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F. E.”第一代伯肯黑德伯爵[1]

“F. E.”$

100年前，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是约克郡西赖丁区最好的跑手和最厉害的拳击手。他以矿工为业。那时候，矿工是个独立阶级。他们通过契约“依附”于雇主，这些契约的条款让人想起中世纪的农奴。他们大部分在自我管理的社区过着艰苦的生活，在境遇更好的工人眼中比野蛮人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个凶残的世界。根据常情，矿坑、它暗藏的无数危险和矿工间的工友情谊会吞没一个矿工家庭的儿子。

但托马斯·史密斯打定主意，他的儿子作为其中一个要过上不同的生活。他费心劳力地让儿子接受了教育，小伙子也抓住机会，得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先在韦克菲尔德，后在伯肯黑德。小托马斯·史密斯是虔诚坚定的新教徒，属于一个最严格、最狭隘的教派。他带回家一个奇怪而狂野的家伙作为新娘。她有变幻暴烈的情绪和不输于他的意志。据说她有吉卜赛血统，她无疑拥有吉卜赛血统有时具有的那种棕黑但生动的美。一场奇怪的婚姻，但也是一场快乐而且带来不寻常后果的婚姻；因为遗传学学生也许注意到，托马斯和芭谢巴·史密斯的孙子成了英国大法官。他就是第一代伯肯黑德伯爵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Frederick Edwin Smith）。

我们的国家从许多来源汲取力量。过去一个半世纪来，它从新的中产阶级人士中找到新鲜的领导人储备。继工业革命而来的企业和财富的扩张创造出这个新阶级。没有名望或权力的帮助，金钱常常只有自己的双手所挣的，而且所剩无几，这些商人和工业家、医生和律师、教士与作家、教师和店主的儿子仅仅通过天赋，一路打拼到公共生活的前列，打拼到几乎所有大生意的领导地位。他们对政府的贡献丰富多彩。回首往事，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将他们从纸上抹掉，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历史还剩下多少？皮尔（Robert Peel）、格莱斯顿、迪斯雷利、布赖特（John Bright）、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张伯伦父子、博纳·劳和鲍德温，所有这些人都将被扫出历史舞台。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是这种人之一，尽管他来自一个更粗陋的类型。按为他作传的儿子在一本令人愉快的有趣的书[2]里所述，埃德温的父亲，即托马斯的儿子，在一次有关星期天滑冰话题的争论之后，17岁的他匆匆离开了家。他参加了陆军，在西北边陲[3]服役，21岁时成了军士长。回到英国后，他做了一段时间家族生意；之后学习法律，获准成为律师。他进入政界，在43岁突然离世的时候，他似乎即将开启一份成功的法律和议会事业。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埃德温需要独自拼搏。那年他16岁。

一个叔叔愿意帮他读完牛津大学，但条件是他拿到公开奖学金。他拿到了。一通快乐的无所事事和全心全意地享受大学生活之后，他发现自己陷入债务，除非在学校取得优等成绩，否则没有可能从麻烦中脱身。他把自己关在寄宿屋里，在六个月里每天学习14个小时。他得到优等，次年获得瓦伊纳（Vinerian）法律奖学金，成为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研究员。他于1899年获准成为律师。到1904年，他每年挣到6000英镑，1908年，他成为王室律师。他作为议员的声誉那时已经牢牢建立起来。他凭着他的首次演讲成为全国性人物。

那次演讲是一场冒险的赌博。他知道会是这样。预计会获准发言的那天晚上，他和妻子驱车去议会，他告诉她，说他决心孤注一掷，而且计算了失败的代价。

“如果输了，”他说，“我将一无所有，只能蛰伏三年，直到我的耻辱被忘记。”

“你一定要冒那么大险吗？”她问。

演讲大获成功。我只听到后半部分。但从我进门那一刻起，我能感觉到拥挤的议会正听一个一流水平的新人演讲。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蒂姆·希利（Timothy Michael Healy）是抨击大师和议会最杰出的辩论家。当那位年轻议员在如雷的喝彩声中坐下时，他匆匆写了张条子，从凳子间传过去。“我老了，你还年轻，”纸条上写道，“但你在我独擅专长的游戏里打败了我。”

