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937 喀土穆的基钦纳[1]

基钦纳伯爵$

东北风猛烈吹拂，但“汉普郡”号巡洋舰顽强地劈波斩浪，穿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因为天气原因，两艘护航驱逐舰已经被打发回去。出于同样的原因，这艘巡洋舰自己也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航线。

舰上，在自己的舱室休息的是基钦纳伯爵。

俄国军队正在崩溃边缘，彼得格勒阴谋横行。对协约国事业构成重大威胁的形势正在酝酿中。

基钦纳伯爵的任务是看看摇摇欲坠的俄国巨人能不能扶起来。

他的名头在涅瓦河[2]两岸非常响亮——几乎与在英国的城市街道和乡村小屋或战壕里一样响亮。过去几个月来，英国新军队的士兵一直在那些战壕里面对着战争的严峻现实。

然而这个形势里有一丝讽刺意味。“K. of K.”（喀土穆的基钦纳）本人就是一个疲惫的巨人。他已经66岁了。

他漫长的一生戎马倥偬，因为辛苦取得的成就而闪亮，又获得了一个英国臣民罕有行使的权力和英国及其帝国可以授予的所有尊敬和荣誉。现在，这个生命正在阴影中凋零。

他已经失去了内阁同僚的信任，他在1914年获授的大权已经被剥夺，只是名字的魔力才为他保住了官印。

躺在自己的舱室里，他是不是在想所有这一切，想知道下场是什么？答案很快到来——以一次撕开这条军舰内脏的粉碎性碰撞到来。

就在巡洋舰沉没前，有人看到基钦纳伯爵在甲板上平静地望着外面的风暴。接着黑夜一拥而上，深不见底的北海保存了他和他的名望。

宁愿在猛击下死去，

也不愿在岩石上慢慢腐朽。[3]

在那些阴沉的日子里，他作为“英国警官”（Constable of Britain）[4]站了出来，没受过训练的人民在他的领导下为战争做起了准备。现在，这些日子结束了。他恪尽职守的一生以武士之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消息通过电报飞速传出时，寂静笼罩了欧洲的中心并且迅速传向它最遥远的边陲。

破坏第一个联合政府的激烈纷争静了下来。他是这个政府的中心之一。

从海边一直到索姆河，陆军在悼念他；大炮的轰鸣混合着葬礼的号声，向这位逝去的巨人告别。

东方民族惊呆了，似乎是震惊于一个神的死亡。

法国哀悼这个曾在1871年作为志愿兵在卢瓦河为它战斗的男孩，哀悼这个43年后在它最需要的时刻动员起英国人力与法国士兵分担艰苦战斗的老兵。

自“汉普郡”号消失在波涛下以来，近20年过去了。与战争年代有关的大量材料已经公开，许多我们还在为生存而战时保守的秘密，现在也为人所知。

然而即使是今天，要得到一份对基钦纳伯爵的中肯评论，要衡量他对国家的贡献，要将这个人与传说分割开来，这些依然很难。

战争爆发时，阿斯奎斯先生依然担任陆军大臣。显然这个做法继续不下去了。首相不可能承担起连续不断的部际工作的负担，这些工作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进行，并且需要在大臣间协调。

他也不可能承担起组织英国的陆上战备的艰巨任务，它现在应该转移给陆军大臣。

因此他请基钦纳伯爵负起陆军部的大臣责任，那位元帅当然没有以任何方式谋求这个职务，但除了接受外别无选择。

我与基钦纳伯爵的关系不温不火。

我们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恩图曼[5]的战场上。作为第21枪骑兵团的一名中尉，我被派回去向这位司令[6]口头报告正在进军的伊斯兰军队的位置。

他极不赞同年轻时的我，曾竭力阻止我参加苏丹的这场战争，对我得以前往苏丹非常恼火。

这是尚未谋面就不喜欢的一个例子。

在我这边，我曾在本着不偏不倚的忠实态度写出的两大卷书[7]里讲述过他的个性和作战。

再次见到他已是12年后。那是1910年，我们被正式介绍给对方，就陆军演习做了一次短暂交谈。[8]

