存在第二个使命，全新的使命：法国革命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灵魂深处感受到迷茫和愤怒，她时常谈及要与之战斗，但说归说，最多也就是向法国保王党移民敞开俄国边界，呼吁欧洲各君主国与共和国进行战斗。保罗一世则派遣军队和法国革命者战斗，出色地实施了这项任务，可以认为他是出于意识形态才这么做的。

这两项任务，两个目标，也就是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种族—宗教”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即反革命和反共和）的目标，让俄国外交界拥有了大量可操作的空间，并在各种形势下按需选择盟友。

保罗一世反复无常、性格暴虐，让彼得堡的贵族阶层又怕又恨，这样也就为恐怖滑稽的奇闻逸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这并非牵掣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历史学家们从中发现，皇帝只要稍微移动，政策就会突然转向，但每个转向也都有其逻辑，受帝国目标的规定。

格奥尔格·维尔纳茨基认为保罗一世的外交政策是“俄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位赞成俄国同穆斯林国家结盟的欧亚主义历史学家高度赞扬了“俄国在地中海东方部分发挥影响力，通过架桥通路，而不是战争来对付土耳其，与土耳其越走越近”。苏联历史学家叶甫根尼·塔尔列则对保罗的外交政策没有好话：一方面，皇帝赞成扩大俄国的边界，从后世来看，这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保罗是“捍卫君主制原则的骑士”，他确立了“欧洲的宪兵传统”，这个传统后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的沙俄时期仍将发挥很长时间的作用。不过，这位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个很聪明的解决办法：对保罗一世迷恋君主制原则进行谴责，赞扬苏沃洛夫元帅和乌沙科夫海军司令的英雄主义和军事技能，这两个人率领俄国人中“勇猛无畏”的佼佼者，在陆路和海路都打败了法国人。

叶卡捷琳娜时期，俄国和土耳其打了两场艰难而漫长的战争。俄国人以前曾经打败过土耳其人。因此，1798年夏，保罗提议和奥斯曼帝国结盟就让人觉得根本摸不着头脑。这样做的目的是“共同对付法国的邪恶意图”。第一次想和土耳其走近是在法国夺取马耳他时出现的（俄国皇帝喜欢这座岛）。马耳他骑士团就移到了俄国。8月30日，保罗宣布自己就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导师，也是该岛的庇护者。俄国和土耳其就这样加入了由英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王国构成的联盟之中。

由于对拿破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一事（1798年7月底）感到害怕，苏丹塞利姆三世及其大臣只能同意俄国舰队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封堵通路，不让其他国家的舰队驶入。由乌沙科夫海军司令率领的俄土舰队驶入了亚得里亚海。法国人被赶出了伊奥尼亚群岛，在群岛上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受土耳其官方保护，但实际是受俄国控制。1799年，黑山请求成为俄国的属国。格奥尔格·维尔纳茨基对此做了总结：“保罗的政策使俄国在亚得里亚海上确立了一个基地；从此以后，就能真真切切地掌控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处境了。”这位欧亚主义历史学家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奥斯曼帝国结盟使俄国再也无法将斯拉夫人从土耳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海路上的胜仗尽管打得很漂亮，其程度却远远不如苏沃洛夫元帅的胜利。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请求保罗派兵援助，攻打已夺取北意大利的法国人，并坚持要求撤退的时候由苏沃洛夫只会俄军。1799年4月，俄国开始向意大利胜利大进军：10日，他们攻占了布雷西亚要塞；16日，进入米兰；5月27日，打到都灵。8月19日，苏沃洛夫攻占特雷比亚，随后又打赢了诺维战役。9月30日，俄军进入罗马。人群热烈欢迎了胜利者的军队：“元帅万岁！莫斯科人万岁！”罗马人喊得声嘶力竭，拼命拍着手。至少，指挥小分队的巴拉金中尉在向海军司令乌沙科夫呈交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进入罗马的场景的。

北意大利摆脱了法国人，但俄军的胜利开始让奥地利和英国很不自在。奥地利将军和苏沃洛夫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睦。俄军派了一个军前往瑞士。该部队虽说名气很大，成功穿越了阿尔卑斯山，但他们其实是被盟军抛弃的，差点被打败。皇帝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升任至大元帅的行列。但这位军队统帅并没觉得满意，他写道：“我打败了法国人，但未将之消灭，而这都是奥地利人背信弃义所致。巴黎就是我的靶子。”

进入巴黎的战斗以后是会打响，但要到俄国的下一任皇帝在位期间。保罗一世一如既往，又骤然改变了战线。一方面，俄军在意大利和地中海打了胜仗，令盟军倍感不安，这让他心中愤恨；另一方面，法国发生的事也刺激了他。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发生政变，波拿巴被任命为第一执政，对保罗来说，这也就意味着革命结束了。皇帝对此表达了极大的赞许：“法国发生了变化，必须耐心等待它出现转机，而不要耗尽……我对第一执政及其军事才能表达敬意……他雷厉风行，我们可以和他打交道。”谁又能想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就援引了保罗一世的这句话，说我们能“和他打交道”。但这无疑只是个巧合罢了。

