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亚瑟·詹姆斯·贝尔福[1]

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

Keystone View Company$

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2]作为首相讲话时，说到亚瑟·贝尔福，“他远看如烟世事。”这话里有事实真相，也有讲话者情绪的辛辣。麦克唐纳曾近看世事，他内心更愿意远望。一丝怀旧但不乏骄傲的下意识的嫉妒感导致他说出这恰当而含蓄的评论。麦克唐纳一生都在工党－社会主义者的漩涡里挣扎，有时被赶出议会，甚至因为他与反国家势力的联系，几乎被赶出这个国家；一直受到挑战和骚扰，在大众不满的持续风暴中时不时冒出成功的光芒；今天来了，明天又走了；他支持的事业，有时连他自己都不愿为之战斗；一时登上巅峰，一时落入低谷。这样的麦克唐纳只能对他那位幸运而失败的前任漫长、宁静、高傲的事业既敬佩，又不屑。

“他远看如烟世事。”亚瑟·贝尔福没有混入那片喧哗。他滑行在它的表面。他生而拥有巨富。为国家服务逾50年后，来自古老贵族头衔的财产在他死时已经减少，但依然相当可观。他从未真正担心过金钱，他从不需要面临谋生或支付生活必需品账单的问题。他在苏格兰有个美丽的家，在卡尔顿排屋街（Carlton House Terrace）有一座舒适的宅第，都由可靠的资金自动维护。这就是他在世上的位置。他与他所属的大地主阶级一样逐渐而稳定地失去财产。虽然他在晚年的不幸投机中失去了大量财富，他对此从未过度担心。他的需要不多；他的生活习惯很朴素；他总是很富足，也有富足带来的安全。

大人物的传记作者倾向于忽略或淡化这些非常实际的考虑。然而，它们在任何公共人物的事业中自有其价值。已故的贝尔福伯爵一生都没受到世俗需要的羁绊，这对他是幸运，对他的国家更是大幸。在现代条件下，对事务毫无偏见的看法与日常生活需要之间的妥协越来越多，他从来没必要这样做。这是他的一项巨大优势和力量源泉。

他是个单身汉。维系和抚养一个家庭的全部艰巨工作倾注了人类的主要心血，因为一个爱情悲剧，这些远离了他的视野。自那以后，他自给自足，完全独立。他考虑的是整个国家，兴趣在全世界。英国应该强大繁荣，大英帝国应该更紧密地团结在英国周围，而英国应该是权利与和平的捍卫者，它自己的志向与抱负应该与一个不断扩大和巩固的国际都市的要求和谐相融；而他应该在所有这一切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是他一生的目标。

他实际上是一个寻求世俗目标的业余牧师。他在早年生活中获得和拥有了深刻而明确的观念；借助不可思议的理解和感悟才能，他得以调整所有新现象和不断变化的形势，与他牢固形成的信念相适应。按麦克唐纳的说法，到80岁时，他对生活、思想和事务的兴趣还与20岁时一样浓厚，但他的目标、原则和主题一直顽固不化，在他生活、扮演他的角色甚至统治的这段令人难忘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改变。他是那种你可以毫不夸张地使用“政治家”一词来形容的人。他对罗马天主教信仰的背离是倔强的，根深蒂固的。除此之外，他似乎拥有一个伟大教皇的个人品质。他具有那种沉着、超脱、高尚的思想和道德眼光与灵巧和实际的管理艺术的结合。对那些影响一个稳定社会的进程的人，这样的管理艺术不可或缺。为了捍卫他的原则和成见，他用上了每一种行动、言辞和辩论资源。但他知道何时改变，不仅知道何时改变，还知道如何依据形势的压力而改变。他坚持自己的信仰，总是对着同样的星星改变方向，只在逆风的驱使下无法避免时才偏离航向，他与时俱进，活在近三代人的最前沿。他从未陷入困境，从不落伍。他喜爱年轻，接受并且鼓励它的要求。在思想上，他永远年轻，同时让人感觉他拥有成熟的智慧。

