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尔•兰波 第四章　地狱新郎和痴愚童女

抵达巴黎时，兰波处于一种狂热的精神振奋之中，他对性的好奇心被唤醒，感官被刺激，但尚未获得满足。他毫无经验，但愿意甚至渴望学习，但这种好奇心中混杂着痛苦和不安——在他思考或描写爱时，这种痛苦和不安就会显现出来。近几年发现的一首写于他刚到巴黎不久时的诗《纪念一个老愚人》（Les Remembrances du Veillard Idiot）[245]中也体现了这种煎熬。即便在其未完成的状态中，这也称得上是一首杰作，但比起《灵光集》，这首诗更接近“痞子”时期的风格。

哦！没有人

像被恐吓一样，如此时常地陷入苦恼！

现在，请赐予我宽恕：

因为我深受被感染的感官所害，

我肆意犯下青春的罪行！

然后！——允许我对主直言！——

为什么青春期姗姗来迟，为什么

阴jing总是坚硬、又太经常为我做决定！为什么

小腹下的树丛生长得那么缓慢？而那数不清的恐惧

总像黑色的碎石一样阻碍我的欢愉？

我被宽恕了吗？

天父，

哦，这童年！……

除此之外，还有《爱的沙漠》[246]，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散文诗作品，大部分人都认为创作于1871年，但这篇作品的风格和本章中讨论的时期更加相似，并且和夏尔·克罗于1872年9月21日发表在《文学艺术复兴》上的一篇散文诗有些相似。这种相似主要在风格层面上，因为两首诗的精神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自从兰波来到巴黎，他便与克罗过从甚密，因此他很可能在这首诗发表前就已经读过了。布扬·德·拉科斯特认为，《爱的沙漠》的手稿是兰波1872年所写的作品，而不是1871年。[247]此外，兰波也是在那一年把这首诗交到福兰手中的。

致读者[248]

这里的文字系出自一位青年，年轻“人”的手笔，他生长于何处不知，不论何处都行；没有生身之母，也没有家乡故土，人所知的一切他全无所计虑，任何道德力量他都远避，就像许多可悲的青年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不过，他，他是这般烦恼苦闷，这样困扰惑乱，以致只有走向死亡这一条路，正像陷入那种可怕的致命的羞耻心一样。因为不曾爱过女人，——尽管血气充溢！——他也毕竟有他的灵魂和他的心，他的全部力量，他是在奇异可悲的谬误中成长起来的。梦幻于是接踵而至，——他的爱情！——来到他的眠床之上，来到街头，而且接连不断，又各有结局，甘美宁静的宗教敬畏之情由此滋生——或许人们可能还记得传说中伊斯兰教信徒持续不断的睡眠，——而他是勇敢的，还受过割礼！但是，这种奇异的痛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威力，因此应该竭诚祝愿我们中间这个迷途的灵魂，这个一心求死的人，应该此时此刻就获得应得的庄严慰藉！

第一部分

这一次，是在城里见到的“女人”，我和她说了话，她和我也说了话。

我这是在一处不见光的房间。有人告诉我说她来到我这里：我在我的床上见到她，完全属于我，不见一线光！我非常震动，大为激动，因为这是在我家族的家宅里：焦急兼痛苦！我穿得破破烂烂，我，可是她，上等社会衣装，她自愿委身；她该给我滚！无名的痛苦，我把她抱住，她跌下床去，几乎身裸体露；无法说的软弱无能，我也跌落在她身上，黑暗中我拖带她在地毯上滚。家里的灯在隔壁房间一间间变得红光闪闪。女人这时消隐不见。我哭出的泪水上帝要我流的也没有这么多。

我走出家门去城里，没有目的。疲惫啊！我湮没在沉沉无声的夜和幸福遗失之中。这就像冬夜，一场大雪必定闷死了世界。朋友我向你们呼救：她在哪里，朋友的回答都是虚假。我来到她每天夜晚都要来的玻璃门前；我在沉陷地下的花园中匆匆奔走。人家把我斥退，把我赶走。对这一切，我只有号啕大哭。最后，我还是往下走，走到一个充满灰尘的去处，我坐在木架上，我让我身体里所有的泪水连同这一夜倾泻一尽。——我的衰竭由此永远滞留不去。

我明知她有她每天的生活；我理解善意的周期将比一颗恒星行程遥远。她没有再临，将永远不会再来临，我崇拜的女人，她毕竟曾经来过，——这我自始就不曾料到。——真是，这一次，我哭得比全世界所有小孩哭泣还要多。