我直到他34岁才结识他。他是个狂热的保守党人，对我因为贸易保护问题而离开保守党非常生气。他自己的父亲在19世纪80年代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热心崇拜者，教导他不仅要接受保守党的民主概念，还要爱护那些努力使之成为现代政治中一支重要力量的人。“F. E.”——借用他这个出了名的绰号——因为我打破了一个传统而怀有很强的敌意。他不希望见我。直到1906年的议会正常运行几个月后，我们在一场重要的争议之前站在下院围栏边时，一个共同的友人介绍我们相识。但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友谊无懈可击。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它从未受到最猛烈的党派争斗干扰，也从没有为最细小的个人分歧或误解所损害。随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流逝，它越来越牢固，并且一直持续到他英年早逝。他的陪伴带来的愉悦和启迪无与伦比。政界和一般公众在F. E. 史密斯身上看到一个顽强好斗的人物，在生活的战场上大踏步前进，一路攻城略地。他们为他的勇猛欣喜若狂。他们看到他的快活神气。熟人和对手都感觉到他的嘲讽或在下院和法庭上的反驳的辛辣。许多人容易认为他只是个在法律的磨石上将机智磨得锋快的煽动家。这是派系时代那些在工人阶级观众面前玩弄通俗艺术的人可能形成的判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那些藏在后面的品质才为国人所理解。

但他的亲密朋友，当然还有我，称道的是真实的他——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位智慧、严肃、冷静的政治家；一个伟大的法学家；一名造诣高深的学者；一个快活、聪明、忠诚、可爱的人。我们一起做过几次相当重要的旅行。我们都在牛津郡轻骑兵团服役多年。我们多次一起待在布伦海姆宫（Blenheim）。我们在无数场合晤面交谈；每次离开他时，我都能学到些东西，而且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他总是非常风趣，而且还有可观的常识和敏锐的理解力，这让他的建议无论是在解决公共争议，还是私人困境方面，都有无上价值。他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狗的全部美德——勇气、忠诚、警觉、喜欢追逐。他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稳定并且稍显阴暗的结论，许多人对这些问题满足于不置可否。饱经世故，饱经风霜；法律大师；擅长辞令；身强力壮；书虫——很少有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任何吸引他的内容他都能详细阐述和修饰一番。

尽管多才多艺，他却是我见过的最始终如一的人之一。他经历了我们时代所有动荡的政治活动即属其一。它基于同一个标准，经历同一个思维过程而走向同一个目标。一些保守党人将对国家荣耀的自豪与对工薪阶层和贫民住户的真诚同情结合起来，他一直是其中之一。他骄傲地谈论他的卑微出身，夸大它，吹嘘它。一个自由和文明的社会为有才能的人开启了广阔空间，不管他们的财产和背景多么缺乏，他为此而骄傲。从他的战前演讲体现出的无情力量和党派偏见，有人推断他是个僵化的政党成员，其实他根本不是。一个国民政党或政府的主意总是对他充满吸引力，甚至让他激动。他对劳合·乔治先生坚定不移的友谊和崇拜出自我们在1910年组成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的尝试。组成这个政府的目的是解决当时非常凶险的爱尔兰和宪法问题，为当时许多人已经看出的欧洲威胁做准备。只要北爱尔兰的权利得到有效保护，他的思维从未真正固化于反对爱尔兰自治政策。他的后半生看到许多他心仪已久或至少从未反对过的事业在他的协助下得以实现。

22年前，第一个联合政府成立，我也再次开始与保守党人在除贸易保护主义外的一切问题上合作，这时我们成了同事，起先在战时，之后在和平时期。近十年时间里，我们一起在内阁供职；我很难回忆起任何我们不是真心而自然地意见一致的问题，意见不一的重大问题当然一个也没有。在我觉得印度的未来危如累卵的几年里，我尤其遗憾身边没有他。我相信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 * * * *

F. E. 拥有用于讨论、辩论、阐述、呼吁或争论等等所有目的的十八般兵器。大棒用于讲台；轻剑用于个人争论；一团乱麻的渔网和出其不意的鱼叉用于法庭；一壶清泉用于一场紧张而纠缠的秘密会议。他的儿子举出了许多他使用各种不同方法的例子。世上很难找到比他和威利斯（Willis）法官在萨瑟克区法庭的交锋更持久、更无情的辩论了。