最真实优雅的品味，综合平衡的判断，敏锐的洞察力，客观、长久、沉闷、不屈的激情，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他无所畏惧，他没有理由害怕。死亡迟早都会到来。它只是状态的改变，最坏不过是一种平静的忘却。贫困从未进入他的脑海。因为他的品格和行为，耻辱与他无缘。他们带他到前线观战，他平静地透过夹鼻眼镜看着爆炸的炮弹。所幸没有一颗近到让他跳起来。要是让它们逮到机会，它们是会让任何人蹦起来的。一次，我在下院看到一幕狂暴的场景，一名爱尔兰议员疯狂地冲过大厅，在距他的脸几英寸远的范围内挥舞拳头，挥了好几分钟。我们这些后面的年轻议员全都准备随时冲上去，帮他对付一个威胁他人身的对手，但亚瑟·贝尔福这位下院领导人对这个疯狂人物的兴趣既不多于，也不少于一位透过显微镜查看一只受到刺激的罕见昆虫的扭曲姿态的生物学家。实际上，没人有办法让他屈服。大战期间，有一次，当我们对爱德华·格雷子爵的政策力度相当不满时，我（向他表示歉意）对愤怒的劳合·乔治先生说：“唔，至少我们知道，要是德国人来了，对格雷说，‘如果你不签这份条约，我们就立即枪毙你。’他肯定会回答，‘一个英国大臣屈服于威胁是最大的耻辱。那种事不合适。’”但劳合·乔治反驳说：“德国人不会对他说那样的话。他们会说，‘要是你不签这项条约，我们就扭断你在法罗顿（Fallodon）的所有松鼠的脖子。’那会让他屈服。”亚瑟·贝尔福没有松鼠。不管是重大危险还是很小的危险，不管是通过可怕的威胁还是利用其癖好，任何人都压服不了他的中心意志或破坏他的责任感。

这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我认识他，而且在30年时间里，经历了政治的变迁沉浮，享受着他成熟的友谊。现在，我们要走近他一点，看看他在生活小事上的表现。

温彻斯特学院有句格言：“人如其行。”如果真是这样，亚瑟·贝尔福就是人中最完美的。他是我见过最有风度的人——在各个阶层，与大小人物打交道，他都从容、礼貌、耐心、体贴。但这种在他身上完全自然不做作的温文尔雅的态度却是他举止中最不值得一提的部分。他的举止在无论愉快还是尴尬的各种场合都游刃有余。不仅他自己从未表现出尴尬或不知所措，而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才能灌输给他置身的任何人群。他让每个人都感到轻松自如，与他们一起安然度过最尴尬、最痛苦的局面。不管需要说什么，他都知道如何说出来；别人口不择言，冒出愚蠢或冒犯的评论，他知道如何自卫或回以切中要害、公正或严厉的反击。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他可以并且确实庄重而温和地说出难以出口但必须说的话。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他永远是那个最愉快、最和蔼、最有趣的客人或同伴，他的在场令人愉悦，他的谈话让人开心。

他总是对任何话题或任何与他交谈的人表现得饶有兴趣，他拥有并且积极运用这样的技巧。他的谈话里也许没有约翰·莫利那样生动鲜明的特色，也没有罗斯伯里那常常令人不安的才华，但他予人的愉悦超过了这两人。他在交谈中不那么主动。他让谈话按同伴的意愿进行，以最恭维的态度重视好心说出的任何话，接受任何观点，一步步推动讨论——然而他自己经常说得很少。所有与他会面的人离开时，都感觉他们发挥了最佳状态，他们找到了理解他们观点的一个人，不管他是否同意。相比他对他们说过的话，他们常常更清楚地记得他们对他说过些什么，而他也欢迎或者似乎同意他们所说的。他喜欢海阔天空的交谈，非常清楚如何掌控它，这样就没人被忽略，谈话也从未堕落到“令人讨厌的独白”。

政治、哲学、科学的各个分支、艺术、历史，与闲谈一样，都是他信手拈来的话题。他似乎能引出同伴最拿手的话题。让他和一个政治对手、一个不满的支持者、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个学生、一名船长、一名探险家、一个发明家或任何专业的一位有学问的教授待在一起，几分钟后，你会看到一场热烈的交谈在双方渐渐高涨的热情和兴趣中滔滔不绝。没人逃得过他的吸引力。每个人都献出他最宝贵的思想财富，并且因为它们得到一个如此地位的人如此慷慨的欣赏而自豪，而开心。然而他还是能通过一些颇有见地而令人不安的问题，留心到任何对他设想的真相、感觉或品味的偏离。如果苏格拉底对他玩弄任何逻辑诡计，他会很快让那个老家伙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上了天堂，我会尝试安排他们就某个对我不算太深奥的话题聊上一回。