第二部分

一点也不错，是那里的乡野。是我家父母乡村的居舍：是那个客堂间，大门的上方是焦黄的羊角，还挂着兵器和雄狮盾牌。晚餐，专有沙龙一间，里面点着蜡烛，摆着酒，还有乡下细木护壁板。餐桌非常之大。还有女仆！有那许多，我记也记不清。——还有我的一位旧友，是教士，一身教士穿着，现在：那是为了好更加自由一些。我还记得他那间紫红色的居室，窗上糊着黄纸；还有他的书籍，深藏密敛不使人知，早已抛到大洋里泡烂了。

我么，我是被遗弃的没人理，这乡野无边无际，就关在这房屋里：在厨房里看书，在家主面前弄干我衣上的泥，坐在客厅里闲谈漫语：上个世纪一早一晚挤牛奶喃喃低语让我感到激动，激动得要死。

我这是在一间很暗很暗的房间：我在干什么？一个女仆走近身边：我可以说这是一只小狗[249]：她虽说生得娇美，还有一种我说也说不清的母亲那样的高贵：纯洁、知心，多么迷人！她紧紧攥住我一个手臂。

她的面貌我甚至全都忘记：那不是让我记住她那令人难忘的手臂，我两个手指捏着她臂上肌肤揉来搓去：也不是她的嘴，好比我的嘴噙住一次小小的朦胧的模模糊糊的失望，是有一件什么东西不停地在被毁去。我把她推倒在靠垫和船上帆布堆成的箩筐里，在墙角暗处。只记得她带白花边的衬裤，其他都已忘记，记也记不起。——后来，绝望啊，隔板模模糊糊变成了树下阴影，我沉陷在黑夜情爱的悲哀之下销毁不继。[以下残缺]

从兰波潜意识自我的深处升腾出了这些他已经一半忘却或全部忘却了的儿时回忆，其中包含了这首诗中那些描述性的细节；这些回忆此时出现在了他心灵世界的表面上，并与他当时的痛苦融为一体。

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女性拥有高贵尊崇的地位；然而，现实中的他似乎怀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他认知中的女性是可恶、丑陋的，而爱和其他一切一样，需要得到修正。这不一定是说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同性之爱，需要修正的其实是性别之间的关系。对他造成冒犯的是女性身上的物质至上主义。在《地狱一季》中的《谵妄（一）》里，他写道：[250]

我不爱女人。爱情还有待于重新发明，你知道。女人什么也不行，一心只想取得一个可靠的位置。位置到手，心和美就都抛开不顾：只剩下冷冰冰的蔑视，婚姻的养料，当今就是如此。

他以超越罪孽和谴责为目标去体验一切；他的感官当时还未浮出水面，一切仅限于头脑中的想象——但欲望的强烈程度不容置疑——但他已经准备好开始这一切，准备好进行“那最后一次神圣的遗忘”。他在自我发展遭遇危机时遇到魏尔伦纯属偶然，尽管这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激烈的情感体验——可能也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被激情所扰——他似乎并非生来就是同性恋者，并且他一直都无法在这段关系中摆脱负罪感和自卑的折磨。毫无疑问，和魏尔伦在一起时，兰波在一段时间里体验了完整的肉体和精神层面的狂喜，也得到了从一切限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种深层次的体验一开始对他而言是一种刺激，在他感到幻灭、把这种体验看作一种负担之前，他叹道：“怎样的恼恨，‘爱躯’和‘甜心’的时分！”[251]正是在他对魏尔伦的激情最为丰沛的时期，他创作了文学生涯中绝大部分的作品，同时，在这一时期，他对自身和自己的艺术理论都深具信心。另外一个毫无疑问的点是，当时他也受到了魏尔伦深刻的影响。从笔迹学的角度来说，他在那时的笔迹和早期手稿相比，显得更游刃有余、充满自信，这一点也是他从和魏尔伦的交往中获得的；同时，他的笔迹也变得与那位亲密友人的笔迹一模一样。[252]伊莎贝尔曾经错把魏尔伦的笔迹当成自己哥哥的笔迹，后世的评论家也犯过相同的错误。现在，巴尔图（Barthou）馆藏中大部分据称是兰波的手稿都被公认为其实是魏尔伦所作。

