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五册） 第七节北伐战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一六一年，金帝完颜亮（海陵王）在军中被杀，金世宗即皇帝位。一一六二年，宋高宗退位，传位给孝宗（赵昚。从此，宋、金对峙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金朝统治者着力巩固它的封建制统治，不再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战争。南宋王朝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北上抗战收复失地；一是维持现状，在江南苟且偷安。南宋统治集团内由此形成抗战派和妥协派两个派别。孝宗、张浚发动第一次北上伐金的战争，遭到了失败。宁宗、韩侂发动了又一次北伐战争，再次遭到失败。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投降派控制了南宋王朝。

（一）北伐战争的失败

宋朝自真宗以来，历代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高宗无子，收养太祖七世孙赵昚太子。孝宗即位，皇权又转入太祖一系，在当时统治集团中起着一新耳目的作用。孝宗在做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战。金完颜亮南侵，投降派纷纷要求退守，太子上书反对，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给太子讲儒学的王府教授史浩，力言太子不能领兵，改请随高宗去建康。孝宗刚一即位，就召见主战的大臣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七月，孝宗又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岳飞父子因抗金得胜而被害，引起人们长久的怀念和不平。抗战派官员和太学生多次上书为岳飞讼冤。高宗当然不予理会。孝宗即位，起用张浚，追复岳飞，表明对抗战派的支持。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一一六三年初，张浚进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孝宗又起用遭到秦桧诬陷，流落二十年的辛次膺（音鹰yīng）同知枢密院事。被秦桧以“妄议和好”的罪名贬斥的胡铨，也被召入朝。朝中的秦桧党人都被驱逐。从此，抗战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右相史浩，成为朝中妥协派的代表。

完颜亮南侵时，吴玠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史浩作相，草拟诏书，勒令吴玠撤退。川陕宣谕使虞允文极力反对，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孝宗又后悔说：“史浩误我！”再次下诏要吴玠自己决定进止。但吴玠接到前一个诏书，不敢违抗，已开始被迫撤军。金兵追击，宋兵大溃败。原来已收复的地区，又被金朝夺去。

张浚出帅江淮，作北上抗战、恢复失地的准备。抗战派纷纷建策北伐。史浩又出来反对，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这实际上是投降派放弃淮南计划的翻版。张浚认为：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筑城防也应在淮河上的泗州。一一六三年四月，孝宗召见张浚，问恢复的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进驻建康，鼓舞将士北伐。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张浚和史浩在殿上辩论，史浩根本反对恢复中原。张浚单独见孝宗，提出出兵渡江计划，得孝宗准许，不经三省，直接派兵出战。史浩听说出兵，大怒说：“我是宰相，出兵不和我商量，还当什么宰相！”上书攻击张浚、陈康伯，并请求辞相。孝宗罢免史浩相位，支持张浚出兵。抗战派胜利了。

金朝自一一六二年冬即派兵十万屯驻河南，扬言要攻取两淮。张浚大兵屯驻盱眙、泗、濠等州，金兵不敢轻动。一一六三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

李显忠原名世辅，十七岁在绥德军随父李永奇从军抗金。李永奇一家二百人全被金兵杀害。李显忠招募兵士得万人，投吴玠，转至临安，高宗赐名显忠。绍兴间，李显忠曾和金完颜宗弼军作战，收复灵璧县。因奏呈“恢复策”力主抗战，被秦桧迫害贬官。完颜亮南侵，李显忠又被起用，收复淮西州县。孝宗即位，建策出兵取宿州、濠州，攻占汴京，以通关陕，收复河东。李显忠一贯坚持抗战，斗志是昂扬的。自濠州出兵，五月初即按计划攻下灵璧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不能下。李显忠派灵璧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李、邵合兵，进取宿州。宋兵渡濠登城，在城中奋勇巷战，斩首数千，胜利收复宿州城。捷报传来，孝宗亲自写信给张浚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南宋投降派长期以来，一意求和，节节败退。宿州的胜利，使朝内外震动了。

孝宗以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攻虹县无功，位在李下，由此与李显忠不和。金兵纥石烈志宁（纥音河hé）部自睢阳反攻宿州，被李显忠打退。金军继续增兵，李、邵分兵夹攻。邵宏渊竟临阵按兵不动。对人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作战。”军官们见李、邵不和，各自奔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李显忠尽力抵御，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自城外掩袭，敌帅可擒。”邵宏渊见金增兵，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夜间自宿州撤出。金兵追至符离，宋兵大溃败。李显忠到盱眙见张浚，张浚上疏请罪。

符离战败，妥协派官员对张浚大举围攻。孝宗写信给张浚说：“今日边事，倚你为重。你不可怕人议论而心怀犹豫。前日举事，是我和你的主张，今日也须和你一起了结。”张浚接书，在海、泗、濠、滁等州部署防务，加强两淮守备。

但是，符离战败，孝宗自己已在犹豫动摇，准备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同金朝议和。辛次膺对孝宗说：今日之事，不是汤思退所能办，恐怕要有误国家。又说：臣和思退难以同列。辞官而去。七月，孝宗用汤思退为右相。八月，派卢仲贤到金军议和。金朝扬言要海、泗、唐、邓等州地。孝宗面告卢仲贤不能答应四州。汤思退却在背后告卢，可以许割四州求和。十月，卢仲贤自宿州金军回来，已许割四州。汤思退又派秦桧余党王之望出使金朝割地。抗战派官员纷纷反对。右正言陈良翰说：金国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决不可许。张浚、虞允文、胡铨等连续上书，反对求和。王之望出使，张浚又上疏说：“自秦桧主和，造成前年的大祸。桧的大罪还没有处治，他的党羽又出来作恶。现在内外议论还未定，就派出使臣议和，将来谁还替陛下效力？”张浚随后又亲自到临安见孝宗，大力陈说不可向金朝求和，请孝宗到建康，计划进兵。在抗战派一片反对声中，孝宗又有所悔悟，手诏王之望在边境待命。另派使臣去金军，说四州不可割，一定要四州，就罢和议。孝宗任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汤思退为左相（陈康伯罢左相）。汤思退唯恐和议不成，请孝宗奏禀太上皇（高宗），然后从事。孝宗大怒说：今天已不是秦桧的时候，你的议论比秦桧还不如！汤思退不肯罢休，阴谋陷害张浚。

张浚回到江淮视师，加强战备，招纳来自山东、淮北的抗金义军一万二千人，编入建康、镇江两军，又招收淮南等地壮士万余人组成万弩营，加强泗州守军。要害地点都修筑城堡。江淮增置战舰，准备武器。金朝陈兵淮上，原想对宋朝威胁、讹诈。张浚整军备战，金朝大为惊慌，赶忙撤退。事实说明，金朝这时还无力大举南侵，宋朝完全有力量抗御金朝。

但是，金兵退后，汤思退等却又大肆活动。一一六四年四月，张浚出朝视师。汤思退指使右正言尹穑（音色sè）攻击张浚拥兵跋扈，浪费国用，不调动泗州守将是抗拒朝廷命令。钱端礼攻击张浚，两淮名为备守，守未必备，名为治兵，兵未必精。一次，孝宗召朝官议事，主和者竟占一半。在妥协派的压力下，孝宗再次动摇屈服，从前线召张浚还朝，罢去相位，出判福州。陈良翰等说：“张浚忠勤，众望所归，不应去朝。”陈良翰也因此罢官。孝宗又下令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不受命，也被召还。汤思退命令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拆除张浚修筑的水陆防御工事，撤退海州、泗州守军，作割地求和的准备。

