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福煦元帅[1]

无比的正直与和谐贯穿了福煦元帅的一生。法国与德国这场冲突大戏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破坏了大片繁荣的法国领土。福煦元帅的一生正处于这场戏剧的中心。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感觉到它的狂怒与悲痛，他的最高权力运用于它的高潮和终局期间。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他年龄只够当一名志愿兵中尉，但他所在部队太年轻，没有经验，因此他们从未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他见证，他承受痛苦，他理解，但无能为力。这个热情的年轻人血管里流淌着加斯科涅人和武士的血液，敏锐的智慧揭示出更重要的问题，极度的敏感对每一次接触做出反应，却被迫无助地看着祖国的衰落。他能做的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到它的痛苦和自己的无能。

但作为痛苦的自然结果，他还能在自己身上培养那些深刻并且在某些方面显得神秘的力量。简单、实际但强烈的宗教信念让他坚强，对祖国天生的爱让他充满活力，最高形式的职业军事智慧让他专注，从1870年起，福煦在一个凡人的大脑和身体内包含了法国人称作“La Revanche”的精神。对这个词差强人意的翻译是“复仇”。这个翻译不好，是因为这个“复仇”里没有怨恨或残酷的热情，没有物质收益或个人荣耀的贪婪，没有羞辱或粗暴对待德国敌人的欲望——不管隐藏得多深——只有一个终生的愿望、目标和努力，要看到终有一天，在1870年倒下的法国会恢复其尊贵地位。他开始职业生涯时，向着巴黎和胜利进军的德军对这个年轻人不屑一顾；他活着看到英勇的德国人的全部力量匍匐在他笔尖下哀求。人微言轻时，他与祖国经历了最坏的境地；位高权重时，他指挥了它的绝对胜利。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不平凡和上天注定的人物一些最可爱的特征，虽然上天注定这一点颇有争议。他的个人魅力和精彩演讲对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无论祖国的政府或政府形式是什么，不管他的宗教给他的军旅生涯带来多大妨碍，他对祖国和宗教的忠诚构成了他持久的力量源泉。作为一个接触其他人物和应付无休止细节的人，作为指挥着一条在德军攻击下崩溃的战线的司令官，他无所畏惧而且源源不断的旺盛精力连大战都没能耗尽。他的忍耐力堪与精力媲美。他对祖国的宪法和部长们的职位维持着绝对尊重，即使那些部长出自一个显然不属于他的制度。我们必须承认，他对盟军盟国的感受怀着一份不偏不倚的理解，最后还对那个古老而可怕的敌人保持了一份纯属一名士兵的骑士风度。他曾在那个敌人脚下挣扎，也曾胜利地骑到他们头上。德国人接受了停战协定的苛刻条件后，谨慎而警惕的平民意见强烈要求立即解除德国作战部队的武装，这时福煦大声说，“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留着武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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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福煦的军事水平还为时过早。我们离事件太近，它也迥异于之前所有的战争体验。最高指挥权在这场战争中运用的条件与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二世、马尔博罗和拿破仑证明其才能的条件没有任何联系。所有的压力和紧张都出现在这个现代时期，实际上，它们被大大延长，以至变得模糊不清，但它们还没达到以往的宏大战役中达到的那种强烈的行动性。相比坎尼会战、布伦海姆战役或奥斯特里茨战役，1918年的世界大战只是一部慢镜头电影。我们坐在宁静、宽敞的房间里欣赏阳光下环绕在树木间的草坪，只有唠叨和家务能打破这份平静，但700万人，其中任何1万都可以消灭古代的大军，陷在从阿尔卑斯山到大西洋的无休止战役中。而且它不是持续一个或两三个钟头，而是近一年。这些考验显然属于一个不同的种类；说它们属于一个更高的级别当然还太早。

