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记 第六章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平原的春天是美丽的。被冰雪覆盖着过了冬眠的草根，而今已被春风唤醒。它们倔强地抖净了身上的尘沙雪粒，从陈旧的草茬烂叶中，钻出了嫩绿的新芽。随风摇曳的柳枝，由黄变青，由青变绿，那潜藏着的胚芽儿，正在争先恐后地露出头角。开化了的运河，水势越来越大，眼看着又要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了。灵巧的小鸟儿，停落在河岸的柳枝上，面对着满目春光的原野正纵情歌唱。

被冰雪溶化的水分浸泡过的泥土，好像有人搅拌上了香油，正迎着朝阳闪光放亮，正随着春风散发着香味。在这肥沃的泥土里，只要有人播撒上一颗种籽，不几天，就会扎下根去，生出芽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

变工组的农民们，一嗅到春天的气息，全来了精神。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总是不违农时的。尤其是在经过了几年的战争生活之后，人们习惯于这种环境，已如同习惯于过庄稼日子一样了。敌人来了，他们就一面组织民兵袭击敌人，一面组织群众实行空舍清野，跟敌人兜圈子。敌人走了，他们在四外各个路口放好岗哨，规定好暗号，又搞起生产来。

你听！满洼遍野，到处都是吵吵嚷嚷的。大地激荡在春耕的漩涡中。清脆的响鞭声，吆喝牲口的吼喊声，和人们的歌唱声交织起来，形成了一支高旋律的交响曲。

在一片繁忙的春耕气氛中，梁永生和锁柱来到坊子镇。他们进村时，正是家家户户烧早饭的时候。村中，炊烟缭绕，雾气腾腾，仿佛天上着了火。

几只喜鹊，在树枝的梢头，跳来跳去。

一群灵巧的小燕子，带着生命的愉快，喳喳地叫着，在低空飞旋。一大帮孩子们，聚集在村边的一个大场院里，正在尽情地耍闹着。场院周遭儿，原先有一些白杨树。如今，树已被敌人给锯走了，只留下了一段段半人高的树桩子。老树桩子上，已经生出了新芽。这新芽宛如在其旁边玩耍的孩子们一样，正然迎春吐叶，茁壮地、顽强地成长着。

高小勇也在这大场院中的孩子群里。

他，活像个蜂王似的，被孩子们簇拥着，手持一把木头大刀，站在人圈儿当央，又弹腿，又踢脚，又张跟头，又闪腰，耍呀耍，耍呀耍，直耍得浑身是土，满头大汗。站在周围瞧热闹儿的娃娃们，喜得唧嗒呱嗒乱拍呱儿，还有的嘣呀叭地跳老呱儿。

高小勇耍了一阵，停下了。

他一面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汗水和泥土，一面噗噗地吐着唾沫，显然是要把渗进嘴里的汗水和泥土吐出来。不一会儿，他又两手拤在腰间，带着一副自尊的神态问他的伙伴们：

“你们说，我这刀法，像个大刀队不？”

娃娃们有的说像，有的说不像。

高小勇对伙伴的反应显然不满意。他又问：

“你们说，我这两下子，打过打不过日本鬼子？”

娃娃们又是一阵乱嚷。他们有的说打得过，也有的说打不过。这两种不同说法的娃子们，有的竟相互争吵起来了。

在说打不过的那些孩子们当中，有个后脑勺上留着一根干巴小辫儿的男孩子。这个孩子，名叫双喜，是两面村长迟保录的儿子。他不光说打不过，还用食指拨拉着自己的小脸蛋儿，撇撇嘴说：

“呸，呸！不害臊！那孩子还敢说打过日本哩！……”

高小勇恼火了。他气呼呼地凑到双喜近前，指着他的眼胡子怒冲冲地质问道：

“我凭啥打不过？你说！你说！”

双喜也不示弱。他将脑后的干巴小辫儿一甩，瞪着眼睛坚持说：

“说就说，你就是打不过嘛！”

“我凭啥打不过？”

“人家日本，有飞机，有大炮，还有汽车、坦克和歪歪把子机关枪哩！”

“那个管屁用！”

“管屁用？谁说的？”

“梁大爷说的！怎么着？”

“他说的不对。可厉害啦！”

“你懂个啥？瞎胡咧咧！”

“瞎胡咧咧？俺爹说的嘛！”

“你爹说的算个屁！”

“你爹算个屁！”双喜带着几分自豪的神气，“俺爹是村长！……”

“你爹那村长，整天价跟鬼子、汉奸喝酒，还有个臭脸呀！”

“你爹可有脸呀，叫人家日本打死啦！”

小勇和双喜，活像两只颈毛扎起准备决斗的公鸡。他们对峙着，争吵着，互不相让。现在高小勇一听迟双喜说这个，一下子气火了。他说：

“你不服大刀队是不是？好，咱试巴试巴！”

高小勇说罢，在几个站在一边的财主家娃子们那嫉妒愤恨的眼光下，硬将在场的娃娃们拨拨拉拉分成了两伙。而后，他指着那伙瘦弱的娃子们说：

“你们这一伙儿，算是日本鬼子！”

双喜不解地问：

“你们那一伙算啥呢？”

高小勇一拍胸脯儿，神气地说：

“我们就算大刀队呗！”

有个娃子抱屈地央求说：

“小勇，我可没说你打不过呀！为啥也叫俺当日本鬼子？”

小勇解释说：

“你的劲儿太小嘛！”

那娃子争辩道：

“当啥来论劲儿的？”

小勇坚持着：

“当然论喽！你这么一丁点儿力气，不当日本鬼子当啥？要是当大刀队，那不是净给俺大刀队丢人呀！”

那孩子没理说了。

“战斗”开始了。

小勇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那个留着干巴小辫儿的双喜。只见他一下子扑上去，没用三下五除二，高小勇就抓住了双喜的小辫儿，将双喜捺倒地上。他一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着，一面带着自豪的语气逼问着：

“我打过打不过日本鬼子？咹？你说！我打过打不过日本鬼子？咹？你说！”

双喜草鸡了！

他嚎叫着，央求着：

“打得过！打得过！我再也不说你打不过了！……”

不大一会儿，“日本鬼子”被“大刀队”战败了。当“日本鬼子”的孩子们，嗷嗷地叫着，四处奔逃。

当“大刀队”的孩子们，全高兴得要飞起来了。他们在小勇的指挥下，追赶着，叫喊着：

“我们胜利了！”

“日本鬼子完蛋了！”

“冲呀！”

“杀呀！”

“捉活的呀！”

“快投降吧！”

在这场“战斗”激烈进行的当儿，有两个小女孩子，坐在很远的地方捏着小泥人儿。看来，她们另有自己的爱好，对男孩子们玩的这一套，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这一阵，站在远处“观战”的梁永生和小锁柱，被娃子们的这场游戏吸引住了。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望着，笑着，议论着。

小锁柱感慨地说：

“小勇这个小家伙儿，长大以后，准得像他爹一样，又是一员虎将！”

梁永生点点头，像深有所思地说：

“是啊！侵略者夺去了高树青同志的生命，同时，也在这烈士后代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的种籽！”

他们正谈着，一位老大娘出现在那边的胡同口上。

这是小勇奶奶。

她手打着亮棚，朝那群乱跑乱喊的孩子喊道：

“小勇哟！小——勇——子！”

小勇停住脚步，向奶奶张望着。

奶奶加快了话语的节奏，大声小气地说：

“你还不快回家！又给我闯祸呀？”

小勇嘿嘿地笑了。

奶奶忽然望见了那两个捏泥人儿的小闺女，又朝孙子嚷道：

“你看人家那孩子，多听说呀！你瞧你这个皮猴儿，整天价撕皮捋肉的！……”

小勇奶奶正跟她的孙子嚷着，梁永生和小锁柱悄悄地凑过来。走在前头的梁永生，首先喊了一声：

“高大婶！”

高大婶扭头一望，见是永生和锁柱，真是“久别见亲人，心头格外喜”。她再也顾不上叫孙子了，便领着两位亲人急忙向家走去。

这时，小锁柱见这位老人的手里拿着笤帚和簸箕，就知她又是要去扫硝，于是便说：

“大娘，我们正要往报上写篇稿儿表扬表扬你哩！”

“表扬我？”

“是啊！”

“我个大老婆子，有啥值得表扬的呀？”

“表扬你是扫硝的积极分子呀！”

“唉！这个还值得登那报？”大娘说，“像俺这老一号儿的妇女会，干不了旁的，抽空摸空干点儿扫硝、熬硝的活儿，也好叫上级多制些炸药，狠炸那些鬼子、汉奸们呀！这不是本该干的吗？……”

她一面说一面走，将永生和锁柱领到炕头上。

高大娘和梁永生、小锁柱，由于多日没见面了，所以，这时有一股喜悦的感情，在每个人的心窝里热腾腾地滚动着。永生和锁柱刚坐下，大婶就忙不迭地问永生：

“你们怎么这么多日子没来呢？”

梁永生笑笑说：

“可不！一晃十来天了！”

“十来天？”

“不对？”

“我觉着有个把月了！”高大婶想了想又说，“可不！还是你们记性好——是才十来天儿……”

小锁柱凑上来问：

“大娘，准把你想坏了吧？”

高大娘望望锁柱，又瞅瞅永生，只见他俩一人一张满面春风的笑脸，心情宽慰地说：

“当老人的，总是这个样子——一时见不着你们，心里就觉着像回事儿似的！前几天，听说你们在柴胡店一带又打了一仗，可也不知是真是假？从那以后，我就总觉着你们这个那个的面目在我的眼前头晃……”

她说着说着，仿佛思路猛然触到了什么，只见她蓦地收住话头儿，又改口问道：

“哎，咋就你们两个？他们呢？”

永生见大婶不放心，就解释说：

“这些日子，我们根据县委的指示，已经分散活动了。我和锁柱是一伙，他们也分成了好些伙，都到各个村庄去了。”

“这是为啥？”

“为了发动群众呀！”

锁柱接了这么一句。

锁柱一插言，把大娘的视线引到他身上。突然，大娘发现锁柱的衣襟挂破了一个窟窿，就没好气儿地嘟嘟道：

“瞧你这孩儿，又把衣裳挂破了！”

她一面嘟嘟着，一面从脑后勺的小髽髻上拔下一根带线的钢针，又戴上老花眼镜，硬把锁柱拽到炕沿上，说：

“来，大娘给你缝缝！”

锁柱一面向大娘夺针一面说：

“大娘，把针给我吧！”

“给你做啥？”

“我会缝！”

“你会，你会，你会挂窟窿！”高大娘说，“你老实儿的吧！这针，可不是你那匣子枪！”

说实话，锁柱还是真会缝。他自从当上八路以后，很快就练出了这一功。几年来，不光他自己的衣裳破了自己缝，而且还经常给新战士缝补衣裳呢！不过，他知道高大娘的脾气，你要高低不叫她缝，她会生气的。因此，锁柱再也没有说啥，只好嘿嘿地笑着，老老实实地让大娘给他缝起来。

这当儿，梁永生坐在靠柜橱的一个方杌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烟。高大婶一边缝衣裳，一边向他说：

“哎，永生，你不是爱吃粽子吗？我还给你留着两个呐……”

“在哪里？”

“在锅里。”

永生走到外间，掀开锅盖，一摸，说道：

“呀！凉啦！”

“凉，嚷啥？嚷嚷就不凉啦？”大婶叱咤永生说，“凉不会烧火吗？快抱柴禾去！烧火做饭……”

永生挨了大婶几句叱咤，笑着，抱柴禾去了。

他刚点着火，才烧了不大一会儿，大婶就把锁柱的衣裳缝完了。她用那仅有的两颗对牙咬断线头儿，又拍了锁柱一巴掌，笑盈盈地说：

“饶你啦！滚吧！”

她说着，将针插在髽髻上，又来到锅灶近前，朝永生说：

“去！你也给我滚开！”

梁永生对老人的脾气算摸熟了，他龇牙一笑，乖乖地让了手。高大婶烧着火，见永生出了房门，就知他又是要去串门儿做群众工作了，就喊他说：

“可别忘了回来吃饭呀！”

“怎么能忘了呢？还有那俩粽子哪！”

永生说着，笑着，走着，一闪身，出了角门。

高大婶烧熟了饭，正拾掇饭桌，永生串门儿回来了。大婶见他胳肢窝里挟着一个小布包，就指着布包问道：

“这是啥？”

永生笑笑说：

“票子。”

“票子？”

“是啊！”

“谁给的？”

“苏秋元。”