张浚被排挤出朝，在路上听说朝廷决定议和，继续上书反对，说：“尹穑奸邪，必误国事。”有人劝张浚不要再谈时事。张浚反驳说：“我久居重任，现在虽然去朝，仍盼望皇帝感悟。见到的事，怎能不说。”途经余干，病死。张浚死后，汤思退派魏杞（音企qí）去金朝议和。兵部侍郎胡铨上书反对，说“肉食鄙夫主张和议，一是胆子小，二是图苟安，三是想升官。”太学正王质也上书给孝宗，说：“陛下心志未定，听说金朝力弱，就要北伐。听说自己力量不足，就要盟守。听说金兵要来，又要割地议和。”还说：“汤思退不会为陛下作什么好事！”王质因而被罢免。汤思退将反对撤兵割地的抗战派官员二十余人逮捕入狱，又派人去金朝通消息，要敌军出动大兵来威胁议和。

金军得到情报。十月间，再发兵渡淮南侵。宋守军对这个突然袭击，全无戒备。金兵自清河口侵楚州。知楚州魏胜统帅义军拒敌。水军都统制刘宝说：朝廷正在议和，不准出兵。十一月，金兵越境入侵，魏胜军在淮阴奋勇抗敌。弓矢用尽，倚土丘抗御。魏胜对士兵说：“我要死在这里。你们能脱走的，赶快回去报告皇帝。”魏胜战死。金兵攻下楚州，刘宝弃城逃跑。金兵又入侵濠州、滁州。宋都统制王彦逃走。金兵又攻占商州，扬言索要商、秦两州地。金兵再次入侵的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罢免汤思退出朝，去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书，说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勾结敌人，请把三人斩首。汤思退路过信州，听到消息，心惊胆战，忧吓而死。王之望、尹穑被罢官。

在敌军的威胁下，孝宗继续屈辱求和，派王忭（音变biàn）到金军，答应割让商、秦两州。十二月，原来停留在镇江的使臣魏杞渡过淮河，到金朝求和。宋朝原许割让四州外，又割去商、秦两州地。交换的条件只是南宋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十万，仍交银绢各二十万。宿州战后，宋朝在完全有能力继续抗战的情况下，凭空割去大片土地，达成所谓“和议”。

此后的金朝，在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中，力图维护它的封建统治。宋、金两朝，约三十年，不再有大的战事。

（二）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反道学的论争

宋、金休战的三十年间，南宋统治集团中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在继续展开。斗争集中表现为战与守的争论，并且深入到思想领域。这时，哲学家朱熹的道学学派逐渐形成。以陈亮为代表的思想家，展开了与道学的论争。

一、抗战派的备战和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

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的十年间，是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孝宗起用虞允文，为北上抗战作军事准备。抗战派和妥协派基本上处于相持状态。

抗战派的备战活动“和议”订立后，孝宗并不甘于就此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对人说：“我每天都要游行全国一周（指处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间又召大臣入宫议事。但这时朝廷上多是妥协派崇尚空谈的文臣。抗战将领，日见稀少。一一六七年，吴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还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参预军务。一一六九年，又任为宰相。虞允文成为朝中抗战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议”约定，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孝宗很为懊恼。钦宗这时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张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钦陵寝地为名，要金朝归还洛阳、巩县地（北宋皇陵所在地），并要求改订受书礼。吏部员外郎张璘（音式shì）提出反对。吏部尚书陈良祐说，现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归版图，不久还是失掉。主张不如不要。这显然是典型的妥协言论。陈良祐贬官出朝。

孝宗决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荐李焘或范成大。李焘胆小怕死，说现在让我去，是丞相杀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见金世宗，拿出改礼索地的文书。金朝不敢杀范，回书拒绝，只说“事当审处”。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断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虽然不可能成功，但显示宋朝敢于提出挑战。政治上的意义，还是积极的。

孝宗在各地修筑城防，作抗战的准备。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挥使王琪到淮水上，视察两淮城壁，修筑扬州城。朝中妥协派官员又纷纷反对，说是怕敌人知道，引起怀疑。孝宗慨叹说：“这些儒生的议论，真是不达时务！不足恤！”此后几年间，陆续在庐州、和州、楚州和襄阳府，作防御的准备。虞允文又建策加强民间抗金武装，由官员统领教练，一旦发生战事，就可以分派守关。他估计兴元、洋州等处民间自动结集的抗金武装有七万人，已人兵籍的有两万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约有三万人。两处入兵籍的军士共约五万多人，组织抗敌，是强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计划从四川出兵，与朝廷主力军配合，在河南会师。虞允文去后，孝宗要各州军轮番训练。各州因军官贪污，衣甲兵器都不齐备，能够领兵作战的将军也很缺少。孝宗曾对虞允文说：“我近来在桌几上写了一个‘将’字，反复考虑，找不到选将的办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选练兵士，增加口粮，添置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诏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说：“军需还不齐备。”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军士都是少壮，叹息说：“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啊！”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计划又落空了。

朱熹道学集团的形成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个官吏家庭，父亲朱松做过县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岁中进士，做过泉州同安主簿。任满后，向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音同tóng）学习程学。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张浚作出兵抗金的准备，要朝内外陈述政见。朱熹上书，建策三事，一是熟讲“圣学”即《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二是停止议和及遣使索地，应先修内政，数年以后，国富兵强，看力量的强弱，再慢慢计划收复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贤能，以修政事。次年，宋军战败，汤思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议和，抗战派群起反对。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见，面奏三札。第一札说：“陛下遇事犹豫不决，就是由于不讲《大学》之道。”他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札说：国家大计有三，战、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对议和，而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札，引据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讲到抗金作战，他说：“现在朝内外的议论，都说要整顿边防、充实仓库、训练士卒，臣以为这些都不值得考虑。应该考虑的就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他说，这样，就会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势也就会自然强起来。

朱熹的三札，反对议和，要为君父报仇，但又反对备战，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见孝宗后，给友人写信说，他开始上奏时，孝宗听得很高兴，常向他问话，听到后来，就一言不发。孝宗不满朱熹的言论，要他留在临安国子监，作个武学博士，教学生兵马武艺。朱熹只好辞官不就。

此后的十年间，孝宗、虞允文积极备战。朱熹一意著书讲学，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学体系。这个号称集大成的体系，阐发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以《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维护伦常为宗旨，继承、综合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的学说，又吸收佛教禅宗和道教的理论，使二程洛学带上了更多的哲学色彩[① 朱熹理学，详见本书第七册]。

在孝宗、虞允文备战的年代，朱熹学派还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学儒学，但在备战的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儒生的空谈无用。孝宗多次对大臣们说：“近时儒者多高谈，无实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财）”，儒生“不达时变”。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赏识，不能侪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会上影响渐大，形成道学集团。

二、孝宗理财备战和陈亮等反道学的论争

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状况是：孝宗用王淮理财备战，龚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反战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为代表，社会上以思想家陈亮为代表，展开了对道学集团的论争。

虞允文死后，孝宗用叶衡为右相，龚茂良参知政事。次年九月，叶衡罢相。此后三年间，龚茂良以参知政事成为实际的宰相。孝宗对龚茂良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惟独用兵不及。”意在整军备战。但龚茂良却是朝中妥协派的代表。官员们一谈到边防利害，就要遭他讥笑谩骂。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罢龚出朝。龚茂良见要罢相，赶忙上书建策恢复失地。孝宗大怒说：“你五年不谈恢复，为什么今天又说这个！”龚茂良罢相后，孝宗起用王淮参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为宰相。