魏尔伦生性懦弱而又狂暴，他热衷有悖常理的癖好，肆意尝试各种形式的自我放纵。他就是奥斯卡·王尔德口中所谓的“双性迷恋者”（bi-metallist）——男女都会让他动情——也有一些关于他早年间进行各种“历险”的流言蜚语。在他和兰波初次相见时，由于妻子脆弱的身体状况，他的肉体欲望十分饥渴；此外，他对一夫一妻的婚姻感到疲倦，在这位新朋友的身上，他找到了心灵的伴侣。和其他同龄人不同，兰波当时已经准备好尝试所有形式的性满足，毫不畏惧纵欲的报应——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他也不被偏见所束缚。初识魏尔伦时，他完全没有相关的经验，但愿意尝试、善于学习，因为他一心一意想要达成赋予自身的任务——他的殉道之路——这位学生很快就超过了他的老师，并最终带着优势对后者产生了无限的影响。

兰波是通过魏尔伦才开始了放荡堕落的生活，但很快他就开始引领老师，带老师走入了自己不会探索的境地；他也和他一起堕入恶习的深渊，这也是魏尔伦自己不会去做的事。魏尔伦很快就被说服，认为和兰波一起的生活值得他牺牲至今所珍惜的一切，他无法想象没有兰波的生活。和这位新朋友一起，他觉得自己逃离了一切限制和阻碍，尤其是他常常感受到并任其摆布的强大的罪恶感。有一次他说道：“我诅咒我自己！”如今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他可以用最冠冕堂皇的立场来捍卫自己的过失；过去的他只认为过失是自己的弱点。如今，他被一个比他更强大的人所说服，他所有的欲望都是合理的，放荡纵欲的人生是诗人最强的动力，因此他可以为所有最下流的行为找到借口。对他来说，兰波首先是一个天使，为他打开了束缚自己的监狱的大门；但后来，兰波又成了诱惑他吞下智慧树禁果的恶魔。

在他们关系的初期，两个人在彼此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幸福和成就感，仿佛这段关系是对他们过去在其他地方所受折磨的补偿。对兰波而言，和魏尔伦在一起时体验到的欢愉和在文学创作中获得的喜悦，是对他选择踏上可怕的殉道之路的奖励和自然的结果，因此，他也准备好并愿意为这些快乐付出。

我们无法确切地证明魏尔伦和兰波之间有鸡奸的行为，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情感和浪漫友情的一种暴烈的形式，在肉体行为上并没有那么极端。魏尔伦与兰波反目，开枪打伤他后在布鲁塞尔被捕，当时的医学报告说，他的身体上有近期进行主动和被动鸡奸行为的痕迹。他也确实应该被判处严格的刑罚——他获得了意图伤害罪的最高刑罚——这一报告中列出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现在有一些医学人士称，这种所谓的检查得出的事实结论并不可靠。[253]然而，这种怀疑的态度似乎并不够严谨。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把魏尔伦所写的诗歌当作进一步的证据来看，那么任何有正常判断能力的读者都不会怀疑他们确实有过鸡奸的行为。

毫无疑问，二人都很享受他们所体验到的肉体的极致欢愉，而魏尔伦生性单纯，他并没有尝试在写作中掩饰这一点；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并分享他的喜悦。但这种渴望也伴随着对后果的恐惧——这是婚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总是在诗中添加一笔转折，让他的意图看起来不再那么明显；他能够驾轻就熟地看似展示了一切，却又让读者怀疑是否准确地理解了他想表达的意思。然而，对于任何不适特别顽固、不愿承认事实的人来说，他想表达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但也有一些评论家——如方丹纳斯[254]——成功地对那些读来颇具色情意味的诗歌做出了天真无邪的解读。

在《洛蒂和艾拉邦迪》（Laeti et Errabundi）中，[255]魏尔伦描写了他们那“用超过最野性的方法满足的激情”、远离女性和“最后的偏见”的自由，他将兰波称作“我那光彩夺目的罪！”，他也提到了在康帕尼—普雷米尔街的那间见证了他们多次寻欢作乐的房间：

哦，单独的卧室，逃离沮丧的圆锥，

单独一个，你知道！但毫无疑问，多少个新婚之夜

将在此开垦处女的夜晚，从此。[256]

还有《虔诚的信徒》（Le Bon Disciple）这首诗，是在魏尔伦在布鲁塞尔被捕后从兰波的随身记事本里找到的，毫无疑问，这首诗中所写的正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段如下：

