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蒂尔•兰波 第十二章　羁风之人

接下来的五年里，兰波在欧洲大陆上流浪，一路远行，闯进了开罗、亚历山大港和爪哇。他永不停歇，和一位不具名的英国神秘学者一样；后者自称为“地球上的流浪者”，不会在任何地方停下脚步、落地生根。对于那些不了解兰波内心想法的人来说，他这样不眠不休地在大陆上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似乎让他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反复无常。他正在训练自己成为米舍莱笔下走向未来的行动者，他正在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做准备；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进步必须以仁慈为基础。米舍莱在《法国史》的导言中写道，[465]在暴君那里行之有效的、消极的顺从将被积极的爱取代；积极的爱想要在地球上建立起属于上帝的公正，通过行动、战斗来实现一种与福音中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奇迹。这是一种新的、超群的爱，是喻于行动的爱。米舍莱将圣女贞德作为这一点的象征，她感受到了“法兰西王国的可悲”；据他所说，这位纯洁无瑕的女英雄不仅仅拯救了法国，她也解放了未来，并让一种新的英雄得以诞生；作为行动者的现代英雄，他们与基督教理想中那种消极被动的英雄截然不同。此时的兰波认为，所有不用于主动行动的时间都是一种浪费。正是这一点让他给人留下了永不停歇的印象。“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他曾这样对德拉艾说道。[466]魏尔伦称他为“羁风之人”，并在一首晚些时候创作的诗里描写了他这位好友的“流浪癖”。[467]

永不疲倦的诅咒

追随着你在世界上的脚步，你被地平线所吸引……

现在该走过门前

加快脚步，唯恐人们放出恶犬，

如果你听不到笑声，那也不坏……

不幸！你这个法国人，你这个基督徒，多么可怜！

但你走了，你必须立刻模糊地想到幸福的形象，

做一个无神论者——随波逐流——嫉妒眼前这一刻。

魏尔伦并不理解驱使兰波前进的究竟是什么。他以为兰波永不停歇地行走只是为了熄灭他灵魂中对更高级事物的向往。在他的描述中，兰波正在摧毁自己心灵的力量，失去了追求知性的能力。根据魏尔伦的说法，他心中唯一残留的、属于过去自己的东西，就只有他的骄傲，让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误入歧途。诗的最后，他写下一句祈祷，为他的前任好友祈祷：“谦卑者的神，拯救这个愤怒的孩子吧！”

在夏尔维勒度过圣诞节后，兰波进入流浪的第一阶段，他在寻找新的语言。他在1875年1月来到了德国，以寄膳宿房客的身份住进了位于斯图加特的一户姓瓦格纳的人家。这个姓氏在德国很常见，伊莎贝尔后来发展出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据她说，她的哥哥去斯图加特是为了欣赏瓦格纳歌剧作品的演出季。在那里，兰波勤恳地学习，掌握了对德语的全面理解，并希望能在春天完成学习。他在语言上很有天赋，从他还是小男孩时起，他在拉丁语学习上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现在，每当他学习一门语言时，他的天赋都能够得以展现。我们知道他也会在图书馆待很长的时间——也许他在继续神秘主义哲学的研究，因为德国是最盛产赫尔墨斯秘义文学的国家之一。他的母亲如同往常一样谨慎，她不愿意给他寄去足够的钱，因此，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一些低贱的工作。在德国，和在英格兰时一样，维持生计对兰波来说并不轻松。

这一年的1月，魏尔伦出狱——由于他良好的表现，他获得了减刑。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母亲一起留在比利时休养生息，并重新习惯日常生活。他在2月回到了巴黎，并愚蠢地希望能够和前一年他在狱中时已经成功和他分居的妻子复合。他不被允许和她以及孩子见面。魏尔伦很失望，并为此感到深深的绝望；突然之间，他被一种坚信自己有一份使命在身的信念所控制，他决定出家做一名僧侣，并在希迈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中担任见习修士。在那里，高贵的宗教生活很快就让他认清自己并没有被赋予真正的使命，而僧侣的生活也不适合他。几个星期后他就离开了。此时的他对未来全无计划，这是，他又想起了兰波，他希望再次拾起两人之间感情的碎片，与他破镜重圆。他从德拉艾那里得到了兰波在斯图加特的地址，并给他写了一封充满启迪和道德意义的信。据他所说，自己在狱中的岁月进行了长久的苦思冥想才写出了这封信。在信里，他恳求兰波归信天主教，在信的结尾，他写道：“让我们在对耶稣基督的爱中爱彼此。”

很明显，当兰波收到这封信时，他只能用亵渎的言语来评价信中的内容。但他还是同意让魏尔伦来看他。“那天，”兰波写道，[468]“魏尔伦爪子里攥着玫瑰念珠来到了斯图加特。但三个小时以后，他就否认了上帝的存在，还让救世主耶稣身上那九十六道伤口再次血流成河。”让兰波信教的计划以惨败告终。这对“地狱中的伴侣”的重逢一定是一个既悲伤又令人不快的场面。这次重逢是他们1873年在伦敦度过的不快乐的几个月的重演。他们游荡在一个接一个酒吧里；喝醉之后，兰波变得十分暴力，做出了各种亵渎的行为，而魏尔伦却十分虔诚和感伤。最后，他们一起去内卡尔河畔散步，在那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可以想象，魏尔伦可能——在他的余生中，无论他参与了多少其他的冒险，他都从未忘记最初对兰波抱有的激情——对兰波动手动脚，让他感到十分厌恶。于是，在久未品尝的酒精的刺激下，魏尔伦攻击了兰波，狠狠地打了他。