现在和法国开始接近起来。对保罗来说，头号敌人是英国。1800年3月，英国驻彼得堡的使节韦兹沃德勋爵给伦敦写信：“……我们必须对接下来发生的事做好准备。但有一个事实……皇帝已经完全失去了头脑……自从登基以来，他就变得越来越疯癫……皇帝的所作所为既无规章，亦无明确的原则可言。他的所有行为要么是反复无常所致，要么就是胡思乱想……”韦兹沃德勋爵的这封急件被中途截获，于是就命令这位英国使节离开彼得堡。

英国人从法国人手中夺取马耳他一事使保罗和波拿巴日益亲近起来。同时，皇帝的反英情绪也日益明确。10月，英国商船在俄国港口遭劫，船长和水手（1043人）悉数遭到逮捕，十人一组被关入各省和各区的城市里。12月底，保罗收到法国第一执政寄来的信件，建议与之结盟。1801年1月2日，保罗立刻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为了表明自己新出现的亲法情绪真诚无误，皇帝将所有移民都逐出了俄国，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路易十八。

保罗一世开始加速筹备和英国的战争，于是命令顿河军的阿塔曼“前去占领印度”。1801年2月27日，哥萨克便出发去打仗了。据说他们将英国打得措手不及。如想打败英国舰队，就必须让俄国、瑞典、丹麦和普鲁士的舰队联合行动，这些国家均已缔结盟约，共同对抗“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

但此时，保罗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17 弑君

俄国政府被人掐了脖子，故其专制有所缓和。

——斯戴尔夫人

俄国的18世纪结束于1801年3月11日保罗一世被刺杀之时。当天，19世纪以合法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登基这一天正式开始。王朝并没发生危机，已故君主签署的继位法完美运行。

斯戴尔夫人在解释俄国的政府体制的时候用了一个将会进入历史的说法，她看得很准。保罗“反贵族”政策引发的不满日益增长。尼古拉·卡拉姆津注意到一个“对观察者来说颇为有趣的特点”：在“恐怖统治时期，俄国居民……讲话都很大胆！……各首府洋溢着真诚的兄弟情谊：共同的不幸拉近了彼此的心灵，面对滥用权力时的绝望之情堵塞了个体谨慎的声音。”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几乎是逐字逐句引用了卡拉姆津的观察：“1797年，我在离开彼得堡之前，宫廷内的年轻人批评和讥讽保罗的种种行为、写讽刺诗嘲讽他的做法已蔚为风气，通常来说，他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喊得很凶。大家都会把国家机密说给任何一个人听，甚至都会说给女人和附庸风雅的年轻人听，可是没人会不情不愿地透露哪怕一个字，没人会去泄密。”

照卡拉姆津的说法，保罗让“各个首府”的整个社会阶层都开始起来反对他，照恰尔托雷斯基的说法，“宫廷内的年轻人”都在反保罗。继承人亚历山大“一半有意，一半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帕甫洛夫力量的核心人物……”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年轻朋友”的圈子中也包括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尼古拉·诺沃西尔采夫伯爵和保罗·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他们会讨论各种计划，目的是“赐予人民自由”，并确立宪章。

叶卡捷琳娜时期曾任秘书的内阁大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就写了一篇名为《俄罗斯帝国的需要》的笔记。1798至1799年末，这份笔记被秘密交到了亚历山大手里。里面写到了开明专制主义的原则，以及叶卡捷琳娜所珍视的规则化专制政体的原则，只可惜保罗将之摒弃了。从笔记里可以看到，“专制政体哪怕只有一个很小的缺陷，也会导致无数省份离心离德，国家受到削弱，人民遭受数不胜数的苦难。但专制君主如果具备身为君王所需的品质，那他就必须感受到无限的权力并不是给他，让他随心所欲进行统治的……由于已经提出了法律，那他就必须……第一个遵守法律，听命于法律”。

如果君主不“具备身为君王所需的品质”，也丝毫没有办法剥夺其权力。只有一个例外。格利高里（叶卡捷琳娜的情夫，切什梅的英雄）的弟弟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在和宫中权势熏天的娜塔莉娅·扎格里亚日斯卡娅谈话时，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人支持这样一个恶魔”。“那能怎么办？”扎格里亚日斯卡娅问。“总不能把他掐死吧？”“怎么不能，夫人？”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虽然明显感到害怕，但还是这么回答了。奥尔洛夫伯爵的震惊并不是装出来的：三十六年前，他就杀死了彼得三世。

奥尔洛夫和扎格里亚日斯卡娅之间的谈话就发生在保罗一世当政的第三年。让他下台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具体。副内阁大臣和外交政策的一名负责人尼基塔·帕宁伯爵秘密制订了一项摄政计划，理由是皇帝精神不健全。摄政这个角色又落到了继承人亚历山大大公身上。帕宁列举了两个现实发生的相似的例子：英国的乔治三世患病期间，政府事务许多次都是委托给德迦勒亲王处理的；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在位期间患病，从1784年起，就由后来的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摄政。

