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尔•兰波 第四章　殖民者

在海岸度过了三个痛苦的夏天后，兰波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气候相对凉爽的高地地区；哈勒尔被北部和东北部半圆形的群山保护着，不会受到凛冽季风的侵袭，只有一个向西南方向开口的山谷，从那里吹来的和风维持着城市一整年稳定的气温。他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个城市，他对它有一定的感情，而且，和其他阿比西尼亚的城市相比，哈勒尔更像一座欧洲的城市。无论绍阿人多么野蛮不开化，他们永远都无法完全毁灭城市的个性，哈勒尔人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杰出的商人。

兰波有一种回归故里的感觉；他再次看到了被五座巨大的设防城门穿过的泥土色高墙，土耳其清真寺那异域风情的宣礼塔在浅褐色房屋中间闪耀着白光。他很高兴能再次踏足那些蜿蜒的街道，尽管它们被季节性的暴雨浸出了沟壑，却依然是实实在在的街道，两侧都是结实的石砌建筑，而不是昂科贝和昂托托那种泥泞的小径。经过了常见的阿比西尼亚荒野小镇之后，在兰波眼中，哈勒尔那些所谓文明带来的生活设施几乎是一种奢侈。哈勒尔有真正的商店，可以购买各种便宜的商品；这里有酒馆和咖啡馆，此外，这里更有文明开化最明确的标志：妓院。在他听来，即便是土垒上野狗整夜的叫声（保利奇克称之为“奇诡的夜之音乐”[564]）都十分悦耳，对他来说，这就是安全而有规律的生活的保证。

哈勒尔也代表着安家的可能性。这里的房屋并不是塔朱拉或昂科贝那种树枝搭成的棚屋；它们都是石砌的阿拉伯风格建筑，从街上只能看到一面白墙和高处嵌在墙里的窗户。但这些房屋的后面都有庭院，有时还带花园。这些远离街道的庭院面向房间，在那里，人们可以继续幸福、简单的生活。尤其当夜晚来临，一切外来者都被关在城门外时，人们会点起火，一家人聚在一起准备晚餐，不需要做饭的人会在火堆边唱歌跳舞、谈天说地，直到晚餐上桌。哈勒尔没有酒店或旅馆，旅行者必须在私人家中借宿，这期间，他也会暂时成为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有利的局面，哈勒尔人本就习惯晚睡晚起，很高兴能因此而有借口让充满音乐、歌唱和舞蹈的夜晚变得更长，如果有观众在场，这些活动就更加令人愉悦。

兰波很高兴能够回到这种他十分熟悉的生活中。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往返于泽拉港和哈勒尔之间，后来也会去新建成的法国港口吉布提。他徒步走了很远，探索了哈勒尔和欧加登附近的外省城市，在那里用欧洲的商品交换咖啡、皮革、树胶、象牙和麝香。这是蒂昂雇用他的工作职责，但他同时也开展了其他的活动，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萨乌雷合伙，[565]有时和蒂昂合伙，甚至还会和梅内利克的外国工程师兼顾问瑞士人伊尔格合作。[566]像伊尔格这样的外交官竟然在和锅碗瓢盆打交道，这一点实在是很幽默，但这就是他现实生活中的工作。兰波也会暗中陪同商队，将来自塔朱拉的奴隶贩卖到土耳其和阿拉伯地区，[567]他甚至可能会亲自为这门生意提供奴隶。在当时主张废奴的背景下，奴隶贸易尽管十分危险，但依然有利可图；当时众所周知的一点是，所有在阿比西尼亚发大财的法国人都是从奴隶贸易中发的家，他们可能直接参与到这门生意中，也可能间接地接受奴隶贩卖，对其不加干预和阻挠。然而，尽管伊尔格急于赚取财富，并且他也不是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人，但他还是不愿在这件事上协助兰波。“关于奴隶，”他写道，[568]“我无法承诺会帮助你购买。我从未买过奴隶，而且我也不希望开始这种行为。就算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会这么做。”

