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鲍里斯·萨文科夫[1]

鲍里斯·萨文科夫在苏联受审$

Keystone View Company$

“你与萨文科夫相处得如何？”1919年夏，与萨宗诺夫[2]在巴黎会面时，我问他。

这位沙皇的前外交大臣做出一个不赞同的手势。

“他是个杀手。我很惊讶自己会与他共事。但我能怎么办呢？他是最有能力的，富有才智，充满决心。没人如此优秀。”

这个老绅士头发花白，沉浸在故国亡失的痛苦中，一个为战争所毁灭的流亡者在胜利的庆祝中努力代表俄罗斯帝国的幽灵。他悲哀地摇摇头，盯着那间公寓，眼神中有无法言说的疲惫。

“萨文科夫。啊，我没指望我们还会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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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轮到我自己需要见这个奇怪的危险人物。“五巨头”[3] 刚刚决定支持高尔察克先生，鲍里斯·萨文科夫则是他信任的代理人。我只在舞台上见过俄国民粹主义者，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形象非常适合这一角色。身材矮小，动作细微、轻巧、沉着；一双引人注目的灰绿色眼睛生在一张近乎死人般苍白的脸上；语调平静、低沉、平稳，几乎没有音调起伏；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举止自信而庄严；一声乐意而正式的招呼，带着僵化但不冷漠的沉着；带着一个不寻常人物和强烈克制的隐藏力量的全部感觉。更仔细地打量这副面容，观察它的活动和表情，它的力量和吸引力越发鲜明。他的容貌还过得去，但尽管才40多岁，他的脸上已爬满皱纹，皮肤上有些地方——尤其是眼睛四周——似乎是揉皱的羊皮纸。这双深不可测的眼睛稳定地凝视着一个方向。这份凝视是超然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在我看来似乎满含着死亡和命运。但那时我知道他是谁，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

鲍里斯·萨文科夫的一生都花费在阴谋中。没有教会所宣扬的宗教；没有人所规定的道德；没有家，没有国；没有妻子儿女，没有远亲近邻；没有朋友；没有恐惧；猎捕和被猎；不宽容，不屈服，孤独。然而他找到了他的安慰。他的存在围绕一个主题组织起来，他的生命奉献给了一项事业。那项事业就是俄罗斯民族的自由。在那项事业里，他无所畏惧，无所不能忍受。他甚至没有狂热这样的刺激因素。他是那种不同寻常的产物——一个为了温和目标的恐怖分子。一项只要必须就冒着死亡危险，借助炸药来实现的合理开明的政策——英国的议会制度、法国的土地所有权、自由、容忍和善意。什么伪装也迷惑不了他清晰的观点。政府形式也许会彻底变革；上层也许会成为底层，底层成为上层；词语的含义、观念的联系、个人的作用、事物的外表；所有这些都可以变得面目全非而骗不到他。他的直觉非常可靠，他的路线不可动摇。不管风向改变，潮流变幻，他永远知道自己驶向的港口；他永远在同一颗星的指导下航行，那就是红星。

前半生，他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发动对俄罗斯帝国王权的战争。后半生，他还是经常单枪匹马地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战斗。他不断地反抗那个由刺刀、警察、间谍、狱卒和刽子手构成的障碍。艰难的命运、逃不脱的结局、可怕的毁灭！要是他生在英国、法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瑞士，所有这些都伤害不到他。无数快乐的职业生涯等着他。但怀着这样的思想和意志出生在俄国，他的生命就是一场逐渐增强到折磨而死的痛苦。在这些苦难、危险和罪行中，他展示出政治家的智慧、指挥员的品质、英雄的勇气和烈士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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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以笔名写作的小说《灰色马》（The Pale Horse）中，萨文科夫以毫不掩饰的坦率描述了他在普勒韦先生和谢尔盖大公遇刺中扮演的角色。他以无可置疑的准确描绘了一小群男女的行事方法、日常生活、心理状态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这个小组半年来合作行刺一个高层要人，而他是小组领导人。从他怀揣一本兰斯多恩侯爵签发的护照，“偷偷藏着3千克炸药”，装成一个英国侨民到达N.镇那一刻，到在大街上将“总督”炸成碎片和他四个同伴中三个的死亡、被处决或自杀，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其中暗示实际恐怖分子与民粹主义中央委员会关系的描述最予人以启发。这个委员会安全地深藏在欧美大城市的地下世界。

“部长先生，”他对我说，“我对他们很熟悉，列宁和托洛茨基。多年来，我们为俄国的解放并肩工作。现在，他们比以往更恶劣地奴役它。”