我在1912年的马耳他会议[9]上对他有了点了解，并且自此之后，我们经常在时不时的见面中谈论帝国国防话题。

我在这些交谈中发现，相比我根据早期印象的猜测，或听来的关于他的一切所做的猜测，他更为平易近人。

在大战前一周，我们一起吃过两三次午餐或晚宴，讨论了我们当时能够预见的一切可能性。

他出任陆军大臣时，我很高兴。在战争初期那些日子里，我们亲密友好地合作共事。

他不断向我讨教与他工作有关的政治事项，在军事事务上对我越来越信任。

海军部和陆军部的事务紧密交织，因此整整前10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私人探讨。

我忘不了，我在1915年5月离开海军部时，同事里第一个和唯一（除一个例外）一个礼节性地看望我的是这位事务缠身的巨人，而他的非难是我年轻时寝食难安的体验之一。

他绝对是事务缠身。关于那场战争中的基钦纳伯爵，最突出的事实是他在成为陆军大臣时，加在他身上的大量责任、工作和权力。

也许没人曾处理过更加庞杂的事务，这些事务都至关重要，都直接关系到战场上的艰难决策，堆到他身上，扔向他，像山一样高高耸立在他宽阔的肩膀上。

他得将这场正处于最无法控制时期的战争继续下去。他得从完全未经军事训练的居民中拉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得装备它，供应它，而他用来装备供应它的机构只达到这支军队要求的1%。

这三项可怕而艰难的任务不断地互相交织，互相依赖；此外，个人和政治问题无穷无尽的日常负担也大费脑筋和时间，然而又不能置之不理或避开。

一个国家会将如此负担丢给一个人，这令人惊讶；而一个人会如此勇敢，相信自己强到足以承担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几乎同样惊人的是承担这一无与伦比的任务过程中所受的个人和环境限制。

基钦纳伯爵作为一个人比作为一个将军更伟大。他一生几乎完全在东方度过。

作为地区统治者，作为小到可以通过个人控制来指挥的军队的领导人，他表现出一个行政官员、一个外交家和一个指挥员的最高素质。

但基钦纳伯爵没有对最大规模的战争做过一次科学的专业研究，他也不像欧洲的庞大军队所理解的那样理解与大规模战争相联系的参谋和组织。

他对英国陆军组织的知识则更加笼统。

特别是，他完全误解了英国地方自卫队的特征。这支队伍被设计成在紧急状态下将我们的小股部队扩充为一支国防军的唯一手段，但有那么几个月，基钦纳伯爵倾向于将它看成与法国地方自卫军站在同一类基础上。他曾在普法战争中看到后者实际上没什么用。

在这些形势下，他在陆军部没有一个由他支配的真正胜任的参谋部，这是灾难性的。这样一个参谋部存在于英国陆军。

自南非战争以来，一套极高的参谋培训和专业知识标准在英国陆军建立起来，尽管人数不多，但在陆军部组成和维持一个由能干和训练有素的军官组成的高效集团，并且同时满足战场参谋部的需要，还是应该能做到的。

不管怎么说，陆军部的作用并不比陆军总司令部小，最好的人才应该在两部门间合理分配。但英国陆军总参带上所有最好的人才，火急火燎地赶去了法国战场。

在陆军部任职的军官中，大多数被这位老元帅可怕的名声吓住，在他们的观点和建议不断被忽视时，没有勇气做出争论或说服的尝试。

预见未来，在脑海里描绘一个想象出的广阔形势，再穿透它，衡量它变幻而模糊的各种选择，这样的能力在人身上相当稀缺。

但看到大战第一个最近的预想阶段之外的能力在英军参谋部里完全不存在，而且在欧洲各大参谋部几乎都不存在。

每个国家的最高军事圈子的一般印象是，假如大战真的到来，它将在几周后，顶多几个月后，通过正在动员的庞大军队的大冲撞，决定性地分出胜败。

那是信念，是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押在那上面，在巴黎、彼得格勒和柏林都是这样。