但兰波的主要生意还是贩卖武器和弹药。他从法国政府那里取得了许可证，因此可以在提供资本的萨乌雷那里达成不错的条件。[569]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一活动都在暗中进行，因为英国政府并不承认法国向梅内利克提供武器的权利。然而，自从驻奥博克的法国部长拉加德（Lagarde）为他们提供援助和支持后，法国人几乎不会在军火生意中遭遇危险。[570]后来，在国际武器公约彻底瓦解后，他遭遇了激烈的竞争，很难以有利的价格收购老式枪支。[571]此外，当时梅内利克对武器的需求也不像过去那么紧急了；约翰（John）皇帝去世后，他成了“万王之王”（Negus Nagasti），把整个帝国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从此再无敌手。

在这几年里，梅内利克强有力的统治让索马里海岸地区的商业活动日益兴旺起来，贸易得以在几乎完全安全的情况下开展。哈勒尔是帝国主要的商业重镇，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亚的斯亚贝巴的建立，但那时这一切已与兰波无关。

在梅内利克的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尤其在哈勒尔，因为哈勒尔人自有记忆时起就掌握了走私的天赋。在城中狭窄、蜿蜒的街道上，在黑暗、神秘的小屋里，在隐秘的小茅舍里，人们把门只打开一条缝，狡诈的商人们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着贸易和财富。本地人也成功赚到了钱，但对于外国人而言，要赚取超过微薄薪水的钱变得越来越难。梅内利克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属于他的商品全部免税，而竞争者的商品却要被征收重税。他也很清楚，如果想要和这许多的欧洲国家抗衡，他必须和它们保持紧密的联系。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持联系，这也让他能够从中获利，让这些欧洲势力免费帮助他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不得不首先允许他们进入自己的帝国。但他也意识到，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立刻把他的祖国抓在手里，然后将其吞噬殆尽。他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也无需顾忌那些未开化的本地对手，最终，他成功地从欧洲人手里夺取了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成功地利用他们的活动，为自己的贸易打通了道路，一旦得手，他立刻把国内所有的生意都抓在自己手里，这导致欧洲人的利润一年接着一年地下降。

对那些为了商业目的而在帝国安家的人来说，这一切都不很乐观。总体而言，比起其他的外国人，梅内利克对法国人更加偏爱，也对他们更好，因此法国人占了帝国贸易中的大头。然而，兰波曾说这些生意还没有大到足以占用他全部的精力。[572]但除了雅鲁索神甫之外，已经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了；他是唯一在哈勒尔定居的法国人，这里可是帝国最伟大的商业重镇。困难在于，梅内利克有权力禁止他的属民将商品售卖给除他以外的任何人，最后导致兰波为雇主收购的主要商品——象牙、黄金和麝香——只能从梅内利克那里采购，但后者开价颇高，使得把这些商品转卖到欧洲变得无利可图。[573]有一次，国王甚至没收了一个名叫皮诺（Pino）的法国商人的所有财产，原因是他在未获得允许的情况下就把商品卖给了本地人。[574]

兰波并没能够如他所愿那样快速地赚取财富。但他的失败不能仅仅归咎于当时的局势。我们细读了他的合伙人和阿比西尼亚客户之间长篇累牍的书信，其中的内容[575]让我们相信，兰波确实缺乏商业上的敏感性。他甚至没能一次性处理好拉巴蒂身后债务的问题，在他回到哈勒尔安家后，债主们还在向他讨要钱财。出于对商队在路上遭遇袭击的恐惧，他曾经让债主们予取予求。但我们很难想象蒂昂、萨乌雷和伊尔格对这一债务的态度。不仅是本地人占了兰波的便宜，他的同胞也会如此行事。有时他会因为不知道何时该信任这些和他有联系的同胞——如萨乌雷，或是因为不能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伊尔格合作时就是如此——而承担损失。因此，尽管他遭受许多苦难，承担了许多风险，但还是让别人获得了大部分的收益。伊尔格作为梅内利克的首席顾问，在出售有利可图的欧洲商品时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但在和兰波合作时，他要求的提成比面向其他商人的更高。[576]