王淮在高宗绍兴末年作御史官，曾建策“刑赏、黜陟（官员升降）”的大权应集中归于皇帝。大臣“各以成法来上”，如果“依违迁就”以违制论罪。孝宗即位后，王淮先后在福建、两浙作财政和司法官。符离战后，王淮被孝宗召见，建策“择将、备器（武器）、简兵、足食”，主张继续备战。龚茂良作相，王淮在枢密院主管军务。孝宗用王淮执政，对他说：“近来士大夫多以谈农事当作羞耻。农事是国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论而不务实，还说是羞耻。”“周公、孔子也未尝不理财。”又说：“士大夫还不愿意谈论恢复失地。家里有田百亩，其中五十亩被人占据，不是就要告状么！对自己家事明白，对国事就怕谈，这算什么！”孝宗制定理财备战的执政方针，王淮作相一直执行着这个方针。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办法，把州县的积余钱物集中到朝廷，设置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备战的军需。一一七九年，封桩库只有现钱五百三十贯。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万贯，加上地方桩积钱，共达四千七百余万贯。孝宗慨叹说：“《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孝宗统治初期，曾经听从过某些对王安石变法的诋毁，这时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论点（“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再一次批驳了反理财的儒者。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检阅两浙、福建的士兵，准备作战时调集。王淮执政，据说“守边统兵之官，各当其才”，“区处军务，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谓“理财”，只是把地方的财权更多地集中到朝廷，并没有从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谓备战，也只是对军兵作一些整顿，并没有作北上抗战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备战为国策，却使朝内外抗战派大受鼓舞，纷纷上书，陈述收复失地的建策。抗战派与妥协派又展开了论争。

龚茂良执政时，曾推荐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实现。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荐朱熹入朝，因遭反对，改命知南康军。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作为他传播道学和收集门徒的活动据点。一一八○年，朱熹上书给孝宗，讲“正心术，立纪纲”，说“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才能得立。又指责朝中官员，说“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财又安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孝宗大怒，要右相赵雄分析批驳。赵雄说：朱熹是个好名的儒生，皇帝越骂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让他去作官，看他有什么本领。次年，朱熹在南康军任满，孝宗派朱熹到浙东路管理常平茶盐。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员纷纷上书谴责道学。一一八○年六月，秘书郎赵彦中上书，指斥洛学“饰怪惊愚。外假诚敬之名，内济虚伪之实。士风日蔽，人才日偷”。请求孝宗下诏，使人明了朝廷的好恶，以变士风。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东后，吏部尚书郑丙上书，明确提出反对朱熹，说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御吏陈贾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假其名以济其伪”。请孝宗“明诏中外，痛革此习”，“考察其人，摈斥勿用”。孝宗采纳陈贾的建策。朱熹由此罢官，继续在社会上讲学。

社会上坚持抗战和反对道学的代表，是思想家陈亮。永康人陈亮，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一一六九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分析当时形势，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荆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书，说孝宗“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责那些学“孔子之道”的学者阻止抗战，提倡“苟安”。他说：“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他再次建议迁都建康，守备荆襄，经过三几年，作战的形势可以建成。最后说，他这些年来“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励志复仇，.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张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并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陈亮直言无讳，纷纷反对。陈亮待命十天，又接连两次上书，说“本朝以儒立国”，“今天下之士，熟烂委靡，诚可厌恶”。陈亮上书后，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们却在伺机报复。陈亮在家，酒后论国事。一个儒生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陈亮遭受严刑毒打，体无完肤。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牍撕毁，扔到地上。陈亮被释放回家。

陈亮并没有被压服。此后几年间，陈亮继续在家著书讲学，传播自己的主张，和朱熹派道学论战。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书院的条规，把“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应用来反对讲求“功利”、理财备战。陈亮针锋相对地提出“实事实功”的主张，说：“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指责道学家“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故作高深，是借以掩盖他们无知和无能。陈亮又指责儒者的所谓“君道”，是“迂腐之论”；宣传“执赏罚以驱天下”的“霸者之术”。陈亮的学说在浙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而传播到江西。朱熹对他的门生说：“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带，甚至东莱吕祖谦的学派，也有一些门徒，接受了陈亮的影响。朱熹惊呼：“今来伯恭（吕祖谦字）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陈亮和朱熹的论争，被称为“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之学兴起，抵制着朱熹道学的传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陈亮又被捕入狱。这一次是诬指他请乡人宴会，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狱两月余，狱吏百端搜寻，找不到丝毫罪状，只好又把他放出。陈亮刚一出狱，朱熹就给他写信，说：“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这次入狱的原因，我虽然不了解，大概平日所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着劝陈亮说：“老兄高明刚决，不是不愿意改过的人。以我的想法，还是放弃义利王霸的学说，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完全以‘纯儒之道’来约束自己。”陈亮回信声明说：亮“口说得，手做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反驳“近世诸儒”所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以人欲行”的言论，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也不恶。”在这封信里，陈亮还明确指责朱熹道学是“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又申明陈学是在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朱陈之间，学说根本不同，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亮在艰苦论争的日子里，得到了抗战派将领辛弃疾的支持。辛弃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统治下的济南。完颜亮南侵时，地主家庭出身的辛弃疾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耿京派辛弃疾来南宋联络抗金。农民军中的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返回后，奋勇擒捕张安国，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宋、金宿州之战前后，辛弃疾两次上书，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弃疾任江西提刑，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见下节），充当了宋王朝的帮凶。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中，辛弃疾始终坚持抗战反金，遭到妥协派的打击。一一七八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后，历任湖南、江西安抚使，两浙西路提刑，被妥协派官员监察御史王蔺（音吝lìn）弹劾，一一八二年罢官，退居信州上饶。辛弃疾在临安时，与陈亮相识。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弃疾，但“两人戛戛（音夹jiá）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学生樊迟请学稼，孔子骂他是小人。辛弃疾退居上饶，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轩”，并用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以表示对儒学轻耕稼的异议。又作《赋稼轩》词说明此意，自比“小人请学樊须稼”，辛辣地讽刺孔丘“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友人奉和的词也说：“稼轩聊尔名斋，笑学请，樊迟心未开。”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陈亮到上饶访辛弃疾，留住十日，谈论时事。最后又同游鹅湖（山名。山麓有鹅湖寺），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到期不来。陈、辛却谈得极相合。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慨叹“剩水残山无态度”，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陈亮得遇知己，也极兴奋，和词对宋、金分裂，无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陈亮、辛弃疾都坚持抗战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完全一致了。罢官家居的辛弃疾兴奋非常，“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音争zhēng）阵马檐间铁”。他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杀到塞外，又作壮词一首寄给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亮、辛弃疾这样高涨的抗战情绪，并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而是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的共同愿望，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但是，这时朝廷上反战主和的妥协、保守势力，却正在积极活动，向抗战派展开攻击。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参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战官员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补阙薛叔似等上书攻击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挤罢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荐朱熹。这年六月，朱熹到临安入奏。有人对他说：“你的正心诚意之论，皇帝最讨厌听，不要再讲了。”朱熹说：“我一辈子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不讲这个怎么行！”孝宗见朱熹，说：“十多年没见你，你也老了。应当给你个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县。”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几天之后，兵部侍郎林栗出来反对，说：“朱熹本无学术，只是偷窃程颐、张载的绪余，谓之道学，私自推尊。带领学生数十人，学作春秋战国时（儒者）的姿态，孔孟到处游荡的风气。现在只听他虚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后，几天不来，是心怀不满。朱熹既被任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请将朱熹停罢。”周必大、薛叔似等纷纷上疏说朱熹未到任，是因为这几天有脚病。太常博士叶适上书激烈地攻击林栗，说：“考栗劾熹之辞，..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又说：往日王淮就是用这个办法“阴废正人”，林栗又袭用郑丙、陈贾之说，“以道学为大罪”，“良善受祸，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晋臣也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林栗被罢官，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见。朱熹辞不赴朝，写了长达万余言的奏书，再次申述“正心诚意”之论，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缪■熹向孝宗提出六项“急务”。一是“辅翼太子”，设置师傅宾客之官，把“古先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传告。二是“选任大臣”。他指责孝宗出于私心，不用“刚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极陋”。三、四是“振萧纪纲”、“变化风俗”。朱熹提出：十多年来，以此二字（道学）“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如同北宋时排诋“元祐学术”一样，这岂是“治世之事”！又说：外面传言，以伏节死义之士为无用。纲纪日坏，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会交臂降叛。五、六两项是“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指责虞允文为相时取户部羡余作为备战的军费，说这些钱并没有能换来金人的首级，反而使经费更加缺乏。朱熹还说，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将帅都是走私人的门路，其实是“庸夫走卒”，要靠他们修明军政，岂不误事！

