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克列孟梭[1]

退休的乔治·克列孟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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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列孟梭与福煦间的争论出版过许多无益的哀叹之词。这两位在危难时期拯救了法国的人互相指责，读者被请来声讨对方。争论双方都是老人，都顶着辉煌的光环，都行将就木。他们属于过去，历史不朽的一页属于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撕掉那一页？即使克列孟梭确实粗暴地对待了福煦，确实在赢得胜利后立即将他赶出政治舞台，即使福煦早前曾将自己的半身石膏像送给克列孟梭，希望获得支持，我们无疑也该主张，这些故事还是留着不说的好。一切都该体面地呈现给后辈。纪念碑周围不该堆满垃圾，上面只能刻上人的丰功伟绩。

我不这么看。历史女神不该是挑剔的。她必须看到一切，触及一切，如果可能，察觉一切。她不用害怕这些个人细节会让她失去浪漫和英雄崇拜。记录下的琐事和闲聊可能会——也确实应该——抹去小人物。他们不可能持久地影响那些在大风大浪中光荣地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一两代人的时间——当然，一个世纪——将呈现这两人的真实面貌。后代人的判断将不会为他们的最终纷争所扰乱。要是福煦从坟墓那边将投枪扔向克列孟梭，而克列孟梭进入坟墓那一刻，在最后的挣扎中将投枪扔回去，我们对两人的了解反而更多。

有了克列孟梭那本非凡的《胜利的辉煌与悲壮》（Grandeurs et Misères de la Victoire），我们的知识当然更丰富了。浮躁浅薄的作者倾向于将这部作品当成一个老人阴郁的胡言乱语。他们急急忙忙地为它道歉。我们被告知，说常识和公正禁止我们看重一个耄耋之年的垂死者激烈的胡话。相反，我把这本书看成对那个时代和那场冲突的历史的重大贡献。它不仅在字里行间向后来者展示和阐明了克列孟梭的品格，还讲述了这场大战及其起因。福煦跻身世界最伟大将领的地位也许还有争议，但克列孟梭是世界伟人之一已有定论。在此我们有了他自己刻出的形象——一部粗犷的杰作，没有完成并且部分扭曲，但永远予人以启示。

真相是克列孟梭体现和代表了法国。如果一个人可以奇迹般地放大到成为一个国家，那他就是法国。世人在想象中用象征性的动物来描绘民族——不列颠狮子、美国鹰、俄国双头鹰、高卢雄鸡。但这只戴着精巧时髦的帽子，留着白色八字胡，双目灼灼的年迈老虎，将比任何家禽更像法国吉祥物。被恐怖分子的肮脏屠场压倒之前，法国大革命经历过辉煌的一刻，他就是它那一刻的幽灵。他代表了起而反对专制者的法国人民。思想的专制、灵魂的专制、身体的专制；外国暴君、国内暴君、骗子、伪君子、贪污受贿者、叛徒、侵略者、失败主义者，所有这些都在这只老虎的势力范围内，它则对他们发动了无情的战争。反教权、反君主、反共产、反德国，他在所有这些方面代表了法国精神的主流。

还有另一种情绪，另一个法国。它就是福煦的法国——古老、高贵；这个法国的优雅和文化、礼仪是它赠给世界的礼物。还有骑士的法国、凡尔赛的法国，以及贞德的法国。福煦唤起的正是这个次要的和隐性的民族特征。从这两人在大战最后一年的结合中，法国人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高卢的全部荣耀和生命力。这两人各自体现了他们的古老和现代历史。法国大革命的血河流淌在这水火不容的一对人之间。他们间耸立着基督教高举起来反对不可知论的屏障。但是当他们凝视着贞德金色雕像上的铭文“La pitié qu’elle avait pour le royaume de France”（法语，大意：她的心与法国同在），看到圣女没举起的剑的闪光时，他们的两颗心是一样的。法国人拥有双重特征的程度没有任何伟大民族可比。英国或美国，甚至德国，都没有任何类似的这种双重性。这是一种不仅在一个接一个的议会，而且在法国每个街道和村庄及几乎每个法国人的心中持续进行的没有尽头的斗争。只有在法国面临生死存亡时，这种斗争才会暂停。福煦和克列孟梭的同志情谊如浮雕般演绎了法国历史。