英国军方意见顺应并且促成了思想和假设的这个主流趋向。

只有基钦纳伯爵凭借天生的智慧和对世界动向模糊但深刻的认识，在履职之初就宣布了这场浩劫，“三年后，或者仗打完后”。

我还记得，他在加入我们后的几乎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勇敢地说出了那个预言般的真相。

人人都预计战争将会很短，但战争进程无法预料，我们现在必须为一场长期斗争做好准备。

这样一场战争不可能在海上或仅仅通过海军力量来结束。它只能通过欧洲大陆上的大战役来结束。

在这些战役中，英帝国必须在与其地位和力量相适应的规模上发挥它的作用。

我们必须准备将数百万军队投入战场并且维持数年。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方式来履行对盟友或世界的责任。

在这个观点所要求的计划的详细制订中，在新军队的建设中，以及在战争的实际日常进行中，一个一流的陆军部参谋部的服务将无比宝贵。

但那个参谋部没了。所有人都要求或得到了战地陆军的任命，随着他们准备好的动员和派遣远征军的计划一天天得到执行，一个接一个房间，一张接一张桌子空了出来。

原先占据它们的人匆匆赶去前线，生怕迟了一步。

就这样，在8月和9月的那些日子里，基钦纳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一部高效的参谋机器。他虽然生具远见卓识，但对大规模战争或组织的技术方面所知有限。

最悲壮的景象之一是看到这个忠诚勇敢的巨人响应职责的召唤，努力解决各种问题，担起与一个人的个人能力完全不相称的重担。

他被设定为做100个人的工作，他做了10个人的工作，担起了所有人的责任。

在大战早期的那几个月里，我密切注视着他挣扎在一大堆无法克服、似懂非懂的难题间，同时怀着戒心牢牢掌握着他的权力和权威的整个王国，那几行著名的诗句再一次浮上心头：

陷身地峡，不上不下，

一点点聪明，还有些伟大……

天生有起有伏，

万物的伟大主宰，亦居万物之下；

真理的唯一裁判，被投入无尽的谬误，

世界的荣耀、笑柄和谜。[10]

与此同时，本来应该帮助他的参谋军官却给他增加了新的难题。

1914年9月，我访问驻法英军司令部时，发现所有各方都坚信并且大声宣称，如果立即派遣所有能用上的官兵来增援远征军，战争将在圣诞节前结束。

说陆军部为了训练庞大的军队，留着前线急需的军官、教官和材料，而这些军队永远来不及做好准备。这样的指责异常激烈。

为应付眼前的饥荒而吃掉将来的种子是个诱惑，我完全相信基钦纳伯爵在抵抗这份诱惑上的远见卓识和智慧，尽力与那些观点做斗争。

经过全面调查，现在我认为，面对各种呼吁和要求，留住可以打造新军的关键人员，不让他们参加前线军队。这个精明的做法是基钦纳伯爵此刻能够为国家做出的最大贡献。这样的贡献，任何权威不及他的人都做不到。

他的战争组织的重大而致命的困境来自达达尼尔海峡。

1915年，基钦纳和英国政府不得不在西方和东方军事政策间做出选择。他们被吸引到两者间的一条中间路线上。

陆军大臣夹在它们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左右为难，结果两边都满足不了。

于是最终，1915年的作战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在西方的卢斯、维米（Vimy）和香槟，在东方的达达尼尔海峡和整个巴尔干地区。无疑，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说——一如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说——“战争中没有妥协的余地。你必须打定主意，非东即西。坐在两张凳子间，一张也坐不到。无论好坏，无论对错，在战争中，你必须知道你的目标，你的意图，投入你的全部生命和力量，接受与它不可分割的所有危险。”那就是从事名为“战争”的可怕活动应该具备的精神，唯一的精神。