你，嫉妒的你给我信号，

[啊！]我在这儿，我的全部都在这儿！

我爬向你，尽管那并不值得！

——爬上我的背，骑我吧！[257]

方丹纳斯却从这首诗中读出了象征的品质，认为诗中描写的其实是大天使米迦勒和撒旦的战斗，以后者最终的失败告终。[258]

除了用淫秽的意义来揣测和解读《这些激情》（Ces Passions）这首诗之外，任何的解读最终都被证明是愚蠢的天真和徒劳的诡辩。[259]

当玛蒂尔德·魏尔伦通过法律手段要求和丈夫保罗·魏尔伦离婚时，她提出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他被指与一个年轻的男子，阿蒂尔·兰波，有不道德的行为。她的律师断言，原告已经获知这两人之间有禽兽不如的不道德行为。[260]据说，律师看到了兰波写给魏尔伦的信，信里的内容足以提供证据证明这一指控。但这些信并没有被用作对魏尔伦不利的证据，因为最后仅是肉体伤害的指控就已经足够给他定罪了。不幸的是，这些书信后来被玛蒂尔德·魏尔伦销毁了，因为她不希望它们有一天会落入自己年幼的儿子手中。[261]“这些信里很多的内容，”她写道，“我甚至不愿意在此重复！”

没有文学爱好者会不为这些珍贵书信被销毁而感到惋惜。除了信中可能有能够证实魏尔伦和兰波之间关系的内容外，这些书信也许可以展现兰波的精神状态，以及他在自己文学生涯最重要的阶段所怀抱的艺术观点，当时他的诗歌创作正在颠覆时期。他不可能没有和他的朋友谈到那些他刚创作完成的诗歌，而这些诗正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出色的。玛蒂尔德·魏尔伦坦承，自己销毁了三十到四十封兰波写给魏尔伦的书信。[262]现在，这一时期的书信只剩下兰波在1872年6月写给德拉艾的信，下一章中会引用其中的内容。这封信的文笔之美让人不禁更加惋惜那些被销毁的无价的书信。

巴黎文学界所有人都坚信魏尔伦和兰波之间的关系不会长久，即便是那些和他们关系很好的朋友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从来不作他想。一天晚上，在科佩的一出戏剧的首演之后，巴黎的文人们齐聚一堂，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在幕间休息时走进了剧场的休息室。他们的手臂环绕着对方的肩膀，让其他观众感到又惊恐又厌恶。魏尔伦的密友勒佩勒捷在为一份日报撰稿的关于那次首演之夜的文章中写道：

科佩戏剧的首演之夜，在一群文人中间，我们看到诗人保罗·魏尔伦向一个充满魅力的年轻诗人张开怀抱，那就是兰波小姐。[263]

兰波和魏尔伦都激烈地否认了这些流言蜚语，虽然这很可能只是出于谨慎和自我保护的考虑。魏尔伦常常重复这句话：“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而兰波曾说过，他绝不会为了这种不入流的指控而点头哈腰地否认。

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最初，他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以及文学上的启发；但最终，这段关系让他们感到痛苦、悲伤和噬心的嫉妒，这一切也是这种关系必然会造成的结果。在关系出现裂痕时，只有同样性别的两个人才能对彼此造成如此深刻的伤害，并正中对方最脆弱、最无法忍受痛苦的地方。《地狱一季》中题为《地狱新郎和痴愚童女》的章节清晰地描述了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所导致的痛苦与折磨。很多人都认为这一章是对魏尔伦和兰波关系的描绘。但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解读是不正确的，地狱新郎和痴愚童女正是兰波性格中互相矛盾的两面，它们在共同挣扎；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一章是诗人与自己灵魂的对话。可以列举出很多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支持这一观点，但是，要接受它就是真相还是很困难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兰波和魏尔伦之间有着不道德的关系，而这一章又恰恰题为《地狱新郎和痴愚童女》，而是因为，上述此观点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地狱一季》的章节规划就变得毫无意义，这一章节本身与整部作品的一致性和关联也就荡然无存。兰波把章节用数字分为《谵妄（一）》和《谵妄（二）》，又把第一部分的标题拟为《地狱新郎和痴愚童女》，第二部分题为《言语炼金术》，他这么做必然别有用心。很可能他希望能够通过第一部分来证明肉体的谵妄是多么的虚无，再用第二章来证明文学谵妄的徒劳。在其他方面，《地狱一季》有着条理清晰的严谨规划。关于《谵妄（一）》的另一种解释，也就是认为那是兰波和自己灵魂的对话的观点，会带来一种新的认识，却在整部作品现存的结构中格格不入。如果这两章的结构互不相同，并且这两章毫无关系的话，也许这种解读就更能站得住脚了。无论如何，这一章节描绘了一幅两个诗人之间关系的暗示性图景，大大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二人的心理状态。它也展示了兰波因其强大、暴烈的性格和超群的智慧，而最后在与魏尔伦的关系中占据了多大的优势。兰波巧妙地通过魏尔伦的双眼来描绘他自己的形象和他那震惊自己这位密友的行为，他也描写了这种关系必然会导致的困惑和痛苦。在这一章中，他证明了自己不仅有强大的自我分析能力，还——非常罕见地——能够明确了解自身的能力；他了解自己的品质和缺陷，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一致。无限伤怀的、愚蠢的童贞女是对当时的魏尔伦精确的刻画，她为失去之前的纯洁而悲泣，请求上帝的宽恕，但又不愿意尝试结束这一她认为是一种羞辱和罪行的状态。这正是魏尔伦本人的悲泣和哀嚎；他总是告解自己的罪，总是为自己的懦弱而伤怀，最终，这些都超过了兰波所能忍耐的极限。