* * * * *

我们大部分人都熟悉克列孟梭的故事。自始至终狂风暴雨的一生；一路斗争、斗争；从不止步，从不停战，从不休息。他的刀在半个世纪的火与冰中锻造和淬火。他是风口浪尖上的蒙马特区长[2]。他对分崩离析的帝国[3]的抨击，对革命者过激行动的抵制，拯救克莱门特·托马斯和勒孔特将军[4]生命——差点付出他自己生命的代价——的徒劳努力，所有这些导致极端分子和保守分子都将怨恨集中到他身上。极端分子是因为他们的暴行受到抵抗，获胜的保守分子则寻求惩罚那些煽动起民众，又不能再领导他们的人。很长时间里，他艰难谋生，做过医生、教师、记者。所有这些考验只是他长期受到威胁的一生的开始。他进入议会后，另外一系列的冲突开始了。坚定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摧毁部长和内阁的人、令所有政治家胆寒的议会恶霸、反对偶像崇拜者、决斗者、无情攻击法国新殖民帝国建设者的人，所有这些敌人从四面八方联合起来反对他。他追随甘必大[5]，又与他决裂。他受到布朗热[6]愚弄，成为后者的死敌。共和国的存在由一条细线维系多年，但这条线至少有克列孟梭这个不眠不休的守护人。

但他身后留下多少怨恨啊！每个人都感受过他的毒舌刀笔，面对过他刀枪的也不在少数。深厚的势力、普遍的利益、神圣的传统都遭到对抗——而且受到伤害、损毁、妨碍。十来位名声显赫的政治家记得是他毁了他们的野心和计划。这些有时候还是很好的计划。作为“那个北越人”（the Tonkinner）受到指责并且被赶下台的朱尔·费里通过他的辛苦努力和奉献将法国殖民地的范围扩大了两倍。[7]克列孟梭在他下台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人。另一个古老的历史性领域为法国而开启。英国人在恢复埃及的偿付能力和秩序方面邀请法国人合作。促使法国舰队从即将轰炸亚历山大港的现场撤出，转而北上的重大决定中，对克列孟梭的畏惧就是个明显的因素。克列孟梭没能阻止法国夺取突尼斯、北越（印度支那），但他毁了那个成事者；而且实际上，他没让法国染指埃及。法国的新殖民地贡献了1914年战线上的兵力。对于控制或阻止取得那些殖民地，没人做得比克列孟梭更多。可以肯定，在后来的岁月中，对这一点的反思给他带来不少痛苦。它无疑让他饱受责备。

法国政治中有一种英国政治无法比拟的紧张、复杂和暴力。它在19世纪80—90年代达到极致。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戏剧中的所有元素都有了现实表现。法国议会生活忙乱、激烈、邪恶，经历了连续不断的丑闻、欺骗、揭露、伪证与谋杀、阴谋、个人野心与报复、诡计与背叛，这些只有在芝加哥的地下世界里才能找到类似的现代做法。但在这里，它们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呈现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它们的演员都是最能干的人，是知识分子和演说家，他们有名望，有权力；他们有最高贵的情感；他们生活在公众视线中；他们控制着军队、外交和财政。这是个可怕的社会，优雅得冷峻，充满了火药味，到处拉着通了电的电线。克列孟梭无情地、好斗地、得意扬扬地大步流星，穿过它的中心，时不时在此在彼转身开辟一条战线，用他的权杖打倒对手。

让我稍稍提及19世纪最后25年里震动了法国的四次大丑闻。在格雷维事件中，格雷维（Francois Paul Jules Grévy）总统的女婿因为大量出售荣誉勋章被定罪，付出了总统的地位和名声的代价；白费力气的布朗热狂热差点以净化和恢复共和国为借口摧毁了它。这是前两个。更大更恶劣的还在后面：巴拿马的污水坑必须抽干；[8]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痛苦必须经历完。[9]请读者记住，所有这些惊人事件与活生生的戏剧都发生在一个国家，而它已经被革命和内战的记忆从内部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保皇派、波拿巴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派系：发生在一个一切都不安全，都有争议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刚刚在战场上被打败，一直生活在德国势力阴影下的国家。这个民族一个世纪的历史是以失败告终的外部战争和以屠杀与剥夺为高潮的内部不和的历史，那些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民族中。外国军队三次进入巴黎来规定议和条件。四五次政变或革命建立或推翻了国王、宪法、政府和法律。晚至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镇压还伴随着成千上万的处决。在各党各派，鲜血和血迹清晰可见——优雅的举止、文化或智力的辉煌也掩盖不了。大战前的现代欧洲无处寻觅这样的景象。从来没有一个如此优雅文明的社会需要抚平这样可怕的伤口。