兰波当时也醉得不轻；和魏尔伦相比，兰波更加强壮硬朗，他反手打了魏尔伦，然后跑开了；魏尔伦被独自留在河畔，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第二天早上才被出门去劳作的农民发现。他们把他扶了起来，用手推车把他载去了城里。

此时，魏尔伦已经清醒了过来；他感到悔恨，为自己行差踏错而悲泣；撒旦化身为兰波，如此轻易地诱惑、掌控了他，为此，他流下了苦涩的泪水。他在斯图加特又待了两天的时间，之后在兰波的建议下回到了巴黎。他计划去英格兰，在文法学校任法语教师。目前基本认为这是魏尔伦和兰波最后一次见面。

夏天到来时，兰波厌倦了德国，他认为自己已经对德语有了足够的理解，是时候转而学习意大利语并将它加入自己的语言库中。他同时也有一个模糊的计划，要去帕罗斯岛找一个熟人，他在那里经营一家肥皂厂。由于母亲不肯给他出旅费，他把自己的行李箱和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就离开了德国。抵达阿尔特多夫时，他的钱已经用光了，因此他不得不徒步翻越阿尔卑斯山。他精疲力竭地抵达了意大利，几乎快要饿死。据说，在米兰时，一位仁慈的寡妇看出他是一个有修养、受过教育的人，因此收留了他几天。[469]正是为了她，兰波才要求德拉艾把一本两年前送给他的《地狱一季》样书归还，好让他送给这位女主人，并借此证明他作为作家的实力。这说明他一定也和她谈论过文学和自己的创作。

大部分传记作家的作品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兰波像一个浪子一样，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无可救药的流浪汉。但这远不是事实。魏尔伦曾为当时的他画像，画中的他看起来几乎和一个公子哥没有分别，打扮得很是优雅；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西装，还戴着一顶礼帽——很可能就是在伦敦买的那顶——画的标题是这么说的：“旅行造就青春！M……à la Daromphe！”——这是他对母亲的无礼称呼之一——“我离开了维也纳。”德拉艾说，他在德国时曾找人制作了雕版的名片——“刻在漂亮的名片上”——他从米兰给德拉艾寄了一张，上面有他的地址。

告别了那位善良的女士后，兰波再次出发，徒步前往布林迪西，打算从那里坐船去帕罗斯岛。当时正值盛夏，不适应南方热浪的兰波由于中暑而倒在了路旁。他的情况十分严重，被送去了医院；出院后，法国领事馆的官员把他遣返回了马赛。

抵达法国港口时，兰波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并不想回家的他于是靠在马赛旧港打零工挣来的钱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装船卸货、清除瓦砾，事实上，只要能赚到几个法郎，他什么都干。一天晚上，在酒吧里，一个看起来钱多到永远都花不完的外国人给他买了一杯酒。他是一名军官，正在招募去西班牙为卡洛斯党作战的志愿兵；他成功地招募了兰波。但兰波一收到奖金就迅速地去了巴黎。值得一提的是，伊莎贝尔·兰波否认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470]她断言哥哥在1875年6月、7月和8月都和家人一起在巴黎，而且当她和姐姐、母亲一起返回夏尔维勒时，他才刚刚在离巴黎不远的迈松阿尔福（Maisons-Alfort）谋得一份教职。她说，兰波喜欢“愚弄”他的朋友们，因此才会用特别严肃的口吻给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恐怖、最难以置信的故事，之后会因为他们如此轻信而嘲笑他们。[471]8月的时候，他确实在巴黎，因为热尔曼·努沃给魏尔伦写了信，说看到兰波和梅西耶（Mercier）、卡巴纳和福兰在一起，这几个人——根据努沃的说法——都很厌恶兰波缺乏教养、常常酩酊大醉的恶习。[472]但对于努沃的证词，我们一直都保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8月末时，钱已经花光了，于是他步行回到了夏尔维勒。他的家人已经不再住在马德莱娜河岸街上那间舒适的公寓里；他们现在住在窄小的圣巴泰勒米街上一间压抑逼仄的房子里。大女儿维塔莉已经十七岁了，她的身体一向都不强健，此时已经病入膏肓，而家里的氛围也因此变得非常阴沉。

由于为女儿的健康焦虑、对儿子感到失望，母亲的坏脾气也在最近变得更加乖戾。弗雷德里克身上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似乎已经完全堕落成了出身低于他的阶级中的一员。1872年，他开始在人人都认识自己一家的街上卖报纸，这让母亲感到极端羞耻；现在的他没有任何崇高的理想，只想当一个车夫。要是阿蒂尔没有辜负他的潜力、走上光明的未来之路的话，她就能忍受弗雷德里克的行为，因此，她的不甘和苦涩大部分都发泄在阿蒂尔身上；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现在，她无法原谅他对自己才华的挥霍和他亲手葬送自己未来的行为——至少在她眼中是如此。他回到家后，她不情不愿地允许他住下，但却不肯给他任何零花钱。

