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浮沉 第十三章

法军灾难性的撤退

皇帝的坚韧和他的决心，是和他所处形势的危险程度共同增长的。在杜布罗夫诺的时候，营地上响起了独特的警报声。当时天刚蒙蒙亮，营地突然就陷入了混乱。我当时一听到声响就急忙穿好衣服往皇帝过夜的房子那里跑去，我的住处就在旁边。我在路上遇到了达吕伯爵，他也正在往那个方向赶，跟我一样焦急。我们在那里看见了穿衣服穿到一半的拿破仑，他正站在门口发号施令，让士兵们把哥萨克骑兵赶走。我们当时都认为肯定是一群哥萨克骑兵造成了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其实不是敌军的进攻，而是因为有人大声地在喊一个叫奥赞的人。这个名字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让人们误以为有人做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1]。这种无序和我军的组织混乱以及疏于防卫[2]密不可分，哪天再出一次这样的误报，很可能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拿破仑骑马在营地中穿行，命令警卫要加倍警惕，并且要负责监督并维持军队的纪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空前地需要维持纪律。

当时这样的境况，再加上戈罗德尼亚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让皇帝发现自己依旧暴露在类似的危险中，而且他当时还在焦虑地等待着内伊元帅的消息，这都让他的脑中充满了沉重且悲伤的思考。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之后，一位法国元帅对一位君主的言语的尊重（那位君主撒起谎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让亚历山大避免了落入法军手中的不幸命运。拿破仑当年对于达武元帅的这个做法也默认了，但是，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这位君主对他没有丝毫的感恩。皇帝知道，此时的沙皇正被敌人不同寻常的敌意和影响支配着。后者出于怒火，可以做出任何事情。一想到自己如果不幸落败，就会被迫成为这些无情敌人用来装点胜利的饰品，拿破仑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他命令他的常任医药顾问伊万医生给他准备了一剂毒药。毒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佩戴在他的脖子上。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被哥萨克骑兵活捉，免受这些野蛮人的羞辱。

在奥尔沙，军队发现了一些物资，包括40门大炮，还有2架浮桥。因为浮桥会陷在破烂道路中，同时我们要把所剩无多的马匹用来运输火炮，所以我们放弃了它们[3]。为了尽量减少敌人可能获得的战利品，拿破仑下令把他大部分的马车、行李，还有我手上的公文包里的机密文件都烧毁了。正是因为这个公文包，我才获得了“公文包秘书”的头衔，皇帝之前是这样任命我的。

鉴于大部分的骑兵现在都只能步行了，大概五六百名依旧骑着马的军官组成了一支小队，守卫着拿破仑。在这支小队中，普通军官是列兵，上校们担任士官，将军们则是军官。这支小队后来得名“被诅咒的部队”，因为其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马匹。指挥这支部队的是格鲁希将军，以及他上面的那不勒斯国王。

皇帝在熟悉了最佳路径之后，决定从奥尔沙快速行军到鲍里索夫，他想要先于敌人抵达别列津纳河边。敌人正沿着维尔纳附近的一条道路快速向我们靠近。奇卡科夫元帅当时正指挥着摩尔达维亚的军队，鉴于奥军统帅施瓦岑贝格亲王和俄国达成的中立协议，这位元帅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那时正在朝着别列津纳河进军。他抢先渡过了这条河，不过，被乌迪诺元帅给打了回去。他再次反向渡过这条河后，摧毁了河上的桥梁。拿破仑和法国军队因此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加上贝卢诺和勒佐的军队，皇帝身边也只有4万人。包围他的则是超过10万的俄军。俄军装备精良，武器一应俱全，还是主场作战。我们则有过半数的士兵饱受了寒冷和疲劳的摧残，同时，一系列的挫败，还有和祖国之间的遥远距离都让他们精神萎靡。这巨大的危机非但没有削弱拿破仑的能量，反而激发出了他精力充沛的头脑和全面的潜能。通过一系列的假动作欺骗了敌军之后，他成功地在鲍里索夫渡过了别列津纳河。在其他时候，气候变暖对我们的士兵来说都是好消息。但是，这次气候的变暖却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厄运。本来坚硬的河冰会成为我们的桥梁，然而温暖的气候融化了坚冰，别列津纳河上的坚冰破碎成了一块块的冰凌。为了架起桥梁，我们勇敢的工兵和架桥兵在埃布莱将军的指挥下经常要被迫浸入齐肩的冰水中。水流推动的冰凌不光会阻碍他们的行动，还会不时对他们造成伤害。尽管面对如此多的艰难险阻，这些勇敢的人还是快速建造了数座桥梁。他们的奉献值得所有人尊敬。我们不幸军队的剩余人员，就是通过这些桥梁渡过了河流。渡河的顺序是皇帝决定的，他也亲自监督了行动的实施。中途，这些桥梁发生了多次断裂，进一步恶化了我们疲惫不堪的架桥兵们的状况：他们被迫要修复这些损伤，并从头再来一遍。尽管拿破仑多次规劝，并命令河流另一边的人必须马上撤离，还是有数千件辎重和非战斗人员无法下定决心抛弃他们的马车和行李。最终迫使他们下定决心逃命的是敌人的炮火声：敌人的大炮在这群疯子中播撒了绝望与死亡。这片混乱迅速变成了言语无法描述的恐怖景象，桥梁也经受不住这群可怜人的重量，纷纷崩塌，所有没能渡河的人都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这一天既有无比悲惨的厄运，同时又充斥着我们勇敢军队的荣耀。要描述这样的一天，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正是在这样的危机之中，法国士兵们展现了他们的品质。有人旁敲侧击地说，拿破仑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形势下，已经身心俱疲了。拿破仑在当天展现了灵活的思维，他一直没有停歇，他出现在所有的地方，采取了所有的措施，注视着所有的事情，所有这些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复。那天，面对灾难时的拿破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他麾下的大将们也展现出了足以媲美他的英雄主义精神。他在这些骇人的时刻中，展现出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挥洒了最多的才能。此后，在萨克森和法国的战斗中面对一系列沉重事件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还内伊元帅以公道。他所展示出的勇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值得所有人敬仰。这位元帅是整个撤退中的英雄。这位勇猛的战士展现出了，在危险之中可以迸发出怎样的献身精神和机智头脑；对战争的熟悉，再加上勇气，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他既是将军，又是普通的士兵。为什么人们对他英雄般行为的记忆，他应得的无数槲叶环[4]和桂冠，都没能让他免受被雷电击倒的命运呢？[5]

此时，我们已经无力维持任何军纪了。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奔向维尔纳。在莫洛杰奇诺时，拿破仑收到了信使给他送来的许多急件，此前这些急件都没能被送到他身边。这些信件提供了关于马莱政变尝试的种种细节。他在抵达斯摩棱斯克前的那个夜晚，已经获得了这个消息。一直到马莱政变前，所有关于失败的布告都没有在巴黎造成任何公共安全上的问题。但是，元首和军队与巴黎之间的距离，加上俄军抵抗措施的野蛮，还有莫斯科的焚毁，都在法国造成了一种朦胧的焦虑情绪。突然，马莱莽撞的举事就爆发了。他的大胆让巴黎和城中的官员都非常惊愕。政府采取的杂乱的应对措施，显示了其自身的举棋不定。要是这个密谋的参与者们获得的支持再多一点的话，说不定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时，皇后和她的儿子正平静地住在圣克劳。突然，陆军大臣派来的一群卫兵就鲁莽地冲进了宫殿的庭院中，这让她突然警觉起来，自己和儿子有危险。她急忙穿着睡衣跑了出去，头发散乱地在脑后飞舞。她跑到了一个俯视着庭院的露台上，正是在那里，她得到了关于政变尝试的消息。她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她很快就从惶恐中恢复过来。但是，给法国和整个欧洲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下面这个事实：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无钱无权，没有任何同党，竟然就敢逃出监狱，尝试政变，还差点成功了。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下面这几点：他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说服卫兵，皇帝已经死了，帝国完了；地方官员对他的命令竟然如此顺从；还有人们竟然都遗忘了罗马王和他的母亲。

利用拿破仑远征去国的机会推翻帝国，是马莱这个狂热的密谋者很久之前就有的想法。在1806年的埃劳战役之后，以及1809年的艾斯林战役之后，马莱看准战事不顺，拿破仑无法马上班师返回法国，都曾经借机尝试过要发起类似的动乱。虽然当时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他和这些革命党人的密谋有关，但我们没能找到给他定罪的决定性证据。因此马莱没有被送上法庭，而只是在政令下被关押在一个国家监狱中。1809年时，警务部获悉，马莱正在计划一次监狱暴动，打算在周日行动。那个周日，政府预备在圣母院咏唱《赞美颂》，纪念我国军队进入维也纳。我们对他的宽宏大量反而让马莱的胆子越来越大。他觉得，我们从莫斯科的撤退以及路上的不幸遭遇，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机会，让他终于可以实现那个一直坚持的计划。

因为军队一直面临着近在咫尺的危险，所以皇帝此前一直不愿意和军队分隔开来。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了自己必须出现在巴黎。因此他终于决定要朝着法国进发。在撤退途中，拿破仑一直穿着亚历山大在友好时期送给他的毛皮大衣，头上则戴着俄国羊羔皮的帽子。在撤退途中，他经常选择在卫队的护送下，和军队一起步行：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搀扶着那不勒斯国王，或是某位元帅。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他才会进入马车，或是跃身上马。

12月5日，也就是抵达斯莫尔贡的这一天，皇帝把军队中的所有领袖们都召集在了一起，向他们宣布了自己起程的决定。他对方方面面都下达了详细的指示，并且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妹夫缪拉。纳夏泰尔亲王被任命为缪拉的参谋长。12月2日时，他已经派出了阿那托勒·德·孟德斯鸠上校先行前往巴黎，沿途在城镇和乡村中发布好消息。这样可以安抚波兰、德意志以及法国的情绪。一直迟迟没有军队的消息，肯定让这些地方无比焦虑。拿破仑在出发前，还发出了第29号公报，他在其中对于我军遭遇的灾难，没有丝毫的隐瞒。12月5日，他和维琴察公爵一起乘坐着雪橇离开了。除了马穆鲁克鲁斯唐以及一名马夫之外，他的身边没有任何护送人员。冯索维奇伯爵坐在雪橇的头部，他扮演翻译官的角色。皇帝抵达了华沙，他在那里又有了新的对普拉特神父不满的理由。之后他来到了德累斯顿，他的大使塞拉和萨克森国王都在那里。他接着抵达了埃尔福特和美因茨。他在埃尔福特稍作停留，向他驻在莱茵邦联的各个王公宫廷的大使们寄出了信件。同时，他还向驻扎在德意志的我军将领们下达了命令。他在离开美因茨之后就一路回到了巴黎，中途没有停留。皇帝在12月18日的深夜抵达了杜伊勒里宫。那时，心绪不佳且身体略有不适的皇后刚刚就寝，因为拿破仑没有通知她自己即将抵达。她的卧室连接的会客厅里发出了噪声，惊吓到了她。玛丽·路易莎爬起身来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她正好看见皇帝走了进来。他向着她走过去，把她拥入怀中。在卧室外发出的那个惊吓到皇后的噪声，其实是两个穿着斗篷和毛皮大衣的男人和睡在皇后卧室旁的侍女之间讨论的声音。这位女士当时正尽职地守着卧室的大门。其中一个男人把斗篷解开后，露出了皇帝的真身，让这位女士一下子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