克列孟梭不会怜悯，也不指望别人的怜悯。他不择手段地推翻了一系列政府。他在格雷维丑闻中毫不留情。他的门上钉着十来位部长的政治头皮。他随时准备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装行动——对付布朗热将军和盲目聚集在那个稻草人身后的爱国力量。到目前为止，他还是那个无情的进攻者。但在巴拿马事件上，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怀疑的瘟疫那有毒的气息污染了他。巴拿马骗局的两个最大恶棍——公共人物中的两个主要腐败者——是科尔内留斯·赫茨（Cornelius Herz）[10]和雷纳克（Jacques Reinach）男爵[11]。克列孟梭与这两人关系密切。赫茨曾向他的《正义报》（Justice）提供财务帮助；一贯无所畏惧的克列孟梭曾在雷纳克暴死那天夜里领他去见内务部长。140名代理人的作为受到质疑。许多人据称牵涉到那盘根错节的腐败中。每一方都声名扫地，或者名声遭到质疑。每个倒下的人都拼命拉别人下水。在这些日子的谵妄中，与有罪者最微不足道的接触都被认为有损一个公共人物的名声。克列孟梭的接触可不算小，他给出的解释也不算特别详尽。那么，他——对别人毫不留情的他——能脱身吗？这难道不是他的敌人团结起来，一举摧毁他的机会吗？

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激动的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声称赫茨在法国的影响力和荣誉的快速上升只能归因于某个权势熏天的人。“这个有用的、忠实的、不知疲倦的中间人——如此活跃，如此危险——你们都认识。他的名字挂在每个人嘴上，但你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说出他；因为他有三样让你们害怕的东西——他的刀，他的枪，他的嘴。我一样也不怕，我要说出他的名字。他就是克列孟梭先生！”

还有：

“科尔内留斯·赫茨是敌国特工。他的共犯完全应该受到处罚。同时，让我们为了伸张正义，指出那些帮助他的人中罪大恶极的。” [12]

任何国家都免不了发生这样的事件。节俭人的储蓄被挥霍，公共资金被盗取或可耻地滥用。立法机构成员甚至部长们收受贿赂或好处，或得到巨大利益的承诺。公众可以假定或声称他们的投票或讲话被腐蚀了。与这些真正有罪的人混在一起的是许多虽非罪犯，但为举止不慎和交友不良所损害的人。与这些人混在一起还有一些人，他们完全清白的交易或友谊似乎将他们与这些有罪的人归到一类。一旦指责的声音高上去，一旦动机受到怀疑，一旦名单通过谣言传开，怀疑向各方蔓延，完全合法的行动或关系对公共人物可以是极端危险的。但对于正直诚实一直有一个可靠的辩护：简朴的生活方式、可以向世人公开的家庭账目、高傲地随时展示所有收入来源的意愿。这就是克列孟梭能够做出的辩护。“我的生活中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对选民说，“除了一匹我每天花费5法郎养的马和一家狩猎场的500法郎股份外，我请任何人找到我生活中的其他奢侈享受。”

但更多的指责还在后面。在巴拿马问题上被击退后，克列孟梭的众多敌人带着新的武器再次发起攻击。为了证明他收受英国资金，他们在法国内阁默许下拿出声称来自英国外交部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然是编造的，在众议院的攻击下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但谣言传向四面八方。“现在，”有人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反对我们的殖民扩张了；现在，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让我们染指埃及并且差点让我们退出突尼斯了。”每次会议上，迎接他的都是“啊，噢，是！”和“说英语！”这类难听的喊叫。他在自己的瓦尔（Var）选区被打败，在人群的奚落和侮辱中退出它的边界。很少有公众人物在和平时期受到过比这更残酷的逼迫。这确实是黑暗的日子，是曾经被踩在脚下的对手阴险的胜利！

害人者，被人害；

胜利者，被打败；

主宰他人命运的人啊，

成了自己命运的求恳者。[13]