萨文科夫第一次对沙皇与第二次对列宁的绝望战争之间有一段简短但不同寻常的插曲。大战的爆发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打击了萨文科夫和他的革命家同道布尔采夫。他们在协约国的事业中看到了一个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运动。萨文科夫心向西方自由国家，他经受考验的狂热的俄罗斯爱国主义将他与他长期交往的犹太国际主义者分隔开来。即使在沙皇统治下，布尔采夫也被邀请回到俄国，献身于国防任务。萨文科夫是带着革命回去的。1917年6月，时任陆军部长克伦斯基任命他为加利西亚战线的第七集团军政委。部队在兵变。死刑被废止。德国和奥地利特工在整个军区散播布尔什维克主义。几个团谋杀了自己的团长。纪律和组织没了。武器弹药长期缺乏。同时敌人不断猛攻支离破碎的防线。

这是他展现品质的机会。没有一个革命家可以指责他那血染的民粹主义资格。没有一个忠诚的军官可以怀疑他对胜利的热情。至于政治哲学和俄国人在毁灭之路上聊以消遣的没完没了的争论，这个新晋政委是马克思最有成就的学生和最激烈的批评者。尽管带了武器，他独闯刚刚打死其军官的团，让他们重归本职。一次，据说他亲手打死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后者正引诱一支此前一直忠诚的部队。与此同时，他以排除万难的组织才能修复了管理机构。一个月后，他给士气低落的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力重整了集团军纪律，以至它能够于7月初在布热扎尼采取攻势，赢得一场大胜。

克伦斯基在一次对第七集团军战线的视察中亲眼看到萨文科夫胜任工作的证据，意识到这一点后，立即任命他为当时由古托尔将军指挥的西南方面军战线总政委。萨文科夫一到现场，防线就被德军在塔尔诺波尔（Tarnopol，1917年7月16日至19日）打破。这场军事灾难后是大规模的叛逃、兵变、对军官的屠杀和广泛的平民起义。应萨文科夫要求，7月20日，古托尔被科尔尼洛夫将军取代。我们现在来到了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厄运之一。萨文科夫相信他在科尔尼洛夫身上发现了那个与自己品质互补的人，一个简单、固执的士兵，在官兵中广受欢迎，对纪律有严格要求，没有阶级偏见，对俄国有一份真诚的爱，拥有全面执行他人所提计划的知识。如果要稳定陆军，拯救国家，时代要求一个强硬无情、完全团结的人。与在陆军事务上观点一致的科尔尼洛夫一起，萨文科夫要求重新实施对后方和作战部队中的怯懦、擅离职守或间谍的死刑。于是在这个决定俄国命运的最关键时刻，克伦斯基同时拥有了解决这场危机所需要的政治和军事实干家。而且这两人全心全意地团结一致。这样，已经在权力顶峰的是甚至可以在最后一刻挽救俄国于即将来到的可怕命运的三人档，他们本可一举获得俄国的胜利和自由。那些团结起来本可以恢复一切的人，结果却被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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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不允许我解开这厄运和精明策略缠成的令人沮丧的一团乱麻。那些策略离间了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让萨文科夫无力防止这场分裂。有一段时间，三人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科尔尼洛夫成为全俄陆军总司令，萨文科夫成为陆军部副部长。一手连着自负、教条主义但依然强力和善意的政府首脑，一手连着忠诚的硬汉士兵，萨文科夫似乎是俄国的救世主。再有一点时间，一些帮助，一点信心，几个诚实的人，苍天的保佑和更好的电话设施——万事大吉！但混乱的大潮快速累积，德军炮火在前线轰鸣，布尔什维克在战线后方传播。深远而狡猾的阴谋离间了多疑的克伦斯基与固执的科尔尼洛夫。9月9日，将军被指控要发动一场谋求独裁权力的政变，在克伦斯基的命令下被捕。萨文科夫虽然在一次对政变共谋的调查后被宣告无罪，并且在危机期间被授予彼得格勒的全面指挥权，但也成为极端分子的目标，被迫辞职。他是唯一可能避免即将到来的毁灭的人，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忠于克伦斯基，忠于科尔尼洛夫，尤其忠于俄国的萨文科夫失去了对形势的控制。