拿破仑再次看见了祖国的土地。跟他离开的时候相比，祖国的土地还是那么伟大，或许变得更伟大了。他大胆而熟练的运筹帷幄，以及他迸发的才智，不止一次将法军从看似无法避免的毁灭中挽救回来。面对逆境，他是如此坚强，甚至是坚定不移的。逆境唤醒了他精神的活力，唤醒了那些多年刻苦学习培养出的品质。因此，当命运女神离他而去时，并没有让他变得衰弱。但是，她削弱了他战无不胜的威望。我们的军队则一点没有失去它光荣的声誉。在这些地狱般的日子里，它展现出了勇猛、忠诚以及其他战争美德，惊艳了整个世界。我们的军队只是输给了环境。不过，虽然我们的士兵在身体上可能被打倒了，但他们的心从来没有认输。这支英武之师的领袖们也证明了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尽管遭到了各种灾难的袭击，尽管减员到了只有几个士兵，尽管士兵们虚弱到几乎连武器都拿不动，但是这支军队依旧赢得了敌人的尊敬。当然，在这些勇敢的士兵中，肯定是有许多例外的，所有暴露在大灾难面前的群体里都会出现临阵脱逃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的精神都这么坚强。但是，当大部分人都展示出坚韧和勇气时，为何要提起这些例外呢？在“例外”榜上那些有名的人，大部分都不需要逆境的考验来展示他们的不完美、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堕落。

对俄战争以灾难收场

第29号公报比皇帝提前36个小时抵达巴黎。这份公报解释了大军团一直没有消息的原因，并且讲述了撤退过程中种种不幸的灾难。这些凶险的画面让人们大为震惊，大家开始将我们从莫斯科的撤退与冈比西斯对埃及的远征[6]放在一起比较。有几个好事的人，还把《罗马盛衰原因论》中的一段话（第17章）用在了拿破仑身上，令人震惊地契合。在这段话中，孟德斯鸠刚刚讲完了野蛮人受到查理曼帝国衰落的鼓舞，开始针对欧洲大举入侵，之后，他补充道：“如果一个王公要在今日的欧洲造成同样的破坏，那些被赶到极北之地的民族就会在那里坚守，等待他们第三次入侵欧洲的机会。”

付出极大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却又一无所获；闻所未闻的灾难；法国史上最精锐军队的毁灭；这就是对俄国致命远征的结果。一片广阔的战场由此打开，人们在其中互相指责，互相抱怨，表达懊恼。即便是我国最亲切温和的党派，甚至是我们的盟友波兰人，也不例外！看到拿破仑此后在圣赫勒拿岛上展现出的那份自信，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巧妙而诱惑人心的谎言，是为了欺骗时人，也是为了欺瞒子孙后代。希望大家允许我以下面这段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节选，来反驳这些严苛的评判。这是一份梗概，总结了他在执政关键时期的计划和行动。在我看来，这都是真心诚意的话语，没有半点吹嘘。

关于俄罗斯战役的历史永远不会被人们熟知，因为俄国人要么不会写字，要么就是满口谎言。同时也因为法国人被冲昏了头，他们开始为自己带来耻辱，他们开始证明自己获得的荣耀都是假的。从亚历山大沙皇违反《提尔西特协议》和《埃尔福特协议》的那一天起，为了维持大陆封锁系统，和俄国的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时影响了拿破仑并且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考量。他在一系列胜利之后，建立了这个法兰西帝国。如果他不把俄国人赶到博里斯泰内河[7]的另一边去，并重建波兰王国作为帝国的天然屏障，法兰西帝国在他死后肯定会解体，欧洲的权杖会落入一个沙皇的手中。1812年时，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瑞士以及意大利都团结在了法兰西的雄鹰之下共同进军。难道拿破仑不会认为已经到了巩固他建立的这座大厦的时候了吗？只要俄国还可以随意地将它的大军派到奥德河畔，难道她不会用尽全力压倒这座大厦吗？就像他的帝国一样，亚历山大那时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所有人都认定，他肯定可以活得比拿破仑长。这就是这场战争的所有秘密。不像某些作者声称的那样，这个问题没有牵扯任何个人情感。纵观古今，对高卢人来说，俄罗斯战役都是最辉煌、最艰难，也是最光荣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争本应是现代社会最得人心的战争之一。这是一场为了常识，为了真正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一切，这场战争的胜利将会确立一套机制，扫除当时人们面对的危险，取而代之的会是宁静的和平。在我的意图中，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人们当时会相信，我将在这个战场上失败并遭到毁灭吗？我从来没有做得比这次更好，我也从来没有比这次更应该获得胜利。但是，仿佛舆论也感染了某种传染病一样，突然之间，舆论中就只剩下了一种喧哗，只剩下了针对我的情感。我被说成了压迫国王们的暴君。我，给他们续了命的我！我只剩下了一个身份：各民族权利的毁灭者。我，为他们奉献了一切，并且时刻准备着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我！人民和君主，这两种水火不容的势力，竟然联合起来密谋反抗我！人们不再考虑我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了。我告诉自己，只要我获得胜利，人民肯定会回到我这边来。但是，我没有确保胜利，我被击败了。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我的故事。但是，人民和君主会怀念我的，说不定会在一起怀念我。人们对我的回忆会充分地为我遭到的不公评价复仇！”

在描述完俄国面对欧洲时占据的有利位置后，拿破仑补充道：“想到下面这点，人们都会忍不住战栗：如此多的人，你既无法从侧翼攻击他们，也无法从后方攻击他们，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地如潮水般涌到你的身上；如果他们获得了胜利，那么他们就会像洪水一般冲走一切；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还可以撤回到冰天雪地之中，撤回到毁灭和死亡的怀中，那里就是他们的避风港，他们会在那里等着东山再起的时候。这难道不就是九头蛇的头吗？这难道不是寓言中的安泰俄斯[8]吗？只有和他激烈肉搏，用胳膊让他窒息才能打败他……但是，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赫拉克勒斯[9]呢？似乎，只有我们冒险扮演他的角色这一条路可选……”

不过，是不是俄国人单单靠自己的努力就彻底消灭了我呢？答案是否定的。击败我的是一个不顾其中的居民而被焚毁的首都，还有外国人的阴谋诡计；击败我的是突然出现并且疯狂肆虐的冬天和冰霜；击败我的是错误的兵力运用，是奥地利军团的反向行军，是错误的报告，可鄙的阴谋，是背叛，是愚蠢。一言以蔽之，人们将来可能会了解到我被击败的原因，他们会找到我在外交和战争中真正犯下的唯一一个笨拙的错误：在进行这样的大计划时，我的侧翼（那里旋即变成了我的后方）留下了我无法掌控的两个宫廷，以及只要我稍微遇到挫折就会变为敌人的两支盟军。作为对这一点的总结，也算是把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都一笔勾销，我想说的是，这场著名的战争，这次大胆的行动，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我一点都不想打仗。亚历山大其实也不想打仗，但是，当我们面对面时，形势让我们兵戎相见，剩下的事情就由死神负责了。

拿破仑说他在1812年不想对俄国宣战是正确的，他也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避免这场战争。他当时的首要需求是结束在西班牙的战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以及那些最了解俄罗斯帝国的人之间进行的会议和解释，就是他这种焦虑最好的证据。当他意识到必须踏出某一步时，当他下定决心要为某事承担所有的责任时，他认为进行任何的争辩都是多余的。相反地，当他还在犹豫的时候，他会直接或间接地咨询有能力之人的意见；他会在谈话中举出自相矛盾的提议，并且引发争论，这些争论最终要么会启发他，要么会确认他心中已经下定的决心，确认他做出的最优选择，或者会帮助他修改决定，甚至彻底放弃执行心中的计划。他会在心中认真地权衡利弊，在没有长时间地思考某事，没有用心地思考某事之前，他是不会做出任何严肃决定的。

在他沉思的时候，我时常会听见拿破仑用下面这个表达来描述当时的处境。他是在安静的工作室里泄气地说出这番话的：“这把弓被撑得太开了。”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处境？松开这把弓是不是只靠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到呢？我知道人们对于这个宏大的问题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但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有人指出，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但是，我上面引述的表达难道不能证明，拿破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当时境况之下所蕴藏的危机吗？

当时，严峻的形势让法国面临的危险并没有削弱皇帝的勇气，反而激发了他头脑的活力，为他充满动力的活跃状态提供了新的食粮。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自己了解在马莱进行那个胆大包天的密谋时，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拿破仑忧惧他的去世可能会带来的种种灾祸。他责备了司法系统在惩罚密谋的始作俑者时的仓促和鲁莽，尤其是针对那些仅仅是牵连其中的人。但是，他同时也觉得，必须要让民政官员们重新认真积极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因此，拿破仑惋惜地宣布替换塞纳省省长，后者让马莱太过轻易地就发出了告示，发布了命令。

皇帝在庄严的召见仪式中接见了国家主要机关的首脑。元老院提出现在是时候为罗马王加冕了。他们此前就向拿破仑表达过类似的愿望，后者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答复，这鼓舞了元老院的决心。我们为皇后和她儿子的加冕典礼做出了详细的计划和安排，不过，因为眼下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这些计划没有被马上实施。

前任荷兰国王路易那时在格拉茨过着完全退隐的生活。他听闻法军在俄罗斯战役中遭遇的灾祸，以及皇帝返回法国的消息之后，给后者写了一封信，请求后者允许他返回荷兰。路易国王觉得这是在荷兰重建法兰西王朝的大好时机，并且认为拿破仑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推上王位，这个马上会成为反法同盟猎物的王位。在给弟弟的回信中，拿破仑要求后者到巴黎来。拿破仑表示，弟弟在巴黎不会见到一个被冒犯的哥哥，而会见到那个将他养育成人的父亲。拿破仑进一步向路易宣布，荷兰已经属于法国了，后者是根据自身的意愿退位的，不要想着能重新登上这个王位。此后，前荷兰国王路易向布拉格和会[10]做出过一次申请，带着同样的目标，但没有任何效果。他那时候已经离开奥地利的领土，来到了瑞士，为了可以更好地了解事态的发展。

这时，重整军队成了拿破仑的首要任务。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就是为了弥补我军遭受的损失。我们整个国家心甘情愿地强烈支持他为达成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种种努力。就像坎尼会战后罗马元老院专门去面见瓦罗并感谢他保护了共和国的安全那样[11]，法国旧省份、法国新省份，以及意大利似乎恢复了它们的力量，走出了上一场战役造成的灾难。巴黎市，以及帝国的各个省份，都迫不及待地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牺牲。它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法国需要拿破仑。同时，因为拿破仑依旧在它们这里，储备着他所有的能量，因此它们其实没有失去什么。人们向他发表的演说，写给他的信件，呈给他的请愿书，都是整个国家这种真诚且自发情感表达的证据。炮兵部队以及其他军种的人员和物资很快就获得了重整。用一句话来说，法国军队再次准备好走上战场了，军队的人数和灾难前的一样。获得这样丰厚的成果，仅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用来增援军队的年轻士兵们，只需要经历一天的战斗，在面对敌人时就变得和老兵一样的勇猛且令人钦佩。不幸的是，和后者不同，他们还是容易疲劳，并且也不像老兵那样习惯强行军：我们要记得，拿破仑此前常说的，他打仗依靠的是麾下士兵的两条腿。