他一生都生活在欣赏他的朋友圈子里。许多年里，他都是一个由杰出男女组成的名为“众人”（The Souls）的社团里的主要人物。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旅行，一天接一天地互相住到对方令人愉快的屋子里。另外，他接受各种各样人的邀请，从未因为其他更诱人的事件爽约，在他身后留下的是满意甚至快乐。

但在事关公共事务的地方，所有这一切之下却是一种冷漠的无情。他很少让政治对抗成为私生活的障碍，他也不会比阿斯奎斯更多地让私人友谊妨碍他对国家问题的解决，不管那友谊多么牢不可破。如果他生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那迷宫似的阴谋诡计中，他将不需要学习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如果他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中，他会在绝对必要的时候心安理得地将他的政府或政党的危险敌人甚至一个犯错的同事送上断头台。但他会极其礼貌和完全不含个人感情地这样做。

许多政治学学生认为他个性的这一面在他对待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一事上体现出来。温德姆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社会交往和政治伙伴关系可以造出一对忘年交，许多年来，所有这些联系将他们连在一起。但有一天，作为爱尔兰事务大臣的温德姆与《爱尔兰自治法案》支持者打得火热，甚至到了损害保守党政治基础的程度。在公众看来，似乎贝尔福首相清楚地表明要求他辞职，并且眼也没眨一下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但第一手证据压倒了这被广泛接受的印象。与乔治·温德姆最近最亲的人声称，首相全力支持他，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同意他辞职，只在温德姆的健康和精神在各种压力下最终崩溃，他妻子和家庭在医生大力支持下恳求时，贝尔福才最终接受他辞职。温德姆无疑到死都是贝尔福的忠实朋友，他敬爱的妈妈珀西·温德姆夫人一刻也没动过埋怨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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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为人广泛讨论的是发生在1903年秋的张伯伦先生辞职事件。张伯伦唤起了长期沉睡但一直存在的以帝国优先为伪装的贸易保护问题，使保守党陷入一场最激烈的分裂。贝尔福认为分裂他的党是“不可原谅的罪恶”。他习惯于指责罗伯特·皮尔爵士在1846年和格莱斯顿先生40年后的做法，完全不提这些争议的好处。他因此也和自那以后的其他领导人所做的那样，努力维持保守党在一些中心政策和原则上的一致，这使得保护主义者和保守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在一个组织内保持团结。他在一本名为《偏狭的自由贸易》（“Insular Free Trade”）的宣传册中摆出他的观点。它总体上接受谈判税率和报复关税，但如果党内思想逐渐确认了采取更纯粹的政策，它也没有关上这样做的大门。但人们热情高涨，整个国家都在期待着。没人愿谈及任何其他事。关于自由贸易的旧教科书被移下书架，一阵辩论的飓风扫过这片土地。自由党人完全团结在他们的反对之下。一次选举近在眼前，并且在这些形势下，这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时任财政大臣里奇（Charles Thomson Ritchie）先生、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勋爵、伯利的贝尔福男爵（Alexander Hugh Bruce，6th Lord Balfour of Burleigh）等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觉得，他们正一点一点被引向与他们的信念相反的立场。他们一起商量，并且详细研究了更换政府和首相的可能性。德文郡公爵的重要性超过所有其他人，是贝尔福唯一可能的继任者，总体上与他们意见一致，但他天生行动缓慢，而且出于不愿伤害感情的动机，避开了所有关于组阁的讨论。贝尔福对所有持异议人各自的态度了如指掌。他认为除了德文郡公爵外，他们都“阴谋”反对他。