不，不是求恳者，绝对不是。他绝不屈服，独自面对全体愤怒的法国人。

离开了众议院，他的声音再没人听到。没关系！他还有另一件武器。他有笔。他的传记作者说克列孟梭的新闻稿加起来不止100大卷。他为面包和生活，为生活和荣誉而写！他的作品广为流传。他就这样活了下来。他活下来不光是为了恢复，还为了攻击；不光是攻击，还要征服。最大的丑闻还在后面。克列孟梭成为德雷福斯的支持者。这一次，他不得不对抗他眼中最神圣的组织——法国陆军。教会、上流社会、大金融家、媒体，这些都和以前一样站到他的对立面。但现在还加上那个庞大的组织。不久之后，欧洲的自由将有赖于它的刺刀。“破坏对陆军将领的信任，你会危及国家安全！”众将军异口同声地大喊。“你希望我们领着你们的儿子走向屠场吗？”德佩利厄将军在一次德雷福斯案审判中大声质问。但归根到底，争议的问题是德雷福斯是不是叛徒，而他是无辜的。整个民族分为两派。友谊为此决裂，家庭因它而分裂。但法国的才能还没黯淡下去。真相和公正滚滚向前，沿着他帮它们清理出来的道路，克列孟梭恢复了自己的荣誉。他甚至当了一段时间的总理。

* * * * *

在大战最艰难的时期，这个经验丰富，胸怀半个世纪仇恨的人被招来指引法国的前进方向。许多法国将军声名扫地，他们的计划全都失败了。四处蔓延的兵变在前线被艰难地镇压下去。巴黎陷入各种重大而复杂的阴谋中。英军在帕森达勒流光了鲜血，俄国人倒下了，意大利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美军远水难解近渴。敌人大兵压境，勇猛顽强，而且就我们所见，似乎无坚不摧。正是在此刻，在所有其他能想到的组合都试过后，这个好斗的老人被要求登上那个实际上的法国独裁者宝座。他像马略回到罗马一样重掌大权；虽然许多人怀疑他，所有人害怕他，但命中注定，势为必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他。我之前见过他几次，但只是泛泛之交。身为军需大臣，我频繁前往巴黎，与法国部长们交往不断。我与劳合·乔治先生的紧密关系让我有了额外的密切联系人。克列孟梭组阁那天上午，我与他待了半个小时。我聆听了他在众议院的开场演讲。我的朋友、同事及在法国的对应人物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只剩下一两天就将在这场高层地震中失去职位。[14]我们俩在业务细节上合作非常紧密，因此我斗胆请求法兰西之虎不要干扰正运行顺畅的海峡两岸的合作。我觉得我打动了他，但与此同时，托马斯在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宣称克列孟梭作为总理“对国防是个威胁”。这当然是致命的。

我还听到了克列孟梭在众议院的答复。对一个只有肤浅的法语知识和对气氛的间接感受的外国人，要评价这样的演讲表现相当困难。当然，克列孟梭比我听过的任何法国议员都更好地再现了英国下院的辩论方法。英国下院辩论的实质和基础是正式谈话。事先准备的演说、在户外对选民或大众的长篇大论，这些在我们建造巧妙的小议会厅里从未大获成功。要获得良好效果，你得毫不马虎地紧扣主题，与听众建立起紧密联系。显然克列孟梭像是在这么做：不用笔记或书本或纸片，他从论坛的一头踱到另一头，随着想法在脑海里出现，大声地断断续续喊出尖刻的句子。他像一头咆哮的野兽，在笼子里跑来跑去，怒目而视；他身边围绕的全体议员愿意做任何事来避免他出现在那里，但一旦让他到了那里，又觉得他们必须顺从他。这确实不是言辞或说理的问题。痛苦凝结成的强烈激情，步步紧逼的严重危险，可怕的疲乏和内心深处的预感，所有这些牢牢抓住了听众。最后一把绝望的赌注必须投下。法国已经决心打开笼子，让它的老虎扑向战壕对面或法国内部的敌人。描述这个形势不需要语言、雄辩、论证。咆哮着，嗥叫着，这只凶猛、年迈、无所畏惧的食肉动物投入了战斗。

与德国的生死搏斗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它将持续整整一年。知名法国人物遭到无情的诽谤中伤。对证明为卖国者的处决只是潜在恐怖统治的一个象征，如果需要或心情使然，它会将仅有异想天开的思想或占据国家最高职位的人送到万塞讷去面对行刑队。仅仅意见不合或与之前被认为热情不足或失败主义的朋友交往即足以将地位最高的政治家暴露在至少被捕的危险中。克列孟梭唤起了各派心中的恐惧，但没人有德国人那样多的理由来抱怨它。