为了让古老家族的年轻成员们也融入帝国的命运，拿破仑在仪仗队中建立了特殊部队，列兵只要在里面服役满1年就有可能成为军官。这些年轻的旧贵族本来就是帝国政权的敌人，懒惰和不满已经深深烙印进了他们的身体。拿破仑这样做也是为了把不安定因素从后方牵引出来，同时也补充他的骑兵数量。这些仪仗队的创立，取得了皇帝预期中的成功。这些新的部队为我军提供了1万名出色的骑手，他们的教育要么已经完成，要么可以轻松地完善。队伍的士气，以及法国人天生对军旅生涯的偏好，迅速让这些年轻旧贵族的心中燃起了对祖国、对旗帜的热爱。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被迫征召入伍的人自然是展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和不服从精神。尤其是在图尔召集的第1团，指挥这支部队的是菲利普·德·塞居尔将军。这个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布列塔尼和旺代的旧贵族子弟，他们结成了某种组织，目的是要绑架皇帝。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这个组织的成员寄希望于他们的部队可以借助偶然的机会，靠近君主。为此，路易·德·拉罗什雅克兰[12]联系了这个组织中的几个主要成员。其中有一个叫沙雷特的人，他和那个同姓的保王党将军是亲戚。警察在获知了这个密谋后，逮捕了几个主谋，并把他们押送到了巴黎。他们的长期失踪激起了所在部队的不满，一个代表团专门来面见了上校，质问我们对他们的同志做了什么，同时命令我们马上释放他们。在被上校拒绝后，其中一名来自内努米埃雷斯家族的仪仗兵直接掏出手枪近距离射击了上校。但是，子弹只是擦过了他的脸颊，穿过了他大衣的领子，没有伤害到他。这次暴动没有造成其他的后果。政府官员只是逮捕了德·内努米埃雷斯和其他几个牵扯其中的年轻人。他们被关押在圣帕拉吉。在狱中他们过得非常滋润，1814年，复辟政权在监狱里找到了他们，并把他们放了出来。

皇帝收到了还在俄国的军队灾难性的消息。自他从斯莫尔贡离开后，大军继续在那不勒斯国王的指挥下朝着维尔纳前进。拿破仑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激起所有人心中的勇气，现在他离开了，我们的军队又暴露在了新的危险中。严寒那时更甚，气温恶化到了零下30摄氏度，彻底击跨了我们的军队。从斯莫尔贡到维尔纳的道路两旁到处是我军的尸体。在拿破仑的预先指示下，他们在维尔纳储存了大量的各类补给，还有从哥尼斯堡以及立陶宛各处运来的补给。但是，想要有序地分发这些补给品，是不可能的。马上就要饿死的人群冲到仓库前，大肆洗劫了它们。因此，这些本来足够30万人利用的丰富资源，就这样被浪费且遗失了。整个维尔纳城都笼罩在一种可怕的混乱中。在距离城市1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小山上面一个结了冰的斜坡，就成了我们的马匹和马车无法逾越的障碍。所有马匹和马车都被弃置在了山脚下。军队的资金被分配给了每一个士兵，他们都忠诚地把托付给他们的金额带了回来。终于，在经历了6周史无前例的灾难和厄运后，这支高尚而伟大的军队的残余力量抵达了科夫诺。6个月前，那只雄壮、庞大、出色的军队在这里跨过了尼曼河。今天，跨过尼曼河的则是一支残军。军队在经历各种不幸撤退到这里时，人数只剩下当初的四分之一。虽然他们被严酷的环境打败了，但他们的荣誉感和忠诚依旧是不可动摇的。这场战役中的英雄内伊元帅领导着一支虚弱的殿后部队，就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仅仅携带着一把步枪。他使出浑身的力气，跨过了科夫诺的桥梁，成了最后一个离开这片荒野的人。

这次战役对俄军来说也是一场灾难，想到此，算是一点可怜的慰藉。在我们撤退时，他们的军队也因为各种灾难和严酷的天气而严重减员。俄军在严酷天气中受的苦不比法军少。根据英国驻俄军专员罗伯特·威尔逊勋爵的说法，俄军总共损失了20万正规军。俄罗斯帝国的第二首都和其中的无数财富毁于一旦。为了对我们实行焦土作战，俄军自己摧毁了本国的很多省份。

正当这些不幸事件接踵而至时，约克将军指挥的普鲁士军队离开了麦克唐纳的军团，和敌军达成了和议。虽然普鲁士国王一开始否认了这个消息，但是，仅仅2个月之后，约克就因为和俄军在布雷斯劳签署盟约而受到了同一位君主的奖赏。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在为前来别列津纳河切断我们渡河道路的俄军让出位置之后，撤出了俄国领土，退守到了加利西亚。因为他那时已经和亚历山大沙皇的军官们签署了协议[13]！

1813年6月27日的《箴言报》是这样报道那不勒斯国王离开军队返回自己国家这件事情的：“那不勒斯国王由于身体欠佳，将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总督。后者更习惯于大规模的管理工作：他享有皇帝的信任。”

帝国军事外交多线告急

西班牙的情况也是一样的糟糕。约瑟夫国王对集结在莱昂的西班牙议会给出了各种提议。西班牙议会那时正在研究决定西班牙新宪法的基础。法军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胜利，让国王针对新宪法的基础条款给出的提议有了一些分量。但是，与此同时，马尔蒙元帅不等国王带去的增援部队抵达就开战，致使我们输掉了萨拉曼卡战役；这一严重的挫折，让英国将军攻进了马德里。这些事情都改变了西班牙人一度愿意和解的态度。在多次命令之下，苏尔特元帅终于同意撤离加利西亚和安达露西亚，返回马德里。为了避免自己被包围，英国将军忙不迭地撤出了马德里。英军此后围攻布尔戈斯未果，迪布勒东将军在那里奋勇地抵抗了整整35天。英军此后在我们葡萄牙方面军的追击之下逃回了萨拉曼卡，遭受了巨大损失。法国军队集结在了托尔梅斯河河畔，国王将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苏尔特元帅。国王这时感觉自己有机会为萨拉曼卡的失败复仇，但是，倾盆大雨让道路变得难以通行，阻碍了我军的行进，给了英军撤退的时间。国王进入马德里，他希望这次可以让自己留在这座城市。尽管拿破仑从驻西班牙的法军中调走了多支部队，但在半岛的中部和西部依旧有9万的驻军，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则有4万人。他们的指挥官是苏尔特元帅。

皇帝此时的要务之一，是和教廷达成和解。1813年1月19日，他陪同皇后来到了格罗布瓦。瓦格拉姆亲王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狩猎，为两位陛下致敬。但是，此后拿破仑没有返回巴黎，而是去枫丹白露住了一晚，那里的人们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他。第二天，皇后也到那里加入了他。在这座宅邸中，有几位意大利和法国的红衣主教、大主教以及主教们围绕在教皇身边。他们正忙着商讨一个安排，以求结束过去几年中教廷和杜伊勒里宫廷之间的争执。谈判进展得很缓慢，让拿破仑越来越不耐烦。同时，他知道自己对庇护七世还是有影响力的，希望抓住这个优势，亲自跟教皇商讨协议。因此，皇帝和教皇陛下之间进行了数次私下会晤。结果就是，双方在各自的顾问以及整个宫廷的见证之下，在皇帝的套房内签署了新的《教务专约》。玛丽·路易莎皇后在促成和解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教皇抵达枫丹白露宫的时候，她专程去迎接了他。《教务专约》签署后，她又主动回到了枫丹白露宫，向教皇表示祝贺。教皇是一个出色的使徒，非常和善仁慈。尽管发生了一些事情，他还是喜欢拿破仑的。拿破仑也很尊敬教皇，甚至可以说是很喜欢教皇。如果不是教皇在罗马的顾问们整天捣乱，他们两人之间肯定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那些顾问一刻不停地在教皇面前晃悠，告诉他如果他放弃教会的权利，哪怕只是做出小小的牺牲，他都会遭到天谴。枫丹白露《教务专约》注定将从源头上解决所有的宗教争执。它为所有最重要的问题都提供了解答。首先，教皇将搬到阿维尼翁，那里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教廷；第二，设立了一个时长为6个月的期限。如果说在这个期限之内，主教没有获得教廷的授职，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为主教举行授职仪式。1801年的《教务专约》没有提及这件事情，因此教廷抓住这个遗漏，不止一次地令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教堂里缺少神父。尽管如此，每当教皇独自一人时，他就又落入顾问的影响之中。这些顾问都被拿破仑从流亡中召唤回来。他们拿着法国敌人的金钱，进行着各种秘密的计划。他们利用教皇温柔可敬的心，让他否决了自己此前出于和谐与安抚的目的而自由做出的妥协。在新《教务专约》签署的两个月后，教皇屈服于顾问们的建议，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解释了自己的顾虑以及诱使他不执行这个协议的原因。皇帝对此唯一的回复就是一条法令。法令规定所有的大主教、主教以及教区都要严格地执行《教务专约》中的条款。

德意志地区的事务，尤其是我们和奥地利之间不稳定的同盟关系，迫使拿破仑严肃地关注这里。奥地利向我们展示了最友好的情感，也在各种场合宣誓两国之间的友谊。但是，维也纳宫廷一贯模棱两可的做法，让皇帝依旧保持着对他们的不信任。这份不信任当然是完全正当的。他从维也纳收到的每一份报告都在告诉他，在那里的政治圈子中，人们正在讨论解散莱茵邦联和华沙大公国的事宜。当然，这些都被说成了是反法同盟的意图。不过，从他们字里行间讨论此事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很希望这些意图被实现的。为了搞清楚自己脑海里的这些疑惑，拿破仑觉得应该用他的侍从官纳尔博纳伯爵，来替换我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奥托先生。纳尔博纳伯爵和维也纳贵族们是老相识了，此前在流亡期间就和他们很熟悉。这使得他可以更好地探查维也纳政府私下的意图。新大使上任不久后就有了一个重要发现：维也纳政府想要提出武装调停，这样一来，奥地利就可以成为和平的仲裁者。奥地利尝试扮演的这个新角色改变了我国的处境：很明显，法国马上就要丧失它手上对付奥地利的欺诈的最重要底牌。宣称自己是调停方后，奥地利本来许诺给我们的援军就不会再来了。从这一刻开始，两国之间的同盟依靠的就是人们能想象出的最脆弱的基础，还有维也纳政府从不吝惜给出的友谊的保证，但是拿破仑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都是虚伪的保证。