9月9日，张伯伦先生为了可以放手解释和推广他的保护主义政策，致信贝尔福，请求辞职。他在随后几天里与首相有过几次谈话，双方同意，出于维持保守党团结的原因，他的辞职将被接受。因此在这个只有张伯伦和贝尔福知道的基础上，内阁在9月14日和15日召集会议。好斗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认为贝尔福肯定站在张伯伦一边，一起提出辞职，并且他们知道辞职将会被接受。德文郡公爵没发言，但他们认为他正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到目前为止，普遍的看法是，贝尔福故意向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们隐瞒了张伯伦先生“也已辞职”，并且他的辞职被明确接受的重大事实；他延迟了一整天没有干预，以便让参与阴谋的三个同事的辞职生效；并且只是在那之后，他才将德文郡公爵叫到他房间，告诉后者张伯伦已经离职，邀请他留下来。据认为，通过这种方法，他离间了德文郡公爵与同事，得以说服他留在政府内，帮助对抗张伯伦先生的全面保护主义政策。故事就是这样。

这个版本在历史上没有一席之地。首先，张伯伦实际上是在内阁提出的辞职，即，他说出了某种类似“他还是离开的好”或“他必须离开”的话。他儿子奥斯丁给我的一个朋友写下这样一段话。“……在那次关键的内阁会议前一晚，我从国外休短假回来，直到我在内阁与父亲会面才见到他。因此，我不知道他写给贝尔福的信，也不知道他辞职的打算。我听到他在内阁宣布了那个打算。[3] 内阁会议结束后，我和他一起乘车回到王子花园，怪他没跟我说一声就做出这个决定，但还是加了一句，说因为他要辞职，我当然该同样做。”

没人能怀疑这样的证词。然而，在男人间进行某些谈话时，每个在场的人都会从中得到不同的印象，这种事经常发生。在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满脑子都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们离开内阁会议室时，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张伯伦已经辞职及他的辞职已被接受。

贝尔福认为让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在同一天一起流点血对保守党的团结非常必要。他相当清楚，要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们知道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自己即将下野，他们一个也不会辞职的。相反，他们会高兴地留下来，把他赶出去。但这不是贝尔福的计划。他认为他们已经听到张伯伦的声明，并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提交了他们的辞呈。出于他自己的学识，张伯伦的话对他的重要性不同于对那些他不赞成的同事，他对这一事实没有足够的估计。他并不觉得一定要将自己的立场通知那些他认为阴谋反对他的人。按他的选择处理对他构成威胁的各种辞职，这是他的权利，他把这项权利留给自己。他是否该尝试说服任何人留下来，这完全取决于他一人的意见。但这样就存在一个推迟告诉德文郡公爵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完全说得通的解释。

公爵离开内阁时也许怀着这样的印象，即张伯伦不是真心提出辞职，而且他的辞呈已经被拒绝。我从当时还是斯坦利勋爵（Edward George Villiers Stanley）的德比男爵那里得到下面的叙述。他当时还是个低级部长——陆军部财政部长。他是德文郡公爵的继女婿，与公爵很亲密。他们一起驱车到伦敦近郊的君纳士贝莉（Gunnersbury）与利奥波德·德·罗斯柴尔德（Leopold de Rothschild）先生一起吃饭。吃到半途，有人送来一只内阁文件盒。公爵转向斯坦利勋爵，说：“我的内阁钥匙留在伦敦了，把你的借给我。”斯坦利当然还无权拥有一把内阁钥匙，如实说了。文件盒因此一直关着，在夜里晚些时候又返回伦敦。

第二天上午，斯坦利勋爵前往唐宁街12号的组织秘书房间，得知张伯伦已经辞职，首相已经接受了他的辞职。午饭时，斯坦利勋爵偶遇一个朋友，后者告诉他，公爵很孤单很焦虑，妻子不在身边，他没人可倾诉，盼着斯坦利去看看他。

我去了（德比男爵写道）公爵家，发现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说：“我当然写了辞职信。”我问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他不能与乔·张伯伦留在同一个内阁。我的回答是：“但是因为乔已经辞职，那个根本不成其为借口。”他像中枪一样跳起来，说：“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时我突然想到，前一夜的红色盒子里有这条信息，而他一如既往地从没打开盒子。这时他打开盒子，如我所料，发现贝尔福写来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乔已经辞职，希望他留下来。