“不错，我从前是很规矩很严肃的，我生来不是为了变成骷髅白骨！……他那个时候，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他那种种神秘的温柔体贴诱惑了我。顺从了他，我就把我为人的责任忘在脑后。这是什么生活哟！真正的人生根本不存在。我们也没有真正在人世活过。他去哪里，我也跟去，应该这样。他常常对我发怒生气，我啊，可怜的灵魂。魔鬼！——是一个魔鬼，你知道，那不是一个人。”

但魏尔伦越发地依赖兰波；他渴求着他的爱，如果不能得到爱就会感到又饥又渴，无法餍足。“他的吻和拥抱让我不再向往天堂！”他说道，“但如果我想要天堂，那也是一个黑暗的天堂，否则我宁愿永远承受贫穷、耳聋、哑巴和盲目。他的关怀已经成了我的必需！”

一开始，兰波对他和魏尔伦之间的关系抱有巨大的期待。他希望他们之间能达成完整的和谐和理解，两人能够完美地融为一体。他对魏尔伦的爱和魏尔伦对他的爱都应该成为对万物最完美的解释。他会用感人、美妙的话语告诉他，自己曾梦见将他变回“太阳之子”的原始状态。只要他对自己对密友的爱有信心，对他来说就一切都好，他也会对自身和自己的力量感到自信。

但魏尔伦并不能一直理解他、跟随他的脚步，也无法和他一起进入他的世界。有的时候他无法入睡，就会在半夜站起身来，困惑地看着熟睡中的兰波，好奇他为什么那么想逃离现实，就好像他们一同经历的那些欢愉对他而言还不足够一样。“也许他是对的，”他有时也这样想过，“他说他掌握着能够改变世界[264]的秘密。”但他并不能真正地相信这一点，因此他又加上了一句：“哦！不，他只是认为自己掌握了这些秘密，但他其实还在寻找它们的路上！”

有时他会试着想象，如果兰波真的改变了世界，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他会对自己说：“也许他真的在和上帝对话。”后来一段时间，他会试着去跟上兰波对幻象的描述，绝望之下，他说道：“我懂了！是的，我懂了！”但兰波很清楚这不是真的，只不过是说出来取悦他的话而已。他也不做回应，只是耸耸肩。魏尔伦怎么可能真的理解他所见到的东西呢？魏尔伦只会哭泣，为自己从神的恩典中被放逐、为自己犯下的罪而哀叹。他怎么可能理解作为神的快乐和超越罪孽的体验呢？

狂喜逐渐燃烧殆尽，兰波开始感到幻灭，最终产生了厌恶，这段关系只剩下味同嚼蜡的部分。他对自己和魏尔伦的关系走向失败的自觉、对这段经验的虚无的自觉，都是他精神层面上失败的一部分，也部分导致了他最终的崩溃。

随着爱情逐渐消失，他的性情也受到了影响。兰波个性中虐待狂的特征也开始显现。于是，他以伤害魏尔伦为乐，他会对一切他那单纯的朋友天性不喜的东西表达爱慕，假装自己比现实中更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他会嘲弄一切魏尔伦喜爱、珍视的东西；于是后者常常会因绝望而落泪，此时他便会用愤怒和厌恶来对待他，并对他进行辱骂。