和许多胸怀大志的人一样，兰波对金钱毫无节制，并且完全不觉得在自己手头紧、买不起烟酒的时候“吸血”自己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和他保持友谊最久的德拉艾此时已经成了一个谨慎、吝啬的“公职人员”，他曾经在给魏尔伦的信里谴责兰波用上不得台面的把戏，从他所剩不多的朋友口袋里骗取小额的现金。他还称他为“l’œstres”，也就是牛虻。[473]但似乎他最希望“吸血”的对象就是魏尔伦。他还记得他之前的软弱，以及他在金钱问题上鲁莽的态度；此外，他还注意到魏尔伦似乎不愿意失去和他之间的友谊，他紧紧抓着不放，就好像那是他那污秽不堪、处处碰壁的人生中罕见的美丽事物一样，兰波希望他能够愿意为这一情感上的奢侈品支付相应的价格。他试着向魏尔伦借钱，用的是一个他认为很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要为自己在新世界取得更高的地位而做准备，需要钱来学习钢琴和音乐。但魏尔伦并没有相信他的借口。如果我们选择相信魏尔伦在1875年10月写给德拉艾的信中的内容，那么就会从中得知，兰波曾做出过一些半开玩笑的敲诈行为。但这也很可能只是魏尔伦对兰波信中内容的误解，据他说，这封信是用“莫名其妙的话语”写成的。除了在斯图加特的那次失误，当时的魏尔伦尚未误入歧途；他依然坚持着宗教信仰，保持着他在监狱里养成的时常忏悔的习惯；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惧怕兰波。自从上次造访德国后，他一直都在反思过去，反思他们之间的友谊，他最终得出结论：兰波对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此时的他认为过去的自己太过慷慨，现在是时候让兰波知道他再也不能强迫自己做任何事了。在他写给德拉艾的信中，几乎看不到他对兰波还抱有任何情感的证据，只有深深的怨恨和憎恶——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证明他其实并不像自己假装的那样不再受到兰波的影响。他说道，这样一个把傲慢无礼想象成力量、把欺诈看作智慧的人，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肮脏下流的恶棍，等他到了三十岁，就会变成一个低俗的资产者。他还说，兰波就是杀死了下金蛋的鹅的农夫，但是，只要兰波改变心意，他还是时刻准备着献上自己的感情和友谊，“当然了，就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时刻准备着”。他请求德拉艾把这些感性的话转告兰波。德拉艾欣然同意，他没有在两个好友之间挑拨离间，并把兰波所说的关于魏尔伦的话转告给了后者。德拉艾和魏尔伦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十分令人怀疑，但他并没有在这两个曾经的好友的关系中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他在给魏尔伦的一封信中说，兰波坚持按照自己现有的方式来生活，毫无疑问，他总有一天会把自己折腾进精神病院。[474]

当兰波听说魏尔伦愿意献上基督徒的友谊时，他向转达这一善意的消息的德拉艾表示了感谢，并说道：“我不会对罗耀拉[475]（即魏尔伦）这种傲慢无礼的言辞（grossièretés）做任何评价，因为我没有精力可以浪费在这件事上。（Je n’ai plus d’activité à me donner de ce côté là à présent）”[476]卡雷（Carré）在出版兰波的这一封信时并没有参考魏尔伦之前写给他的信，并认为兰波用“grossièretés”一词时指的是魏尔伦的诗集《智慧集》；这一回答说明，当时的兰波对文学已经再也没有念想了。但“grossièretés”更可能指的是魏尔伦请求德拉艾转告给兰波的那些话，以及他对好友能够回心转意、归信宗教和天主教的希望。魏尔伦提出的基督徒的友谊从根本上就无法吸引兰波，他正处于生活中四处漂泊的时期，完全不可能分散精力去考虑基督教的信仰。除此以外，1875年的兰波对文学仍抱有信念，并不像卡雷的注解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看出他渴望自己的诗歌能被出版，他也希望把自己的一部作品送给在意大利的善良寡妇。《失去的毒药》一诗就曾被认为是兰波在这一时期所作，但经过证据分析后，我们认为这首诗应该不是他的作品，可能出自热尔曼·努沃的笔下。[477]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对他那些较为下流的诗作的仿作，而附在给德拉艾的信里的打油诗《梦》很明显只是当作笑话来写的。[478]他自1875年起就停止了写作这一点毋庸置疑。德拉艾在同一时期一封写给魏尔伦的信中写道：“他的诗？他的灵感早就枯竭了。”[479]

兰波没有回应魏尔伦关于二人结成基督徒之间的友谊的提议，魏尔伦却不能放下他，在12月又从伦敦给他寄了一封信。[480]

我给你写信，并不是因为我在等待你给我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我没有收到回信，所以我也不回复。但今天我要打破自己长久的沉默，再说一次两个月前我和你说过的话。

我还是一样。极端虔诚，因为这是唯一的智慧，唯一的善举。教会塑造了现代文明、科学和文学；她也塑造了法兰西，但法兰西正在死去，因为她切断了和教会的联系。这再明显不过了！教会同样也塑造人。你这样的人竟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是令人吃惊，我很惊讶。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我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所有这些。我向你保证，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抓着自己的信仰。过去的七个月我身处新教徒之间，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我顺从于这个绝妙的理由，我认为自己受到的惩罚和羞辱都是公平的；教训越严重，接受教训的恩典就越大。你可别把这当作我在惺惺作态。因此，我对你也还是一样的。我对你的感情也是一样的（有些许的改变）。如果能看到你受到启示，我会感到非常愉快。看到你还在坚持走愚蠢的路，这给我带来巨大的悲伤；你是那么聪明，早就准备好归信了——尽管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你只需要注意到自己对一切的厌恶，其实这是完全合理的，尽管你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绪产生的真正原因。

关于钱的问题。你不可能真的没有发现我是多么慷慨的一个人吧。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品质之一——或者说，是我众多的邪恶天性之一——看你怎么说吧。但是，我的钱被三年前那荒唐、可耻的生活蚕食得所剩无几了，我必须重新积累财富，也要考虑我的儿子，最后，还要考虑我新发现的坚定的信仰；你必须理解我，我不可能给你钱。这些钱会被花到哪儿去？酒馆和妓女！钢琴课？多么值得怀疑！如果你真的需要，难道你母亲不会愿意支付费用吗？去年4月你写了那些无比低俗、自我暴露的信，充满了最邪恶的意图，让我认为绝不能冒险让你知道我的地址。我提前告诉你，你所有想伤害我的计划都会失败，而且，我还要警告你，你所有这样的行为都会被诉诸法律，我手上都有证据。但我放下了所有这些丑陋的想法，我确信，无论如何，这只是你一时的头脑发热，只要冷静地想一想，一切就都会过去的。但是，谨慎是安全之母，因此，只有在我认为你值得信赖的时候，我才会给你我的地址。这就是为什么我请求德拉艾不要把我的地址给你，我也请求他慷慨地把你的信全部转寄给我。