作为外国人，我有时候可以对他说一些他很少容忍法国人说的话。“现在将他们聚到你身边，忘记既往不和无疑是明智的。杰出人物会陷入自身走不出的境地。在英国，我们经常帮他们走出泥沼。我们制造了许多混乱，但我们总是或多或少保持了团结。”他眼睛发亮，摇着头，心照不宣的滑稽微笑照亮了他晒黑了的蒙古人似的脸庞。

一天，他对我说：“我没有政治体系，我放弃了所有政治原则。我是个在事情出现时凭经验处理的人。”或者那句话是“根据我看到的事情发生方式”。我想起德卡莫尔先生给儿子的信：“根据情况，所有原则都同样真实，同样虚假。”克列孟梭说得很对。唯一重要的事是打败德国人。

接下来是那场重大危机。德军再次打到马恩河。从蒙马特尔的高地上可以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的炮火闪光。美军硬生生插入蒂耶里堡。我在巴黎周边有重要的军火和战机工厂，我得做好工厂南迁和搭建临时工厂的准备，因此有很多时间待在法国首都。一场战争开始前，你永远应该说，“我很强大，但敌人也强大”。战争打起来时，你应该说，“我筋疲力尽，但敌人也很疲惫”。你几乎不可能在这两句话很有用的时候说出其中一句。直到崩溃，德国人似乎都是不可战胜的，但克列孟梭也是如此。他在他的陆军部房间对我说出他后来在论坛上重复过的那番话：“我将在巴黎城前战斗；我将在巴黎战斗；我将在巴黎城后战斗。”人人都知道这不是信口开河的吹嘘。巴黎也许会变成伊普尔或阿拉斯（Arras）那样的废墟。那也不会影响到克列孟梭的决心。他打算坐在安全阀上，直到取胜或他的世界炸成碎片。他对生不抱任何希望；对死不屑一顾，他已经77岁了。在命运颤抖时能找到这样一个专制统治者和捍卫者，这个国家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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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时，法国在外国眼中似乎是忘恩负义的。它把他扔到一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过去政党政治的混乱中。大体而言，你不能责怪法国人，但他们也许可以表现得更礼貌些。赢得和平的克列孟梭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面临着巨大困难。他为法国争得协约国（也是整个世界）所能忍受的最好协议。法国大失所望；福煦不仅失望，还为个人摩擦所苦。克列孟梭死不改悔，继续声讨教会。总统职位传给一个默默无闻的温和人物，此人不久后从一节火车车厢里掉了下来。法兰西之虎回到家，人人都以为他回去等死。但他生龙活虎地过了一年又一年。他随时都有能力抓起舵把，指挥法国这艘巨轮。当然他感觉到了。他如撒旦般骄傲地将自己包裹在他的长寿纪录和令人敬畏的声望中。“你接下来做什么？”他从印度旅行返回后，他们问他。“我要活到死。”他顽固地答道。

无论何时，无论在台上的是哪个政府，只要因公去巴黎，我都会特地去拜访他。“我不请人来这里，”他说，“但是你来，我随时欢迎。”他的长女告诉我，有一次，他甚至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对她说，“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绝对不可能与法国为敌。”他去世前一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弗朗索瓦大街一所小房子，一间小小的书房兼客厅。当时是冬天，房间似乎没加热。房间里有一架大壁炉，但堆满了书。显然这一年不会生火了！我后悔没把大衣穿过来。老人戴着显眼的黑色无边便帽、手套，包裹得严严实实地露面了。见不到一丝拿破仑的俊美，但我指望一些圣赫勒拿岛君主的尊严；而比拿破仑更久远的罗马人物出现在眼前。凶猛，骄傲，高官下台后的贫困，下台后的庄严，给予这个和下一个世界的坚毅外表，所有这些都属于那些古代人物。

“丘吉尔先生，我一直欣赏英国人对马的热爱。我发现了他们为什么爱马。看看他们骑兵的马，再看看他们炮兵的马。从未有这类马养育得如此漂亮。我会告诉你英国人为什么爱马。他们是水手，他们生活在海上，在船上。他们只在假期才回到陆地。他们在陆地上喜欢动物，尤其是马，因为他们在海上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还有：

“我在印度的时候，看到你们民族看不到的一些事。我经常去市场，去爬山。我找到一个好翻译，许多人来和我交谈。你们英国官员对印度人很粗暴，一点也没有融入印度人中。但他们尊重印度人的政治意见。这是本末倒置。法国人会亲切得多，但我们不会让他们质疑我们的政府原则。”