“苏秋元？”锁柱说，“柴胡店那个苏秋元？”

“对啦。”

“他来了？”大婶说，“你在哪里见到那个孬小子的？”

“我没见到他。”永生说，“他托村长迟保录交给我的。”

“我听说，我们夜袭柴胡店以后，他就吓坏了！”锁柱说，“我揣摸着，咱前几天在柴胡店附近又打了一仗，他更慌了神，八成是要向我们打个近步儿……”

“嗯。对啦。”永生说，“人家通过迟保录交代的明白：可惜他上了年纪，而且连个儿也没有，为抗日出不上力，只好把积攒的这几个钱献出来，表表他对抗日救国的一点儿心意……”

“他说得怪好听！”锁柱说，“没安好心！”

“可不是嘛！”大婶也说，“你不该收他的！”

“人家捐款抗日，这不是好事吗？”永生说，“哪能不收哩！”

“可他不是好人哩！”

“大婶，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是讲统一战线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怕是团结不过来！”

“锁柱，你怎么能这样讲？能不能团结过来，那是以后的事。并且，只有事实才有权做这个结论。在事实没有说话之前，咱可没有资格代替事实发言呀！……”

锁柱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个看法。

大婶没听懂永生的全部意思，仍不以为然地说：

“屎壳郎做不出蜜来！狼的脖子上戴上佛珠，它还是要吃人的！……”

永生听了大婶这些话，对她老人家的阶级警惕性是敬佩的。不过，他觉得还应当向她讲明党的统战政策。于是，便凑到大婶近前，耐心地说：

“大婶，我倒同意你这样的看法——像苏秋元这号人，是不容易做到真心实意地参加抗日的。在今后，也有可能投敌当汉奸。不过，我们不能在他投敌当汉奸以前，就把他当做汉奸来对待呀！……”

永生说到这里，饭桌摆好了，锅也掀开了。他一边吃着饭又一边继续说：

“要打败日本鬼子，必须把各个阶层的人都发动起来，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像苏秋元这样的人，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既然他没有投敌，又主动捐款抗日，我们就该对他这个行动表示欢迎……”

永生这些话，是给高大婶作解释，也是借以提高锁柱的认识。小锁柱看出了队长的意思，所以很注意听，真用心想，并且插嘴问道：

“苏秋元这号人，今后对他应当掌握个什么分寸？”

“对这样的人，应当是：既争取他，又警惕他。”永生说，“他今天没投敌，我们今天就争取他；他明天投敌了，我们明天就收拾他！”永生咽下一口干粮，想了想，又补充说，“锁柱啊，要知道，我们怎样对待苏秋元，表面看来是一个人的问题，实质上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稍一停，瞟了光顾听忘了吃饭的锁柱一眼，问道：

“锁柱，懂吗？”

“你是说——会影响到别人。对吗？”

“对。俗话说得好——‘打马骡子惊’嘛！”

他们边说边吃，一会儿就结束了吃饭这场“战斗”。

锁柱站起身，一边擦汗一边问永生：

“队长，今儿咱怎么活动？”

永生胸有成竹地说：

“我打算找几位烈、军属谈谈。你去召集个青年会吧。”

他说罢，又向锁柱交代了开会的目的和内容。锁柱领上任务走了。锁柱走后，梁永生一边抽着饭后烟，一边和高大婶又攀谈起来。他们正谈着，门外突然响起串乡货郎的摇鼓声。

永生收住话头，竖起耳朵听起来。

大婶见他满面警觉的神色，就说：

“没事儿！卖针卖线的货郎。”

永生摇摇头说：

“不对！”

他说着站起身：

“我去瞧瞧。”

大婶着开急了：

“你呆着！我去！”

大婶说着就往外走。永生拉住她说：

“大婶，只管放心，没事儿。”

他说罢，出门去了。

大婶心神不安地站在屋门口，心里在莫名其妙地想着：“这是怎么回事哩？永生去看那货郎干啥？……”

过了一会儿。

梁永生领进一个人来。

这个人，穿得挺干净，眼里含着自来笑，仿佛他永远不会发愁似的。你看，他一进门就将一股春风般的快活气氛带进了院子：

“大娘，买针呀买线呀？黑线白线花花线，土线洋线合股线，样样都有；纳底针，绱鞋针，签缝针，引被针，大针小针半大针，一概俱全……”

高大娘见这人身穿大褂儿，头戴帽垫儿，肩上背着个小布包，手里拿着货郎鼓，是个地地道道的串乡货郎的打扮。又听他一进门就说了这么一套熟练的生意话，更认为他是货郎了。所以，就忙说：

“哎哟！货郎掌柜的呀，屋里坐！”

她嘴里虽然说得这么坦然，可是，她心里那个没解开的谜还在打转：“永生他不光非要出去瞧瞧货郎不行，这不，又领到家来了！这是咋的回事儿哩？……”她想着想着，忽地明白了：“噢！准是这么回事儿——前天，大刀队上的一个同志，弄断了我的一根针，准是又叫永生知道了！今儿个，他八成是要买针还我呗……”她这种想法，是从经验中来的：几年来，梁永生他们来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对待高大娘，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可是，他们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是非常注意的，极其认真的。不过，大娘对他们这种做法，一向是不满意的。所以这时她又在想：“永生这孩儿，就是这么肯找真儿！上边的规矩，倒是满对的，也该按着办。可是，那也得分论谁和谁不？跟我怎么也来这一套！……”

高大婶心里这么想着，把那货郎和梁永生一起迎进了屋。进屋后，永生指着高大婶，向货郎介绍说：

“老方同志，这是烈属高大婶，就是我们高树青同志的母亲。”

他没等老方张嘴，又向高大婶介绍道：

“大婶，这位货郎掌柜的，是老方同志。”

永生这一介绍，把个高大婶点醒了。

她是被“同志”二字点醒的。

说真的，“同志”二字的确切含意，“同志关系”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要让高大婶说说，她不一定说得那么准确。可是，现在她从“同志”这个字眼儿里，却已经明确地知道了老方的身份，以及老方与永生的关系。于是，她拍一下炕沿热情地说：

“老方呀，快坐吧！”

太阳的光芒透过洁白的窗纸射进这庄户人家的草房。老方在这座草房的炕沿上坐下了。

大婶又望望老方嬉笑着说：

“你们这伙子人呀，真能耐！”

老方问：

“能耐啥？”

大婶说：

“装啥像啥呗！”

她说罢，咯咯地笑了。继而，这笑声又传染上了老方和永生，他俩也跟着笑起来。到这时，老方已明显地意识到：这位高大娘，是个热情的人；同时，她现在的这种热情，和他刚进门时的那种热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位“老方同志”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那位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方延彬。

由于梁永生住处不定，县委找他很不方便，所以在上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便在货郎鼓子的响声中规定了一种暗号儿。今儿个，这位化装成货郎的方延彬，就是凭着这种暗号儿找到梁永生的。

说起来，梁永生和老方同志分手日子并不多，可是，他俩一见面，在每个人的心窝儿里，却立刻泛起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心情。这是因为，在这战争年月里，分开不几天也不是开玩笑的！有时候，哪怕只分开一天，说不定也许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哩！……

他们亲热了一阵以后，永生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才从县委开会回来日子不多，县委书记又亲自找上来了，八成是有什么紧急任务。”他想到这儿，就朝老方凑了凑，问道：

“老方，有急事儿吧？”

“没有什么事儿！”老方随随便便地说，“我要到城关区去，正好打你们这一带路过，想顺便找你聊聊。”

永生很愿意跟老方谈话。哪怕是闲聊天儿也好。这不仅是老方这个人谈吐风趣，平易近人；还因为永生觉着，他每当和老方谈一次话，就算只不过是短暂的几分钟，也总是能学到一些东西。在永生看来，老方同志思考问题、判断问题、处理问题，以及他的言谈举止，都是值得学习的。说句实情话，如今永生身上的许多新特点，就是从老方身上学来的。因此，现在永生一听老方说要找他聊聊，心里乐极了，就说：

“老方啊，你来得真巧——”

“巧？”

“对啦。”永生说，“前天，沈万泉同志来和我汇报工作，谈到一些情况；有些事，我觉着应当报告县委；我们已经把报告写好了，正想派人去找你……”

“啥情况？”

“近来，我军的主力部队，在城南一带不是打得很猛吗？城里的鬼子头目儿荻村吃不住劲了——”

“这是真的。”方延彬说，“我正要来跟你谈谈这件事哩！”

梁永生接着说：

“据沈万泉同志得到的情报：敌人要从我们活动的地区抽调一批人马，组成‘扫荡队’到城南去——”

永生说到这里稍微一停，瞟了老方一眼，见老方正一面弯着五指轻搔着头皮，一面全神贯注地听他汇报，没有插话的意思，于是，他又继续说下去：

“根据这个情报，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要干它一家伙？”

“对呀！”

“为的是扯住敌人的腿，叫他走不脱，好减轻城南兄弟部队的压力——老梁，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永生笑道：

“你算摸准我的脉了！”

方延彬说：

“你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老方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摇摇头，继而笑道：

“不过，可不能这么干哟！”

“为什么？”

“对不起咱那敌人哪！”方延彬将一只肘子支在被窝卷儿上，手举在耳边，指头轻轻地弹动着，又微微一笑，幽默地说，“人家从这边抽人到城南去，是按照咱的意思办的；咱要是再干扰人家，那就不够‘朋友’喽！”

梁永生会意地一笑。

方延彬接着说：

“我根据情报，替敌人‘算过卦’——他们这一招儿，是这么来的：你们夜袭柴胡店以后，敌人不是来了一次‘大扫荡’吗？……”

“是啊！”

“从那次‘扫荡’后，咱们大刀队，就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了；这一段，没有进行大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石黑向他的上司荻村，虚报了‘战功’，说是把咱们的大刀队打得溃不成军了。荻村呢？信了。因此，现在城南的敌人一向荻村告急，荻村这才要从这一带抽调一些人马，到城南去……”

“噢！我明白啦！”

“好哇！说说看——”

“咱们分散活动的意义，从政治上说，是为了发动群众；从军事上说，是为了造成敌人的错觉。”梁永生说，“因此说，人家是按照咱的意思办的，咱不能干扰人家！”

“你说得完全对呀！”

“看起来，敌人在‘执行咱县委的指示’方面，还真够意思哩！”

永生说罢，笑了。

方延彬也笑了。他笑得是那么爽朗，那么欢快：

“‘朋友’嘛！”

屋里寂静了。笑浪还在这两位战友的心里翻滚着。

正巧，就在这时，一位老大娘走进屋来。这位大娘不看屋里的情况，也不管永生干着什么，就像支吩她自己的儿女似的，进门就说：

“永生，一会儿到我那边！”

永生笑着说：

“我知道啦——叫我给你说家务去。是吧？”

“你这耳朵可真长呀！”

“放心吧大娘——今儿准去就是了！”

永生送走了老大娘，回来又问方延彬：

“哎，老方，今后我们大刀队应当怎么活动？”

“应当将计就计——继续分散活动。”书记作指示了，“你们要抓紧这个时机，除了进行必要的武装出击以外，需要进一步侧重一下政治工作。把你们这个大刀队，变成个政治工作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瓦解敌军，扩大我军，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好准备……”

在老方说话的当儿，梁永生双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着下巴颏，聚精会神地听着。当他见老方说着说着要掏纸卷烟时，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就说：

“我这里还有盒‘洋烟’呢！”

“洋烟？”

“对！”

他说着，掏出一盒“炮台牌”的烟卷儿，递给老方说：

“你看！”

老方接过烟卷儿，瞅着，笑着：

“喔哈！老梁，你阔气起来啦！”

“这是收的‘贿赂’！”

“‘贿赂’？”

“哎。”

“谁‘贿赂’你的？”

“疤瘌四。”永生说，“他送来一条儿。我认为，他这烟，是搜刮的群众的血汗，应当把它还给群众。所以，把那其余的九盒，分送给老乡们了。留下这一盒，为的是向县委汇报时，能让县委见到实物儿……”

“哦！你跟疤瘌四接上头啦？”

“还没有。”梁永生说，“这烟，是疤瘌四通过沈万泉转给我的。”

方延彬同志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将“洋烟”放在桌子上，一面捻捻搓搓地卷着烟，一面思索着说：

“他来这一手儿，是个啥目的？”

“他是啥目的，倒没直说。只是通过沈万泉，向我传过两句话来——八路抗日人人敬，吾送薄礼略表心。”永生说到这里笑了笑，而后又学着方延彬的语汇说下去，“不过，我也给疤瘌四‘算过卦’——八成是，他要通过沈万泉跟我取个联系——”