这种施虐获得的真实的快乐让他乐于通过向美德施加残酷、让光荣背上骂名的方法来恐吓魏尔伦。“我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代，”他曾大声喊道，“我的先祖们曾在自己四肢上穿孔，并饮下自己的血。我会割伤自己的全身，我会在全身都文上文身，因为我想像蒙古人一样丑陋。你等着瞧吧！我要在街上嚎叫，因为我想要因愤怒而变得疯狂！”

有的时候，当他处于一种狂野的情绪中时，他会和魏尔伦打架，并伤害他的身体。有一次，在“死老鼠”咖啡馆，他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对魏尔伦说道：“把手平放在桌上，我要做个试验。”当他的朋友遵从他的要求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小刀，戳伤了那双因对他充满信赖而平放在他面前的手。魏尔伦立刻起身离开了咖啡馆，但兰波追着他来到了街上，再一次用小刀戳伤了他身体上多个地方。[265]

但没有什么能让魏尔伦改变并离开他那心爱的朋友。

有时在兰波喝醉后，他会躲在他们住的房子入口处附近黑暗的角落里，等魏尔伦回家时就跳出来吓他，他的双脚从来就不怎么安分。他会对他诉说自己想做的犯罪行为，还会详细地描述自己最后会怎样让对方血流成河。

有的时候，在对魏尔伦的厌恶让他性格中的残忍到达极限时，相反地，他会为自己的铁石心肠而感到悔恨，于是他们和好如初，其中饱含的激情和他们吵架时如出一辙。他会在一段时间里用令人难以承受的善意说出温柔、简单却极有感染力的话语。当他看着他们所在的下流酒吧里周围的人时，他的双眼会饱含泪水。“悲哀的蠢牛！”他会这样称呼他们。他会带着最大的温柔，小心翼翼地扶起那些失去意识、躺在沟渠里的醉汉，他对他们抱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温柔怜悯。

兰波在对待魏尔伦时喜怒无常，间或对他施虐；他在善良和残忍之间反复变化，这种关系似乎注定会唤醒创作的动力，这种喜怒无常也在《地狱新郎和痴愚童女》的独白中有清晰的体现。

随着魏尔伦和兰波之间关系的发展，魏尔伦和妻子之间也变得矛盾重重。她指责兰波教唆和腐蚀她的丈夫，让他变得不道德；因为自从他开始和兰波交往，他就变得不修边幅；他每天都一直戴着一条肮脏的旧围巾和一顶软毡帽，而不是她心中一个莫泰·德·弗勒维尔家的女婿应该戴的丝绸帽。他常常一整个星期都不换衣服，也不擦鞋。[266]她记得有一天晚上特别可怕，那是科佩的戏剧作品《被弃的女人》首演的晚上，当时保罗穿着前一天晚上入睡时穿的衣服出现，让他们所有人都蒙羞。当时在场的文人都戴着白色领带和看歌剧专用的帽子，他和他们都很熟悉，在场的女士都优雅地闪闪发光，她们用羽毛、珠宝和低胸晚礼服装饰自己。他却穿着肮脏、起皱的西装，头上戴着那顶软帽，脖子上围着那条肮脏的围巾，脚上蹬着没擦干净的鞋，就这样走进了休息室。比他更声名狼藉的兰波则是招摇地依偎在他的肩头，当时他没有别的衣服，只能穿着破破烂烂的浅灰色大衣（因为比他的身形大了好几码，所以晃荡在他身上），戴着一顶不成型、泛着油光、褪色的帽子。无论怎么看，这一对好友当时展现的形象都是极其恶劣的。

在兰波的陪伴下，魏尔伦开始酗酒，喝的比他身体所能承受的还多，因此他很少有清醒的时候。苦艾酒是他们最主要的饮品，对魏尔伦来说，苦艾酒就是毒药，总能引出他心中潜在的残忍性情，让他对身边最近的、手无寸铁的人发泄，而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她会在床上无眠地躺着，恐惧地等待他回家；只要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她就能判断出他回来时是醉着还是清醒的状态。[267]那些他醉酒回家的晚上，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必须一把火烧了她父亲存放武器的柜子；这个柜子就在她隔壁的房间，那面墙正靠着她的床。她会充满恐惧地躺在床上——毕竟她当时只有十八岁——听着喝醉的丈夫踉踉跄跄地上楼的脚步声。