来吧！展现一点善意、思量和感情吧，为了那个永远都属于你的人，保罗·魏尔伦。

另：之后我会通过德拉艾向你解释我希望你能过上的那种生活——抛开宗教信仰不谈，尽管宗教信仰是我给你的主要建议——只要你能给我令人满意的答复。

兰波没有感受到这封信中真挚的情感；他只感受到沾沾自喜的虔诚、侮辱性的警告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并没有写下令人满意的答复，两位昔日的好友再也没有见过面。

那一年，整个冬天兰波都待在夏尔维勒，他似乎对接下来要做什么感到犹豫不决。但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忙于知性的追求：学习阿拉伯语、印度斯坦语和俄语。由于没有章法，他的学习进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他唯一拥有的俄语书是一本俄语—希腊语字典，他把字典剪成了纸条放在口袋里，并在夏尔维勒的森林中散步时背诵学习。[481]有一段时间，他曾半开玩笑地想去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此时的德拉艾已经是位于赫泰勒（Réthel）的圣母中学的一名老师了——魏尔伦后来接任了他的位置——兰波给他写信，询问他关于如何准备参加理科会考的建议：他应该读哪些书、了解哪些知识，他的水平会达到哪一个成绩标准。[482]魏尔伦在写给德拉艾的信里不经意地提到，[483]兰波似乎还考虑过入学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也解释了他为何选择备考理科会考。魏尔伦曾充满讥讽地称呼这一时期的他为“数学家”，并对他的计划表达了最残忍的嘲讽。他曾说：“谁是那个比狗还蠢的傻子，想要去给巴黎综合理工提建议？”当时，德拉艾可能也没有给兰波任何鼓励，因为我们之后再也没听到他提起这一计划。这其实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如果兰波能受到训练、获得资质的话，也许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在技术的加持下，后来的他也许能够更轻松地获得去海外工作的大好机会。

在这一时期，兰波实践了他所有反复无常的行为中最奇怪的一个：他决定学习音乐、学习弹钢琴。有两个来源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此这并不是总是围绕着他的那些异想天开的谣言。我们已经知道，他曾为了这个目的而向魏尔伦借钱，尽管后者认为这只是他借钱的借口。证实这个故事的来源之一是来自夏尔·勒菲弗尔（Charles Lefèvre），他是房东的儿子，当时兰波正在给他上德语课。[484]他声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他还提到——尽管一个二十一岁的男人做出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夸赞——兰波的母亲拒绝租赁钢琴，于是兰波就在餐桌上刻出了钢琴的键盘，在纠正学生的翻译习作时，他会用这个键盘来练习音阶和当时正在学习的曲目。为了防止其他家具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兰波的母亲终于同意租用乐器；据说，根据从公寓里传来的音乐判断，兰波很快就成了一个出色的钢琴演奏者。魏尔伦曾画过坐在钢琴前的兰波，画中的他以充沛的精力弹奏着，额头上留下汗水，画像的说明文字为：“音乐陶冶情操。”

第二个证实这一信息的人名叫路易·莱特朗热（Louis Létrange），他当时和兰波一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485]他是合唱团的指挥，同时也是夏尔维勒圣母教堂的唱诗班指挥，他也教授钢琴和管风琴演奏。兰波向他求助，希望得到他关于音乐学习的建议，还从他那里借了夏庞蒂埃（Charpentier）小姐的《钢琴练习指南》，他也和他谈论“新的音色”——这似乎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莱特朗热和勒菲弗尔都见过兰波在桌子上刻出的琴键。一直到1875年12月，兰波夫人才终于同意租用钢琴，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兰波都是用这一“无声的乐器”来练习的。

德拉艾声称，[486]尽管兰波没有在实际演奏钢琴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他确实掌握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这一点比仅仅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要重要得多。他很可能把钢琴学习看成了获取音乐知识的一部分。音乐和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古希腊人认为，音乐和天文学都由数学构成。他们相信，音乐是万能语言，所有人都可以理解；学习音乐——和学习数学一样——是在为学习哲学做准备。毕达哥拉斯同时是一位著名的魔术师和数学家，他的理论和计算有很多都以音乐中的音阶为基础。通过这些，他测量出了固定位置的行星到地球的距离，以及月球、水星、金星和其他转动着的星体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星球位置之间的距离都和音阶中全音和半音之间的距离相等。他也从此推论出世界和天体的和声，对他来说，“天体音乐”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天体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它们到中心的距离，越是缓慢、距离近的天体，就越会发出更低的音调；敏捷的天体则会发出更高的音；合在一起，这就是宇宙的八度。根据他的说法，我们之所以听不到这种音乐，是因为我们的耳朵已经被周遭的噪声震聋了，但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完美的静默，我们就能够感知到天体音乐——不幸的是，我们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和静默恰恰相反的状态。很可能兰波把学习音乐当成了数学的一部分，因为数学是新世界的知识之树上最重要的一根枝叶。

但这似乎也是兰波最后一次展现对艺术或文学话题的兴趣。

久病缠身的维塔莉在1875年12月离世。于是，兰波夫人把真实的自我更加牢牢地锁在不通人情、艰苦朴素的外表之内。她在两年半前给魏尔伦的信里曾提到过自己内心的伤口，现在，她的伤口复发蔓延得如此之快，让她的心中几乎不再剩下任何完整的地方。