我在战前的军事演习上结识了福煦；大战期间，我和他有过三次接触，这三个场合恰当地表明了他的命运沉浮。第一次是在1917年。虽然我自己当时没有官职，但在潘勒韦部长的盛情邀请下，对法国战线做了一次大范围巡视。这是福煦的一段低谷期。继索姆河战役的可怕伤亡和失望而来的反应和指责击垮了霞飞，福煦作为他的作战副手也随他受到冷落。1915年春，法军在他那场固执而不幸的阿图瓦攻势中损失惨重，这一点掩盖了他1914年在马恩河和伊瑟河的战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法国震惊于男丁的急剧减少，转向其他领导人和新的方法。福煦获任巴黎的一个高级顾问职位，正是在那里一间离荣军院不远的简朴办公室里，他会见了我。显然没人表现出一丝的情绪低落或意识到被轻视。他以无比的坦率和气度谈论了整个战争形势，尤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东线区域。他的姿态，他引人注目的举止，他有力而且常显得可笑的手势——滑稽，甚至完全没有表达力，他的兴趣被唤起时的思维力量，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生动印象。无论是手握可以发动的军队，还是只剩下思想，他永远在战斗。

我在其他地方描述过与他的第二次会面。那是1918年4月3日在博韦（Beauvais）。他当时是所有协约国军队的总司令。3月21日的灾难和从杜朗会议（Doullens Conference）认识到的深刻教训迫使黑格提议并由法军司令贝当接受了福煦的最高领导权。他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协约国战线被撕开一道很宽的缺口；英国第五集团军溃败，大部被消灭；法国援军尚未到达；只有一道由下马的骑兵、临时拼凑的军校学员分队和这场失败中疲惫的幸存者组成的不规则的薄弱防线，挡在进攻的德军和拥有铁路生命线的亚眠之间。法国控制区再南边一点，蒙迪迪耶刚刚失守。福煦只有少数参谋军官——他的“军事家庭”——和界定不清的权力，不得不要求英军继续奉献和从贝当处抽调后备军北上。贝当将军一直认为，应该留这支后备军保卫首都。这无疑是可怕的一刻。我现在可以见到他。他向克列孟梭和我描述了形势，像老师在黑板前讲课一样，借助地图和笔解释了他信心的理由。他显示了入侵的冲击波如何逐日减弱，最初的大规模推进如何逐渐停止。他当然不算沉着。他慷慨激昂，极尽说服之能事，但富有洞察力，特别是毫不气馁。

直到秋初，当德军攻势被决定性地打败，局势最终转向，一切进展顺利并且无疑开始好转时，我才再次见到他。现在，他处于权力顶峰。他的话就是法律。法国、英国、美国和比利时军队不折不扣地遵从了一位常胜将军的指挥，德军防线在他们面前不断后退。

但他在4月到9月间经受了多么严峻的考验啊！北方战役的长期危机期间，他将英军司令部认为不公平的压力加在英军头上，这当然是极其冒险的。面对久经沙场的将领对法军援助这一合理措施的强烈要求，他有一套典型的说辞——“Cramponnez partout”（到处坚持）、“Jamais la relève pendant la bataille”（战役期间绝不松懈）。至于他自己的贡献——“On fait ce qu’on peut”（尽力而为）。这对“背水一战”，被占据绝对优势的德军打得溃不成军的英军毫无用处。他很不情愿地施以援手。他榨出陷入苦战的黑格军队的每一滴生命力。那支军队经历了残酷考验，没有失败。它赢了，但只是小胜。凭借最可怕的牺牲和努力，它坚持了下来。结果，在保住英吉利海峡港口和保持英法军队的联合之间做出选择的可怕问题没有出现，福煦的大话“两边都不放弃”（Ni l’un，ni l’autre）实际上是用英国人的血实现的。他将一匹骏马骑到几乎累死；几乎，但没真死。它活了下来，赢得了那场特别的比赛。谁还能说他错了吗？相反，虽然我们招致了可怕的损失，现在我们必须声称他是对的。但英军司令部和这位总司令间的关系当时紧张到极点。北方战役尘埃落定后，余怒保留下来。英国陆军和政府最高层圈子认为，法国人正利用统一指挥权将不成比例的压力加到主要盟友头上。这个可怕的想法来自知识，来自巨大的损失和冰冷的经历！

英国的头头脑脑还沉浸在这份情绪中时，一个更沉重的打击落到头上。5月27日，法军中路在“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遭到突袭，敌军一场大规模攻击随之而来。福煦此前要求在北方的战役中全部损失过半的四五个英国师填补一段战事不紧的法军战线，使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整。结果这些残缺不全的部队正对着一场新攻势的冲击，几乎被全歼。5月25日[2]的这场灾难加剧了英军司令部和福煦的紧张关系，令人遗憾地损害了他在巴黎的名声。一直给予他精神支持的是贝当，这个灵巧、冷漠、有条有理的战士完全控制了法军参谋部这架绝妙的机器。据说贝当在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与福煦并不一致。