“沈万泉的身份他知道了？”

“从这一手儿看，疤瘌四也许是知道个气信儿！”梁永生点着一锅子烟，抽了一口，又说，“可是，老沈同志并没承认他跟八路军有什么瓜葛。当然，更没答应帮助疤瘌四取联系……”

“哦，是这样——”

老方陷入沉思。

他沉思了片刻，忽而又问：

“哎，老梁，在你过去的汇报中谈到的那个叛徒余山怀，不就是在疤瘌四所在的水泊洼据点上吗？”

“是啊！”

“那个人现在怎么样？”

“很坏！他是石黑的一条忠实走狗，干了很多坏事——”梁永生说，“据沈万泉摸到的情况，现在，他和疤瘌四的矛盾正在加深……”

“他们是啥矛盾？”

“主要是余山怀想争疤瘌四那个‘官儿’……”

他们谈了一阵余山怀，方延彬将话题收回来，又向永生说：

“咱再说正题儿吧——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老方在说这句话时，他那两条活泼的视线，一直在梁永生的脸上盘旋，仿佛他正要从永生的表情中寻找点什么。这时的梁永生，用浅浅的一笑，迎接着老方那和蔼可亲、热烈期待的目光：

“原先咯，我曾想把老沈同志撤出来。可是，老沈不同意。他说，今后的工作，需要他留在那里。我倒同意他这种说法。不过，由于考虑到他留在那里太危险，所以还是犹豫不定。后来，当我和老沈谈出我的想法时，老沈胸有成竹地说：‘危险是有，但不大！’我问：‘为什么？’他向我陈述了三条根据——”

“哪三条呢？”

“这第一条是，沈万泉在黄家镇，并未在水泊洼，因而，他是八路军的‘内线’也罢，不是八路军的‘内线’也罢，对疤瘌四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再说到疤瘌四那个人，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来看，凡是与他自身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是从来不肯为别人去冒风险的……”

“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是，自从我们那回夜袭柴胡店以后，石黑和白眼狼对疤瘌四一直存有戒心，疤瘌四对石黑和白眼狼也心怀不满。另外，疤瘌四和老沈所在的黄家镇据点上的汉奸头子乔光祖，也是明争暗斗，矛盾重重。据说，那个乔光祖，和疤瘌四的后台阙七荣有点私仇。我看，他们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咱先不去管它！刚才我所以提到上边这些，是想用它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老沈同志根据这种情况认为，疤瘌四不仅不会为乔光祖的安全卖力气，反而有可能等着瞧他的好看，他进而从中渔利！”

“噢，第三呐？”

“第三是，当前的战争大势对我们有利。疤瘌四显然也有这样的看法。我咋知道？他主动给我们送礼，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吗？再者，疤瘌四这一送礼，暴露了他知道老沈的一些情况，如果老沈今后出了事，他肯定有嫌疑，这一点他不会想不到。假若他对老沈要出歹心，他为啥不暗中上报请功反而托老沈送礼？况且他完全知道八路军并不是好惹的呢！……”

在梁永生汇报情况的当儿，方延彬的头脑中想了很多很多——他想到了梁永生和疤瘌四从前的关系，也想到了梁永生那和他自己相似的苦难经历……这些思想活动，使方延彬越来越觉得，梁永生的经历，就是一本阶级剥削的血泪账，也是一部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活历史！可是，梁永生这目下的谈吐又告诉老方：那些多年来一直压在梁永生心头上的像千斤岩石一样重的仇恨，而今，已被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实践熔化成了为革命而战斗的烈火了！这位曾经立志把疤瘌四剁成肉酱的梁永生，如果不是受到党的教育，不是为了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他怎能对疤瘌四作出这样的分析呢？

方延彬听完了梁永生的汇报，又问：

“老梁，疤瘌四给我们送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分析过没有？”

“分析过。我是这样看法——”永生说，“疤瘌四在他的主子面前不得势，又见我军近来在各地连打胜仗，可能是这个老滑头觉着厄运到了，要来个缓兵之计……”

老方听后，连抽了几口烟，慢慢腾腾地说：

“你这个分析，有一定道理。不过，我琢磨着，大概这只是一面儿。而且，在当前，我们必须应当想到的，恐怕还不只是这一面儿——”

方延彬又抽开烟了。

永生热切地期待着。

可是，这时的方延彬，抽了一口烟，又抽了一口烟，看来是不想说下去了。这是因为，在方延彬看来，像梁永生这样的同志，只要给他打开个题头，他就会自己想明白的，用不着别人把话说到底。同时，他还想借以发挥发挥梁永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习惯。

过了一阵，梁永生看出了老方的意思以后，又接着说下去：

“老方同志，你说的那另一面，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当而且必须要先想到：敌人，总是敌人。对疤瘌四这样的人，既要利用他，又要提防他……”

书记对梁永生的说法很满意。他接过永生的话头儿，补充道：

“是的！而且是，要在提防的基础上利用他，还要在利用的过程中提防他。”

老方停顿一下又说：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需要多往更坏处想一想！”

梁永生深深地点着头。

这时，他和沈万泉同志分手时的一段情景，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上来——

那是一个风雨莫测的傍晚。

屋里，静悄悄的。梁永生慢腾腾地踱着步子，低着头，抽着烟，沉思着，一声不响地久久沉思着。

这时节，梁永生的脑海里，好似风雨欲来的天空那样不平静。同时，在他那像天空一样辽阔的脑海里，又仿佛有颗明亮的彗星急促掠过似的，忽地一闪便消逝了！不一会儿，忽地一闪，又消逝了！

这时的沈万泉，静静地坐在桌子旁边的坐柜上，正然目不转睛地瞟着这位反复思量的领导人——梁永生。

时间在肃穆中流逝。

生活在战斗中前进。

过了一阵。

沈万泉慢慢站起身来，凑到永生近前，带着坚定的而又是轻松的语调说道：

“老梁啊，甭犹豫了——咱就这样定了吧！”

梁永生说：

“我正在想，还可能会出些什么事儿——”

沈万泉说：

“甭多想啦。我都想过了——”

永生问他：

“你想的啥？”

老沈又道：

“还有啥？大不了，把我捕起来！那有啥了不得？你放心，准要有那一天，除了我这个脑袋而外，别的，敌人啥也得不到！”

永生慢腾腾地坐下了。

他用两手交叉托着后脑勺儿，倚着炕头上的被窝卷儿，思忖了好大晌，而后又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老沈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你就暂先留在那里——”

“感谢组织的信任！”

“事后，支部打个报告，向县委请示一下。”梁永生说，“如果，县委有新的指示，我再通知你。”

“好吧！”

永生赶前一步，紧紧握住老沈的手：“多多小心！”

老沈也很激动，眼里含着兴奋的泪：“领导放心！”

老沈临走前，又向永生建议说：

“你是不是写封信？”

“给谁？”

“给疤瘌四啊！”

“做啥？”

“我把它带去，设法转给他——”老沈说，“趁热打铁跟他取个联系——怎么样？”

永生向后推一下帽子，用手轻搔着额角，思谋了片刻，说道：

“这事不小，需要慎重。等我请示了县委再定吧。”

今天，永生坐在县委书记的面前，心里回想着这些往事，就以请示的口吻向方延彬问道：

“老方，我可不可以给疤瘌四写封信，和他建立个联系？”

老方反问道：

“你说哩？”

永生还没来得及答话，门口一黑，进来一位老太太。那老太太一看屋里坐着一位生人，正和永生谈话，就悄声地自语道：

“哟！又忙着喃！”

她在自语的同时，脸上还泛起一层冒失闯进的歉意，然后朝永生笑笑，啥也没说就要走。

“大娘！”永生喊住她说：

“有事吗？”

大娘又想说又想不说：

“我想着……没事儿——你们先谈公事吧！”

永生见大娘手中拿着一把锁，就猜出了她的来意。于是便说：

“大娘，是要找我这个小炉匠修锁不？”

“这把锁的钥匙让小孙子给弄丢了，想让你给捅开。”大娘不安地说，“可是你正忙着……”

“把锁留下吧！”

永生说着，凑上去，接过锁，放在桌子上。又说：

“我修好后，给你送过去。”

“整天价给你添事儿……”

大娘叨叨念念地走了。

老方拿起锁，瞅着，笑着，半真半假地说：

“老梁，你这‘外差’，可真不少哇！”

永生不想谈这个话题。因为，方才老方提出的那个问题，还在他的头脑中转来转去。所以，他对老方这句玩笑话，只是报之一笑，又立即拾起了方才的话头：

“老方，我觉着，给疤瘌四写封信，也许有些作用。”

老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

“咱们来研究研究——你说有啥好处呢？”

“能分化瓦解敌人呀！”

“这我同意。”

“为此，我觉着，似乎应当和疤瘌四建立个联系。”

“这个想法，我也同意。”

那为什么老方不当即答复让写这封信呢？这是永生心里的话，并没紧跟在老方那话的后头追问。因为他认为，那么个问法，一来不礼貌，二来不必要——话已到此，那个问题老方会主动讲出来的。但是，他真没想到，他用一双期待的目光等待了好久，老方并没解释这个“为什么”，却是没头没脑地又向他提出了新的问题：

“老梁，疤瘌四和我们，是敌我关系——对吗？”

“当然对喽！”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你说呢？”

“是啊！”

老方放下手中的锁，又说，“我们不能忘记：跟敌人打交道，离不开这个——”

老方将拳头举在自己的笑脸前头，轻轻地但又是有力地抖动着。梁永生盯着老方的拳头，想了一阵儿，忽地醒了腔：

“老方，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好哇——你说我是啥意思？”

“你是说——和敌人建立某种联系，以达到分化瓦解敌人力量的目的，进而孤立主要敌人，打击坏中之坏，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没有猎枪威不住狼。要和敌人建立某种关系，那得先把他拿下马来，让他跪服于我们的枪口之下，乖乖地和我们‘谈判’……”

老方高兴得将那举着的拳头嘭地落在桌子上：

“对！对嘛！”

他缓了口气又说：

“也就是说——主张一律不和任何敌人建立任何关系，那显然是不懂得斗争策略，所以是不对的；可是，要和敌人建立某种关系，软了不行，心急不行，强求更不行！”

梁永生高兴地点着头。因为他觉着，这次和老方的谈话，又是一个大丰收。可他并不满足，还想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基于这种欲望，又主动扯起另一个话题，和书记谈起了别的。

他们谈了一阵东，谈了一阵西，谈着谈着便谈起当前战士们的思想状况来了。梁永生像汇报又像检查似的说：

“这一阵，由于分散活动，在某些同志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问题——”

“你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好哇！”老方先表扬一句，然后顺水推舟地说，“在当前，大刀队的同志们，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呀？你就随便谈谈吧——我也正想了解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呢！”

接着，永生分门别类地将战士们的思想情况汇报了一遍。他这段汇报刚刚收住话尾，小锁柱风风火火地闯进屋来。锁柱见永生正和县委书记谈话，他热情地向书记打过几句招呼之后，转身就要退出。永生喊住他问：

“锁柱，有事吗？”

“我想跟你汇报汇报青年会的情况。”锁柱说，“可你正和方书记谈着，那就以后另找时间吧！”

“我正向老方汇报战士们的思想情况。”永生说，“你，可以把这次青年会上发现的一些思想问题，就劲儿和老方同志汇报汇报嘛！”

“好哇！”老方说，“锁柱，来，坐，我正想听听你的呀！”

锁柱一笑：“好吧！”

接着，他坐下来，掏出一个小本本儿，打开，看一下，说一阵，看一下，说一阵，滔滔不绝地汇报起来。在最后结尾时，他又用向领导表示态度的口吻，加上了这么一句：

“这些思想问题，不难解决，请书记放心。”

书记笑了：“我放不下心呀！”

他见锁柱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又说：

“锁柱，你根据什么说‘不难解决’呢？”

锁柱回答说：“净些青年人，头脑挺单纯……”

书记拍一下锁柱的膀头儿，插嘴笑道：

“你一开头就说错了一半儿！”

“错一半儿？”

“一半儿还多呢！”老方笑着说，“‘净些青年人’，这算你说对了！说他们头脑单纯，那就错了！”

“错了？”

“错了！”

老方只把“错了”又重复一遍，没讲很多，便闭口不言了。

他为什么不讲下去呢？

这有两个原因：一来是，他有这么个习惯，总爱在话间有些间歇；二来是，他特意给永生一个机会，想让他谈谈看法。这么两加劲儿，把那“间歇”就更拖长了。这时坐在旁边的梁永生，从老方那向他送过来的目光里，看出了书记的意思。于是，他把老方的话仔仔细细地嚼了好几遍，又消化一阵，而后直截了当地接言道：“锁柱，是错了！”