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随之而来。克伦斯基与他那消极苟安的政府从舞台上消失。萨文科夫逃过他的敌人，加入了顿河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拔剑反对新的暴政。这场绝望并且最终失败的斗争占据了他的余生。他成为俄国事业在欧洲的正式代表，先代表阿列克谢耶夫，接着代表高尔察克，最后代表邓尼金。这个前民粹主义者负责与协约国和同样重要的当时构成西方“屏障地带”的波罗的海和边境国家的全面关系，表现出无论是指挥还是阴谋方面的各种能力。最终，1919年，当俄国土地上的抵抗失败，为守卫俄国而召集的新军队被打败或摧毁时，身处波兰领土的萨文科夫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这最后的壮举简直是奇迹。没有资金、人员或装备，只有他自己的老朋友毕苏茨基作为保护人，还有他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中一直受到怀疑和争议的权威，但到1920年9月，他还是聚集了3万名官兵，将他们组成两个有组织的军。这场最后一搏虽然惊人，但也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巩固，大国与那个成功的专政日益增长的达成协议的倾向，形势对边境小国的压力，他一贫如洗的军队的内部不和，所有这些驱散了最后一点残余力量。被迫退出波兰的萨文科夫继续从布拉格发起战斗。用武力入侵俄国的所有希望都破灭后，他在苏联领土的大片地区组织了遍布各地的绿卫军（Green Guards）游击队——某种形式的罗宾汉战争。渐渐地，经历了各种无情的恐怖和屠杀，所有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抵抗都被扑灭，从太平洋到波兰，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阿富汗的广大人口被冻进另一个冰川纪的漫漫长夜。

在这次最终失败前不久，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劳合·乔治先生搜求关于俄国形势的信息，我获准带萨文科夫到契克斯别墅（Chequers）[4]。我们乘车同行。到达时的场面对萨文科夫一定是一次新奇的体验。那天是星期日。首相正招待几位著名的独立教会（Free Church）牧师，他本人围在一队威尔士歌手中。这些人从他们的家乡威尔士赶来为他合唱。他们以最优美的声音演唱了几个小时的威尔士赞歌。之后我们有一番谈话。我只记得它的一个片段。首相认为，革命就像会经历通常过程的疾病，俄国的最坏情况已经过去，面临实际统治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将放弃他们的理论，不然他们就会起内讧，和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Saint-Just）一样倒台，其他更软弱或更温和的人将继承他们。这样通过连续的动乱，一个更宽容的政权将得以建立。

“首相先生，”萨文科夫以他的正式口吻说道，“请允许我说一下，罗马帝国衰亡后，接下来的是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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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得以实现。经过两年的秘密谈判后，他们诱使他回到俄国。克拉辛一度是中间人，但还有其他人。这个陷阱精心下了饵。它说，所有武装抵抗现在都不可能了。但在布尔什维克政府本身之内，理智上需要的是萨文科夫这样的人的协助。政府可以不在布尔什维克，而是社会革命的基础上重组。为了掩盖力量平衡的深刻转变，名字和原则也许会保留一段时间。“为什么不来帮我们拯救自己呢？”诱惑的声音轻轻地说。1924年6月，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明确邀请他回国。历史将得到原谅，一场假审判将举行，之后就是宣告无罪和高级职务。“那时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全部聚在一起，像我们打破沙皇的暴政一样打破新的暴政。”萨文科夫了解这些人，知道自己对他们做过什么，居然还踏入了这个陷阱，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正是这样的知识出卖了他。他认为他知道他们的思想方法，信任阴谋者那扭曲的荣誉准则。甚至可能他们圈套里的谎言中掺杂了真相。总之他们抓到了他。

肉体折磨没被采用。他们为他们的死敌保留了更巧妙精致的酷刑。后来的事件让我们对这些及其逼取招供方面的效果耳熟能详。在单人牢房里经受了虚假希望和易变承诺的折磨，遭到最巧妙的压力的榨取，他最终受到诱使，写下他臭名昭著的放弃信仰的信。就这样在历史面前蒙羞，被朋友谴责为叛徒，他可以切身感觉到监禁一周比一周严酷，而他向捷尔任斯基的最终恳求只落得个嘲讽的回应。他是在牢里被悄悄枪毙的，还是在绝望中自杀的，这一点不太确定，也不重要。他们从身心两方面摧毁了他。他们将他一生的努力降格为无意义的怪象，让他侮辱自己的事业，永远污损了人们对他的记忆。然而，当尘埃落定，即使有所有那些污点和抹黑，也很少有人比他为俄罗斯民族做过更多努力，付出过更多，接受过更多挑战，承受过更多痛苦。

注释

[1]鲍里斯·萨文科夫（1879—1925），俄国革命家、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领导人，信奉恐怖主义。曾参与多起针对俄罗斯帝国高官的暗杀行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战争部副部长，后因参与科尔尼洛夫政变而辞职，并被社会革命党开除党籍。十月革命后，曾组织反布尔什维克暴乱，并在苏波战争期间前往波兰。苏波战争结束后，被波兰当局驱逐出境。后他秘密返回苏联被捕，在卢比扬卡监狱中自杀。⁑

[2]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宗诺夫（1860—1927），俄国外交大臣（1910—1916）。1919年他代表俄国白卫军参加了巴黎和会。⁑

[3]指英法美日意五国。⁑

[4]英国首相新的乡间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