他当时非常尴尬，因为他已经将辞呈亲手交给贝尔福。我自愿提出去见贝尔福。一开始他不肯见我，对于受到打扰非常恼火，告诉我说他正写信给公爵，说他对他的辞职多么遗憾，等等。我告诉他不需要写那封信，因为公爵正要撤回因误解而发出的辞呈。A. J. B.（贝尔福）这时叫我去喊公爵来见他。我去了。晚上，我和公爵一起吃饭，他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都令人满意地安排好了。

澄清之后，我相信这些事实第一次真实地展示了这场公案。

18日，张伯伦9日的信和贝尔福16日的答复公开，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们认为自己受到首相和公爵的不公正对待。他们的辞职被默默接受，自那次内阁会议后没听到任何其他消息。那时的公众意见普遍认为应该明确告知他们，说首相手里有张伯伦的辞呈，而他也接受了。连《年鉴》里那中立而没有感情色彩的描述也说到“一个普遍印象是内阁里的自由贸易成分陷入了互不信任的形势，而互相信任被认为才应成为大臣同事间关系的特征”。这无疑是真的，但也可以为贝尔福说句话：首先，他听到张伯伦在内阁提到辞职，其次，他将德文郡公爵看成自由贸易集团的领导人。他在内阁会议后立即书面通知了公爵这个决定性事实，即张伯伦已经提出辞职，而且被接受；他将告诉其他人的事情交给了公爵，如果公爵觉得合适。然而公爵那天夜里打不开那个红色盒子，第二天上午还忘记了它，因此三名支持自由贸易的大臣的辞职生了效。这无疑是贝尔福所希望的，尽管他没有策划它，也不可能预见。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他们轻易撤回辞呈，即使他们有心这样做。

通过手腕和巧合，首相暂时实现了他的全部目标。他一次性摆脱了内阁两方面的极端主义者。他为所有信赖他事业的忠诚者维护了他的中央集结地，留住了令人敬畏而庄重的德文郡公爵。没过多久，支持自由贸易的前大臣们在他们公开的辞职信上抱怨说，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张伯伦辞职，而这实际上早在那次内阁会议前几天就被接受。现在，他们当然怪公爵自己单独做出和解，和解的条件却没有告诉那些与他同气连枝的同事。对官职一点也不在乎，但对自己的名誉非常在意的公爵着了急。他已经被那个红色盒子的问题弄得心神不宁，觉得那是他自己的责任。不过现在，他已经保证继续为首相工作，与首相协商好了重组政府的人员和措施。他像高多芬过去常做的那样躲到纽马基特[4]。在那里，他收到来自自由贸易支持者的一系列书信。他们很愤怒。他们有理有据地认为他骗了他们。德比男爵写信给我：

他给我看了一封来自……的信。你一辈子都没看到过这样一封信。它以天底下能有的各种罪名——背信、不诚实，等等——来谴责他。它让老公爵寝食难安。他对我说：“想想我活了一辈子，到最后还背上这种种骂名。”

受到如此攻击的公爵不知所措。十天里，他陷入严重焦虑。这时首相就财政问题发表了一次讲话。一名宗教大裁判官对异端嫌疑分子言论的审查也绝对没有这个能干而单纯的老人对其领导人讲话的审查那么详尽；让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发现里面有一段措辞至少在隐含的意义上超出了使他受到束缚的原则。他立即投出他的辞呈，几乎高兴得在纽马基特的荒野上打起滚来。亚瑟·贝尔福那套用心良苦的计划全盘落空，保守党毫无希望地滑向一场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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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的危机中，一场复杂而且更为致命的内阁动荡导致劳合·乔治取代了阿斯奎斯。在这里描述贝尔福在那场动荡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但没什么比关注贝尔福一步不差地穿过那座迷宫时的理性、冷静、正确同时无情的举止更予人以启发的了。他像一只矫健优雅的猫，脚不点地地巧妙穿过泥泞不堪的街道，从一个内阁通向另一个，从作为他支持者的首相到作为他最严厉批评者的首相。[5]