老方笑容可亲地问：

“老梁，说下去，他错在哪里？”

“不能用‘单纯’或‘不单纯’来区分青年和老年的思想——”永生说，“对吗？老方同志。”

老方说：“对喽！”接着，他便慢条斯理地讲开了：

“青年嘛，有青年的特点。比如说，他们积极，热情，生气勃勃，接受新事物快，等等。说到思想问题，则是，青年有青年的思想问题；老年呢？也有他老年的思想问题。老年人肯有的某些思想问题，确乎是很少在青年人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人肯有的某些思想问题，同样也是很少在老年人身上反映出来。这两者之间，因经历不同，思想问题也肯定有些‘不同’，这是个事实。可是，正像老梁方才说的，不能用‘单纯’与‘不单纯’来区分青年和老年人的思想……”

锁柱点点头。

老方停顿一下儿，指指桌上的锁，笑笑，又说：

“你叫‘锁柱’，总该对锁有点‘研究’吧？那我就拿锁来打个比方：解决思想问题，就跟开锁一样——钥匙对了，锁再复杂，一捅就开；钥匙不对，锁再简单，也捅不开。是吧？话再说回来，思想问题，‘难解决’与‘不能解决’，不取决于‘思想单纯’与‘思想不单纯’，而取决于，你的‘钥匙’是不是对头。”

老方说到这里，转向永生一笑，又一语双关地说：

“要讲这个，你是内行。我听人讲，你对开锁很有研究。不论什么样的锁，到了你的手里，三捅两捅就捅开了。是吗？”

他虽最后问了这么一句，可是并没等待永生的回答，便站起身来，走到屋门口，倒背起双手，对着天井里的一棵白杨树张望起来。

白杨树上，落着几只小鸟，正然喳喳地叫着。

过一阵。有只小猫儿，从垣墙角上的水眼里钻进来，偷偷地向树上爬去。显然，它是要对那鸟儿来个突然袭击。可是，小鸟儿也很机灵，它们一张翅子，噗噜噗噜地全都飞起来了。

树枝儿，被冲撞得摆晃了一阵。

这一阵，小锁柱的思绪，也和那鸟儿一样，飞起来了——他觉着，方书记这些话，使他又明白了许多道理。

老方最后这段话，在永生的感觉中，既有对他赞许的含意，又有引导他思考问题的因素，因而他便暗自想道：“我对开战士们思想上的‘锁’，研究得怎么样？……差粗了哇！”

这当儿，站在屋门口观赏庭景的方延彬，稍一侧身，用眼角扫了永生和锁柱一下。

人们常说：方延彬的眼力，像X光一样，能透到人的心里去。而今，他通过梁永生、小锁柱的神气和表情，再加上他平素里对永生和锁柱的了解，确实又看到永生、锁柱的心里去了——在他看来，他方才那些话，已经在永生和锁柱的心里，都点起了一把火；这把火，正在突突地拔起火苗儿来！他想：“要再拨动一下，火就旺了！”于是，他又踱回原来的地方，坐下，点着一支烟，抽了几口，两缕青烟从鼻孔里冒着，笑乎乎地说：

“锁柱啊，咱们每个人，都有个脑袋，是不是？”

锁柱觉着这话太突然，又不解其意，只好笑了。

老方虽然也笑着，但是，他的神情却是很认真的。继而，又指着他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

“喔！脑袋瓜子这个玩意儿，别看个头儿不算大，分量也不算重，可你不能轻估它，也不能小看它！要知道，它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又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说，人的脑袋里，也是个‘小社会儿’，很不‘单纯’哟！老梁，你说呐？”

老方几句话，又把永生和锁柱吸住了。

梁永生情不自禁地点点头，笑眯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火花。小锁柱扑闪着一双笑眼，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

老方望望他面前这两位可爱的同志，拿起了桌上那把锁，又笑容洋溢地说：

“老梁，你当过小炉匠，懂得这锁的构造，是不是？”

永生以笑作答。

老方继而以半开玩笑的口吻，鼓励他说：

“同志，别‘保守’，讲讲嘛！”

永生明白了，老方是要看看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于是，便朝锁柱开了腔：

“锁柱啊，照我的理解，人的头脑，跟锁一样。不，也不一样。我说它一样，就是说，每把锁和每把锁的内部结构，都不相同——这和人的头脑是一样的；我又说它不一样，指的是：锁，内部构造再复杂，总是死的，固定不变的；可是人呢？思想是经常变化的。因此说，一个人的头脑，比一把锁的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比那最复杂的锁不知还要复杂多少倍呢！”

老方点点头，又指指脑袋，加重语气说：

“这个玩意儿，复杂着呐！锁柱，听了吧？你可千万别把它看‘单纯’了哇！”

老方的话停下来。

锁柱还没听够，盼他再说下去，故未插言。

屋里再次出现了暂时的寂静。这时，书记的话，队长的话，就像撞动了挂在当街大槐树上的钟，声音在锁柱的心里久久地回响着。

过了一会儿。

在屋里轻轻踱步的老方，望了望小锁柱那久久期待的神态，便在他的对面收住步子，又说道：

“锁柱，你想想，老梁为什么能捅开各种不同的锁？你为什么就不能？我为什么也不能？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在锁头上下过功夫，你和我没下过功夫；他把各种锁头的内膛全吃透了，你和我没吃透，对不对？锁柱啊，记住，你是支部委员，也是个领导人了；以后，要像小炉匠研究锁头那样，经常地研究‘人头’。也就是说，要在做人的思想工作方面，正经八百地下点功夫。这样，我们把每个战士的思想情况吃透了膛，在解决思想问题的时候，才能‘一捅就开’！要用你的话说，才能做到‘不难解决’。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呀？”

锁柱点着头，脸上浮起一片笑纹，爽朗地说：

“对。对呀！”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又来了个串门儿的。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怀里抱着个吃奶的孩子。这女人进屋后，向这间屋里瞟了一眼，说：

“锁柱，外头有人找你！”

“谁？”

“外村的。俺不认得。只是叫俺给你捎了个信儿来！”

锁柱转向永生：

“队长，我去看看吧？”

永生说：

“好！去吧！”

锁柱站起身，朝方延彬一笑：

“方书记，回头再谈。”

方延彬笑笑，点一下头。

这当儿，那位来高大婶家串门儿的妇女，大概是怕打搅书记和永生的谈话，没进这屋，她转过身子一撩门帘走进对间屋里去了。

不大一霎儿。

从对间屋的门帘缝里，传出了高大婶引逗孩子的声音。那刚学说话的孩子，咿咿呀呀地说了一阵，大婶没听懂，就问孩子的母亲。那孩子的母亲，就给大婶当“翻译”。就这样，孩子说一阵，他娘“翻”一阵，大婶笑一阵，闹得挺火爆。

这一阵，老方一直在注意听着门帘里头的说笑，仿佛他对这半通不通的儿语也挺感兴趣似的。又过了一阵，他像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过身来，朝着永生笑笑说：

“老梁，你听见了吗？”

永生笑了笑。

老方把话引申下去：

“你看！婴儿的话，只有他的母亲才能听懂。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别人不懂，他的母亲却能懂？”

他翻来覆去地盯问了好几句，而后又自问自答地说：

“就是因为，孩子的母亲，对她自己的孩子了解得清楚，吃透了膛。像我们这些当头头儿的人，对自己的战士的了解程度，就应当达到像当母亲的了解她的孩子那样。要有人来了解你的战士的思想情况，你就应当像孩子的母亲‘翻译’孩子的话那样，把战士的心声‘翻译’出来！我想过，觉着自己还做不到这一点。老梁，你能做这个‘翻译’吗？”

梁永生笑着摇摇头，爽快地说：

“不行！更差粗了！”

“差得倒不一定‘粗’。”老方向前微倾着身子，轻拍一下永生那浑圆的肩头，笑道，“老梁啊，咱们确乎是都还做得差啊！”

他说罢，将一双探询的目光停留在永生的脸上。因为老方知道永生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强手。可是他想，越是强手，越要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他要从永生的表情上探询的答案是：老梁对我这个说法，是怎么想的呢？后来，当他这探询的目光和永生那渴求的目光碰了个头以后，老方这才又继续说下去：

“这回，我是从龙潭街、十里铺、雒家庄一带转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不光见到许多群众和民兵，还见到过你们大刀队的一些战士们。我通过跟他们闲聊天儿，发现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确乎是存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过去也是了解得不深的……”

老方这诱人的话语停顿了。他那两条视线从后窗口射向郊野。

永生那双期待的笑眼依然盯着老方。

老方收回视线，一连吸了两口烟，又接上了他方才的话弦：

“这些思想问题，在你方才的汇报中，也大都已经谈到了，而且谈得很细，从这儿讲，咱们不能说‘差粗了’。不过，也有的你没有谈到，或一点而过了，所以，我才说，咱们都还做得差啊。”

随后，老方又和梁永生谈起战士们的思想问题来了。

老方的谈话，叙中有议，赞中有批，同时把他自己也摆进去了，因而使人感到特别亲切。在他快要结束这个话题时，是把话路又引回到小锁柱身上来收尾的：

“老梁啊，方才，小锁柱一开口，就叫我‘放心’，是吧？你想想，我能放得下心吗？我想，大概你也是放不下心的！对吧？”

这时，心情十分兴奋的梁永生，也带上了几分打趣的味道，笑着说：

“老方同志，现在你该连我也放心了吧？”

老方又笑了：

“现在，锁柱那个‘不难解决’，已经从‘头脑简单’的危险阵地上转移了，我当然可以放心了！可是你呐——”

他稍一停，侧过身去，朝后窗口一指，又道：

“你来看——”

永生顺着老方那举起的手臂一望，只见村边有个推车人正在爬坡。他瞅了一阵，情不自禁地点点头，笑了。老方问：

“你笑啥？”

永生说：

“我明白了！”

“说说看！”

“你是说，提高我们的工作质量，如同推车爬坡——越高难度越大，越高难度越大！”永生见书记笑点着头，又说，“老方啊，放心吧——我一定呛劲，爬上去！”

话毕。两人都兴奋地笑起来。

笑声落下。老方又关切地问道：

“你们还需要啥？”

梁永生兴冲冲地说：“啥也不需要了，只需要县委继续加强领导。”他说到这里，见老方要走，就紧接着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夜幕降临了。

乡村的春夜，安谧而恬静。

淡绿色的大地，在金黄的月光下呈现着一派生气。深蓝色的天空里，镶满了宝石般的星星。春风，带着泥土和庄稼的香味，徐徐吹来，扑头打面，暖意盎然，使人感到精神焕发，周身舒畅。

就在这样的时刻，一次临河区的党员扩大会议，在运河岸边的一片白杨树林中开始了。

这次党员扩大会议的名称，叫做“抗日积极分子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大刀队上的党员，有各个村庄的党员，还有大刀队上的一些非党战士和许多农村积极分子，男男女女总共有几百号人。

在会议的开头儿，梁永生先来了几句开门炮，县委书记方延彬同志便在一阵掌声中开始讲话了。他带着一副春风拂动的笑容往众人面前一站，一张口就指着梁永生向大家说：

“你们这位梁队长，真会‘巧用人’！我今天从这一带路过，跟他见了个面儿，他就硬把我‘扣留’下了！‘扣留’下不算，还‘逼’着我非得给他开个会不行！按说哩，干八路的，都会开会。从这儿说，人家梁队长叫我帮他开个会，对我这个吃了好几年八路饭的人来说，不能算个扳倒柳树要枣吃的难题。不过，难的是，我事前没有准备。‘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不是我们党的作风，我也没有那套‘本事’。让我讲什么呢？这不是别着象眼硬将军吗？”

老方这段风趣的谈吐，使人们越听越爱听。

可是，他说到这儿，算是给人们出了个题目，就把话打住了。

会场上一片寂静。

寂静的气氛掩盖着沸腾的心情。

不过，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老方所料，不大一会儿，就有人打破了沉默嚷道：

“老方同志，你给我们讲讲延安的情况吧！”

这个动议，立刻得到了与会人一呼百应的赞同。

“好吧！”老方欣然笑道，“群众既然点出题来了，我就按照这个题目作文章！”