在等待这些事态的发展时，拿破仑把精力投入到了国内的治理上。在不忽视各个已经开始的工事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他削减了分配给各个项目的资金。他巡视了各个公共机构，还拜访了郊区。他简单而温馨的举止，激起了人民的热情。这些在巴黎城内的巡视，不停地启发皇帝想出新的改善政策、锦上添花的方案以及有益的改革。他下达了这些值得注意的命令：让地方政府在城市的各个区域建造供水系统，并且增加喷泉的数量；建设市场、屠场、下水道以及桥梁；建造一系列的大型建筑，容纳帝国档案馆、大学及其附属机构，还有一间附带工作室和展览厅的艺术学校；还有就是在巴黎的四个方位建立四座大型公墓。拿破仑在战争的几个间隙做出的这些有益的工作，正是他规划的出巡可以为各个省份带去好处的范例。本来他是打算在取得长久和平、有了时间之后就开始进行巡视的。

拿破仑还和皇后一起去了荣军院。他慰问了那里的老兵们，询问了他们的需求，品尝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还让皇后也品尝了那些食物。两位陛下在陈列室里参观了帝国各处城镇和海港堡垒的规划图。在这么多的规划图中，皇帝评价了布列斯特港口的规划。这个港口刚刚被建成，他对此很是赞赏。

在1813年的年初，皇帝亲自为立法院举行了开幕典礼。在演讲中，他开诚布公地提及了自己的损失、自己的希望，还有自己对和平的渴望。他的演讲结束之后，内政大臣进行了讲话，主要是描述了过去两年帝国的状况。

拿破仑同时也在忙着组建摄政的班底，他决定将这个重任委托给皇后。有人向他提出，应该为皇后分配特别随员，并任命一名总监来管理这些人。虽然皇帝一般反对在宫内设立新的管事职务，不过他似乎觉得这个职务很重要。于是，他的目光落在了德·纳尔博纳先生的身上。后者的聪明才智和得体的宫廷礼仪一直都很让拿破仑满意，他觉得纳尔博纳先生是最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不过他很快就抛弃了这个计划，转而把这位军官任命为自己的侍从官，再后来，他就把后者派去了维也纳。德·纳尔博纳先生没有辜负拿破仑对他的恩宠，一直到死都效忠于拿破仑。他是在托尔高去世的，他于1813年被任命为那里的总督。

拿破仑对旧贵族代表们的偏爱，是他的融合系统的一部分，也是出于他要将法国所有的优点发扬光大的决心。虽然旧贵族们文雅的举止、淡雅的恭维、出色而辞藻华丽的诙谐、良好的品味以及优雅的传统对他或许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在选择进入宫廷的贵族时，他更看重的还是开头提到的那一点。以上所有的因素，都促使拿破仑从掌权时，就开始结交这些家庭的代表。尤其是利用德·塔列朗先生来推动这项融合与和解的事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建立元老院时就把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以及吕讷公爵安排了进去。

针对皇后摄政的总管秘书这个职位，人们提名了许多人选。其中就有费朗先生，他曾经在巴黎高等法院中担任顾问。这位先生在第一次复辟时，还担任了路易十八的大臣。面对当时那些精心设计来让民怨沸腾的法律，他无畏地担下了所有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有迪歇纳·德·吉勒瓦辛先生，他也是一名最高法院的成员。这些人选全部都没有获得批准，皇后摄政的总管秘书这个职位也因此一直空悬。当皇帝决定为皇后摄政搭建班底的时候，我病得很重。因为我从莫斯科撤退归来后，积劳成疾。因此，我也没法再为拿破仑效力了。他让宫廷大司马迪洛克写信给我，告诉我说，因为我必须要休息，而他又不希望我离开他的身边，这促使他让我“在康复期间”（借用他的表达）待在皇后的身边。因此，他将我任命为皇后的总管秘书。几天之后，他以准许状的方式赐予皇后摄政权力。皇后在内阁会议前宣了誓。为此我们专门将内阁成员全部召集到了爱丽舍宫。约瑟夫国王被任命为皇帝的中将，总理大臣则被任命为摄政的第一顾问，所有摄政府发出的文件都要有他的许可才行。其中一名国务大臣卡多雷公爵被任命为摄政府的秘书。同时，当达吕伯爵陪伴皇帝远征时，也是由卡多雷公爵代理国务卿的工作。孔内利阿诺公爵元帅被任命为掌管卫兵的大将军。皇帝的侍从官卡法雷利将军则负责指挥那些留在巴黎的卫兵部队。

在皇后总管秘书的这个新岗位上，依照皇帝的指示，我从国务卿达吕伯爵那里收到了下面三份文件的副本：皇帝任命玛丽·路易莎皇后为摄政的特许状；组成摄政府的元老院敕令；确定皇后可以继承的遗产数额的元老院敕令。

下面就是达吕伯爵的来信：

男爵先生，皇帝在将您任命为皇后摄政的总管秘书后，命令我将下列文件交给您。因为它们与皇后的利益相关，所以您也需要对它们有所了解。因此，我有幸在此为您寄来关于摄政府的组织性元老院敕令以及确定皇后可继承遗产数额的元老院敕令的副本。

您应该时刻将这些文件放在皇后的手边，这样每当她想要阅览这些文件的时候，您都可以把它们呈给陛下。皇帝同时还希望您准备皇后内阁的会议记录，并将它们交给对外事务大臣，后者会负责将它们呈给陛下。会议记录的原本将保存在您这里。同时，您必须要将所有可能是寄给皇后的信件和报告从对外事务部中拿出来，将来您要负责草拟对它们的回复。

男爵先生，您必须获取与帝国皇室地位以及国家的宪法性文件相关的所有东西，并且，无论皇后陛下什么时候需要它们，您都要将它们立刻呈上。

男爵先生，这就是皇帝的意思。陛下命令我将这些命令告诉您。

我有幸在此向您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达吕

我在被任命为摄政府的主管秘书时，并没有领取这个职位的薪水，因为我只是临时担任这个职务。皇帝自掏腰包为我提供了一份每月4000法郎的薪水，同时在圣克劳为我准备了一座漂亮的宅邸。每当皇后住在圣克劳时，那座宅邸就是我和家人的住所。同时，皇帝还给了我和我的妻子每天傍晚进入皇后会客厅的许可。最后，他还命令我要每天给他写信，我做到了，一天都没有中断。

在皇后被宣布为摄政之前的几天，我就开始在皇后身边效劳了。我此前曾经多次感受到皇后的温和及亲切。此后和她常常见面，我更是深刻体会到了这些带给人好感的品质。她努力使我的工作尽可能变得简单有趣，我的工作真的是一份赚钱多的闲职。皇帝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中建立的秩序是如此完善，以至于人们很少认为需要摄政介入。只有在遇到非常事态时，我们才会请她出马。幸运的是，没有发生这种非常事态[14]。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去国的皇帝通信，以及处理我在参政院的事务，我是那里的常驻人员。

沙俄高歌猛进，法兰西盟友纷纷倒戈

依靠他的远见卓识，在安排好了所有事宜之后，包括我们上述的事情在内，拿破仑立即准备出发和军队会合。几乎就是在他出发的前一晚，施瓦岑贝格亲王终于抵达了巴黎。他早就宣布自己带着好消息。因为皇帝急切地想要赶赴战场，他只是派出了巴萨诺公爵去和施瓦岑贝格亲王沟通。俄国人已经跨过了易北河，正在占领德累斯顿。萨克森国王已经离开那里，前往布拉格。普鲁士已经在2月27日，于卡利奇[15]和俄国达成了盟约。皇帝在4月15日凌晨4点钟离开圣克劳，前往美因茨。

在当日上午，我从皇后那里收到了这样的短笺：

您肯定知道皇帝已经离开了。我相信您肯定也为此感到非常伤心。我请求您，如果费恩先生还没有离开的话，告诉他我非常希望他将皇帝的消息告诉我。我没能找到亲自告诉他的机会。我还要请求您将获准进宫会见我的人的名单给我，皇帝希望这些名单在今天交到我手上。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充满信心。

路易莎

1813年4月15日，圣克劳

皇后第一次在新岗位上小试牛刀，是接见一个外交使团。这是接下去那个周日发生的事情。她高贵而和蔼地承担起了摄政的职责。

1813年战役的第一场胜利，是皇帝在抵达军队的6天之后取得的，地点在吕岑。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场胜利也为法军打开了通往德累斯顿的道路。此后，萨克森国王忙不迭地返回了自己的首都。

同时，施瓦岑贝格亲王和巴萨诺公爵正在巴黎举行会谈。因为奥地利特使的原因，这些会谈最终的成果只是一大堆友好宣言。但考虑到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多，这些友好宣言基本上丧失了实际价值。不过，在其中的一次会谈中，这位亲王一不小心说漏了嘴，给出了一个重要的表态。关于家族联姻自然而然带来的义务，施瓦岑贝格亲王是这么说的：“政治能促成这桩婚事，也能拆散它。”尽管德·巴萨诺先生没有把这个评价转述给皇帝，但是出于奥地利大使的矜持，他一直没有做出任何的宣言，这让我们起了疑心，怀疑他根本就不想谈出成果，只是在拖延时间。最终，奥方终于提出了那个武装调停的提议。随之而来的是一份新的友好宣言。奥方还保证，他们重新武装只是为了迫使反法联军与我们议和。拿破仑于是把欧仁亲王派去了意大利。他认为一旦谈判破裂，欧仁亲王在意大利对我们更为有利。同时，他还将苏尔特元帅从西班牙叫了回来，他打算让苏尔特元帅执掌大军团。

正当皇帝在德累斯顿的时候，奥军将领布布纳被派到了他身边。奥地利的说辞还是那一套，但是，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奥方暗示自己需要一些补偿才能继续忠于与法国的联盟：法国要放弃莱茵邦联保护国的身份；华沙大公国要解体；伊利里亚要退还给奥地利，这一点不容许有任何争议。布布纳先生同时提议举行一次大和会，他宣称：“普鲁士和俄罗斯承认奥地利的居中调停，但是他无法透露这次调停的性质将是什么。”

拿破仑此时已经不再相信奥地利展示出的所有友好态度，但是，他还是装作不在意。他决定将维琴察公爵派去俄军大本营，希望可以就普遍和平与沙皇达成共识：相比一个不忠的盟友，他更倾向于和一个公开的敌人打交道。亚历山大沙皇那时已经开始和奥地利交涉，他拒绝接见维琴察公爵。

同时，我军在包岑和伍茨琴的胜利，让反法同盟决定提出停火。他们还补充说，在停火期间，调停的势力会公布和谈的基础。武装调停也因此被宣告废除。拿破仑再次同意停火，此后他都有理由为这一决定而感到懊悔。不过，当时他希望——借用他自己的话——“更好地审视自己的棋盘”，并借着停火的机会，寻求接近亚历山大沙皇，同时让奥地利为背信弃义付出代价的方式。

就在我担任皇后的主管秘书时，有一天她从皇帝那里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夫人并亲爱的朋友，这封信是给奥特朗托公爵的公开信。您将会召来这位公爵，并亲自将这封信交给他。如果他需要身份文件，那么您将命人给他提供身份文件。我希望这次任务要保密。当然，您可以向总理大臣提起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向他隐瞒任何事情。但是，您必须这样安排：当总理大臣来见您时，您必须已经见到奥特朗托公爵，他必须在场。