我必须从我的一捆贝尔福语录里攫取几片叶子。对一次讲话的评论：“阿斯奎斯没东西可说的时候，他清晰的风格成了一个明确的劣势。”另一场合的一次反驳：“那篇演讲中，有一些真实成分，有一些老生常谈，但真实的是老生常谈，不是老生常谈的不真实。”还有：“它里面一些幽默的东西本意是认真的，另一些认真的东西本意是幽默的。”这里有一份我常常在悲观主义者唠叨不休的时候发现的很有帮助的评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世界，但还没糟糕到那种程度。”关于一个有点热情过度的支持者，“他危险的忠诚困扰着我们”。在一次午宴上，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先生[6]想表现表现，突然冒出一句，“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基督教和新闻业”。亚瑟·贝尔福对这个主张考虑了一会，回道，“基督教，当然，但新闻业是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问他是否曾准备过他的演讲结语。“没有，”他说，“我想到什么说什么，在第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结尾时坐下。”

在他的政府于1905年下台后，他间或会赴他的年轻朋友和前下院同事的小型宴会。那些同事离开了他，其中一些曾在所有那些英国政治闹剧中猛烈地攻击过他。他曾被这个国家的一场大选赶下台。他在下院只有区区上百名追随者，其中四分之三是对他不满的狂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在这些情况下总是如鱼得水。尽管外面刮着猛烈的政党派系风暴，但随着谈话的进行，没人会认为我们所有人不是同一个政党的成员甚至同一个政府内的同事。一天夜里，我们谈到公共人物该不该阅读关于他们自己的报纸评语，特别是该不该向一个剪报代理人订阅的话题。我说我一直这样做：一个人不需要读奉承话，在我的经历中这些从来都不多，但时不时浏览一堆剪报，通过看到一些流言蜚语或不满，或一些他没意识到的危险批评，一个人能看到一些对一个部门首长有用的信息。“我从不，”A. J. B. （贝尔福，用一个他常被称呼的著名首字母缩略词）说，“自找麻烦，在一大堆垃圾里翻找，指望发现一只烟蒂的渺茫机会。”长期以来，他以从不读报自夸；长期以来，这被说成是他的一个美德。但报纸笑到最后。后来，我们的社会几乎只剩下报社这一个坚强自信的机构。他活到了那个时代。终于，他因为脱离公共意见受到责备；最终，他不得不读报纸，但他尽可能地少读。

他有许多保持活力的习惯。他从未用电报以外的形式回复邀请。大家因为很快得到回复而开心，认为电报是体贴的一个标记。30年前，浅橙色信封的到达让我们的父母精神一振；如果它包含的不是坏消息，他们将它看成一种恭维；所以在另一头，一切都好。另一方面，你可以口授一封电报而不必亲笔写一封客套信。

他很少在午饭前起床。他躺在床上，不受打扰地处理事务，阅读，写作，思考；在周末下午的1点后出现。不管处于什么危机下，他都表现得镇静而精力充沛。他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即使领导着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即使在大战的最黑暗时刻，他似乎都无忧无虑。他会在午饭后坐下来快活地谈论半个小时；他希望能够打一轮高尔夫，晚年则希望打一场草地网球。在报纸以大字双标题炮轰政治形势的时候，若看到他过着这样的日子，无知的人会感到意外甚至愤慨。他们认为他漠不关心或没有顾虑，但他经常从黎明起就在工作了。他从不激动，在下院时很难被人激怒。我频繁尝试，只在那些我宁愿忘记的少数情形下，在公开辩论中才成功地惹恼了他。

总体来说，下院是他的世界。他生命中的现实兴趣和活动在那里。逾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他领导着政府或反对党。没有哪个负责某项法案的大臣比他工作更努力，或更精通他提议的一项立法的所有要点。他从未在细节上出过差错，因为他细致耐心地研究过他负责执行的任何措施的每个方面和可能的困难。作为领导人，他的习惯是亲自结束几乎每一次重要辩论。他通常会讲上一个小时，也许有四五个带副标题的要点，每个要点用匆匆写在两只长信封上的三四十个词来具体阐述。在这些框框内，他让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经常，他停下来选择最适合他意思的词。在这样的时刻，与会者同情地加入他的寻找。那情形就像他在读一份重要电报时丢了眼镜。每个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对手，都急于为他找回它。当他自己在马甲的右上方口袋里找到它时，人人都为他高兴。那个正确的词就在大声欢呼或高声怒叫和众人的满足中冒出来。这种在发表讲话时吸引正反两方全部观众的才能是极出众的天分，就演讲可以影响意见或选票这一点而言，他影响了下院。