朱熹进而在奏书中说：现在士大夫之论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奋厉有为的人说“祖宗之积愤不可以不掳，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复”，臣以为这都不对。现在区区东南还有不少事可虑，哪里还有什么“恢复”可图？真有志于恢复，不在于“抚剑抵掌”，而在于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说：陛下把“儒者之道”斥为“常谈死法”，而采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说”，希望富国强兵，或有近效。这个学说已经行了几年，近效也并未见到。他最后说：圣贤所传的道理，常谈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种学说（佛、老、管商、孔孟）的异同而加以辨明，就会了解我所说的都是古先圣贤之说，天经地义自然之理。

朱熹在这个奏书中，已明确提出反对出兵恢复。在他的私下谈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也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说恢复底，都是乱说”。又说：“端人正士”以复仇为非，和议为是。“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仇”。指责虞允文等“其实无能”，甚至认为“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朱熹这些言论，作为他的奏书的注脚，清楚地说明他一面主张忠君死节，反对投降，一面又主张不战不和，倡言主守，对主战者多加攻讦。

和朱熹相反，陈亮在一一八八年春，亲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势，再次给朝廷上书，提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朝）不足畏，书生之论不足凭。”请依孝宗“即位之初志”，“为经理建康之计，以震动天下”，和金朝决绝。朝廷上妥协、保守派官员大加嘲笑，说陈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当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后病死。孝宗服丧。太子惇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传位给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蔺参知政事。

三、妥协派打击抗战派

光宗赵惇位时已经四十多岁。即位前，名义上作过临安府尹，实际是长期生长深宫，不达世务。一一八八年参预政务时，他的老师尤袤（音茂mào）对他说：“大权所在，天下所争趋，非常可怕。愿殿下事无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后行，付众议而后定。”光宗即位后，宫内被皇后（李后）所左右，朝政被反战主和的官员所操纵。

光宗即位后不久，御史刘光祖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尊奉道学的主张。他从北宋讲起，说“本朝士大夫，学术最为近古”，“不幸而坏于熙（熙宁）丰（元丰）之邪说，疏弃正士（指司马光等），招徕小人（指王安石等）”，“绍圣、元符之际，群凶得志，绝灭纲常”。孝宗朝反道学的论争是“因恶道学，力去朋党，因去朋党，乃罪忠谏。夫以忠谏为罪，其去绍圣几何？”刘光祖从道学立场出发，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间思想论争的联系，他建议消除“道学之议”，“定是非，别邪正”，即坚决地尊奉道学。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写出了他的《大学》《中庸》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后，把古代的丧葬、嫁娶的礼仪，教给当地子弟。又奏请在漳、泉、汀三州“正经界”（核实田亩），画图造帐。但他自己在漳州却无法实行，只好辞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后不久，留正即支持谏官弹劾周必大罢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独专相位。留正执政时，孝宗朝一些主战的重要人物，相继受到打击。一一九○年，陈亮再次被诬陷入狱。御史台的官员指使酷吏严讯，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释放。陈贾在清江作地方官，光宗即位，将入朝奏事。御史林大中劾奏陈贾曾随同王淮制造道学的罪名，“阴谋废弃正人（指朱熹等）”，倘许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辞去，不利于稳定国家。陈贾因此不能入朝。辛弃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临安见光宗，面奏荆襄上流是东南重地，应加强防御，作抗战的准备。一一九三年，辛弃疾回福建任安抚使、福州知州，在当地设“备安库”，丰年收购粮米，备军队需粮时出售，以为可以“有备无患”，积钱至五十万贯。辛弃疾又严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亲自检覈溪县狱囚，辨释五十余人，只留十余人。辛弃疾整顿吏治，理财备战，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谏官费艾等人的攻击，以“残酷贪饕（贪吃。饕音涛tāo）”的罪名被罢免，回上饶家居。

四川一带，一直由抗战派将领吴玠、吴璨等驻守。吴璨临死时，不谈家事，只留遗嘱，请朝廷不要放弃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范大将专权的“祖宗旧法”，说“西边三将，只有吴氏世袭兵权，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派户部侍郎丘賨同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四川后，一再上书攻击利州安抚使吴挺（吴玠子）。次年，吴挺死。丘崈准挺子吴曦回四川奔丧，命知和州。又规定吴氏后人不得再领兵。抗战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权，也被剥夺了。

光宗、李后与太上皇孝宗之间，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请立嘉王扩为皇太子，孝宗不许。此后，光宗长期不去朝见孝宗问安。朝臣多上书进谏，光宗很是厌听。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试进士。一个策问卷说，重要在于施行寿皇（孝宗）的政事机要，而不在于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为进士第一（状元）。揭卷后，作者原来是陈亮。陈亮及第，被任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陈亮一生力主抗战，在即将可以有为的年月，却消逝了。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岁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视，死后也不去尸前服丧。孝宗葬礼无法进行，朝中骚动。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参知政事陈騃音ái）、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建议立太子。赵汝愚（宗室）和知閤事韩侂（韩琦曾孙，宁宗韩后叔祖。侂托tuō）请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赵扩（宁宗）即皇帝位执丧礼。宁宗即位，以赵汝愚和韩侂为代表的两派官员，又展开了争论。

（三）宁宗、韩侂禁道学和北伐战争赵汝愚是宋朝的皇族。孝宗朝中状元，曾任太子侍讲，为光宗讲授儒学。后来，出任福建军帅，镇压农民起义。他是朱熹道学的有力支持者。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又任右相，自称要学习司马光。赵汝愚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道学。朱熹在潭州得到诏命，当天就启程上路。到临安后，和赵汝愚结纳，协力排挤拥立宁宗的韩侂。朱熹多次向赵汝愚献策，对韩侂多给些钱“厚赏酬其劳”，而不要让他参预朝政。

韩侂任枢密院都承旨，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后的信任，又得到朝中抗金主战的官员的支持，其中的有力人物是参知政事京镗（音汤tāng）。京镗在高宗死时出使金朝，曾叱退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要求金朝撤除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称赞说：“士大夫（指儒生）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象京镗这样的么！”京镗执政，支持韩侂，和赵朱集团形成对立。

朱熹初次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的道学。任侍讲后，进讲《大学》。旧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请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书的机会，多次进札，对朝廷政务多加论议。朱熹又和吏部侍郎彭龟年弹劾韩侂，并在进讲时说宁宗被左右的人（指韩侂）窃取权柄。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闰十月，宁宗下诏免去朱熹的侍讲，对人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拜谏，陈傅良、刘光祖、邓驿等纷纷请求留朱熹在朝，都被宁宗拒绝。彭龟年上书攻击韩侂，说：“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所以也要陛下逐去此小人”。彭龟年被贬官出朝。次年二月，右正言李沐上言：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罢相出朝，又被劾曾图谋篡权，庆元二年（一一九六年）正月在永州病死。