随后，他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延安，这个革命的摇篮，正在哺育着千千万万个革命的战士。像方延彬这个曾在延安——毛主席的身边住过一个时期的人，他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见闻，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要讲，真是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呀！今天，他从那高高的宝塔山，讲到潺潺的延河水；从延河流水，讲到河水两岸山坡上那葱郁、茂密的树木，还有那旺盛、茁壮的庄稼；进而，又讲到陕甘宁边区人民那种为了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意气风发的革命精神，还有你追我赶、忘我劳动的生产干劲，以及那心情舒畅、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老方一面精神焕发地讲述着，自己也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同时，他在讲述革命圣地——延安情况的过程中，通过联系当地的当前情况，把他要在这次会上重点解决的思想问题，以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全都一一讲清了。最后，他指着东方兴致勃勃地说：

“同志们！你们看——曙光在望了！让我们再接再厉，迎着胜利的曙光前进吧！”

这次会议直开到晓鸡初啼才结束。

为了尽早赶到另一个地方去完成另一项任务，老方要走了。永生知道，方延彬同志作为全县的领导人，时间是很宝贵的，所以没再强留。他和几位战士护送老方跨过运河，越过公路，又返回坊子来了。

永生走进村，一转眼，人就没了影儿。

刹那间，他那使人人眼熟的身形，被深夜的灯光映在一家老贫农的窗纸上。过了一会儿，他那富有感染力的说笑声，又从另一家老雇农的炕头上传出来。

…………

又是一个宁静的春夜。

夜色正在越来越浓。从天上到地下，仿佛扯起了一幅愣大愣大的深灰色的幔帐，遮得天地之间黑咕隆咚，使你分不出哪是天的起点，哪是地的边沿；眼前的景象，宛如一片新耕过的土地又倒上了大量墨水。

多么好的月黑天呀！

太平年间，人们是不喜欢这样的月黑天的。尤其是行路人，若遇上这样的夜色，心里更加腻烦。可是，在这战乱年月，月黑天，却是老百姓所欢迎的，因为，天越黑，敌人越是不敢出窝。特别是八路军游击队，对这漆黑的夜景，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梁永生开完村干部会议，摸着黑儿回到高大婶家时，已经是晚饭以后了。他刚坐下，正在装烟，高大婶就凑过来问道：

“还没吃饭吧？”

大婶说着就要去做饭。

永生忙说：

“吃过啦！”

“在哪里？”

“前庄上。”

接着，大婶像忽然想起什么，又问永生：

“哎，那天头晌来的那个人，是干啥的呀？”

永生笑道：

“你问的是那个‘货郎’？”

大婶也笑了：

“是啊！就是那位老方同志呀！”

梁永生说：

“他是县委书记。”

大婶惊喜起来：

“哟！那位人们常说的县委书记，就是这个样子呀！”

永生问道：

“大婶，你说该是啥样子哩？”

高大婶说：

“俺只知道县委书记是个了不起的人，比你还要好，还要能，该是个啥样儿，咱也说不上来。可我也想过，县委书记八成跟上回来的那个王营长差不多……”

高大婶说的王营长，是我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一名营长。前些天，曾拉着队伍在这坊子镇驻过一两天。因此，现在大婶提到他，使梁永生立刻想起了那位王营长的形象。于是，便笑着说：

“大婶，你以为，我们的县委书记，也是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军装，挎着手枪……”

“我原先是这么想的！”大娘笑道，“谁知今天一见，并不是那个样子！”

“有时他也是那个样子——那是在带队伍的时候，或者是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永生怕大婶不明白，又跟上一句：“他也是咱们县大队的政委呀！”

“噢！我明白了，明白了！”大婶说，“他只要办政委的公事，就打扮成武的……”

“对！”

“他要是办县委的公事，就打扮成文的——穿大褂儿，戴帽垫儿……”

永生扑哧笑了：

“这是化装，为了行动方便……”

他们正谈得热闹，锁柱回来了。

锁柱向永生汇报完他一天来的活动情况以后，永生又吩咐说：

“你再去主持那个村支部书记联席会吧——”

“在哪里开？”

“在于庄。”永生说，“我已经下通知了。”

“好吧！”

锁柱正要走，永生又喊住他说：

“别走！”

“咋？”

“我跟你交代交代这次会的内容……”

“这次会的内容，昨天不是已经研究过了吗？”锁柱说，“我都记到本儿上了。”

“除了已经研究过的那些以外，还要再加上三条儿——”梁永生说，“今天下午，我去参加了城关区委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会上，研究了县委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在安排贯彻问题时，上级说，我们大刀队经常活动的这些村子，他们不再派人来了，由我们派人负责贯彻……”

“好哇！”锁柱说，“内容是啥？”

“内容嘛，主要是三件事——”永生扳着指头说，“这一，先从党内研究研究发展民兵组织的问题；这二，检查部署一下拆桥破路工作；这三，号召党员带头，扩大生产变工组……”

梁永生一条一条地讲着。

锁柱掏出小本儿，拔开钢笔，坐在对面一边听一边记录。直到永生讲完后，他这才将本子一合，又插上钢笔，笑呵呵儿地说：

“队长，我走吧？”

“好！”

锁柱走了。

永生侧在被窝卷儿上，虚眯起眼睛，又在思考着什么。高小勇进来了。他撩一下儿门帘，不声不响地缩了回去。因为小勇已经开始懂事儿了，他见梁大爷正在“闭目养神”，就想到大爷一天来又累得够呛，我别去缠磨他了，叫他安安静静地歇一会儿吧！

永生是在“闭目养神”吗？

哪里！他在“演电影”。

“演电影”，是梁永生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啥叫“演电影”呢？就是：自己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把一天来遇到的、办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头到尾地想上一遍，看看哪里长，哪里短，哪里对了，哪里错了。

他这种习惯，由来已久了。

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

不过，在这“不变”之中也有“变”——比方说，从前，他管这叫“拉洋片”。“演电影”，是他从关东回来路过天津后才改的。在那以前，他还没接触过电影。再比方说，从前“拉洋片”，是每天一早一晚在被窝头上进行。如今，这战争年代的游击生活，生活不那么规律，他就改成了抓个空儿就“演”上一出。

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正在梁永生的头脑中一幕幕地闪现着，忽然，对间里传来了小勇和奶奶谈话的声音。那声音是很低的。也许是由于夜晚的缘故吧，永生还是听见了。尽管听不清他们谈的什么，可是能够听出来，他们是在谈论那位房老师。

“房老师”，这个字眼儿在永生的脑海里一闪，使他蓦然想道：“小学教员，是农村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儿，而且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也是一种抗日力量呀！”他想到这里，感到自己过去在这方面注意不大够，于是便暗自决定：今晚就到学堂里串个门儿，去和那位房老师唠扯唠扯。

他正要起身，突然转念又想：“我对房老师了解得还不够透彻，要去做他的思想发动工作，怕是‘钥匙’不对‘捅不开’吧？……不能干那种闭着眼睛捉麻雀的蠢事！”

按说，梁永生对房老师是了解一些的。

因为，这位房老师，是永生的老师房兆祥的儿子。这一点永生已听人说过了。他怎能说一点也不了解呢？至少是了解他的家庭出身的。不过，自从房兆祥死后，永生再没去过他家，再加这房老师又才来任教不久，永生跟他还没有什么接触，因而对当前的情况，也确乎是了解不多。

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小勇又来门帘缝里扒头儿了。永生还没来得及叫他，他一见梁大爷“醒”了，就忽地跑了进来。

小勇扑到永生身上，撒娇地揉搓着：

“大爷，俺当八路！”

永生摩着小勇的头顶：

“勇子，你想起啥来了？”

小勇不说因由，依然是：

“俺当八路！你得要我！”

永生亲昵地说：

“勇子啊，当八路好！也准叫你当！……”

小勇乐了：

“好大爷！大爷好！”

“大爷好你可得听大爷的话呀！”

“我听，我准听！”

“听就好。等你长高了，就去当——行不行？”

“长到多么高？”

永生将手掌悬在小勇的头顶上边：

“这么高就行了！”

小勇挺挺身，再挺挺身，跷跷脚，再跷跷脚，还是顶不着大爷的手掌！接着，他将大拇指顶在自己的头皮上，又伸直中指顶在大爷的手心里，然后说：

“还差一拃呀！”

“对啦！”

“大爷，多少天能长一拃？”

这问题怎么答？说多了吧，小勇准得泄气！说少了吧，当大爷的咋能哄弄孩子？可是，永生还真有办法——他说：

“当你念好了书的时候，就能长到这么高了！”

他怕小勇不信，又说：

“我那小的时候，就是念好了书才长到这么高的。”

小勇惊奇地问：

“咦！你不是没念过书吗？”

永生也惊奇了：

“谁说的？”

“俺老师。”

“他咋说的？”

“他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说咱们大刀队队长梁永生吧，从小没上过一天学，字文儿比我都强！他还说……”

高小勇复述着他老师对梁永生的夸奖，永生听了觉着怪不得劲儿的。于是，他拦腰打断了小勇的话弦，另起话题问道：

“哎，勇子，你老师姓啥？”

“姓房。”

“哪个房呀？”

“姓房的房呗！”

孩子大概都是这样——不论他正说着什么，也不论他说完没说完，只要别人拿话一引，他就立刻撂下那一头顺着这一头跑下来。永生大概是掌握住了孩子说话的这个规律，他顺着这个蔓儿越抻越远地问下去了：

“你老师叫啥名字哩？”

“叫房老师呗！”

“我问他的大号呀！”

“大号叫，叫，叫——”小勇脸红了，“俺知不道！”

“呀！你这学生真糟糕！”永生拨拉着小勇那粉红油亮的小脸蛋儿说，“呸，呸！那孩子连老师的大号都忘了！”

小勇抓住大爷的手说：

“奶奶替俺记住呢！”

他见永生扑哧笑了，又说：

“真的！不信你去问奶奶嘛！”

这时，小勇奶奶踩着孙子的话点儿，一撩门帘走进来了。看样子，这一阵她正在外边刷洗什么，现在一边擦着湿淋淋的手，一边笑眯眯地问：

“永生，你又和勇子叨叨的啥呀？”

永生嬉笑着：

“我正问他老师的大号哩。”

大婶说：

“叫房智明。”

小勇摆出胜者的姿态，对着梁永生：

“你看怎么着？我不撒谎不？”

其实，这位教员的名字，永生倒是早就听见说过。方才他问小勇，一来是故意跟他逗着玩儿，二来是想从这里扯起个头儿，好了解一下有关房智明的情况。现在他一见高大婶这位不识字的老太太，竟对学堂老师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觉着有点奇怪，就问道：

“大婶，你认识那位房老师？”

“他走到哪里我也认识他！”

大婶说罢，笑了。永生纳起闷儿来：“大婶怎么这么个说法？”大婶看出了永生的意思，没等他问，又自己解释说：

“俺娘家不是在马厂村吗？跟他虽不是一姓，可是按庄乡的辈分儿，他还得叫我个姑哩！”

永生恍然大悟了。

他想，这是个好机会，便问：

“他家眼时下还有什么人？”

“总共还有三口人——”高大婶说，“除了房智明他两口子以外，还有一个孩子。”

“他老娘也不在了？”

“他老娘早不在了！”高大婶说，“是他爹死后的第二年死的……”

“房智明不是还有个姐姐吗？”

“是有个姐，早出阁了。”大婶说，“她的婆家，在柴胡店。她的男人，在柴胡店据点上当伙夫——”大婶抢前一步，凑到永生的脸上，压低了声音，带点神秘地说，“听人讲，房智明那个姐夫，跟咱这一面儿上还有点什么通识哩！……”

“噢！”永生抽着烟，愣沉一下，“他叫啥？”

高大婶满脸的遗憾神情：

“哟！那可说不上！”

永生沉思着，大婶又道：“八成是姓武。也不知叫武什么——”永生提醒道：“是不是叫柴兴武？”高大婶拍一下巴掌笑开了：“对对对！是叫柴兴武。你看我，糊糊涂涂，弄得颠三倒四……”

梁永生又沉思起来。

他在想啥哩？倚在“通天框”上的高大婶，一面絮絮叨叨地说，一面在心里悄悄地琢磨着。这时，她那两只眼睛，一直在盯着梁永生眉宇间那颗黑痦子，仿佛永生心中的秘密都藏在那里边似的。

过了一阵。

她试探着问道：

“永生，你扫听这些事儿干啥？”

永生说：

“随便问问。”

大婶还不放心：

“没有事儿呀？”

永生说：

“没事儿。”

大婶又直截了当地说：

“有事我就给你跑一趟——甭不肯得说！”

“甭价！”永生笑道，“大婶，你把房智明的情况，随便跟我啦啦吧——”