很奇怪的是，这个最轻松、自信、流利的演讲者也是那个最胆怯最吃力的写作者。他会赴一个有上万人参加的集会，当各种各样的后果系于他的话及其接受程度时，他的准备经常是在载他赴会的马车上，通过一场关于这些要点的谈话来完成的。一旦他在心里想到一个有力的主张，他确信可以聪明而独特地展示出来，但是一拿起笔，“他浑身发抖”，划掉、改写和重写的次数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会在一个句子上花上几个小时，一篇文章上花上几天。这是个奇怪的颠倒。在权力巅峰说出的收不回的话，他一点也不怕，但他怀着双倍于适当的谦卑和敬畏进入文字的殿堂。他对自己的思维活动很自信，对自己笔的活动却没有信心。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充斥着聪明机敏的作者，他们被要求公开创作时会退缩犹豫，或干脆避开这样的煎熬。贝尔福是个相反的例子，这一点相当程度地揭示了他的个性。他考虑的是权衡与平衡，是看到事物的两面，尤其是在他而言的所有缺点和不足。公共演讲的紧急需要和强迫性迫使他以最快的速度阐述他的思想。他的思维空前活跃，每一秒钟都需要在脑子里做出决定，但在他的卧室里，稿纸放在膝上，钢笔审慎地举在白纸上，针对每种情况和每个句子乃至几乎每个词的无数争论纷至沓来，在他深思默想的凝视前走来走去。他写的每句话都建立在很高的水平上，但它的杰出是以难以置信的劳动换来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政治上，他对大事的决断比对小事更容易。动荡期间，高级行政官员需要连续不断的明确的行政决定，而他在重大一般问题上比在这种决定上更有效率。他不擅长发号施令，但有时候，发出许多表述清晰、和谐一致的命令是统治者很有用的才能。他害怕孤注一掷，但在战时，不管怎么说，长官经常不得不孤注一掷。他讨厌在没有全面彻底了解的情况下表态，但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许多最重要的事不得不基于不完全和不确定的信息完成，而以之前的研究为基础的眼光经常是最安全的指导。1918年的一天，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凡尔赛宫开会，那里能听到德军的炮火，并且几乎处于射程之内。他就一个棘手的问题谈了10分钟。他说完后，老克列孟梭明亮的眼睛转向他，突然问道，“Pour ou contre？”（法语，“支持还是反对？”）他的思维类型擅长于选择基本原则，判断世界事务的轻重缓急。他指望有一个能干的手下，后者能够将他几乎总是很好的概念转化成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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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适合讲述主要由他负责的众多值得记住的政策行动，我仅择其要者。他的早期职业生涯全花在抵制《爱尔兰自治法案》上。作为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后来的下院领导人，他努力公正、有力和仁慈地统治着爱尔兰。1905年，他的下台让爱尔兰在政治上比之前和之后都更驯服，它的人民在各个方面都更幸福。然而，从北爱尔兰成立为一个自治地区那一刻起，他对南爱尔兰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心就少得多了。我倒认为，要是爱尔兰自由邦被完全排除在不列颠帝国之外，他也不会伤心。他一直将这样的排除看成大不列颠掌握的最后一着棋。

当美国就古巴的长期动乱向西班牙宣战时，贝尔福碰巧临时执掌外交部。大不列颠和西班牙的友谊久远而珍贵。任何争议都分不开这两个曾并肩与拿破仑作战的国家。贝尔福的根本信念——也许是他最强烈的信念——是所有说英语的民族应该团结一致。因此他在一夜之间逆转了外交部对西班牙的温和同情，将冷漠的中立转为对美国的显著友好态度。西班牙人不会忘记。当西班牙在大战中显示出对法、美、英联合的极端冷漠时，我一点也不意外。法国人是拿破仑侵略者的后代，美国剥夺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最后残余，英国似乎没把西班牙的友谊当回事，而且他们还占着直布罗陀。即便如此，贝尔福的决定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当时看来是一场严重危机的南非战争[7]的那个黑色星期里，贝尔福完全胜任那个形势。当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的电报到达时，他是唯一在伦敦的大臣。那封电报提议放弃解救莱迪史密斯（Ladysmith），说这个拥有重要驻军的城市应该在打光弹药后投降。他没有等待征询他的首相舅舅或同事的意见，直截了当地叫布勒坚持解救莱迪史密斯，不然就交出军队指挥权，打道回府。莱迪史密斯最终获救。