兰波尽管外表看起来很是坚毅，却从未能够真正学会如何在讨价还价中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萨乌雷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你的失败是因为你不够坚持，因为你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577]

此外，尽管他和黑人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但即便到了1888年，他还是无法真正理解究竟哪些商品才是最适合以物易物的。伊尔格常常因此而抱怨，因为兰波让他和本地人交易的商品都是些圣牌、玫瑰念珠和圣水洗礼盘。伊尔格是一个瑞士新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对这些商品的态度充满了讥讽。[578]

我刚刚查看了你寄来的这堆杂物。可以想象，你的目的是让我仅有的几个便士全都打水漂——这段时间这也很常见了。陛下已经下令让约阿希姆神甫返回哈勒尔了，这种时候还要尝试出售玫瑰念珠和十字架，这比深入沙漠探险还要危险。现在，我甚至都不惜把它们免费送出去。关于那些杜科公司的著名念珠，你还不如用他们来打麻雀，再去离哈勒尔几英里之外的地方把这些猎物卖掉。要我想办法把书写纸卖给不会写字甚至连这种商品要怎么用都不懂的阿比西尼亚人，这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你没有给我寄一些珍珠贝母雕刻，或是几百个鞋拔子，这真是太可惜了[这句话是他出于讽刺而加上的]。

无论如何，兰波还是省吃俭用，终于攒够了能让他独立的资本。攒钱也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他身上那种亚登省农民的品质开始显现出来，在他眼里没有不值得赚取的小钱，每一分钱都要节省下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顽固的法国农民，对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绝不存任何侥幸心理；他已经放弃了通过迅速、绝妙的方式赚取财富的梦想。他此时的理念是，一个人必须省吃俭用，今天存下四分之一便士，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便士，未来如果运气够好，它还能钱生钱、变成先令和英镑。他正在养成母亲那不愿支出现金的习性，而伊尔格曾对他抱怨，说他的商队抵达昂托托时的状态实在过于不佳。[579]他过于斤斤计较，没有为商队里的人和牲畜提供足够的物资，让他们在极度饥饿、疲劳到不能动的状态下抵达目的地。他的亚登农民祖先们都没有他那样节省；也没有农民会像他那样不善待自己的身体，也不会生活在他那样悲惨、吝啬的条件下。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他都只穿廉价的棉布衣裳；每一天，他都像一个吝啬的部落居民那样生活，只吃没煮熟的谷物，饮料只有水。有一个曾在那时见过他的旅行者说，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落魄的亚美尼亚人或希腊人，毫无法国人的风范。[580]雅鲁索神甫和他在哈勒尔是旧相识，他说兰波的生活清醒而克制，活像一个本笃会的僧侣，但他的出身本该让他信仰特拉普派才对。[581]他从来没有在欧洲人常聚集的酒馆里出现过，他连咖啡馆都不去。他的仆人中也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努力地工作；每天早上他都第一个起床，晚上则是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监督一切事务的进行。每天他都会在粗砺的山路上走二十到四十公里，那里连骡子都上不去。他会骑马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走几百英里。离家时，他会在口袋里装一把米，之后会把这些米煮熟，这就是他一天唯一的口粮了。

这种对待自我极端吝啬的态度和当他的心被触动时会向他人展现出的慷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还是个叛逆的青年时，他曾认为怜悯之心是一种弱点，但现在，他不时会允许自己毫无羞愧之心地行善。众所周知，他对生意失败的同胞十分大方，他会对这些在不友好的荒凉海岸上无所依靠的穷人展现慷慨，他知道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自己的家中。他自身所经受的折磨和他经历过的相对失败都让他对他人的失败十分同情。许多人都在他自掏腰包的支持下回到了法国。“他充满了仁慈之心，但又谨慎不张扬，”他过去的雇主巴尔代写道，[582]“很可能行善是少有的几件他能够不带着厌恶和轻蔑去做的事情之一。”