一个被撞的男孩起诉一家电车公司，要求损害赔偿。F. E. 代理电车公司出庭。有利于男孩的理由是事故导致了失明。饶舌但好心肠的威利斯法官让同情压过了审慎。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他大声说。“瞎了！让他坐到椅子上，好让整个陪审团看到他。”

这是在偏转公正的天平，F. E. 提出抗议。

“也许法官大人想让男孩在陪审席传看一圈。”他建议说。

“那是最不适宜的评论。”法官叫道。

“它是最不适宜的建议引来的。”是那个惊人的答复。

威利斯法官试图想出一个决定性的反驳，终于想到了。

“史密斯先生，你有没有听过培根——伟大的培根——的一句话，说年轻和审慎是不相配的搭档？”

“是，听过。”机智的反驳脱口而出。“你有没有听过培根——伟大的培根——的一句话，说饶舌的法官就像一只走调的钹？”

“你太无礼了，年轻人。”法官嚷道。

“实际上，”史密斯说，“我们都是，但我是主动这样，而你是不由自主。”

在一部精心创作的戏剧里，这样的对话会被看成机智，但这些精彩纷呈的连续反驳根据当时的情景脱口而出，这才是惊人的。

也许，几乎同样惊人的是威利斯法官继续给F. E. 无情的机智创造机会。

“那你认为我坐到审判席上来干什么，史密斯先生？”

“法官大人，我没有资格揣摩天意的神秘运行。”

在公共讲台上，同样的闪电从他身上发出——有时披着普通的伪装。在一次选举集会上，一个起哄者正对F. E. 为之讲话的候选人无礼。他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最终插嘴建议那人在问问题时该脱下帽子。

“要是你愿意，我会脱下靴子。”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

“哦，我知道你是来找不自在的。”F. E. 评论说。

另一次是在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他正在他的老选区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某一刻，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政府到底为你们所有人做了什么。”

“什么也没做！”走廊里的一个女人叫道。

“我亲爱的女士，”伯肯黑德伯爵说，“走廊光线太暗，看不清你无可置疑的魅力，因此我无法确定你是未婚女士还是寡妇或者太太，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都能证明你错了。如果你是未婚年轻女性，我们给了你选票；如果你是妻子，我们增加了就业，降低了生活成本；如果你是寡妇，我们给了你养老金——如果你这些都不是，而是蠢到喜欢喝茶，我们减少了糖的税收。”

这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话是脱口而出的。我很想继续引用这类锤打般的妙语。其中许多保存在他儿子写的那本精彩的“生平”里。我可以作证，在任何环境下，F. E. 都能给出一句答复，让〔对手的〕嘲笑甚至在场的人转而针对攻击者。大家怕他，怕他一张刀嘴。连我这么熟悉他的人，有别人在场的时候，都忍住不让争吵太过火，以免殃及友情。

关于他在法庭上的成功，我无法给出第一手描述，因为我只听过一次他在法庭上的讲话。我认为他在下院的表现不及在讲坛或公共宴会上。他在下院只待了相对短的时间——10到12年——他的特点和风格是按其他模子形成的。不过依然没人可以媲美他在议会的许多惊人成就。在我看来，他在上院似乎比在下院更如鱼得水，在上院会议中占据了更大的主导地位。听他在上院议长席位上总结一次辩论，不用笔记，不用手势，几乎没有音调变化地一次谈上一个小时，逐点分析，将它们织成条理分明的论证结构，旁敲侧击地冲击一些报复性攻击，但永远明确而轻松地回到他的主题，没有一点费力迹象地得到他的结论，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令人难忘和嫉妒的才能。他很满意于这份才能，也很乐意使用它。“当我可以自由飞翔时，”他对我说，“我总是感觉良好。”

他在公共讲坛上表现很好，因为他深知街头的普通保守党爱国者的观点、感觉和偏见。同样的品质帮助他说服陪审团。他能以无懈可击的准确敲出那简单的主音符，引来热情的父亲、丈夫或热心青年的反响；以无比确信和最大的自由谈论所有最微妙的关于生活和道德、体育精神和公平竞争的问题。