“别的不行，这个好办——说起他来我算知根儿！”

大婶坐在炕沿上，把她那话匣子打开了。先讲了房智明的上三代，又讲了他家的家境，总之，东也讲，西也讲，一讲讲了吃顿饭的工夫。按说，大婶讲的这些，永生大都知道。可是，永生并不打断她，就济着她说。直到她说得要没词儿了，永生才加了一句：

“房智明这个人怎么样啊？”

这一句，大婶的话又多起来：

“说起房智明来，是个好孩子。心也灵，嘴也巧，人也正派。叫他爹剔拨了这些年，练磨得字文儿也不孬。可是有一件儿——就是胆子忒小！甭论干点啥营生，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说起他的爹娘，都是死在日本鬼子手里的。就冲着这口气，别说还是个男子汉呀，就是像俺这号的女人家，要是年轻，也早抡起大刀来干一个啦……”

大婶说得是那么带劲！竟把小勇的感情也带动起来了！他带着满脸稚气向奶奶说：

“奶奶！等我再长上一拃，咱俩一块儿去‘干一个’！”

小勇这话，把奶奶逗笑了。

梁永生也笑起来。

笑声正浓，窗外传来吱啦吱啦的鸡叫声。这是黄鼬来拉鸡了。鸡是大婶的宝贝。她一面大声嚷着一面不顾一切地跑出去。永生和小勇也出去了。由于人出去得及时，黄鼬蹿上垣墙逃跑了。鸡，没被拉走，只是脖子上被咬破了一块儿。

这一来，大婶啥也顾不得了。她把鸡抱到屋里，又找了一块布条儿，一边心疼地给鸡包扎着，一边气恨地骂着黄鼬。

梁永生又回到他这间屋里。

小勇没去管奶奶的鸡，也跟到永生这屋来了。

他进屋后，就着黄鼬拉鸡这件事，告诉给永生一些关于老师的趣闻——

老师不是小胆儿吗？有一天夜里，他听见黄鼬拉他的鹁鸪，吓了一身冷汗，一宿没睡着觉。从那以后，他就叫几个学生在学堂里睡，跟他做伴儿。

在这几个学生中，就有高小勇。

可是，学生们在那里只睡了几天，又被撵回各自的家去——老师不招了！

为什么？

因为学生们见天晚上不好好睡觉，又练刀，又练枪。这不算，还学唱抗日歌曲。老师那么小胆儿，一看这还得了，若叫敌人知道了，不得招来大祸呀！

可是，他没想到，学生们对老师这个做法很生气。于是，小勇领着头儿，就报复老师。怎么报复呢？说起来可有意思啦——

老师的屋里，靠墙放了张书桌儿。桌上有个铃架儿，铃架儿上放着铃。有一天，小勇瞅了个老师不在屋的空子，偷偷地在墙上钻了个小孔。然后，将一根马尾丝从墙孔里通过去，拉到学堂的院外，又将另一头儿拴在铃胆上。到了半夜三更，老师睡下了，他们一拉动马尾丝，铃就当啷当啷响起来，直吓得老师缩进被窝里，蒙着头，出了一身虚汗……

小勇讲完这件事后，笑了一阵，又讲了好几个对付老师的故事。最后，得意地问永生：

“大爷，你看我们这法儿行不行？”

“这法儿是行！”永生说，“可是用错了！”

“咋用错了？”

“用错了对象呗！”

“对象？”

梁永生见小勇还不懂“对象”这个词儿，又耐心地解释道：“小勇啊，我是说，你们这些机灵劲儿，不该用到你老师身上！你们当学生的，应当尊敬老师，怎么能琢磨老师呢？”

高小勇扑闪着两只茫然的眼睛。

永生就顺茬儿给他指出了方向：

“今后，你们要把这些机灵劲儿，全用来对付鬼子，对付伪军，那就好了，上回你不就机灵地写过抗日的小‘布告’吗？”

小勇一听，乐了，嘴里蹦出一个字：“行！”

永生为了让小勇懂得“为什么”，他又举例说：

“小勇，你看，黄鼬人人恨，为啥哩？因为它吃鸡！是不？可是猫呢，吃老鼠，人们就喜欢它。再说你吧，不是正经八百地给老师提意见，而是琢磨老师，你琢磨得越得意，就越不对！要是你们琢磨鬼子和伪军呢？琢磨得他们越厉害，你们的成绩就越大！小勇子，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呀？”

小勇知道害羞了。他的脸涨红起来：“是！”

梁永生在和高小勇谈话的当儿，将他那子弹袋子里的子弹倒在炕上，一个一个地擦着。小勇子为了把自己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就往上一蹿趴在炕上，低着头儿数起子弹来了：

“一个，一俩，一仨……”

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惊喜地问永生：

“呀！怎么这么多呀？”

“还多？太少了！”

“一共十五个呢！还少？”

“少！十五个太少了！要有一百五十个嘛，那就差不多了！”

接着，永生告诉小勇：打鬼子是需要很多子弹的。小勇听了，认认真真地说：

“那你该多弄一些呀！”

永生笑了：

“那么好弄？这又不是坷垃块！”

这时，小勇那一对亮晶晶的眼珠儿，像荷叶上的水珠儿一样纯洁，溜溜地转着。这眼神里，含着迷惑不解，也含着求知的欲望。于是，永生又告诉他：咱们这儿，眼目下还没有造子弹的地方；现有的这些子弹，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为夺敌人的子弹，有的同志流过血，有的同志牺牲了！他还告诉小勇：子弹这玩意儿，在敌人手里，它是坏的东西；可是到了我们手里，它就成了好的东西。最后，他叹息了一声，又向小勇说：

“就说你爹吧，不就是被敌人的子弹打死的吗？在当时，他已经打光了子弹！我想，凭你爹那样一个智勇双全的人，要是还有很多子弹的话，也许能够冲杀出来的！至少，也会杀死更多的敌人……”

永生这段话，在小勇的心窝里，掀起一股巨大的波涛。这时，永生已把子弹擦完了。又装好。他跟小勇商量说：

“勇子，咱到你学堂里去呀？”

“干啥去？”

“找你老师玩玩呗！”

“太好啦！”小勇说，“俺老师问我好几回了——”

“他问你啥？”

“他问：‘梁队长是个啥样儿的？’又问：‘这几天到你家来过不？’”小勇说，“大爷，他还说愿意见见你哩！”

“那你就领着我走一趟呗！”

“好哇！”

永生要出屋时，高大婶问他说：

“你们要上哪去呀？”

“到学堂里玩玩去！”永生说，“顺便跟老师谈谈。”

“你想开导开导他？是不？”大婶没等永生回答，又说，“他那胆那么小，怕是得费点力气……”

永生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肯下力，没有拉不直的绳子。他是个穷人嘛，根子正……”

大婶笑着说：

“那就早点儿去，早点儿回来！”

学堂，在村西的一座古庙里。

从村头到学校，约半里多路。

高小勇领着梁永生出了村口，他们这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地默默走着。

春日的夜晚，黑乎乎的，凉飕飕的。由于没有风，夜景愈显得深沉，宁静。

村野里潜伏着无穷的生气。

泥土里散发着醉人的香味。

天空的星星，像小勇那顽皮的眼睛，一一地瞧着人。

走在永生前头负责带路的高小勇，每走几步，回头望望；再走几步，又回头望望，仿佛他生怕把大爷丢了似的。

他们闷着头儿走了一阵。

小勇突然扭过头来问道：

“哎，大爷，你那两只脚，愣大愣大的，怎么走起路来，连一丁点儿声音也没有哩？”

永生半真半假地逗他说：

“老八路嘛，就有这个本事！”

“老八路咋就有这本事？”

“练的呗！”

“练这个有用？”

“当然喽！”

“有啥用？”

永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

“勇子，你听听你自己，走一步吭噔噔，走一步吭噔噔，能听半里地，就像谁家跑了小毛驴——就凭这一手儿呀，当八路就不够格！”

“这碍着当八路啥事？”

“当然碍得着了！”永生说，“俺们八路军打游击，都是星来夜去，秘密行军，来无声，去无影。有时候，猛孤丁地出现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砰噌啪嚓打他个冷不防，一转眼儿，又没影儿了！像你这样的走路法，还隔着老远呐，就叫人家听见了，怎么打突袭呢？”

这时，小勇的脚步声突然小了。

永生一瞅，原来是他正拿着劲走路，不让脚下出声。永生望着小勇那像扭秧歌似的样子，心里又高兴又好笑。就问：

“勇子，你也想练练这一手儿呀？”

“嗯喃！练好了，好去当八路呀！”

小勇的语气里，充满了倔强劲儿。

永生夸奖他几句，又指教他说：

“你这个练法不行——”

“咋不行？”

“这不是变戏法儿——一点就会！”

“那咋办？”

“大刀要快多加钢，本事全靠功夫长。这是硬功夫，得长期苦练才行。”永生说，“往后，你在走路的时候儿，只要注意一点，有长劲儿，日子多了，总会练出来的……”

他们一路说一路走，来到了学校大门口。

梁永生就着刚刚出来的月光，望见那高高的门台阶两边，卧着一对龇牙咧嘴的青石狮子；门楣上悬着一块破旧的横匾，匾上那“观音庙”三个楷字，还依然看得清清楚楚；另有一块木制的校牌，写着“坊子镇小学”，挂在门口的右边。

永生跨进校门。

继而绕过影壁。

这时，一所宽敞的院落，展现在他的眼前。庭院中，散散落落布满一地半头砖。不知底细的人，一见到这种情景，准以为是这个小学的学生不守纪律，环境卫生搞得不好！可是永生知道，村里的许多抗日群众组织短不了在这儿开会，这些七大八小的半头砖，是人们在开会时坐的座位儿。

这个庙院儿，房不很多。

坐北朝南是三间大殿。

左右两边是东西厢房。

眼时下，只有西厢房北间屋的窗户，亮着黄色的灯光。有两个被灯光绘在窗纸上的头影，正在晃动着。其余各个屋里，都是黑洞洞的。

梁永生漫步走在天井里，不时地向小勇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大殿里还有神吗？”

“有。”

“咋没搞掉它？”

“老师说，要是砸了神，敌人就说这是八路学堂了！”

“噢！是这么个事儿！你老师心眼儿满多呀！哎，那么，你们在哪屋念书哩？”

“在东厢房里。”

永生指着有灯光的窗户说：

“你老师就住在这里吧？”

“嗯喃。”

小勇还想再说什么，可是永生已经推开房门走进去了。

屋里，一老一少，隔桌对坐，正在灯下走棋。

他们旁边，还有两个扒眼儿观阵的人。

显然，他们这些人，全被象棋吸住了；要不，永生和小勇在天井里说了这么多话，又推房门走进屋来，他们怎么一点也没发觉？直到永生撩开门帘走进里间，那桌上的灯火猛晃了一阵，他们这才抬起头，随后又忽啦啦地站起来。

那位留着海仙绦白胡子的下棋老人认识永生。他先热情地开了腔：

“呀！老梁啊，坐下，快坐！”

“不客气，不客气！”

梁永生微笑着，点点头，向屋中扫视一眼。

只见，那位下棋的青年人，文绉绉的，一表书生气。在他那有些清瘦的脸上，有一对黑亮的眼睛，挂着像绸布一样柔和的笑容。永生打量着这位文文静静的年轻人，心中暗想：“他，八成就是那个教员房智明了。”又见这位后生的穿章儿，要作为一位教员来要求，是很朴素的。乍看上去，要不是他的衣袋上挂着一支钢笔，和一个庄户子弟没啥两样，只是衣衣裳裳的板生一点儿。这个青年长得老相些。看其观目儿超过了他的实有年龄。

这位年轻人果然就是房教员。他虽不认识梁永生，可他曾听爹多次讲过梁永生的相貌。再加那位下棋老翁带着尊重的表情口称“老梁”，他那聪明的脑瓜儿一转就明白了。于是，他慌忙起身离位，恭恭敬敬地向永生打招呼说：

“梁队长！请坐请坐！”

这一来，显然是用不着引见就相互认识了。可是，那位跟在永生身后的高小勇，从大爷的胳肢窝底下钻过来，郑重其事地介绍说：

“老师！这是俺梁大爷——梁大爷，就是梁队长！”

人们禁不住地笑了。

小勇不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他又指着房老师向永生说：

“大爷！这是俺房老师——房老师，就是房智明！”

又是一阵笑声。

小勇依然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笑？他以自豪的眼睛瞟瞟老师，仿佛在说：你看！我给你把梁队长领来了吧？继而又瞟瞟永生，好像他正在用这种自尊的眼光提醒“呸”过他的大爷：怎么样？我记住老师的大号了吧？