（签名）拿破仑

1813年5月11日，德累斯顿

基于这封交给他的信件中的要求，富歇离开巴黎，起程前往德累斯顿。考虑到法国和帝国政权现在的状况，拿破仑出于审慎，觉得不应把这个人单独留在巴黎。这封信的目的是要让富歇离开巴黎，把他派去伊利里亚接替贝尔蒂埃将军。贝尔蒂埃将军在军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当天的另一封信里，皇帝还委托皇后把巴萨诺公爵也送去德累斯顿。不过，这两封信的写作目的大不相同！

既然我已经开始摘录拿破仑写给玛丽·路易莎的信件，那么我就再抄写两封吧。第一封信将展示皇后的单纯、皇帝在处理礼仪规范问题时的敏锐，以及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有多少顾虑：

夫人并亲爱的朋友，我已收到您的信，您告诉我您躺在床上接待了总理大臣。我希望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什么借口，都不要躺在床上接待任何人，无论那个人是谁。只有等到您30岁之后，躺在床上接待客人才是得体的行为。

（签名）拿破仑

1813年6月7日于海瑙[16]

下面是另外一封来自皇帝的信件：

夫人并亲爱的朋友，我收到了您在5月30日寄来的信件。我觉得您没必要专门去圣母院为伍茨琴会战吟诵《赞美颂》，您只要去杜伊勒里宫就足够了。您要在宫中惯常的时间，在礼拜堂里组织人们以宏大的排场吟唱《赞美颂》，然后在傍晚举行大规模的接待会。当然，我写这封信的前提是官方还没有宣布您会前往圣母院。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公布了，那就不能取消。这样的话，不去就会造成更多不便了。

（签名）拿破仑

1813年6月9日，利格尼茨[17]

在另一封寄给玛丽·路易莎的信中，拿破仑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皇后，去参加为吕岑会战吟唱《圣母颂》的仪式，她做得很好。但是他指出，这样的仪式不应太过频繁，它们正是因为稀缺，所以才令人印象深刻。他补充道：“一般来说，人们应该在战争后的那个周日吟诵《圣母颂》，任何的拖延都是错误的。我不觉得五旬节和吟唱《圣母颂》之间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当一件事情结束后，很多其他事情会接踵而至，这会造成诸多不便。在圣克劳举行一场盛大的戏剧表演，把所有廷臣都召集起来吧。”

这些信件抵达时，我们已经在《箴言报》上公布了庆典的计划，因此皇后带着随扈，浩浩荡荡地前往圣母院，这也和她收到的命令相符。

在1813年战役的辉煌开端中，皇帝和军队遭受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损失。在吕岑会战前夕的一次侦察任务中，伊斯的利亚公爵（贝西埃尔）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牺牲了。在拿破仑的意大利军团中，他是标兵上校，之后成了帝国卫队的指挥官。贝西埃尔跟随拿破仑参加了所有的大小战斗。他的勇敢、他在骑兵部队中的经验以及他对拿破仑的忠心耿耿，让他晋升到了元帅这个级别。

失去贝西埃尔元帅已经让皇帝非常悲痛，此后弗留利公爵（迪洛克）的死，更是让皇帝的悲痛达到了顶点。迪洛克没有前者那么幸运，他在伍茨琴会战的那天晚上受了重伤，之后还被伤痛折磨了12个小时。一颗从远处打来的敌军炮弹在人群中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和基尔格纳将军还有莫蒂埃元帅谈话。这颗炮弹将大司马开膛破肚，杀死了基尔格纳将军，但仅仅擦伤了特雷维佐公爵。在迪洛克的弥留之际，拿破仑一直陪在他身边。他在哨兵换岗后赶去探望了迪洛克，后者被转运到了一个房子里。拿破仑到达的时候，迪洛克还很清醒。两人的会面让人潸然泪下。拿破仑和他的军官中最令人惋惜的一位谈了一会话：迪洛克表达了自己对拿破仑最纯粹的忠诚，皇帝表达了他深深的懊悔，并且希望他们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重逢。拿破仑此时被最剧烈的情感俘获，在接下去的一刻钟里，他都紧紧地攥着迪洛克的右手，他还将头倚在了迪洛克的右手上。寂静笼罩着这个让人心碎的场面，打破寂静的是迪洛克。他乞求皇帝离开，不要目睹这么悲伤的场景。拿破仑当时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只能从齿间挤出这么一句话：“那好吧，永别了，我的朋友！”然后他就在苏尔特元帅和大掌马官的搀扶下退了出去。接下去的整个晚上，他都把自己关在帐篷里，为自己的朋友哭泣，同时也在思考着命运给自己的警告。他这样的天才，肯定感受到了这一点。

皇帝之后前往美因茨和皇后共度了一段时光。在返回的路上，拿破仑在大司马逝世的那栋乡村房屋前停下了脚步。他派人找来了神父，并让神父在这座陋室里建起一座纪念碑，纪念他在这里失去的人。拿破仑希望这座房屋的租户可以成为它的所有者，并负责保存其中的纪念碑。因此他下令即刻付清购买房屋以及修建陵墓的金额。

人们或许可以这么说，拿破仑自己一直受到命运的垂青，但是他为自己身边的人都带来了厄运：就在迪洛克逝世后的第二天，皇帝的侍从官贝尔纳上校在护送皇帝的马车时，把自己的一条腿弄断了。

法国、俄国和普鲁士专员们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之后，冯·梅特涅先生抵达了德累斯顿。6月28日，他和拿破仑之间进行了那次著名的会晤。在会晤中，他撕下了伪装。作为奥地利忠于与法国联盟的补偿，他要求法国割让伊利里亚和半个意大利，同时还要放弃对莱茵邦联的保护，放弃荷兰和西班牙，停止对瑞士的调停，放弃华沙大公国。面对如此傲慢的要求，皇帝难以抑制自己胸中迸发的怒火，这份怒火是完全正当的。他对此的回复人尽皆知：“啊！梅特涅，为了让您向我做出这样的提议，英国人给了您多少钱？”对奥地利这种措辞的解释，的确在不久后就传达了。我们获知，奥地利大臣施塔迪翁先生在6月27日，也就是梅特涅和拿破仑会晤的前一天，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反法同盟接受维也纳政府的调停，同时确定了对法国施加的条件。7月9日签署的特拉岑贝格[18]条约中更加绝对地确立了这些条件。这个条约确立了反法同盟的军事行动方案，同时分配了英国提供的补贴。奥地利和瑞典是条约的缔约国，他们将自己的军队和俄军及普军合在了一起。

在经过上文这么多的解释之后，再要深究奥地利政府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同盟各国政府谈判的，就有点没意思了。多种迹象都显示，从施瓦岑贝格亲王被派去巴黎大唱友谊赞歌，表示忠于与法国的盟约时，奥地利政府就开始接触同盟各国了。各位读者也知道，那正好是拿破仑离开巴黎前去领军的时候。再也没有比这更过分的背叛行径了！

在等待预定于布拉格召开的和会，同时等待延长停火期限的谈判结束时，皇帝出发前往美因茨。这时他已经非常确定，奥地利人已经和反法同盟达成了共识。他希望在那里待一会，做出各种安排。他觉得，一旦战事重开，这些安排对于帝国将很有帮助。

他还让皇后也到那里去陪伴他，在信里，他还指明了皇后应该选谁作为随扈。他提到了我的名字。同时，他还给皇后寄去了一封信，其中是给总理大臣的信，内容也是要后者前往美因茨。他甚至还给《箴言报》寄去了一篇文章，宣布这次旅程的消息。他就是这么警惕。

皇后在7月23日早上六点钟离开了圣克劳，途中在沙隆和梅斯过了夜，并且接待了当地的主要官员。她在25日凌晨3点抵达了美因茨，当时天气特别差。她之前还一直担心皇帝会比她先到，但是皇帝直到当天傍晚6点钟才抵达。拿破仑的身体依旧健康，军营中的空气让他变得粗犷了，他也晒黑了不少。能和皇帝重逢，我开心极了，他也亲切地接待了我。在他的内阁抵达前，我再次充任了他的秘书，为他做了许多事情。能再次如此亲近地和拿破仑在一起，享受他的信任，让我很高兴。之后，我悲伤地目送着他离开。离开他后，我的心情非常压抑，因为我担心奥地利种种令人怀疑的动作，我对布拉格和会的议题也持怀疑态度。

几位大臣被从巴黎召唤到了美因茨。在美因茨的这段时间，皇帝过着非常闲适的生活。他每天在工作室里忙于处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信函，并且交替着和大臣们，尤其是财政大臣一同工作，安排内政上的事务。同时，他也着眼于即将开始的斗争，这次的战争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莱茵邦联中的王公们，都趁着皇帝在美因茨的机会，来觐见了他。其中包括巴登大公及大公夫人、亲王大主教、拿骚亲王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那时天气也转好了，再次变得平静安宁。这使得皇后可以每天都搭乘敞篷马车出游。随着瓦格拉姆亲王夫人的抵达，她身旁的随扈又多了一个人。瓦格拉姆亲王夫人将她的儿子带到了美因茨，来见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急切地盼望着洛堡伯爵夫人的抵达，后者对于她来晚了这件事情还很不高兴。当她总算抵达时，距离拿破仑原定的启程日期就只剩下一天了。皇帝在美因茨逗留期间，皇后打算给皇帝一份礼物，庆祝他即将到来的命名日。于是，她命令在维希泡温泉疗养的伊撒贝将她和儿子的肖像一起画在了一个鼻烟壶上。

皇帝在8月1日傍晚6点离开了美因茨，返回德累斯顿。他在4日早上9点抵达了那里。正是在这座城市里，拿破仑发出了一条政令，后来很多人都将其说成独断专行之举。在1811年秋天的荷兰之行中，拿破仑在安特卫普听说当地的市长和关税领导被控腐败，给安特卫普带来了超过200万的损失。两个侵吞公款的人把这笔钱瓜分了。因此，9月28日时，皇帝在弗利辛恩发布了一条政令，将这两名被控贪污的人送到了布鲁塞尔的刑事法庭受审。在经历了漫长的审判之后，这两个人被无罪释放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判决，是因为有一名陪审团成员此前被这两个贪污的人收买了。不出所料，这份判决成了一个巨大的丑闻。拿破仑在审阅了财政检察官的报告之后，知道这个关税收缴人在市长和省里部门领导的指使下，针对关税的收据制作了阴阳两个账本。他不会允许这样的欺诈行为逃脱惩罚。凭借他的权威，他暂缓了法院对这两个骗子做出的无罪判决。同时，他委托最高法院组织了一个新的法庭，对案件进行重审。这个决定毋庸置疑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但是如此放任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极大地损害了道德规范，同时也激怒了君主的良心：他们正是以拿破仑的名义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显罪恶的判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是要以无罪判决来鼓励贪污公款的行为，还是要雷厉风行地弥补法律的不足呢？拿破仑断然不会为这样一个伤害公共道德观念的判决承担责任。这也证明了，即便是在战争之中，他依旧心系公民的利益。