一一九六年，京镗任右相。韩侂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韩、京等取得政权，演出了禁道学和北上抗金的场面。

禁止道学 韩、京执政，朝中反道学的官员，纷纷指责朱熹道学的虚伪，称道学是伪学。一一九五年，右正言刘德秀上书，说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所不为”。又说：“孝宗锐意恢复，首务覈，凡虚伪之徒言行相违者，未尝不深知其奸。臣愿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邪正。”请宁宗效法孝宗抗金，识辨道学。次年八月，太常少卿胡纮（音红hóng）上书，说“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摇动上皇（光宗），诋毁圣德”。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上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宁宗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言行不一，说：“朱熹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徒刑。知漳州，请行经界，引起骚乱。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发掘崇安弓手的坟墓来葬自己的母亲。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束修（学费）。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是那样，行为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憝（音对duì）！”沈继祖的弹劾已超出道学范围，多有攻讦。宁宗下旨，朱熹落职，朱熹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

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说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笼统承认“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改过。朱熹门徒，纷纷离去。

这年，叶翥（音助zhù）知贡举，和刘德秀等上疏，请将道学家的‘语录’之类，全部销毁。叶翥主考进士，凡是考卷讲到程朱义理，一律不取。儒学六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成为“世之大禁”。据说“士之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

一一九七年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说：“朱熹专于谋利，借《大学》、《中庸》作文饰，对他下一拜就以为是颜（回）、闵（子骞）；得到他一句话，就以为是孔孟之道。得利越多，越肆无忌惮，但还没有上边有权势的人给他支持。后来周必大作右相，想夺左相王淮的权，引用这帮人说大话，颠倒黑白，排挤走王淮。以后留正来，又借他们的党与做心腹。至于赵汝愚，素怀不轨之心。这帮人知道他的用心，垂涎利禄，甘为鹰犬，妄想得到什么意外的好处。以前的伪学，至此就变成了逆党”。刘三杰最后说：“那些习伪太深，附逆顽固者，自知罪不容诛。其他能够革心易虑的人，不必都废斥，可以让他们去伪从正”。十二月，知绵州王珪（音演yǎn）上书，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待制以上，朱熹、彭龟年、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叶适等三十一人；武臣和士人十一人；共五十九人。两年多后，朱熹病死。列入伪学逆党籍的人员，并非都是信奉道学，这就表明：宁宗的禁道学主要还在于反朋党，旨在清除朱熹所依附的赵汝愚一派官员，专任韩侂当政。

崇岳贬秦 韩侂当政时的一件大事，是崇岳飞、贬秦桧。对待南宋初岳飞、秦桧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官员争论的一个方面。封建朝廷加给死者的谥号（谥音视shì）和封号，是官方所作的评价，有时也是推行哪种政策的一种标志。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一一七九年，加谥号武穆。一二○四年，宁宗、韩侂又追封岳飞为鄂王，给予政治上的极高地位，以支持抗战派将士。秦桧死后，高宗加封他申王，谥忠献。孝宗时，揭露秦桧的奸恶，但还没有改变爵谥。一二○六年，宁宗、韩侂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缪音谬miù）。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对秦桧的贬抑，实际上也是对投降、妥协势力的一个沉重的打击。崇岳贬秦，为北上抗战作了舆论准备。

北伐金朝 韩侂胄执政，光宗朝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再被起用。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挺子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副使。家居的辛弃疾也又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在宁宗、韩侂胄决策伐金的过程中，辛弃疾起了重要的作用。

辛弃疾在一一九六年自上饶迁居铅山县。朱熹曾为辛弃疾的斋室写了题词：“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朱熹在死前几个月，还又写信给辛弃疾，劝他“克己复礼”。但是，家居的辛弃疾却是胸怀壮志，时刻以北上抗金为念。他同友人慨叹壮志难酬，作《鹧鸪天》词，历述他自壮年渡江以来的抱负：“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音掺chān）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音促cù整饬）银胡■l)箭室），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金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时，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族，正在陆续发动战争，在金朝的北边骚扰。各族人民的反金起义，也在各处兴起。金朝统治者日益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困居铅山的辛弃疾，随时在密切注视金国内部的动向。他被宁宗、韩侂胄再度起用后，一二○四年，到临安面见宁宗，力陈“金国必乱必亡”，请委付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准备出兵北伐。宋、金边境的汉人这时不断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报告金国困于北方战事和人民饥困的情况。驻守安丰军的官员，也奏报淮北流民请求渡过淮河，投附宋朝。开禧元年（一二○五年）改元，一个进士廷对，也上言“乘机以定中原”。本来准备北伐的宁宗、韩侂胄，得到辛弃疾等人的建言，在朝野抗金声中，决意发兵了。

一二○五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下令各军密作行军的准备，出朝廷封桩库金万两作军需。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一二○六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备战。毕再遇建议提前一日出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陈孝庆领兵假攻西城。毕再遇自东城杀入，金兵败溃。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喊话说：“我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中汉官出降。宋军收复泗州。郭倪来劳军，授毕再遇刺史官。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一州，现在攻下泗州两城就得一刺史，以后还怎么赏官？”辞官不受。陈孝庆继续进兵，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间武装攻下褒信县。宋军出兵得胜，形势大好。五月间，韩侂胄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伐金诏下，群情振奋，上下沸腾了。辛弃疾作词赞颂韩侂胄：“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号称“小李白”的诗人陆游，曾在四川军中“干办公事”（官名）。孝宗朝被召见，多次上书建策北伐，移都建康。光宗朝，曾作诗慨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韩侂胄初执政，在山阴家居的陆游寄予很大期望：“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櫜鞬（音高尖gāo jiān）。”朝廷果然下诏伐金，诗人大为激动了。八十二岁的陆游作诗言志，表示还要走上战场。“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也正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振奋情景。

韩侂胄出兵伐金，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军事准备却很不足。符离败后，多年没有作战，如象辛弃疾这样坚持抗战的将领，抗金投宋四十三年，也已是六十五岁的高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后来有人评论辛弃疾时慨叹说，孝宗时未能出兵中原，“机会一差，至于开禧，则向之文武名臣欲尽，而公亦老矣！”辛弃疾朝见决策伐金后，到镇江府驻守。韩侂胄推荐他的老师陈自强作相（一二○○年京镗死），引用旧日的僚属苏师旦为枢密院都承旨，辅佐指挥军事。决策出兵前，宁宗、韩侂胄解除伪学逆党籍，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但其中的某些人并不真诚合作。韩侂胄拟用广帅薛叔似去前线统帅淮西军兵，薛叔似不赴任。又命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守金陵，许及之也不出守。调任光宗时派往四川的丘崈为江淮宣抚使，丘崈辞不受命。将帅乏人，宁宗下诏：朝内外举荐将帅边守。邓友龙曾出使金朝，说金朝内部困弱，主张北伐，用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四川两翼。