兰波人生中最后几年在哈勒尔生活的相关信息很难被发现。他不再住在劳夫帕夏的宫殿里，因为马科南公爵（Ras Makonnen）把它作为了自己的私人住所。伊夫林·沃在阿比西尼亚之旅中发现，兰波曾和一个本地女子一起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后来这栋房子被推倒了。沃对兰波的举动感到很惊奇：他住在美女如云的哈勒尔，却从最丑陋的种族提格雷人中挑选了一位情人。[583]和上一个情人一样，兰波几乎没有提到过她，她也不是他在1891年计划结婚时所考虑的对象，即便那时他正计划在阿比西尼亚永久定居。

他在哈勒尔并不缺朋友，据说他的房子成了当时所有造访这座城市的人的俱乐部；也是大部分在阿比西尼亚的欧洲人的俱乐部。他们会把钱存在他那里，他也会帮他们转寄信件，帮助他们安排交通用的骆驼。“我们想要送你一个小纪念品，”其中一人写道，[584]“用来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你是那样的独特，我们不知道什么才能取悦你。”法国商人谢夫努、萨乌雷和布莱蒙（Brémond）总是待在他家里。意大利探险家罗伯奇·布里切蒂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来自匈牙利的旅行者泰莱基伯爵（Count Teleki）在从未经探索的西肯尼亚地区返回时也待在他家里。当时，至少在表面上，兰波一定已经改变了许多，再不是过去那个格格不入、小混混一样的少年了。许多人都曾谈起他在谈话时展现出的智慧和无法抑制的、尖酸刻薄的幽默。当初在拉丁区的那个十七岁少年是没有能力这样做的，他只能说出一些下流污秽的笑话。对罗伯奇·布里切蒂来说，他代表着最会聊天的法国人，时刻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伊尔格在给他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你对皮杜尔（Bidault）的描述让我们获得了至高的娱乐，我唯一后悔的是不能像你一样描述他，否则我肯定会大受欢迎。萨乌雷告诉我你给他写了信。我为他感到高兴，但我也希望能有幸让你那令人愉悦的思想灵光为我鼓舞士气。”[585]又有人曾这样写道：“能不能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认为你的笔就像俄耳甫斯的竖琴一样有魔力。”[586]

然而，兰波还是从前那个兰波，桀骜难驯；人们发现，在他不受控制时，他的脾气依旧很难对付、喜怒无常，和十七岁还是少年时的他并无二致。他那不受控的脾气时常会被煽动起来，他那不留情面的讽刺也让他树敌颇多。“我怎么听说你在监狱里？”萨乌雷在给他的信里这样写道，[587]“好像所有人现在都说‘要么是兰波，要么就是可怕的野狗’。”许多和他打过交道的旅行者和商人都对他那一张利嘴留下了深刻的苦涩印象。在怒火的驱使下，他给许多人，甚至包括客户，都写过愤怒的书信，完全不顾对他们进行侮辱会带来怎样的后果。[588]这一毫不留情的清澈眼力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帮助他看透一切虚伪；这种冷酷的诚实在1872年让他在巴黎成了不受精明世故的主人欢迎的客人；这种残酷的讽刺曾让年仅十六岁的他受到启发，写出了《坐客》这样的作品。岁月只能磨平他的棱角，却不能让他发生巨大的转变。有一次，著名的法国探险家博雷利在他家借宿，他可能在无意中让兰波感到了探险家和区区一个商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鸿沟，这突然之间点燃了兰波的怒火；为了羞辱他的客人，兰波让他离开前必须收拾干净自己的卧房。儒勒·博雷利是个脾气暴躁的马赛人，十分看重个人的尊严。他也动了怒，双方都说出了愤怒的话语，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被怒火控制了，于是向主人致歉，请他原谅自己曾说出的“不得体的言辞”。[589]