冬去春来，兰波再一次出发，走上了流浪的旅途。这一次，他计划去俄罗斯；整个冬天，他都在为了这个计划而学习俄语。但他只到达了维也纳就放弃了。抵达维也纳时，他坐上了一辆马车，并且很不明智地和车夫交上了朋友；后者其实是个恶棍，还抢走了他所有的钱和行李。为了吃饭，兰波不得不在街头行乞。他因行乞而被逮捕，并被当作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遣送到了边境；在那里，他被交给了德国警察，并因此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被送到了阿尔萨斯边境线的法国领土上。他从那里徒步回到了夏尔维勒。这一次，德拉艾说，[487]兰波变得十分强壮硬朗，他整个人的外表也变了：他看起来像一个习惯流浪的流氓一样刚硬。

他修长的双腿会像骏马一样大步地迈开，笼罩地面；他举止得当，但看起来似乎已经放弃了抵抗；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准备好接受任何事的人，他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

很快，家里的氛围让他无法忍受，他也只在家里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出发时还是春天，一直流浪到秋天才回家，就像需要栖息地的鸟儿一样，在家里度过了冬天。“我害怕冬日，”他在《地狱一季》里说，“因为那是安逸的季节！”（王道乾　译）[488]

此时，他想要找到前往东方的办法。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半开玩笑地计划成为一名神甫，这样就能可以以传教士的身份前往东方。[489]但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出发去了荷兰，并在那里参加了荷兰的军队，前往爪哇。他签了一份为期六年的合同，拿到了十二英镑的奖金。1876年6月10日，他登上奥兰治亲王号起航出发，[490]旅途花费了六个星期的时间。随着船在红海上的航行，他看到了苏丹、阿拉伯海岸线和完整的索马里海岸；后来，他对索马里海岸了若指掌，熟悉得如同自己的家乡。当时的红海西海岸还是一片沉寂，还没有欧洲人活动的踪迹。7月23日，船在巴达维亚靠岸。兰波隶属于第一步兵营，但很快他就厌倦了枯燥的军事化生活。在过去的六年中，除了追求自己的志趣外，他一事无成，而且他十五岁就离开了学校，因此也没有来得及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营房里，他的眼中只有那些有待他探索的美丽国度；于是，在他抵达这里三个星期后，一找到机会他就做了逃兵。我们知道，他是在8月15日这天成为逃兵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从巴达维亚还是沙拉迪加离开的。当时的荷兰殖民军队中有很多逃兵——他们都是为了从欧洲逃离才参军的欧洲人。

根据第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兰波在成为逃兵后的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里，都在丛林中流浪，最终以一个体格健壮的水手的身份，乘坐一艘英国运糖帆船回到了英格兰。无论如何，他肯定不可能在丛林里流浪太长的时间，或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因为他在1876年12月31日就已经回到了夏尔维勒，而乘坐那艘船绕过好望角的归途至少要花上三或四个月的时间。根据德拉艾的说法，他愉快地流浪遍了整个爪哇岛，直到他终于抵达了一个港口，在那里，一艘英国运糖帆船雇他当了水手。这艘船在沿着好望角航行时遭遇了一次激烈的暴风雨，但最终还是把他载到了利物浦，他也从那里返回了法国。到了侯安和布吉尼翁笔下，这一经历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这艘船在利物浦停靠后，又继续沿着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丹麦、荷兰和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航行，直至抵达波尔多，兰波也是从那里坐火车返回了夏尔维勒。根据帕泰尔纳·贝里雄的说法，兰波直接从利物浦出发前往迪耶普，然后从那里返回家乡。

上述说法中没有任何一个是绝对准确的，德拉艾的说法也和他在写给朋友米约（Millot）信里所说的对不上，这封信的内容由德·格拉夫发表，[491]写于1877年1月28日，和上述兰波的游历的时间很近。他在信里写道，兰波告诉他，自己是坐船归乡的，途中经停了圣赫勒拿岛、亚速尔群岛、爱尔兰的昆士敦、利物浦，最后在勒阿弗尔下船。他从那里前往巴黎，在那里待了几天后才返回夏尔维勒。德拉艾还说，从12月9日到31日之间，他都躲在夏尔维勒，和家人在一起。

这封信发表之前，笔者曾尝试调查兰波从爪哇返回时所坐的船。经过漫长的研究后发现，在1876年8月15日到12月31日之间离开爪哇的24艘船中，只有15艘在1877年1月前抵达了英国或法国。

曾经设立于伦敦的船舶及海员总登记处的档案里，保存了所有英国船只的文件和证明。这些记录十分详尽，包括了所有船只上每个船员的合同副本，其中有船员的国籍、薪水等信息，还包括一份船员在航行中的健康状况和行为报告；以及船员登船和下船的港口名称。笔者调查了七艘可能的船只中全部船员的信息记录——其余的八艘船只都不属于英国，相关记录也没有在登记处保留。所有合同、水手名册和报告中都没有兰波这个名字。因为他有可能用假名登船，因此他的笔迹样本也被拿来与合同中的签名进行比对，但也并没有发现哪怕和他的笔迹有一点相似的记录。因此，他不可能从荷属东印度群岛以水手的身份乘坐英国船只返回欧洲。[492]当然，他也许是以乘客的身份登船的——或者他以乘客或水手的身份乘坐的船只并不属于英国。但兰波的朋友和早期的传记作家们一直以来都断言他确实以水手的身份乘坐一艘英国的运糖货船返回了法国。

在上述调查中，笔者发现了另一个事实：经过复核，发现这一时期并不存在从爪哇出发、在利物浦靠岸的英国船只。一艘名叫“蕾欧妮号”的船确实是从东印度群岛出发，并于12月23日前在利物浦靠岸，但那并不是隶属于英国的船只，因此笔者无法进一步发现任何相关信息。