韩侂胄部署北伐时，宋军中已出了内奸。早在宁宗下诏伐金前一月，吴曦已在四川里通金朝，图谋叛变割据。派遣门客去金军，密约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求金朝封他作蜀王。宋出兵伐金，金朝指令吴曦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密许吴曦作蜀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诗翰多次催促，吴曦不理。金蒲察贞领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力战。吴曦下令撤退，宋军败溃。金兵入城。吴曦焚河池，退军青野。兴元都统制毋丘思（毋音贯guàn）领重兵守关。金兵到关，吴曦下令撤防。毋丘思孤军不敌，金军陷关。一二○五年底，吴曦秘密接受金朝的诏书、金印，作蜀王，示意程松离去。程松兼程逃出陕西。吴曦叛变，宋军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金军有吴曦在四川作内奸，得以集中兵力到东线作战。宋郭倪军驻扬州，派遣郭倬、李汝翼会师攻取宿州，被金兵打败，退至蕲州。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也战败。皇甫斌又败于唐州。江州都统王大节攻取蔡州，不下。只有毕再遇一军继续获胜。一二○六年六月，韩侂胄因出兵无功，罢免指挥军事的苏师旦和邓友龙，又用丘崈为两淮宣抚使，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丘崈受命上任，就放弃已占领的泗州，退军盱眙，说是可以保全淮东兵力。宋军退守，金军分九道进兵。战争形势，由宋军北伐变为金军南侵了。十一月，丘崈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兵马。金完颜纲军陷光化、枣阳、江陵，又攻破信阳、襄阳、随州，进围德安府。仆散揆军偷渡淮水，宋兵大败，金军进围和州。纥石烈子仁攻陷滁州、真州。淮西县镇，都被金军占领。一二○六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见丘崈，示意讲和。丘崈密送金使北归。从此，丘崈多次遣使与金军谈和，暂行停战。

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崈主和，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了。开禧三年（一二○七年）正月，罢免丘崈，改命张岩督视江淮兵马。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又派遣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

这时，四川的形势是：叛徒吴曦在开禧三年正月，公然建行宫，称蜀王，置百官，请金兵进入凤州，献出四郡，并准备削发（改女真辫发）向金称臣。长期以来坚持抗战的四川军民，对吴曦的叛卖，展开了强烈的反抗。吴曦召用大安军杨震仲。杨震仲拒不附逆，服毒药自杀。陈咸剃去头发，拒绝向金朝臣服。史次秦自己弄瞎了眼睛，拒不作官。一些官员也都弃官而去。随军转运使安丙却受伪命，作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和吴曦的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等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杨巨源去找安丙说：“先生做逆贼的丞相长史么？”安丙见势不妙，号哭说：“我没有兵将，不能奋起。必得有豪杰才能灭掉此贼。”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结合兵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也在计划杀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等商议，杀吴曦后，得有个“威望者镇抚”，准备推安丙出来主事。杨君玉等伪造皇帝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反贼吴曦。李好义等七十多人闯入伪宫，宣读诏书，兵士都散去。李贵当场斩吴曦。吴曦称王四十一天，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诛灭叛徒，大快人心。军民抗金情绪，极为高涨。韩侂胄得知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说：“如能杀曦报国，以明本心，即当不次推赏。”帛书未到，安丙已奏报吴曦诛灭。韩侂胄即任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被杀，金朝大为沮丧，又无战备。杨巨源、李好义等请乘势收复四州。李好义出兵，一举收复西和州。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李好义进兵至独头岭，会合当地民兵夹攻金军。金军大败。宋兵七日到西和，所向无敌。金将完颜钦逃走。李好义整军入城，军民欢呼。李好义又请乘胜进取秦陇，以牵制侵淮的金军。安丙不许，士气大受挫折。大散关又被金兵夺去。

安丙不许乘胜北伐，却在宋军内部自相残杀。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孙忠锐。吴曦原部将王喜指使党羽刘昌国在酒中放毒药，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是自尽，报给朝廷。抗金将士，无不愤慨。由下级军官和民众武装发展起来的大好形势，又被安丙等断送了。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判断的，处在“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宋朝出了叛徒和内部的不和，部署失宜，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金，金朝先把他下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说若称臣，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等），函首以献，增加岁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代苏师旦）指挥军事。六十八岁的辛弃疾这时得病家居，任命下达后，还没有去就任，就在家中病死。

韩侂胄筹画再战，朝中主降的官员大肆活动。史浩在光宗朝病死，子史弥远这时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一二○○年韩皇后死，一二○二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曾持异议。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则和兄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史弥远秘密上书，请杀韩侂胄。杨后又叫皇子询（原名。■音眼yǎn）上书，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秘密勾结，阴谋对韩侂胄暗下毒手。他们指使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等，在韩侂胄上朝时，突然袭击，把他截至玉津园夹墙内害死。事后才奏报给宁宗。韩侂胄被暗杀，军政大权全归杨后、史弥远所操纵。随后，又把苏师旦处死。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音南nán）送到金朝，并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赔款）三百万两。金军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议”。当时太学生作诗讽刺说：“自古和戎有大仅，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又说：“岁币顿增三百万”，“莫遣当年寇准知”。北宋时，寇准坚持抵御辽朝，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重。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屈膝投敌，完全是秦桧一类的投降派！

韩侂胄执政前后十四年，权势显赫，曾与赵汝愚一党相互倾轧，最后适应朝野抗金的要求，发动北伐战争，由于坚持抗敌，遭受投降派的杀害而牺牲。但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后世史家立论，或沿袭旧说，也不免有失公允。

（四）抗金斗争和道学统治的确立

一、反投降派的斗争

杨后、史弥远发动政变后，皇子询被立为太子，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又进为右丞相。以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一举夺取了全部军政大权。史弥远随即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表明他是秦桧的崇奉者。

史弥远等投降派执政，对韩侂胄北伐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陈自强罢相，又贬到雷州安置，家产籍没。邓友龙贬南雄州安置。郭倪、张岩等罢官。辛弃疾已经死去几年，仍被加上“迎合开边”的罪名，追削爵秩。

叶适在韩侂胄禁道学时，曾因附合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籍。一二○二年解除党禁，叶适恢复官职。韩侂胄出兵北伐前，叶适任史部侍郎，向韩侂胄建策宜先防江。一二○六年，叶适出知建康府，又兼江淮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金兵来侵，建康震动。叶适派轻兵二百人夜袭金军营寨。道遇金兵，射敌甚众。又派兵劫敌营，俘掳敌兵而回。金军解围，退屯瓜步。叶适乘势派兵分道出击，获胜，金兵自滁州退走。史弥远当政，叶适因而被御史官弹劾为附会韩侂胄用兵，被罢官夺职。叶适早年在朝中政治派别的斗争中，附会过赵汝愚、朱熹一派，但他的哲学思想却与朱熹存在着分歧。叶适被罢官后，家居十余年，综论古今学术与程朱道学立异，在哲学上作出了贡献。[① 叶适的哲学思想，见第七册]韩侂胄被害后，主战的官员相继遭到贬谪。只有主和的丘崈升任江淮制置大使，又进为同知枢密院事，未就任，病死。

但是，反投降的社会力量仍在继续战斗。拥护韩侂胄抗战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愿，联络宫内外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一些民众，秘密策划杀史弥远。一二○九年五月，史弥远治母丧后回临安。罗日愿等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藏一千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史弥远和投降派官员，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但当部署确定后，出了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罗日愿，以残酷的磔刑把他处死。参与谋划的人员，也都被斩首。罗日愿事败牺牲，但他的行动，反映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和人民群众反投降的正义要求。

诗人陆游这时创作的诗篇，也反映了这种要求。陆游在路边与老农共谈国事，归来赋诗说：“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闾间：私忧骄虏（指金朝）心常折，念报明时涕每潸。寸禄不沾能及此，细听只益厚吾颜。”朝廷上投降派当政，人民群众中谈论的，却是抗敌的“忠言”。“厚吾颜”也正是对史弥远的辛辣嘲讽。嘉定二年（一二○九年）十二月，八十六岁的陆游病死，临死前还奋笔写下一首传诵的名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写在陆游死前一刻，写在史弥远残酷打击抗战派的年月，其意义远不只是诗人爱国情感的抒发，而且是反映了抗战派和人民群众“北定中原”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对史弥远屈膝投降的强烈抗议。