五年前，兰波曾这样写道：“日复一日，我对欧洲的气候和生活方式的感觉都变得更加麻木。”[590]现在，他发现自己开始真诚地喜欢上了阿比西尼亚人，因为他试着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并把他们当人来看待，他们也用自己的忠诚和感激来回报他。他从未有过当时生活在有色人种之间的白人会表现出的那种种族上的傲慢。他能够和所有阶级的人对话，从最高贵到最低贱的人，他也可以和所有部落对话，这一切都归功于他那出现的语言能力，也因为他能够理解本地人，并对他们抱有同情。“我在旅途中很有声望，”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591]“这是因为我把人们当人类来看待。哈勒尔人既不愚蠢，也不比那些自称文明开化的白皮黑人更像恶棍。他们不过是另一个种族罢了，仅此而已。就算有区别，白人也一定比他们更肮脏，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展现出感激和忠诚。只要你把他们当人来看待就好。”

博雷利告诉我们，兰波通过自己的诚信和不加掩饰的真诚，甚至成功取得了阿比西尼亚酋长们的信任；这一点在欧洲人中极为罕见。梅内利克的侄子马科南公爵是哈勒尔的总督，他和兰波成了十分亲密的好友。他和粗鲁的叔叔截然不同。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有一双细腻优雅的手和富有表情的眼睛；他的声音很温柔，也有着安静、尊贵的风度。他谈吐也十分智慧，从外表上看，他完全可能是一个教士、学者或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军人或总督。

但兰波的感情主要投入在简单、贫苦的黑人身上；他把他们看作无助的孩子，他必须保护他们。他也因对所有为他工作的人的善意而远近闻名。“这些愚蠢的黑人，”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592]“他们赤身裸体地站在暴雨中，把自己暴露在肺结核和胸膜炎的风险里。有的时候，因为在回家的路上我要给他们穿上衣服，等我回到家里时，除了斗篷之外，我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

他曾经试着改善他们困苦的生活，但常常遭到误解，这让他感到痛苦。“你想改善他们的命运，”他说道，[593]“而他们却想方设法地剥削你，我不得不忍受无数烦恼，因为他们的懒惰、奸诈和愚蠢。”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哈勒尔，仁慈，作为兰波一直以来最出众的品质之一，也变得主动和实际。他正在从一个反叛者转化成为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人，他总在思考让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他自己的未来和财富已经不再能让他感到满足。可悲的是，他的生命太短促，无法让他展现出这一转变的完整结果。“我希望做一些好事，一些有用的事，”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594]“这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还一无所知。”现在，他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最珍视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地区积攒起来的诚信可靠的好名声。他的一个商业伙伴曾这样写道：“我们感谢您的智慧、诚信和付出，您总是支持我们的利益。”[595]他的雇主巴尔代在他死后曾写道：[596]“他是忠诚和诚信的化身。他从未做过任何违背荣誉的事。”

“在亚丁，没有人能说一句关于我的不是，”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597]“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对我评价很高。”又一次，当她写信给他抱怨家人听到的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时，他回复道：[598]“你的消息让我感到悲伤。你告诉我的事情十分恼人，可能会导致让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严重偏见的误解。好吧！我只能寄希望于你我，希望这一切赶快烟消云散。关于他们说我的那些事，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人尽皆知……我在这里的名望极高，这让我能够在任何地方有尊严地谋生。就算我曾有过不好的过去，我也从未依赖过任何人，从未用邪恶的手段来谋生。”之后，他再一次说道：[599]“相信我，我在这里的行为举止无可指摘。在我所做的一切里，我总是让他人占便宜，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在哈勒尔的最后一年，他写道：[600]“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每当有机会我都会行善，这的确是我唯一的乐趣所在。”

根据一项对兰波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字迹进行的笔迹学研究——如果这些推论可信的话，这个殖民者的智力和过去作诗人时相比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在道德层面上，他早已超越了过去的兰波。[601]