但我最喜欢听到他在内阁讲话。他是个非常沉默的成员。他在法律职业中养成了连续几小时一动不动地静静聆听的习惯，除非被问及他的意见，他难得开口。那时他的举止如此安静，如此恰当，如此一板一眼和理智，以至你能感觉到意见的改变。接着突然之间，他对话题的劲头上来，本能的，无价的，构成真正雄辩的信念与感染力的光芒闪耀出来。我经常会想起皮特先生翻译的著名拉丁警句：如果F. E.在这里，他会告诉我——“雄辩就像火焰。它需要燃料来充实，行动来激发，而且越烧越亮。”在我的感受里，他和劳合·乔治先生都是在一二十人的聚会上表现最好，这些人里的每一个都非常熟悉争论中的问题，各种各样空话的任何形式对他们的效果都只能是灾难性的。

我说过，他的意见始终如一，甚至是固执己见。在公共或私人的每个事务上，如果他周一与你意见一致，你会发现他周三还是一样，到周五情况看上去不妙时，他还会以更强的信念前行。同志或盟友的相反形式是如此常见，以至我将这一点看成一个突出的特征。他喜欢娱乐；他对生存这份天赐礼物充满感激；他热爱生命中的每一天。但没人比他工作更努力。年轻时起，无论工作和游戏，他都全力以赴。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非同寻常，对一个特定问题连续五六个小时的思考不在话下。他拥有拿破仑称道的精神能力“de fixer les objets longtemps sans être fatigué”（法语，大意：长时间关注一个目标而不觉得累）。无疑，他在法律工作中经常将他的无比机敏用于掌握一个困难的领域和直达问题的根本。他从不纠缠在错综复杂的细节中。我记得在他获准成为律师，成为个中佼佼者后，当时自由党政府圈子的流行说法是他并没有真正掌握法律原理。一些大法官阐释了英国常识和正确感觉的奇妙结构，我活着看到他跻身他们之列。

他儿子向我们讲述了他在1910年的加冕礼上成为枢密院成员的故事。我认为我与那事有点关系。我知道阿斯奎斯先生对他评价很高，在专业上欣赏他的思想。我催促将他作为枢密院成员列入非党派荣誉名单。作者讲述了阿斯奎斯首相提出这项建议时，它在当时的反对党领导人贝尔福先生那儿引发的奇怪反应。我认为这不是出于嫉妒或对后果的担心。对于赏赐和提拔如何在他和他叔叔统治了一代人的政党成员间分配，贝尔福先生自有他长期形成的观点。不管怎么说，他反对它，并且为了实施这项提议，有必要将另一个枢密院成员位置授予博纳·劳先生。这可能让领导权的天平倒向博纳·劳先生，同时也许可追溯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不过，历史总是为各种各样的事件所改变。

事后回首，我认为联合政府的战后岁月应视为F. E. 一生的重大时期。艰难和危险的爱尔兰争议扭曲了英国政治逾30年，他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它的最终解决中发挥的作用。普通公众，尤其是支持保守党原则的那部分人，依然记得他是“飞奔的史密斯”和大战前最强烈最能干的《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反对者之一。为了在排除北爱的基础上获得爱尔兰问题的解决，他做出的努力要么鲜为人知，要么被人遗忘。自那以后，复活节起义（Easter Rebellion）揭示了爱尔兰新芬党人对英帝国的打击的极致，之后就是暗杀和恐怖行动。

F. E. 自觉有义务协助做一次最终努力来结束这场长期、极端和过时的争议。他在与新芬党代表团的谈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是《英爱条约》的签字人之一。

“我今晚也许签下了我的政治死刑令。”他放下笔时评论说。

“我也许签下了我的真正死刑令。”迈克尔·科林斯（Michael Collins）[4]说。

伯肯黑德在上院就《婚姻诉讼法案》（Matrimonial Causes Bill）[5]的演说再次揭示了这个政治家和慷慨亲切的人。他儿子认为它是“他一生最好的演讲”，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评价。滔滔不绝的雄辩，感觉的深度，思考与论证的力度，这些让人回想起议会演讲和辩论巨人的伟大时代。