这一阵，那两个观棋扒眼儿的人，一时成了“多余者”，都准备溜边儿了。梁永生侧过身去，主动向那位罩毛巾的老年人打招呼说：

“老孙！你这棋瘾还是这么大呀？”

那位被称为“老孙”的人，想说啥，又没说，只是站在那里笑了笑。

永生又说：

“你既然跑出二里地来帮场，光扒眼儿啦？咋不‘坐坐桩’？”

“嘿嘿，我这臭棋，上不得桌子面儿！”

原来，老孙早想和永生主动打招呼，又怕人家认不得他了，闹得怪没意思的。现在，经过永生这两句话，便断定永生肯定是认出他来了，心里高兴起来，惊喜地说：

“老梁，你还能认出我来？”

“当然喽！‘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嘛！”永生笑了两声说，“咱们俩，连上这一回，是第四回见面了！得算是老老朋友了吧？”

老孙笑了。他在极力搜索着记忆：

“四回？”

“就是嘛！你忘啦？”永生一根根地扳着指头，慢腾腾地说，“头一回，那是二十多年前，在黄家镇庙会上，你缝破鞋，我锔破锅，咱俩挨着出摊儿……”

“那回我记得！”

“第二回，是抗战以前不久，有一天晌午头儿，你正在你村的大槐树底下下棋，我从那里路过，扒了扒眼儿，还支你一招。那时节，你被棋迷住了，没顾得跟我打招呼……”

“哪里哪里！那时我已经认不得你了！”老孙说，“自从你当了大刀队队长以后，我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吓得鬼子、汉奸闻名丧胆的梁永生，就是当初那个大闹黄家镇的梁永生！”

众笑。

梁永生又把第三次短暂的相遇说完后，老孙感慨不已地说：

“好记性！好记性啊！”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房智明从壶囤子里提溜出茶壶，给永生倒上一碗水。随着，他回手就要掀棋盘子。

永生赶前一步，伸手摁住了：

“别，别收摊儿！”

“咋？”

“接着来嘛！”

“不，不来啦！”

“我没事儿，是来闲玩儿的。”永生说，“来吧，我也爱看！”

人有了相同的爱好，从心里就像近了似的。房智明听永生说他也爱看，高兴起来，问道：

“你也爱好这玩意儿？”

“不光爱好，还是个‘棋迷’哩！”

“那，你来，我让位！”

房智明说着，就往正座上拉永生。永生笑道：

“你看！上来就将我的军——不论怎么着，你得把这盘残棋走下来呀！”

永生说着，回手拉过一个圆杌子头儿，坐在观阵的陪座儿上。

房智明笑着说：

“梁队长，那你可得支着我点儿呀——我不是他的对手！”

永生以笑还笑：

“好哇！有我一支，保你准输就是了！”

永生这一逗哏，屋中又腾起一阵笑浪。

房智明用敬慕的眼光望望这位风趣活泼的梁队长，那种拘束的感觉在他的身上悄悄地溜掉了。他在人们的嬉笑声中，又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接着那盘正走到劲头上的残棋，又拼杀起来。

屋里恢复了寂静。

只有砰儿啪儿的棋子的磕碰声。

这盘残棋的棋局，对房智明非常有利。对方，虽然处于攻势，而且气势汹汹，可是，他的后方空虚，漏洞不少，给房智明留下了许多可以利用的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智明心不怯战，发动进攻，并且不惜作出必要的牺牲，是完全可以夺回主动权，进而夺取全局胜利的。

不过，令人可惜的是，他一直没有采取攻势，而是斤斤计较一兵一卒的得失，举棋不定，顾虑多端，以致始终处于守势，忙于应付。结果是，一误再误，愈走愈被动。最后，把这盘大有胜利希望的棋局走输了！

在厮杀过程中，永生光看不语，一招没支。

当房智明被人家将住了，永生这才拍一下他的肩膀，哈哈地笑了两声，带着一种惋惜的口吻说：

“小房，这盘棋，你可不该输呀！”

小房把棋子儿一推，挂着懊悔的神色说：

“我那步马跳错了！要不，他卧不上槽！”

“那只是个小漏洞。”永生说，“叫我看，你这盘棋，并不是输在那步跳马上！”

小房谦虚地问：

“输在哪里？”

“输在缺乏勇气上。你自始至终，没有敢于牺牲、主动进攻的劲头儿，总是，守，守，守！后来，一看棋不行了，这又不顾一切地冒险跳马。按说，那步跳马，倒是一招进攻棋，可惜太晚了，结果输了！……”

那位下棋老翁，是个真正的“棋迷”。在他的心目中，凡是不会下棋的人，似乎都是不值得敬重的。现在，他一听梁永生谈棋谈得挺有门道，因而对永生更加敬重了。谁知，当他正聚精会神听到兴头上的时候，梁永生的话题忽然爬了蔓儿：

“下棋这玩意儿，跟干别的营生是一个理儿——莽干，冒险，固然是要吃亏的，可是，不冒必要的风险，没有进取精神，必将事与愿违。就说小房你吧，心里当然是想赢棋的，可又想一子儿不丢，这怎么能行呢？其结局是，步步被动，全盘皆输！”

永生说着说着，耳边响起一种声音：“老梁啊，你一向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可别忘了你这一手啊！要知道，有教育作用的话，哪怕只是一句，通过你的嘴，把它输送到别人的心里以后，它很快就会化成那个人的血肉，使那人增加力量，增强斗志……”这段话，是县委书记方延彬在和梁永生的一次闲谈中讲的。现在，这段话一在永生的脑海里浮现上来，它促使着永生把话题又引申了一步：

“咱说句闲话吧——我们当前的时局，不是很像一盘正在厮杀的棋局吗？叫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就好比是这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儿；当前的敌我双方，也就等于是棋盘上的黑红两方。咱就把日本侵略者比作‘黑方’吧，人家攻进到咱的国内来了——”永生拿着一颗黑棋子儿，一边在棋盘上摆着一边说，“咱该怎么办呢？应当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就是说，只有抵抗，只有不顾一切地坚决抵抗，而且是抵抗到底，直至胜利！不是吗？当然，在抵抗中，会有牺牲，那是难免的。如果说，我们怕牺牲，怕损坏坛坛罐罐，也就是说，怕丢子儿，不抵抗，能行吗？结果会怎么样呢？必然是，不仅坛坛罐罐保不住，连命也要完！这放在棋局上，叫输棋；放在战局上，叫亡国！”

永生说到这儿，收住话头儿去点烟了。

屋里人们，全听入了神；一双双期待的眼睛，都在盯着永生。

谁知，人们直等到他点着烟，抽了一口，又抽了一口，然后开口说话时，话又拐了弯儿——就像他已经忘了方才正在说着什么似的，突如其来地问房智明道：

“哎，小房，我听说，你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每天起早——是吗？”

“是。”

“这个习惯很好。”永生说，“不过，养成这么个习惯，可也不易呀！”

小房不以为然地说：

“这有啥不易的？”

永生提醒他说：

“唔！可不能那么说。有些人，本想做到这一点，但又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还不是舍不得热被窝？你在起早的时候，特别是数九寒天，没有这种感觉？”

小房点头道：

“有。”

“这就对了嘛！”永生的话题兜了个圈子，又回到老路上来了，“当前在抗日这件事上，有的人，就缺乏你那种为了起早不怕冷的决心，舍不开家庭这个‘热被窝’！特别令人惋惜的，是那些懂得抗日救国是条正道，也看出了这是唯一无二的出路，可就是怕这怕那，在干与不干之间举棋不定，犹豫徘徊！”永生瞟着小房说，“像这样的人，将来必然像你方才输掉那盘棋那样，犹豫到最后，一看不行了，急了，豁上了，可是也就晚了！”

小房听着听着，又不知不觉地入了神，动了心。当永生说到这里时，在他嘴边久久盘旋的那句话冲口而出了：

“我就是这样的人！”

梁永生只顾吸烟，没有答腔。

屋里出现了暂时的寂静。

那位“棋迷”老翁，借这个空间，说了几句赞赏永生的见识的话。可是，他话不过三，又犯了他那个老毛病——不论人们正谈论着什么事儿，只要他一插上嘴，三说两说，准得扯到下棋上去！那么，今儿呢？今儿是从棋谈起的，在场的人又都懂得下棋，显然是更不会例外的——

“梁队长说得满在理——‘丢卒保车’，这是《棋谱》的招法。刚才，房老师早就不该保那个卒子。结果不是把车丢了？……”

据说，济着这位“棋迷”老翁讲下去，能讲到天明不绝词儿。可是，永生有永生的“闲谈”目的，他怎么能让他讲到天明呢？于是，他又把话题从棋局拉到时局上来了：

“大爷说得好哇——为了保车，就不惜丢卒！当然喽，卒要能保住，还是应当保下来的。问题是怎么个保法——”他缓了口气说，“咱还是举当前的时局做例子吧——咱们这个地盘儿上，已经进来鬼子了，要保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好法儿只有一个：把鬼子打出去，或者是消灭掉！不是吗？除此而外，还有啥好法儿呢？我说没有了！具体到我们这块地盘儿是这样。说到我们整个国家，也是这样。”

梁永生吸了口烟，喷出来，掉过脸去对着小房，指着桌上的棋盘又说：

“方才那盘棋，正像大爷说的那样，你老怕丢卒，结果丢了车，输了棋，不是吗？”

“对呀！”

正在瞅空摸空写着什么的房智明，立刻抬起头来，笑盈盈地应了这么一句。他见永生不再说话，别人已经插了嘴，便低下头去，又继续写开了。

他在写啥哩？

永生出于好奇，站起身来凑过去，从房智明的肩膀头上探过半个脑袋，一瞅，只见他的日记本上，写了这样两句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再犹豫了！起来，起来……”

永生看罢，笑道：

“嗬！你这个小伙子的文笔满棒呀！”

他这一句，使小房的笔尖儿一下子停住了。接着，他扭头一望，正巧，他那吃惊的目光，和永生那眯笑的目光碰了个头儿，脸，腾地红起来，笑着说：

“瞎胡划拉！”

他说着把本子合上了。

永生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接上方才的话茬儿又开了腔：

“咱还谈棋。小房，你琢磨琢磨，只要你没把对方将死，你那个卒，不光卒，还有那些车呀炮的，包括老将也在内，哪一个子儿是保险的？没有吧？都有随时被吃掉的危险！因此说，要彻底保住自己，只有彻底消灭‘敌人’。为了夺取全局的胜利，不能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怕牺牲，必将招致更大的牺牲。牺牲小的，正是为了保住大的。暂时的牺牲，正是为了以后不再牺牲。下棋是这么个理儿，打鬼子也是这么个理儿。”他抽了口烟说，“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么个脾气儿——你越怕它，它越张牙舞爪；你越让它，它越得寸进尺……”

梁永生坐在灯下，一面讲着，一面通过他那双喷发着热情的眼睛，将奔流在自己血液中的力量，注入了人们的心脏。

在永生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人们的眼睛，有的集中在永生身上，有的集中在棋子儿上，也有的集中在自己那个正冒烟的烟锅子上。可是，他说来说去，把所有人的眼睛，都全集中到他的脸上来了。当梁永生的话停下后，那位扒眼儿观棋的老孙，深有感触地插嘴道：

“老梁这些话，没有半点假。我有一门姻亲，哥儿俩，大哥见了鬼子打哆嗦，被鬼子捅死了；他弟弟一看急了眼，抄起一根擀面杖动了手，给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把鬼子的脑壳砸瘪了！他呢？跳出垣墙也跑了……”

“是啊！”永生点头道，“我们为了救国，为了给死去的阶级弟兄报仇，就得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另一位观阵的人说：

“梁队长，你这些话，我全听透了。我去当八路行不行？”

“咋不行？当然行喽！咱们八路军，是工农子弟兵，像你这扛大活的人，我们最欢迎了！”永生说，“不过，要参军入伍当八路，不光要本人同意，还得全家人同意。你回家后，先跟家里商量商量，以后我们再见个面儿，好不好？……”

说话间，窗上的月光唰地溜走了。原来是，外边的天空中起了云彩，月亮已被云彩遮住。小房望望突然暗下来的窗户，将头摇了个半圆，慢慢吞吞地喃喃自语道：

“像我这虚度年华的人，真是无地容身啊！”

他的语气，虽感慨不已，但，又是迷惘的，平沓的。那三顿没吃饭似的声音，宛如更深人静时从邻家传来的喁喁私语。

“你咋算虚度年华呢？”永生说，“教书，不也是工作吗？”