同时，瑟堡的海港船坞也完工了。将海水注入船坞是一件大事。皇帝向皇后表达了希望她出现在开幕仪式上的愿望，这样可以让开幕仪式更加庄严。因此这事就定下来了，玛丽·路易莎在从巴黎返回后将择日前往瑟堡。我下面展示的这封信，是拿破仑在返回德累斯顿之后，就此事写给总理大臣的信。我之前展示的信件，加上下面这封信，足以展示皇帝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可以关注到多么微小的细节：

我的表亲，皇后如果前往瑟堡的话，我将会非常欣喜。她在那里首先可以观赏海水进入船坞时的美丽场景；其次，也可以让这个仪式更显庄重。海军大臣可以先于皇后抵达瑟堡，并组织接待的事宜，也可以准备皇后在当地的娱乐消遣项目。皇后应该在17日或者18日启程，这样开幕典礼就会在她的生日那天举行。该省的主要官员都将到场，这样一个好玩的场景肯定也会吸引很多围观的民众。要让报刊报道皇后此次美因茨之旅以及返回路上的大小事情。此致，向上帝祈福……

（签名）拿破仑

1813年8月7日，德累斯顿

离开美因茨后，皇后沿着莱茵河，经由亚琛返回了巴黎。她在8月2日登上了一艘游艇，这是拿骚亲王提供给她的，负责在游艇上尽主人之宜的是一名拿骚家的军官。但是，她的身边有这样一些人：芒泰贝洛公爵夫人；荣誉骑士德·博阿尔内伯爵，他跟随她一起去了美因茨；塔卢埃夫人和洛里斯东夫人；卡法雷利将军；沃尔格伦南和科内利西安两位侍从；宫廷主管屈西；还有我本人。抵达圣戈阿尔之后，皇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皇帝写信。第二天，她在莱茵河上继续自己的旅程，沿途在科布伦茨和科隆做了停留。她在8月5日抵达亚琛，造访了当地的大教堂。此后，她经由列日、那慕尔、苏瓦松和贡比涅，抵达圣克劳。在沿途停留的所有城市，她都受到了当地主要官员的接待。同时，她也没有忘记在离开之前接见他们。在我们抵达科布伦茨后，我在打算用作皇后住所的宅邸等候室里遇见了我同僚的妻子，这让我很是惊讶。皇帝前来美因茨的时候，她的丈夫留在了德累斯顿。他于是趁着皇帝不在的机会，来科布伦茨和自己的妻子见了一面。穆尼耶夫人这次前来是想要被介绍给皇后。能帮她这个小忙，我自己也很高兴。德·孟德斯鸠夫人正在皇后马车停下的地方等待，准备将皇后的儿子交到她的手中。他那时是一个很不错的孩子，身体处处透着力量和健康。他的智力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那不勒斯王后送了一辆小敞篷马车给他。他常常会开心地在宫殿的庭院中驾驶这辆小马车。负责拉这辆马车的是一队绵羊，它们都是由一个聪明的掌马官训练出来的。

瑟堡港口的开幕典礼本来应在8月15日，也就是皇帝的生日那天举行的。后来被推迟到了8月25日，也就是玛丽·路易莎的生日，方便皇后可以舟车劳顿从美因茨返回之后好好休息一下。她贴心地没有让我跟着她一起去瑟堡。按照她自己在8月25日和26日信中的说法，她抵达瑟堡的时候已经“因为卡朗唐附近糟糕的道路而累得半死不活了”，那段烂路上的灰尘还让她“差点窒息，胸脯也很痛，好像感冒了”。在皇后出于好心写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她向我描述了开幕典礼的样子：“人们昨天把船坞打开了，但是水流咆哮着涌入的时候，大家都在吃晚饭，因此没人看见这个绝景。而且，都说祸不单行，我还错过了烟火大会。”

奥地利背叛法国

布拉格和会开幕了。反法同盟肯定不想求得和平，但是他们被迫要将本意隐藏起来。奥地利需要时间来做好战争准备。实际上，布拉格和会不过是一个障眼法。人们甚至都没有交换证明文书。谈判代表相互之间甚至都没有见面。放弃伊利里亚、放弃半个意大利、放弃荷兰和西班牙，这就是奥地利为维持与法国的同盟开出的价码。当时拿破仑还有30万军队驻扎在德意志的中心地区。鉴于奥地利还没有达成自己的目的，她以调停人的身份主宰了整个会议。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以及必须保持公平公正这一点。奥地利光顾着为自己谋利，同时推动反法同盟的要求。本来预定7月5日开幕的和会，直到29日才开幕。反法同盟说会议的延宕完全是法国谈判代表迟到导致的，法国的代表们在27日才全部抵达布拉格。其中一名是维琴察公爵，另一名是德·纳尔博纳伯爵。后者是和俄国以及普鲁士的代表一同抵达布拉格的。维琴察公爵此前负责在诺伊马克特进行延长停火协议的谈判。他一直滞留在那里，直到27日才签署了协议。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反法同盟说他们的文件在路上拖延了，鬼知道是真是假。拿破仑之所以没有马上派维琴察公爵前往布拉格，还有另一个原因：俄国选择了德·安斯泰特作为代表。德·安斯泰特是法国人，现在却做着反对法国的事情。在拿破仑看来，这是对他的侮辱。此前帝国曾经发布政令，拒绝一个法国人代表外国势力参与与法国利益相关的讨论。坚持这个人选是一个信号，显示出了当时确定奥地利也会叛变的反法同盟根本不屑于和我们按照平常的外交礼节议和。当时，在特拉岑贝格举行的会议已经确定了反法同盟的军事计划。奥地利和瑞典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俄国和普鲁士的特使非常清楚这两个国家如此做的意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拿破仑一直都怀疑有人在进行针对他的密谋，现在，证据是如此之多，怀疑几乎都要变成确信了。因此，拿破仑被迫要非常小心谨慎，他也必须要找出对方给他下了什么圈套，以及暴露在他面前的这个巨大危机的真相。停火协议在8月10日就会到期。12天的时间（一部分时间还要用来讨论类似和会中采用的形式或是传统），真的足够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让如此多的利益方和解，并在欧洲实现总体和平吗？更何况，调停国那些或明显或掩盖着的要求，进一步复杂化了各方坚持的各种利益要求。在调停国的支持下，俄国和普鲁士的代表提出了种种旨在找茬的问题，进一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们脑子里想的都只有怎样缩短这个和会的时间。调停国表面上摆出对法国代表很友好的样子，把它背叛的计划隐藏起来。但是它公然的背叛行为，包括它的所有行为，都显示奥地利介入布拉格和会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强迫我们就范。最终，在停火协议到期3天前，法国谈判代表接到了最后通牒。即便是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也没人会不经过仔细检视就接受一份最后通牒。因此，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把握这些无法申诉的牺牲的本质。即便是屈服，我们也要带着荣耀和尊严屈服。

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拿破仑了解到，他此前同意做出的都是怎样的让步。它们包括了反法同盟此前提出的所有要求，只有保留的里雅斯特的港口除外，只有调停国对占有这个港口感兴趣。法国的坚持仅仅是要各方保证丹麦的领土完整，这也是我们对这个忠诚的盟友所能做的最后一点事情，是我们忠心的体现。翌日，也就是10日的午夜，反法同盟的各位代表没有答复我方提出的最后几条请求，就通过奥地利代表告诉我们，他们不再继续和谈了。他们是受到了我军在西班牙失利的消息的鼓舞，才做出这一决定。我军在维多利亚大败，结束了法国对西班牙的统治。奥地利代表在将这个消息转达给我方的同时，还补充说他的任务也到此结束了。即便是承认奥地利的调停结束了，也不代表这个国家应该停止所有与我方的商讨。奥地利政府这样不顾身份、勾结敌国的行为，真是糟蹋了调停国的头衔。不过，她之所以能和敌方勾搭在一起，说不定也要感谢这个调停国的头衔。不过，至少在名义上，我们还没有和弗朗茨皇帝进入战争状态。奥地利这时必须确定她接下来对我们的态度：保持中立、继续作为盟友，或者宣战。她选择的是粗暴地撕下之前戴在脸上的透明面具，对法国宣战。奥方没有就此做任何的解释。她已经做好准备了：她和反法同盟之间做好了所有的安排，她完成了自己的背叛。当纳尔博纳将军来向拿破仑报告和会解散的消息时，拿破仑还在等待着对方对他的提议的答复。维琴察公爵出于最后一丝希望，还留在布拉格。不过，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拿破仑同意了对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并让布布纳将军将这个消息全速通报给弗朗茨皇帝。奥方的答复是，我们来晚了一步（只是晚了几个小时而已！），现在拿破仑必须直接和亚历山大沙皇沟通。这位君主在16日抵达了布兰代茨，奥地利皇帝正驻留在那里。亚历山大沙皇拒绝了我方的所有提议，并且敦促奥地利皇帝冒险开战。同时，奥地利的真实意图也展露出来了。德·巴萨诺先生在指出奥方的背叛行径后，向冯·梅特涅先生发去了最后的照会。在照会中，德·巴萨诺先生提出召开一个和会，所有大小国家都要派代表参加，人们将在那里庄严地讨论所有的问题。人们不应该指望各国可以在1个星期，或者1个月的时间里解决这些问题。和会上的代表们将听取各国的意见，对已经做出的牺牲提供补偿，并订立一份对所有人都有益、让所有人都有尊严的和约。奥地利大臣对这个提议躲躲闪闪，没有正面回复。8月16日被定为战事重开的日期。如果我们能在布拉格达成和约的话，那肯定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和此后敌人强加在法国身上的苛刻条件相比。但是，相信我们对于敌人和调停国的毫无诚意都有了一个看法。此前，拿破仑在6月于德累斯顿接见梅特涅时曾经批评他被英国收买。这样的斥责的确不太审慎，但是，这不是造成奥地利叛变的原因。这次叛变背后唯一且真正的原因，就是维也纳政府和反法同盟各国政府的利益太一致了：抓住我们屡遭灾祸的这个机会，打垮我们。奥地利早就算计好了，和数目众多的朋友联合起来，肯定好过继续留在被孤立的盟友身边。后一种情况会让奥地利暴露在危险之中。鉴于奥地利所处的这个位置，她会有这样的考量是很正常的。要是奥利地政府可以摈弃背信弃义的行为，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拿破仑在相信奥方诚意的情况下，肯定会批准这些出于忠诚而要求的牺牲。因为他当时已经觉得法国必须要做出让步了。如果你还记得一年前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两国在协议中承诺保证对方的领土完整，你就会理解政治联盟有多么脆弱。我们承诺给奥地利的，后者要求的补偿和领土增加，可不光是为她参与俄罗斯远征做出的补偿，更是（千万别忘了）“纪念两国君主之间亲密且持久联盟的丰碑”！