1918年6月1日到7月中旬的这六个星期肯定被记录成对福煦的艰巨考验的高潮。迄今为止，除了法军一场超级大败和英军被人利用的深刻感觉外，他还没什么可炫耀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持久的军事名声肯定建立在他在这场考验中的作为上。如果他身后没有一个不同身份、同等勇气和个人力量更强大的人物，他决不可能成功。克列孟梭这个忠实可怖的法兰西之虎潜行在法国首都，保护着这个总司令不被推翻。正是在这个消沉、危险、争议和受到削弱的形势下，福煦元帅面临着德军7月12日的新攻势，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贝当的决定，撤出横在巴黎与敌军之间的后备军，在芒然（Charles Mangin）的指挥下将他们投向德军侧翼。这个决定，从它的形势和结果来判断，肯定会被看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举动和坚韧精神的榜样之一。

但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结束了。盟军团结一致，打败了敌军，福煦成为那个至高无上和必胜的人。一个宜人的秋日下午，我在他的庄园，对着一个严肃、安静、彬彬有礼，对自己不可限量的成功和不朽的名声深信不疑的绅士，试图赢得他对一项于1919年开展的大规模坦克计划的支持。

我与他还有一次会面。那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在陆军部。协约国盟军当时守在莱茵河防线，占领着莱茵兰地区。英军规模现已大大缩减，驻扎在科隆。出于我无法理解，同时可能与某种莱茵兰自治的谋划有关的原因，法国人希望自己驻守科隆，将英军调到防线一处不那么重要的部分。他们打发福煦试探性地将这一变化首先通知我。德高望重的元帅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他的立场。他将自己的意思限制在军事便利方面的因素，但随着他的进行，我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背后的意图，不由心生反感。在我们为到达科隆这座名城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将莱茵河上的英军司令部搬出那里的想法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正当。因此在他完全表明意思后，我说：“难道你们不认为可以让我们全部打道回府吗？”

我记得阴影一层层罩上元帅那高贵、表情丰富而且一直很友善的面庞。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再没提一个字。我们的谈话愉快地继续进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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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煦元帅主导的事件的重要性在战争史上当然无与伦比。但我相信，随着时间流逝，世人会发现，他的英勇精神和精明准确的判断都是第一流的。好运降临到他头上。在唯一的希望是不陷入绝望的时候，他顽强好战的特殊才能为他在马恩河和伊瑟河赢得殊荣。这一才能也将他引向阿图瓦和索姆河进攻战的巨大失败。1914年，他通过拒绝认输力挽狂澜。1915年和1916年，他啃硬骨头啃断了牙。但1918是他的一年。在鲁登道夫攻势的第一阶段，没人比他更清楚如何用每一分力量来防守每一寸土地，从而积蓄后备力量。在第二阶段，当主动权转到协约国时，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不仅拥有了优势兵力，还有更多的大炮、弹药、坦克和飞机——简言之，一次成功进军不可或缺的装备。这时才到了福煦的独特天才得到全面和决定性发挥的时候。高喊着“Allez à la bataille”（去战斗）、“Tout le monde à la bataille”（人人奋勇），他掀起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这些协约国军队的狂潮，发动了规模宏大、步调一致、势不可挡的进攻。

注释

[1]福煦（1851—1929），法国军事家、统帅。炮兵学校毕业。曾任军事学院教官、院长。1911年起任师长、军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集团军、集团军群司令，率部保卫边境，指挥第一次马恩河战役和伊普尔、佛兰德斯等战役，后因索姆河战役损失惨重而被解职。1917年任法军总参谋长，翌年出任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和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晋升为陆军元帅。著有《战争原则》《战争回忆录：1914—1918年》等。⁑

[2]5月25日没有败仗，丘吉尔提到的也许是一个月前的4月25日的一场大败。用一个营据守一座重要山头的一个法军师阵地遭到德军特别猛烈的攻击。山两侧的法军部队打退三次进攻，遭到重大损失后放弃，撤向后方，那个营被切断，孤立在山顶。法军左翼一个英军旅或死或俘，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