但是另一面，下面这段话不得不说。

很少有人知道1915年间，东方和西方各执一词的要求和力量带给基钦纳伯爵的压力——精神、道德，甚至是身体上的。

理性、他自己的深刻本能和形势的演进将他拉向东方。

他比任何协约国的士兵都更清楚，那里的成败对整个协约国特别是英帝国具有无限可能性。

但另一面还有霞飞元帅和约翰·弗伦奇爵士，他们或一天天派军官飞速渡过英吉利海峡，或写信，或发电报，或亲自索要所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每一门炮、每一颗炮弹；一会儿断言哪怕是扣下一个师，他们的防线也会崩溃，巴黎会失陷；一会儿声称他们自己有希望在西方通过一次宏大的决定性进攻，打破德军防线，结束战争。

未来的军事历史学家既有来自英国，也有来自协约国和敌国来源的全面知识，假以一份不偏不倚的思想，他们很容易对这些事件的真正关系和重要性形成一个冷静的结论。

但他们永远不能全面意识到和描绘基钦纳伯爵在1915年不得不经历的考验的可怕程度。即使是他那样伟岸威严的人物也被这样的考验拖垮了。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是对他的致命一击。

整个1915年，他是英国军事行动的唯一和全权负责人。直到11月，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的意志都得到了遵守。

新内阁对他的战争指挥失去了信心。他们无法衡量他承受的巨大压力，或他不得不应付的难题。

但他们能看出他已经筋疲力尽。

承受着撤出加里波利（Gallipoli）的痛苦，他的意志力直接垮了，而且所有了解事实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他在处理这个可怕的问题时做出了一连串互相矛盾的决定。

还有，他在法国采取攻势的主张也被记录在案。这些进攻在卢斯和香槟以大败告终。

12月3日，战争委员会决定以一种高效的方式在陆军部重建帝国参谋部。这个决定很突然。

任命一位元帅为陆军大臣的试验已经结束。

基钦纳伯爵还可以掌着他的官印，但吸收和体现了大臣和军事首长权威的至今无与伦比的权力现在受到了限制。很少有政治家在大臣职位上接受这样的限制。

驻法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进入白厅。一纸委员会命令以既严格又宽泛的条款确立了他的权利和责任。

基钦纳伯爵不仅同意取消他曾经拥有的极大个人权力，而且同意废除他保留的职位一直就有的权力。

我相信，基钦纳伯爵的权威被剥夺这一点无法避免，但为了提拔威廉·罗伯逊爵士而废黜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做法。

即使在这个失去权力、极其疲惫的时刻，陆军大臣在各个方面都更强大。

根据陆军部的这个新举措来贬低基钦纳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这当然既不明智，也不公平。

杰出人物掉下显赫位置是大战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考虑这类事件时，警惕不恰当或过于严厉的判断殊有必要。

大战毫不留情地挥霍士兵的生命，也毫不留情摧毁或者恰当不恰当地抛弃各个领域的领导人。

即使在战胜国，弗伦奇、基钦纳、霞飞、尼维勒、卡多尔纳、杰利科、阿斯奎斯、白里安、潘勒韦等许多人都做出过贡献并且下了台。

不管这一刻对个人有多么痛苦，在这样的废除中不存在耻辱。

只有那些成功的人，那些挺过这场震动，最终幸运走出的人，才知道他们依靠了多么微小的机会的扭曲和转折才免遭类似命运。

胜利和灾难这两个“骗子”从未像在大战中那样无耻地玩弄它们的花招。

如果一个人履行了他的职责，付出了最大努力，不辞辛劳，不回避他的职责分内要做出的决定，那么最终的个人失败一点也不丢脸。

他们只是在一场进攻的早期阶段倒下的好同志，其他人得益于他们的努力和经验，最终取得了进攻的胜利。

还有一件事应该一提。在这场战争中先用后弃的杰出战士和政治家里，基钦纳是唯一或者几乎唯一本可保住权力的人——如果他选择为私利而战的话。

当时首相的地位危如累卵，[11]在他与陆军大臣间的任何争议中，民意的全部力量和动力都将站在这个士兵一边。我相信基钦纳还可以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