“各位大人，”他说，“过着高尚生活的人、商人、意见和经历受到重视的人，会将通奸看成应当解除婚姻纽带的一个事实，对此我只能表达我的诧异。通奸是对婚姻肉体义务的违反。对节欲和忠贞义务的坚持非常重要，它对社会不可或缺。但我一直秉持的观点是，婚姻的那一方面被夸大了，并且在婚礼中有点粗鲁地被夸大了。我今天认为很重要，并且将与之共进退的观点是，婚姻的道德和精神方面比身体方面重要得多……如果你考虑婚姻对我们大部分人意味的一切——对年轻时如此漫不经心又如此自信地共同经历的世界的记忆，温情的陪伴，共为父母的甜蜜联系，所有这些比大自然为了获得物种延续并使之令人愉快，以巧妙的心灵感应设计出来的纽带要有意义得多。”

“什么，”他问，“是对一个可怜女性的补救？结婚的时候，她放弃了婚前赖以谋生的微不足道的事业，最后一文不名，终其一生都无法认出她的丈夫，无法得到任何法律救济。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她有一个冰冷的家；余生都守着没有父亲的孩子……”

“我们被告知，我描述过的这样一个女性将保持贞洁。我只能说，两千年来，人类天性以年轻的热忱抵抗了修道院的冷血告诫。我也不相信上帝设立了一个标准，而两千年的基督教体验已经表明正值青春年华的人类天性不能支持它。”

“那些发言反对当前提议的人怀着最好的动机，但带来了最危险的结果：‘我们拒绝给予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希望。虽然一个诚实的男人爱着你，罪恶是你们结合的代价，私生子身份是你们孩子的命运。’我不能也不相信眼前这种结构的社会将长期默许一个如此残忍的结论。”

他就这样说服了上院。但下院却在有组织的压力下持有另外的看法。今天，经过了18年之后，这个深刻影响到公共道德和个人幸福的问题在他大胆描绘的路线上达成了解决方案。

* * * * *

从与F. E. 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从与贝尔福、莫利、阿斯奎斯、罗斯伯里和劳合·乔治等同代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同样愉悦和收获。与这些人一番交谈后，你确实感觉到事情简单了，容易了，感觉到英国足够强大，足以安然度过它的所有麻烦。他走了，在最迫切需要他的时候走了。但他的记录留下了。他不是在每个方面都值得所有人效仿的榜样，谁又是呢？他似乎拥有双份的人性。他一生的蜡烛同时在两头燃烧。他的身材和体质似乎能够无限期地支撑各种形式的脑力和体力活动。当它们垮掉时，终点来得很快。太阳下山到天黑之间只有很短的一段黄昏。这样更好。若疾病迁延太久，他的生命赖以建立的所有活动被剥夺太久，这会成为他不堪承受的负担。

从第一代伯肯黑德伯爵的职业生涯中，以及从这些记载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年轻人知道，我们岛上没有阶级、特权或财富的障碍会阻止优秀能力的全面施展，这对他们肯定是一种鼓舞。

一些人度过了忙碌、辛劳和成功的一生后，留下了无数股票证券、土地工厂或大企业的商誉，F. E. 将他的财富存在朋友心中，他们将把对他的记忆珍藏到他们自己生命的终点。

注释

[1]即弗雷德里克·埃德温·史密斯（1872—193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律师。1906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任检察总长（1915—1919）期间，曾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罗杰·凯斯门爵士定罪并处死（1916），因而声名大振。任大法官（1919—1922）期间，进行了重大的土地法改革。协助了与新芬代表团的谈判，是《英爱条约》的签字人之一。1924—1928年任印度事务大臣。⁑

[2]Frederick Edwin, Earl of Birkenhead, Birkenhead.†

[3]英属印度的一片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是印度次大陆最难征服的地区。⁑

[4]迈克尔·科林斯（1890—1922），爱尔兰革命领导人，1921年签订《英爱条约》的爱尔兰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于1922年爱尔兰内战中，被反条约者在一次伏击中射杀。凶手声称通过签订这一条约，他出卖了爱尔兰，因为此条约只将独立赋予爱尔兰32个郡中的26个郡。⁑

[5]这个1911年的法案寻求替代1857年《婚姻诉讼法案》，并寻求使女性得以按与男性相同的理由提出离婚。⁑1857年《婚姻诉讼法案》将离婚的法定理由局限于通奸一种，并要求原告自身没有过错以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谋行为。且该法案对身处离婚纠纷中的夫妻适用不同的标准。如果妻子作为原告，她不仅需要证明被告丈夫通奸，还需证明丈夫存在诸如虐待、乱伦或鸡奸等其他过错；如果丈夫作为原告，那么他的证明责任明显要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