最有可能将兰波带回欧洲的是一艘名叫“流浪酋长号”的英国船——这个名字也确实配得上“羁风之人”。这艘船上载有作为货物的糖，于8月30日从三宝垄出发。当时，爪哇有许多经停港，兰波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港口上船。流浪酋长号经停圣赫勒拿岛，在绕过好望角时遭遇了暴风雨，并因此失去了桅杆，还差点沉没。所有这些细节都对应上了伊莎贝尔口中哥哥的旅行。这艘船于12月17日在勒阿弗尔靠岸，这也让兰波有了几天在巴黎盘桓的时间，并能够在除夕夜之前回到夏尔维勒。他并没有被雇佣为水手，很可能是自费登船回乡的；他一向都很擅长编造关于自己丰功伟业的浪漫故事。热尔曼·努沃是这样描述兰波的：他穿着英国水手的制服走在巴黎街头，说是船员们给他的，因为他自己的衣服由于徒步穿越丛林而变得破烂不堪——然而，这可能仅仅因为他登船时还穿着荷兰士兵的制服，而逃兵这样打扮是十分危险的。他曾经打扮成英国水手的样子这件事，可能导致了那些称他曾经在英国船上当水手的谣言。从那以后，热尔曼·努沃一直叫他“水手兰波”，取自《一千零一夜》中的水手辛巴达。[493]

关于流浪酋长号的大部分细节也和德拉艾写给米约的信相吻合——除了兰波抵达法国的时间。如果兰波是在12月17日抵达勒阿弗尔的，那他就不可能像德拉艾说的那样，在12月9号就已经到了夏尔维勒。但那一天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夏尔维勒？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人曾经见过他。德拉艾直到新年才和他见面——他写给米约的信的日期是1月28日——而他也可能记错了日期。也许他想写的是“19日”，但写成了“9日”；或者是德·格拉夫在读信的时候看错了，因为他确实在解读信的内容时遇到了困难。对于兰波来说，要在家乡默默无闻地待上三个星期实在是太长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因为我们得到的关于他的最早的消息是在除夕夜，他在那一天返回了家中。

德·格拉夫认为，他回程时乘坐的船是“埃克塞特城号”，[494]9月17日从三宝垄出发；但他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节，也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理论的论点。

保存于卡迪夫的船舶及海员总登记处的记录中，包括了埃克塞特城号航行的所有细节。[495]这是一艘蒸汽船，并不是兰波描述的那种脆弱的帆船，而且没有关于货运的信息。这艘船上共有二十四名船员，加上后续替换人员，合同包括了七十个人的姓名，但在香港和马耳他之间并没有签约雇佣任何新的人员。这艘船从三宝垄出发，直达马耳他，然后在1876年11月15日抵达马赛。上述情况与兰波的家人或早期传记作家的描述没有一处吻合，和德拉艾当时写给米约的信中的内容也对不上。这艘船也没有靠近过昆士敦或利物浦，而兰波和德拉艾也不太可能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这些地名。所有目前掌握的证据似乎都可以推翻兰波乘坐埃克塞特城号归乡的理论；流浪酋长号依然是可能性最高的船只。

抵达勒阿弗尔后，兰波似乎前往了巴黎，并在那里待了几天的时间，或者，他在返回北部的途中曾经路过首都。之后他便回到夏尔维勒度过一年一度的冬歇。此时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二十二岁更加成熟，他留着浓密的金色络腮胡，皮肤也晒出了陈年皮革的颜色。他的母亲已经接受了他的反复无常，她认为这是自己道德上必须背负的十字架；她以坚忍、基督教徒式的顺从接纳了他，但对他并不友善。她变得比过去更加沉默和不苟言笑；在家时，她几乎不和家里几个成员交谈。

春天到来时，兰波又一次回到了旅途中。这一次，他去了汉堡，希望能在驶向东方的船上谋得一份工作。他并没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根据早期传记作家们的说法——只能接受了一份在卢瓦塞（Loisset）马戏团担任翻译兼经理的工作，当时马戏团正在前往北欧首都城市巡演的路上。根据传记中的说法，卢瓦塞有两个美丽的女儿；其中一个后来嫁给了一位俄罗斯亲王，另一个则在马戏表演中发生事故而去世。[496]即便是她们的魅力，也无法补偿兰波因为处处受限、演出总是一成不变的马戏团生活而感到的厌烦。此外，他还发现自己无法忍受北欧都市的寒冷，而他在之前的旅程中一直都是向南方或东方出发，寻找阳光的照耀。最终，由于无法找到能带他返乡的工作，据说他通过斯德哥尔摩的法国领事馆被公费遣返。后来，伊莎贝尔·兰波声称[497]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马戏团，且他在瑞典时是在一家锯木厂供职。笔者通过斯德哥尔摩的法国领事馆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他从来都没有通过公费从瑞典被遣返法国。[498]

然而，他很有可能确实曾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因为德拉艾曾画过一则讽刺漫画，其中，兰波正和一头白色的北极熊一起喝酒，也有人声称曾经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见过他。[499]德拉艾附上这则漫画的信中并没有提到关于任何马戏团的内容。

回到家后，兰波觉得自己无法继续忍受和一言不发的母亲一起度过整个漫长的冬天。当时还只是初秋，于是他便出发前往亚历山大港，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温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朋友们认为兰波已经过于野性、无法无天了。德拉艾在写给魏尔伦的信里称他为“霍屯督人”[500]，[501]并且附上了一幅画，画中的兰波踉跄地被一群黑人女性包围着，手中拿着一瓶白兰地，手腕上用一根绳子系着一本晃悠悠的字典。[502]然而这一次兰波并没有能够到达亚历山大港；不幸的是，他在船上生了病，于是只好在意大利海岸下船。当他恢复健康、能够出院时，冬天已经来临，现在还要启程踏上如此遥远的旅途已经太晚了，因此他不得不回到了家中。这次生病让他的健康变得十分脆弱，他在家待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他的母亲拒绝让他过无所事事的生活，因此他在罗什的农场工作了整个春天和夏天。那一年9月，有人在巴黎的拉丁区见到他，但并不知道当时他在那里做什么。[503]