他在印度与寇松男爵的争斗显示了他可以有多大的技巧、耐心和胆量，可以多么熟练而巧妙地实施这样一场斗争。

他从未尝试过这种事。在这整个期间，在他可以夯实自身权威的时候，他将每一分精力都奉献给了战争工作。

只要德军的胜利还有可能，他就不会将时间或力气浪费在对个人目标的追求上。

而且，他本人也意识到他已经过了黄金时期，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怀疑。

费希尔曾试图要挟政府，但“K. of K.”（喀土穆的基钦纳）在另一个更高的职责观念面前，谦卑地估计了自己的价值。

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对陆军部新体制的接受不是软弱，而是力量的标志。

正是对这种无私奉献的能力和控制力的本能承认造就了基钦纳传奇，给了基钦纳伯爵在公共感情和尊敬中的独特位置。没人像他那样不求名声。英国没有一个其他重要人物如此超然物外。

但这个民族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他怀有一种近于崇拜的感情。

他成为一个象征——英国品质的坚强力量的象征，英帝国战争努力的象征和顽强坚持的象征。面对这份坚持，在法国，在比利时，灰衣德军的浪潮一波接一波徒劳地冲上来，被砸得粉碎。

即使在他安息于冰冷的大海之后，人们依然从他的名字中汲取勇气和鼓舞。千百万人实际上不愿相信他会死去。

他在大战中作为军事家、管理者和领导人的记录将由后代而不是我们来评价。

让我们希望，他们还会记得在他的同胞经历最艰苦考验的时刻，他的个性和品格给予他们的安慰。

但对此我们无须怀疑。

英国人心中珍藏着对基钦纳伯爵一生的记忆，这样的感激和感情永远不会减弱。

经过许多他再也看不到的灾难，犯下比他领导时期更难以原谅的错误之后，最终胜利的光辉回头照亮了这个伟大的公民与国王和国家的忠实仆人，并且将永远为他的名字增光添彩。

注释

[1]基钦纳（1850—1916），英国陆军将领。爱尔兰人。毕业于伍利奇皇家军事学院。1886年任东苏丹总督。1892年任埃及军队总司令。1896—1898年率军镇压苏丹马赫迪起义。1898年在苏丹与法军对峙，引起法绍达事件。次年任苏丹总督，后调任南非英军参谋长，参加英布战争。1900年任南非英军总司令。后转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及驻埃及总领事。1909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14年封为伯爵。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任陆军大臣。1916年6月出使俄国途中，座舰被水雷炸沉身亡。⁑

[2]涅瓦河流经圣彼得堡（旧称彼得格勒）。⁑

[3]拜伦《异教徒》（The Giaour），第969行。⁑

[4]这是丘吉尔的象征说法，英国没有这样一个职位。⁑

[5]又称乌姆杜尔曼，苏丹马赫迪起义者建立的国家的都城。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英军成批使用了马克沁机枪，以己方阵亡49人的代价，歼灭了近1.1万名敌人。⁑

[6]1892年，基钦纳被任命为埃及军队的萨达（总司令）。1868年至1899年，他带领着庞大的英埃军队重新征服了苏丹，为1885年喀土穆的戈登之死复了仇。⁑

[7]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The River War: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econquest of the Soudan, 2 vols.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12）.⁑本书有中译本：《河战》，温斯顿·丘吉尔著，王冬冬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20年。⁑

[8]当时丘吉尔是内政大臣。⁑

[9]1912年6月，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陪同阿斯奎斯去往马耳他，与驻埃及的英方代表、总领事基钦纳协商地中海政策。⁑

[10]亚历山大·蒲柏《论人》（Essay on Man），第二封信，“世界的谜”。⁑

[11]尽管阿斯奎斯在1915年5月的内阁变动中维持了首相地位，作为联合内阁的领导人却更脆弱了，尤其是在弹药紧缺、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及其他战争挫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