这是外界眼中的兰波。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孤独、躲藏起来的兰波，他十分绝望和不快乐，渴求着情感上和知性上的陪伴。“他很安静，总是在静思默想，”雅鲁索曾这样说道，[602]“他常常来看我，我们只会谈论严肃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谈论自己。他常常大量地读书，似乎总是离群索居。”

我总是感到疲倦和无趣[他在给家人的信里写道]，[603]我还没见过一个像我这样无趣的人。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悲惨吗？我无家可归，没有朋友，没有知性上的伙伴，迷失在一群黑人中间。你想改善他们的命运，而他们却想方设法地剥削你……被迫说着他们莫名其妙的语言，吃着他们肮脏的食物，忍受着他们的奸诈和愚蠢！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恐怕有一天你也会变得一样迟钝，因为与世隔绝，远离一切智慧的陪伴。

在过去这些在海外生活的时间里，他的内心深处常常爆发出这样的呐喊，他为自己得不到知性的滋养而哀叹。巴尔代认为，兰波内心深处坚信自己把生活搅得一团糟，这也解释了他的苦涩和不甘。[604]他还打算在存下足够的钱后就退休，不再做生意，回到文学的世界里去。[605]据说，他一直都没有停止写作，但在他留下的文件里并没有找到任何作品。也许他把它们留在了阿比西尼亚，他在1891年回到法国时打算等到腿疾恢复就再回去。自从阿比西尼亚解放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找到他的手稿和诗作的虚假谣言。也许有一天它们会被找到。那时，我们就能够知道，在岩石上行走的岩石形象的核心是什么，当他从地狱走出来时，那指引着他的、在清晨天空中逐渐淡去的星辰究竟是哪一个。在他的物品中发现的唯一与文学有关的文件是一封邀请他返回法国并把他放在引领新的文学运动的领袖位置上的评论文章。这份文件出于某种原因被他珍而重之地保存了起来。[606]

先生、亲爱的诗人[《现代法国》编辑洛朗·德·加沃蒂写道]：

我读了您所作的美丽诗篇。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您是“颓废和象征派”的领袖，如果能邀请您成为《现代法国》的撰稿人，我将感到无比快乐和自豪。请您加入我们。

与此同时，这份报纸声称，他们发现了兰波的行踪，至少知道他已经收到了这封信。《现代法国》在1891年2月19日当众宣告了胜利。[607]

这一次，我们找到他了！我们知道阿蒂尔·兰波现在身在何处。伟大的兰波，唯一的真正的兰波，创作《灵光集》的兰波。我们在此宣告，我们找到了这个失踪之人的藏身之处。

兰波似乎没有回复报纸的邀请。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当时他身患疾病，在接下来的11月因此而殒命。2月，他告知了母亲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和他右腿的情况。也许他计划在晚些时候再来回复这一邀请，因为他确实没有销毁这封信。

此时，他坚信有一天自己将能够逃离这里，他会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考虑是否要从攒下的钱里挪出一笔作为他的养老金。

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排]，[608]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漫游世界，毕竟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大；也许那时我会找到某个让我感到有那么一点满意的地方。

也许他想起了少年时在巴黎创作的诗《可怜的梦》[609]，这首诗中的情绪与他此时的感受相呼应。

也许某个夜晚在等我

等我安安静静独饮

在某个古老的小城，

死也死得欢欣；

因我有耐心！[610]

若我的病痛持续

若我拥有一点黄金

我该选择北方

还是葡萄园的国度？……

——啊，梦想是可耻的。

因为这是纯粹的丧失！

而如果我重蹈

从前浪子的生涯

绿色的小客栈

不再为我敞开。[611]

过去，他曾鄙夷家庭生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思绪不断地回到家中。在哈勒尔孤身一人时，他常常独坐，试着想象他们在做些什么，那是他的母亲和妹妹，是他唯一了解的家。无论何时，只要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家中的消息，他就会焦急地写信，问他们是否已经忘记了自己。

“再多给我写点信！不要忘记你的儿子。”他曾这样请求道。[612]