1878年10月，兰波再次离家前往汉堡，希望能够再一次找到一艘能够带他去往东方的船。在那里，他遇见另一个承诺给他一份在亚历山大港的工作的人，条件是他必须立刻前往热那亚，并在那里登上一艘去往埃及的船。他迅速地穿越了法国，但却在抵达阿尔特多夫时发现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交通通道由于冬季到来而关闭了；如果他想要前往意大利，就必须徒步翻越群山。

他冒着剧烈的暴风雪踏上了徒步翻越的旅途。[504]从阿尔特多夫开始，道路突然开始变得蜿蜒而陡峭，并且紧贴着悬崖；然后，向上的路也逐渐变得更陡。这条路只有十八英尺宽，一边是六英尺高的雪地，有时雪会铺满整条路。于是，他不得不边铲雪边走，同时，冰雹也不断打在他的脸上。一路上没有遮蔽的地方，身边、前方、脚下都没有；此时已经看不见悬崖了，也看不见高山，只有让人盲目的白茫茫一片，能够看到、触摸到、感受到和思考的仅限于此。他无法从这片令人眩晕的白色中移开视线，因为冷风正像利刃一样割进他的身体。他的睫毛、眉毛和胡子都被已经结晶的冰所覆盖，他的耳朵被风吹得皮开肉绽，他的脖子则因为用力爬山而肿了起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供他辨认方向，除了每间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的电线杆，但电线被无处不在的白色淹没，无法看见。在向上爬的一段路中，他不得不铲开面前三英尺深的雪堆，而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整整一英里的距离。

他爬得越高，风就变得越凛冽，寒冷也变得更加严峻；他陷在深及腋下的雪中，跌跌撞撞地前进；他知道如果暴风雪继续加剧，那他就会被完全埋在雪中。突然之间，当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忍耐力的极限时，他在悬崖的一边看到了一个苍白的影子。那是一个救济院，他安全了。

他拉响了门铃，一个讨人厌的年轻人为他开了门；他被扔进了一间肮脏、低等的房间，并得到了一顿寻常的饭食：一碗汤、一些面包和奶酪，还有一杯葡萄酒。晚些时候，又有些一路挣扎过来的旅客抵达，他们被寒冷折磨得几乎瘫痪。之后，救济院给每个人发了一些坚硬的床垫和不足以保暖的毯子，到了夜间——兰波用他那不敬神灵的笔触写道——可以听到僧侣们吟唱圣咏，庆祝他们的喜悦，因为他们再一次成功地从那些资助这座小屋的政府手里抢到了钱。

第二天早晨，兰波吃了一些面包和奶酪，又喝了一杯红酒作早餐，之后，休息一夜后恢复活力的他再次出发踏上旅途。那天的天气很好，寒风已经平息了下来，群山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闪着灿烂的光芒。他不再需要向上爬了，因为接下来的旅途都是下山的路。他不断向下走着，直到被更暖的空气包围；之后，他看见了葡萄园和草地、农场、奶牛和猪。最后，他抵达了卢加诺，他可以从这里乘火车去热那亚坐船前往亚历山大港。

在距离亚历山大港不远的卢克索神庙，一根石柱的高处，深深地刻上了“兰波”这个名字。今天再也没有人能够在无人察觉、没有梯子和脚手架的情况下完成这样一个恶作剧。但六十年前——或者说，大约在这个时间——神庙还没有完全出土，露出沙漠表面的只有石柱，完成这样一个恶作剧还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所有过去留名的人的签名都在建筑的顶端。当时，兰波依旧寂寂无名，不会有人想到刻他的名字来开玩笑。在亚历山大港时，他是否有可能亲自去到了卢克索？又或者说，这只是一次重名的巧合？[505]

在亚历山大港，兰波先是为一个大农场的主人工作，但他无意在这份工作上长期停留。他听说在塞浦路斯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506]于是便计划，只要存够了钱，就立刻到那儿去。他首先到了苏伊士，那里有一个名叫苏埃勒（Suel）的法国人，他是一家酒店的老板，手里常常有一些或多或少见不得人的杂活。这个地方所有的事物苏埃勒都要插上一脚——根据外交部的记录显示，他参与的事很多，从灯塔的建设规划到从灾难中拯救船只都有——[507]他还会雇用废船拆卸工，把那些沉没在加尔答菲角的不幸船只打劫一空，它们本应受到他的灯塔的保护。为了洗劫这些沉船中的一艘，他在1878年12月的前两个星期里雇用了兰波。[508]

在完成了这一油水颇多的工作之后，兰波渡海前往了塞浦路斯。这座岛屿刚被英国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英国人正在港口、运河和道路上大兴土木，进行修缮和改造。兰波在一个沙漠里的采石场工作，那里距离最近的村落有一个小时脚程，他是工头，手下有一伙人。他曾说，那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数不清的滚落的岩石，还有河流和大海。那里没有泥土、花朵和青草；即便是冬天，那里也十分炎热。这些信息都记录在他写给家人的一封信里。[509]然而，他的记录似乎夸大了事实，因为一位现代的新闻记者声称，这座岛屿上并不存在任何符合他描述的地方。“塞浦路斯没有真正的沙漠，也没有在冬季依然气候温暖的地方，更不要说是十分炎热了。如果兰波在1月到6月之间待在那里，那么他更可能感受到寒冷，而不是炎热。3月、4月和5月间，这里遍地都会盛开花朵。”[510]