没有什么能够为魏尔伦对待妻子的行为辩护。然而，对于魏尔伦这样脾气的人来说，她也是最让他气恼的那种妻子。她为自己的自制力感到自豪，在被打一边脸时会温和地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任他打骂。她曾经这样说过：“我从不开口回嘴。”但这只会给她丈夫那无名的愤怒火上浇油，让他成为完完全全过错的一方。但凡她做出任何报复的行为，和他共担一些不能控制自己坏脾气的骂名，那么他最终还是会对她更好一些的。但她总是默默地承受一切；和默默忍受、被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转过来的行为相比，没有什么更能激起一个人心中最恶毒的一面。

“每当他喝醉后回来，”她写道，[268]“他都会低声辱骂我，但我从来没有回过嘴。有的时候他会打我，我也从来没有反抗过。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愤怒或不甘，我只是感到彻骨的悲伤。”

一天晚上，他对她说：“我要烧了你的头发！”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火柴，把它放在离她的头很近的地方，据她说，她没有做出任何阻止他的行为。幸运的是，火柴在烧了她散落下来的发梢后就灭了。又有一次，他一拳把她的嘴唇打到开裂；还有一次，他用一把尖刀抵住了她的喉咙，然后又割伤了她的手和手腕。

兰波怂恿魏尔伦继续酗酒和纵欲，他说服他相信，这个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就是顾家的男人，而且这种循规蹈矩的做法只能让一个男人的精神受到腐蚀。为了让他和妻子对立、仇恨她，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他无法原谅自己来到巴黎那晚她对他的羞辱。兰波和他的母亲一样，没有原谅他人的能力。

与此同时，兰波搬出了莫泰·德·弗勒维尔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直到1871年12月底魏尔伦为他在康帕尼—普雷米尔街租下一间房之前，他辗转了许多住处。圣诞节期间，魏尔伦离开巴黎去拜访亲戚，直到1月13日才回来。之后就发生了他和妻子之间最恶毒的一次争吵，这也导致了两人的分居。他到家时，她正躺在床上，因为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晚餐结束后，他立刻上楼进了她的房间。他愤怒地说了些话，然后开始抱怨咖啡难喝，还说他要和朋友们一起去咖啡馆喝上一杯给人喝的咖啡。由于他当时距离清醒的状态远得不是一点点，她非常害怕，并没有回答他，但这种长久的忍受、耐心的宽容让他感到羞耻，让处于醉酒状态的他陷入了狂暴的状态，他对她喊道：“是你的冷静让我变得这么疯狂，现在我要一次性永远地结束它。”[269]

于是他抓起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把他扔向墙上；他能够活命完全是因为身上的襁褓足够厚实。接着，他抓住了妻子，用指甲抓伤她的双手；然后，他把她扔到床上，开始掐她的脖子。她的父母听到她呼救的声音，冲进房间里，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两人分开。

第二天，他没有回家吃晚餐，但还是在午夜时分回到了家中。他又一次造成了混乱，离开家时，他说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他扬言说自己会和他母亲住在一起，但实际上他去了康帕尼—普雷米尔街，和兰波住在一起，那里也是《诗人和缪斯》中描写的寻欢作乐的场景所在，这首诗收录于魏尔伦的诗集《今与昔》。

她的父亲此时坚持要求她申请分居，并写信给魏尔伦向他告知此事。魏尔伦则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慌，他的态度变得温和驯服。他双眼含泪，乞求玛蒂尔德的原谅，并承诺一定会做出改变。她答应在康复之后会回到他的身边，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兰波必须被送回夏尔维勒，并且她的丈夫不能再与他有任何联系。魏尔伦爽快地答应了她所有的条件，并成功地说服了兰波离开巴黎一段时间。[270]但是，在他走后，魏尔伦并没有遵守对妻子的承诺，而在夏尔维勒的兰波为自己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一时之念的牺牲品而感到怒火中烧，他给玛蒂尔德写了一封信，但后来被销毁了。然而，他并不是纯粹自发地写了这封信，这封信是在魏尔伦的鼓励下寄出的；他给了兰波可以确保书信寄达的住址，还乞求他保持一段时间的耐心、对自己保持信心，他还承诺说，分居几个星期他就能修补好自己的婚姻，然后他们就能再次在一起、永不分离了。[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