他已经改变了对母亲的心意，和过去相比，他抱有更多的温柔和感情，过去她是他的压迫者，是他口中的“乌鸦嘴”。他无法忘记1887年秋天，当他身无分文地从阿比西尼亚的惨败中归来时，她如何回应他绝望的呼声。[613]

亲爱的人[他写道]，我很希望回法国看望你们，但我绝对不可能长期离开可怕的非洲。但是，最亲爱的母亲，请一定休息，照顾好你自己。你之前已经劳累够了。至少饶过你的健康，好好休息吧。如果我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我绝不会犹豫……我在这个国家的生活，我常常提起，但我说得还不够多，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的人生一团乱，我的寿命因人世间的烦闷无趣和所有类型的劳累而缩短。但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想要知道你们很快乐，并且很健康。对我而言，我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我工作。我旅行。我想做些有益的事，有用的事。结局会怎样？我还不知道。

在哈勒尔，兰波唯一的慰藉，也似乎是唯一他能付出真正的情感的对象，就是他的贴身男仆，哈勒尔少年贾米。这个少年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几个能被他带着感情回忆起并谈论起的人之一，也是他临死前唯一提起的朋友；尽管一般来说，人在临死时总会想起那些青少年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在他完全陷入昏迷前，他常常把贾米的名字挂在嘴边。然而，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和贾米之间存在不道德的关系。阿尔弗雷德·巴尔代在写给帕泰尔纳·贝里雄的信中[614]断言，兰波在阿比西尼亚期间从未被怀疑过有鸡奸的行为，恰恰相反，他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广为人知。在哈勒尔的最后一年，尽管贾米只有二十岁，却已经结婚，并且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615]看到他的幸福，兰波再次渴望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也正是在那时，他开始计划回到法国，选择一位能和他一起回到哈勒尔的妻子。

他希望能够去巴黎参观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但在最后一刻，他发现自己的经济情况并不能负担这次旅行，此外，他也担心如果自己离开得太久，他在哈勒尔长期建立起的生意也会烟消云散。

“下一次世博会我会来的，”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616]她因为不能和他再见而感到失望，“也许那时我也可以展览一些这个国家的产品，或者展览我自己，我想，在这个国家蛰伏了这么长时间的人一定看起来很奇怪。”

第二年，他攒下了一些钱，于是开始模糊地计划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时间能够返回法国休假。他的母亲让他不要趁这次旅行的时间结婚，他回复道：[617]“我嘛，唉！我还没时间结婚，或者看别人结婚。我不可能抛下自己的生意一段时间。在这些受诅咒的国家做生意，你就不可能脱身。”

但结婚的念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几个月后，他写道：[618]“明年春天我可否回来结婚，住在您家里？可我既不愿意住在家里，又舍不得放弃我在这里的生意。您认为我能否找到一个愿意和我一起回到这里的人？希望您能尽快回答这个问题。”

11月，他收到母亲的回答，她恳求他回家来结婚并在法国安顿下来，之后他写道：[619]

我谈起结婚的时候，我总是想着要明确说明我打算继续自由旅行，在海外居住，甚至继续在非洲生活。我变得如此不适应欧洲的气候，如果要我重新习惯，那会十分困难。那时，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要怎么建立生意上的联系？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定居的生活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找到一个愿意陪着我一同流浪的人。

如果要结婚，他也一定要继续保持旅行的自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漫游，因为他对流浪的激情仍未燃烧殆尽。几年前，他就曾说过同样的话。[620]

别指望我性情中的流浪起止会有所减损，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有办法旅行，并且不需要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工作以维持生计的话，你们就不会看到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超过两个月的时间。世界很大，满是神奇的地方，人就是有一千次生命也来不及一一造访。另一方面，我不喜欢做一个穷困的流浪者。我想有个几千法郎的收入，然后每年去两三个不同的地方，过着简单的生活，做一些小买卖来支付我的花费。我总感觉永远住在同一个地方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