兰波曾说，他是唯一没有出现发热症状的欧洲人，还说有三或四个病人因此而死。他被指派管理本地工人的职务；他的职责是付给他们工钱，并发放库存和食物。他的薪水是三十先令，衣服和食物都需要他自掏腰包。

他尽可能少在自己身上花钱，并把这份微薄的薪水中的一部分给攒了下来。他寄希望于日后能找到报酬更加优厚的工作，因为当时又有很多工程都在规划中：铺设铁轨、开凿运河和建设医院。

1879年4月，他依旧在塞浦路斯，也依旧在做同一份工作，但他快要无法忍受这一切了。生活条件让人忍无可忍；他和手下的工人们甚至无法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他们面临着食物的短缺，也没有遮蔽身体的地方，因此一直受到蚊子的侵扰，还为此被传染上了疟疾。有一次，兰波和工人们产生了龃龉，他不得不请保镖来保护自己和仓库。有一天，工人中的一些人翻开了放着薪水的钱柜；兰波被指贪污了这些钱，于是他不得不向每个人单独解释自己的困难，告诉他们自己必须对每一个手下的人负责，大家都指望着薪水过活，没有钱就只能饿死。据说，除了很少几次例外之外，他总能成功地说服他们，让他们把偷走的钱给还回来。[511]

他在塞浦路斯一直待到1879年6月，那时他得了伤寒，因此回到家中疗养。经过了六个月的海外生活，当德拉艾再见到他时，由于变化太大，他一下子没能认出他来。他唯一能认出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无比美丽的眼睛还没有失去它们的光彩。但从前那饱满的双颊此时已经因病而变得干瘪，甚至比当初他在巴黎快要饿死时还要干瘪；此时，他脸上所有的骨骼线条都变得清晰可见。他那清爽干净的肤色已经完全消失了；曾经让他看起来像一个英国婴儿一样的粉色肌肤现在变得黝黑，他拥有阿拉伯人那样粗糙的皮肤。他的头发开始变白，他还留着被漂白的卷曲的小络腮胡和唇上的胡须——他的胡子长得很晚——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来自异域的人。他的嗓音已经洗去了长久以来一直带有的孩子气的音色，现在的他有一把低沉、庄重的嗓音。

几乎整个冬天他都病着，经过了塞浦路斯的炎热后，他那虚弱的身体在冬天的寒冷中饱受折磨，而他的母亲还从来都不允许把房子烧得太暖。在他和家人一起住在罗什的农场期间，他只能去养着小马驹的马厩里保持温暖。

那个冬天，家中比往常更加沉闷，因为那里只有伊莎贝尔——她已经十八岁了——和他的母亲在。弗雷德里克结束了在军队的服役，但他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于是他终于做了他一直威胁要做的事：成为一名车夫。母亲现在对他的态度和对自己的兄弟一样——她和他断绝了关系，永远都不准他踏进自家的门槛，只要公司让他来送包裹，她就一定拒收。那一年，兰波上尉在第戎去世，尽管他的死亡对妻子和孩子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这让他的妻子再一次被迫回想起了她曾经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的希望——是她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这些孩子本该是对她那充满失望的婚姻关系的补偿。现在，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维塔莉死了，弗雷德里克堕落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而阿蒂尔，她曾经对他寄予最多的希望，正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没有任何人能从他身上看到什么前程。只有即将十九岁、仍在成长中的伊莎贝尔，但她的身上还没有展现出任何正面的品质或缺陷。

1879年10月，兰波迎来了他的第二十五个生日，他的朋友们也开始注意到他身上的变化。德拉艾说，1879年底的兰波变得冷静了许多，并且十分庆幸。他似乎完全丧失了对酒精和激动人心的事物的喜爱，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呼之欲出的东西，再一次变得温柔，很有精神。当时，他最自豪、最珍视的所有物就是塞浦路斯的雇主为他写的认为他表现良好的“推荐信”。[512]造访罗什时，德拉艾好几次去看兰波，这对老友谈论了很多东西——过去和未来。兰波告诉德拉艾，他流浪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仿佛他突然之间做出了新的决断——他还把自己对未来的雄心大志都告诉了他。此时的他谈论着自己对未来的计划，就好像他能看见其中包含着某种方向和格局一样；但他没有提起自己过去的兴趣所在——历史、哲学和文学，统统没有提及。“那文学呢？”德拉艾突然问道。“哦！我现在再也不想它了！”他生硬地答道，然后就转移了话题。[513]

之后，他说自己要走了，这次会离开更久，可能几年都不能再见到他了。这一次，在他出国之前，一些旧日的伙伴——米约、皮尔昆和德拉艾——邀请他在夏尔维勒公爵广场的一间小咖啡馆里共度一晚。赴约时，他从头到脚都穿着崭新的衣服，看起来很是俊俏。他告诉他们，自己买了这件新的西装还有其他的衣服，账单则会在他出发后被寄给他的母亲。整个晚上他都很快活，他的状态看起来比他们这许多年间所见到的都要好，就好像他刚刚摆脱了一份沉重的负担一样。他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二十五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已经不能再把自己看作一个少年了；是时候接受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身份、负担起责任来了，他也必须对自己生活的格局有所认识。此时，他应该安定下来，构筑自己的未来，接受世界的本来面貌，接受它带来的失望和限制。他不会再等待新世界的到来了。现在，他流浪的日子也已经告终。他将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为了构建自己的事业而工作；他将在常识的梯子上缓慢地攀爬，尽他所有痛苦的努力。他希望能爬上最高的一级，然后紧紧抓住那里不放。

11点，他离开了朋友们，他们中没有人再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