1812年战争不幸的结局，让法国不可能再实现她做出的承诺。奥地利于是认为，忘记自己的承诺，击垮我们，是更安全的一条路。早在2月的时候，她就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但是，她那时还没有改变她的语气。维也纳政府自己也承认，在条约正式确认这一联合之前，反法同盟和奥地利就已经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那为何还要撒谎做出如此多友谊的宣言呢？因为奥地利需要时间，来完成她的武装，准备她的叛变。维也纳政府做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背后的精神，和1812年时她和法国签署盟约时遵从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人都承认，奥地利在盟友遭难时跳船，是老练的政治计算，可以被原谅。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看来，奥地利政府本来可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对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好处，对于奥地利大臣的品格来说，也更有好处。维也纳政府本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政策，它都为此牺牲了一名女大公了。从那一天开始，它就应该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盟。这会迫使拿破仑考虑到奥地利睿智且忠诚的态度。但是，奥地利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它一开始没有显露自己想要推翻拿破仑的想法。看到拿破仑遭难了，才想从中分一杯羹，加入了整个欧洲的反法同盟。人们常说，如果我们像英国一样四处撒钱，那么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我们。许多人至今都抱有这样的观点，认为行贿是成功的必备元素。这也是富歇的准则。在布拉格和会期间，皇帝向他展示了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上面装饰了钻石。皇帝打算把这个鼻烟壶送给冯·梅特涅先生。拿破仑说：“你知道这个礼物值3万法郎吗？”富歇打断他，大喊道：“您就打算靠这个拉拢奥地利大臣吗！您不应该给他3万法郎，您应该给他百万法郎。”面对这个阴暗的回答，皇帝做了一个表示反胃的手势。他可是最恐惧贪腐的。

有一个事实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肯定会大白于天下。那就是，在梅特涅大臣启程前往德累斯顿之前，奥地利皇帝主持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近臣参加的秘密会议。有文件提到了参与这个会议的人的名字。而且，资料还指出，在这个会议上，针对奥地利政府到底应该维系与法国的联盟关系，还是抛弃法国，转投反法同盟，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奥地利皇帝将一位前大臣巴尔达尼伯爵召集到了会议上。这位伯爵以激烈的反法观点而闻名。除了玛丽·路易莎的婚礼之外，法国媒体对这位大臣都没什么好话。这也是奥地利皇帝决定召回这位大臣的原因，事态的发展让他对这位大臣越来越有信心了。人们轻易就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人在讨论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时，会发表怎样的观点。我们只要提到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会议上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与法国结盟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继续忠于这段盟约也没什么意义；另外，要是奥地利和反法同盟站在一起，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有决定意义的好处。因此，奥地利政府下定决心要和反法同盟达成共识，并准备和法国断绝关系。正是带着这样的指示，冯·梅特涅先生启程前往德累斯顿。这位大臣所执行任务的结果，以及他和拿破仑之间的谈话都是广为人知的。可以说，在这场谈话中，梅特涅为重建奥地利帝国的伟大、为重建这座丰碑，打下一个出色却不坚实的基础。同时，梅特涅知道，将放弃伊利里亚、放弃半个意大利、放弃保护莱茵邦联、放弃荷兰和西班牙作为维持和自己主人联盟的价码，肯定会伤害拿破仑的自尊。就算他当时还在犹豫着要不要切断两个帝国之间虚弱的纽带，现在他也会下定决心的。

这些奸诈的谈判和协商，让我可以提一下一部分人对巴萨诺公爵的斥责。他们认为在那种危机的关头，巴萨诺伯爵不应该说服皇帝放弃签署布拉格和约。我不知道人们是基于什么做出了这样的指责。这只能展示出人们对拿破仑性格的不了解，觉得他是那种可以被别人影响的人。当他在做出关键抉择时，只有他自己是最终的决断者。无论对自己的顾问们有多大的信心，他都不会让他们影响自己的决定。更何况，这样的指控不适用于巴萨诺公爵，他是支持签署和约的。在那些忠诚地用自己的才智和奉献精神为皇帝效劳的人中间，有这位大臣一个光荣的位置。他帮助皇帝进行了这项高贵的事业：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和伟大而奋斗。同时，他对皇帝的忠诚也不是一味谄媚。他为法兰西做出了贡献，为自己的领袖做出了贡献。他忠心耿耿，富有洞察力。他值得为此获得褒奖。他从来没有背叛过领袖对自己的信任，并且在逆境中也保持了对领袖的忠诚。

皇帝又要和反法同盟的军队作战了。现在反法同盟中还加入了奥地利的所有力量。本来，要是没有这个国家的调停，我们本可以达成和约的。奥地利在布拉格和会中的偏心可以用一个更好的名称来描述：背信弃义。同时，本来可以谈判的让步，反法同盟也拒绝和我们协商；谈判破裂的方式更是冷酷而具有侮辱性，让我们求和无门。以上的一切，都让拿破仑坚信，他面前只有三条路：征服敌人；死亡；被民众抛弃而退位。之后，当看起来他的退位可以保证法国的福祉时，拿破仑也这么做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皇帝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将领土让给外敌：法兰西民族将保护领土完整的重任托付给了他。如果他成功的话，他会从时人，甚至是自己的敌人那里获得多少掌声和尊敬啊！人们又会何等怀念他啊！

奥地利背叛的致命消息深深地影响了玛丽·路易莎皇后。她害怕这会让皇帝不再喜欢她，但是皇帝没有停止向她展示他对她的信任。她则尝试告诉自己的丈夫，她对父亲的正直有信心。或许是出于对法国的感情，她还主动提议可以帮助两人议和。玛丽·路易莎当时的确已经完全表现出了法国的习惯和风俗。她在用德语写给父亲的信中，都时不时地被迫使用法语表达，因为她忘记这个表达在德语里怎么说了。

奥地利的背叛打击了我国人民的希望。但是，直到1813年8月30日为止，法国军队在战场上仍节节胜利，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好消息令我国人民普遍都很满意，皇后也是一样。她在8月31日的时候，从瑟堡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非常荣幸。信中讲的是我军于27日在德累斯顿取得的胜利。下面就是她的这封信：

如果我没有感冒、胸闷的话，我本应该很健康的。现在这场感冒让我很是疲惫。不过，我在回到巴黎之前都不应该进行治疗。而且，今天我收到的好消息对我的帮助要胜过所有人们能想象出来的药剂。我希望这场伟大的胜利将可以很快将皇帝带回来，将和平带回来。

还有一封信，是9月2日从鲁昂寄出的。玛丽·路易莎在返回巴黎的路上在鲁昂逗留了一会。这封信是这样的：

皇帝刚刚取得的一系列辉煌的胜利肯定让您非常开心。最让我欣喜的就是他没有受伤。上帝保佑这些胜利将为我们带来和平。我是如此迫切地期盼和平，所有忠于皇帝的人都是这样。

奥地利的叛变似乎预示着会有新的敌人起来反对我们，奥地利为反法联军带去了20万的兵力。因此拿破仑被迫要面对这个新的局面。在8月16日的时候，他就已经离开德累斯顿了。他将守卫这个中心点的重任交给了圣西尔元帅。此后，为了摸清普鲁士军队的阵势，他率军进入了西里西亚。皇帝在之后的几场遭遇战中都击败了普军，然后他调转方向，回击已经攻入萨克森的大股奥地利军队。奥军被此前拿破仑的离开欺骗了，他们以为拿破仑还在西里西亚，想趁他不在的时候夺取德累斯顿，并击垮圣西尔元帅的军队。但是，为了挽救德累斯顿，拿破仑迅速返回了萨克森的首都，反法同盟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了。他在8月26日的早上抵达那里，后面跟着内伊元帅的部队。这时，这座城市已经被大量的敌军围了个水泄不通，圣西尔元帅只依靠手上少得可怜的部队，肯定撑不了多久。拿破仑出人意料的抵达，鼓舞了数个德意志军团的斗志，他们都是法军的盟友。同时，拿破仑的抵达也鼓舞了国王和他的家人，他们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德累斯顿的人民将他尊为解放者。皇帝旋即做出了战斗计划。在8月26日至27日的那个晚上，施瓦岑贝格亲王率领的奥俄联军发出了进攻的信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战斗。许多军官就在拿破仑的身边被杀死，或是受伤。直到当天晚上9点，战斗才告一段落。反法同盟减员3万人，或是战死，或是受伤，或是被俘。他们还丧失了一部分火炮、大量辎重、许多掉队的人，还有运送伤员的马车。在贝尔纳多特的怂恿下，法国将军莫罗从美国返回了欧洲，成了沙皇的顾问。他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并且受了很重的伤。人们把他的两条腿都截肢了。之后不久，他就死了。这就是这个军事才华横溢的法国人的悲惨结局：他死在敌人的行伍中，死的时候还在对抗自己的国家。

沙皇将莫罗将军的遗体安葬在了圣彼得堡的天主教教堂中。他给莫罗将军的遗孀寄去了一封慰问信，同时还给了她50万卢布的抚恤金，还有3万卢布的津贴。沙皇当然有权这样纪念莫罗，向他致敬，并且赐予这位将军的家族许多恩惠。他的家人也很乐意接受这些赏赐。不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在复辟之后赐给了莫罗夫人元帅的权杖，他本来是打算将其交给这位夫人的丈夫的。同时，路易十八还批准莫罗夫人享有元帅的妻子和遗孀才能享受的荣誉和特权。这是什么情况？1814年4月26日，元老院的一名成员提出了一个议案，获得了其他几个同僚的支持。这个议案的目的就是要宣称莫罗将军值得公众的尊敬，值得国家的感谢。这又是什么情况？同年6月23日，在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下，政府在巴黎的圣保罗教堂为皮什格鲁、乔治以及莫罗，还有那11个和乔治一起被判死刑的刺客们举行了宗教仪式。这究竟是什么情况？1815年2月27日，一道王室政令下令为莫罗和皮什格鲁树立雕像。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种对国家荣誉的解读，激起了公众的反感。这种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而对国家犯下的罪行却被说成是一种荣誉。把乔治·卡杜达尔的家族封为贵族的时候，大家都忍下来了。但是，大张旗鼓地公开纪念这些叛国者，纪念这些拿起武器对抗法国的人，是邪恶政策的产物，是对国家的侮辱，是对人民的羞辱。

在皇后受到关于德累斯顿大捷的信件之后，整整8天的时间里，她没有得到任何和皇帝有关的消息。她在9月11日一大早就从圣克劳好心地给我寄来了下面这封信：

我昨天深夜收到了皇帝的来信，我在此将它寄给您。我觉得您读到这封信会很高兴的，因为您和我一样焦虑。请您在读完之后，从速把这封信寄回来。

德意志战场形势恶化，拿破仑败退离开

获得德累斯顿大捷之后，我军被接连击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勒佐公爵乌迪诺在大贝伦被击败；塔朗托公爵麦克唐纳在卡兹巴赫遭遇惨败；内伊元帅率领的部队也输掉了丹尼威兹会战。在大贝伦和丹尼威兹，贝尔纳多特击败了他两个老同志指挥的法国士兵，真是“光荣”。对我们最致命的打击，是旺达姆将军在库鲁姆的失败。因为一些沟通失误，他率领的3万人落在了后面。到底是什么沟通问题，一直没人能解释清楚。至于他的部队，不仅人员损失了大半，还损失了60门火炮，他自己也落到了敌方哈克索将军手里。胸襟狭隘的敌军侮辱了他，这位将军成了俄罗斯和普鲁士民众以及士兵羞辱的对象。科尔比诺将军则幸运得多。他率领手下的骑兵和1.2万名步兵成功地杀出一条路，跟上了大部队。本来，我们整个战役的成败就看旺达姆将军的行动了。他的错误指挥却对接下去的一系列不幸事件产生了极大影响。不幸的是，拿破仑没法一人现身多处，命运女神也正在逐渐离开她曾经的宠儿。