大战中，一些事件将他带到海军部首脑的位置上，我在其中起了点作用。1911年，他不再是保守党领袖之后，危险临近的阴影笼罩在我们头上之际，我建议首相阿斯奎斯先生任命他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名常任委员。我强烈地感觉到，在那紧张不安的几年，我们需要他对生死攸关的海军和军事问题的判断力。我希望能与他讨论德国威胁的方方面面，而讨论秘密事务的自由只能而且只应该来自公共的、官方的关系。大战爆发时，我在海军事务的进展上尽可能多地支持他，并且人所共知，他是达达尼尔海峡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离开海军部时，我很高兴这场当时正处于争议中的行动将由他继续下去。他很坚定地坚持下来。

然而，海军部这样的行政和直接执行职位并不是最适合他个性和思维习惯的领域。在这场战争中，他值得记住的贡献开始于他转到外交部之时。美国参战时，他对华盛顿的访问展现出他的最佳状态。英国从未拥有过一个更有说服力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使和全权代表。战后，在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先生都因为国内政治的急迫需要被召回国的那几个关键星期里，他拯救了巴黎和会免于陷入愚蠢的空谈。这次和会上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声明和关于协约国间债务的贝尔福照会的问题。至于尝试对此做出一个最终的或不偏不倚的判断，这些他一直坚持的决定依然处于很有争议的领域。

他在一片祝福和爱戴声中得意地庆祝了80岁生日。但在那之后，贫困时期开始向这个长期鄙视贫困威胁的人发起报复。他成了病人，他的身体受到损害，但直到几乎最后一刻，他的思维都保持了对人类前景清晰、平静的见解，在思考过程中保持了它的无尽愉悦。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我有幸看过他几次。我痛苦地看到一个高居于普通人之上的人即将到来的离去和——所有人类意义上的——消失。看着他以冷静、坚定和愉快的凝视注意死亡的到来，我觉得对人类那么自然和必不可少的一个事件，斯多葛派会如此小题大做真是太愚蠢了。但我也能感觉到那出悲剧，它让这个世界失去了聚集在一个伟人生命和经历中的全部智慧和财富，而将那盏灯传给了某个鲁莽粗野的青年，或让它颤抖着落到地上，摔成了碎片。

注释

[1]亚瑟·詹姆斯·贝尔福（1848—1930），英国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1916—1919）。保守党领袖。1874年进入议会下院。历任苏格兰事务大臣、爱尔兰事务大臣、首席财政大臣等职。曾镇压爱尔兰自治运动。首相任内通过《贝尔福教育法案》，成立帝国国防委员会，缔结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和1904年《英法协约》。1915年任海军大臣。外交大臣任内，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英国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后又两度入阁，任枢密院议长。1921年出席华盛顿会议。次年封为伯爵。⁑

[2]拉姆齐·麦克唐纳（1866—1937），第一任工党首相（1924，1929—1931，后一直担任国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于1930年3月20日在下院称赞贝尔福。⁑

[3]作者写成斜体。†（中文写成黑体）

[4]纽马基特（Newmarket），位于萨福克，是纯种马赛事的发源地和世界中心。与18世纪的政治家、廷臣弗朗西斯·高多芬（Francis Godolphin）一样，德文郡公爵也是成功的赛马拥有人。高多芬的著名阿拉伯赛马“高多芬阿拉伯”与另外两匹同时代同种的马被称为后来所有被培育为纯种马的赛马的祖先。⁑

[5]贝尔福在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中担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后在阿斯奎斯领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海军大臣。1916年12月，他成为劳合·乔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6]弗兰克·哈里斯（1856—1931），爱尔兰裔美国作家、记者、编辑、出版家。其五卷本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因内容过于色情在欧美被禁多年。⁑

[7]第二次布尔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