所有了解保罗的人都相信他是不会自行下台的。有一段时间，他们想争得元老院的同意，来实施帕宁的计划。冯·德·帕连伯爵回忆道：“大部分元老都是些蠢货，既没灵魂，又没灵感。”因此，只剩下一个法子。冯·德·帕连(1745—1826)为人果断，铁石心肠，他原本是库尔兰人，但在俄军长期服役，如今成了这场阴谋的组织者。

1801年的阴谋可以被视为类似于政变，参与者和亲历者对这场阴谋都已讲了很多。叶卡捷琳娜夺权是临时起意的政变，偶然成功。后来的女皇亲自参与，再加上彼得三世荒诞乖谬的行为，终于使整个行动获得了成功。亚历山大一世夺权则是由帕连精心策划和设想的。在这两个例子里，执行者都是近卫军。在这两个例子里，继位者都已准备妥当；不同之处在于，亚历山大同意了这件事，但并未亲自参与进攻皇宫。理论上，要推翻保罗会很难，因为他已在位四年时间，不像他父亲只有六个月，而且和近卫军官不同，近卫军士兵都忠于保罗。

帕连讲述了1801年3月7日他和保罗之间的一场对话，令人震惊。阴谋的主导者当时是彼得堡省长，秘密警察头子，他还取代了被皇帝迁怒的罗斯托普钦，负责外交事务和驿站管理。帕连来到皇帝面前，听到皇帝说：“1762年您也在这儿吗？”“没错，但我只是个目击者，没有参与政变。为什么您要问这个？”帕连问。于是，皇帝给出了这个答复：因为你想要重演1762年。

阴谋策划者的冷静异于常人，他说：“对的，陛下，我是想这么做。我知道这事，参与了阴谋……我手里掌握着一切。”

帕连说得头头是道，向皇帝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危险：“您父亲是个外国人；您是俄国人。他恨俄国人，公开表示自己蔑视这个地方，人民这才会反对他。而您正好相反，您爱俄国人，尊重他们，重视他们……他没加冕，您加冕了。他迫害神职人员，您尊敬他们。他让近卫团很生气；而近卫团对您绝对忠诚……”保罗信了。不过，他还是对彼得堡省长发出了警告：“那么，一切都还好，但不能打瞌睡。”

帕连有计划，有人执行（近卫军官），亚历山大也同意了，他向亚历山大保证保罗不会有事的：我们只是想让他下台。帕连握有权力，可以不让阿拉克切耶夫（皇帝心血来潮，把他派往外省，随后又被召回）返回彼得堡。现在就缺实施这项计划的人。

帕连找到了列昂季·本尼格森(1745—1826)本人。列昂季是汉诺威人，在出生过的王家军队里担任中尉，后来从1773年起，又在俄军服役，1794年担任少将，在瓦列里安·祖博夫率领的夺取波斯的军队中担任参谋长，他是个职业士兵，是个佣兵，会严格执行任务。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回忆起他：“本尼格森将军会给出最后一击：踏着尸体前进。”拿破仑之所以想起本尼格森将军另有原因：本尼格森伯爵在弗里德兰率领的俄军被法国人战败；不过，六个月前，俄军在本尼格森的率领下，在埃劳守住了阵地。

没有什么能证实拿破仑的这些话。本尼格森将军并没有“踏着（保罗一世的）尸体前进”。但3月11日至12日晚，确实是他引领谋反分子进入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之后又领着他们进入皇帝的寝殿的。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差不多有近四十种说法。不过，所有的说法都是根据参与者，甚至是第三者的叙述写下来的。有两个例外：军官康斯坦丁·波尔托拉茨基的记事本和本尼格森的回忆录。尽管如此，皇帝保罗是怎么遇害的仍然不确定；有好几个版本在各说各话。我们说的是最常见的版本，就是他是被掐死的；也有说尼古拉·祖博夫（他和其弟，也就是叶卡捷琳娜的最后一个宠臣普拉东进入寝殿）力大无穷，用金鼻烟盒砸中了保罗的太阳穴。

“好几名军官对我说：‘我们把他给结果了。’”因此，本尼格森将军便将结果报告给了亚历山大·朗杰龙将军，后者是法国移民，在俄军中服役。

照同时代人的说法，帕连将军没有尾随密谋者进入寝殿；他只是在外面等待。如果保罗幸免于难，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那这位彼得堡省长就会飞奔过去帮助他们。得知保罗一世亡故之后，在参与阴谋的军官们面前列队的近卫军士兵有些迟疑不决，亚历山大绝望之余宣布父亲的死讯这些事情之后，帕连就去找了继承人，“粗鲁地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别这么幼稚了！快去统治，去近卫军那里展现一下自己。’”

阴谋就这样成功了。合法继承人登上了皇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