在德累斯顿大捷之后，拿破仑突然病倒了，这也可以说是宿命吧。就在他准备进入皮尔纳追击敌军时，病魔突然袭击了拿破仑。这次的疾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发病时非常激烈，这很可能是拿破仑此前多日暴露在大雨中导致的。他当时会频繁地呕吐，甚至让人们担心他是不是被下毒了。这个伟大的灵魂，就像是从某个神圣源头散发出来的一样，此时也不得不屈服于他虚弱的肉体。皇帝不得不被全速送回德累斯顿，那时的他，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很虚弱。那时反法同盟的军队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承认，要是我们当时继续追击的话，他们很可能就玩完了。这个致命的事件挽救了联军的命运，我们在战场上赢得和平的所有希望也就此消失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厄运：在莱比锡那几天发生的灾难，让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莱茵邦联的所有邦国都一个接一个地叛变了。

另一个势必极大影响了皇帝的叛变（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就是几位法军将领心中藏匿的反叛精神。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没能很好地隐藏起这种反叛的倾向。论根源，这种反叛是从我们在俄罗斯战役中遭遇各种灾难时开始出现的。当拿破仑宣布下面这个大胆计划时，这种倾向便发展成了实打实的抵触：拿破仑计划向联军打开通往莱茵河的道路，然后攻击他们的侧翼，并威胁联军疏于防御的柏林和波茨坦；同时，这样也可以解除敌人对多处堡垒的围攻，我们在那些堡垒中还留有守军。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时，曾经成功地实现过类似的操作，因此拿破仑的这个计划很可能也会成功。但是，看到没什么人支持他之后，拿破仑犹豫了。同时，加入反法同盟的国家越来越多，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巴伐利亚国王和他的大臣在不久之前才刚刚向皇帝表示了他们会忠于与法国的联盟。因此，拿破仑本来希望巴伐利亚的背叛不会来得这么早。在参政院的一次会议期间，我曾经听拿破仑激烈地抱怨过巴伐利亚的这种行径。巴伐利亚国王是一个心地善良，但是容易被说服的君主。事态的快速发展将他拽走了。同时，野心勃勃的弗雷德将军领导的一个小团体也说服了国王。皇帝之前没少赏赐弗雷德将军。9月27日，拿破仑给皇后摄政寄去了下面这封信：

夫人并亲爱的朋友，您将前往元老院主持会议，并做如下演讲。陆军大臣会做一个报告，然后参政院的各位演说家们将公布一份关于征兵的元老院敕令。您将乘坐检阅马车，带着相应的仪仗前往那里，这也是我前往立法院时的惯例。

（签名）拿破仑

1813年9月27日，德累斯顿

P.S.因为演讲稿是加密的，巴萨诺公爵将负责解密讲稿，然后将其交给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会把讲稿交到你的手上。

信中提到的演讲，就是10月8日出版的《箴言报》上的那篇讲稿。

元老院的敕令下令征召28万名新兵，其中12万人在1814年或之前就要开始服役，剩下的16万人则在1815年开始服役。这样提前征召2年的士兵，不是什么好兆头，也让皇后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她对未来感到非常焦虑。她要在元老院扮演的角色，对于她来说也是头一遭，让她很是紧张。不过，她的青春、能力以及谦卑的态度都给参议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塔列朗先生在有天晚上前往皇宫看戏的路上曾说过，皇后既不大胆，也不害羞。还说皇后显得很有尊严，同时也很圆滑老练，很熟悉礼仪。

德累斯顿大捷之后的一系列挫折，以及巴伐利亚的叛变，都让皇帝无法再继续在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土地上自由运兵了。因此，他打算到莱比锡去迎击敌军。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军队也在朝着那里进军。10月7日，皇帝离开了此前一直作为他大本营的德累斯顿。他让圣西尔元帅率领2.5万士兵留守在那里。同时圣西尔将军手下还有马格德堡、维滕堡以及托尔高的守军。皇帝于10月15日抵达了莱比锡，萨克森国王和王后也抵达那里与他会合。

他抵达后的第二天，联军的部队在瓦豪进攻了法军。他们被击败了，并且损失了2万人。波尼亚托夫斯基在那里赢得了他的元帅权杖。但是，无论我们给敌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对于可以随时以新鲜部队代替疲惫士兵的敌人来说，这些损失又算得上什么呢？奥地利将军梅尔菲尔德在此次战斗中被俘虏了。拿破仑将他送回到奥地利皇帝那里，还送去了求和的提议。反法同盟对此则反应冷淡。

敌人在第二天重新发起了攻势。尽管人数上占据劣势，法军士兵还是凭借着英雄主义的精神，进行了顽强的战斗，甚至还占据了优势。不过，30万敌军组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战线，还有超过1000门大炮在保护着他们。我军既无法绕过敌军，也无法在他们的战线上划出一道口子。萨克森人和符腾堡人的叛变，则让决定法国和欧洲未来的天平，开始往反法同盟那边倾斜。

所有军事方面的作家都记录了这血腥两天中发生的灾难。但就算是这样，我也必须要讲一下在这两个值得悼念的日子中发生的可耻事件（一个要用黑色石头标记的日子）[19]：在战场上，在酣战之中，背叛盟友，投靠到敌人的那边去，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正当每个人都争抢着要去最危险的地方时，那些萨克森人，假装跟着大部队在前进，往敌人的方向进军……却是去加入敌人的。看到一个法国人[20]指挥的外国军队，就这样接纳了我们不忠的盟友，并共同在一面被背叛玷污的旗帜下行军，实在是让人恍惚。我是不是要补充一下，这个法国人还无耻地威胁萨克森的炮兵长官。因为这位长官还留有最后一丝体面，犹豫着不愿把此前还在用来自卫的炮口转而对准法军。

军队的疲惫和弹药的短缺都让我们没办法再打一场仗了，皇帝因此决定撤退。他返回莱比锡去向萨克森国王和王后告别。国王和王后乞求他离开，唯恐他落入敌手之后会遭受更多的厄运。他们要求拿破仑让他们自己去面对悲哀的命运。拿破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感激二人如此的忠心，因此对于要抛弃他们一事感到非常犹豫。与此同时，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变得迫在眉睫，因此皇帝屈服于他这两位忠诚且脆弱的盟友的乞求。他和两人告别，并且拥抱了他们。同时，他还向两人保证，无论自己遭到怎样的命运，法国在未来都会报答他们的恩情[21]。

我们都知道，在莱比锡战败之后，军队在撤退过程中遭遇到的灾难。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埃尔斯特河上的桥梁不合时宜地断了，导致我们的几支部队落入敌手。勇敢的波尼亚托夫斯基也殒命在这条河中。反法同盟在进入莱比锡之后抓住了萨克森国王，把他押送去了柏林。因为他对于法国矢志不渝，他们要治他的罪。

拿破仑带着自己的残军撤退到了埃尔福特。那不勒斯国王在那里和皇帝告别。在告别时，双方都很激动，因为他们都感到，这大概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至于奥地利在若阿基姆国王的哨所进行的种种暗示，我们必须承认，对他产生了效果。他在这点上，比不上可敬的萨克森国王。尽管在撤退的路上，有许多游击队袭扰了我们的部队，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军的撤退，执行得还是比较圆满的。不过，在哈瑙附近，6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军队曾尝试过阻挡法军。指挥这支联军的是弗雷德将军。这位将军此前常说，自己被本世纪的头号英雄尊敬，让他很是自豪。同时让他自豪的，还有他从拿破仑那里收到的每年3万法郎的赏赐。不过，前一天刚刚改换门庭的他，现在带着对新主人的热忱，开始毫不犹豫地进攻一支已经被击败且在撤退中的军队。成功也不能证明这些忘恩负义和罪恶的念头是正当的。虽然雄狮已经受了重伤，但还没有死呢。哈瑙会战的胜利为法军打通了回家的道路。在这场血腥的遭遇战中，奥巴联军损失了超过1万人。弗雷德将军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的女婿厄廷根亲王更是失去了性命。

皇帝就此事给皇后写了一封信，下面这封信是打算刊登在《箴言报》上的：

夫人并最亲爱的妻子，我给您寄去了20面在瓦豪、莱比锡以及哈瑙战役中缴获的旗帜。这是我在愉快地向您的致敬。我希望您将其看成是一个证明，证明我对您摄政职权的行使非常满意。这封信件没有其他任何目的。我向主祈祷，让他将您置于他神圣而高贵的守护之下。

（签名）拿破仑

1813年11月1日，于法兰克福

和我军在这些灾难性战斗中遭受的损失相比，这些战利品算不上什么。但是，它们是我军最后的一点光泽。命运女神，还有荣耀，都在准备抛弃我们。

皇帝紧紧跟随着我上文引用的那封信，他在第二天抵达了美因茨，残军在这里渡过了莱茵河。他在美因茨只逗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仅仅够他对我国边境的防御做出初步的部署。现在威胁着我国边境的是反法同盟，以及所有德意志邦国的力量。在不久之前，这些德意志邦国还是团结在法国旗帜之下的。在下达了重整军队的最紧急的命令之后，拿破仑启程前往圣克劳，并在11月9日抵达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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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赞（Ozanne）在法语中的发音近似“拿起武器”（aux armes）。

[2] 这么快就松懈了！——作者注

[3] 这次放弃在后来撤退的路上造成了致命的问题。——作者注

[4] 古罗马时期授予以实际行动于危难之中拯救同胞的罗马公民。

[5] 拿破仑的百日政权垮台后，内伊被以叛国的罪名枪决。

[6] 冈比西斯二世是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大帝的儿子。他在任内征服了埃及，但是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病死。

[7] 第聂伯河的古希腊语名称。

[8] 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只要安泰俄斯保持与土地的接触，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无法被击败。

[9] 在希腊神话中，杀死九头蛇的是赫拉克勒斯。

[10] 1813年，拿破仑与第六次反法同盟短暂地达成过9周的停火。

[11]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瓦罗坚持主动出击，迎战来袭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因此罗马征召了一直大军，但是罗马军队在坎尼会战中惨败于汉尼拔的军队。瓦罗只身逃回罗马后，却没有遭到元老院的责罚，反而受到欢迎。

[12] 保王党将领。

[13] 别忘了，是拿破仑为施瓦岑贝格亲王从奥地利皇帝那里争取到了陆军元帅的军衔。——作者注

[14] 比如说皇帝去世之类的。——作者注

[15] 今波兰的卡利什。

[16] 今波兰的霍伊努夫。

[17] 今波兰的莱格尼察。

[18] 今波兰的日米格鲁德。

[19] 原文是拉丁语Nigro notanda lapillo，古罗马人用白色鹅卵石标记发生喜事的日子，遭到厄运时则用黑色石头标记。

[20] 贝尔纳多特。——作者注

[21] 这个预言在后来的维也纳和会上成了真。——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