二、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

在此期间，金朝的景况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二○六年，即韩侂胄发动北伐的一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边（斡音握wò）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自克鲁伦河发兵，南侵金朝。蒙古骑兵越过阴山，攻下乌沙堡，突破了金朝西京路的防线。金西京路留守纥石烈执中（胡沙虎）逃跑。蒙古兵在会河堡全歼金守军。十月间，入居庸关，直达金朝的国都中都城外。金兵死守中都，蒙古军掳掠而回。一二一二年，成吉思汗又进攻金西京（大同）。金兵拒守，不能攻下。一二一三年，蒙古军再次进兵，攻下宣德州、德兴府和涿、易两州。兵分三路，攻掠山东、河北州郡。金中都陷于北、西、南三面围攻之中。八月间，金朝内部发生了政变。败将纥石烈执中杀金帝卫王允济，另立完颜珣（音荀xún）作皇帝（宣宗）。金元帅术虎高琪杀纥石烈执中。金宣宗向蒙古求降，贡献大批金宝、马匹，并把允济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一二一四年三月，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兵，在各地掳掠后退军。和当年金朝南侵时，宋朝内部的情形相似。这时的金朝统治集团内，也出现了抗战与逃走两种主张，两个派别。金宣宗成为逃走派的头目。五月间，当蒙古军退后，金宣宗率领宗室百官，运载珠玉财宝，逃离中都，迁都到南京（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南逃，再次派兵南下。次年，中都和辽东、河北、山东八百六十余城，全被蒙古军攻占。辛弃疾“金国必乱必亡”的估计，完全证实了。面对着这样的新形势，宋朝统治集团内又展开了抗金兵，还是“守和议”的争论。金朝内部也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联宋抗蒙。一是南侵软弱的宋朝，在南方扩地立国。一二一七年，金宣宗发兵渡淮，分道南侵。乌古论庆寿侵樊城，围枣阳。完颜阿邻入大散关，进攻西和州、阶州、成州。宋宁宗下诏给京湖、江淮、四川等处制置使“便宜行事”。

辛弃疾提拔的将领、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早在边地设防戒备。金兵南侵。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之说未定。我已决策，只有提兵临边，决战报国。”赵方一面向朝廷上疏主战，一面亲到襄阳部署抗敌，派孟宗政、扈再兴领兵增援枣阳，又在光化军、信阳、均州等地加派守兵，相互联络。枣阳守将赵观在城外战败金兵，孟宗政等到来，两方夹攻，金兵败退，枣阳围解。京湖将王辛、刘世兴等部在光山、随州获胜，金兵败走。赵方抗敌得胜，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请宁宗下诏伐金。一二一七年五月，宁宗下诏说：“岂不知机会可乘，仇耻未复，念甫申于信誓，实重启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勋，则亦有不次之赏。”意思是：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宁宗命将诏书传布，招谕金朝统治下的官吏军民。史弥远老奸巨猾，不置可否，坐观成败。

抗金诏下，前线将士受到鼓舞。抵抗金兵南侵的斗争展开了。但是，抗战派和妥协派的将官分布各地，或战或走，呈现出复杂的情景。四川、京湖、江淮三路的战况，也各有不同。

金军自枣阳败退后，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十二月，又以万人侵犯四川，破天水军。宋守臣黄炎孙逃跑。金兵攻下白环堡。统制刘雄放弃大散关逃跑。一二一八年二月，金兵焚烧大散关，攻破皂郊堡。三月，宋利州统制王逸率领官军及抗金民兵十万人收复皂郊堡，斩金统军将领完颜珣，进攻秦州。这时，沔阳都统制刘昌祖竟然下令王逸退兵，解散抗金民兵。宋军因而败溃。四月，金兵再攻皂郊堡，进攻西和州。刘昌祖焚城逃跑。西和、成、阶等州守臣也都弃城逃走。金兵入诸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需无数。又攻大散关，守将王立逃走。兴元都统吴政奋起抗敌，击败金兵。吴政至大散关，斩王立，奏报朝廷。刘昌祖被夺官流放。一二一九年春，金兵再侵西和州，守将赵彦呐歼灭敌军。吴政在黄牛堡与金兵作战中战死。金兵攻破大安军，宋四川制置使董居谊竟然弃职逃走。沔州都统张威起而迎战，在大安军邀击金兵，获得大胜利。金军败退。一二二○年，宋朝派安丙再任四川宣抚使（一二一四年由四川入朝，同知枢密院事）。安丙写信给西夏，约定联合夹攻金兵。九月，西夏出兵二十万围巩州。安丙命张威、王仕信等分道出兵配合。夏兵攻巩州不下，退军，不再出战。宋军师出无功。安丙罢免张威，斩王仕信。京湖一路，在京湖制置使赵方等率领下，继续英勇抗敌。一二一八年，金兵再次围攻随州、枣阳。孟宗政、扈再兴合兵抗敌。三个月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孟宗政身先士卒，金兵遇战即败。随州许国援兵至白水，孟宗政出战。两军夹攻，金兵大败。一二一九年，金军完颜讹可部再次大举围攻枣阳。赵方见金兵倾巢而来，派许国、扈再兴领兵三万，分道进攻唐、邓二州，攻打金兵的后路。孟宗政在枣阳用炮攻金兵，一炮可杀金兵数人。金兵选弩子手二千用云梯攻城，不能得逞。又掘地道攻城。孟宗政用毒烟烈火猛熏地道，金兵蒙湿毡防御。金兵猛攻枣阳八十余日，不能下，兵士疲敝。许国、扈再兴还师夹攻，孟宗政领兵出城，内外合势，士气大振。宋军直攻金营，金兵全部崩溃，完颜讹可单骑逃跑。经此一战，金军丧胆，从此不敢再来侵犯枣阳和襄、汉。唐、邓民众数万人来投宋军，孟宗政选择精壮，编为抗金武装，出入唐、邓之间抗敌。赵方见金兵屡败，十月间分派许国、扈再兴、孟宗政领兵六万，分三道出击，进攻唐、邓，不能下。孟宗政又在湖阳县大败金兵。一二二○年初还军。金兵反攻樊城，被赵方击退。京湖一路，赵方、孟宗政等统领军民，奋勇抗敌。金兵三攻枣阳，不能前进一步。宋军胜利了。江淮制置使李珏（音决jué）扼守淮水。一二一九年，金兵南侵安丰军和滁、濠、光三州。李珏派池州都统制武师道等领兵援救。金兵自光州分兵犯黄州，自濠州犯和州石碛，自盱眙犯滁州、扬州。游骑数百到东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抗金民兵分道狙击金兵：陈孝忠出兵滁州，石珪、夏全、时青等去濠州，李全、李福兄弟截击金兵归路。金兵败退，李全军进至涡口杀金将数人，又追击金兵，得胜而回。

一二二一年，金兵再侵光州、黄州。黄州城陷，宋守臣何大节投江殉国。金兵又陷蕲州，知州李诚之全家自杀殉难。扈再兴出兵应援，在金兵退路天长邀击。金兵大败，渡淮北去。李全派兵追击，又败金兵。