“唉！教孩子认几个字，算啥工作？”

“咋能不算呢？抗日不需要识字？”

“等孩子长大了，日也抗完了……”

“抗完了日，不等于革完了命。”永生说，“小房啊，我们的革命，就像你们学校里搞接力赛跑一样，要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你教的这帮孩子，正是我们革命的接班儿的呀！”

“可是，教书这一行，对抗日救国这个当务之急，总是不能有直接贡献，所以心里怪不安的。”

梁永生装上一袋烟，和那位下棋老翁对着火儿，抽了一口，又解释说：

“我们的抗日战争，打的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嘛，就要靠人民群众来进行。所以说，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为抗日救国出力。就说小学教员吧，都是识文解字的，只要多看点书籍文件，不是可以向群众作宣传吗？要是经常给报纸写稿子，也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再把夜校办起来，并把它变成教育发动群众的场所，不又是一项抗日宣传工作吗？……”

“我觉着这些事都作用不大！”

“咋不大呢？”

“公理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宣传不宣传的，我看没大要紧！”

永生听了小房这种论调，哈哈地笑了。然后拍一下房智明的肩膀说：

“小房，你这说法错了！”

“错了？”

“错得可不轻！”

小房不以为然地说：

“反正我的看法是：要打败鬼子，离不了枪杆子！”

“这话对！”永生说，“抗日嘛，是要打仗的。打仗，离了枪哪能行！”他抽了口烟，问小房道：

“枪，自己会响吗？”

“当然不能！”

“靠啥让它响了呢？”

“人呗！”

“对！所以说，抗日，离开枪不行；离开人呐？更不行！”永生说。

房智明赞同地点着头。

永生点开了小房的心窍以后，又习惯地打开了比喻：

“咱比方说，我们抗日这桩事，好比是一个人；党中央呢，就是这个人的头脑；宣传教育战线，可不可以比作人的神经系统？反正是，党通过它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调动起来！你想想，不是吗？”

小房喜笑眉开，又连连点起头来。

突然，外边传来两声枪响。

这枪声，把战争的气氛带进屋来。

屋中，人们一阵骚动。这时，唯有梁永生镇静如常，并说：

“没事儿！”

他见人们依然有点沉不住气，又说：

“这枪，是从西边据点上打出来的。”

小房感到惊奇：

“你咋知道？”

“听枪响听常了，一听声音儿就能听出来。”

永生这么一说，人们全沉住气了。于是，他又接上了方才的话茬儿：

“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八路军。像妻子送丈夫参军的事，父亲送儿子入伍的事，哪村没有哇？”

他指着下棋老人又说：

“就说大爷你吧，不就是一个吗？”

“那不是应当应分的事吗？国家正被人家别住象眼，他年轻，去为国家出点力，那是他的本分！”下棋老人说，“我算看透这步棋了——八路军好比鱼，老百姓就是水；水离不了鱼，鱼离不开水；水没有鱼是死水……”

梁永生接言道：

“鱼离开水就活不成！”

另一位观阵的又插了嘴：

“虽说都称‘神八路’，可八路并不真是‘神仙’；不吃饭能行？不穿衣能行？……”

永生又把话接过去：

“这话对！要不是人民群众支援我们，我们这些‘神八路’呀，不得光着膀子喝西北风呀？那可就真成了‘神’喽！”

人们笑了。

那位观阵的指着永生脚上的鞋说：

“让你穿着这样的鞋打仗，我们没尽到自己的责任，真对不起你们！”

“我这鞋怎么啦？”

“破呗！”

永生大笑：

“怎么？你那鞋比我强多少吗？不服咱比比嘛！”

梁永生这个人，在联系群众方面，真是一把强手。这不光是因为他阅历多，见识广，和什么样的人都能谈得上来，主要是由于他的作风朴实，态度和善，谈吐风趣，从心眼儿里和劳动人民亲近。所以，他每到一处，只要和人家谈上一阵，就很快熟起来。要在谁家住上几天，就跟那家成了一家人。就是那些小伙子们，也并不因为他年长些而疏远他，相反，却都愿意凑合他。而且是，三凑合两凑合，就不知不觉地跟他黏到一块儿了。

而今，他说着说着，真的把那大脚丫子伸了过去，跟那人的脚摆到了一块儿。那人见永生这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官架子”，心里很受感动。他也自然多了，嬉笑着说：

“老梁，咱俩不能比呀！”

“咋不能？”

“你整天价星来夜去，枪林弹雨，拼命流血，多不易呀！”

“你们就易吗？领路，送信，拆桥，破路，站岗，放哨，挑道沟，割电线，送军粮，藏八路，救伤员，抬担架，埋地雷，挖地道……”

永生像数快板儿一样，一气儿说了这么一大溜。

他这些话，该让人们回忆起多少场景、多少事啊！因为他讲的净是些实在事儿，而且又都是人们经历过的，所以他们听后，都高兴地笑了。这笑声说明，永生这些话，使他们的胸中产生出一团暖到心窝的热情。这时，他们正在不约而同地想：“领导上对我们的估价太高了！往后还得加把劲儿呀！”

这当儿，房智明趴在桌子上又写开了。永生问：

“小房，又作啥文章呀？”

“没作文章！”小房笑了，“我想把你说的话记下来。”

“哈哈！”永生笑出了声，“你在录我的‘口供’啊！”

小房笑眯着，将铅笔尖在舌尖上蘸一下，伏下身去，在他那个小本本儿上又继续写起来。

下棋老人在装烟。

永生将自己的烟荷包递过去：

“大爷，尝尝我这烟叶儿！”

大爷并不客气。他接过烟荷包，挖呀挖地装上一锅子，点着，连吸了两口，摇摇头笑了：

“有邪味儿！”

“啥邪味儿？”

“掺假了！”

“掺的啥？”

“豆叶呗！”

永生点头道：

“你真是‘行家’！”

大爷一面抽烟，一面将自己烟口袋的烟倒出一半，装在永生的烟荷包里。

这大晌，小勇一直坐在一边，两手抱着膝盖，仰着头，腆着脸，扑闪着两只大眼睛，文文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说话儿，一言不插。他所以这么老实，是因为听入了迷呢，还是因为守着他的老师？……后来，直到大人们的话儿断了弦了，他这才从那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走出来，凑到永生的面前问道：

“大爷，俺这小孩儿们怎么抗日呢？”

他一插话，永生才忽然意识到：“哟！这一阵把他给忘了！”于是，他赶紧将小勇拉在怀里，亲昵地问他：

“你也要参加抗日？”

“嗯喃！”

“你不是早就参加了吗？”

“早参加啦？”

“忘啦？你到雒家庄去走亲的时候，不是写过‘布告’吗？”永生笑着说，“我和锁柱进村时，你那不又跟‘鬼子’干了一仗？……”

小勇那胖鼓鼓的脸蛋儿刷地红了：

“那是做游戏！”

“你做得对呀！现在岁数小，做游戏‘打鬼子’，将来长大了，就拿起真刀真枪去打真鬼子！”

小勇失望了：

“大爷净哄弄俺！”

“咋又哄弄你？”

“俺老师说过——等俺们长大了，鬼子就打没了！那俺再去打谁呀？”小勇又转向老师，“对不？老师！”

老师笑了。

永生望着高小勇这股天真无邪的劲儿，又说：

“到那时候，日本鬼子也许真被我们打没了！可是，你要知道，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的任务并不算完呀！……”

“还有啥？”

“还有那些侵略人、剥削人、压迫人、欺负人的家伙喃！”永生一字一板地说，“小勇啊，记住：往后儿，谁侵略咱，谁剥削咱，谁压迫咱，谁欺负咱，咱就同谁做斗争！”

永生一面说着，一面将拳头在半空中挥动一下儿，然后，咯咯地笑起来。这当儿，小勇的眼珠子，骨骨碌碌地转了一阵，也不知他那神秘的小心窝儿里，想了一些啥玩意儿。

沉了一霎儿。

小勇又问：

“大爷，俺眼下该做啥？”

“你们不是已经成立起儿童团来了吗？”永生扳着指头说，“站岗，放哨，领路，送信……”

“还干啥？”

“作宣传。”

“还干啥？”

梁永生想了一会儿，忽然从衣袋里掏出几个黄铜子弹壳儿，举在小勇脸前，笑笑说：

“哎，小勇，你们收集这玩意儿行不？”

小勇拿起一个，瞅着，说：

“这子弹是空的呀！”

“对！”

“能打响吗？”

“打不响！”

“那，收集它干啥用？”

“喔！有大用哩！”永生说，“咱们八路军的子弹是从哪来的？”

“不是夺来的吗？”

“对！除了夺来的，还有买来的。”

“从哪个集上买的？”

“不是从集上买的！”永生说，“从伪军手里买的。”

“伪军的子弹为啥要卖呢？”小勇问，“你不是说，子弹越多越好吗？”

“他为了钱呗！”

“他卖子弹，鬼子干吗？”

“不干呗！”永生说，“鬼子发觉了伪军偷卖子弹以后，就出了个新章程：他发给伪军的子弹，要伪军们如数把子弹壳儿交回去。这么一来，伪军们就不敢偷卖给我们子弹了！”

“呀！鬼子真坏！那怎么着哩？”

“咱就想法儿对付他呗！”

“咋对付？”

“咱先给伪军一些子弹壳儿，让他去向鬼子交差；伪军再按着子弹壳儿的数目，把子弹卖给咱。”

小勇一听，高兴起来：

“哟！这玩意儿用处还真大呀！”

房智明也发生了兴趣：

“这一手儿还真该大搞哩！”

梁永生因势利导：

“是啊！你这当教师的，应当领导着学生开展个收集子弹壳儿的运动！”永生又指着他手中的子弹壳儿说，“这个，就是别的学校的师生们收集的！”由于他把意义、用处都讲清楚了，又举出了实际例子，更进一步激发了高小勇和他的老师。教师房智明感叹地说：

“该做的抗日工作还真不少哩！”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永生说，“我还没跟你谈哩！”

“啥？”

“想让你和学生们，经常不断地去教育教育敌人——”

“教育敌人？”

“是啊！”

“咋教育法？”小房不以为然地说，“梁队长真爱逗笑谈！”

“这不是逗笑谈！”梁永生很认真地说，“前些日子，我到县委去开会，兄弟地区的同志们，介绍了这么一条经验——教师领着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利用晚上敌人不敢出来的有利条件，到据点外边去喊话，宣传我们的对敌政策，对瓦解敌人军心作用挺大……”接着，永生又把具体做法和注意的问题交代了一遍。房智明听后来了精神：

“咱也搞一下子！”

小勇首先报名挂上了号：

“老师，可别忘了我呀！”

天不早了。

永生将一卷油印的报纸留给房智明，站起身来要告辞了。

他在临走前，再次嘱咐说：

“要搞城下喊话，可一定要和民兵配合好呀！”

他说罢，又从怀里掏出一本书，递给小房说：

“小房，我借给你一本书看看。”

小房将书接在手中，一看，原来这个手抄本的书，是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这时，他的心里非常激动。你想，他是多么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宝贵营养啊！于是，他揣着感激的心情向永生说：

“梁队长，我一定对得起你这一片心——好好学习！”

永生和小勇出了校门。

房智明和屋里的其他人，一齐送到门口。

这时，几只昆虫正在阶下啾鸣。据点上，又传来几声枪响。枪声划破了春夜的宁静，余音在高空久久回荡。

房智明冲着枪声骂道：

“这杂种们太猖狂了！”

梁永生否定地摇着头：

“不！”

“咋？”

“这不叫猖狂！”

“叫啥？”

“用你这‘文人’的话说——叫恐怖！”

“这能叫恐怖？”

“小房，你替敌人想想，他们要不是心虚胆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为啥半宿拉夜的不好好睡个香甜觉儿，咕咚咕咚地乱放空枪干什么？……”

永生讲述着，人心跃动着。

在人们不约而同地齐点头的当儿，梁永生迈步下了台阶。而后，他转过身来，和送他的人们挥手告辞：

“再见啦！”

他说罢，随在小勇身后，向村里走去。

人们的目光喜望着永生的背影，直到他那高大的身形消逝在夜幕中。

夜深了。

春日的村野，万籁俱静。

天空的浮云，已被才起的夜风吹散。

北斗星好像特意为这夜行人照路似的，点燃起了闪闪的灯火。踏着星光走在回村路上的梁永生，被这直透背胸的东风一吹，觉着满心熨帖，浑身舒畅，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

“哦！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