“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是法国的敌人。他亲口告诉我，说英国永远不会是法国的朋友，除非它很软弱或处于危险中。我对他很恼火，但在那些事情进行之际，有他在那里，我还是很高兴。”

我提到一名法国政治家的名字。“不，我不能与外国人讨论法国政治。请原谅，有些名字我是不会说的。随时过来，（在门口）再见。”

* * * * *

我收到他女儿这样一封信：

关于我父亲的记忆有这样一个传说，这已经与我的祖父本杰明·克列孟梭联系在一起了。它说他希望站着入土。如果他希望这样，我们会怀着对他留下的一切——他触摸过的一切——的无比尊敬，满足他的遗愿。我自己身为他的长女，曾与他如此密切地共事过，在长期的每日接触中，知道他最内心的想法，更加应该这样做。总之他自己巨细靡遗地安排了与最终归宿有关的一切。如果有一天，你去看这个没有任何铭文的无名坟墓，我想你会为那个简单孤独的地方所打动。在那里，你只听到风刮过树丛，听到谷底小溪的低语。但他曾希望回到他父亲身边，回到几个世纪前，位于旺代林木深处的祖先土地，科隆比耶的克列孟梭（les Clemenceau du Colombier）。

注释

[1]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总理（1906—1909，1917—1920）。1876年入选众议院，属左翼，绰号“老虎”。力主对德进行复仇战争。1906年任内政部长，同年出任总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将战争进行到底。组织协约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曾为巴黎和会主席，参加起草《凡尔赛和约》。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退出政界。⁑

[2]1871年3月，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劳工阶级在巴黎蒙马特高地起义，成立了巴黎公社，它存在了两个月。⁑

[3]法兰西第二帝国由拿破仑三世统治（1852—1870年统治）。皇帝与帝国都在普法战争中被推翻。⁑

[4]克莱门特·托马斯，国民自卫军将领，曾带着大炮到蒙马特尔高地，防止普鲁士人攻占它。在1871年3月，勒孔特将军，指挥常备军，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取了大炮。但双方的士兵都加入了公社的起义。在兵变中，两位将军都被囚禁、枪毙。⁑

[5]甘必大（1838—1882），法国政治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帮助建立了第三共和国。1870年10月7日，因害怕革命，乘热气球逃离巴黎。他曾任共和国的内政部长（1870—1871）和总理（1881—1882）。⁑

[6]布朗热（1837—1891），19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在法国掀起民族沙文主义运动，并联合保王党谋取政权，后失败自杀。⁑

[7]朱尔·费里（1832—1893），法国总理（1880—1881，1883—1885）。任内积极推行对外殖民扩张政策，在非洲，先后入侵占领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刚果河和尼日尔河地区；在亚洲，侵占越南东京地区，并挑起中法战争，因战争失败被迫辞职。⁑

[8]法国于1880年开始在巴拿马开凿与海平面齐平的运河（无船闸），但在约2.2万工人死亡（绝大部分死于疟疾和黄热病）后，于1893年被迫放弃此计划。⁑

[9]德雷福斯上校（1859—1935），阿尔萨斯犹太裔，法国军官。因被宣称在巴黎将法国军队机密透漏给德国大使馆，被判终身监禁。1896年，指向一个不同的罪犯的证据被封锁，而之后德雷福斯则基于错误的记录而被指控。面对这种不公，作家左拉在克列孟梭编辑的《震旦报》（L’ Aurore [The Dawn]）发表头条文章《我控诉》，并在1898年的巴黎引发了一场公共抗议。德雷福斯于1899年获得总统特赦。⁑

[10]科尔内留斯·赫茨（1848—1898），法国电学家，后成为美国公民。在1892年至1893年的丑闻中被牵连。许多法国部长，包括克列孟梭，被指控从巴拿马运河公司收受贿赂。他被认为是运河公司与受贿官员之间的中间人。他逃往英国，被缺席审判为五年监禁，但英国拒绝将他遣返法国。⁑

[11]雷纳克男爵（1840—1929），银行家，法兰克福比利时领事之子。是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财务顾问，被怀疑参与了有组织的行贿。据说他为了避免欺诈罪和诈骗罪的指控而自杀。⁑

[12]The Tiger, 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 by George Adam.†

[13]拜伦《拿破仑颂》，写于1814年拿破仑退位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时。⁑

[14]艾伯特·托马斯（1872—1932），法国军需部长。但在1917年11月被迫离任，就在克列孟梭的开场演讲之前两个月，而非丘吉尔所说的“一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