自一二一七年以来的六年间，金兵多次分道南侵。由于抗战将士和抗金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遭到失败，不得南下。一二二四年三月，金朝派遣使臣到宋朝“通好”，并在边地揭榜，告示军民不再南侵。金宣宗在江南扩地立国的图谋，被粉碎了。

三、朝廷政变和抗金民兵的被消灭

金兵被挫败后不久，嘉定十七年（一二二四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等再一次发动了政变。

参预谋害韩侂胄的太子询，在一二二○年病死。次年，立宗室子贵和为太子，改名竑（音宏hóng）。竑好古琴。史弥远献一善弹琴的美女，暗地监视太子，窥探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的专权祸国，深为愤恨。平日在桌几上写史弥远罪恶，说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史弥远得琴女密告，阴谋废太子。派人在绍兴民间找到一个名叫赵与莒（音举jǔ）的十七岁男子，说是宗室之后，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密谋废立。史弥远又召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授儒学，密告郑清之说：“将来事成，弥远的位子，就是你的位子。但这话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族诛。”宁宗死，史弥远、郑清之不顾杨后的反对，强行拥立贵诚作皇帝（理宗），改名昀（音云yún）。太子竑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

史弥远的政变阴谋，朝野共见，激起人们强烈愤慨。湖州人潘壬等与李全联络，约李全克日进兵接应，拥立济王珪，反史弥远。潘壬揭榜史弥远罪恶，拥济王珪到州衙，黄袍加身，但李全兵到期不至。济王珪见事不成，派人到朝廷告变。潘壬改变姓名逃往楚州。史弥远得到湖州消息，非常恐惧，赶忙捕斩潘壬，又秘密派人到湖州逼济王珪自缢，诡称病死。一些朝臣上书说济王冤枉，都被罢官出朝。理宗、史弥远的统治确立金朝山东、河北地陷于蒙古后，中原大批抗金民兵转移到淮东，投附宋朝，在挫败金兵南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史弥远等投降派却把民众武装看作危险的敌人，等待机会把他们消灭。金兵退后，制置副使贾涉写信给史弥远说：“以前的祸患，不过是金朝。现在的祸患，又有山东忠义（指抗金民兵）和北边（指蒙古），应该赶快设法消除。”一二二○年，贾涉假称召抗金民兵领袖季先入朝，在路上杀季先。季先部兵推石珪为领袖反贾涉。贾涉命李全攻石珪，石珪投降蒙古。潘壬事败被杀后，李全也很不安。一二二五年二月，李全命部下刘庆福杀宋楚州知州许国。李全占据青州。次年，蒙古攻青州，李全也投降蒙古。

李全兄李福在楚州，见李全降蒙，不能自立，杀刘庆福降宋，部下杀李福。宋朝又命抗金民兵时青等部攻李全余党。时青派人密告李全。李全请求蒙古统治者派他领兵南下，乘机灭宋。蒙古授命李全专制山东。李全穿着蒙古衣冠，军中并有蒙古官员随行。李全统率的抗金民兵变成了蒙古侵宋的别动队，性质完全不同了。李全南下，竟然首先诱杀时青，兼并了时青的部众。一二三○年初，李全占据楚州。史弥远这时见李全势大，不断馈送粮饷，说可以“少宽北顾之忧”。宋军兵士说：“朝廷唯恐贼不饱，我曹何力杀贼！”淮东安抚副使兼知扬州赵范、淮东提刑兼知滁州赵葵请讨李全，史弥远不许。十月间，李全突然发兵攻扬州。赵范、赵葵急起兵进驻扬州。李全攻占泰州作据点，全力向扬州进攻。次年正月，赵范、赵葵军获胜，李全败死。宋军乘胜进驻淮安，李全军全部败溃。

宋朝统治集团中，对待民间抗金武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主张。从宗泽、岳飞到虞允文、赵方，主张联合抗金。从秦桧到刘昌祖、贾涉、史弥远，主张乘机消灭。投降派把武装的人民看作比金朝更危险的敌人，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或者直接杀害，或者挑动自相残杀，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即使在民族战争的年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依然是多么尖锐而不可调和。

李全在抗金战争中，抗金附宋，又降蒙侵宋，杀害抗金民兵领袖，逐渐变质为只图扩大个人势力的军阀。李全后期的行动，虽然受到南宋投降派的逼迫和影响，但毕竟是投机叛卖的行径。从李全的行动，人们不难联想到：当年杨太农民军始终坚持内抗南宋外抗金朝，是多么崇高而英勇！

四、道学统治的确立

理宗初即位，朝政听由史弥远把持。一二三三年，史弥远执政二十六年后病死。理宗开始亲政，郑清之作丞相。郑清之原来依附史弥远，任相后，斥逐史弥远党羽，收召一时知名之士，掌握朝政，号称“更化”。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的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守绪（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来宋，约宋朝出兵夹攻，金亡后以河南地归宋。七月，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孟宗政子）部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正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一百二十年后宣告灭亡了。

金朝亡后，陈、蔡西北地归蒙古，以南地归宋。两军辙退。赵范、赵葵等请乘胜收复开封、洛阳。蒙古军陷开封后，掳掠而去。金降臣崔立等在城中驻守。六月，宋军全子才部到开封，汴京都尉李伯渊等杀崔立降宋。赵葵率部来开封，派别部人洛阳。洛阳被掳掠后，已是空城。七月间，宋军进驻，无军食可供。蒙古兵至洛阳城下，宋蒙交战，胜负相当。赵葵、全子才因宋军粮饷不继，不得已自汴、洛班师，回朝请罪。赵、全等被降秩贬官。

南宋联蒙灭金时，朝臣中即不断有人以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历史经验，向理宗提出警告。金朝亡后，蒙古军已经开始进攻四川和襄、樊。南宋亡国之祸，就在眼前。理宗君臣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不再作抗敌自救的部署，反而讲起“正心诚意”的道学来。

史弥远执政，曾加谥朱熹为朱文公。理宗即位前，从郑清之学习程朱道学。即位后，请道学家讲授《尚书》，习读朱熹注释的四书。一二二七年，召见朱熹子朱在，说朱熹的四书注解，“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下诏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说朱熹“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又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熹注解的四书，由于理宗的高度推尊，取得学术上的统治地位，成为儒学的必读课本。

一二三○年，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从伏牺、尧、舜，到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共十三人，说是一脉相承的道统，备加赞颂。一二三七年，又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鉴纲目》。一二四一年，理宗到太学大成殿，听讲《大学篇》，并把《道统十三赞》宣示给国子监的学生。下诏学宫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子。诏书又说，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进一步提高四书的地位，确立了朱熹道学的思想统治。

理宗提倡道学，对王安石极力贬斥。宁宗时，有人上书请罢去王安石在孔庙中的祭祀，因枢密院官员的反对，没有实现。理宗在下诏祭祀程朱等的同时，又把王安石的牌位搬出，不再祭祀。说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罪人”，“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少。”王安石向神宗直接申明“三不足”的论辩，到这时已经一百七十年了。王安石死去也已一百五十多年。理宗下诏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三不足”是“邪说”，再一次从反面说明：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说，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深远的影响。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儒学前后经过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是在西汉时期，第三次是在宋朝。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里，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为着适应当时的需要，儒家就有它的代表人物出来，变革儒学的形态，以求得儒学的继续发展。第一次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孔学发展为孟派儒学。第二次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孔孟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第三次的代表人物就是程颐、朱熹。儒学由此发展为号称继承孔孟道统的道学或理学。从西汉到南宋，孔孟儒学本来还并没有能够全面控制政治、学术。理宗树立起程朱道学的思想统治，从此，便在政治思想领域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控制了教育、科举，并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宋朝以后，孔孟儒学的影响，主要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